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Economic geography >

2025 , Vol. 45 >Issue 4: 146 - 15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4.014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Paths of Rural Areas in Metropolitan Fringe: A Case Study of Cuigang Village in Hefei City of Anhui Province

  • WU Shiqiang , 1 ,
  • YE Chao , 1, 2, ※ ,
  • CHEN Xiaohua 3
Expand
  • 1.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 3.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Planning，Anhui Jianzhu University，Hefei 230601，Anhui，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1-26

  Revised date: 2024-12-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6-24

Fold

Abstrac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result of a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ing forces. It is worth studying how external forces intervene and influence rural development. Taking Cuigang Village in Hefei City of Anhui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theory of rural spatial production, constructs a new logical framework of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intervention of art. It explores the path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n urban fringe areas. After the artists entered the countryside,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Cuigang Village improved and the income of villagers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material space in the countryside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living space to commodified space, the social space shifted from compact neighborhood relationship space to multi subject mixed and discrete complex network space, the cultural space shifted from traditional local culture to symbolic art spac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space, social space, and cultural space in Cuigang Village have brough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s well as serious differentiation of material space, dissolution of compact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heterogen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al space requires new ideas for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spatial justice as the goal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broad social space, promot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rural space, achiev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rebuild new villages with stronger local identities.

Key words： rural space transformation; rural gover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ization; social space; spatial production

Cite this article

WU Shiqiang , YE Chao , CHEN Xiaohua .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Paths of Rural Areas in Metropolitan Fringe: A Case Study of Cuigang Village in Hefei City of Anhui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4) : 146 -15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4.014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及城镇化的快速演进，中国已进入超流动性社会。城乡二元制度壁垒的不断消解，加速了人口、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城乡间的频繁流动。在新时期城乡互动关系的强烈冲击下，乡村地域空间中的要素、结构、功能及社会关系正经历不同程度的转型与重构[1]。新时代以来，国家先后颁布了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强调充分发挥乡村经济、生态、文化等多元价值，推动乡村空间多功能转型[2]。但是，由于长期城市偏向的制度影响，中国城乡发展还面临土地分治、人地分离的现实矛盾，乡村普遍存在市场链接能力低、资金匮乏、基层治理弱化、土地利用低效等问题，仅靠乡村自身难以实现全面振兴[3]。资本、艺术等外部力量介入推动乡村空间转型由此成为有效耦合乡村“人—地—业”等多元要素、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4-5]。作为城乡间土地利用、人口和社会特征交错的过渡地带，都市边缘区涌现了观光旅游、康养研学、休闲农业等新兴乡村经济，成为多主体、多功能和混杂性交织的社会空间复合体[6]。然其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亦产生乡村生态环境恶化、村民边缘化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一系列空间矛盾[7-8]，为乡村转型发展带来了生态、社会、文化和治理等方面的全新挑战[9]。超流动性社会背景下，乡村空间和社会已被重构，要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并完善乡村空间治理体系，必须聚焦典型乡村案例，进行新的理论建构与实证分析。
乡村空间转型是指在内外部多重驱动力综合作用下，乡村地域由单一静态功能空间转变为兼具城乡生产、消费、居住、休闲等多功能复合空间的过程[8]。目前，既有研究大多以空间三元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资本三次循环理论为支撑[10-12]，对政府、企业、乡贤、游客等不同行动者介入推动的乡村空间绅士化、消费化、景观化等现象展开分析[13-15]，推动乡村空间转型的概念内涵由传统的物质、经济空间拓展至社会、文化空间等维度[16]。乡村空间转型的过程、机制及规划应对策略涉及不同尺度。其中，宏观层面上主要关注区域乡村三生空间演化特征、转型模式及动力机制与优化路径的区域差异[17-19]，微观层面上则聚焦于乡村产业结构、社会构成、人居环境等的变化情况[20-21]。当前，在市场经济主导模式及城市消费文化共同驱动下，艺术与资本下乡已逐步成为乡村空间转型的重要推力[22]。艺术在美化乡村景观、带动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农民增收、传承地方文化的同时，也伴生着乡村空间符号化、异质化和错位化的问题[23-24]。作为城乡要素频繁流动的主要场域，都市边缘区乡村以其复杂性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转型的主要特征、现实问题及治理路径等均不同于其他地区，其旅游开发的背后充满了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是市场需求拉动、政府规划引导等外生因素和资源本底、区位条件、经济基础等内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25]，并呈现出居住空间社区化、生产空间集约化、土地利用多功能化等多元态势[26-27]。
乡村治理是确保乡村空间有序转型，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路径。相对于常态化的城市治理而言，我国乡村治理普遍存在“碎片化”“运动式”和“形式化”特征，尚未形成内生性和可持续的空间治理逻辑[28]。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不断衍生的动态性和混杂性更是乡村治理的难题。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乡村空间转型的过程及机制分析，并以传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析为主，缺乏对乡村空间转型过程中涌现的治理问题及相应治理路径的剖析与提炼，更鲜有对艺术与资本等外力介入推动乡村空间转型和治理的研究。本文聚焦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转型及其问题，选取安徽省合肥市郊区崔岗村为例，构建理解乡村空间转型的新逻辑框架，深入剖析艺术介入后崔岗村“物质—社会—文化”三维空间转型特征，揭示乡村空间转型中的社会问题以及乡村治理的关键，探索乡村空间治理的新路径，以期为新时期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思路。

1 乡村空间转型与空间治理的逻辑框架

乡村空间转型与空间治理具有深刻的内在关系。乡村空间转型是在乡村内生需求和市场外部驱动双重作用下，政府权力与市场资本不断形塑乡村空间的结果[29]。其中物质空间转型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表征，而乡村空间转型的内涵则更多体现在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属性上[30]。随着市场化、城镇化以及政府权力等多重机制的相互作用，乡村人地关系发生剧烈演变。乡村空间转型不仅涉及农用地、工矿用地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等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型，亦改变了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与行为方式，催生出新的社会关系与治理秩序[31]。进而引发了乡村空间权力冲突、社会秩序失衡等新的空间危机以及生态环境破碎化、空间形态同质化、资源供需错位化等空间正义失衡问题[16]。空间转型作为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动力，在促进城乡关系网络化、乡村功能复合化的同时，推动乡村空间治理目标、内容、主体与机制不断变化[32]。以空间转型视角分析乡村物质、社会、文化变迁及其治理转向，对于应对乡村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促进乡村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多元主体空间权益，进而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1]。
空间既是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载体，又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典型缩影，与资本、权力、文化等社会概念相互交织。空间生产理论是解释政府权力、市场资本、社会力量等内外部合力不断推动乡村空间转型的重要理论[33]。根据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乡村空间可划分为具象化的物质空间、抽象化的社会空间以及意象化的精神空间[34]。空间转型的实质是参与各维度空间生产的主体以其拥有的权力、资本等要素，与原本的乡村空间产生互动作用的结果。在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大量社会资本的介入促使乡村空间商品化，艺术、资本对乡村空间的占用、改造和重组背后隐含的是多方利益主体的博弈与斗争[35]。乡村空间既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地理空间，也是实现社会整合与秩序构建的治理单元[36]。随着乡村地理学进入后现代化转向，空间中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及空间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逐渐引起关注[37]。由此，空间被认为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地方，代表了物质空间和复杂社会关系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21,38]。乡村空间三重模型亦逐渐成为乡村空间研究的系统框架。对应于列斐伏尔的“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的空间”的三元辩证空间，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三位一体的乡村空间体系也是值得重视的划分视角[10]。其中，物质空间作为承载乡村实体地理环境的空间，涵盖生产、生活、生态三重维度；社会空间反映人、群体、组织之间各种社会行为关系；文化空间则是建立在人类话语体系、秩序之上的价值观念[39]。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建构。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反映乡村发展动力和空间社会化过程的新框架（图1），以揭示乡村空间转型的实质。
图1 乡村空间转型与空间治理的逻辑框架

Fig.1 Logical framework of rural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空间治理是指通过资源配置实现国土空间高效、公平和可持续利用，以达到区域之间相对均衡发展的手段[40]。乡村空间治理是国家空间治理的基层保障和助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强调乡村行动者共同参与，对乡村的物质空间和主体关系进行治理，以优化乡村空间结构与功能，实现乡村转型发展和城乡资源公平配置[41]。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外部力量介入易造成乡村地域发展不平衡、村民主体边缘化，实现乡村空间正义具有重要意义。空间正义既体现在物质空间中地理资源的公平分配，也体现在社会、文化空间层面上不同主体权利和权益的实现[42]。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只有变革社会结构和制度才能真正实现空间正义[43]。因而，乡村空间治理应由重视乡村物质空间治理，扩展到包含乡村空间权属关系、组织模式和文化治理等非实体治理领域[44]。在乡村转型过程中，应将实现乡村空间正义作为乡村空间现代化治理的核心目标，统筹协调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2 研究区域与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崔岗村位于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三十岗乡西部（图2），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良好的资源本底，是“空心村”向“旅游艺术村”转型的典型案例。2012年，第一位艺术家谢泽驻村成立“瓦房工作室”开启了崔岗村的艺术转型过程。至2023年，崔岗村已吸引了20余家企业和70余位艺术家入驻。由此带来的租赁经济效益和旅游经济效益促使村民人均年收入由1.1万元提高至4.6万元以上，推动崔岗村内部闲置房屋和土地持续转型。截至2023年底，崔岗村总面积3.47 km2，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69万元，年均吸引游客50万人次，先后被誉为“安徽省美丽乡村示范村”“安徽省百家旅游示范村”“安徽省创意服务业集聚区”等。随着旅游发展的日益成熟，在政府权力、企业资本、艺术力量等内外动力共同作用下，崔岗村充斥着政治逻辑、市场逻辑与精英逻辑的复杂博弈，推动其乡村空间剧烈转型、空间景观多元混杂、多元主体矛盾突出。因此，本文选取崔岗村为典型案例，对于剖析都市边缘区乡村的空间转型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图2 崔岗村区位

Fig.2 Location of Cuigang Village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收集相关资料并进行系统分析。①文本分析法：依据与崔岗村相关的历版规划文本、政府文件等基础资料，了解崔岗村艺术转型过程、社会经济变迁、旅游发展等相关信息。②深度访谈法：笔者于2023年5月和11月对崔岗村开展两次实地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和一对一深度访谈（表1）法，考察崔岗村村干部、艺术家、企业、村民、游客等不同行动者在崔岗村转型发展过程中的旅游开发参与情况、利益关系及满意程度等，进而剖析崔岗村转型过程中的空间转型特征、社会秩序变迁及存在的社会问题。其中，政府部门问卷访谈主要涉及崔岗村改造历程、“政—资”合作模式、政府职能、发展模式和发展愿景等内容；企业、艺术家等外部驻村群体的问卷访谈主要涉及职业、入驻原因、经营模式、艺术展览及邻里交往情况等；居民调查问卷主要涉及旅游开发前后居民生活空间形态与功能等方面的变化情况以及村民对旅游发展和入驻艺术家、企业的态度等；游客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入村原因、满意程度、未来愿景等。
表1 主要访谈对象属性表

Tab.1 Attribute table of main interviewees

编号 性别 身份 居住地
G1 女 崔岗村党总支副书记 崔岗大郢
G2 男 崔岗村村委干事 崔岗大郢
G3 男 村民小组组长 崔岗大郢
A1 男 摄影艺术家 代小郢
A2 男 木雕艺术家 崔岗大郢
A3 女 玉石艺术家 崔岗大郢
A4 男 绘画艺术家 崔岗大郢
A5 女 慢姑娘民宿老板 姚庙
V1 女 音乐小镇管理人员 王大郢
V2 女 慢姑娘民宿雇佣村民 姚庙
V3 男 姚庙组村民 姚庙
V4 女 明聪院本地老年居民 崔岗大郢
C1 男 坚果公司职员 姚庙
T1 女 外来游客1 -
T2 女 外来游客2 -

3 乡村空间转型的主要特征

乡村空间转型是参与各维度空间生产的主体以其权力、资本等要素，不断形塑原本乡村空间的结果[45]。在向艺术旅游型乡村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艺术家、外来企业和村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崔岗村空间生产，推动其以三生空间为表征的物质空间商品化，以社会关系为内核的社会空间复杂化，以价值观念为核心和艺术空间为载体的文化空间符号化（图3）。
图3 崔岗村“物质—社会—文化”空间转型过程及其特征

Fig.3 Transforma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terial-social-cultural spaces in Cuigang Village

3.1 物质空间：由传统人居空间转向商品化空间

3.1.1 生产空间由农业生产转向旅游服务空间

崔岗村的传统产业主要以种植蔬果、苗木的家庭农业生产为主，缺少规模化种植生产。受村庄人口外流、老龄化等因素影响，崔岗村传统农业空间大面积荒废，土地利用低效。2012年，自第一位艺术家入驻提升崔岗村知名度后，吸引了大量艺术家及社会企业进入。在城市消费文化和资本运作逻辑驱动下，以乡村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在崔岗村迅速发展，推动崔岗村传统农业生产空间转向以王大郢音乐小镇、崔岗大郢艺术村和走马岗生态农业园为代表的旅游服务空间，形成了露营、民宿等旅游产业以满足城市居民逃离都市的休闲需求，改变了崔岗村传统农业生产空间的利用方式（图4a）。截至2023年，崔岗村旅游业从业人员占比超50%。大量社会企业的进入，亦推动崔岗村农业生产方式由村民个体生产逐渐转变为企业规模化经营，形成了“企业托管+土地入股+村企共享”的经营机制。崔岗村村民委员会通过与企业、个人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将村内约66.69%的耕地等租赁给小燕湾休闲农庄有限公司、合肥市樟柳河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闽萃堂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20余家企业与个人以建设蔬果、花卉农业产业园，发展农产品采摘及生态观光农业。由于企业资本的不断进驻，崔岗村村委相继推行荒地复垦、农地规模化整治、村庄集中搬迁安置等措施，推动乡村生产空间逐步扩张，并将农业与旅游等业态相结合，塑造出依托农业的大地景观空间。
图4 崔岗村物质空间转型

Fig.4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terial space in Cuigang Village

3.1.2 生活空间转向艺术家租赁的商品化空间

在艺术与资本推动作用下，崔岗村生活空间与艺术家改造的工作室发生叠加、融合，原本村民居住的生活空间逐渐被艺术家工作室稀释、压缩与置换重组。
资本进驻需要以规模化的土地流转为支撑，传统分散化的乡村聚落与碎片化的用地空间不利于资本发展。为满足土地开发需求，崔岗村对乡村存量建设用地进行盘整，通过迁并谭郢村等措施将分散化的居住空间调整为农业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同时，为满足艺术家等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崔岗村内部约15%的民居已对外出租给艺术家创立工作室、民宿、书院、村咖、培训工坊等多元空间；部分村民生活院落内的居住空间亦被腾让给艺术家消费者，对村民原有的私人居住空间造成挤压，推动崔岗村生活空间的功能及形态发生转型，稀释了原本村民的日常生活及交往空间（图4b）。此外，随着艺术家等新村民的持续进入，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亦随之介入，改变了崔岗村传统的生活模式与文化理念。由于崔岗村青年村民多在合肥市区务工，其房屋多处于空置状态，因而更多选择将房屋出租给艺术家以获得租金，促使崔岗村生活空间的商品属性增强。在崔岗村确立为旅游艺术村后，村委会在庐阳区政府及三十岗乡政府专项资金支持下，新建老年活动中心、乡村文化活动广场、休闲景观长廊等公共服务设施，逐步拓展乡村公共活动空间。

3.1.3 生态空间日益规模化并转向消费景观

随着水源地保育政策的实施，崔岗村对拟搬迁撤并的部分村庄及荒废的农业用地进行生态复绿，推动乡村生态空间逐渐扩张。为满足游客和艺术家的休闲游览需求，崔岗村零散的生态资源已被打造为网络化、规模化的生态景观，形成了“田渠+村渠+池塘”的生态衔接网络，并依托南淝河、滁河干渠、翟嘴河等自然水系打造滨水生态风光带，将乡村碎片化、分散化的生态空间整合为规模化的生态价值链（图4c）。同时，积极推动生态产业化，将池塘等生态空间转变为垂钓养殖、休闲旅游的消费体验型场所。采取景观设计和文化赋能的手段，增设麦垛艺术装置等大地景观，对乡村生态空间进行艺术性重构；定期举办森林音乐露营节等活动，强化了生态空间的美学体验。

3.2 社会空间：由紧致邻里关系转向多主体混杂网络

崔岗村转型过程中，艺术家、企业、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长期或间期介入村庄，推动其原本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紧致社会秩序逐渐瓦解，转向多主体混杂、离散的复杂网络。
2013年以前，崔岗村村民是以崔姓为主的血缘共同体，以家庭聚居为主，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2013年至今，崔岗村已经吸纳了20余家企业和70多位艺术家签约入驻，逐渐置换了外出务工的青年村民并成为新村民。在崔岗村建设初期，村民借助村庄资源本底发展农家乐产业，是乡村空间的经营主体。随着崔岗艺术村、王大郢音乐小镇的逐步建设，崔岗村的市场知名度不断提升，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企业资本和艺术家。期间政府、企业、艺术家等权力与资本主体通过征收、租赁等方式获得崔岗村乡村空间的所有权及生产经营权，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营”的乡建合作模式。艺术家和企业等日益成为乡村空间的生产者与使用者，城市游客成为崔岗村乡村空间的消费者，而村民则逐渐沦为崔岗村空间生产的被动适应者。由此，崔岗村以往由邻里关系构成的熟人社会空间逐渐被利益驱动下形成的由竞合关系、租赁关系构建的复杂交往空间所取代。随着崔岗村社会空间的不断转型，村民与原本的乡村空间逐渐脱离，丧失了其空间主体性和话语权而处于边缘化地位。

3.3 文化空间：由传统乡土文化转向符号化艺术空间

乡村文化空间是乡村中人的价值观念、精神空间及各种乡村意象的表征。艺术与企业资本的广泛介入使得崔岗村呈现出资本消费文化与艺术文化混杂的发展态势，推动崔岗村传统乡土文化出现多元转向，空间符号化现象突出。
崔岗村文化空间转型始于2012年谢泽成立“瓦房工作室”。“瓦房工作室”的成立让崔岗村知名度大幅提升，吸引大量艺术家慕名而来。随着艺术家群体的持续迁入，崔岗村的文化内涵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拥有摄影、扎染、木艺、雕刻、玉石、绘画等多种文化要素。地方政府、村两委亦联同媒体平台，开展系列旅游推广和展示活动，塑造出“艺术小镇”“月球小镇”“太阳系漫游”“千亩麦田”等多样且异质的文化符号。2017年，崔岗村建设了全国首家乡村当代艺术馆——崔岗当代艺术馆，以展出驻村艺术家作品并联合艺术家开办文化市集、艺术节等活动。同年，于王大郢建成华东首个圣托里尼建筑风貌的音乐小镇。此后，又相继建设科技艺术馆、水源博物馆、深空主题研学中心、科学艺术交流中心等文化空间，并联合庐阳乡村振兴公司打造多样化文创商店。
艺术家工作室是崔岗村多元文化的主要载体。在崔岗村艺术转型过程中，由于村委并未限制艺术家改造空间的形式，崔岗内部空间已被打造为欧式建筑、茅屋建筑、后现代玻璃建筑等风格迥异的文化景观（图5）。在游客消费主体的积极响应下，村委、企业和艺术家构建出“蔷薇花开”“生生不息”主题艺术联展等新的文化符号体系，赋予村庄以新的象征意义，这种以艺术家和游客偏好为导向的文化去地化进而带动空间异质化的过程，推动崔岗村地方形象及内在文化发生转变。
图5 崔岗村多元文化空间场景

Fig.5 Multicultural space of Cuigang Village

4 乡村转型中涌现的治理难题

乡村空间转型改变了村庄原有治理模式的内在要素和运行逻辑，重构了新的权力结构和治理机制。在艺术转型过程中，崔岗村乡村空间的生产主体逐渐被置换为政府、企业及艺术家等资本投入与经营者，驱动其“物质—社会—文化”空间转型，乡村的空间结构、形态、共同体属性和文化价值亦发生变化，产生了物质空间分化、社会结构消解、乡村文化去地化等空间治理新问题。

4.1 物质空间分化严重

在艺术家群体推动下，崔岗村内部空间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相互叠加，产生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空间品质两极化、社会空间隔离等问题，打破了原有空间的均一性。
由于资本的不均衡投入，崔岗村的物质空间呈现出一种基于空间位置关系的地理不平衡特征。艺术家与地方政府在投资建设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区位选择偏好，倾向于在崔岗大郢等景观资源集中、交通条件便利的居民点进行租赁和集中建设，从而带动崔岗大郢相继建成游客中心、停车场、养老服务站、活动广场等基础设施，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提升。而姚庙、代小郢等地由于缺乏资本要素的有效注入，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物质空间呈现出显著的衰败化趋势。例如，在崔岗大郢共有3处健身广场供村民日常使用，而姚庙等区域并未建设供村民使用的活动广场，仅有的1处活动空间亦是由村民自己建设的私人活动空间。
艺术家与村民社会关系的不平等还体现在生活场景的两极化（图6）。为打造理想乡村，艺术家凭借其优越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崔岗村原有的物质空间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推动崔岗村核心区域的空间形态发生剧烈嬗变。村庄主干路两侧的艺术家工作室往往质量良好，而与之毗邻的村民住宅则呈现日益破败，村民与拥有优越私人资源的艺术家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生活环境及生存状态之中。艺术家（A3）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求乡村的田园生活，享受这里的安静，为了把村民原来的房子打造成现在想要的样子，我们付出了几百万呢。”而村民（V3）表示：“他们（艺术家）有钱，你看他们的房子都很漂亮，我们的房子都破了，也想建漂亮的房子，但是我们没有钱”。
图6 崔岗村空间品质两极化场景

Fig.6 Polarization of spatial quality in Cuigang Village

4.2 紧凑社会结构逐渐消解

艺术家不断进入以及村庄原住民持续流失的双重作用，造成了崔岗村社会自主性的转移。2023年，崔岗村村民外出务工占比高达65%，而艺术家通过租赁村民房屋逐渐稀释和置换了崔岗村传统的地缘共同体结构，促使村民从乡村生产、经营、建设及使用的主体日益边缘化。村委、艺术家、企业、村民及游客等多元行动者基于差异化的空间想象与发展逻辑，亦形成了复杂的权力博弈。
当前，崔岗村村民和艺术家的日常交往主要限于房屋租赁事宜和雇佣关系的浅层互动，尚未建立紧密的社会关系。部分艺术家入驻崔岗除了满足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外，亦将其建立的工作室和露营基地作为经营性空间。由于城市工作的需要，艺术家本身无法长期经营其工作室，因而会雇用村民经营管理，形成了一种基于雇佣关系的简单交往。此外，由于多数艺术家只有夜晚或周末才到崔岗生活，其工作室往往大门紧闭，既不对游客开放，也缺乏与村民的常态化接触。勤苑艺术家（A5）表示，“我们平时都不在这里，工作室都是让阿姨（雇佣村民）管理的”。而艺术家对崔岗村建成环境的景观化改造，也催生了以猎奇消费为导向的旅游实践，在此过程中亦引发了村民与游客的权益冲突。明聪院村民（V4）提到，“旅游开发后有很多游客来我们这儿，但有些游客素质很差，院里的蔬菜经常被随意采摘和踩踏”。
艺术家、企业与崔岗村村委亦存在复杂的利益矛盾与权力博弈。村委会借助艺术家的文化资本及艺术实践，将其作为地方形象构建及营销的景观符号，但未能在制度供给层面提供有利于艺术家群体的政策支持，进而引发了艺术家群体在虚实空间上的“抵抗性斗争”。籽寓·翠庄艺术家（A3）说：“我们入驻崔岗后，村里领导只会从我们这里一味索取，用我们的名气和改造后的工作室去宣传和吸引游客，但平时不会给我们提供开办艺术展的空间，也不会给予我们一定报酬，久而久之我们就不合作了。我们所有的艺术家老师都有一个微信群，平时都把工作室大门紧闭，拒绝政府和游客参观”。王大郢音乐小镇则是崔岗村村委与企业矛盾最为突出的表征。崔岗村副书记（G1）提到，“2016年，我们将王大郢出租给安徽山市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建设音乐小镇，他们老板到现在还欠村里很多钱，音乐小镇的后续运营也被搁置了”。

4.3 乡村去地化趋势显著

外来资本的强势介入加速了崔岗村土地资源的快速变现，也导致其村域内的艺术实践逐渐脱离了乡土语境，变成了现代性文化符号的简单复制与移植，稀释了其原本的乡村性。
在崔岗村艺术转型过程中，村委会受政绩考核机制驱动，将入驻艺术家规模作为核心绩效指标。因此，对艺术家的入驻条件及入驻后租赁房屋的修缮设计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空间管制。艺术家群体基于自身个性化的审美取向，采取希腊圣托里尼建筑风格、大面积涂鸦、落地玻璃等“去地化”的空间设计对乡村物质景观进行整合改造或重建，而并未沿用与村庄原有乡土风貌相吻合的砖瓦结构、坡屋顶等空间景观，催生了大量脱域化的乡土建筑（图5）。崔岗村党委副书记（G1）表示，“艺术家老师只需要从事与艺术相关的行业就可以入驻，比如摄影、绘画这些……只要在原有的建筑红线范围内，艺术家老师可以对他们所租赁的房屋进行翻新修缮，我们不会限制他们修缮的建筑风格”。在以民宿、露营基地为代表的消费文化、村民的逐利意识以及艺术家异质性的视觉表征实践的交互作用下，崔岗村原本的乡土性与地方性已经被城市性、现代性和全球性的艺术特征所取代。崔岗当代艺术馆、艺术家工作室等新建的人工景观标志物亦重新定义了崔岗村的标志和形象，进而导致崔岗村空间风貌割裂，文化去地化特征显著。

5 乡村空间治理的路径

在消费文化驱动下，乡村空间逐渐由服务村民的生产性空间转变为艺术家及游客逃离城市的休闲和消费空间，空间的交换价值取代了其使用价值，并产生了新的乡村治理问题。面对乡村空间生产的负面效应，亟需以空间正义为理念，探索契合乡村发展规律的治理路径[30]。

5.1 打破乡村空间区隔，推动乡村空间均衡发展

乡村物质空间既是乡村公共资源内部整合的地域载体，又是治理的核心场域。物质空间不均衡发展是乡村空间非正义的核心表现，促进乡村空间价值公平分配、推动乡村空间均衡发展是实现乡村空间正义的关键。基于区域发展与城乡关系的整体认知，乡村物质空间治理应按照“全域规划—整体设计—综合治理”的路径进行系统整治，由局限于聚落空间建设转向涵盖生产、生活、生态多维空间的全域管控，强调乡村物质空间治理的整体性和综合性[46]。针对崔岗村乡村空间发展的异质性和不均衡状态，应系统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加强村域公共服务设施等空间资源的公平分配，打破乡村空间利用无序化、碎片化、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实现区域层面的空间统筹与均衡发展。由于缺乏合理的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崔岗村乡村空间面临土地产权模糊、农地权能不完整等现实问题。崔岗村物质空间治理应摸清乡村空间资源本底、明确公共资源权属主体，推动以村集体所有权为主，村民和艺术家等新村民主体的资格权及使用权为辅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落实乡村土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归属，并与土地增减挂钩、耕地占补平衡及土地整治等项目相结合，盘活乡村闲置空间资源要素，实现乡村物质空间的统筹协调。

5.2 明确权属主体职责，建立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

都市边缘区乡村由于承担都市功能的溢出缓冲和人力资源的蓄积缓冲，其社会结构呈现多元化、复杂化和高流动性特征。如何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合作是实现乡村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47]。在崔岗村转型过程中，政府、艺术家、企业、游客、村民等不同行动者的复杂博弈重塑了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促使其传统社会结构逐渐消解。崔岗村空间治理应充分发挥村委和驻村艺术家等新乡贤的作用，建构起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民主导＋艺术家及企业参与＋政府支持”的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政府、村委等行政主体应作为“推动者”给予村庄发展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借鉴“青山同心荟”“羊磴艺术合作社”等组织模式[48]，通过成立艺术协会、艺术乡建工作坊等治理平台，推动乡村空间从基于传统邻里关系的地域共同体，转变为基于共同目标和利益的社会共同体，构建艺术家与村民从介入式互动到平等协作的治理关系[49]。同时，通过制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村民、艺术家等多元主体参与崔岗村空间生产的权利[50]，促使其由乡村治理的“旁观者”“局外人”转变为“参与者”“贡献者”，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5.3 重构乡村文化价值，培育乡村地方文化认同感

乡村既是农业文明的载体，又是承载集体情感和文化的重要空间。乡村空间治理除注重物质景观提升外，更应聚焦乡村空间主体及其文化诉求，避免市场逻辑及城市消费文化侵蚀乡村文化空间，进而导致对乡村的“美学清场”[49]。以崔岗村为代表的艺术乡建是由文化精英主导的空间生产实践，其转型过程中交织着现代性艺术理念与审美资本主义逻辑，造成了对乡土文化原真性的侵蚀与重构。首先，应从制度层面对乡村“脱域化”空间改造行为进行管制，借鉴碧山实践中“修旧如旧”的微更新范式，在保留传统建筑肌理的基础上植入现代功能，避免乡村空间转型陷入符号化、消费化的游客凝视陷阱。其次，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谋划乡村空间治理，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手段，将崔岗村现有零散混杂的公共生活和文化艺术凝聚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在保持崔岗原有艺术展览、手工市集等文化活动的基础上，结合艺术家引入的摄影、扎染、雕刻、木艺、绘画等艺术创造发展文创产业，推动艺术文化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最后，积极引导村民共同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推动其从浅层活动参与转向深层次的交往及身份融入，强化村民集体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

6 结论与讨论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外部力量介入推动乡村转型发展已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趋势。以崔岗村为代表的都市边缘区乡村发展受政府、艺术家、企业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使得乡村空间演变趋于复杂化。进入乡村的艺术家深刻改变了乡村的物质、社会与文化空间，推动乡村空间出现景观化、消费化转向。本文通过构建乡村空间转型与空间治理的逻辑框架，深入分析艺术主导下乡村“物质—社会—文化”三重空间的转型特征，提炼乡村治理的关键问题，以探索乡村空间治理的新路径。
构建新的乡村空间转型分析框架对于精准识别乡村问题、实现乡村空间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乡村空间是“物质—社会—文化”三重空间交互作用的产物。物质空间转型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社会空间及文化空间转型是对乡村内在社会关系和价值理念变化的无形表征。资本、权力与艺术的博弈改变了崔岗村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和文化样态，促使崔岗村物质空间由传统人居空间转向商品化空间，社会空间由地缘主导的紧致邻里关系转向多主体混杂的复杂网络，文化空间由传统乡土文化转向符号化的艺术空间。随着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持续转型，崔岗村内部涌现出物质空间分化严重、紧凑社会结构消解、文化去地化等现实问题。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亟需以空间正义为目标和价值导向，推动乡村空间均衡发展、建立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并培育新的乡土文化认同。
乡村的多样化和混杂性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资本、艺术等外部力量介入推动了乡村空间转型发展，也引发新的治理难题。乡村空间转型是多元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都市边缘区的典型案例对于其他类似地区乡村转型也具有借鉴意义。乡村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分析日常活动实践，应将乡村空间转型与治理紧密联系起来，聚焦乡村内外动力的转化、空间均衡发展、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城乡文化融合等关键问题，探寻乡村治理的新动力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新思路。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李叶洋, 邵琳.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生态特色型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转型机制——以上海市青浦区莲湖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24, 44(1):30-39.

DOI

[2]
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0L]. https://www.gov.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htm2018-02-04.

[3]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637-650.

DOI

[4]
龙花楼, 屠爽爽. 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振兴[J]. 中国土地科学, 2018, 32(7):1-6.

[5]
Gao C, Cheng L. Tourism-driven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An empirical observation[J]. Land Use Policy, 2020, 95:104609.

[6]
张娟, 赵阳, 何艳冰, 等. 河南省县域乡村多功能性演化特征与空间关系[J]. 经济地理, 2022, 42(3):122-132.

DOI

[7]
韩炜, 赵一夫. 乡村振兴背景下大城市边缘区乡村空间治理机制与模式研究[J]. 地理科学, 2023, 43(8):1340-1349.

DOI

[8]
Mitchell C J A. Creative destruction or creative enhancement?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pac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3, 32:375-387.

[9]
李亚娟, 陈田, 王婧, 等. 大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地旅游城市化进程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4):162-168.

[10]
陈晓华, 黄永燕, 王锈贤.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J]. 热带地理, 2022, 42(1):78-86.

DOI

[11]
Woods M. Rural geography:Blurring boundaries and making connection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9, 33(6):849-858.

[12]
吴冲, 朱海霞, 彭邦文. 资本循环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以秦始皇陵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5):751-765.

DOI

[13]
Zhang Q, Lu L, Huang J, et al. Uneven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gentrification in the metropolitan fringe:A case study of Wuzhen Xizha in Zhejiang Province,China[J]. Cities, 2022, 121,103476.

[14]
林元城, 杨忍, 邓颖贤. 论中国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与乡村振兴[J]. 地理研究, 2023, 42(6):1697-1714.

DOI

[15]
Yang X, Xu H. Producing an ideal village:Imagined rurality,tourism and rural gentrific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6:1-10.

[16]
袁紫怡, 戈大专, 孙攀, 等.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23, 42(6):1680-1696.

DOI

[17]
郭炎, 唐鑫磊, 陈昆仑, 等. 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8, 38(10):180-189.

DOI

[18]
李俊峰, 朱可馨, 洪苏琴. 都市边缘区乡村生产空间转型典型模式及形成机制——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为例[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3, 32(8):1760-1771.

[19]
龙花楼, 李婷婷, 邹健. 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与优化对策的典型分析[J]. 经济地理, 2011, 31(12):2080-2085.

[20]
陈晨, 耿佳, 陈旭. 民宿产业驱动的乡村聚落重构及规划启示——对莫干山镇劳岭村的案例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S1):67-75.

[21]
黄勇, 李和平, 仝德, 等. 乡村人居空间转型与重构[J]. 城市规划, 2024, 48(1):31-36,70.

[22]
黄诗雨, 李险峰. 艺术参与下的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研究, 2020, 39(3):709-720.

DOI

[23]
张京祥, 姜克芳. 解析中国当前乡建热潮背后的资本逻辑[J]. 现代城市研究, 2016(10):2-8.

[24]
高慧智, 张京祥, 罗震东. 复兴还是异化?消费文化驱动下的大都市边缘乡村空间转型——对高淳国际慢城大山村的实证观察[J]. 国际城市规划, 2014, 29(1):68-73.

[25]
屠爽爽, 龙花楼, 张英男, 等. 典型村域乡村重构的过程及其驱动因素[J]. 地理学报, 2019, 74(2):323-339.

DOI

[26]
臧玉珠, 杨园园, 曹智. 大城市郊区乡村转型与重构的典型模式分析——以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3):713-724.

DOI

[27]
朱琳, 黎磊, 刘素, 等. 大城市郊区村域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成都市江家堰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3):535-549.

DOI

[28]
叶超, 于洁, 张清源, 等. 从治理到城乡治理:国际前沿、发展态势与中国路径[J].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15-27.

DOI

[29]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 2013, 68(8):1019-1028.

[30]
曲衍波. 论乡村聚落转型[J]. 地理科学, 2020, 40(4):572-580.

DOI

[31]
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10):1837-1849.

DOI

[32]
Ge D, Zhou G, Qiao W, et al.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Mechanism,framework and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20, 30(8):1325-1340.

[33]
Ye C, Ma X, Chen R, et al. Marginalized countryside in a globalized city:Production of rural space of Wujing Township in Shanghai,China[J].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2019, 41(3):311-328.

[34]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Oxford: Blackwell, 1991.

[35]
张丽新. 空间治理与城乡空间关系重构:逻辑·诉求·路径[J]. 理论探讨, 2019(5):191-196.

[36]
李娜, 刘建平. 乡村空间治理的现实逻辑、困境及路径探索[J]. 规划师, 2021, 37(24):46-53.

[37]
Cloke P. Country Visions[M]. London: Prentice Hall, 2003.

[38]
Elden S. Between Marx and Heidegger:Politics,philosophy and Lefebvre'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J]. Antipode, 2004, 36(1):86-105.

[39]
屠爽爽, 龙花楼.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理论解析[J]. 地理科学, 2020, 40(4):509-517.

DOI

[40]
刘卫东. 经济地理学与空间治理[J]. 地理学报, 2014, 69(8):1109-1116.

DOI

[41]
魏璐瑶, 陆玉麒, 靳诚. 论中国乡村公共空间治理[J]. 地理研究, 2021, 40(10):2707-2721.

DOI

[42]
叶超. 空间正义与新型城镇化研究的方法论[J]. 地理研究, 2019, 38(1):146-154.

DOI

[43]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M].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44]
戈大专, 龙花楼.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J]. 地理学报, 2020, 75(6):1272-1286.

DOI

[45]
李宜峰, 芮旸, 杨坤, 等. 多重资本驱动下西安市秦岭北麓S村的空间生产与收缩——基于布尔迪厄理论的管窥[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0):2585-2603.

DOI

[46]
金晓斌, 罗秀丽, 周寅康. 试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基本逻辑、关键问题和主要关系[J].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11):1-12.

[47]
Zhang Q, Ye C, Duan J. Multi-dimensional superposition:Rur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Liushe Village,Suzhou C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6:141-153.

[48]
王孟德, 方善用. 艺术乡建的知识转移与村民主体性建构[J]. 社会科学家, 2025(2):175-180.

[49]
向丽, 张勰. 非介入的介入:中国艺术乡建的当代性策略[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6):101-111.

[50]
华章, 周武忠.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乡村旅游社区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以无锡市鸿山街道大坊桥旅游社区为例[J]. 江苏社会科学, 2021(2):232-240.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