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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1 , Vol. 41 >Issue 3: 28 - 38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3.003

Evaluation of Countries’ Ability to Undertake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A Case Study of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of the Belt and Road

  • WANG Kaike ,
  • LI Cai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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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Statistics，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014，Shan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4-15

  Revised date: 2020-12-0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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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combin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round of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capacity, evaluates the overall industrial undertaking capacity and its sub-index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capacity generally shows a rising trend, especially in some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China,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integration into the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are expanding in recent years, which makes the undertaking capacity index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crease significantly. 2) The industrial undertaking capacity has obvious region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attraction of industrial transfer roughly conforms to the law of distance attenuation and presents a "circle structure", due to the gap between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supporting capacit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the selective ability and supporting ability show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index is generally low and the spatial difference becomes small due to factors such as global growth slowdown, however,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governance ability show the differences in state system, culture and legal construction between economy countries. Combined with the above analysis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rom three aspects: enhancing the scientific of location selection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strengthening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and optimizing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industrial guidance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undertaking capacity of industrial transfer;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terconnectio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investment location

Cite this article

WANG Kaike , LI Caixia . Evaluation of Countries’ Ability to Undertake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A Case Study of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of the Belt and Road[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3) : 28 -3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3.003

随着全球科技创新和经济开放的不断深入，不同经济体间的产业相互支撑、协同发展，产业转移与融合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1]。“‘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为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开展国际产业合作、进行国际产业转移所提出的，旨在提升市场要素流动性和融合程度，为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经济发展效率提供支撑。如何有效评价“一带一路”建设中主要沿线经济体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合理规划产业转移的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成为当前理论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国外，对于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始于1930年代，主要是对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贸易输出问题的关注[2]，日本学者Akamatsu提出基于比较优势的“雁形模式”，后经Vernon、Kojima、Krugman等学者的研究发展，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转移理论体系，涉及产品生命周期、梯度产业转移、边际产业扩张等[3-6]。这一时期，理论研究强调“新兴产业成长初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投入，对生产成本并不敏感，因此，适合在生产成本较高的发达地区孵化成长；当技术成熟，企业规模化生产的需求迫使其追逐更低的生产成本，从而驱动产业向低成本的欠发达地区转移[7-8]，进而在地区之间形成产业梯度”[9]。到1990年代，产生了从空间距离和区位视角研究国际产业转移问题的新经济地理学，阐述了运输条件改善以及拥挤效应是致使发达地区产业布局从集聚走向扩散的主要原因[10-11]。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蓬勃发展，企业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进一步改善国际分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发展[12]。
在国内，相关的产业转移研究始于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使中国具备了参与国际分工必要的政策基础和市场条件，嵌入全球产业链的广度和深度也开始扩展[12]。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依托自身区位优势[13]，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产业，经济总量快速提升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发区域”。由此也不断拉大了与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并逐渐形成了国土空间上较为明显的产业梯度特征[14]。19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国土规划，旨在缩小地区发展差异，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中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国内地区间产业有序转移和有效承接起到了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由国内向国外转移，由低端向高端环节跃升以实现“腾笼换鸟”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15]，然而除了具备顺产业链攀升的国际产业转移基本条件外，产业转出地和产业承接地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不容忽视。对此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从综合评价的角度入手，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开展测度研究，比如展宝卫所提出的涵盖产业转移吸引情况、鉴别情况、支撑情况、发展情况的承接力评价框架[16-17]。从具体研究对象看，有关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的多数研究主要是以国内省区市或经济区域为承接地探讨承接境外产业转入的有关问题[17-22]，以及国别层面的产业转入问题研究[23]，专门将我国作为产业转出国的承接力研究较少，华坚等依据展宝卫“四力模型”构建产业转移承接力指标体系，并据此对湄公河五国对接中国产业转移的时空分析是为数不多的专门研究，也为此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
从已有文献看，有关“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承接中国产业转移能力的测度研究整体较少，将时间层面的纵向变化与空间层面的经济体差异相结合，并以此反映同一结构下产业承接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则更为鲜见。对此，本文基于产业转移承接力相关理论，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实际，通过构建专门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开展实证测算研究①。在此基础上，通过纵向发展趋势与横向差异比较相结合的分析，来揭示沿线经济体承接中国产业转移能力的时序变化规律和空间分布特征，以期探寻产业转移承接力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并提出政策建议。

1 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力测度指标体系构建

1.1 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是指产业通过国际贸易或国际投资等方式实现的跨境地域空间变换，强调从一个经济体向另一经济体的转移过程[23]，其本质是产业要素在地理空间上的优化再配置过程[2]。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国际产业转移“方向”在不同时期存在较大差异。改革开放早期，我国与其他经济体间的产业转移以“引进来”为主。而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或者生产环节开始“走出去”。一方面，国内劳动力成本增加，土地和原材料等要素成本逐渐上涨，产业活动受到不同程度的要素制约，亟需向更具比较优势的经济体转移；另一方面，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国际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产业转移体系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发生着变化，并通过产业转移成为当前重要的投资输出国之一，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则是这一产业转移浪潮中的主要承接地[25]。
理论基础方面，一般意义上的产业转移承接特征，即某区域凭借自身优势吸引外部产业入驻，然后与当地产业融合发展，既提高了地区间资源配置效率，又促进了经济的联动增长[18]。已有研究普遍认为[22,26-28]，产业转移承接是产业发展能力互补、产业竞争力提升等诸多方面共同作用的区位选择结果，涉及要素禀赋、基础设施、投资环境、科教文化、政策支持等影响因素，这也是一般意义上产业转移承接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若具体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问题，在上述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作用机制的探讨更应该从“一带一路”沿线各经济体要素禀赋差异之影响，以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产业转移的空间分异特征入手进行考量。主要是：第一，产业转移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风险问题[29]。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核心要义与全球包容性增长问题，涉及政府有效监管、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方面[30]。第三，针对“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特征的中国转移产业投资区位选择问题[31]，即如何权衡自然资源、劳动力禀赋、市场规模、政策稳定性、法律与秩序等因素的影响问题。第四，中国与承接地之间的制度和文化差异问题[32]。综合而言，在已有产业转移承接力一般化评价体系框架的基础上，纳入沿线经济体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关键要素，并以基础条件、驱动力和产业投资发展保障等为评价重点构建综合指标体系，用于衡量产业转移承接力的时空变化特征。

1.2 评价指标的选择、界定与说明

参照华坚、刘卫东等研究的基础上[24,32]，本文从产业转移吸引力、选择力、支撑力、发展力、治理力五个维度开展评价指标研究。
在兼顾数据可获得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产业转移承接力评价维度的界定与说明

Tab.1 Defini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evaluation dimension on the undertaking capacity of industrial transfer

评价维度 界定与说明
吸引力 吸引力是产业转移的基本前提。开展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体之间存在着相对发展差异，可以是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势差，也可以是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差异。那么，这些差异的外在表现可以简单归纳为市场、成本和投入要素等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产业转移吸引力的基本内容。
选择力 选择力是产业承接力建设的基本保障。华坚等的研究认为，在选择承接产业时，需要重点考量自身要素禀赋和发展势能[24]。从这一角度看，承接地可以此作为是否接纳转移产业的选择标准。
支撑力 支撑力是转移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反映了承接地所具备的、支撑转移产业在本地生存发展的能力，为了区别于前述的产业转移吸引力和选择力，这里的支撑力更多地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以及生态环境的承载情况等。
发展力 发展力是促进转移产业革新升级的重要推动力。涉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科技创新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其中，较高的产业发展力有利于促进产业扩大规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提升转入产业和承接地的发展质量。
治理力 治理力是承载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主要用于反映不同国家或地区制度差异对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影响情况。涉及政策稳定性、政府监管能力、法律建设、廉洁环境四个方面，一般情况下，政局稳定、法治健全、政府监管有效的国家或地区更容易吸引外部产业转入。
对于评价指标，选取依据主要是：

1.2.1 产业转移吸引力

经济发展水平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基础，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吸引产业转移；同时，经济增长也离不开市场需求的拉动，市场潜力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产业转移的方向。对于要素适配性而言，主要是从产业发展投入角度进行考量，包括数量（劳动力规模）和质量（劳动力素质）两个维度；此外，在国际产业转移中，运输成本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1.2.2 产业转移选择力

产业配套能力主要强调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情况。而自然资源条件，主要用于反映承接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政府效能而言，转出地与承接地之间是否存在政府层面的协作机制、协作程度如何等等也会对产业转移区位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33]。对于城市化水平而言，其所反映的不仅是一个人口转化的过程，还蕴含着产业调整、科技进步、发展动力等多个方面的转变与调整，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关键。

1.2.3 产业转移支撑力

完善的基础设施能为转入产业提供基本的经营运转条件，也是转出国进行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的重要参考[19,34]。其中，电力既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能源动力，电力设施建设本身也需要诸多基础建设的配合。通信条件是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其对于生产率的改进是较为普遍的共识。除此之外，交通运输能力对于改善物流条件，推进要素流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土地供应等，也会对承接地的转移产业选择、土地出让、税收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因此，土地承载力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参考要素。

1.2.4 产业转移发展力

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衡量：一是承接地的经济增速，保持合理较快的经济增长不仅能为转入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也可以从供给端为产业发展提供所需的投入要素和产业配套。二是信息发展潜力，当前信息技术发展被普遍认为是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三是吸引外资能力，作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关键投入要素，源源不断的资本流入能够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

1.2.5 产业转移治理力

探讨治理能力，主要是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众多，制度、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法治水平和法律条件也不尽相同，使得产业转移发展面临着诸多来自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因此，我们特别强调纳入治理力的评价。在具体评价指标的构建中，政策稳定性和政府监管能力主要用于反映承接地政治环境。同样，法律建设情况无论是对经济活动还是当地劳动者权益保护，亦或是对投资人利益的保护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此外，还专门纳入廉洁环境的评价，主要是因为腐败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扭曲市场机制、加剧社会不平等、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催生官僚主义等等，这些影响对于产业转移决策而言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2 研究方法与测度数据

2.1 研究方法

2.1.1 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消除各指标量纲不同的影响，使其具有可比性，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用 x i j , t表示第 t期经济体 i的第 j项指标值， i=1，2，…， k， j=1，2，…， n。那么，在固定时间 t的情况下，式（1）和式（2）分别为正向、逆向指标的标准化处理公式：
x i j , t ' = x i j , t - m i n x 1 j , t , x 2 j , t , … , x k j , t m a x x 1 j , t , x 2 j , t , … , x k j , t - m i n x 1 j , t , x 2 j , t , … , x k j , t
x i j , t ' = m a x x 1 j , t , x 2 j , t , … , x k j , t - x i j , t m a x x 1 j , t , x 2 j , t , … , x k j , t - m i n x 1 j , t , x 2 j , t , … , x k j , t
式中： x i j , t '为 x i j , t标准化后的指标值。

2.1.2 指标权重

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因标准化处理后，某些指标数值会出现接近0的情况，为满足取对数时对数真值大于0的条件，可将标准化后的数值进行如下平移处理：
A i j , t ' = x i j , t ' + M
式中： A i j , t '为经过平移处理后的指标值； M为平移幅度，通常取值为1。在此基础上，计算 j指标的比重为：
y i j , t = A i j , t ' / ∑ i = 1 k A i j , t '
此时， j指标的熵值可写为：
h j , t = - m ∑ i = 1 k y i j , t l n y i j , t   , m = 1 l n k 且 m 0
j指标的信用效用值：
g j , t = 1 - h j , t
对应的 j指标权重为：
w j , t = g j , t / ∑ j = 1 n g j , t

2.1.3 加权汇总

结合标准化处理后的指标数据和权重测算值，以表2中各二级指标所涵盖的三级指标数据为准，可根据 ∑ j w j , t A i j , t '分别测算吸引力指数、选择力指数、支撑力指数、发展力指数、治理力指数，在此基础上可由五个二级指数汇总出承接力总指数。
表2 产业转移承接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n the undertaking capacity of industrial transfer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产业承接力 吸引力 市场吸引力 利用人口总数表示
劳动力规模 利用劳动力总数表示
经济发展水平 由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反映
劳动力素质 用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
地理距离 由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距离表示
选择力 产业配套能力 采用非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衡量
自然资源禀赋 采用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重衡量
政府的行政效率 将WGI指标中的政府效能作为替代指标
城市化水平 由城镇化率表示
支撑力 电力设施水平 采用通电率（占人口的百分比）衡量
通信设施水平 采用固定电话用户（每百人）衡量
交通运输水平 采用航空运输量、注册承运人全球出港量衡量
土地承载能力 采用土地面积衡量
发展力 经济增速 利用GDP增长率表示
信息发展潜力 利用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表示
吸引外资能力 利用外国直接投资FDI净流入表示
治理力 政策稳定性 选择WGI指标中的政策稳定性指标
政府监管能力 选择WGI指标中的监管质量指标
法律建设情况 选择WGI指标中的法制水平指标
廉洁环境 选择WGI指标中的腐败控制指标

注：“WGI”全称为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是世界银行编制的全球治理指标。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研究范围设定为2011—2017年。其中，人口总数、劳动力总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自然资源租金占GDP比重、城镇化率、通电率（占人口百分比）、固定电话用户（每百人）、航空运输量，注册承运人全球出港量、土地面积、GDP增长率、安全互联网服务器数量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主要来源于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ex，WDI）等，有关指标在数据库中的更新日期为2019年12月；政府效能、政策稳定性、监管质量、法治水平、腐败控制选用Kaufmann等提供的全球治理指标[35]，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GI数据库。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地理距离数据来自于法国国际贸易研究机构CEPII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四种基于不同方法测量的双边距离，本文采用的是根据主要人口聚集地的距离及该地区人口占比加权计算所得的测量数据。平均受教育年限则直接采用“人文发展指数”，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2012—2018年）。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选择，根据新华丝路（一带一路国家级信息服务平台）的界定，除中国以外共计65个经济体。受数据制约，选取了其中60个经济体进行分析，未纳入巴勒斯坦、叙利亚、马其顿、马尔代夫和亚美尼亚五国的测算。

3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产业承接力时空演进分析

3.1 承载力总体指数分析

根据前述方法、指标与数据，本文测算了2011—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产业承接力指数，结果详见表3。
表3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产业转移承接力指数(2011—2017年)

Tab.3 Undertaking capacity index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2011-2017)

经济体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阿尔巴尼亚 1.2504 1.2537 1.2665 1.2660 1.2692 1.2591 1.2760
阿富汗 1.0893 1.1382 1.1297 1.1403 1.1262 1.1410 1.1573
埃及 1.2324 1.2432 1.2424 1.2291 1.2336 1.2245 1.2433
阿联酋 1.4911 1.5267 1.5504 1.5452 1.5498 1.5322 1.5279
阿曼 1.4078 1.4450 1.4505 1.4474 1.4363 1.4369 1.4408
阿塞拜疆 1.3190 1.3316 1.3629 1.3482 1.3433 1.3430 1.3554
爱沙尼亚 1.4780 1.4831 1.4945 1.5265 1.5145 1.4690 1.4822
巴基斯坦 1.1832 1.1867 1.1936 1.1913 1.1893 1.1936 1.2038
巴林 1.3973 1.4063 1.4306 1.4250 1.4122 1.3909 1.3989
白俄罗斯 1.3062 1.3432 1.3627 1.3713 1.3733 1.3707 1.3837
保加利亚 1.3474 1.3593 1.3702 1.3715 1.3668 1.3599 1.3886
波兰 1.3884 1.4089 1.4316 1.4445 1.4377 1.4057 1.4075
波黑 1.2637 1.2742 1.2967 1.2903 1.2839 1.2772 1.2906
不丹 1.2851 1.3153 1.3200 1.3270 1.3344 1.3300 1.3497
俄罗斯 1.4694 1.5167 1.5229 1.4947 1.4896 1.4850 1.4846
菲律宾 1.3223 1.3432 1.3586 1.3652 1.3653 1.3539 1.3625
格鲁吉亚 1.3582 1.3776 1.3917 1.3885 1.3803 1.3735 1.3894
哈萨克斯坦 1.3924 1.4044 1.4080 1.4153 1.4110 1.4178 1.4316
黑山 1.3172 1.3309 1.3537 1.3468 1.3445 1.3309 1.3478
吉尔吉斯斯坦 1.2719 1.2698 1.3002 1.2856 1.2895 1.2957 1.3154
柬埔寨 1.1718 1.1917 1.2041 1.1983 1.2066 1.2157 1.2369
捷克 1.4229 1.4322 1.4448 1.4624 1.4573 1.4346 1.4391
卡塔尔 1.5048 1.5327 1.5596 1.5370 1.5372 1.5146 1.5102
科威特 1.4696 1.4676 1.4751 1.4539 1.4482 1.4459 1.4380
克罗地亚 1.3606 1.3763 1.3983 1.3955 1.3881 1.3704 1.3882
拉脱维亚 1.4036 1.4211 1.4318 1.4355 1.4304 1.4069 1.4220
老挝 1.2355 1.2707 1.2901 1.2998 1.3036 1.3100 1.3255
黎巴嫩 1.2804 1.2856 1.2939 1.2829 1.2853 1.2949 1.2848
立陶宛 1.3890 1.4123 1.4393 1.4405 1.4433 1.4177 1.4259
罗马尼亚 1.3225 1.3396 1.3646 1.3578 1.3590 1.3528 1.3688
马来西亚 1.4392 1.4637 1.4921 1.4932 1.4898 1.4669 1.4825
蒙古 1.3994 1.3960 1.3984 1.4041 1.4026 1.4334 1.4748
孟加拉国 1.2066 1.2204 1.2273 1.2343 1.2370 1.2428 1.2716
缅甸 1.1409 1.1740 1.1819 1.1857 1.1964 1.2245 1.2378
摩尔多瓦 1.2763 1.2953 1.3172 1.3078 1.3006 1.2875 1.3079
尼泊尔 1.1606 1.1813 1.1915 1.1980 1.1987 1.2018 1.2397
塞尔维亚 1.3100 1.3157 1.3359 1.3360 1.3443 1.3284 1.3389
塞浦路斯 1.4414 1.5343 1.4641 1.5078 1.4864 1.4361 1.4500
沙特阿拉伯 1.4239 1.4492 1.4567 1.4445 1.4325 1.4311 1.4288
斯里兰卡 1.2755 1.3103 1.3113 1.3134 1.3242 1.3087 1.3163
斯洛伐克 1.3697 1.3826 1.3945 1.3991 1.3954 1.3707 1.3765
斯洛文尼亚 1.4267 1.4302 1.4470 1.4638 1.4571 1.4187 1.4314
塔吉克斯坦 1.2178 1.2308 1.2384 1.2418 1.2437 1.2420 1.2590
泰国 1.3395 1.3763 1.3840 1.3737 1.3875 1.3713 1.3865
土耳其 1.3628 1.3899 1.4168 1.4001 1.3973 1.3628 1.3748
土库曼斯坦 1.3016 1.3161 1.3264 1.3122 1.3049 1.2846 1.3126
文莱 1.5027 1.4966 1.5116 1.5030 1.5176 1.4943 1.5150
乌克兰 1.3196 1.3269 1.3235 1.2899 1.2868 1.2964 1.3097
乌兹别克斯坦 1.2634 1.2757 1.2836 1.2774 1.2850 1.2802 1.3093
希腊 1.3896 1.3866 1.4187 1.4156 1.4111 1.3939 1.4031
新加坡 1.6378 1.7079 1.6968 1.7037 1.7070 1.6887 1.6812
匈牙利 1.4019 1.4170 1.4284 1.4327 1.4281 1.4393 1.4184
也门 1.1400 1.1449 1.1610 1.1234 1.0968 1.0899 1.0909
伊拉克 1.2861 1.2976 1.2871 1.2674 1.2918 1.2907 1.2998
伊朗 1.3498 1.3452 1.3666 1.3732 1.3582 1.3907 1.4043
以色列 1.4875 1.4883 1.4977 1.4958 1.4932 1.4701 1.4722
印度 1.3585 1.3915 1.3928 1.3931 1.4176 1.4221 1.4263
印度尼西亚 1.3564 1.4016 1.4016 1.3993 1.3873 1.3830 1.3979
约旦 1.3143 1.3315 1.3456 1.3406 1.3395 1.3263 1.3345
越南 1.3095 1.3404 1.3399 1.3409 1.3561 1.3546 1.3678

3.1.1 时间演进特征

沿线经济体产业承接力指数总体呈现攀升趋势。2017与2011年的结果对比显示，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承接力指数实现了增长，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沿线经济体在交通基建、贸易便利化等方面的建设成果，为承接中国产业转移提供了基础保障。①对于承接力指数增长明显的经济体而言，多数属于我国陆域邻国，地理距离短且长期以来与我国保持着友好的国际关系和经贸往来，这些国家一方面政治法律环境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与我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业发展梯度差异或互补优势，近年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广度和深度均在扩展，使得产业转移承接力指数增长明显。②对于承接力指数出现下降或者增长十分有限的经济体而言，一部分是经济和产业合作基础存在不足或较大不确定性所致，另一部分则是因为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缺乏足够有效的政策措施，对产业转移承载力的增量提升效应有限所致。

3.1.2 空间分布特征

沿线经济体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空间分异特征。2011—2017年期间，不同经济体的产业承接力指数变动存在差异，为便于分析，从7年的平均情况入手，划分了高、中、低三个类别。其中：①高承接力区域，平均指数超过1.41，主要包括新加坡、俄罗斯、卡塔尔、阿联酋、以色列、文莱、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蒙古、阿曼等，新加坡承接能力最高，2011—2017年的承接力指数平均值达1.688。从区域分布来看，高层次类别主要是东南亚、西亚及东欧等经济体，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力、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方面存在优势。②中等承接力区域，指数平均值介于1.32~1.41之间，主要涉及印度、越南、希腊、土耳其、菲律宾、罗马尼亚、巴林、白俄罗斯、克罗地亚、格鲁吉亚、伊朗、塞尔维亚等经济体。③低承接力区域，指数平均值低于1.32，主要包括乌克兰、土库曼斯坦、埃及、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尼泊尔、阿富汗、也门等经济体，也门承接能力最低，2011—2017年的承接能力平均指数仅为1.129。从区域分布来看，低层次类别经济体，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在产业环境、产品研发、承接政策等方面存在不足。
图1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产业承接力的时间变动

Fig.1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transfer undertaking capacity of the econom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3.2 承载力分项指数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产业承接力变动的内部结构特征，本文结合测算结果分别从产业转移的吸引力、选择力、支撑力、发展力、治理力五个方面展开分析。

3.2.1 产业转移吸引力分析

产业转移吸引力分布情况，在总体上呈现“圈层结构”。其中，位于内部圈层的是高吸引力经济体。在影响产业转移吸引力的所有指标中，双边距离的影响占比最大，所以整体来看，产业转移吸引力大致符合距离衰减定律，上述经济体多数位于距离我国较近的南亚、东南亚、东欧及其他周边地区，加之其在人口规模、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素质等方面存在相对优势，使其对接我国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处于较高水平。中间圈层为中等吸引力经济体，它们大多数在人口数量、劳动力规模、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不具备明显优势，但是基于以人口聚集地为基准衡量的双边距离较小，所以总体引力处于中等水平。外部圈层为低产业转移吸引力经济体，除地理距离因素外，此类经济体通常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市场需求总量规模小等问题，对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相对较弱。
图2 产业转移吸引力空间分布

注：为更好地显示空间分布情况，仅列示了沿线60个国家的测算结果；有关国界、领土范围等绘图要素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管理条例》的规定；巴基斯坦、印度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分界线为军事分界线，参照了自然资源部监制地图，审图号为GS（2016）1600号、GS（2016）1760号；下同。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transfer attractiveness

图3 产业转移选择力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transfer selectivity

3.2.2 产业转移选择力分析

产业转移选择力的空间分异特征与吸引力存在较大差异，地域空间距离的影响相对较弱，而产业配套能力、资源禀赋条件、城市化水平等因素更为重要。从选择力指数的测度结果看，科威特、卡塔尔、蒙古、沙特阿拉伯、阿曼、阿联酋、新加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均属于高选择力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城市化水平和政府效能相对较高，具备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和资源禀赋能力。而中低等产业选择力的经济体大多属于经济落后或者自然资源管制严格、产业层次较低的经济体。需要强调的是，爱沙尼亚等经济体从2011年的中等选择力指数提升到了高指数经济体，而塞浦路斯、土库曼斯坦等经济体则从高指数下降为中等指数经济体。

3.2.3 产业转移支撑力分析

由产业支撑力指标权重可知，通信、交通水平在影响产业转移支撑能力的因素中占主导地位，这与国际贸易往来所需条件基本吻合。结合支撑力测度结果来看，俄罗斯、希腊、新加坡、以色列、匈牙利、塞浦路斯、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等经济体支撑力指数较高，属于高支撑力地区。这些经济体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无疑为较高的产业支撑力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交通运输、电子通信和环境承载力，都促进了产业支撑力的提升。而中低等产业支撑力水平的经济体主要是基础设施水平相对落后，与我国的互通互联还有待加强，这些经济体的产业转移支撑力指数普遍较低。

3.2.4 产业转移发展力分析

整体来看，各经济体2011—2017年平均发展力指数普遍较低，空间分异特征不明显。其中，新加坡、爱沙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印度和越南等经济体的发展力指数相对较高。这些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开放，在吸引外资、信息发展等方面潜力较大，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为吸引中国产业转移发展提供了保障。特别是越南，近年来经济增速提升较多、吸引外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产业转移发展力实现了较大幅度提升。而中低等发展力的经济体，在过去的几年经济增长相对滞缓，吸引外资能力也没有明显提升，产业转移发展力指数测算结果下降幅度较大。尽管大多数经济体具备了吸引国外产业转移的基本条件，但经济发展增速缓慢，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吸引外资流入的动力不足，使得缺乏持续吸引境外产业转入的基础，因而产业转移发展力普遍较低。总体来说，“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集聚创新、整合资源的能力仍有待加强，产业转移发展力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图4 产业转移支撑力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transfer support

图5 产业转移发展力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transfer development

3.2.5 产业转移治理力分析

从产业转移治理力的区域分布情况看，地理上的分异特征依然明显。新加坡是“亚洲四小龙”之一，以高度开放和法治社会著称，其产业转移的治理力也位居“一带一路”经济体首位。不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之一，不以GDP为发展目标，而是追求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有责任感的良政治理，从本文的测算结果来看，其治理力也位居前列。除此之外，高治理力的经济体主要是部分欧洲国家和中东富裕国家等，这些经济体制度健全、政策稳定、法律体系完备、政府廉洁性高，能够为转入产业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
图6 产业转移治理力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y transfer governance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统计数据构建了产业承接力综合评价指数，通过时序分析和空间地域分析，系统评价了“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能力。研究表明：①时间演进上，2011—2017年承接能力整体呈增强态势，特别是我国部分陆域邻国，近年来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使得产业转移承接力指数增长明显。②空间分布上，承接能力总体分异特征明显。③分项指数上，产业转移吸引力大致符合距离衰减定律且呈现“圈层结构”，选择力和支撑力因沿线经济体在产业发展基础条件和配套能力等方面的差距而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受全球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发展力指数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性较小，而治理力测算结果则显现出各经济体在制度、文化、法律建设等方面的差异性。针对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 提升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科学性

第一，产业转移决策要充分考虑沿线经济体政治、文化、制度差异性，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要充分尊重承接地的制度和习俗，通过加强官方以及民间的文化、教育、医疗、经贸等往来，夯实民意基础，奠定稳定投资的多边市场软环境。第二，结合我国产业发展实际，重点选择劳动力和资金成本低、市场广阔、距离我国较近或在特定行业具备优势技术的经济体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地，充分利用当地的市场、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通过产业转移推动本国产业升级和承接地的协同发展[36]。第三，鉴于沿线经济体的产业承接基础不同，建议推进产业的梯度转移，依据转出产业的特征和承接地的基础条件，“一产一策”“一地一策”，着力提升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科学性。

4.2 强化我国与沿线经济体的互联互通

第一，基于当前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关国际组织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积极推进投资政策宣传，为有序推进产业转移和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便利的国际环境。第二，依托当前中欧班列、航运线路以及边境陆路交通等，优化交通线路布局和班次调整，为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发展提供交通运输保障。同时，进一步开设或增加同沿线经济体之间的货运班机，提升货物运输效率。第三，中方积极参与沿线经济体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项目融资和金融支持方案中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以重点项目和关键设施建设为契机，以点带面，打造“一带一路”运输大通道和关键节点驿站。

4.3 优化产业引导和风险防控的制度安排

第一，了解沿线经济体产业承接具体需求，并基于比较优势制定宏观层面的产业转移政策。具体可通过签署有关经贸协定、经贸合作区建设框架，制订贸易便利化措施，为产业转出提供政策支持[37]。第二，建设一套相对完备的“走出去”政府服务体系，从投资政策宣传、专业技能培训、融资服务支持、法律政策咨询等诸多方面为企业提供引导服务。第三，建立完善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的风险防控预警体系和风险应对机制，针对沿线经济体可能存在的地缘风险，以及因文化、制度差异诱发的潜在风险，及时预警、快速响应，为“走出去”企业提供完备的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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