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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7: 39 - 4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7.006

Residential Mobility Mode of Migrant Worker in Commercial Service Industry in Nanjing City：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Degree and Evolution Degree

  • WU Xiao , 1 ,
  • NING Yuxi 2 ,
  • QIANG Huanhuan 1 ,
  • JI Qianyun 1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Southeast University，Nanjing 210096，Jiangsu，China
  • 2. Urban Plannning Studio One，Guangzhou Urban Planning & Design Survey Research Institute，Guangzhou 510060，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9-04

  Revised date: 2019-05-2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7

Fold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migrant workers in commercial service industry in Nanjing City, this paper is to sum up their evolution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mod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mobility. Firstly，based 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sample migra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evaluation system to measure the living space integration degree and the living condition evolution degree of migrant workers; Secondly, it classifies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mode of rural migrant worker by the means of evaluation matrix; Eventually, it analyses and explains the evolution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modes under "time-space" dimens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migration patterns of migrant workers show different evolution path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stages, their migration behavior are still evolving towards "civilization" direction over time.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 commercial service industry; integration degree; evolution degree; residential mobility mode

Cite this article

WU Xiao , NING Yuxi , QIANG Huanhuan , JI Qianyun . Residential Mobility Mode of Migrant Worker in Commercial Service Industry in Nanjing City：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Degree and Evolution Degre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7) : 39 -4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7.006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第二、三产业已成为承接数以亿计的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的重要渠道，其中建筑业、制造业和商业服务业更是吸纳进城务工人员的三大主流行业 ① 。从事商业服务业的进城务工人员相比于其他行业，因为更多地采取了“租居”为主的主动择居方式（据课题组2015年大抽样数据，在该职业的多类择居方式中，寄住亲友家占1.99%，购房占3.98%，集体宿舍占14.88%，而租居者高达76.12%，不仅在该群体内占据了主导地位，还远远超出了其他职业群体的租居比例），而使其源自个体需要和自主抉择的“迁居行为”有了某种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进而在时空流转之中表现出独特却不为人所熟知的动态规律和结构特征来，可以说其迁居行为的样本意义不言而喻。
如果说进城务工人员在城乡之间的经济型流动是为了参与市场化就业、竞求非农化岗位的话，那么这一群体在城市内部的居住流动，则是为了什么目标?选择更好的居住条件，抑或是实现更好的城市融入?那么实际的迁居状况和规律又是什么呢?
目前，我国有关居住流动性（迁居行为）的研究多是围绕着“迁居动因机制”而展开，认为个体在城市内部的居住流动行为往往会受到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的综合交互影响——一方面就个体因素而言，生命周期影响和住房权属变化是国内催生居住流动的两大诱因[1]：有学者从宏观入手，以一次调查资料为基础分析城市居民居住迁移时空路径的生命周期特征 [2]，也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入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不同人群的迁居历程进行解读 [3]；而在市场经济和传统的再分配体制相互融合的中国住房市场下，住房权属选择不仅受个人和家庭特征的影响，还会受到工作单位性质 [4]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就环境因素而言，宏观政策条件（包括政策制度、就业市场、社会关系）的制定[5-7]、城市格局环境（包括产业布局、城市建设、交通格局）的改变等均会对居住流动产生重要影响 [8]。由此可见，国内有关居住流动的研究仍很少涉及居住空间本身，仅有少部分学者研究了特殊群体（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在城市内的居住空间与演化轨迹、居住流动所形成的时空规律等[9-10]，并因此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局部性成果，但成果积累仍然有限。
鉴于此，本文将立足于“个体迁居”视角，以南京市从事商业服务业的进城务工人员为典型样本，了解这一群体迁居的总体概况，测度这一群体迁居的空间效果，甄别这一群体迁居的类型模式，诠释这一群体迁居模式演变的过程，以期为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转型和人本导向下的新型城镇化落实提供一份新视角下的基础性思考。

1 基本研究思路

1.1 研究范围

1.1.1 时间范围划定

根据调研样本中进城时间的实际分布规律（每5年会出现一次样本进城的峰值），以农民开始有组织涌入南京市的1985年作为时间基点，结合南京主城区的开发建设历程，可将具体时间轴按每5年归并和划分为四大阶段（表1），以此作为贯穿本研究的时间单元和基本参考系。
表1 研究时间阶段的划分

Tab.1 Time division of the research

阶段Ⅰ（1985—1995年） 阶段Ⅱ（1996—2005年） 阶段Ⅲ（2006—2010年） 阶段Ⅳ（2011—2015年）
农民开始有组织涌入城市；城市住宅市场开始分化，形成以中低收入家庭为对象的经济适用房和以高收入家庭为对象的商品房 大城市民工潮出现；国家已完全确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住房商品化制度，城市住宅开发规模保持在稳定状态 进城农民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进入大规模开发建设时期，南京城市住宅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大量商品房出现 进城务工人员增长趋于稳定；城市建设进入存量更新阶段，不少老旧小区、城中村和边缘村落面临着拆除再开发

1.1.2 空间范围划定

以南京主城区的街道单元划分为基准，结合南京市“自内而外，由北向南”的发展脉络和扩张历程（图1），可将主城区41个街道二次归并划分为核心、基本、外围、边缘4大圈层（图2），以此作为贯穿本研究的空间单元和基本参考系。
图1 南京主城城市建成区扩张过程[11]

Fig.1 The expansion process of the urban built-up area of Nanjing

图2 研究空间圈层划分

Fig.2 Space layer division of the research

1.2 数据采集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有二：①有关进城务工人员的总体数据，主要源自南京市各街道办事处或是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的访谈和文献查阅。②有关进城务工人员的个体数据，主要源自课题组2015—2016年两次面向南京主城区各街道进城务工人员进行的抽样调查和一手数据。2015年的大规模抽样实际发放问卷2 176份，有效问卷为2 103份，其中含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问卷1 534份；2016年的抽样调查则直接锁定从事商业服务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对其居住条件（住房权属关系、住区空间布局、房屋户型条件、周边配套设施等）的演变进行详细的回溯访谈，问卷实际发放545份，有效问卷为466份。
个体数据方面均涉及“现状数据+时空回溯数据”两套：前者覆盖了南京市主城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经济、空间等个体属性和现状数据；后者则如实记录了进城务工人员个体自进城以来每一次迁居的相关数据，包括居住区位、住房权属、居住条件、迁居时间和原因等信息。

1.3 研究框架

本研究主要缘起于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目标调研，结果发现这一类移民所关注和预期的无非两方面：从近期看，能否直接带来居住条件的改变?从远期看，能否真正地融入（留在）城市?因此，要判断这一群体迁居的实际状况如何，也要相应地在两个“时间”尺度上进行测度和考量：①在远期目标上，考虑引入“居住空间融入度”指标，要考量的是“如何通过尽可能少的迁居次数，尽可能多和长久地从城市分享居住的好处”；②在近期目标上，则考虑引入“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标，要考量的是“如何通过迁居，尽可能快和明显地改变个体居住条件”。
在此基础上，通过梳理进城务工人员迁居的总体概况和大量一手数据，确立研究的主要思路如下（图3）：
图3 本文技术路线

Fig.3 Technical route

①居住空间融入度的动态测度。以2015年大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确立居住空间融入度评价体系。对四大阶段、四大圈层下样本的居住空间融入度分别进行动态测度，确定各时空单元“居住空间融入度”得分。
②居住条件演变度的动态测度。以2016年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确立居住条件演变度评价体系。对四大阶段、四大圈层下样本的居住条件演变度分别进行动态测度，确定各时空单元“居住条件演变度”得分。
③迁居模式归纳及解析。基于“居住空间融入度+居住条件演变度”的测度，形成对进城务工人员迁居的空间效果评价；然后结合这一评价结论综合构建“迁居模式的评估矩阵”，并对这一群体的迁居模式进行类型划分；最终结合“时间—空间”维度，对这一群体迁居模式的演变过程进行诠释。

2 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概况

结合本次调研的一手数据和大量资料，笔者将聚焦南京市发生迁居行为的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对其迁居行为所带来的实际改变（如居住区位、住房权属、户型条件、周边配套设施及其迁居时空规律等）进行大致梳理，旨在把握这一迁居群体的总体概况，同时为下一步“居住空间融入度”和“居住条件演变度”的测度提供必要的认知背景和基础数据库（表2）。
表2 研究样本的迁居概况

Tab.2 Migration survey of samples

样本类型 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概况
居住区位演变 迁居样本的居住区位已表现出“由内而外扩散，通勤时间增长”的迁居趋向——阶段Ⅰ，居住在核心片区与外围片区的样本比例分别为25.26%和10.72%，人均通勤时间仅为7.45 min；而到阶段Ⅳ时，这一比例倒置为12.50%和21.76%，人均通勤时间则延长为13.98 min。
住房权属演变 迁居样本的住房权属始终以“租居”为主，但是也呈现出“住房类型多样化、产权类型私有化”的演化态势——阶段Ⅰ，样本的购房比例为0%，且权属类型单一；而到阶段Ⅳ时，样本的购房（包括公房、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等）比例已增至12.45%，且权属类型更为多样化。
户型条件演变 迁居样本对于户型条件的选择已呈现出由“单室平房向使用空间更大、配套更完备的套房”转变的趋势——阶段Ⅰ，居住户型为单室的样本比例为44.44%，而拥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样本仅为18.75%，人均居住面积为12.79m2/人；而到阶段Ⅳ时，居住户型为单室的样本比例降为17.99%，拥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的样本则升至58.92%，人均居住面积为16.02m2/人。
配套设施演变 迁居样本居住地周边的社区级配套拥有转型特征如下——在设施门类方面，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在设施布点方面，由集中式布局向沿街带状布局演化；在设施使用方面，整体情况不佳且使用率提升有限。其中商业设施的使用率增长最为显著（增长38.42%），而教育设施、休闲设施的使用率反而有所下降（下降7.97%和16.84%），医疗设施、便民服务设施的使用率则无明显变化和改善。
迁居时空特征 从时间维度看，刚进城不久的样本往往迁居相对频繁（总迁居频次在进城10年内，人均迁居频次在进城5年内），但是随着进城时间的增长，其居住地在迁居频次逐渐下降后而趋于稳定。从空间维度看，样本在核心片区内的总迁居频次虽不高，但就已发生的个体迁居行为而言却最为活跃，而外围片区无论是发生多次迁居的比例还是人均迁居的频次，均处于高值活跃区，边缘片区内的样本迁居情况则正好相反。从时空维度看（迁居频次），样本发生迁居行为最多的时空单元为：进城0<T≤10年间的基本片区和外围片区；样本发生迁居行为最少的时空单元为：进城时间T>15年后的核心片区。从时空维度看（迁居轨迹），样本的迁居轨迹多为“内内”迁居或是“内外”迁居；基本片区和外围片区的样本拥有最高的迁移率（迁居轨迹密度高），而位于两极的核心片区和边缘片区则迁移率较低（迁居轨迹密度低）。
作为一种补充和延伸，若将表2中结论和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原因调研结果相叠合，则又会发现：①南京城市开发建设与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行为存在很大联系，“住处拆迁”是很大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原因；②对于2005年以前进城的务工人员来说，该群体多因个体生命历程的变化（如婚姻、子女、购房、工作等个体择居因素）而选择迁居；③对于2005年以后进城的务工人员来说，该群体多因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如住处拆迁、房屋租金等）而选择迁居；④前者在户型条件上相对优于后者，不少样本能保证住房基础设施的较完备供给（如厨厕、自来水、洗衣机、电视、宽带等）。

3 进城务工人员“居住空间融入度”的动态测度

3.1 评价体系确立

本节将针对进城务工人员迁居的远期目标，尝试确立“居住空间融入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尽可能少的迁居次数，尽可能多和长久地从城市分享居住的好处”。关于这一议题，国内学者的探讨可追溯至1990年代中期，传统观点认为，进城务工人员的融入应包含文化、心理、经济三个层面；近年来，空间融入与制度融入也逐渐走进人们视野，甚至有学者认为空间融入不仅是城市融入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造成城市空间隔离和融入障碍的重要维度。因此，进城务工人员能否实现空间融入，是迥异于其他几个层面的、衡量城市融入度的关键性视角[12-13]。
然而目前，关于空间融入（尤其是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的深入探讨远远不及文化、心理、经济等层面的融入探讨。一方面，透过有限的研究成果[14-15]会发现：学者们在测度“空间融入度”时，往往会共识性地选择目标人群的区位条件、住房权属、户型条件、通勤距离、周边人口类型等指标 ① 。但另一方面，结合本研究的关键词“迁居”以及实际访谈结果，笔者认为“迁居频率”和“迁居方向”同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进城务工人员的空间融入程度：其中，迁居频率如果在某一空间单元逐渐下降，则可判定居住于该单元的样本生活正趋于稳定、居住空间正趋于融入；而就迁居方向而言，考虑到样本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且会自主择居于更适合其融入的区域，如果空间单元A内的样本持续迁出，而空间单元B内的样本持续迁入，则可判定单元B的空间融入度要高于单元A，正是各空间单元间不平衡的融入度为个体迁居带来了势差。
按此思路，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空间融入度”评价结合其迁居的远期目标，经指标筛选和优补后确立了多指标体系。由表3可见，这一指标体系实际上针对的是某一空间单元是否具有迁居吸引力的状态描述或是条件评估（而非针对某一个体迁居行为的评估），即：进城务工人员如果要迁入该空间单元，是否会拥有更优越的居住区位、更私人化的住房产权、更均好的户型条件、更有效的通勤活动、更稳限的迁居频率和更多的迁入人数（相比于迁出）。
表3 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空间融入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living space integration degree of migrant workers in commercial service industry

居
住
空
间
融
入
度
评
价
体
系
评估指标 指标释义及其测度
居
住
舒
适
度		 居住区位 X 1 正向 以城市板块发展时间、地区人口密度为标准将南京主城划分为4个片区，并由核心片区向边缘片区依次赋值4、3、2、1，并以此作为空间单元j的居住区位指数。
住房权属 X 2 正向 住房权属可粗略分为购房、租房、单位宿舍三类，该指标以“每个空间单元中购房样本的比例”作为空间单元j的住房权属指数。
户型条件 X 3 正向 对户型条件的衡量包括人均住房面积与住房基础设施两部分，计算公式如下： X 3 j = A v g M a a = 1 , n × N i n。式中： M a为空间单元j中样本a的平均居住面积； N i为空间单元j中住房基础设施（包括厨房、卫生间、自来水）完备的样本比例。
通勤情况 X 4 逆向 以“每个空间单元中样本的平均通勤时间”作为空间单元j的通勤情况指数。
居
住
稳
定
性		 迁居频率 X 5 逆向 迁居频率指标反映了空间单元内部样本的居住情况是否稳定，可通过各空间单元的平均迁居频率进行反映，计算公式如下： X 5 j = A v g Q a T a a = 1 , n。式中：Qa为空间单元j的中样本a总迁居频次；Ta为样本a在南京居住年限。
迁居方向 X 6 正向 迁居方向指标反映了空间单元之间样本的流向，可通过各空间单元的迁入迁出比进行反映，计算公式如下： X 6 j = R j F j × 100 %。式中： R j为空间单元j的迁入总次数； F j为空间单元j的迁出总次数。

注：若在某一圈层内的各街道之间发生迁居行为，其样本数据均累计入该圈层参与测度，跨圈层迁居的样本数据则计入迁出圈层；若某一阶段内发生多次迁居行为，则将所有迁居数据累计测度。

3.2 指标权重测算

多指标综合评估指标权重的确定是整个评价过程的关键一环，本节将采用“均方差权数决策法”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首先对评价体系内所有指标进行极差标准处理，对正向指标： Z i j = X i j - m i n j X i j m a x j X i j - m i n j X i j；对逆向指标： Z i j = m a x j X i j - X i j m a x j X i j - m i n j X i j。
然后，求取变量 Z i j的样本均值 Z ¯ i = 1 m ∑ i = 1 m Z i j；最终，计算指标i的均方差 δ i = ∑ i = 1 m Z i j - Z ¯ i 2，指标i的权重 W i = δ i ∑ i = 0 n δ i。式中：i=1，2，…，n，其中n=6，代表6个指标；j=1，2，…，m，m=4，代表4个空间圈层。

3.3 居住空间融入度测度

根据上文建立的评价体系，可以对南京市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舒适度（ F j）”及“居住稳定性（ S j）”分别进行计算：
F j = ∑ Z i j W i × 100 % i = 1,4
S j = ∑ Z i j W i × 100 % i = 5,6
式中： Z i j表示各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后的值； W i为各指标的权重。假定两维度对样本居住空间融入度的影响程度相当，则可将“居住舒适度（ F j）”及“居住稳定性（ S j）”数值相加，得到某一阶段、某一圈层下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的融入度综合得分 R j。
具体操作如下：首先，应用上述公式和思路分别测算四大阶段、四大圈层下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的融入度总体得分 R j，并录入GIS数据库；然后，利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各阶段、各圈层下全样本的整体融入度得分由高至低划分为4级，同时实现可视化输出，见表4。
表4 不同时间阶段下南京主城区各空间圈层的居住空间融入度

Tab.4 Comprehensive scoring of living space evolution degree (Rj) in different stages of Nanjing's main city

空间 阶段Ⅰ 阶段Ⅱ 阶段Ⅲ 阶段Ⅳ
核心片区 0.145 0.457 0.701 1.077
基本片区 0.602 0.691 1.255 0.999
外围片区 0.518 0.645 0.852 0.863
边缘片区 0.165 0.316 0.512 0.852
接下来更进一步，对进城务工人员全样本的508条迁居时空轨迹进行梳理和拆分（表2），共产生643条OD数据；剔除迁居前后空间圈层未发生变化的OD数据后，还可抓取有效OD数据248条，并将其投射至表4中相应时间阶段、相应空间圈层的空间融入度分异图，叠合后即可发现：在248条有效迁居的OD数据中，迁居后样本居住空间融入度明显升高的OD数据有137条，占比为55.24%；而迁居后样本居住空间融入度明显降低或是出现反复波动的OD数据则占44.76%。由此可以判定：对于南京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个体而言，其迁居行为可视为个体主观上追求更高空间融入度的时空行为，即使受制于各类外部环境条件和个体择居因素，大多数样本仍能在现实中通过个人抉择和努力做到空间融入度的客观提升。

4 进城务工人员“居住条件演变度”的动态测度

4.1 评价体系确立

作为上一节的补充，本节将针对进城务工人员迁居的近期目标，确立“居住条件演变度”的评价思路，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迁居，尽可能快和明显地改变个体居住条件”。因此，基于2016年对南京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具体居住条件（包括住房权属关系、住区空间布局、房屋户型条件、周边配套设施等信息）的详细抽样和回溯访谈，本节首先要确立的是“居住条件”的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图4，表5），然后再通过相邻阶段间的居住条件评分差值来换算和反映样本的“居住条件演变度”大小。
图4 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条件评价模型

Fig.4 Evaluation index model of migrant workers’ living conditions in commercial service industry

表5 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条件评价指标体系

Tab.5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liv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ommercial service industry

居住条件评价体系 评估基础指标 指标释义及其测度
住房权属 C 1 购房 以不同住房权属类型下、样本所占的比例对权属关系进行量化。表达为： P = P n， P n指空间单元中拥有各类住房权属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
租房
单位分配
空间布局 C 2 绿地率 以空间单元中各类空间布局的样本占比、各类空间布局的绿地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等指标按比例累计反映，表达为： P = P n × A。 P n指居住在不同空间布局住区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 A指该类住区的建筑密度的倒数、建筑高度或绿地率（各类空间布局的指标参考值经调研确定为：高层住区的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绿地率分别取值20%、36 m、40%；多层住区分别取值30%、15 m、15%；城中村分别取值60%、9 m、0%）。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户型条件 C 3 户型房间数 以空间单元中各类户型的样本占比、各类户型的房间数量、建筑面积、厨卫配套等指标按比例累计反映，表达为： P = P n × B。 P n指空间单元中居住在不同户型的样本占总样本的比例； B指空间单元中该类户型的房间数量、建筑面积或拥有自用独立厨房、卫生间的样本比例。
户型面积
厨卫配套
配套设施 C 4 配套设施使用率 以样本租居地周边各类配套设施使用率、配套设施种类等指标按使用率累计反映，表达为： P = P n × B。 P n指居住地周边医疗、商业、教育设施的使用率； B指医疗、商业、教育设施下的细分门类数（如商业可细分为超市、菜市场、餐饮、网吧等）。
配套设施种类

*注：若在某一圈层内的各街道之间发生迁居行为，其样本数据均累计入该圈层参与测度，跨圈层迁居的样本数据则计入迁出圈层；若某一阶段内发生多次迁居行为，则将所有迁居数据累计测度。

由此可见，“居住条件演变度”其实反映的是近期目标下某一空间单元究竟会给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条件带来多大的改变（和“融入度”类似的是，针对的仍是空间而非个体），其数据主要源于该空间单元的抽样和测算；另外，“户型条件”等指标因为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目标，都会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被同时纳入融入度和演变度评价的两套指标体系。

4.2 指标权重测算

在多层次递接结构评价模型上，进一步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形成对居住条件演变程度大小的影响效用判断，具体操作为：一方面针对配套设施、户型、空间布局等指标的重要性权重，面向样本群体发放和回收打分问卷50份；另一方面，针对单因子的重要性权重面向专家发放和回收打分问卷50份；最终，根据双方打分情况综合判断矩阵并计算权重，分别确定准则层及基础指标层各因子权重，最终测算出总目标层权重分别为： W 1=0.4005、 W 2=0.0944、 W 3=0.1684、 W 4=0.3368。

4.3 居住条件演变度测度

根据前述评价体系对所有基础指标层的指标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 I P = P A v g ( P )；将标准化处理后的得分分别乘以基础指标层各因子权重后相加，得到各准则层得分；再将准则层得分继续乘以准则层各因子的权重后再次相加，得到总目标层得分 Z i j。其中i=1，2，…，n，其中n=4，代表4个指标，j=1，2，…，m，m=4，代表四个空间圈层。
因此，某一阶段、某一圈层下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条件（ T j）”均可计算如下：
T j = ∑ Z i j W i × 100 % i = 1,4
具体操作如下：首先，根据各个时空单元内的抽样数据，应用上述公式分别测算四大阶段、四大圈层下南京市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条件总体得分 T j；然后，每个圈层的居住条件演变度 Y j均可通过阶段之间“居住条件”评分的绝对差值（即居住条件的变化幅度）来表达，假设1985年（农民尚未成规模进城）前样本在城市的“居住条件 T j=0”，则可依次测算出该圈层在各阶段的整体演变度得分，其他圈层以此类推见表6。
表6 不同时间阶段下南京主城各空间圈层的居住条件演变度

Tab.6 Comprehensive scoring of living condition evolution degree (Yj) in different stages of Nanjing's main city

时间 核心片区 基本片区 外围片区 边缘片区
居住条件 演变度 居住条件 演变度 居住条件 演变度 居住条件 演变度
阶段Ⅰ 0.512 0.512 0.590 0.590 0.414 0.414 0.408 0.408
阶段Ⅱ 0.809 0.297 0.983 0.393 0.560 0.146 0.452 0.044
阶段Ⅲ 0.945 0.136 1.188 0.205 0.816 0.256 0.625 0.173
阶段Ⅳ 1.222 0.277 1.482 0.294 1.171 0.355 1.009 0.384
从表6看，主城区各大圈层的样本居住条件演变度基本呈现出“下降—稳定—上升”的总体走势。由此可以判定，对于南京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个体而言，其迁居行为就是一种个体寻求居住条件改变（当然主观意愿上是追求更好的演变结果）的时空行为，其总体居住条件的评估也确实是随阶段在递升。只是受制于各类外部环境条件和个体择居因素，导致这一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甚至在某些层面或是阶段出现了背离预期的负面效果和“例外”个案。

5 进城务工人员迁居模式的划分及解析

如果说上文中基于“居住空间融入度+居住条件演变度”的测度，算是对进城务工人员迁居实际的空间效果形成了一个总体评价，那么接下来讨论的重点就是：如何结合上述评价结果构建“迁居模式的评估矩阵”?据此对群体的迁居模式进行划分，进而对其迁居模式的演变过程进行解析。

5.1 评估矩阵构建

分别对“居住空间融入度 R j”和“居住条件演变度 Y j”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居住空间融入度指数 I R j”与“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数 I Y j” ① ，计算公式如下：
I R j = R j R j ¯ × 100 %， I Y j = Y j Y j ¯ × 100 %
式中： R j代表某一空间单元内样本的居住空间融入度； R j ¯代表同一阶段、所有空间单元内样本融入度的平均值；同理， Y j代表某一单元内样本的居住条件演变度； Y j ¯代表同一阶段、所有空间单元内样本演变度的平均值。仍以四大阶段、四大圈层作为时空单元为例计算见表7。
表7 各时空单元的“居住空间融入度指数IRj”与“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数IYj”示意

Tab.7 The index of living space integration degree and living condition evolution degree

时间 核心片区 基本片区 外围片区 边缘片区
I R j I Y j I R j I Y j I R j I Y j I R j I Y j
阶段Ⅰ 0.218 1.682 0.671 1.939 0.778 1.360 0.248 1.341
阶段Ⅱ 0.687 0.976 1.038 1.291 0.969 0.480 0.475 0.145
阶段Ⅲ 1.053 0.447 1.885 0.674 1.280 0.841 0.769 0.568
阶段Ⅳ 1.618 0.910 1.501 0.966 1.297 1.166 1.280 1.262
在此基础上构建坐标系统：坐标系X轴为“居住空间融入度指数 I R j”，Y轴为“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数 I Y j”。假定两指标对分类矩阵的影响程度相当，据此以融入度指数均值和演变度指数均值的交汇点为参考点，画出斜率为-1的直线。如果将所有时空单元的 I R j和 I Y j指标一一测度，都可按以下组合标准划分为4个象限或是4类迁居模式（图5）。
图5 基于“融入度—演变度”指数的时空分类矩阵构建和迁居模式划分

Fig.5 Matrix constru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mode based on the index of “integration degree-evolution degree”

①象限A（ I R j≥1且 I Y j≥1）——整体嵌合式迁居：位于该象限的样本融入度和演变度都相对较高，表明该类农业转移人口不论是远期目标下的空间融入还是近期目标下的条件提升，均已通过迁居行为更为整体地实现了市民化转型。
②象限B（ I R j≥1、 I Y j<1且 I R j+ I Y j≥2）——远期融入式迁居：位于该象限的样本融入度高，但演变度低，表明该类农业转移人口通过个体迁居行为，更多地推动了远期目标下的空间融入，但也面临着市民化转型的瓶颈，需要借助外部刺激进行突破以迁入象限A。
③象限C（ I R j<1、 I Y j≥1且 I R j+ I Y j≥2）——近期提升式迁居：位于该象限的样本融入度低，但演变度高，表明该类农业转移人口通过个体迁居行为，更多地是实现了近期目标下居住条件的提升，且正处于快速市民化转型时期，常态下可快速向其模式转换。
④象限D（ I R j+ I Y j<2）——整体隔离式迁居：位于该象限的样本群体融入度和演变度均较低，表明该类农业转移人口不论是远期目标下的空间融入还是近期目标下的条件提升，均存在着严重障碍和社会隔离，缺少向上迁移的通道，也难以通过个体迁居行为实现市民化转型。

5.2 时间维度下样本迁居模式演变解析

锁定空间范围为南京主城区，时间单元的变化则依循阶段Ⅰ—阶段Ⅳ四大阶段，分别测算每一时间单元内全样本平均的“居住空间融入度指数 I R j”及“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数 I Y j”，并投射至时空分类矩阵（图6）。可以看出，进城务工人员随着阶段Ⅰ—阶段Ⅳ的时间推移，在分类矩阵中的整体位置变化为：象限C-D-D-A，即对应的迁居模式变化为：近期提升式—整体隔离式—整体嵌合式。
图6 时间维度下样本的迁居模式演变分析

Fig.6 Evolution of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mode under time dimension

下面结合南京主城区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和各象限意义，对时间维度下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模式演变现象进行解读：
自1985年起，农民开始有组织地涌入城市，在城市择居后首先实现的是从无到有的跨越过程，因此拥有较高的初始演变度。但由于城乡二元分立结构的影响，农民进城初期的社会隔离现象依然严重，导致其迁居行为在这一阶段多局限于近期目标下的条件提升，而谈不上远期目标下的空间融入，并存在着进一步演化的可能。
1995年（阶段Ⅱ—阶段Ⅲ）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快速城镇化的推进，有更多的样本迁居主城腹地，在“居住舒适度”（如居住区位与通勤情况）方面有所好转，尽管“迁居稳定性”相较以往有所下降，但整体而言其融入度仍在小幅改善。然而在演变度方面，样本由于基数增大，又缺少了最初的跨越式增长，其演变度出现了明显回落（尤以配套设施因子下降为多）。因此这一时期的迁居指数虽此消彼长，但总体上依然在波动往复中跌落为整体隔离式。
直至2011年（阶段Ⅳ）以来，样本的整体隔离式迁居方被逐步打破：一方面随着新型城镇化时期的来临，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舒适性和稳定性开始不断改观，而使融入度有了正向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南京主城区更新活动的全面铺开，样本的演变度也有了触底后的较大反弹（尤以户型条件与空间布局因子的升幅为大）。于是，这一阶段的迁居开始跨入整体嵌合式，同步促进了进城务工人员远期目标下的空间融入和近期目标下的条件提升，其市民化转型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

5.3 空间维度下样本的迁居模式演变解析

锁定时间范围为1985—2015年，空间单元的变化则依循南京主城区的核心、基本、外围、边缘四大圈层，分别测算每一空间单元内全样本平均的“居住空间融入度指数 I R j”及“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数 I Y j”、并投射至时空分类矩阵（图7）。可以看出，进城务工人员随着核心片区—边缘片区的主城空间拓展，在分类矩阵中的整体位置变化为：象限C-A-B-D。即对应的迁居模式变化为：整体隔离式—整体嵌合式—远期融入式—整体隔离式。
图7 空间维度下样本的迁居模式演变分析

Fig.7 Evolution of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mode under space dimension

下面结合各南京主城区各空间圈层的土地价值、工作机会、配套设施水平和各象限意义，对空间维度下商业服务业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模式演变现象进行解读：
核心片区作为南京市公共服务水平、土地价值和房价最高的片区，在此择居的进城务工人员往往只能选择条件最差但租金低的老旧小区或是工作场所内，而冲抵了其良好的区位交通条件，故居住的舒适度平平，稳定性也差，总体上融入度并不理想；同时又因为核心片区开发最早，空间布局、户型条件、配套建设等已基本成型和相对成熟，若非大规模更新和拆改，其演变度的提升余地也很有限。因此可以说，这一圈层的迁居趋于整体隔离状态，市民化的转型动力不足。
相比于前者，基本片区的最大优势在于由大量老旧小区、城中村所构成的高性价比“居住市场洼地”——租金不高但条件更宽裕，区位尚好且通勤有保证，加之调研发现该片区拥有最高的居住稳定性，这都带来了该片区较高的融入度；而另一方面，该片区作为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城市建设的主要承载地，空间布局、户型条件、配套建设等始终处于（尤其是阶段Ⅰ与阶段Ⅱ）快速的变迁之中，由此带来的高演变度虽然在阶段Ⅲ、Ⅳ有所下降，但整体上仍维持在较高水准。因此，这一圈层的迁居总体而言属于整体嵌合式，有利于进城务工人员远期目标下的空间融入和近期目标下的条件提升，市民化转型的状况和动向良好。
外围片区各街道的开发历程和土地价值可谓千差万别：西部河西地区虽开发时间晚，但区位便利、设施完善，土地价值也相对较高；北部铁北地区和南部中华门外地区的情况则正好相反，但却因为拥有租金、房源、通勤、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比较优势（相对于区位和户型条件而言）而成为大批样本进城租居的首选地，尽管片区的居住稳定性不高，但其融入度仍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同时也要看到，城市建设活动开始外推至此，上升通道也在渐次打开，只是演变度的起点和基础偏低。因此总体来看，这一圈层的迁居助推了进城务工人员远期目标下的空间融入，但仍需借助外部动力来加速该群体的市民化转型进程。
边缘片区目前的土地价值与配套建设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准，但正处于持续的完善和成长过程中：该片区在早期（阶段Ⅰ—阶段Ⅲ）因区位、通勤、户型等方面的劣势而导致样本空间融入度的低下，尽管这一状况在后期（阶段Ⅳ）有所改善，但整体融入度依然没得到根本性提升；与此同时，该片区由于开发时间整体较迟，其演变度也只是到了阶段Ⅳ才随着权属关系、户型条件的提升而有所上扬，但总体而言变化幅度依然有限。因此可以说，这一圈层的迁居目前尚难摆脱整体隔离式状态，且存在严重的空间隔离和上升渠道缺乏问题。

5.4 时空综合维度下样本的迁居模式演变解析

在“时—空”综合维度下，分别测算每一时空间单元平均的“居住空间融入度指数 I R j”及“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数 I Y j”、并拆分投射至时空分类矩阵（图8）。可以看出，不同空间圈层随时间阶段变化呈现出的进程变化也不尽相同。具体呈现出几大规律：
图8 时空综合维度下样本的迁居模式演变分析

Fig.8 Evolution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mode under spatio-temporal integration

①随时间阶段的推进，所有空间圈层的“居住空间融入度指数 I R j”均呈正向变化，“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数 I Y j”则存在反复波动。总体来看，在改革开放40年间，居住在各空间圈层的样本迁居模式均发生了正向演化，外围片区和边缘片区的样本迁居模式演化程度最高，其余两个片区的迁居模式演化程度相对较低。
②阶段Ⅰ—阶段Ⅱ，所有空间圈层的“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数 I Y j”均大幅下降。
③阶段Ⅱ—阶段Ⅲ，居住在核心片区和基本片区样本的“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数 I Y j”继续呈下降趋势，其中基本片区样本的迁居模式还出现了倒退。
④目前（阶段Ⅳ），居住在外围片区和边缘片区的样本已进入整体嵌合式迁居模式，这与城市近年来逐步外推的建设更新活动不无关系。
⑤目前（阶段Ⅳ），居住在核心片区和基本片区的样本则处于宏观融入式迁居模式，并面临着市民化转型的瓶颈。其原因主要在于：主城核心片区和基本片区内高昂的土地价值和紧缺的房源供给，导致低收入者在空间上被锚固于居住成本的洼地，这不但是引导或限制进城务工人员居住流动性的根本原因，也束缚了样本迁居模式的进一步突破。

6 结语

本文的探讨，最初是源于这么一个起点，即：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内部的迁居活动，势必不同于城乡之间的流动，那么其预期究竟是为了选择更好的居住条件、还是实现更好的城市融入抑或是二者的兼顾?假若目标如此，那么实际的迁居状况和特点如何呢?又有什么模式和规律可循呢?
鉴于此，笔者在远期目标上，引入了“居住空间融入度”指标，考量的是“如何通过尽可能少的迁居次数，尽可能多和长久地从城市分享居住的好处”；在近期目标上，则引入了“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标，考量的是“如何通过迁居，尽可能快和明显地改变个体居住条件”。研究发现：
①基于“居住空间融入度”+“居住条件演变度”的测度和组合，可将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模式划分为整体嵌合式、远期融入式、近期提升式、整体隔离式4类。②在时间维度下，南京从事商业服务业的进城务工人员随着时间阶段的推移，对应的迁居模式变化为：近期提升式—整体隔离式—整体嵌合式。③在空间维度下，南京从事商业服务业的进城务工人员随着主城空间的拓展，对应的迁居模式变化为：整体隔离式—整体嵌合式—远期融入式—整体隔离式。④在时空综合维度下，南京市所有空间圈层随着时间阶段的推进，“居住空间融入度指数”均呈正向变化，而“居住条件演变度指数”出现反复波动，但整体上是向更有利于“市民化”方向演进。
最后需要补充的两点是：①基于“融入度+演变度”的测度和组合，来划分和解析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模式，其实只是一类可能性的尝试，因为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目的，可能会带来不同的迁居模式划分标准及由此而引发的方法创新。②虽然本文在时空间维度上是按照四大阶段、四大空间圈层而展开的，但该方法同样适用于更细化的时空统计单元（如按年度或是街道）。因此可以说，本文所提供的不仅仅是进城务工人员迁居的结论，更希望是一种可参考、可延伸的思路和方法。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迁居机理和择居机制，因其诠释上的复杂性和综合性，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而留待后续研究另行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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