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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4: 210 - 22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4.020

RCEP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Conjugate Circulation Effect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 WANG Juan , 1, 2 ,
  • ZHANG Huan , 1, ※ ,
  • WEI Rongjie 1
Expand
  • 1. College of Management，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Shandong，China
  • 2. Institute of Marine Development，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Shan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4-12-30

  Revised date: 2025-04-10

  Online published: 2025-06-24

Fold

Abstract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s of the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WTO-OECD Balanced Trade in Services Database (BaTIS) in 2001-2021,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and TERGM to explore the dynamic evolution feature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njugate space of tourism service trade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gradually expanded, showing a typical "small world" network characteristic. The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shows the obvious phenomenon of central polarization, and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unbalanced. 2) China, Malaysi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are increasingly playing pivotal roles in conjugated circula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lower circulation establish close links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he upper circulation through conjugation effect, and evolve into three cohesive sub-groups which take China, Australia and Singapore as the cores. 3) The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has reciprocity effect, grade effect and time dependence effect. Per capita GDP, population density, government efficiency and border connectio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According to the above,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RCEP member states to jointly build a more open, inclusiv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core role of emerging economies in the conjugate circulation, strengthening the supply capacity of high-quality tourism service products in the "upper circulation" of tourism service trade, fostering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lower circulation", improving the market access mechanisms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trade circulation and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tourism service trade circulation.

Key words：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dynamic evolution; emerging economies; conjugate circulation effect; time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 RCEP

Cite this article

WANG Juan , ZHANG Huan , WEI Rongjie . RCEP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Conjugate Circulation Effect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4) : 210 -22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4.020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遭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冲突、经济结构失衡、技术壁垒与数字鸿沟等多重挑战的背景下，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与合作成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的重要途径。WTO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商业服务贸易总额达8.69万亿美元，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1]。旅游服务贸易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2]，还在促进文化交流、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自2011年起，全球旅游服务贸易总额超越运输服务贸易，居于服务贸易十二大门类中的首位。世界各地陆续发起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欧洲联盟（EU）、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① 等深度贸易协定，通过关税削减、服务贸易便利化等有效促进了旅游服务贸易发展[4]。其中RCEP的正式签订，不仅标志着迄今为止经贸规模最大、成员结构最多元、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经贸区正式成立，也为亚太地区国家在建设贸易强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变革与规则重构提供了可行方案。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便利化有助于提高旅游业的效率[5]，然而区域内部的旅游服务贸易联系和演化机制等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科学解释和深入讨论。WTO-OECD平衡服务贸易（BaTIS）数据库显示，2019年，RCEP成员国整体旅游服务贸易总额达到7337亿美元，占世界旅游服务贸易总额的25.5%，其中15个成员国内部的旅游服务贸易出口额达到1295亿美元，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愈发紧密的旅游贸易联系形成复杂的贸易网络。
学者们对国际服务贸易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最初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等国际服务贸易基本理论扩展到服务贸易中[6]。依托弗里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传统贸易网络分析关注以大国为核心的贸易格局的整体性刻画，以及贸易效率、竞争优势比较[7-8]。随着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刻变化，该分析框架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偏重静态格局的刻画，缺乏对国际服务贸易网络动态演化机制的深入分析；以中心度为依据，注重网络中大国/核心的地位和角色分析，侧重于贸易势能从高到低的流动，忽视了新兴经济体在服务贸易网络中的作用。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贸易往来也并非简单的“核心—边缘”关系，而是由存在共轭效应的多个环流相互影响、不断动态演化的结果。
基于此，本文利用2001—2021年WTO-OECD平衡服务贸易（BaTIS）数据库的旅游服务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法揭示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运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探讨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动态演化机制。本文从共轭环流效应视角分析旅游服务贸易网络格局及结构，重新审视新兴经济体在关系型贸易网络中的角色和地位，弥补了以往研究以核心—边缘理论为依托的不足；同时运用TERGM分析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化机制，克服了已有研究大多使用回归方法静态分析网络整体特征的局限。

1 研究综述

1.1 旅游服务贸易

依据《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规定，国际服务贸易是指服务提供者通过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4种模式向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入的过程。旅游服务贸易作为现代国际服务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是指旅游业的从业人员依托旅游资源，向全球消费者提供一系列旅游相关服务并获取经济回报的行为[9]。旅游服务贸易能够有效改变传统依赖商品贸易创汇的局面，为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10]，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关系[11]。目前，学界关于旅游服务贸易的研究多着眼于比较优势与竞争力[12-13]、贸易平衡和顺逆差问题[14]、影响因素[15]等方面。发展中国家在旅游服务贸易国际专业化分工中的规模和层次有所提升，但仍存在较为突出的“马太效应”[3]。亚太地区国家旅游服务贸易多为逆差，主要受国内旅游吸引力不足、旅游设施和服务水平不高、国际旅游市场推广不力等因素影响[16]。为此，学者们运用传统回归分析、引力模型等方法，探讨了经济水平、人口、距离、社会文化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因素对旅游服务贸易的影响[17-19]。但是，现有研究大多倾向于进行静态贸易格局刻画和一般均衡条件下的竞争力比较分析和服务贸易效率测度，侧重探讨外生变量识别和影响效用评价，对区域贸易协定尺度下旅游服务贸易的复杂交互关系和内部作用机制的关注不足。

1.2 旅游服务贸易网络

贸易网络由经济体间的进出口贸易联系交汇形成，将各经济体视为网络节点，贸易联系构成连接这些节点的边，搭建出结构复杂、特征鲜明的网络体系[20]。国际贸易中的贸易网络研究侧重于构建和分析网络模型，探讨网络结构的统计特征，分析国家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和影响因素。研究者利用网络连通性、中心性、聚类系数等关键指标，深入探讨不同产品贸易网络的特征[21]，发现服务贸易网络较货物贸易展现出更高的密度，发达国家占据中心位置[22]、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等特征[23]；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环境、地理距离、语言宗教等历史文化和社会因素[24-25]共同作用于贸易网络的形成与演变。值得注意的是，贸易网络研究中数字服务贸易、运输服务贸易、高端制造业、能源矿业及粮食等产业受到广泛关注[26-27]，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研究被严重忽视。旅游服务贸易存在显著的空间和网络依赖特征[28]，对此展开针对性的研究可以有效缓解区域空间和经济发展不平衡[29]的问题。此外，已有贸易网络研究重视核心大国的分析视角，导致复杂网络中的共轭环流效应未得以挖掘。因此有必要从动态视角将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内外生影响因素纳入考量，关注新兴经济体在旅游服务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1.3 共轭环流效应

化学中的共轭效应，是指共轭体系中由于原子间的相互影响而使体系内的π电子（或p电子）分布发生变化的一种电子效应[30]，该效应揭示了分子内部电子运动的扩展性和整体稳定性增强机制[31]。与之类似，服务贸易网络中的各个节点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贸易联系增强网络整体的稳定性。气象学中，共轭环流是指大气中由相互共轭的环流组成的系统，其位置和运动直接影响天气变化[32]。共轭环流这一概念被经济学领域重构为国际分工的“双环流”模型，即中国与发达国家通过技术资本流动、与发展中国家通过产能合作形成互补结构，体现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平衡[33]。基于此，本文提出共轭环流效应分析框架（图1），以解释RCEP旅游服务贸易往来复杂系统的协同关系。共轭环流效应的核心特征体现为强调系统的动态平衡、协同演化、多层级节点。传统核心—边缘理论具有静态、等级化、权力集中的特征，在分析单向依赖型不平等结构方面具有较强解释力，但难以解释“多中心层级”结构、数据流打破地理边界、边缘区自主协同现象[34]。共轭环流效应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动态性特征能够弥补这一不足，开放性即需存在跨边界要素流动，如跨境服务、跨国投资；互动性即要素流具有可观测的交互作用；动态性即系统需呈现时间序列上的演化特征。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要素流动呈现出非对称循环与价值捕获的特征，上环流国家通过资本输出、技术转移和服务标准下行，驱动旅游产业链的现代化升级；下环流国家则通过资源供给和数据要素上行实现价值回馈。由于节点间存在“强俱乐部”效应和跨层连接缺失，形成了具有战略价值的结构洞位置。枢纽国家可依托其要素禀赋的异质性优势、市场规模的虹吸优势、制度创新的后发优势等占据这些结构洞，通过构建跨层级的“桥梁连接”，既增强自身在价值链中的议价能力，又能优化网络拓扑结构，缓解核心—边缘的结构效应，提升网络的共轭稳定性和发展包容性。立足共轭环流效应，能够着力避免“中心—边缘”简单叙事，主张发展中国家可通过“枢纽战略”主动重塑环流格局，而非被动接受梯度转移。
图1 共轭环流效应分析框架

Fig.1 Analysis framework of conjugate circulation effect

2 研究方法和数据

2.1 复杂网络分析

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可以抽象为一个有向加权的复杂网络N=（G，A，E，W），其中G是每个时期的节点集合，表示参与旅游服务贸易的国家。有向邻接矩阵A=[aij]表示两国之间是否存在旅游服务贸易关系，由于各经济体间不存在任何增加值贸易的情况较少，此时邻接矩阵A接近全1矩阵，会显著降低网络分析算法的解释力。结合数据特征，对比已有对贸易关系阈值的设置办法[35]，仅保留每一年各国大于1亿美元旅游服务贸易额的贸易关系。筛选后的历年网络贸易关系均占到对应网络总贸易关系的89%以上，说明提取阈值后的网络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基于国际收支统计惯例，旅游服务贸易出口额主要指非居民（外国游客）在本国境内因旅游活动产生的消费支出，属于本国的服务贸易收入。邻接矩阵A具有双向非对称性，aij​聚焦i国的入境旅游优势；aji​聚焦i国的出境旅游倾向；二者独立判定，可同时为1（双向强互动）或单侧为1（单向依赖），体现国家间旅游供需关系的动态差异。E为以各国或地区之间旅游服务贸易关系所构成的边集合。两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表示边权重矩阵W。2001—2021年的国家（地区）旅游服务贸易数据来自WTO-OECD平衡服务贸易数据库，涉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包含的15个成员国。网络平均度、平均加权度、网络密度、平均路径长度、平均聚类系数、加权入度、接近中心度等网络结构指标通过Gephi内置算法计算得出。

2.2 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

指数随机图模型（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s，ERGM）被广泛地应用于研究网络关系的统计模型，该方法基于静态截面网络数据综合考虑网络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对网络关系生成的影响[36]。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是指数随机图模型的延伸，通过引入时间维度来捕捉网络随时间演变的动态特征，适用于分析旅游服务贸易网络这类具有显著时间依赖性和动态变化特性的复杂系统。TERGM考虑了不同时间节点间网络数据的相关性，加入时间依赖项的测度，通过模型估计、仿真、检验等一系列步骤得到尽可能接近于真实网络的仿真网络[37]，使得模型估计更加准确合理，因此本文选取该模型探究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化机制（表1）。模型设定如下：
P N t + 1 θ t , N t = 1 / c e x p ( θ 0 E d g e s + θ 1 M u t u a l + θ 2 T t r i p l e + θ 3 T r a n s i t i v e t i e s + θ 4 C t r i p l e + θ 5 V a r i a b i l i t y + θ 6 l n P O P _ s e + θ 7 l n G D P p e r _ s e + θ 8 l n P O P _ r e + θ 9 l n G D P p e r _ r e + θ 10 P S N V + θ 11 G o v E F + θ 12 T r a d e + θ 13 C o n t i e n t + θ 14 B o r d e r + θ 15 L a u g u a g e
式中：Nt+1、 Nt分别表示t+1和t时期的旅游服务贸易网络；c为归一化常数，0<1/c<1；θ0，θ1…θ15为模型的参数，分别对应各个网络统计量的权重。Edges类似于传统回归模型中的截距项，表示网络边数，其参数控制网络的密度。下标se和re分别代表变量属性为发送者和接收者；其余参数解释见表1。
表1 TERGM主要变量及含义

Tab.1 Main variables and explanation of TERGM

变量名称 表达式 含义
边（Edges） 网络中边的数量
互惠性（Mutual） 网络节点形成双向贸易关系的倾向
三元组（Triple） 网络中3个节点两两相连的结构
传递性（Transitivity） 网络中3个节点形成如下关系的倾向，i→j，j→k，i→k
循环性（Ctriple） 网络中3个节点形成如下关系的倾向，i→j，j→k，k→i
变异性（Variability） t期整体网络格局在t+1期发生变异的趋势
发送者（lnGDPper_se） 节点的发达程度和人口规模对网络中发出关系的影响
发送者（lnPOP_se）
接收者（lnGDPper_re） 节点的发达程度和人口规模对网络中接收关系的影响
接收者（lnPOP_re）
节点属性（PSNV）
节点属性（GovEF）
节点属性（Trade）
节点属性（Continent）		 趋同政治稳定程度对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关系形成的影响
趋同国家政府效率对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关系形成的影响
趋同国家贸易规模对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关系形成的影响
趋同国家所属大洲对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关系形成的影响
接壤关系（Broder） 接壤关系、语言关系对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关系形成的影响
语言关系（Lauguage）

3 复杂网络结构分析

3.1 拓扑结构特征

①RCEP各国积极融入贸易网络，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共轭空间逐渐扩大。从网络节点来看，从2000年的11个增至2019年的15个（图2），参与旅游服务贸易的经济体逐渐增加。就网络边数而言，旅游服务贸易联系数从2000年的55条增至2019年的118条，15个成员国旅游服务贸易联系更加紧密。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造成旅游产业链循环受阻，网络联系数从2019年的118条下降至2021年的48条，表明旅游服务贸易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要求较高。从2001年至2019年，网络平均度从5提高至7.867，年均增速2.867%，网络结构更加紧密；平均加权度从2104.389提高至8473.259，各国对贸易伙伴平均的旅游贸易额日益增长。从网络密度看，2001—2019年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密度由0.5变化为0.562，受成员国间的政策差异、经济波动或地缘政治风险等多种因素影响，尽管贸易联系数和平均度在增长，但网络密度的波动表明贸易网络的连通性或紧密程度并未持续提升。
图2 2001—2021年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

Fig.2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in 2001-2021

②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呈现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网络在具有较短的平均路径长度的同时，有较大的聚类系数）。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与平均聚类系数呈反方向的变化趋势，平均路径长度的最小值为1.356，对应的聚类系数为0.826（图2）。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在0.477~0.840之间，2005—2019年总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网络内部趋于更加凝聚，有助于旅游服务贸易在区域内的快速流动和资源共享。网络平均路径长度在1.356~1.538之间，较短的平均路径长度反映出该网络的高连通性和高效率，“上环流”发达国家与“下环流”发展中国家能够发挥新兴经济体的枢纽作用[33]，更迅速地建立旅游服务贸易联系。
③中国在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从2001—2021年，中国的加权入度排名直线上升，自2007年起居网络首位，表明中国在全球出境旅游市场中长期占主导地位。中国的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排名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并且多个年度排名第一，说明中国在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逐渐处于巩固中心位置，在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的“枢纽”作用更加突出。

3.2 贸易流动特征

为直观刻画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双向贸易流动，将其进行可视化呈现。以2001、2010、2019和2021年4个时间节点的数据作为贸易关系不同阶段的象征，环形坐标刻度线数值反映该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出口额（入境旅游）总规模（单位：百万美元），对应内部线条表示该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来源，线条颜色与双向贸易关系中出境旅游规模较大的国家保持一致（图3）。具体特征如下：
图3 RCEP旅游服务贸易比例弦图结构演变

Fig.3 Structural evolution of tourism service trade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in 2001-2021

①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心性极化明显，空间呈现“三足鼎立”格局。从2001年至2019年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边经历从稀疏到稠密的显著变化，网络复杂性日益增强，存在网络中心性极化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大规模的旅游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整体构成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核心势力并且不断强化，存在明显的空间邻近溢出效应。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营商环境，网络权重度和网络中心性逐渐增强。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虽然权重度和接近中心性较低，在网络中虽据非核心地位，但在网络中的连接稳定。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旅游服务贸易体量较小，在网络中权重度较低，体现出网络中心的极化特征。亚太地区旅游服务贸易多为逆差，与欧美地区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②旅游服务贸易网络连通性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共轭环流中的枢纽作用增强。2001年日本在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占据核心地位（图3a），2010年中国经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取代了日本在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占据的最核心位置（图3b）。中国凭借其贸易规模与地理位置优势，积极融入“上环流”的高端旅游服务贸易体系，与发达国家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共同推动高品质旅游服务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加强与“下环流”发展中国家的旅游服务贸易联系，通过提供技术援助、经验分享、市场拓展等多方面的支持，以合作共赢促进旅游服务贸易的均衡、包容性增长。处于亚太地区核心地理和交通区位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权重度和聚类系数指标呈现增长趋势，成为与网络中与其他节点的连接紧密的重要枢纽。2019年，各国权重大幅度增加，整体贸易规模扩大为2010年的3倍，中国仍作为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权重最大的国家，在旅游服务贸易中桥梁作用凸显（图3c）。越南和菲律宾，柬埔寨、老挝、缅甸等新参与者，尽管仍然属于边缘类别，但具有增长态势，表明RCEP的网络正在扩展和良性深化发展，得益于区域经济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旅游政策协调，旅游服务贸易网络整体连通性增强。
③旅游服务贸易网络连接存在高依赖和脆弱性、低适应性和恢复力。2021年，受COVID-19影响[38]，旅游服务贸易整体权重下降至2010年之前水平，网络波动剧烈，体现旅游服务贸易联系的脆弱性、低适应性和恢复力（图3d）。日本在2021年权重度相比之前的年份大幅度下降。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在网络中的旅游服务贸易联系紧密程度明显下降。老挝、缅甸等这些国家的权重度和中心性指标相对较低，在全球旅游服务贸易中的可见度和参与度不足，依赖性明显，因而在全球或区域旅游市场变动时面临较大的脆弱性。小贸易规模体量的国家旅游服务贸易的外部敏感性尤其明显，文莱、柬埔寨旅游服务贸易跌出阈值。旅游服务贸易往来受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引发的旅行限制政策、地缘政治关系、居民出游态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巨大，各国在网络中的地位、加权度数值、连接紧密程度大幅度降低。

3.3 凝聚子群结构特征

基于2001、2010、2019、2021年的旅游服务贸易关系数据，对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凝聚子群结构及演化进行探索和分析（图4）。从2001年到2021年，下环流发展中国家通过共轭效应与上环流发达国家建立紧密联系，存在明显的凝聚子群划分。随着时间的推进，凝聚子群间存在整合分裂的演化过程。
图4 RCEP旅游服务贸易凝聚子群结构演变

Fig.4 Condensed subgroups distribution of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in 2001-2021

①2001年，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发育了3个凝聚子群（图4a）。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日本—韩国—中国—泰国—越南—菲律宾”凝聚子群，得益于这些国家地理的邻近性、交通的可达性、旅游资源和文化接近性等，6个国家的旅游服务贸易往来密切；其次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凝聚子群，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金融、旅游和转运中心，发挥旅游服务贸易的优势，与邻国在旅游服务贸易上有着紧密的合作和交流；第三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凝聚子群，同为南太平洋地区的英联邦国家，凭借制度相似性和地理邻近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经济联系及旅游服务贸易合作紧密。②2010年（图4b），“中国—日本—韩国—泰国—越南—菲律宾”凝聚子群的中国取代日本成为该子群的核心，菲律宾和越南旅游服务贸易联系度增势明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凝聚子群吸引文莱的加入，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联系愈发紧密。③2019年，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凝聚子群中的国家数量达到最大（图4c），15个国家演化为3个凝聚子群。以中国为核心的凝聚子群仍然是主力军。“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凝聚子群保持稳定。“澳大利亚—新西兰”凝聚子群吸引了日本、菲律宾、越南的加入，成长为新子群，彼此之间旅游服务贸易联系频繁。2010—2019年，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凝聚子群数量保持稳定且规模总体扩大，表明凝聚子群逐步形成和集聚。④2021年，凝聚子群经过合并、分裂、重组后缩减至2个凝聚子群（图4d）。以中国、韩国、澳大利亚为核心，共包括11个RCEP成员国在内的凝聚子群占据重要位置。“日本—越南”独立为新的子群，以日本为核心的凝聚子群也经历了从规模减小，影响力减弱的历程。受新冠疫情影响，2019—2021年凝聚子群数量明显下降。
总体而言，旅游服务贸易趋向于全球化和一体化，凝聚子群逐步演化成分别以中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为核心的三大稳定凝聚子群。以新加坡为核心的凝聚子群相对稳定且有缓慢扩大的趋势；以中国和澳大利亚为核心的2个凝聚子彼此相互影响和融合重组。自2009年开始，中国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大力推进旅游国际化进程、发展开放型经济，从旅游服务贸易参与国变成旅游服务贸易引领国。地理邻近性是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凝聚子群发育的重要驱动因素，区域内部旅游服务贸易仍有进一步拓展空间。

4 TERGM演化机制分析

4.1 内生机制

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内生机制可视为网络中已存在的贸易关系会对新贸易关系的产生造成影响，具体包括互惠结构效应、等级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互惠效应可以测量各节点的互惠关系趋向，其代理变量是互惠性（Mutual）。等级效应反映网络中的各个经济体之间以群体形式进行贸易的趋势，可以用三元组（Triple）、传递性（Transitivity）、循环性（Ctriple）指标表示。其中，三元组代表网络中紧密的小团体；传递性代表选择贸易伙伴的合作伙伴的倾向；循环性代表贸易的闭环。如果贸易网络中存在等级效应，则贸易关系更有可能从高水平流向低水平。这体现在循环闭合系数显著为负，传递闭合系数显著为正。时间依赖效应的代理变量可以用变异性（Variability）表示，用以描述随着时间推移，贸易关系网络变化的倾向。本文分别采用t期网络中节点关系在t+1期中产生中断现象的倾向、t期网络中节点关系在t+1期中形成新的节点关系的倾向这两种情况用以模型设定。

4.2 外生机制

网络的外生机制是指网络节点的外生属性对网络关系形成与演变的影响，由行动者属性和网络协变量效应组成。行动者属性是指网络节点自身所具备的特性。由于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质量的旅游服务水平，经济体的综合实力和发达程度会对旅游服务贸易关系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19]。较大的人口规模通常会带来更高的市场需求、消费能力和文化影响力，贸易规模的增加会促进双边旅游服务贸易关系的形成[15]。政治稳定是吸引国际游客和投资的重要因素[39]，政府的高效管理有助于优化服务贸易环境[40]。因此，各国的发达程度（GDPper）、人口规模（POP）、政治稳定和无暴力（PSNV）、政府效率（GovEF）、贸易规模（Trade）及所处地理位置（Continent）被选作影响旅游服务贸易进出口行为以及贸易伙伴的选择的重要指标。网络协变量是网络层面的统计量，地理因素是制约旅游服务贸易行为和规模的重要因素[18]，国家在官方通用语言上的相似性或许会促使旅游服务贸易活动的增加[17]，将各经济体之间的接壤关系网络（Border）、语言网络（Language）作为外生网络协变量纳入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

4.3 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TERGM探讨网络演化及形成机制需对2001—2021年的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进行估计与拟合（表2）。在基准模型1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互惠效应、等级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等内生结构效应以进一步探究旅游服务贸易网络演化及形成的内生机制。模型4和模型6为时间依赖效应选取不同变异性（Variability）指标的结果对比，并进一步针对拟合效果更佳的模型6进行分析。
表2 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TERGM实证回归结果

Tab.2 Empirical results of TERGM of tourism service trade network of RCEP member countries

网络统计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Edges -10.5562*** -12.3675*** -12.1095*** -12.8253*** -13.1847***
Mutual -1.3219*** -0.5645** -0.4772** -0.4859**
Ttriple 0.2790*** 0.2644*** 0.2648***
Transitiveties 0.9673*** 0.9555*** 0.9587***
Ctriple -0.7528*** -0.7241*** -0.7229***
Variability -0.6738*** -0.3369***
lnPOP_re 1.6940*** 1.6676*** 0.9700*** 0.9907*** 0.8526*** 0.9988***
lnPOP_se -0.3073** -0.0003 0.2603** 0.4163*** -0.9945*** 0.4102***
lnGDPper_re 1.0189*** 0.9813*** 0.6381*** 0.5903*** 1.8239*** 0.5969***
lnGDPper_se 0.0799 0.2095 0.3442** 0.3608** 0.9337*** 0.3680**
PSNV 0.3744*** 0.4803*** 0.3896*** 0.4396*** -0.9817*** 0.4378***
GovEF -0.7845*** -0.9117*** -0.7415*** -0.7405*** -2.1025*** -0.7446***
Trade 1.4513*** 1.8425*** 1.5445*** 1.6793*** 0.9376*** 1.6798***
Language 0.2113 0.2262 0.1008 0.0484 0.0605 0.0608
Border 1.0708*** 1.3069*** 1.4687*** 1.6118*** 1.1710*** 1.6088***
Continent 1.9808*** 2.4551*** 2.0891*** 2.2145*** 1.2656*** 2.2204***

注：***、**、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结果显示，互惠性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存在明显的单向输出情况，这与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明显的现状相符。三元组和传递性系数明显为正，意味着该网络中的传递闭合结构数量正在增长，进而使得传递结构的形成与维持变得更加容易。循环闭合性的系数显著为负值，说明旅游服务贸易关系更加倾向于沿着特定的流动方向进行，网络表现出一定的等级性。变异性系数为负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在时间演化过程中倾向于减少动态变化，网络结构的“惯性”较强。总体而言，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演化与形成会受到互惠效应、等级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的影响。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呈现显著的非对称互惠特征和循环闭合性负向显著，证实“上环流－枢纽一下环流”结构的层级性：即各国在服务贸易网络中的定位受资源禀赋与市场权力影响，上环流国家作为规则制定者，具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优势、需求侧主导权、价值链顶端控制；下环流国家作为资源提供者与市场承接者，资源与劳动力依赖，旅游资源禀赋突出，但附加值捕获率低。传递性系数显著为正，揭示枢纽国家通过中介功能串联上下环流节点。枢纽国家作为通道控制者与规则翻译器，兼具资本吸收与技术输出能力，承担网络中介功能和双向势能转换能力。
外生变量中，PSNV、Trade、Continent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政治稳定、贸易规模相近、处于同一大洲的国家之间更倾向于建立贸易联系，促进旅游服务贸易环流的形成和共轭效应的产生。lnGDPper_se、lnPOP_se、lnGDPper_re、lnPOP_re的系数均为正值且显著，表明经济体越发达、经济体的人口规模越高，对外发展贸易出口和接收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关系的机会越大，越有利于加强环流内部联系的紧密性和稳定性。外生变量中地理邻近与经济规模的显著影响，表明环流强度受空间摩擦成本与市场势能的共同约束。GovEF的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网络中的低政府效率的国家，由于自身经济体量小，技术水平低，因此更倾向于与高政府效率的国家开展合作来实现互利共赢，以充分发挥上下环流的共轭效应，凸显了低效国家通过效能梯度补偿机制主动嵌入环流的策略选择。
在网络协变量方面，Border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接壤关系会对贸易网络产生积极影响。Language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虽然RCEP国家在官方语言的设定不同，但是并未显著影响各国旅游服务贸易往来，一方面是由于英语普遍作为国际商务通用语言，大大降低了各国语言的交流障碍；另一方面是旅游服务具有特殊性，游客会更加注重异地体验性。
总体来说，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关系的形成和演化会受到内生和外生机制的双重影响。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是由要素势差、制度响应与历史路径共同塑造的复杂共轭系统，其非对称互惠性、层级传递性、时间依赖性等实证特征与共轭环流效应高度契合，揭示了动态演化的“非均衡—调适—再均衡”循环。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发展需兼顾网络结构的现实刚性与动态突破的可能路径，通过多层级共轭演化推动区域旅游服务贸易从“核心-边缘”向“共轭共生”转型。

5 结论和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01—2021年的双边旅游服务贸易数据，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和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分析方法，对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共轭环流效应及其演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规模联系增强、关系趋于复杂化，且呈现出典型的“小世界”特征，“上环流”与“下环流”国家能够发挥新兴经济体的桥梁作用，更迅速地建立新的旅游服务贸易联系。大规模的旅游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地理空间上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贸易网络还呈现明显的凝聚子群特性，2001—2019年分化整合为以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为核心的三大凝聚子群。②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新兴经济体的共轭枢纽作用逐渐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桥梁”国家既致力于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补齐旅游服务质量短板，逐步渗透并提升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也作为资本、技术和经验的输出者，协同伙伴国家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促进国际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41]，形成了独特的共轭环流格局。处于亚太地区核心区位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权重度和聚类系数指标呈现增长趋势，成为与网络中与其他节点的连接紧密的重要枢纽。③新兴经济体能否作为共轭环流中的关键枢纽，受其经济发展速度和贸易体量的影响，也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中国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旅游服务贸易体量大且频繁，且地域面积辽阔，与RCEP成员国越南、老挝、缅甸3个国家接壤，与日本、菲律宾、韩国等6个国家隔海相望，在共轭环流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④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形成受到互惠效应、等级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的影响，贸易关系倾向于沿着特定的流动方向进行，网络结构的“惯性”较强。受外生变量的影响，政治稳定、贸易规模相近、处于同一大洲或存在共同边界的国家之间更倾向于建立贸易联系。经济体越发达、人口规模越高，对外发展贸易出口和接收旅游服务贸易进口关系的机会越大，越有利于加强环流内部联系的紧密性和稳定性。低政府效率的国家，由于自身经济体量小，技术水平低，因此更倾向于与高政府效率的国家开展合作来实现互利共赢，以充分发挥上下环流的共轭效应。共轭环流效应不仅是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动态演化的核心驱动力，更是打破“核心—边缘”固化格局、推动空间权力再分配的关键机制。

5.2 理论启示

不同于一般均衡状态下的全球尺度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和贸易效率研究，本研究以区域为尺度深入剖析了旅游服务贸易这一复杂网络拓扑结构、贸易流向、凝聚子群结构，更为科学、系统地揭示了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的资源配置特征和生产关系嵌入水平。本文首次应用共轭环流效应解释区域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结构与形成机制，发现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的复杂流动现象具有与自然科学类似的共轭环流特征。以该视角切入，跳出了单一“核心－边缘”范式局限，注重更加“去中心化”和复杂、多元的关系网络结构。具体而言，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可以划分为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形成的“上环流”以及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的“下环流”，各国家的资源互补性、政策协同性和市场互动性促进了共轭效应的形成和资源、资本、信息和游客的跨国高效流动，进一步增强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共轭空间联系的紧密性和稳定性。凝聚子群是下环流发展中国家通过共轭效应与上环流发达国家建立紧密联系的横向作用体现。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占据重要地理位置的新兴经济体，扮演“共轭环流”中重要枢纽的角色[42]，对于促进RCEP旅游服务贸易价值链分工、各国旅游服务贸易合作共赢以及价值链环流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共轭环流理论的动态分析框架，能够帮助RCEP成员国更好地识别和解决旅游服务贸易网络存在问题，避免“中心—边缘”简单叙事，揭示环流体系的非对称互惠本质，重视新兴经济体在旅游服务贸易中的枢纽功能，主张发展中国家可通过“枢纽战略”主动重塑环流格局，促进区域内部服务贸易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5.3 实践启示

进入21世纪，全球化的叙事逻辑和生产组织方式正经历显著的“空间转向”，从以资本积累为核心转向以提高区域协作水平为目标，新兴经济体在旅游服务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得以凸显。从经济地理学视角看，RCEP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化与共轭环流效应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空间结构优化。“上下环流”及“桥梁”国家的互动不仅体现了资本、技术与资源的梯度转移，更揭示了制度创新与空间重构的协同逻辑。从实践层面来看，本研究对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优化亚太地区旅游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贸易效率和竞争力、推动旅游服务贸易网络由“中心虹吸—边缘失语”转向“多节点共生—全域网络化”的均衡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①推进旅游服务贸易“上环流”高质量旅游服务产品供给侧改革。新兴经济体后发国家常处于技术劣势地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国家间的合作本质上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一种技术模仿与追赶行为[43]。新兴经济体应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主动嵌入中日韩澳等核心国家的旅游服务价值链，提升旅游产业的竞争力和附加值，促进不同规模和类型的旅游服务多层次流动。②激活“下环流”中边缘国家的潜力，以“包容性增长”为目标重构空间结构。老挝、缅甸等边缘国家长期面临旅游基础设施薄弱与市场竞争力不足的困境，需要着力提升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服务能力[44]。更关键的是，需将边缘国家的本土文化资本转化为可贸易的旅游产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包容性发展，推动网络中心性的平衡发展。③完善贸易环流各国的市场准入机制，为激发共轭效应提供政策合力。优化RCEP成员国之间的旅游服务贸易协商机制，就市场准入、签证便利化、旅游安全合作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抓住“一带一路”发展机遇，通过加强跨国区域旅游合作构建“旅游共同体”，推动形成良性互动、多方共赢的旅游服务贸易格局。④推动旅游服务贸易共轭空间的数字化变革和信息共享。发挥新兴经济体在“共轭环流”中的桥梁作用。借助数字化平台提升旅游信息的透明度与可及性，实现旅游资源的共享与互补。依托互联网平台推广各国历史文化故事，深刻塑造游客对跨文化旅游的感知和体验[45]。加强国际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确保旅游市场的公平竞争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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