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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3: 152 - 16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3.016

Livelihood Transi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A Case of Yaozhan Town in Weicha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 WANG Han , 1, 2 ,
  • FANG Yangang , 1, 3, 4,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Jilin，China
  • 2. Department of Resource Management，Tangshan Normal University，Tangshan 063000，Hebei，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angbai Mountains，Ministr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Jilin，China
  • 4.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China Research，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Jilin，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7-16

  Revised date: 2020-12-09

  Online published: 2025-04-30

Fold

Abstract

The livelihood type,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bility,willingness and strategy of household's livelihood transition, i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premise to guide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transition. In this paper,firstly the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types are classified by integrating the livelihood assets an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dex,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transition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hen it studies the livelihood transi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 by taking three villages in Yaozhan Town of Weichang County as research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vestigated household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enterprising,professional,potential and subsistence households,it analyzes their livelihood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bility,willingness,strategy and risk of livelihood transition. The enterprising households have sufficient human assets to engage in diversified production,and the balanced source of income brings them the highest material assets. Although diversified livelihood transition strategies ensure the stable income,they also hinder the transition of livelihood assets. Professional households have the highest livelihood assets and the lowest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dex. They tend to reduce the diversification index and expand the specialized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livelihood transition,but they still face great market risks. Potenti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assets are low,but their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dex is at the high level.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ir livelihood transition is to maintain their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The proportion of subsistence households is the largest,and their livelihood assets and diversification index are very low. The current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can only guarantee their basic survival needs,the livelihood transition needs more industrial support in the future. In the end,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among diversification,spec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livelihood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livelihood transition; livelihood type;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mountainous areas; industrial assistance; migrant workers

Cite this article

WANG Han , FANG Yangang . Livelihood Transi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A Case of Yaozhan Town in Weicha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3) : 152 -16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3.016

农户生计是农户个人或家庭谋生的方式，它取决于个人或家庭的资产（人力资产、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和社会资产）、从事的活动以及接近这些资产和活动的能力[1]。现代化过程中的农户生计转型有其必然性，但是作为社会的底层群体，农户的生计转型往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世界范围内乡村的衰落[2]和全球气候变化，使得农户生计及其可持续性的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由于生产主义范式的影响，发达国家出现了乡村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服务水平下降等不可持续的问题[3]，农业和乡村多功能与多元化的发展逐渐受到重视[4]。J.D. van der Ploeg等人对比荷兰、法国乡村的发展路径，发现两国1960年代曾经分别采取了激进的农业规模化路径和消除兼业农民的农民职业化路径，然而在政策约束下两国的农业类型多样化和农户生计多元化仍然广泛存在，最终促使国家调整政策，逐渐形成了超越现代化的多元农场风格（Farming Styles）和超越生计虚拟边界的多元生计活动系统（Activity Systems）[5]。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因阶段落后、财力有限，农户生计面临更多压力和冲击，可持续转型更为不易。其中，特殊地理单元（如山地、高原等生态脆弱地区）的农户生计问题尤其令人关注，包括农户生计的多样化、可持续性和贫困问题[4]。Yograj Gautam等发现尼泊尔胡姆拉县偏僻村庄的贫困农户和富裕农户非农多样化数量类似，但质量相差很大，贫困农户很难如富裕农户一般进入商贸（trade）和有薪工作（salaried job）等“高收入的非农活动部门”。这种差异主要受到农户生计资产和福利水平（well-being）的影响，生计资产和福利水平的障碍导致贫困农户未来也很难进入“高收入的非农活动部门”，更难以脱离贫困[6]。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以城镇化、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发展范式解构了超稳态的乡村社会，相应的农户生计活动也由传统农业为主迅速向农业专业化与多样化并存、非农化快速发展、居乡兼业广泛存在的多元化发展模式转变。然而，我国高原、山地、干旱区等特殊地理单元面积大、分布广，这些特殊地区往往耕地资源稀缺、生态环境脆弱、交通通信不便、经济水平偏低，农户大多存在生计转型障碍和生计可持续性问题。例如，阎建忠等通过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的生计分析，得出生计多样化和生计资产随海拔升高而降低、生计多样化与生计资产呈正相关等结论[7]；王娟等对云南西南山区2002、2007、2012年3个年份农户生计的追踪调查发现，农户生计出现了从主营粮食作物兼顾养殖和其他生产活动的“生存型”生计向经济作物为主兼顾养殖和其他非农生产活动的“发展型”生计转变[8]；赵雪雁等发现西北干旱区石羊河流域农户面临的生计风险虽存在一定差异，但最主要的风险是市场、教育、自然等三大风险，在应对风险时非农户主要选择外出务工，其余农户大多选择通过降低消费以规避生计风险[9]。另外，还有学者分别从农户生计多样化影响因素[10]、农户生计脆弱性[11]、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选择[12]等角度展开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大多基于单一属性划分农户生计类型，对农户类型的多属性综合研判相对较少，同时较少展开针对农户的深度访谈。当前国家层面对贫困地区投入不断加大的前提下，若能在制定地方政策时更为精确地划定农户生计类型，并与农户深入访谈掌握其转型意愿、需求，引导农户实现良性的生计转型，这对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工作的顺利实施大有裨益。为此，本文选取河北省北部山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围场县）腰站镇3个村落作为案例村，通过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获取农户一手数据。首先综合农户生计资产和生计多样化指数对农户进行类型划分，然后将上述定量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以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为理论基础，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特征及转型的可持续性展开讨论。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围场县地处河北省北部山区、环京津贫困带范围内，该区域受区位、资源、历史、政策等多因素“循环累积”效应的影响，长期受到贫困困扰，陷入了“空间贫困陷阱”[13]。本文调研的腰站镇位于河北省围场县南部（图1），该区域不具备华北平原地区良好的耕地资源，也没有围场县北部塞罕坝独特的旅游资源，长久以来农户生计主要依靠“雨养农业”。1980年代开始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该地区农户生计发生变化，开始有农户外出务工。本地也曾出现少量的集体产业，但受困于交通、经济等条件限制大都倒闭。2010年前后由于京津等地对蔬菜持续增长的需求激发了该地区蔬菜种植业的发展，圆白菜、紫甘蓝、有机菜花、土豆等成为该区域的主要产品。腰站镇下辖17个行政村，其自然及社会经济本底类似，因此本文选取了腰站镇三个彼此相连的行政村永合栈村、六合店村和画山村作为整体样本进行调研。这几个村落农户大多以大田农业、蔬菜种植、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来源，其中大田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蔬菜种植主要为露天种植，根据土壤状况一年种植一到两茬蔬菜；外出务工者较多，大多从事建筑、装修、餐饮等行业。
图1 河北省围场县腰站镇位置示意图

Fig.1 Location of Yaozhan Town in Weichang County of Hebei Province

1.2 数据来源

本文调研所在地中的六合店村是笔者工作单位对口精准扶贫村落，自2016年起笔者就多次前往六合店及周边村落展开调研工作。本文数据资料主要源于2019年5月12日—20日期间的问卷调研，部分农户生计转型过程通过对2016年至今的深度访谈内容的对比分析获取。在2019年的问卷调研中，笔者首先对村委代表进行30分钟左右基本情况调研，获取村庄农户生计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采取随机抽样并适当调控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以便更精确地涵盖所有农户类型。每村抽取30户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调研围绕家庭人口学特征、生计资产与策略、转型意愿等方面展开，共获得9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86份。

1.3 研究方法

1.3.1 农户类型划分

在过往研究中，主要根据收入情况将农户分为纯农户、一兼户、二兼户[14]或根据生计活动特征分为牧户、种植户、非农户等[15]等类型，这些划分方式大多基于单一属性。实际上，即便是同一生计类型的农户，因其自身生计资产的差异，同样的生计策略所带来的生计结果也有差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贫困地区投入加大，相应的农户生计转型明显，生计活动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农户间生计差异性特征不断增强，单一属性界定方法难以完全涵盖农户生计多样化内涵。因此，本文以复合指标农户生计资产作为农户类型划分的基础依据，将农户分为高生计资产农户和低生计资产农户。在此基础之上，选择能够体现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的生计多样化指数进一步细分为高生计多样化指数和低生计多样化指数，然后与高、低生计资产两两组合，分成四类农户类型。
①生计资产。以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确定的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人力资产、社会资产为基础，借鉴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4]，结合河北省北部山区实际情况，构建农户生计资产指标体系（表1）。为了消除不同指标度量单位的影响，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然后采用熵权法和复相关系数法计算组合权重[16]。每个农户生计资产值计算公式为：
H L C i = ∑ j = 1 k W j ∙ R i j
表1 农户生计资产指标体系

Tab.1 The index system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capital

类别 指标 变量 权重 指标解释/计算公式 指标来源
自然资产（N） 自耕地 N1 0.1047 家庭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单位：hm2）
承包耕地 N2 0.1539 每一单位的耕地，出租者=a/（a+b），承租者=1-a/（a+b），a为出租者获得的租金，b为承租者获得的土地净产出
物质资产（P） 住房面积 P1 0.0325 房屋面积小于80m2，赋值1；（81~100）m2，赋值2；（101~120）m2，赋值3；（121~140）m2，赋值4；大于140m2，赋值5
住房质量 P2 0.0117 按房屋建造类型，土木，赋值1；砖木，赋值2；砖混，赋值3；多层楼房，赋值4
牲畜数量 P3 0.2191 以标准羊折合（骡=6；牛=5；驴=3；绵羊=1；山羊=0.8） 李彩瑛等[11]
固定资产 P4 0.2492 拥有棚舍（羊圈）、生产工具（农机设备等）和交通工具（汽车、摩托）等生产生活固定资产的折现总价值（单位：万元） 张栢林等[18]
金融资产（F） 家庭收入 F1 0.0305 2018年度家庭收入
人力资产（H） 总体劳动能力 H1 0.0096 以19~60岁为1标准单位，6~10岁=0.2，11~18岁=0.6，61岁以上=0.5，去掉因疾病等原因失去劳动能力者 王新歌等[19]
总体受教育程度 H2 0.0129 大专以上文凭为1标准单位[18]。文盲，赋值0；小学，赋值0.25；初中，赋值0.5；高中，赋值0.75 王新歌等[19]
社会资产（S） 村干部 S1 0.1319 二分变量，家庭中有成员为村干部=1，否则=0 谢先雄等[20]
社交状况 S2 0.0440 密切联系的亲友数量。小于10，赋值1；11~20，赋值2；21~50，赋值3；大于50，赋值4 王娟等[8]
式中： H L C i为i样本农户的生计资产值； W j为j指标的组合权重； R i j为i样本农户j指标的标准化值。
②生计多样化指数。生计多样化的计算方法较多，但主要是以收入多样化作为表征。本文采用辛普森指数来计算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17]，公式如下：
M i = 1 - ∑ j = 1 k T i j 2
式中： M i为第i个调研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 T i j为i农户j生计活动收入占所有生计活动收入的比例；k为全部生计活动收入来源（不含非劳动收入）。 M i值在0~1之间，数值越小生计多样化越差，数值为0时，代表该农户从事专业化生产活动。

1.3.2 农户生计转型分析框架

本文借鉴了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产—生计策略—生计结果”的逻辑思路，在测度农户生计资产、界定农户生计类型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农户生计情况、国家与地方政策、区域发展模式，构建适应当地特征的生计转型框架（图2）。
图2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框架

Fig.2 The framework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transition in mountainous area

在该框架中，生计转型指的是：在气候、政策、社会经济形势以及个人生计资产等发生变化导致生计脆弱性发生变化的激励下，农户出现生计转型意愿，在一定转型能力条件约束下，农户在生计策略层面发生的转型过程。生计策略转型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农户将资金和劳动力投入新的生计活动和农户将资金和劳动力在原有生计活动内部的重新配置，前者如由饲养牲畜转为种植蔬菜，后者如增加（或降低）原生计活动的投入强度。生计转型发生后，会对生计结果、生计资产、生计脆弱性产生联动影响。当脆弱性变化对当地农户生计产生有益影响时，农户产生主动转型意愿，并合理配置生计资产，农户就有机会进入“脆弱性降低—转型能力提升、生计资产优化配置—生计转型成功—生计结果提升—生计资产提高—脆弱性进一步降低”的良性转型循环中，反之农户生计则会恶化。

2 结果分析

2.1 农户生计类型及特征

根据调研的实际情况，将农户生计活动收入类型分成如下四类：玉米、谷子等大田类作物种植的收入（简称大田收入），蔬菜种植、畜牧养殖、小型商店超市、屠宰等经营性收入（简称经营收入），企事业单位正规就业的工资性收入（简称工资收入），外出非农务工和村内农业务工等非正规就业收入（简称务工收入），计算出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然后以各个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指数与样本总体平均生计多样化指数比较，分成高低两类，生计资产也按此方法同样分成高低两类，将生计资产和生计多样化指数高低进行两两组合分类，总共分成四类（图3）：类别1代表高生计资产、高多样化指数，称之进取型农户；类别2代表高生计资产、低多样化指数，称之专业型农户；类别3代表低生计资产、高生计多样化指数，称之潜力型农户；类别4代表低生计资产、低生计多样化指数，称之生存型农户。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产及收入占比情况见表2。
图3 农户生计类型

Fig.3 The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types

表2 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产和收入占比

Tab.2 Livelihood assets and percentage of income in different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types

类别 样本 生计资产（HLC） 多样化指数 生计收入占比（%）
总值 自然 物质 人力 社会 金融 大田 经营 工资 务工
1 9 0.2826 0.0123 0.0869 0.0130 0.1628 0.0076 0.3676 5.84 44.64 18.46 31.02
2 14 0.2935 0.0650 0.0647 0.0114 0.1392 0.0128 0.0361 1.93 82.22 4.30 11.56
3 21 0.0567 0.0056 0.0221 0.0099 0.0147 0.0045 0.3660 10.32 8.07 8.29 72.40
4 42 0.0432 0.00236 0.0167 0.0090 0.0112 0.0040 0.0436 3.61 0.12 0 96.33
总计 86 0.1123 0.0144 0.0332 0.0100 0.0488 0.0059 0.1550 4.56 36.2 5.57 53.54

2.1.1 进取型农户

这类农户比例不高，样本量只有9户。调研中笔者发现，这些农户普遍更具有进取精神，平均年龄（44岁）较之其他三类至少年轻5岁以上，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和受教育程度也明显高于其他类农户，因此人力资产明显高于其他3类。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可以从事多种生计活动，收入结构也更为平均，特别是工资性收入比例占到18.46%，显著高于其他类别。相对稳定的工作性质为农户带来了更好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在社会资产中体现较为明显。长期稳定的工作收入为家里的住房、固定资产等带来了较大的提升，因此物质资产也是最高的。

2.1.2 专业型农户

有14户农户属于这种类型，在四类农户中他们的平均生计资产最高，生计多样化程度最低。其他几类农户中比较常见的务工生计活动在专业型农户中极少见到，唯一一户以务工为主要生计活动的农户户主是打井的包工头，他的收入情况和生计方式与其他务工人员相差极大，本质上也可以称之为经营性生计活动。同时，大田种植收入占比过低，也很难算作此类农户的收入来源，访谈中这类农户称仍然保留大田种植的原因是“作为农民不愿耕地撂荒”，而且也只有5户少量兼营。其余农户皆为经营性的专业型农户，经营性收入占绝对优势（收入占比超过80%），如蔬菜种植、畜牧养殖、屠宰售卖等生计活动。调研中发现，他们是村内的高收入群体，在村内有一定号召力。他们的生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村内务工性就业，如蔬菜种植工、畜牧养殖工等。当然，这部分农户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耕地地力下降、自然灾害、禽畜患病等。

2.1.3 潜力型农户

潜力型农户虽然生计资产偏低，但多样化水平较高，这部分农户样本量有21户。他们的人力资产不高，其中总体劳动能力较高（均值3.18），仅低于进取型农户，但潜力型农户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远低于前两类农户。因此，潜力型农户受限于学历和技术能力，出现了不同于进取型农户和专业型农户的生计选择。他们大多选择的是“大田种植+外出务工”的多样化生计策略。在村内，受困于整体偏低的生计资产以及个人能力原因，他们很难从事经营性生计活动，大多只能选择大田种植或农业务工等同样收入偏低的生计活动。农户家中外出务工者因学历、技术能力等限制也很难从事高收入的工作，一般在收入和就业时间不稳定的非正规部门务工。总之，整体较高的劳动能力使得他们可以在大田种植和外出务工投入更多的精力，但仅依靠此很难实现家庭生计资产的跃迁式发展。而且，随着家庭成员年龄增加，外出务工愈发不可持续，生计资产存在下降的风险。

2.1.4 生存型农户

生存型农户是村内生计资产最低的群体，生计多样化指数略高于专业型农户。这部分农户样本量达到42户，他们所呈现出的是村内农户的最大现实特征，即从生计资产的各个维度而言都是最低的，他们的生计活动中务工占有绝对的比例，务工的收入占比超过96%。但需要强调的是，他们当中有半数的农户从事的务工活动是收入较低的农业务工（如蔬菜种植工），非农务工技术含量也很低（如打更等）。由于家庭人力资产极低（包括劳动能力、学历、技术水平），他们既没有办法如潜力型农户一般从事多样化的生计活动，也没有办法如专业化农户一样从事专业化的生计活动。同时极低的自然生计资产，使得他们更倾向于把质量比较好的耕地（一般仅1亩左右）承包出去，而将少量劣地自耕或弃耕。

2.2 农户生计转型分析

当前，我国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广泛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改善农户生计、提高农户幸福度的政策。在宏观政策引导下农户生计脆弱性普遍降低，出现向好的生计转型成为可能。本文结合2016和2019年两次深度访谈，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策略转型及其可持续性展开分析。

2.2.1 进取型农户

调研中，进取型农户对于生计转型的意愿最为强烈，9个样本中仅有1户没有生计转型意愿①。他们大都有一定的积蓄，对政策的变化比较敏感，当有合适的政策出现他们会寻找可能的新生计来进一步“开源”。但他们难以（或不愿）承担某种生计扩大化（专业化）生产有可能带来的风险，这使得他们生计策略的转型倾向于开发新生计活动进一步多样化而非在原生计活动内部追加投入资金和劳动力逐渐向专业化生计转型。比如在两次访谈中发现，一农户近些年家庭生计活动出现了由“大田种植”向“大田种植+拖拉机帮工”再向“大田种植+蔬菜种植+拖拉机帮工”的生计组合模式的变化，在谈及这种变化时，家庭中的女家长表示“拖拉机是前些年赤峰有农机补贴政策，我们去那边买的……现在种菜比较火，也挺赚钱，我俩就包了十来亩地种着试试……”“种菜是赚钱，但我们不敢把钱全部投到种菜上，怕受雹灾、霜冻……”总体上，相对较好的生计资产状况让他们可以从事多元化的生计活动，并且在合适政策引导下出现进一步的多样化转型，但却没办法更进一步从事收益更高、风险更大的专业化生产活动，这种转型逻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更进一步实现“生计资产的跃迁”。为使进取型农户生计转型进入良性循环，应在为农户多样化生计策略选择提供保障的前提下，引导部分生计资产较为突出的农户适时向专业化转型，促进其实现生计资产跃迁。

2.2.2 专业型农户

专业型农户自身的生计资产较高，调研中他们普遍对当前生计状况比较满意，开拓新生计的意愿明显不足，但对于追加投资、深度发展当前生计活动还是有着很强的意愿。而且，专业型农户是乡村社会的“精英”群体，也是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生计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庄的发展。这里以蔬菜种植为例：大概2010年前后部分“精英”农户发现了蔬菜种植的前景，开始承包耕地种植蔬菜。经过数年的发展，随着京津等地对蔬菜需求量的不断增长，围场县蔬菜种植行业发展较快，播种面积、种类不断增加，前景较好。特别是“精准扶贫”以来，为了促进蔬菜种植的发展，村内新增了一些便于蔬菜灌溉的灌溉井，这促使部分农户出现了生计策略向蔬菜种植的转型，转型又激励了专业型农户进一步追加投资，村庄蔬菜种植生计呈现出螺旋式的上升趋势。一方面，承包耕地的成本迅速上升，“淘汰”了一些农户。访谈中一位农户说“原本600元承包一亩，现在900元都承包不下来了……有的人一看赚钱就自己种了……有的宁可种玉米也不包给你……”，这种状况使得部分农户因收益向好而进入了蔬菜种植行列，又由于承包成本的上升很难在蔬菜种植行业真正立足；另一方面，由于蔬菜种植产业不断发展的激励，少量有“能力”的农户不仅在本村承包耕地，更会去外村承包，承包耕地可以多达数百亩，而扩大的承包耕地面积进一步刺激了农业务工人员的就业，最终改变了村庄整体的就业情况。需要注意的是，蔬菜种植在获得较高收益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生计风险，需要予以更多关注。首先，围场县特殊的气候使得蔬菜种植容易遭受雹灾、霜冻等风险。笔者调研期间恰逢农户移栽蔬菜秧苗，一农户由于提前了数日移栽导致30余亩蔬菜秧苗遭受霜冻，损失惨重，如何将农业保险服务更好地引入农村成为他们生计转型中最关心的问题。其次，耕地地力的问题。蔬菜种植对耕地地力的损耗较大，甚至导致土地出现病菌无法耕种，这一状况已经开始出现并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果在这些生计风险不能够妥善解决的前提下盲目追加投资、扩大生产，农户的生计转型将会出现极大风险，可能会陷入“脆弱性升高—转型能力降低—转型失败—生计恶化”的循环当中。

2.2.3 潜力型农户

调研中发现，与进取型农户类似，潜力型农户生计转型也倾向于通过提高多样化水平而非提高专业化能力。但不同的是，虽然有政策激励，潜力型农户由于自身生计资产所限，转型意愿明显不足，21户潜力型农户仅有5户明确表示了转型意愿，其他农户或明确表示没能力转型或表示“要看‘上面’能不能给些帮助”。他们一方面认为有利的政策被“有关系的夺走”，另一方面认为低保等帮扶性政策也很难落到他们头上。目前，他们大多数家庭中都有成员（主要为子女）在城市务工，收入比在村中务农稍高，因此他们的生活不至于太差。但他们有可能面临因身体、年龄、家庭等原因无法继续务工的生计风险非常大，特别是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21]，“增人不增地”的制度使得他们很难如第一代农民工一样返乡后转而务农以维持基本生计。相对于进取型农户，他们赖以降低生计风险的多样化生计策略更容易进入被动生计转型的恶性循环，生计资产和生计多样化指数被迫降低。因此，保持潜力型农户的多样化生计策略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比如，在购买牲畜、修筑棚舍等方面给予一定补贴或其它类似政策帮扶（这也是访谈中他们的主要诉求），让他们能够返乡后依然保持多元化的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助其实现生计策略的成功转型，至少可以在面对无法避免的生计风险时能够在村内实现“软着陆”。

2.2.4 生存型农户

生存型农户的数量最多，他们的生计转型对这些村落的发展意义重大。但限于生计资产极低的现实情况，这部分农户的生计转型也是最困难的。访谈中，他们当中明确表示有转型意愿的仅有6户，绝大多数都没有生计转型的意愿。但与低转型意愿相悖的是，他们当中有部分农户近年来发生了明显的生计转型，这种转型主要是由大田种植转而从事农业务工或兼营大田种植和农业务工。通过总结与这部分农户的深度访谈发现，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根本原因在于这类转型并没有让其生计资产得到有效的提升。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上政府的激励政策（如低保、房屋修缮等）基本上保障了他们实现“标准”脱贫。但在从事生计活动的能力上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基础保障对他们总体生计资产提升帮助不大，转型能力明显不足；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蔬菜种植、中草药种植等产业的发展确实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但这种生计活动收益较低且就业不稳定①，同样不能给他们的生计资产带来实质性的提升。可以这样说，对生存型农户而言，当前他们的生计处于低转型意愿和低效的生计转型并存的状态。
客观而言，引导生存型农户的生计转型是一个长期持续性的过程，目前对他们的生计引导以政府层面的补贴为基础，确保避免他们返贫。未来则应该通过外部涉农企业、村内“精英”群体的带动，增强乡村农业产业发育水平，逐渐通过产业帮扶的途径助其实现生计转型，帮扶的核心应在于有效提高生存型农户生计资产和独立从事生计活动的能力。例如，当前已经出现的通过“公司+养殖场+贫困户”的模式，让农户以“份养自繁”“入企就业”等途径获得有效的生产资料和稳定的就业机会。以及通过专家指导、技术培训等方式，从地方特色入手，引导贫困户从低水平的大田种植转为种植附加值较高的绿色土豆、露天木耳等，使其具备独立从事生计活动的能力。

3 讨论与结论

3.1 讨论

农户的生计转型显然与原始资源禀赋、生计活动类型、转型意愿等多种因素相关联。在围场县腰站镇的案例中，不同类型的农户在生计转型过程中遇到的生计风险和选择的应对策略也各有不同。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引导农户生计良性转型，实现河北省北部山区的乡村振兴，应当重视农户生计多样化和现代化的问题。

3.1.1 农户生计转型中的多样化和专业化

已有研究表明，生计策略的多样化是当前乡村农户生计转型的主要趋势，也是农户规避生计风险、脱离贫困的重要手段[22]。围场县的案例也印证了，生计资产最低的农户恰恰也是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的那部分农户，他们生计手段单一，难以从事多样化的生计活动，生计转型也很困难，相对而言多样化指数较高的潜力型农户生计资产也更高。可以说，多样化的生计策略将会在较长时间内都是中国乡村农户生计转型的主要方式。因此，努力增加农户生计手段，提高农户多样化水平是引导农户生计转型、帮扶农户脱贫的重要方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有调研农户中生计资产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的8户农户基本都是专业型农户① (①其中6户为专业化农户，2户为进取型农户，进取型农户的主营生计活动也接近家庭总收入的90%。)（图4），他们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均值为0.0913）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上述情况表明，农户生计资产状况和生计多样化水平有着比较复杂的耦合关系，当农户生计资产达到较高水平后，生计多样化指数有降低的趋势，他们通过专业化实现了生计资产的跃迁。同时，专业化生产的扩大化，为村内带来了更多元的就业机会（如农业务工），在一定程度上为难以摆脱贫困、生计单一的农户提供了脱离贫困的额外选项。所以，引导有能力的农户走专业化、适度规模经营的路径，不仅可以实现其自身生计资产跃迁，更会对乡村整体发展带来裨益。对于向专业化转型发展的农户，急需的是专业化技术手段的升级转型，如蔬菜种植技术、畜牧养殖技术的升级转型，普通农副产品向绿色、有机、可追溯的农副产品的升级转型等，以及产销模式的升级转型，如探索“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产销模式。总之，引导农户生计，要合理平衡多样化与专业化之间的关系。
图4 农户生计资产分布箱型图

Fig.4 The Box-plot of rural household's livelihood assets

3.1.2 山区农户现代化生计的高质量转型

长期以来，河北省北部山区农户以大田种植、牲畜散养、野生食用菌采集等生产效率低、产品效益低的传统生计为主。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激励下农户将剩余劳动力大量投入到传统生计中，再加上乡镇企业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户生活水平，也掩盖了这些生计方式低效率、低效益的现实。然而，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化导向下乡村大量青壮年流出务工，低效的传统生计问题不断凸显，最终出现了耕地撂荒、弃养牲畜、乡村衰败等现象，这在贫困山区更为严峻。在平原农区，尚可依托自然条件优越、交通条件良好区位优势，通过（土地）工程化、（农业）非粮化、（就业）非农化、（生活）社区化的螺旋上升的演化过程[23]，实现农户生计的高质量现代化转型和乡村的振兴。但对河北省北部山区而言，整体上乡村仍然处于工程化向非粮化演变的阶段，虽然现代化的生计转型让部分农户实现了生计资产的跃迁，但更多的农户却困于凋敝的乡村难以转型。同时，当前山区农户增收所依赖的非农化外出务工和非粮化的经营性种养殖等生计转型质量也比较低。其中，外出务工虽然提高了农户收入，但却造成了乡村劳动力大量流出以及农户大量非正规部门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这导致乡村发展缺乏人力基础、务工农户返贫的严重问题；而近年来京津对蔬菜的旺盛需求让部分农户通过蔬菜种植获取了较高的经济收益，但是在河北省北部山区这样的生态敏感区发展现代化种养业，本身就容易出现如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水资源的过度浪费以及植被的破坏等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影响的问题。因此，当前对于河北省北部山区农户的现代化生计转型的引导，要特别强调政府的“干预”作用。通常来说，以县域经济为核心创造就业机会，是吸引劳动力返乡，实现居乡兼业的主要方式。这需要政府部门在“放管服”等方面做足工作，例如通过政府部门对农药、化肥的严格监管，利用北部山区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营造绿色、有机、可追溯的农副产品产销一体化的链条，打造特色农副产品品牌；依托北部山区特色的自然山水、草原风光、冰雪旅游等资源培育全域乡村旅游线路，引导农户的生计转型，以及借助北部山区风、光资源发展新能源产业，通过上述路径推动农户现代化生计的高质量转型。

3.2 结论

由于人地系统的特殊性，现代化过程中我国山区发展及其农户生计转型与可持续性的规律性与区域差异非常值得关注。研究发现：
①案例山区乡村仍处于土地工程化向农业非粮化演变的阶段，较比平原乡村相对落后。虽然现代化的生计转型让部分农户实现了生计资产的跃迁，但更多的农户却困于凋敝的乡村难以转型。这在河北省北部山区乃至更大范围的中国山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②案例山区乡村农户生计类型可分为进取型、专业型、潜力型和生存型四类。其中，进取型农户平均年龄相对较低，通常采取生计多样化的策略来保证其生计稳定，但生计资产跃迁的可能性并不高；专业型农户是“精英群体”，通常选择进一步扩大、深化专业化生产，但面临着较大的市场风险；潜力型农户生计资产偏低，仅靠劳动能力从事多样化生计活动，面临着陷入生计转型恶性循环的可能；生存型农户是大多数农民的普遍生存状态。
③河北省北部山区是生态敏感地区，同时也是京津的生态屏障，产业、经济发展长期受到诸多的限制。然而，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大众对高品质农副产品的需求、交通发展带来的可达性提高，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正在扭转原有劣势。未来要坚持“两山”理念，从培育绿色农副产品品牌、打造京津周边休闲游、推广新能源技术等角度，引导农户生计转型，提高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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