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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3: 211 - 22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5.03.021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Dominance Degree of Red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and Their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

  • HE Feng , 1, 2, 3 ,
  • ZHANG Ruiya 1, 3 ,
  • WANG Gang 1, 2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 2. Hunan Key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Big Data Mining and Application，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 3.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and Effec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4-15

  Revised date: 2024-12-28

  Online published: 2025-05-13

Fold

Abstract

Dominance degree of red resources which can reflect the regional red resource endowment and relative advantage is the material basis for the overall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d resources. Taking 1227 red resources belonging to the immovable cultural relics of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 counties as the basic units,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dominance degree measurement model of red resources from four aspects of richness degree, quality degree, agglomeration degree and accessibility degree, measures the dominance degree of red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comprehensively, and analyzes thei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d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show the agglomer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taking Sangzhi County as the high-density core area. 2) Richness degree and accessibility degree of red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are relatively high, but quality degree and agglomeration degree are relatively low. Furthermore, accessibility degree shows obvious "center-periphery" circular spatial distribution, while richness degree, quality degree and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red resources mainly show scattered, clumpy, banded or sheet-like distribution. 3) The dominance degree of red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is at medium level,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of dominance degree of the county's red resources shows the fusiform characteristic. 4)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dominance degree of red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generally shows the pattern which is at high level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southern Hunan, and at lower level in other areas.

Key words： red resource; dominance degre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transportation accessibility; tourism; branding; cultural creativity

Cite this article

HE Feng , ZHANG Ruiya , WANG Gang .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Dominance Degree of Red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and Their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5 , 45(3) : 211 -22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5.03.021

红色资源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所形成的具有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纪念意义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以及蕴含其中的重要精神 ①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1-2]。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及“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由于不同等级和不同形式的红色资源在责任主体上隶属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的行政单位，使得大多数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呈现破碎化和片段化的特点[3]。随着全球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快速推进，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的开放性、流动性、交互性不断增强[4]，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不仅仅依赖于红色资源单体的品质及发展能力，而且还需立足区域开放系统，在区域之间以及区域内部红色资源的合作与联动中实现红色资源的整体价值。
红色资源的区域优势度能体现红色资源所具有和能够发挥的区域合作与联动效能程度，是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的物质基础。据此，本文采用优势度指标来科学测度革命老区红色资源禀赋及相对优势，探究其空间分异格局，对制定区域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策略，最大限度地发挥红色资源价值以促进地区社会经济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优势度最初是一个生物学术语，是用来表示群落中各种群优势状况的一个集成性指标，以反映种群在群落中的地位与作用。后来该概念不断拓展，被广泛用于评价某区域交通设施、旅游资源、产业或区位等的比较优势或区域效应，以引导其空间合理布局或推动资源的整合利用等，但目前尚未发现有对全国或某区域红色资源或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度评价的研究成果。有研究认为区域旅游资源优势度由资源的丰富度和品位度决定[5-6]，但也有学者认为旅游景区在某区域内的集聚，有利于产生旅游资源区域共生效应[7]，且集聚性越明显，越有利于旅游活动的空间组织和增强对远距离客源地的吸引力[8-9]，因此本文在建构旅游资源的优势度测度模型时增加了集聚度指标。此外，还有研究认为旅游区之间联系的紧密、方便程度影响旅游区之间物质、信息及能量的传递，因此建立通达性或连接度指标来测定旅游资源之间的联系水平[10-11]。可见对地区资源进行整合开发不仅与资源自身的丰富度和品位度有关，也与资源的集聚程度和可达性有关。
湖南作为中国近代革命的摇篮和发祥地之一，涌现了一代伟人和众多将帅英雄，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留下了大量红色文化遗址和实物遗存，是我国红色旅游景点集中分布的省份之一[12]。2020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走出了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老一辈革命家，发生了秋收起义、湘南暴动、通道转兵等重大历史事件，大批共产党人在这片热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2]。湖南省红色资源拥有较高的社会关注度。有研究表明，在2011—2018年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红色旅游网络关注度序位排名中，湖南省稳居第3~6位，属于上游水平[13]。与此同时，湖南省红色资源在学术界也得到广泛关注，其研究尺度既有宏观的省域[14-15]层面、中观的市（县）域[10,16-17]层面，也有以微观层面某处红色资源[18]为对象来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红色资源的价值功能[19]、品牌构建[20]、空间特征[14-15]和保护利用[16⇓-18]等方面，其中以保护利用方面的文献量为最；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少量成果采用了空间分析方法或构建数理模型方法。如唐健雄等以湖南省294处红色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分析、核密度估计分析、网格维数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湖南省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14]；许春晓等基于共生理论，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并结合空间分析方法，探究了长株潭地区或湖南省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类型旅游资源共生发展的空间特征[10]或共生特征[11]。可见，在上述相关研究成果中，研究对象多局限在红色旅游资源或景点，样本量偏少，采用的空间分析方法尚未考虑红色资源点的品质、类型差异等因素。
红色资源与红色旅游资源是相互联系但又相对有别的两个概念，其中红色资源突出的是红色价值和革命意义，但不一定具有旅游价值，而红色旅游资源在具备红色价值的同时还具有较大的旅游价值[21-22]。红色资源是开展红色旅游的资源库，可转化为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合理保护利用有利于促进红色资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效合一。鉴于此，本文以湖南省红色资源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含丰富度、品位度、集聚度和可达度4项指标的红色资源优势度综合评价数理模型，分析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及其空间分异格局，并以此来探究湖南省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对策，以期丰富资源优势度相关研究的理论内容，并为湖南省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由于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红色物质资源价值突出，影响重大，不仅是红色非物质资源及其精神内涵的重要载体，而且也是地区重要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因此本文选择红色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研究样本。具体来说，红色资源样本选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22年12月31日，由湖南省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及湖南省文物局公布的1~3批湖南省革命文物名录中的红色文物资源。收录于不同级别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中的同一红色资源以最高级别为准。根据红色资源的定义，通过甄别、筛选和统计得到1227处湖南省红色资源样本，其级别构成见表1。这些样本分布于湖南省119个县域中，占县域总数的97.5%，其中岳阳楼区、北塔区和蒸湘区3个区无红色资源分布，因此本文不考虑该三区优势度的计算。此外，依据《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将研究对象划分为革命活动旧址（遗址）类、故（旧）居类、纪念设施（场所）类和社会主义建设活动旧址类4个类型，其数量和占比统计见表2。将每一处红色资源抽象为空间上的点，借助百度地图拾取坐标系统获得样本的经纬度坐标，运用ArcGIS建立湖南省红色资源空间属性数据库。此外，交通道路网络矢量数据来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地理信息数据库。
表1 湖南省红色资源级别统计

Tab.1 Statistics of red resources at different level in Hunan Province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合计
数量（处） 76 392 156 438 165 1227
占比（%） 6.19 31.95 12.71 35.70 13.45 100.00
表2 湖南省红色资源类型统计

Tab.2 Statistics of red resources at different type in Hunan Province

革命活动旧址（遗址）类 故（旧）居类 纪念设施（场所）类 社会主义建设活动旧址类 合计
数量（处） 452 201 513 61 1227
占比（%） 36.84 16.38 41.81 4.97 100.00

1.2 研究方法

1.2.1 红色资源优势度评价方法

县域是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基本空间单元[4]，也是红色资源发掘、保护、管理和利用的基本空间单元，因此本文对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测度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考虑到交通可达性不仅影响红色资源之间物质、信息及能量的传递，而且也影响游客是否能经常性地接受红色思想的熏陶，达到红色资源效应的最大化，因此本文引入可达度指标，与丰富度、品位度和集聚度3项指标一起来综合评价红色资源优势度。其中，丰富度和品位度是从红色资源的类型、等级和数量等方面来衡量红色资源本体的优势度，而集聚度和可达度则是从红色资源间的空间集聚程度和通行时间成本等方面来测度区域红色资源群整体保护利用的优劣势。
①丰富度。丰富度（$Pk$）是指区域内红色资源类型的丰富程度，反映了区域红色资源的多样性[9,23]。为了便于横向比较和加权分析，采用极值法对县域红色资源类型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县域红色资源丰富度。
②品位度。品位度（$Gk$）是衡量区域红色资源质量水平的指标，通常用区域内红色资源等级赋值加权求和来计算。考虑到湖南省各县域面积差异显著，为了具有可比性，本文将其计算结果除以县域面积，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县域红色资源品位度。
③集聚度。集聚度（$Rk$）反映了区域红色资源空间分布的聚集程度。特定空间范围内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状态通常用最邻近指数来量化，并据此可将其分布状态划分为均匀型、随机型和集聚型3种类型[24]，故县域红色资源集聚度用其最邻近指数（$Nk$）来测算。为了使集聚度对优势度的影响效应为正向且便于加权分析，集聚度 R k为 1 / N k的标准化值。
④可达度。可达度（$Ck$）是指红色资源点之间相互作用与联系的方便程度，可用县域红色资源平均通行时间的均值（$Ak$）来测算。同样，为了使可达度对优势度的影响效应为正向且便于加权分析，可达度 C k取 1 / A k的标准化值。
⑤优势度。基于上述4个指标，构建红色资源优势度（$Li$）测度模型，计算公式为：
L i = λ p k P k + λ G k G k + λ R k R k + λ C k C k
式中： λ P k、 λ G k、 λ R k、 λ C k分别为 k县域红色资源丰富度、品位度、集聚度和可达度的指标权重，其取值参考相关文献[3,23]和咨询相关专家获得，均取值0.25。 L i值越大，表明该地区红色资源总体优势越突出，越有利于进行整体保护利用，也越能在地区合作与联动中占据主动权和支配权。

1.2.2 空间分析方法

除了在集聚度和可达度计算中用到的最邻近指数和可达性的空间分析方法以外，本文还采用了核密度估计法来测算红色资源的空间密度分布特征。

2 红色资源优势度空间分异格局

2.1 总体空间分布特征

湖南省红色资源总体空间分布如图1所示。首先，运用ArcGIS软件中最邻近分析工具，得出湖南省红色资源的最邻近指数为0.541，表明总体呈集聚型分布。其次，进一步运用ArcGIS对红色资源进行核密度分析，以探求其集聚态势。结果显示在桑植县形成了一个高密度核心区，在湘乡市、衡山县与双峰县交界处、长沙市中心城区、蓝山县与嘉禾县交界处各形成了一个次高密度区（图1）。
图1 湖南省红色资源空间分布与核密度图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kernel density of red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2.2 空间分异格局

2.2.1 红色资源丰富度空间分异格局

以县域为单位，依据红色资源类型数计算出丰富度值，并将其结果导入ArcGIS中，运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Jenks），将湖南省县域红色资源丰富度划分为4个等级，即高值区、中高值区、中低值区和低值区。
湖南省119个县域红色资源丰富度均值为0.532，表明全省红色资源丰富度总体水平处于中高值区。由图2a可知，湖南省红色资源丰富度空间差异显著，其中丰富度高值区零散分布于21个县域。这些地区红色资源类型丰富、组合好，有利于县域内红色资源联合开发。丰富度属中高值区类型的县域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共有52个，占比达43.70%，且总体呈西北—东南向面状分布。红色资源丰富度属中低值区的县域共有23个，且大多数分布在湘西地区与湘北地区。丰富度属低值区的县域同样有23个，这些县域面积较小，红色资源类型单一，且分布较为分散。
图2 湖南省红色资源丰富度、品位度、集聚度与可达度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ichness degree，quality degree，agglomeration degree and accessibility degree of red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2.2.2 红色资源品位度空间分异格局

湖南省119个县域红色资源品位度均值为0.158，表明全省红色资源品位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与丰富度等级划分方法类似，将湖南省县域红色资源品位度划分为4个等级，即高值区、中高值区、中低值区和低值区。由图2b可知，湖南省县域红色资源品位度以低值和中低值区为主，占比达78.15%，高值和中高值区较少。品位度高值区零星分布于湘东地区的开福区、芦淞区、韶山市、石峰区、芙蓉区、天心区及岳麓区，以及湘南地区的珠晖区，高值区数量占县域总数的6.72%。其中，开福区红色资源品位度值最高。品位度中高值区有18个县域，占比为15.13%，主要分布在湘东和湘南地区的15个县域。此外，湘西的桑植县、湘中的双峰县和双清区3个县域红色资源品位度也为中高值区类型。品位度中低值区有36个县域，占县域总数的30.25%，且大体呈条带状分布特征，主要位于湘北、湘东、湘西等地区的外围县域，此外湘中地区也有分布，如新化县、邵阳县、邵东市等。品位度低值区分布范围最广，共有57个县域，占比达47.90%，主要在湘南、湘西、湘北和湘中地区呈片状分布特征。

2.2.3 红色资源集聚度空间分异格局

湖南省县域红色资源最邻近指数差异显著。全省有32个县域红色资源呈集聚型分布，占比仅26.89%，其余87个县域红色资源呈随机型或均匀型分布，占比达73.11%。进一步将各县域红色资源最邻近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集聚度值。同样运用ArcGIS将集聚度分级并进行可视化表达，得到红色资源集聚度分布图（图2c）。
湖南省县域红色资源集聚度均值为0.206，表明其总体水平处于中低值区。由图2c可知，湖南省红色资源集聚度高值区数量稀少，仅13个县域，占县域总数的10.92%。这些高值区在湘东北与湘西北区域呈团块状分布，在湘西南、湘南、湘中呈零星分布。其中永兴县的红色资源集聚程度最高，平均最邻近指数为0.302。集聚度中高值区有36个县域，占县域总数的30.25%，分布较为广泛。此类县域在湘东和湘南地区部分县域连接成条状，在湘西与湘中地区部分县域也呈条状分布；此外在湘北、湘中、湘南地区还有零星分布。集聚度中低值区有31个县域，占湖南省县域总数的26.05%；主要分散于湘中、湘南和湘西地区，湘东和湘北仅零星分布。集聚度低值区的县域数量最多，共有39个，占比为32.77%，在湘东、湘南、湘西、湘北和湘中地区均呈团块状分布。此类地区红色资源集聚水平低，不利于集中开发与利用。

2.2.4 红色资源可达度空间分异格局

湖南省红色资源平均通行时间的均值为4.067 h，其中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红色资源平均通行时间的均值最大（5.964 h），湘潭市雨湖区红色资源平均通行时间的均值最小（3.028 h），二者相差2.936 h，表明湖南省县域红色资源交通可达性存在较大的差异。为了揭示各县域红色资源的可达性分异特征，采用Jenks法对可达度值分级并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得到可达度分布图（图2d）。从图中发现，湖南省红色资源可达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中心—外围”圈层状特征，平均通行时间从湖南省中心县域向外围边缘县域逐渐增加，可达度值逐渐减小。其中，可达度高值区中心圈层位于湖南省中东部地区的33个县域，占比为27.73%，涵盖湘潭市全部县域，长沙市、株洲市、娄底市以及衡阳市大部分县域；第二圈层即中高值区以高值区为中心呈“C”字形向外扩展，包括湘阴县、邵东市、桃江县等25个县域，占比为21.01%；第三圈层即中低值区也大体呈“C”字形环绕在中高值区外围，包括茶陵县、浏阳市、溆浦县等35个县域，占比为29.41%；外围圈层即可达度低值区大体呈半环状分布，涵盖湖南省西北部、西部和南部等26个边缘县域，占比为21.85%。此外，通过计算县域红色资源可达度均值（0.528），发现湖南省红色资源总体可达度处于中高值区。

2.2.5 红色资源优势度空间分异格局

根据品位度、丰富度、集聚度及可达度的分析结果计算各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值，并运用Jenks法将全省分布有红色资源的119个县域划分为红色资源优势区、普优区、一般区和潜力区4个等级，并进行可视化表达得到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分布图（图3）。结果表明，湖南省不同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差异明显，总体呈现出东、中和南部较高，其他区域较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具体来说，红色资源优势区有17个县域，占比为14.29%，主要在湘东、湘中和湘南地区以组团状呈现，其中芦淞区红色资源优势度最高，为0.686，韶山市与长沙县次之，分别为0.673和0.649。红色资源普优区有38个县域，占比为31.93%，主要在湘东、湘南、湘中、湘东北和湘西北等地区呈片状分布。红色资源一般区有42个县域，占比为35.29%，主要分布于湘南、湘西和湘北地区的外围县域，湘东和湘中地区分布较少。属于红色资源潜力区的有22个县域，占比为18.49%，以湘南、湘西和湘北边缘县域为主，其中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最低，仅为0.034。从4个等级的占比结构来看，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梭形”特征。此外，湖南省各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均值为0.356，说明从整体保护利用的相对优势角度来看，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总体水平一般。
图3 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ominance degree of red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3 整体保护利用策略

根据湖南省各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空间分布的差异性，采取不同策略来促进湖南省红色资源有效保护和整体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红色资源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多元价值。

3.1 红色资源优势区：旅游化+品牌化

旅游化指一种将各类文化资源转变为旅游景观的过程或结果[25]；旅游目的地品牌化则是一系列市场营销活动的集合，其最终目的在于塑造积极的目的地形象[26]。优势区内红色资源数量多、等级高、类型丰富，分布较为集聚且可达性好，因此在地方政府引导和旅游企业主导下，整合不同类型和等级红色资源，打造县域红色旅游整体形象，塑造鲜明的红色品牌，提高县域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优势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重要途径。对于绿色、古色或蓝色类旅游资源 ① 同样具有优势的县域，加强红色与这些资源的共生开发，是促进红色资源价值进一步发挥、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11]。
根据湖南省17个红色资源优势县域的空间分布，可划分为长株潭、衡郴、娄邵3个红色资源优势区组群。每个组群的县域之间需打破行政壁垒，加强红色旅游联动和协同，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建设，提高协同管理水平，让优势区组群成为湖南省红色旅游发展的增长极。其中，长株潭红色资源优势区组群包括长沙市的岳麓区、开福区、望城区、天心区、长沙县和浏阳市，株洲市的芦淞区、石峰区和醴陵市，以及湘潭市的韶山市等10个县域。目前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内部联系紧密，特别是以长沙市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湘潭市韶山旅游区为代表的红色主导型景区，对湖南旅游业发展带来极其重要的影响[11]，因此可继续发挥长株潭红色资源优势区组群对湖南省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县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红色资源，如毛泽东同志故居、橘子洲头、新民学会旧址、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等，挖掘其红色精神内涵，树立品牌名称、标识、符号等品牌形象，并通过影视、歌曲、短视频等媒介，提升品牌认知度，以进一步推动其旅游发展。衡郴红色资源优势区组群包括衡阳市的珠晖区、衡东县、衡山县和郴州市的永兴县4个县域，分布有湘南起义旧址群、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群、湘南学联会旧址、罗荣桓故居等一批高品质的红色资源，同样可依托这些历史价值高、影响力显著的红色资源打造红色品牌，扩大其知名度，促进红色旅游发展；此外，这些县域还分布有板梁古村、洣水国家湿地公园、南岳衡山、仰天湖、侍郎坦摩崖石刻群等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因此可充分利用红色、绿色、古色、蓝色等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和交通的便利性，加强在规划、政策、服务等方面的共建共享，为该组群区域旅游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培养湖南省红色旅游经济新的增长极。娄邵红色资源优势区组群则包括娄底市的双峰县、邵阳市的邵东市和邵阳县3个县域，且位于湖南腹地，连接环洞庭湖、长株潭、大湘西、雪峰山等区域。娄邵红色资源优势区组群分布有蔡和森、蔡畅故居、衡宝战役旧址（含烈士墓）、塘田战时讲学院旧址及大量烈士墓等重要红色资源。因此，可以围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蔡和森、蔡畅故居、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蔡和森纪念馆及其蕴含的革命精神塑造其红色品牌，充分凸显革命老区红色资源的地缘优势，并整合该区域各方力量和各类旅游资源，共同制定区域红色旅游协同发展总体规划和相关政策，通过市场共建和资源共享，在做大做强自身红色旅游经济的同时，带动该区域和周边区域旅游经济的全面发展，使其成为又一增长极（图4）。
图4 湖南省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的空间组织

Fig.4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d resources in Hunan Province

3.2 红色资源普优区：旅游化+文创化

湖南省红色资源普优区占比较高，且地域分布较广。这些地区红色资源集聚度、丰富度、品位度及可达度整体水平较高，红色资源优势较明显。对该类区域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可采用“旅游化+文创化”的策略。这里的“文创化”是指对红色资源的文化衍生品或文化创意产品进行设计、开发、经营等系列工作，以提升红色资源的附加价值，提高其吸引力和竞争力。对于红色资源普优区县域，在地方政府引导和旅游企业主导下，一方面需凸显县域红色资源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应结合重要历史事件，提炼县域红色文化主题与文化精神，开发高质量红色旅游产品，提升县域红色旅游整体吸引力。
根据前文红色资源普优区空间分布特点和3个红色旅游增长极分析结果，以及现有交通廊道走向，构建“一纵两横”3条红色旅游发展轴，即以武广高铁为纽带，连接长株潭增长极和衡郴增长极的纵向红色旅游发展轴，以沪昆高铁长昆段为纽带，连接长株潭增长极和娄邵增长极，以及以怀邵衡铁路为纽带，连接衡郴增长极和娄邵增长极的2条横向红色旅游发展轴，促进旅游要素在优势区与沿线普优区之间合理流动和区域集聚，增强这些县域之间旅游产业的关联性与辐射性（图4）。与此同时，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构建这些县域政策共商、设施共建、信息共享等互惠互利机制，实现区域间红色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的高水平合作。
对于远离发展轴的普优区县，可通过大力挖掘湘南起义、桑植起义、红军长征（包括红一方面军、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等的大长征）等红色文化核心价值，大力开发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如以长征文化为主题的装饰品、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徽章、玩具等，通过文创化提升红色资源的附加价值，或者通过开发红色文化创意项目，如重走长征路、“思政+VR”沉浸式课堂、忆苦思甜体验项目等，以丰富游客对长征文化的体验。同时，可根据红一方面军及红二、红六军团在湖南省境内的长征路线构建3条联系轴，将沿线县域红色资源串点连线成片，共同打造区域红色旅游整体形象，将单点的革命活动旧址、纪念场所或将帅故里参观转变为区域红色文化主题旅游，提升公众对区域红色文化的整体感和体验感，扩大区域主题红色文化影响力，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图4）。

3.3 红色资源一般区：文创化+教育化

湖南省红色资源一般区占比最高，达35.29%。这些地区红色资源优势度呈一般水平，表现为集聚度不高、类型较少、等级较低或可达性较差。对于这些区域，一方面要提升红色资源本体的优势，如加大红色资源普查力度，丰富红色资源类型和数量，或者充分挖掘现有红色资源价值，扩大其影响力，全面提升县域红色资源品位度；另一方面也要优化区域交通网络，提升红色资源的可达性。对于这些区域红色资源的保护利用可采用“文创化+教育化”策略。具体来说，对于湘南和湘西地区的红色资源一般区，如宜章、临武、蓝山、江华、道县、通道、城步等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经过的县域，而沅陵、辰溪、武冈、遂宁、会同、新晃等是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的县域，因此可将这些县域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普优区长征文化联系轴的“文创化”保护开发策略相结合，充分发挥一般区红色资源自身优势，打造特色化文创产品，推动其创意化保护与开发。
红色资源的教育化是指通过宣传、展示、保护、传承、弘扬等工作来发挥其现实教化功能，即将革命思想、民族认同、国家意志潜移默化地植入公众精神之中，使其成为培养国家观念、宣传爱国意识、教育教化民众的教育基地。2024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明确提出要“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传承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一般的县域，可以充分发挥这些地区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通过开设红色主题课程、举办红色文化讲座、组织参观红色遗址等方式，让当地人民群众走进红色资源地，深入了解党的光辉历程和英雄事迹，加深人们对红色资源的了解和认同，增进民众的爱国热情，传承民族精神，增强国家观念。

3.4 红色资源潜力区：教育化+数字化

红色资源潜力区主要分布于湘南、湘西和湘北地区的边缘县域。这些地区红色资源优势度低，但发展潜力大，其保护利用可以采用“教育化+数字化”策略。对于这些县域同样需要加大红色资源普查力度，充分挖掘红色资源价值，优化交通网络，不断提升县域红色资源丰富度、品位度和可达度等，同时也可依托现有红色资源建设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党风廉政教育等为一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员教育培训基地，让当地干部和群众近距离就能接受红色精神洗礼。
数字化保护是红色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创新性途径，通过数字虚拟技术能有效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与精神。通过数字化处理，实现红色资源的采集与保存、展示与传播、修复与传承、监测与管理[27]。针对这些地区红色资源分布特点，采用数字化保护利用对策可以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数字形式保存下来以丰富红色文化数字基因库，并且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借助APP、网站等平台，以数字博物馆、VR剧场、AR景观等数字化形式将红色资源进行云上展示和传播，这样不仅可以让更多的人在线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这些生动呈现的展陈形式也能让边远县域宝贵的红色资源焕发新生。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差异带来的整体保护利用策略的区别只是相对的。对于红色资源优势区和普优区，在对县域红色资源进行旅游化、品牌化或文创化过程中也能达到教化作用，并能通过数字化技术达到弘扬红色文化与精神的目的，但对于红色资源一般区和潜力区，在短期内对其进行旅游化或品牌化难度大，这时可重点采用教育化、数字化等策略促进其保护利用。此外，加强县域红色资源与绿色、古色、蓝色等特色旅游资源融合，加强红色旅游与工业、农业和文化等产业融合，加强传统业态与新业态融合，也是提升红色资源区域效应的重要举措。湖南省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策略思维框架如图5所示。
图5 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策略

Fig.5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 of red resources

4 结论和展望

4.1 结论

以湖南省不可移动文物中的1227处红色资源为研究对象，以县域为基本单元，运用计量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通过红色资源丰富度、品位度、集聚度及可达度4项指标综合测度了湖南省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探究其空间分异格局，并根据其优势度差异讨论了其整体保护利用策略。主要结论如下：①湖南省红色资源总体呈集聚型分布，且在桑植县形成了一个高密度核心区，并在湘乡市、衡山县与双峰县交界处、长沙市中心城区及蓝山县与嘉禾县交界处各形成了4个次高密度区。②湖南省县域红色资源的丰富度和可达度总体水平均位于中高值区，但品位度和集聚度的总体水平处于中低值区。这4个指标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其中可达度指标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圈层状空间分布特征，而丰富度、品位度和集聚度指标的空间分异特征不具有规律性，主要呈零星状、团块状、条带状或片状分布。③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总体水平一般，且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等级的数量结构呈“梭形”特征。其中，优势区等级的县域数量最少，一般区等级的县域数量最多。④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总体呈现出东、中和南部较高，其他区域较低的空间分异格局。其中，红色资源优势区主要在湘东、湘中和湘南地区以组团状呈现，普优区主要在湘东、湘南、湘中、湘东北和湘西北地区呈片状分布，一般区主要分布于湘南、湘西和湘北地区的外围县域，潜力区则以湘南、湘西和湘北边缘县域为主。
根据各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等级，可采取不同的协同保护利用策略。其中，对于红色资源优势区建议采取“旅游化+品牌化”策略，红色资源普优区可优先考虑“旅游化+文创化”策略，红色资源一般区宜实施“文创化+教育化”策略，而红色资源潜力区则应重点采用“教育化+数字化”策略。

4.2 不足与展望

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①研究范围仅限于湖南省区域内部，缺少与我国其他省份红色资源优势度的比较分析，无法获知湖南省在全国范围内的红色资源优势度水平；②仅对湖南省红色资源优势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尚未考虑将区域内红色资源与其他特色资源（如绿色、古色、蓝色等资源）组合进行优势度评价，也未深入剖析红色资源与其他特色资源整合开发策略；③为了便于量化判别各县域红色资源优势度及其级别高低，将红色资源样本进行了简化，即选用的是具有空间位置信息和保护级别信息的不可移动红色文物，既没有考虑可移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也没有将非文物保护单位的红色资源纳入研究样本中；④几乎所有的地理空间效应都受到尺度的影响[28]，由于本文是基于县域尺度，因此一方面在探究整体保护利用策略时主要针对县域之间，通过相应空间组织方式和多样化策略来提升省域范围内红色资源整体保护利用水平，对县域内红色资源之间的整合开发策略未能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对于其他尺度，红色资源优势度评价方法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检验。这些都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补充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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