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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7: 233 - 24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7.026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 CHENG Hui , 1 ,
  • XU Qiong 1 ,
  • GUO Yaoqi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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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ollege of Tourism，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Hunan，China
  • 2.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7-25

  Revised date: 2019-04-19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7

Fold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reasonabl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is not only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for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1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07 to 2016, this paper adopt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o construct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resourc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alculates and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rom 2007 to 2016, the overall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country is mainly in the antagonistic stage, the coupling level is low and shows no obvious time series evolution. 2) The overal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s mainly in the stage of moderat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and is upgraded to a highly coupled and coordinated stage in the later stage. The coordination level still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both of them show a good trend of steady increase.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ina's provincial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re concentrated, spatial evolution is not obvious, the coupling degree fell into "low value" in the northwest, and other areas are evenly developed, and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shows a law of decreasing trend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of the country.

Key words：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all-for-one tourism; "Beautiful Chin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ite this article

CHENG Hui , XU Qiong , GUO Yaoqi .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7) : 233 -24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7.026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旅游业如火如荼地迅猛发展，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就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直以来，旅游业作为低碳产业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支持，但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旅游资源盲目规划、无序开发，也引起了一系列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如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建筑设施的错乱分布、河流湖泊的严重污染等，对环境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旅游资源开发必须深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绿色的生态环境是旅游资源开发的根基，是旅游业发展的保障，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前提，合理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动力。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有待评价，二者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有待思考，如何促进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亟需讨论。
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最早可追溯到1920年代，国外学者们先前大多从生物学视角，探究了旅游活动对植被土壤、地形地貌、江湖河流等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1-2]。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很多学者开始关注到旅游容量和旅游承载力问题[3-4]。Barry等论证了生态旅游的必要性[5]，随后，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发现生态环境的变化对旅游发展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尤其在气候变暖方面[6-7]。国内在旅游与环境关系问题研究上虽起步较晚，但是研究方法新颖，研究成果丰富。学者们在开展大量旅游与环境关系基础性研究的根基上[8-9]，还引进了大量的模型与量化方法，为旅游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章锦河、徐秀梅等引入旅游生态足迹模型来研究测量旅游可持续发展[10-11]。随后旅游生态效率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2-13]。在耦合协调发展方面，大多数学者考量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14-15]，还有很多学者从旅游流、城镇化、旅游交通等方面考量其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度[16-20]。
综上文献梳理，国内外旅游与环境关系问题研究从定性研究逐渐走向定量研究，国外研究起步较早，主要关注旅游容量、旅游承载力及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国内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引入大量定量模型，多角度、全方面地分析旅游与环境的关系。耦合协调度的相关研究方面，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旅游经济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范围大多关注某个省份或者城市群，缺少全国范围的大尺度比较分析，研究视角大多采用时间序列纵向比较，缺少各省市空间横向比较及揭示空间演变过程的相关分析。因此，本文以全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对象，尝试构建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7—2016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并借助统计分析工具SPSS 20.0和地理信息系统软件ArcGIS 10.2分析其时序演变和水平空间格局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措施，以期促进我国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1 研究理论和方法

1.1 耦合理论

耦合度是物理学的概念，用来描述各系统或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的程度。协调度是用来描述各系统或各要素之间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程度，是对良性互动关联性可持续发展的体现。耦合协调度的概念建立在二者基础上，用来描述各系统或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协调一致的程度，不仅体现了各系统之间相互关联程度的强弱，也反映出系统之间协调状况的好坏。
“旅游资源—生态环境”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等各因素的复杂系统。生态环境是旅游资源开发得以依赖的基底，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的基础，同时，旅游资源的开发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动力，二者形成了一个互相影响、相互依赖的耦合体系。生态环境是基础，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土壤、植被、河流等自然要素；旅游资源开发是动力，它一方面体现了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合理可持续的利用，另一方面也是减轻环境压力、增强环保意识的重要内容。本文将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各自系统包含的各指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联关系定义为耦合度，将二者子系统协调发展的互动关系定义为耦合协调度，借鉴前人研究，构建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二者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反映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契合度及二者各自综合水平。

1.2 耦合模型

1.2.1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是对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子系统二者耦合程度的映射，反映各个子系统之间耦合度的强弱程度。耦合度模型计算步骤如下：
①数据标准化处理。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内包含若干个指标层，指标之间的量纲以及作用力的方向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对指标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来排除数据之间的度量单位差异和作用力不一致问题，计算公式如下：
μ i j = ( X i j - α i j ) / ( α i j - β i j ) ( α i j - X i j ) / ( α i j - β i j ) ( X i j 为 正 向 指 标 ) ( X i j 为 负 向 指 标 )
式中： X i j为原始指标； μ i j表示原始指标 X i j对系统的功效贡献； α i j、 β i j分别表示各系统中各序列在稳定状态下的上下临界值，根据前人惯常做法，选取各序列参量的最大值、最小值来表示上下限值。经标准化处理过，使每一个指标值都位于[0,1]区间内。
②变异系数及权重计算。主观赋权法存在较大的误差，本文采用变异系数法来测算各系统指标所占的权重。变异系数法是根据各指标原始数据在所属系统的重要程度来评价其指标权重，具有操作简单、方便计算、客观公正等优点，计算公式如下：
C V j = σ j x - j , λ i j = C V j ∑ j = 1 n C V j
式中： C V j表示第 j项指标的变异系数； σ j为第 j项指标的标准差； x - j为第 j项指标的平均值； λ i j表示第 i项系统第 j项指标的权重。根据变异系数可求出每项指标的权重。
③耦合度模型。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各项指标的功效贡献系数，在此基础上，分别测算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功效贡献系数，引入耦合度模型：
C = μ × 1 μ 2 / ( μ 1 + μ 2 ) μ i = ∑ j = 1 n λ i j μ i j , ∑ j = 1 n λ i j = 1
式中： C表示耦合度； μ i表示第 i项系统的综合指数； μ 1、 μ 2分别表示旅游资源开发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综合指数。

1.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在进行全国各省（区、市）耦合度程度比较分析时，单靠耦合度模型未能反映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一致性。为了更好地比较分析全国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探讨不同省市耦合协调度的差异，本文结合耦合度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分析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这两大系统内各指标相互耦合的协调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D = C × T , T = α μ 1 + β μ 2
式中： D表示耦合协调度； T表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 α、 β表示旅游资源开发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的重要程度，在分析二者子系统的耦合关系时，两者一样重要，因此参照前人研究经验， α、 β均取值0.5。参考谭俊涛、刘春雨等[21-22]对耦合度和协调度等级划分的研究，将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别分为四个等级（表1）。
表1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度量标准及类型

Tab.1 Types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C值区间 耦合度类型 D值区间 耦合协调类型
0 ≤ C ≤ 0.3 低水平耦合 0 < D ≤ 0.3 低度耦合协调
0.3 < C ≤ 0.5 拮抗阶段 0.3 < D ≤ 0.5 中度耦合协调
0.5 < C ≤ 0.8 磨合阶段 0.5 < D ≤ 0.8 高度耦合协调
0.8 < C ≤ 1 高水平耦合 0.8 < D ≤ 1 极度耦合协调

2 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2.1 指标体系构建

为了客观全面、系统科学地分析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发展的时空演变过程，在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比性、层次性原则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评价指标[22-23]，结合本文的研究目标，从数据可获取性、可靠性和便于量化的角度，构建了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2）。其中，旅游资源开发系统从资源丰度、开发现状、旅游吸引力、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五个维度选取17个指标来综合评价旅游资源开发水平。生态环境系统则根据“压力（P）—状态（S）—响应（R）”模型分三个维度选取12个指标来表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
表2 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子系统 准则层 指标层 作用力方向
旅游资源开发系统 资源丰度 旅游景区数量占全国旅游景区数量的比重（%） ＋
自然保护区数量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数量的比重（%） ＋
博物馆数量占全国博物馆数量的比重（%） ＋
艺术表演场馆数量占全国艺术表演场馆数量的比重（%） ＋
开发现状 3A级旅游景区数量占全国3A级旅游景区数量的比重（%） ＋
4A级旅游景区数量占全国4A级旅游景区数量的比重（%） ＋
5A级旅游景区数量占全国5A级旅游景区数量的比重（%） ＋
3星级以上的饭店数量占全国3星级以上饭店数量的比重（%） ＋
旅行社数量占全国旅行社数量的比重（%） ＋
国家自然保护区数量占全国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比重（%） ＋
旅游吸引力 旅游收入占全国旅游收入的比重（%） ＋
游客数量占全国游客数量的比重（%） ＋
区位条件 游客周转量占全国游客周转量的比重（%) ＋
等级公路里程占全国等级公路里程的比重（%） ＋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GDP占全国人均GDP总量的比重（%） ＋
GDP总量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 ＋
城镇化率（%） ＋
生态环境系统 压力 人均工业废气排放量（t） －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t） －
人均日耗水量（m3） －
人均电力消费量（万kW·h） －
状态 年末人均耕地拥有量（hm2） ＋
城市煤气普及率（%） ＋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
响应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环境保护支出占GDP比重（%) ＋
自然保护区个数（个） ＋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2.2 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7—2016年为研究的样本区间，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2017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中国环境统计公报》等，同时利用相应年份的各省统计年鉴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插补，最终获得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全部数据。

3 实证分析

3.1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全国总体时序演变分析

3.1.1 耦合度时序演变分析

根据上述已构建的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2007—2016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表3）。
表3 2007—2016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和协调度

Tab.3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6

年份 旅游资源开发综合指数 μ 1 生态环境综合指数 μ 2 综合协调指数 T 耦合度 C 耦合协调度 D
2007 0.0317 0.5880 0.3098 0.2203 0.2613
2008 0.0429 0.6631 0.3530 0.2388 0.2903
2009 0.0820 0.7423 0.4121 0.2993 0.3512
2010 0.1293 0.5395 0.3344 0.3949 0.3634
2011 0.3810 0.4865 0.4338 0.4963 0.4640
2012 0.4272 0.4600 0.4436 0.4997 0.4708
2013 0.4678 0.4477 0.4578 0.4999 0.4784
2014 0.6680 0.4235 0.5457 0.4873 0.5157
2015 0.7307 0.3709 0.5508 0.4726 0.5102
2016 0.7630 0.3877 0.5753 0.4727 0.5215
平均值 0.3723 0.5109 0.4416 0.4082 0.4227
从表3的测算结果看出，近10年来，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主要处于（0.30，0.50]的拮抗阶段，仅前三年（2007—2009年）位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其中2013年耦合度最高，无限接近磨合阶段。与全样本期2007—2016年二者耦合度均值0.4082相比，2007—2010年耦合度均低于全样本期的耦合度均值，而后六年耦合度均位于均值之上，2016年耦合度将近达到2007年耦合度的1.15倍。以上表明2007—2016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二者耦合度不容乐观，长期处于相互抗衡状态，二者互动效应少乃至对抗发展。自党的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其中，环境保护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旅游业抓住契机全面深化改革，乡村旅游、全域旅游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发展，旅游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2012年后二者耦合度不断提升，2013年达到顶峰。
由图1可见，耦合度总体呈现出上升态势，波动幅度较小。结合表3，可将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变进程分为两个阶段：快速发展阶段Ⅰ（2007—2011年）和稳步增长阶段Ⅱ（2011—2016年）。第Ⅰ阶段耦合度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达到31.32%，时序演变明显，表明期间我国在调整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内部结构，增强二者的相互影响力和作用力上下了功夫，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第Ⅱ阶段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虽大体稳步上升但后期有所下滑，变化幅度不大，趋于稳定。究其原因，近几年我国在旅游资源开发与环境耦合发展上随着新时期外部环境的变化，内部矛盾也在不断地增加，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不断调整与提升系统结构。综合来看，2007—2016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二者子系统相互影响作用不断增强，体现出近几年来我国旅游资源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生态环境的保护也会带动旅游资源的开发。
图1 2007—2016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

Fig.1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6

3.1.2 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不高，主要位于中度耦合性协调阶段。2007—2016年10年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均值为0.4227，其中2007—2010年二者耦合协调度低于均值，后期均位于均值之上。2016年的耦合协调度比2007年耦合协调度增长了99.58%。依据耦合协调度所处水平可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07—2008年二者耦合度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低，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接近无序发展，且二者系统自身综合水平低，耦合协调性差。究其原因，该两年我国旅游业处于起步萌芽时期，旅游投入与产出存在不合理，大众对旅游与环境的互动响应的关系认识不深入，生态环境建设还处于探索时期。2009—2013年，二者耦合协调度有所提升，上升到中度耦合协调阶段，这体现出我国不断增加旅游与环境的投入供给，二者系统的投入产出结构也不断趋于合理，旅游业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保护也得到了加强，二者耦合协调性有了明显的好转。2014—2016年，二者耦合协调度达到顶峰，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由于近几年，生态旅游、康养旅游、保健旅游等一系列新型旅游形式的出现，将旅游与环境牢牢地绑紧在了一起，以环境保护为契机促进旅游业改革升级，加快二者融合发展，二者耦合协调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由图1可见，耦合协调度也同样呈现出增长的良好态势，总体水平不断提高，且年序变化幅度略大于耦合度。根据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演变进程可划分为两个阶段：迅猛增长阶段Ⅰ（2007—2011年）和缓慢增长阶段Ⅱ（2011—2016年）。第Ⅰ阶段耦合协调度同耦合度发展势头一致，迅猛上升，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9.39%。在2010年速度放缓，但还是趋于上升。第Ⅱ阶段耦合协调度继续保持上升的良好态势，稳步增长，年均增长率为0.02%，在2016年到达顶峰，这种变化趋势显现出我国旅游资源合理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效应趋于良好，且自身综合水平也在不断增强，这与我国近几年号召建设“美丽中国”、“优质旅游”等政策指导有关，二者协调效益稳定上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3.2 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省域空间分异分析

3.2.1 耦合度空间分异分析

时序演变是从纵向维度比较分析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变化趋势，为了更加全面地比较分析我国各省市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空间分异，考虑到二者时序演变分析结果，2011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由高速发展阶段过渡到平稳增长阶段，因此分别选取2007、2011、2016年我国各省市耦合度、耦合协调度为评价对象，运用ArcGIS软件描绘各省市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等级色彩分异（图2）。
图2 2007—2016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6

图2显示，2007—2016年我国31省市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主要位于拮抗阶段，仅少数西部省份位于低水平耦合阶段，空间分布集中，各省市差异不大，空间演变较小，呈现出总体均匀发展，西北省份陷入“低谷”的空间分布规律。
分阶段来看，根据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时序演变分析结果，可划分为第Ⅰ阶段（2007—2011）和第Ⅱ阶段（2011—2016年）。2007年我国有27个省市的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位于拮抗阶段，仅新疆、西藏、宁夏、青海四省位于低水平耦合阶段，空间分布集聚，区分明显，差异较小，大部分省市耦合度水平一致，西北地区较低，这与我国西北地区经济欠发达、旅游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弱、科技文化较落后，以及对旅游资源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认识与改造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关。2011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空间分异明显，除西藏以外，其他省市均处于拮抗阶段，空间集聚度又进一步加强，新疆、宁夏、青海三省耦合度有所上升，实现了向高一层次阶段转移，其他省市变化不大，保持原状。因此从第Ⅰ阶段空间分异来看，我国各省市耦合度空间演变不大，大部分省市主要位于拮抗阶段，西北地区出现耦合度的低谷，耦合度极低，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基本处于无序发展状态，二者互动效应小。2016年我国31个省（区、市）耦合度同样处于两个阶段，28个省市位于拮抗阶段，西藏、青海、宁夏3个省区位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分布也较集中。从第Ⅱ阶段空间分异来看，二者耦合度空间演变也不明显，仅青海、宁夏2省区从拮抗阶段下滑到低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度降低，其他省市耦合状态保持不变。

3.2.2 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分析

从我国31省市耦合协调度总体空间分异来看，总体耦合协调度不高，东部沿海省份耦合协调度较高，其次为中部省份，而西北三省（青海、宁夏、甘肃）耦合协调度长期陷入“低谷”。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的递减规律，其空间演变幅度略大于耦合度。
分阶段来看，依据上述耦合协调度时序演变规律，可划分第Ⅰ阶段（2007—2011年）和第Ⅱ阶段（2011—2016年）。2007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有25个省份位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西藏、青海、宁夏3省区位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山东、浙江、江苏、广东4省位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可见，2007年我国耦合协调度分布区位明显，东部发达省份耦合协调度高，而中度省份耦合协调度中等，西部省份耦合协调度较低，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由东—中—西递减的规律，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现状相符。2011年我国各省市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的省份减少至22个，而处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的省份有所增加，增加到6个，西藏、青海、宁夏3省区耦合协调度保持不变，仍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从色彩等级分异图看，仍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规律。第Ⅰ阶段空间演变中，四川、安徽2省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从中度耦合协调上升到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呈现出良好的协调效益。其他省市保持不变，没有太大的变动，空间演变较小。2016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有27个省市位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仅广东省位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新疆、青海、宁夏3省区仍然位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可见广东省耦合协调度最高，其他东中部省份居中，而西北地区仍然最低，耦合协调等级分布鲜明，各省市差异不大。从第Ⅱ阶段空间演变规律来看，东部沿海省份如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耦合阶段降低，其他省份差异不大，相比而言，东部省份空间演变较大，中西部省份较稳定。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4.1 主要结论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增强了公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为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动力，但近几年旅游资源的盲目开发，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困扰，影响了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耦合协调视角，引进耦合协调模型，测算我国2007—2016年各省（区、市）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二者子系统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从时序演变、空间分异两大维度比较分析资源—环境两大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以期为旅游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主要分析结论如下：
①从全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总体时序演变来看，2007—2016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主要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度不高，年序变化不大。“十八大”后耦合度有了明显的好转，在2013年达到顶峰，耦合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07—2011年上升速度快，增长迅猛，2011年后速度有所放缓，趋向于平稳发展。
②从全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总体时序演变来看，2007—2016年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主要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其中2007—2008年处于低度耦合协调阶段，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接近无序发展，2009—2013年位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2014—2016年位于高度耦合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有了大幅度提升，二者紧密度加深，互动响应作用增强。耦合协调度同样呈现出先快后慢的上升趋势，耦合协调效益稳步增长，耦合协调度的年序波动幅度略大于耦合度。
③从省域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的空间分异来看，2007—2016年我国31省市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主要位于拮抗阶段，仅少数西部省份长期位于低水平耦合阶段，空间演变不大，空间分布集中，呈现出总体均匀发展，西北省份陷入“低谷”的发展规律。2007—2011年，拮抗阶段的省份有所增加，而低水平耦合阶段省份有所减少，空间演变不大。全国大多数省份耦合度持平，仅西北地区陷入低谷。2011—2016年，耦合度空间演变也不明显，仅青海、宁夏2省区耦合度降低，其他省市耦合状态保持不变。
④从省域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来看，2007—2016年我国31省市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型递减规律，空间分布明显，东部省份空间演变规律大于中西部省份。2007—2011年，仅四川、安徽二省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其他省市保持不变，空间演变较小。2011—2016年，东部沿海省份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其他省份变化不大。

4.2 政策启示

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总体水平不高，从时间轴上看处于稳步上升状态，年序差异不明显，从空间分异特征上看，分布较为集中，东、中部水平较高，而西部较低。为进一步提高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本文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较高省份大多为经济发达地区，该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存在一定的基础与结构，旅游基础设施、资金投入、政策引导等方面保障力强，因此该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应以“优质发展，一步到位”为导向。首先，深入挖掘原有重点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深化景观意境与韵味，延长景观辐射与联动作用，增加景观的时代性和文化性。其次，新的旅游资源开发，要注重同一范围内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功能搭配，将其重点分布在城郊与旅游线路沿线，加强与原有景区的互动与联带效应。最后，旅游资源开发规划要目标明确，系统完善，科学规范。
第二，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较低的西部省份大多经济落后、交通的可进入性差、旅游保障系统不完善，旅游资源开发还未形成体系，处于粗放式开发阶段，因此该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应以“重点突破，有序开发”为主导。首先，旅游设施、开发资金、政策保障等都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前提，也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因此该地区要不断提高交通的可进入性、完善旅游设施建设、加大旅游供给投入、实施优惠的旅游政策等来完善旅游资源开发的保障体系。其次，展开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工作，摸清该地区原始旅游资源的类型与质量，并进行分类与评价，围绕重点优质旅游资源制定规划区的旅游发展战略，编制科学合理的旅游规划。该地区由于资金、交通等方面的局限，不能实现一步到位的开发建设，因此在规划的实施建设上要逐步进行，有条不紊，形成系统完善的旅游资源结构。最后，在旅游资源开发上要坚持可持续原则，严格落实生态环保措施，开发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产品，提供细致周到的人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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