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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3: 221 - 228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3.022

Model Construction of Red 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Measurement of Typical Cities

  • BAI Kai ,
  • WANG Mengtao , ※ ,
  • ZI Minggui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Shaanxi，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3-07

  Revised date: 2025-01-30

  Online published: 2025-05-13

Fold

Abstract

Red tourism, as a distinctive hallmark and exemplary manifestation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tourism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Government support and diversified effects are the core concerns of it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tin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t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d 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encompassing four dimensions: core resources, supportive factors, destination management, and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competitiveness level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d tourism destination in Yan'an, Ji'an, Zunyi, Jiaxing and Linyi.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12 to 2021,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ed tourism destinations in the five cities exhibited an upward trend, with Zunyi ranking highest, followed by Linyi, Yan'an, Jiaxing and Ji'an. 2) From the sub-dimensional evaluation results, Zunyi is the best in terms of the level of core resources, the level of supportive factors and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the destination. Jiaxing excels in the level of destination management. 3)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nhancement of red 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include talent sca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applying the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theory, this article conducts empirical measurements, elucidates the role of destination attribut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and identifies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ed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im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red tourism; competitivenes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the leading role of government; diversified effects; multi-indicator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Cite this article

BAI Kai , WANG Mengtao , ZI Minggui . Model Construction of Red 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Measurement of Typical Citi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3) : 221 -22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3.022

红色旅游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传承创新的实践载体与革命老区振兴的战略引擎，其竞争力形成这一特殊命题，本质上是发现并稳固意识形态叙事与旅游经济的动态平衡。传统意义上，旅游目的地或企业的绩效产出往往以资源要素评估为核心，该侧重点和评估方式在红色旅游情境中，既难以破解资源开发中政治属性与市场逻辑的结构性矛盾，也无法解释为何相同资源禀赋的红色景区呈现迥异的竞争力表现，评价方式的适配性反映出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如何明确红色旅游目的地的特殊性构成，如何对其进行科学评价?
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红色旅游最鲜明的特征在于政府主导，政府是红色旅游发展的主导者与核心管理者，这也决定了红色旅游的社会教育属性必然要高于经济功能属性。然而，上述特征在“资源—产出”的竞争力评估逻辑中往往被弱化，这间接导致了红色旅游发展评价泛化，也由此引发了“红色旅游与一般旅游形式核心区别在哪儿”的疑问[1]。针对该缺憾，目的地竞争力评价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它突破了已有研究中对旅游产业要素的单一关注，纳入的管理要素和多元评价指标，不仅能够系统呼应红色旅游对政府宏观调控效能与意识形态传播效度的双重诉求[2]，还能有效实现红色旅游情境中制度供给质量与资源要素丰度的协同观测，为深化揭示红色旅游目的地发展特征提供了可行的研究启示。为此，本文尝试从目的地竞争力视角出发，构建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模型与指标体系，选取5个红色旅游经典城市，加以实证应用检验，希冀研究结论与判断能为红色旅游稳步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参照。

1 理论基础

1.1 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竞争力（Competitiveness）概念发源于战略管理领域，主要应用对象为企业和行业评估，强调自我产品比竞争对手更具吸引力[3]，意指组织或实体设计、生产和提供市场产品的能力。竞争力概念在旅游领域的初期应用主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该阶段的研究主要将旅游竞争力等同于自然与人文资源的禀赋优势[4]。伴随业态升级，学界开始强调竞争力是由目的地整合要素资源、优化服务供给、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结构组成的一种综合能力呈现[5]。该论断突破了资源要素静态观评价缺陷，综合纳入管理效率、环境承载力等动态评价要素，尤其强调经济、社会及生态等多元效益的协同发展。这不仅彰显了竞争力理论对复杂系统评价的多维分析优势，也推进了其内涵从单一资源观向系统能力论的深度应用转化。
竞争力理论的发展总是和竞争力模型的构建研究相伴相生。在竞争力模型的旅游应用研究中，Ritchie等[6]提出的模型较为典型，该模型包括5个关键因素：核心资源和吸引因素、支持因素和资源、限定和放大决定因素、目标管理，以及目的地政策、规划和发展。类同研究基本上承袭了上述思路，体现了“相对竞争力”[2]的观点，即以相对重要性来衡量目的地竞争力，如通过从业人员对竞争力因素的重要性打分来明确旅游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7]，或将旅游竞争力构成类比为房屋结构，加权赋值来确定关键影响因素[8]，其共同特点是，以经验主义判断为主，提供了一个目的地竞争力解释性框架，囿于行业发展数据的精确支持，其研究结论往往会受到一定的质疑。
针对上述缺憾，Dwyer等[5]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优化，他们开发了一个目的地竞争力综合评价模型，该模型包含核心资源与吸引物、支持因素和资源、目的地管理、需求条件、情境条件5个维度，并从经济学视角将这些维度视为决定目的地竞争力的要素投入[9]，给出了可操作化的评价指标（如旅游人次、市场份额、汇率以及政府支出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目的地竞争力走向定量评价和精确化研究[10]。同时，学者们还发现不同国家[11]的目的地竞争力构成维度的重要性或影响力会存在明显差异[12]，即某些竞争力的关键维度和指标，会因目的地属性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如Cvelbar等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和目的地管理是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竞争力的根本驱动力，而发达国家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旅游业特有因素和经济因素[13]。这为特殊情境下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测评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参照。

1.2 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

红色旅游作为兼具政治功能与社会目标的特殊旅游形态，其竞争力评价需要综合协调政治叙事与市场主体的内在关系。从学科交叉视角看，目的地竞争力模型与红色旅游评价体系存在三重逻辑适配性：①民生福祉提升构成红色旅游发展的核心诉求[14]。如Dwyer等的目的地竞争力模型强调将区域社会经济繁荣作为终极目标[5]，这与红色旅游增进民生福祉的长期导向具有目标一致性。②政府主导性构成红色旅游发展的本质特征。目的地管理维度可有效显化政府在资源配置、管理规划中的特殊作用。③社会教育成效表征红色旅游的核心产出。需求维度的多效益评价框架能够兼容红色旅游对社会文化效益的侧重与强调。
综合看，无论是宏观层面的目标设置，还是微观层面的维度适用性，竞争力模型都适合红色旅游目的地的评价研究，它既能体现红色旅游的思想感染力，也能兼顾红色旅游的市场生命力。
具体而言，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模型构建应体现如下特点：①产业要素的包容性。红色旅游资源体系涵盖核心资源（红色景区、教育基地及文物遗存）与支持性要素（基础设施与关联企业）。②政府作用的显性化。政府作为红色旅游发展的主导机构与核心建设主体，其制度供给能力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与价值导向。综合模型应将目的地管理作为独立维度，着重考察财政支持、政策规划等政府治理要素。③效益评价的双重性。红色旅游需实现“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构建经济产出与社会目标的复合指标，实现双重效益的系统测度。

2 研究设计

2.1 指标构建

在全面梳理旅游竞争力评估和红色旅游特征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构建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表1），共计4个维度12个指标，分述如下：核心资源是旅游活动开展的必须载体，本文选取高级别景区（5A和4A级旅游景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示范基地以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选取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等革命类单位）等评价指标来凸显红色资源所具有的旅游、教育、文物保护三大特性。支持性因素是红色旅游活动正常开展的保障性因素，主要包括交通可达性和红色旅游相关的支持性企业。目的地管理侧重于政府对旅游发展的支持、规范与引导，本文选取地方财政中的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目的地的旅游政策法规数量以及第三产业从业人数等指标进行衡量。目的地发展强调旅游发展成效，以旅游业产出为主，本文将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增速纳入目的地发展指标，并以目的地网络关注度来表征红色旅游的社会效益。
表1 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说明

Tab.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red 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explanation

维度 二级指标 编号 指标
权重		 参考
文献
核心
资源		 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数量（个） X1 0.0635 [15]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量（个） X2 0.0615 [15]
革命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个） X3 0.0817 [16]
高级别旅游景区数量（个） X4 0.1232 [17]
支持性
因素		 红色旅游企业数量（个） X5 0.1062 [18]
客运量（万人） X6 0.0369 [19]
目的地
管理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万人） X7 0.0134 [20]
旅游政策法规数量（个） X8 0.0351 [21]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万元） X9 0.0490 [22]
目的地
发展		 目的地旅游网络关注度（次） X10 0.1207 [23]
旅游人次（万人次） X11 0.0573 [24]
旅游收入增速（%） X12 0.1080 [25]

2.2 案例地概况

本文选取延安、吉安、遵义、嘉兴和临沂5个地级市作为红色旅游经典城市加以分析。案例地选择标准如下：①以红色旅游热度为标准，凸显目的地的代表性。根据《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2）》的统计，2021年全国红色旅游重点城市发展排名中，临沂、嘉兴、延安、遵义和吉安市（井冈山市）分别位列第5、6、7、10和15位，各市红色旅游热度较高，发展水平较高，是合适的研究对象。②以革命历史事件为基准，凸显红色资源的典型性。这5个城市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孕育了丰富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其中，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圣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吉安是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的所在地，被誉为“红色摇篮”；遵义因“遵义会议”而闻名，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嘉兴南湖上一条普通的画舫游船，因为见证了党的诞生，从而也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临沂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被誉为“两战圣地、红色沂蒙”。③以目的地精神谱系为特色，凸显红色旅游的教育性。考虑到红色旅游目的地的特殊性及其核心的红色精神产出，本文选取了具有不同红色精神或精神谱系的目的地（表2）：延安在革命时期孕育出了延安精神；吉安地区则是诞生了著名的井冈山精神；遵义市由于遵义会议的历史缘由，习近平总书记在前往贵州考察时提出了遵义会议精神；嘉兴市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诞生了红船精神；沂蒙精神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临沂视察时的重要论断而总结形成。
表2 红色旅游目的地精神及其内涵

Tab.2 Spirit of tourism destination and its connotation

地级市 精神命名 精神内涵
延安 延安精神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吉安（含井冈山） 井冈山精神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
遵义 遵义会议精神 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信念、民主团结、务求必胜
嘉兴 红船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临沂 沂蒙精神 吃苦耐劳、勇往直前、永不服输、敢于胜利、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2.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延安、吉安、遵义、嘉兴、临沂5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共收集50份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其中，部分数据来源于延安、吉安、遵义、嘉兴及临沂5个地级市与其所属省份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数据来自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2011和2016年印发的三批次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数据来自由中央宣传部于1997、2001、2005、2009、2017、2019和2021年公布的7批次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红色旅游企业数量来源于企查查网站；目的地网络关注度来源于百度指数；旅游政策法规数量来源于北大法宝网站。

2.3.2 研究方法

标杆管理法是本文开展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综合评价的主要方法。该方法最早由美国施乐公司创立并用于评估企业运营、管理、产品或服务绩效[26]，许春晓等对该方法进行了改进，创新性提出了“对标系数·对标评价值”的综合评价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红色旅游文旅融合的效应评估之中[27]。标杆管理法的具体步骤包括：①标杆的确立与对标评价值计算。参考已有研究[21]，本文选取2016年在长沙成立的全国红色旅游创新发展城市联盟，去除省会城市和县级市，遴选其中的12个城市作为标杆城市，以其2019年的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指标数据为标杆计算各案例地的对标评价值。②对标系数确定。对标系数指的是评价指标的权重，本文以主客综合赋权法为对标评价值赋权，具体权重系数见表1。③综合评价值的计算。综合评价指数由一级指标评价指数加权测算获得，一级指标评价指数则由其所属二级指标评价值加权测算获得。评价结果分布于[0,1]，评价结果越接近1，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越强；评价结果越接近0，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水平越差。

3 结果分析

在标杆管理法测算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得出5个典型案例地城市的竞争力综合水平，并以此为基准，深化开展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3.1 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综合评价

由表3可知，2012—2021年遵义的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水平最高，为0.868，其次是临沂（0.815）、延安（0.747）、嘉兴（0.743），最后是吉安（0.669）。5个案例城市的平均水平由2012年的0.656上升为2021年的0.768，处于较高水平，总体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党的十九大以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明确了红色旅游的概念和功能，强调对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红色旅游的产业化处于萌芽阶段；《2011—2015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产业化发展方向，推动红色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红色旅游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体系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都得到了提升；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红色旅游的经济驱动作用有所下降，其社会效益被放到首要位置，《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也强调要凸显教育功能，红色旅游的主要功能、最大功能、核心功能是教育。总体而言，红色旅游的发展态势与国家战略规划指引相吻合，《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尤为重要，它助推了红色旅游从高速产业化发展向多元效应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使红色旅游竞争力评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组成。
表3 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水平

Tab.3 Competitiveness level of red tourism destination

年份 遵义 临沂 延安 嘉兴 吉安 均值
2012 0.666 0.772 0.650 0.673 0.522 0.656
2013 0.751 0.803 0.716 0.695 0.589 0.711
2014 0.858 0.751 0.639 0.729 0.584 0.712
2015 0.905 0.812 0.673 0.760 0.704 0.771
2016 0.944 0.846 0.753 0.777 0.727 0.809
2017 0.948 0.863 0.804 0.798 0.756 0.834
2018 0.957 0.866 0.872 0.805 0.753 0.851
2019 0.971 0.835 0.872 0.804 0.680 0.832
2020 0.808 0.748 0.681 0.721 0.643 0.720
2021 0.869 0.851 0.810 0.663 0.734 0.785
均值 0.868 0.815 0.747 0.743 0.669 0.768

3.2 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分维度评价

以2012、2015、2018和2021年4个时间节点为基准，本文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4个维度的发展特征分别进行了评价，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各维度评价

Fig.1 Evaluation of the dimensions of red 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①核心资源维度。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核心资源主要由既有的旅游景区、红色教育基地以及革命类文物保护单位组成。5个案例城市中，遵义的核心资源水平最高且增幅最大，其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数量、革命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高级别景区数量以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数量均在案例城市中排名靠前；临沂排名第二，原因在于其较多的高级别景区数量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数量。延安和吉安各类资源赋存较为均衡，相比之下，嘉兴则在各项资源指标上均处于落后地位，这也导致其核心资源水平位序较靠后。
②支持性因素维度。支持性因素主要由一般的旅游支持产业和红色旅游直接相关的企业组成。5个案例城市中，遵义市的产业支撑水平最高，其次是临沂，延安、吉安、嘉兴3个城市的水平则远远落后。遵义的优势主要来源于交通因素的绝对领先地位，大幅超越其他案例城市，极大支持了红色旅游的可达性需求，同时其红色旅游相关企业数量也处于前列；临沂的支持性因素由红色旅游相关企业主导，能够充分满足红色教育培训的相关需求。相比之下，嘉兴的红色旅游相关企业数量最少，延安和吉安则是在交通承载力方面与其他3个案例地差距过大，这与其地理特征直接相关，导致了较低的支持性因素水平。
③目的地管理维度。红色旅游发展中，目的地管理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对红色旅游的直接财政支持、地方的第三产业从业规模、旅游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案例城市的目的地管理水平差距较小但各有侧重，其中延安和临沂为财政支持主导，地方政府对红色旅游的规划建设和资源保护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遵义和嘉兴是财政支持和第三产业双向驱动，两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财政充足，且第三产业规模较大，有力地支持了红色旅游的发展；而吉安则是相对均衡模式，其旅游政策法规的建设力度最大，充分保障了红色旅游的有序发展。
④目的地发展维度。目的地发展包括红色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案例城市中，遵义和嘉兴处于领先地位，得益于目的地高水平的旅游产业发展和高知名度的红色文化（遵义会议、红船精神等），其旅游人次、旅游收入增速及目的地旅游网络关注度均处于最高水平；延安和临沂次之，其优势主要来源于社会效益，延安精神、沂蒙精神以及相关的红色旅游景区极大提升了目的地的关注度；吉安的目的地发展水平最低且与其他案例城市有一定差距，说明该地区红色旅游发展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增长存在非同步性，其红色文化遗产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存在提升空间。

3.3 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确定相关因素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借鉴已有关于旅游综合评价和红色旅游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20,28-29]，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文中分析主要选取地方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科技创新、人才规模以及生态环境等5个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着地方的总体经济环境、投资力度以及消费水平，以各案例城市的人均GDP来表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提高区域旅游产业的生产效率，以旅游综合收入占第三产业产值的比例来反映红色旅游区产业结构的合理性；科技创新能够赋能旅游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以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旅游产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提质升级离不开高质量人才的支撑，选取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量来衡量人才规模；生态环境是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旅游者幸福感的恢复性环境，选取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来代表生态的影响[30]。分析结果见表4，在模型的共线性诊断结果中，VIF值均远小于10，表明模型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适合开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各自变量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不同。
表4 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d tourism destination competitiveness

影响因素 非标准化系数 t p 共线性诊断
B 标准误差 VIF
常数 0.000 0.095 0.000 1.000 -
人才规模 0.821 0.130 6.297 0.000** 1.847
产业结构 0.375 0.103 3.642 0.001** 1.154
科技创新 0.439 0.216 2.032 0.048* 5.071
经济发展 0.298 0.217 1.376 0.176 5.107
生态环境 0.057 0.138 0.416 0.679 2.063

注：*、**分别表示在10%、5%的水平上显著。

①人才规模在5%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旅游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了大量的服务型人才。随着文旅融合、智慧旅游、“旅游+”“+旅游”等新特点的出现，高质量旅游管理人才的重要性不断凸显，人才需求呈现出数字化、专业化、国际化、科技型、创新型、复合型高素质的特点。红色旅游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旅游产品和对外交流窗口，其人才需求也正在从传统的服务型人才向具备数字技术应用、创新设计、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战略人才转变。
②产业结构在5%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首先，产业结构的优化既保证了红色旅游产品的供给规模，满足游客的多元化需求，也能确立红色旅游在地方产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发挥其乘数效应并反向推动政府对红色旅游发展的支持力度。其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助于突破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红色文旅产业链。最后，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也有赖于文旅产业在地方产业中规模和比重的提升，进一步通过集聚效应提升目的地旅游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③科技创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之下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这也为红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科技创新有助于从整体上构建数字化的目的地旅游生态系统，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基础设施，推动旅游业向智慧化、数智化转型；同时，科技创新直接助力红色旅游产品开发，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实现沉浸式红色旅游；此外，数字技术在优化旅游服务体系，改善旅游预订系统、增强旅游营销效果等领域的应用成效显著。
④经济发展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从产业属性维度分析，红色旅游兼具政治教育功能与市场运营特征的双重属性，其核心竞争力构建更多依赖于精神价值传播与文化体验创新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这种特殊的价值生成机制可能弱化了传统经济要素的传导作用。从需求结构演变观察，当区域经济发展跨越基础阈值后，额外的经济增长对旅游业的推动作用会逐步减弱[31]，旅游竞争力提升可能更依赖服务质量与情感认同等非经济要素，这或许解释了经济指标与红色旅游竞争力水平间的非显著影响关系。
⑤生态环境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生态环境是目的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之所以还未对红色旅游竞争力产生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是当前“红色旅游+生态”的融合业态形式还未普遍推广，红色旅游目的地的生态属性在旅游者的出游动机中占比很小；二是生态影响的基线效应，即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时，进一步的改善可能不会对旅游竞争力产生显著影响[32]；三是生态环境改善的长期性也使得其发挥效果较慢，可能不会立即转化为旅游竞争力的水平提升。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从目的地竞争力理论出发，聚焦目的地特征与红色旅游发展的关联，引入管理因素和多元效应评价，构建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评估体系；同时，选取延安、吉安、遵义、嘉兴、临沂5个红色旅游经典城市为实证研究对象，以2012—2021年为研究时期，分析其竞争力水平和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结论：
①研究期内，5个案例城市的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目的地竞争力水平从高至低依次为遵义、临沂、延安、嘉兴、吉安。其中，遵义在3个评价维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临沂虽没有独一无二的排他优势，但各维度表现均衡，而延安、嘉兴以及吉安则在支持性因素上有明显的不足。
②从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分维度综合评价结果来看，在核心资源维度上，遵义的核心资源水平最高，各个资源类型上丰度较好；在支持性因素维度上，遵义也位于前列，其红色旅游产业与企业支持要素都有明显优势；在目的地管理维度上，各城市差距较小，嘉兴位序最前，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的从业规模和地方财政支出等方面；在目的地发展维度上，遵义和嘉兴领先，延安和临沂次之，吉安则由于目的地关注度显著滞后而位序最低。
③从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来看，在5%显著性水平之下的人才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在10%显著性水平之下的科技创新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对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

4.2 延展讨论

①红色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协调者、营销者、教育者、投资者和监管者的综合角色[33]，注重社会效应是国家推动红色旅游发展的重要原因。特别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和社会效益实现，兼顾传统竞争力评估中产业经济要素的重要作用，这既是本文的研究视角切入，也是本文研究开展的核心观点与基础判断。
②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人才规模、产业结构以及科技创新对红色旅游竞争力具有显著影响，这与先前的研究发现不谋而合，即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可加速技术创新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及资源利用程度，进而提升旅游效率和资源效率转化，实现旅游资源配置的结构效益，为红色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提供直接和间接动力[24]。同时，本文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对红色旅游竞争力并无显著影响，该结论支持了以往研究中提出的，人均GDP对旅游竞争力经济效应递减的观点[31]，也验证了特定产业类型中生态环境的基线效应[32]。

4.3 管理启示

①红色旅游目的地城市应立足各自竞争力结构特征，寻求差异化发展路径。就本文研究案例地城市而言，遵义需破解“资源强—管理弱”的失衡困境，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构建数字孪生管理系统，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文物溯源与客流调控的智能平衡；嘉兴可发挥管理效能优势，通过长三角红色文旅协同创新中心整合区域资源，开发“重走‘一大’路”元宇宙项目，将红船精神转化为虚实融合的体验场景。延安与吉安应着重补足支持性要素短板，前者可借力西延高铁打造“移动红色课堂”专列，构建“圣地—枢纽”立体网络；后者需强化井冈山精神溢出效应，建立湘赣边协同发展示范区，培育专业研学课程体系。临沂应深化“红色基因+多元业态”融合，打造红色乡村振兴示范区，以沉浸式实景演艺推动沂蒙精神的场景化表达。
②红色旅游目的地城市形象建设，应凸显“精神特质与空间载体”联动，科学定位。就本文研究案例地城市而言，遵义应突出“历史转折”战略价值，打造决策模拟体验基地；嘉兴应强化“建党初心”始源性，建设党性教育核心场域；延安应勇于创新“红色旅游+黄土高原”特色生态文化旅游模式。通过组建红色旅游城市联盟制定《红色精神服务标准》，实现资源共享与品牌共塑。在目的地城市的形象治理方面，政府应建立动态监测平台，分类施策：对资源富集区形象定位建设，推行保护性开发负面清单，对要素薄弱区的创新形象定位推广，应重点推进“专项债+社会资本”的融资资助发展模式。

4.4 研究展望

在指标选取方面，本文着重强调了红色旅游相比一般旅游形式的特殊性，主要采纳了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高等级文物保护单位等筛选性较强的评价指标，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识别出更具普适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尽管政府在红色旅游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随着文旅融合的深度演进，红色旅游不再简单是一种政治性主导的精神旅游产品，其必然会成为更具独特性和广泛价值的文化景观形式，红色旅游竞争力评价研究可构建出更科学、更可行、更有中国文化自信、更与国际接轨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案例地选取方面，本文研究聚焦于全国重点红色旅游城市，选取同为地级市且具有地方特色红色精神的5个城市，并且在主题上以革命战争类目的地为主。未来研究可选取不同空间单元与尺度的红色旅游目的地，扩展选取更能代表中国伟大发展成就的新型红色旅游目的地，进一步拓展案例地的数量，丰富案例地的内容构成，推动红色旅游目的地竞争力空间分布研究以及相关评价指标的深化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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