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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19 , Vol. 39 >Issue 3: 12 - 1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3.002

The Ris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Western Financial Geography

  • WANG Xiaoyang , 1 ,
  • MENG Ke 2
Expand
  • 1.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Harvard University，Cambridge 02138，MA，USA
  •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2-18

  Revised date: 2019-02-23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9

Fold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germination, rise and establishment of western financial geography as a sub disciple of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past 40 years. With 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Anglo-American economies, the research of financial geography has prospered since the 1980s.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financial geography has basically witnessed three stages and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research paradigms and approaches of economic geography.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2008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pgrade of financial geography, and then the academic status of financial geography as a sub discipline of economic geography has been officially established in the last decade.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financial geography embodies the integration of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which is embedded in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cultural economy, institutions, networks, financialization, and geographical poitical economy. These approaches have realized coexistence and symbiosi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financial geography.

Key words： western financial geography; development stage; research approach; research topic; institutions

Cite this article

WANG Xiaoyang , MENG Ke . The Rise,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ment of Western Financial Geography[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3) : 12 -1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3.002

1980年代以来，金融地理的研究（geography of finance）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英国的经济地理学家如David Harvey、Andrew Leyshon、Nigel Thrift、Ronald Martin和Gordon Clark等人为金融地理研究的繁荣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使这个领域变得充满活力，影响力日益扩大。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地理学（financial geography）作为经济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逐渐确立了学科地位。金融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首要的前提是强调“金融作为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机制和轨迹的核心”。1980年代以来，英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推广带来了显著的金融化进程。在金融化的过程中，金融地理的研究也逐渐演化和升级为金融地理学的研究。与金融地理相比，金融地理学研究视角除了关注影响金融空间性的经济因素之外，扩展到制度、文化、历史、政治等更散漫的宽泛的但又极其重要的嵌入式背景中。在这个过程中，金融地理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并融入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1 金融地理学研究的兴起、繁荣和学科地位的确立

金融地理和金融地理学作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分支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与经济地理学同步演化的特征。西方金融地理的研究兴起于1980年代，随着城市经济的产业升级，金融业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地理学家发现通过地点和空间来研究金融是一种新的且非常重要的研究思路。1980年代以来，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表1）：第一阶段是萌芽期，受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研究方法的影响，金融地理的研究零星出现，但难以构成坚实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框架；第二阶段，自1990年代初，金融地理研究理论化的方法出现了明显转变，受经济地理学转型的影响，从擅长高度抽象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文化、制度和关系转向，着重强调本地化的背景、空间异质性、地点特殊性、空间嵌入、全球联系、流和多尺度空间等视角。第三阶段，自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地理学的成果大量涌现，学科范式逐渐建立，并走向了经济地理学舞台的中央。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学术界称之为金融地理的研究，可作为金融地理学发展的初期和中期阶段。
表1 金融地理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Tab.1 Three stages of Financial Geography development

1980年代 1990—2007年 2008年以来
发展阶段 萌芽期 成长期 成熟期
主要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国际关系 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政治经济；文化经济；身体；制度；网络 文化经济；制度；网络；“地理”的政治经济；金融化
代表性文献 Harvey[1-2]，Strange[3] Clark[4-5]；Clark and O’Connor[6]；Corbridge et al.[7]；Leyshon [8⇓-10]；Leyshon and Thrift [11]；Martin[12]；Thrift[13] Aalbers[14]；Christophers[15⇓⇓-18]；Christophers et al.[19-20]；Clark et al.[21]；French et al.[22]；Hall[23⇓⇓-26]；Martin and Pollard[27]；Wójcik[28⇓-30]
具体来讲，第一阶段，随着1970—1980年代福特—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和一系列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出现了显著转型，金融地理的研究也开始萌芽。这段时期，全球的金融体系迅速改变，从二战后由国家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转变为一个新的国际金融结构，被称之为赌博式资本主义[3,31]。这个新的金融体系兴起于1970年代中叶，并呈现出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和金融化的特征。这四化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它们通过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融合在一起[32]。举例来讲，从1983年7月到1986年10月，英国的证券行业发生了被称为“金融大爆炸”的转型，彻底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伦敦金融城的市场结构[33]。在这个阶段，金融地理的研究开始成为强调经济地理学“生产主义倾向”的一种方式[34]。伴随着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升级，现代金融产业开始兴起。现代金融产业不同于传统的商品生产和商品贸易行业，它开始与实体经济脱离关系。
在1980年代，金融地理的零星研究主要是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方法的应用。这个理论方法起源于激进的地理学家对城市—区域金融资本运行机制的理解，其中David Harvey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强化了政治经济视角作为金融地理研究的主导地位。Harvey引入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并且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资本的第二次循环和第三次循环。Harvey的理论试图解释资本主义是如何运行的，资本的流动、空间经济一体化和不均衡发展为什么是不能避免的。Harvey同时指出第一次循环中过剩的资本部分进入了金融市场。空间修复是Harvey提出的另外一个概念，它指资本流动通过空间修复而实现在不同空间尺度的切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Strange指出，自1970年代起，国际金融体系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全球性赌场[3]。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所有经济问题的根源与专业的投机者的参与相关。整体而言，1980年代金融地理的研究反映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和全球产业转移。
第二阶段，1990年以来，金融地理的研究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这和经济金融化的背景密切相关。正如Leyshon暗示的那样，在金融地理研究历史演化的背景下，它的萌芽阶段已经走到了尽头[8]。在媒体上，货币和金融不再是边角料，而已经成为真正的头条[35]。同样的，Lee认为货币是最有地理属性的经济现象[36]。首先，回应国际金融体系和国家—市场关系的转变，以及1980—1990年代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与失败，大量的地理学家结合相关的主题，从概念对话入手，对这些现象的地理特征展开分析。例如，在开拓性著作《Money，Power and Space》中，Corbridge等认为我们需要重新理解金融在重组当代资本主义进程中的重要性[7]。这个观点受地缘政治经济与金融的影响，金融地理的研究进展代表了一种“去地域化”的趋势，强调了金融的不断变化和流动性而不是一成不变和静止性[8]。
1990年代第二个主要研究脉络是关注金融的地缘经济。伦敦政经学院教授Richard O’Brien作出了“地理已死”（end of geography）的论断。他预测随着资本的全球化和数字化，国际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重要，金融空间将变得均质化。然而，Leyshon却认为，低估地理在全球金融一体化时代中的重要性是非常武断的。Angew[37]相信国家尺度的经济地理依然是重要的，因为全球金融体系在地理上是杂交的[38]。此外，Amin等发现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结构在国家间存在显著差异，这给研究资本主义的地理提供了契机[39]。
1990年代第三个特征是一系列新的理论方法被应用到金融地理研究中来。1990年代以来，后结构主义对金融地理研究的影响开始显现。1990年代初，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和金融地理研究都是一个里程碑。华盛顿协议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确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推崇自由市场和全球金融一体化。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了名为“休克疗法”的市场经济改革。1992年中国也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这种全球背景下，世界经济逐渐向以市场主导的方向发展。在市场经济中，货币的流动决定投入和产出的流动，掌握货币就在市场经济中掌握权力[40]。社会学家Ingham强调“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41]。在这种背景下，金融地理的研究关注金融中心的社会与文化构建，金融体系的制度与政治基础，金融服务工作中经济的“身体”等等[6,10-11,13,42⇓⇓-45]。
第三个阶段，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打开了金融地理提升到经济地理学心脏的发展机遇。随着金融地理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它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科。1990年代以来的学科奠基人如Andrew Leyshon、Gordon Clark、Ronald Martin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大量的年轻学者开始将金融注入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框架之内。以牛津大学Dariusz Wójcik为首的一群青年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当前有“迫切需要和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把地理学视角的金融研究提上议程”。他们还强调了通过资本循环的固有地理框架作为一个概念工具来展开研究。正如Clark等人在新版的《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中所提到的那样：“一个可以被察觉的转变是，对金融的理解已经从金融地理研究演化为一个更广范围的金融地理学研究”，这就需要研究从一个“固有的复杂性”的陈述转变为更好地理解货币和权力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关系[27]。至此，金融地理学的学科框架真正形成，它不仅受经济地理学的影响，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经济、金融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研究方法[23]。

2 当代西方金融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在构建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框架之前，本文首先对金融地理学的主要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当代的金融地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学术领域，它的主要理论方法包括五个：文化经济、制度、网络、金融化和的“地理”的政治经济（表2）。这五个研究方法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且互补的。
表2 金融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Tab.2 Main research methods of Financial Geography

主要研究方法 概念化的手法和分析焦点
文化经济 文化（如信任、信息或者高密度的公司和商务网络）强调因为区域文化或者公司文化的差异使得某些地方独一无二，进而对金融地理产生影响。
制度 制度包括国际组织、法律法规、社会文化传统、正式和非正式的惯例和规则、社会经济活动的管治等对金融的发展和创新有推动和阻碍作用。
网络 网络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通过网络可以把劳动力、精英、企业和地方联系起来，进而使货币和金融通过这些中介在不同的城市与区域之间流动。
金融化 金融化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空间流程—作为时空修复的搜索和影响力日益增强的第四个资本循环的一部分。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的模式。
“地理”的政治经济 货币是政治的，国家和政府在塑造金融地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政治因素的制度创新和政策激励而导致地理的异质性，进而对金融地理的塑造产生影响。
首先，“文化转向”是一个跨学科的现象。受后结构主义认识论的显著影响，相关的社会科学出现了文化转向，进而影响到经济地理学与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知识体系，包括可以解读的和不可解读的两方面的知识。文化可以与一个地点联系起来（如一种区域文化）或者是一个经济中介（例如某种公司文化）。对当代的金融地理学家来说，文化在经济活动中扮演多重角色。文化可以是一种资源、一种天赋或能力、一种贡献因素、一种阻挠变量或者是一种产品产出。Hall详细论述了文化经济、货币与金融、政治和地点之间的联系[23]。受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的启发，Thrift认为金钱是一种偶然的和社会化的现象，并强调了各种社会和文化因素对货币和金融地理的影响[13]。此外，Clark等认为，创建本地化网络有助于克服显著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5]。国际金融中心内部的信息和信任等优势也有助于促进金融创新过程。
第二，1990年代以来，除了文化转向以外，经济地理学也出现了“制度转向”。制度是组织社会的行为模式，使日常生活变得连贯一致而可预测。制度有很多表现形式：国际组织、法律和监管、社会文化传统、正式和非正式的条例。对于金融地理学家，制度的分析主要关注制度如何促进或者阻碍金融增长和创新，制度如何创造和保持不均衡的金融地理，以及伴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带来的制度的挑战。在领地嵌入方面，学者们探讨了如何通过地方特定的制度空间塑造或者重组国际货币体系。Clark描绘了一个全球金融的交易和关系系统。他把货币的流动类比为水银的流动[5]。Clark强调，虽然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明显，但因为制度约束，货币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而是倾向于流入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收集和管理资金，以避免货币在空间中的混乱。Clark等探讨了如何通过全球金融流动在特定地点的制度空间的基础上重塑国际金融体系[46]。在法律方面，Wójcik分析了股票市场发展与法系之间的关系[28]。他重申，英美法系而非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通常倾向于保护投资者，因此前者形成的是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而后者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最新研究中，Dixon分析了经济地理学中，与金融和宏观制度对比相关的制度和制度变迁[47]。与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框架相比[48]，Dixon注意到金融和制度的功能。他重新评估制度功能与制度形式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结论：制度功能并不总是由制度形式决定，前者通常是变化无常的和依赖于具体背景的。
第三，网络的方法在2000年前后被引入到金融地理学的研究之中。网络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它把人、企业和地点联系在一起，使得知识、资本和商品可以在空间内流动。网络的研究方法有助于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上是如何组织的，经济关系（例如企业之间、商务人士之间）如何影响地方增长和发展。金融地理学家研究网络主要从两个视角：①网络如何组织金融集群、金融中心和全球金融流动的关系；②关注个人和企业在金融领域如何构建和利用社会网络。正如Cohen所认为的那样，金融地理学需要在区位、地点和关系网络之间进行明确的分析[49]。网络视角对于理解货币的空间组织确实很重要，因为货币空间是一个复杂的金融流动、交易和关系的网络。金融地理学的文献呼应人文和经济地理学中所谓的“关系转向”和基于网络方法的广泛发展[50]，以理解金融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中货币和权力网络的空间分布[51-52]。Coe等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用于理解金融地理及其对公司行为和区域发展的影响[53]。这一概念框架强调：金融活动形成了一个在经营和影响方面独特的全球经济网络，这个金融网络把先进商务性服务业相关的行为主体，与世界城市和离岸金融中心等地域联系起来。全球金融网络在塑造经济实践和区域发展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Wójcik也使用这个框架来解释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
第四，金融化是一个新的概念工具，用于研究金融市场不断增长的力量以及跨时空的不均衡发展[22,24,54]。金融化是指金融逻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日益增加的重要性[55]。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金融化定义的争论（以及其原因，表现形式和后果）仍未尘埃落定。重要的是，金融地理学在这场讨论中做出了显著的贡献，突出金融化的内在空间的性质。关于金融化的各种迅速增加的讨论展示了不同方法的融合：从监管理论到社会文化视角。研究的主题也丰富多样，例如关注“地域修复”，金融的日常生活，金融主体和金融消费，以及金融资本主义的多样性。金融地理学家认为，金融化本质上是一种空间现象，因为金融化被认为是生产和利用资本流动和循环的一种形式。与货币政策等政府政策相关的法规在金融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并可通过促进金融创新来促进经济增长。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以被刻画成逐步和大规模放松对金融流动的跨境控制。然而，金融放松管制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少数学者将金融化定义为寻求空间定位，以便在不同空间尺度之间引导金融资本流向内或向外流动，以到达空间修复的目的[56]。
第五，就“地理”的政治经济方法而言，首先是将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理论应用于金融体系的地理[48]。正如Wójcik和MacDonald-Korth[57]所说，为了比较金融体系，我们需要将经济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使分析框架能够同时兼顾空间和制度的重要性。金融地理学家研究金融体系是空间集中还是分散，可能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形式和模式具有重要意义[48]。例如，Klagge和Martin[58]以及Wójcik和MacDonald-Korth[57]在概念上发展了这一论点，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对英国和德国进行比较。与此同时，过去十年中，次贷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正在进行的欧元区危机，重新激活了“地理”的政治经济视角对金融地理的研究，也称为“地理”政治经济[19-20,59]。这种研究视角与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视角有密切联系，但同时考虑了空间的异质性。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达到一种平衡。金融地理学家对金融和货币的研究有助于分析空间异质性和地域化差异如何影响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后果，并使我们在时空中察觉出金融的不稳定性。例如，Christophers[19]描述了金融危机后的金融的“地理”政治经济学，并强调了国家在英美金融市场中的核心作用。

3 金融地理学的主要研究主题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已经见证了金融地理转向更广泛的金融地理学，并成为经济地理学内部理解金融的分支学科。本领域的学术贡献遍布在地理学的各个主题：微观和中观层面如房地产金融、金融排斥、混合金融、商业银行地理、小公司融资、中低收入家庭或个人的金融实践。除此之外，还包括宏观尺度的研究如全球金融体系、养老基金和投资、金融中介、金融中心和全球资本市场、全球经济中的资金流动、金融和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等等。这些进展反映了地理学家对货币和金融的兴趣日益增加，但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还阐述了在构建对货币和金融的空间性和地理的更深入理解方面的一些利害关系。
新世纪以来，随着牛津金融地理学学派的崛起，一系列新的研究议程纳入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框架之内。特定金融市场及其全球影响的研究，如基础设施投资[60]，养老基金资本主义[61⇓-63]，主权基金[64-65]，以及投资管理和公司治理等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重要[66⇓⇓⇓⇓-71]。这些主题解释了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金融市场增长、国家发展和企业战略，同时也强调了全球金融市场对公司治理的影响中地理因素重要性的增加[55]。
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金融的概念将生态、社会和经济问题纳入统一的发展模式[72⇓⇓-75]。经济地理学家对可持续金融的兴趣响应了气候变化议程和全球金融危机。这类研究代表着一种重新思考金融地理学的新方式及其在经济、社会和与自然关系中的角色。例如，Clark和Viehs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未来可持续投资的积极所有者。他们认为投资者必须成为企业的积极股东，以促进更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和环境社会治理标准。他们还声称，当机构投资者计划以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投资时，他们应该超越简单的排斥和包容二分法的策略。在环境金融方面，基于对碳衍生品交易的市场运作的更广泛兴趣，Knox-Hayes[76]探讨了在纽约和伦敦等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促进碳市场增长中制度相似度的重要性。Knight[73]指出，当全球一体化的碳市场逐渐形成，通过研究欧洲碳交易的时空地理，地理学家在刻画碳市场的本地影响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
过去十年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主题，例如数字金融，包括高频交易和比特币[77⇓-79]，金融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之间的整合[25,47,53]，以及最新的金融科技[80]。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大多数研究进展仍然主要关注英美经济体，但在新兴市场的发展已经引起了足够兴趣，例如金砖四国和伊斯兰金融，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和中国[26,81⇓⇓⇓⇓⇓⇓⇓-89]。对中国的关注主要包括北京上海等金融中心的崛起、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的养老金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基础设施投资。

4 结论：金融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当代金融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体现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融合。从全球资本主义的视角，建立在Harvey的资本循环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Aalbers[14]提出了资本的第四次循环的概念，代表了资本市场作为一种投资渠道的独立存在，这正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表征。Aalbers认为，金融化可被概念化为从前三次循环到第四个资本循环的切换。第四个资本循环和前三个紧密相联，但存在的基础是不同的。因为它不仅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市场，而且只是一个套利的市场。重要的是，如Aalbers所说，金融化“改写了资本积累的规则”，“第四个循环主宰了其它循环”。所以，金融地理学的一个大的分析框架是，金融化代表了资本主义越来越通过第四个循环实现“领域修复”的过程，这是金融化和“地理”政治经济的方法在金融地理学领域的融合。从强调空间异质性的角度，监管主义、新马歇尔主义、制度的、文化的、关系的和演化的方法，也被融入到金融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之中。一种持续的概念化的创新和实验在这个学科内部渗透，金融地理学的研究分支从未变得如此多样化，发展如此迅速，继续探索新的概念化的框架和实证研究的领域。如我们生活的世界一样，它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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