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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7: 1 - 8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7.001

Current Progress and Future Prospect of Research in Town Development

  • LI Yurui , 1, 2, 3 ,
  • YIN Xu 4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3. Center for Assessment and Research 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4. School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2-06

  Revised date: 2019-05-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7

Fold

Abstract

As a bridge and link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ow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ring urban functions and boosting rur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this paper collated and analyzed the related concepts and functions of town, and then sorted out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academic commun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ship system. In term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eries of studies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characteristics, mechanisms of the township's industrial economy and how to maintain the town economic vitality. In terms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optim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layout, and construction of central villages and towns have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terms of social managemen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tudy of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s. In term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much efforts have been made on land use, landscape ecology, land consolidat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township system. This paper suggest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trengthen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of township, the township 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soci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models in the township, the optimization and control of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township, and the new situation and new problems of township development, so as to better serve the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of new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ownship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 small town; new type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patial restructuring; public affairs governmence;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Cite this article

LI Yurui , YIN Xu . Current Progress and Future Prospect of Research in Town Development[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7) : 1 -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7.001

镇域是指建制镇（或乡）的行政驻地及其周围的广大乡村地带，可简要理解为乡镇的辖区范围。镇域是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等多要素耦合的复杂系统[1]，是独立完整的经济体[2]。推动镇域发展是促进城乡统筹发展较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农民可以就近实现就业、教育、医疗、生活等需求，而国家可以形成大中小城市体系完整的城镇化。镇驻地与周边乡村的特殊文化联系也可以让城乡发展更具传统特色。在城市偏向的城乡二元发展阶段，各界对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存在争议，有大城市论、小城镇论和多元论等[3]，以至对镇域发展的实际重视程度不足。随着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共识的增强，促进镇域发展特别是以镇区为主体的小城镇发展的政策力度逐渐加大，近年还启动了镇级市改革试点，以探索镇域科学发展的制度创新路径。
据城乡建设统计资料，1990—2015年我国乡镇建成区面积年均增加8.7%，处于较快发展态势。但由于长期以来对于镇域发展重要性的客观认识不足，镇域发展缺乏稳定的政策支持，没有全力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小城镇，大战略”确立20年来，其目标定位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2]。当前我国除县城关镇外的建制镇约1.8万个，但居住在这1.8万个镇的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2%，而在德国，这一比例达到了70%[2]。同时，镇域产业发展还很薄弱，教育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其吸引力还不够强，甚至一些镇的人口还在减少。
在乡村发展研究领域，省、市、县尺度的研究较多，而镇域层面的研究则明显更少。与此同时，与镇域发展有关的新概念、新业态和新模式却不断涌现，如镇级市、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等，对镇域发展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时期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镇域在乡村发展中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节点功能[4]。面对新形势，理论研究相较于实践发展已略显滞后。本研究拟梳理近年来国内外关于镇域发展的主要研究进展，并对未来一段时期的镇域发展研究做简要展望，以期加强镇域发展综合研究，进而对中国新时期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有所裨益。

1 镇域的概念与功能

1.1 相关概念

当前国内与镇有关的概念较多，如集镇、建制镇、小城镇和镇域等，有必要先对此类概念的内涵、应用的领域以及关注的重点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深化理解。集镇产生于商品交换开始发展的阶段，是乡镇政府所在地和经县级人民政府确认由集市发展而成的作为农村区域经济、文化和生活的服务中心[5-6]。建制镇的现代概念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在1909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第一次以法的形式明文规定镇为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其第二条规定“凡府厅州县治城厢地方为城，其余市镇村庄屯集等各地方，人口满五万以上者为镇，人口不满五万者为乡”。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镇为中国的基层行政区域单位[7]。小城镇的概念相对模糊，是相对于大城市而言的，一个学界较为接受的是费孝通先生从社会学角度给小城镇下的定义，即一种正在从乡村性社区变成多种产业并存的向着现代化城市转变中的过渡性社区，是城市和农村的中间过渡地带[8]。关于镇域，林志明等认为是建制镇（或乡）的镇（乡）区及其周围的广大乡村地带，是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多要素耦合的复杂系统[1]。本研究从地域系统的角度强调乡镇地域的整体性，所涉及的镇域泛指建制镇镇区或乡驻地及其周围所辖乡村地域，即乡镇全域，而建制镇镇区和乡驻地统称镇区。尽管镇和乡在行政管理层面有明显区别，在人口规模和发展水平等方面也有一定差异，但对于乡村地域系统而言，其角色和功能是极为相似的。总体地，集镇、建制镇、小城镇都是镇域的组成部分。从镇域系统的综合角度探讨其发展问题，对于城乡融合、乡村振兴更具实践价值。

1.2 镇域的功能

镇域、镇区和城市、乡村的关系可以通过图1进行大致刻画。在简化的“城—镇—村”三级体系中，城市主要起到较高等级的经济、文化生活、服务中心的职能，提供就业机会、消费市场、公共服务等；镇区则介于城乡之间，作为“城之尾，村之首”，体现为联结城市和乡村的节点和桥梁作用，既为乡村提供略低等级的就业机会、消费场所和基础的教育医疗服务等，也是城市的腹地，高层级的服务依赖于城市[9-10]；乡村是城市和镇更为广阔的腹地，可为城市和镇区提供劳动力、农产品、消费市场、乡村景观和乡土文化等；镇域则是镇区和所辖村域的集合，对应乡村振兴多体系统的“乡村综合体”和“乡村发展区”[4]。由此可见，镇域在我国的城乡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推进镇域系统空间重构、组织重建和产业重塑，实现城乡功能契合、空间融合，对于形成城镇村空间协调、等级合理、功能明晰的层级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11]。
图1 “城—镇—村”相互作用机制图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0]修改。

Fig.1 Urban-town-village interactions

2 主要进展

2.1 镇域经济发展研究

镇域经济是指在镇域空间范围内，统筹社会经济资源，具有综合性、地域性和开放性的经济体系，是镇域系统存在和演化的基础与动力[1]。国外研究较多关注镇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及振兴路径。资源型城市和小镇在资源枯竭后如何振兴是困扰世界的难题，Halseth以加拿大某资源型小镇为案例，研究了经济转型过程中资源依赖型小镇的就业和经济状况，结果发现过半家庭有过失去工作收入的经历、经济下行压力大[12]。Binns等以南非的Utrecht小镇为例，细致分析了该小镇因资源枯竭进而发展衰败，然后又通过内生制度建设等实现转型和振兴的过程，从制度厚度、资源禀赋、社区能力等视角探讨和验证了镇域经济转型机理[13]。对于一些由于地处内陆、交通不便导致人口流失而日益衰败的小镇，Pritchard等访谈了澳大利亚内陆不同农区的115名农场主，总结认为构成农场—城镇经济联系的稳定性、附带性和地区依赖性，维持了小城镇的发展、缓解了农村的衰败[14]。Tonts等以澳大利亚西部33个矿业小镇为研究案例，选取矿业资源因子与社会经济福利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特定的矿产资源、矿产公司的结构、区位因素与社会经济福利显著相关[15]。
国内也对镇域经济发展的特征和格局以及镇域产业确定、产业集群对镇域经济的影响等给予了较多关注。祝艳较早论述了中国国情下镇域经济的地位与作用、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对策，认为镇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桥梁、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16]。魏后凯从县域角度出发，认为镇域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对壮大县域经济总量，提升县域竞争力起着关键作用[17]。赵鹏军等通过对中国121个镇的调查数据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发展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较强，但基础设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相对较弱[18]。
镇域经济作为联结城市和乡村的纽带，具有独特的空间格局特征。丁志伟等通过建立指标体系并采用空间分析技术定量分析了2006—2010年郑州都市区的镇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发现郑州都市区镇域经济格局总体呈现“轴带+市区”的空间特征[19]。蒋海兵等选用泰尔指数和Nich指数构建指标体系，结合空间分析技术揭示了2000年以来江苏省沿海乡镇格局变化特征，发现江苏沿海镇域经济苏南苏北差异巨大[20]。乔家君等通过对2003—2006年河南省经济百强镇的时空变化分析，发现镇域经济在空间上分布不平衡，呈集聚和沿河沿路轴状分布，时间上其集聚程度加剧、稳定性增强，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自然条件和社会要素等外部环境是影响百强镇经济实力的主要因素[21]。
产业是镇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核心，也是镇域系统演化的重要动力。李国平等基于全国建制镇统计数据，揭示了小城镇常住人口与就业岗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发现小城镇就业岗位能够促进常住人口集聚，但随着小城镇人口规模增加，集聚的边际效应降低，且三产对人口集聚的重要性将超过二产[22]。关于镇域主导产业的选择，薛德升等以珠三角的顺德市北窑镇为实例，探讨了乡镇工业发展对镇域地方经济产生的影响，认为镇域产业发展要选择和第一、三产业前后项生产联系强的“乡镇工业部门”，并以此作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23]。Shen等采用匹配系数模型对中国西南地区20个欠发达镇域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对于欠发达镇域而言，在规划符合自身资源禀赋的产业和吸引外来投资方面，休闲农业最为契合，而战略新兴产业并不适合作为镇域本地规划的产业[24]。在乡镇产业集群和镇域经济互动方面，杜宁等以广东和江苏的三个专业镇为案例，探讨了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互为依托的关系，揭示了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发展水平不匹配、不同乡镇产业集群发展阶段不协调、乡镇产业集群对当地小城镇发展推动效果不平衡的问题，并指出要实现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的良性互动还需政府干预[25]。Yang等从镇域尺度分析了港台制造业投资对东莞的产业集聚效应，并基于企业尺度的统计数据和实地调研定量对比分析了香港和台湾的制造业投资模式、产业分工和空间布局模式[26]。Qian等以广东旅游小镇——闸坡镇为案例，剖析旅游小镇之不同于工矿业驱动型小镇的发展模式在于依赖游客消费而非工业产品，并详细分析了旅游小镇在城市化不同阶段的社会空间变化[27]。乡镇企业的兴衰直接影响镇域经济的发展，学者也关注到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相应提出了解决对策，如Zhao等从空间和功能分析的视角，揭示了中国乡镇企业当前的发展困境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空间和农业工业分离[28]。周扬等认为苏南地区实施的乡镇工业企业“三集中”政策效果有限，并提出基于多样化指标来精准评估镇域存量空间，通过制定差别化政策、搭建兼顾区域生态“底线”和企业竞争力的多样化产业集中平台、构建多维度支撑与保障体系等来实现更高水平的“有机集中”[29]。
特色小镇是近年发端于浙江并在全国层面产生较大影响和示范推广效应的镇域综合发展模式。李强详细阐释了特色小镇的发展定位，认为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30]。张立等对全国403个特色小城镇分布特征、功能类型、经济特征、产业特征、规模特征和建设特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建设用地规模的特殊性、传统产业的包容性、不同地域的作用差异性、提升小城镇可支配财政收入水平等讨论了小城镇发展的若干问题[31]。Zou等认为特色小镇并不是具体的行政单元，而是一个包含生产、居住、生态等模块，具有文化、旅游、社区等综合功能，重在实现特色产业升级、促进城镇化发展的空间载体。特色小镇符合国家新型城镇化、产城融合、乡村发展等多项战略目标，由此而从地方发展实践上升为国家行动计划；在多项政策红利支持下，一些地方找准自身优势，通过特色小镇建设找到了经济发展新动能；但有些地方则动机不纯、盲目推进，存在较大风险[32]。

2.2 镇域规划与空间重构研究

镇域村镇布局规划，在空间上不仅包括镇区，还包括乡村地区及大量的非建设用地，在规划对象上则包括对镇域城乡居民点用地、产业布局、设施配套和非建设用地控制等的综合部署[1]。国外镇村规划重点关注中心村镇规划与建设的关键问题，以及镇村结构形态向城市结构形态演进的动态过程、动力机制、演化规律及其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于农村增长极的培育模式等。特别是Clout、Cloke等深入探讨了英国中心村镇规划与建设的典型案例及成效，相关研究对于中国的乡村重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33-34]。Antrop系统介绍了欧洲大陆自公元前700年以来的乡村向城市的演化进程，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域景观变化和乡村的功能逐渐向满足城市需求转变的趋势，并提出未来乡村景观规划设计应针对大都市郊区农村、城中村、偏远农村三种不同模式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观测[35]。Knight等以日本的和歌山为例，详细介绍了政府主导下的“Town-making”运动，讨论了该运动对新社区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和抑制作用[36]。Daniels等以美国中西部爱荷华州小型村镇人口不断流失为背景，就政府如何精明地利用扶持资金来培育地区性的经济增长中心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培育中心居民点是在农区创造经济增长以减缓人口流失的较好途径，但潜在的增长极的识别和投资策略的精准运用十分关键[37]。
国内的镇域规划研究侧重乡镇总体规划和居民点布局规划研究。关于镇域总体规划，当前我国已形成一套成熟的城镇总体规划编制方法，学界研究主要体现在国外典型经验介绍和特色小镇规划编制探讨等方面。如王万茂借鉴中国台湾地区土地利用规划经验，提出了中国乡镇级土地利用规划的“定性、定量、定位、定序”的新思考[38]。王茂林介绍了新加坡新兴小镇物质空间结构方面的规划经验，并以北京市回龙观大型居住社区为例，探讨了高密度城市下新加坡新城规划对中国城镇体系建设的启示意义[39]。刘德云讨论了公众参与在旅游小镇规划中的机理与效应，构建公众参与式旅游小镇规划的理论模型，并以金门金湖镇为例，具体分析了公众参与在旅游小镇规划上扮演的角色功能[40]。关于农村居民点布局规划，国内学者主要关注镇村等级体系与空间布局优化。徐克帅等以中心地理论为依据，运用区位—配置模型，对河南郸城的中心村镇选择和发展进行了探讨，以距离作为服务圈覆盖标准分别确定了县城中心、中心镇、中心村[41]。谢炳庚等以衡南县廖田镇为例，基于农村居民点用地特征分析，构建了“中心镇—中心村—基层村—迁并村”的等级体系[42]。刘耀林等基于改进引力模型，以湖北省浠水县散花镇为案例，构建潜力指数和节点度模型，从村镇网络结构与功能优化的角度将村镇等级体系划分为“城镇—集镇—中心村—发展村—一般村”[43]。李海燕等以西安市子午镇迁村并点为案例，研究认为迁村并点对农村区域空间整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乡二元体制的破除具有现实指导意义[44]。龙花楼系统阐释了土地整治助推乡村空间重构的类型及机制，提出了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重构的概念模式，以及依托土地整治的以“自下而上”为主、“自上而下”为辅的乡村空间重构战略[45]。

2.3 镇域社会管理研究

镇域社会管理的实质是镇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对居民的生产生活所提供的管理和服务。当前国外关于镇域社会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镇域内社会资本的变化、乡村社区的发展和乡村弹性以及社区公众参与等方面。Besser对美国中西部99个小镇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表明：美国小镇的社会资本普遍下降，在控制其他变动因素后，那些在1990年代拥有更多小农场的城镇在2004年表现出更高的社会资本和公众参与度，原因在于拥有更多农场的小镇居民联系更加紧密[46]。Morris对英国政府在2000—2006年推出的一项政策——“互助小镇倡议（MTI）”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结果发现当地居民乐于并有能力参与社区事务管理，而政府的角色和机制转变也势在必行[47]。Mcmanus等针对发达国家乡村衰落现象，对澳洲内陆地区的小镇居民进行了走访，结果显示当地居民与小镇社区持续的公众参与对于保持人口数量有重要影响，而当地经济状况、就业岗位、环境质量和居民归属感是影响农村活力的主要因素[48]。
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以城乡分治为核心的二元化社会管理。镇作为基层一级政府，承担着直接指导村民委员会管理农村经济社会事务的职能。而伴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镇，许多城郊农村、发达乡镇演化为城市形态，如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以应对这一问题，学界对此展开了深入讨论。“镇管社区”被认为是破解基层社会管理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折中式的办法，童潇系统论述了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镇管社区”的实践运行模式和优化思路，并总结了未来发展的两种思路：一是经济弱镇、近郊镇的“撤镇并街”；二是经济强镇、远郊镇的“强镇扩权”[49]。针对“强镇扩权”这一最早于2006年在浙江省的实践，罗震东等指出当前中国小城镇社会管理创新过于关注经济强镇的“扩权”，而忽视了广大小城镇普遍的社会职能和价值，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小城镇作为破解城镇化核心社会问题的重要空间载体，应当更加注重提高其自下而上自主治理的能力[50]。
镇域社会管理的核心是服务群众、助力发展。朱喜群通过对江苏省常州市嘉泽镇478位农民的调研，认为当前中国农村社区存在村民有效参与不足、民间组织缺乏和公共服务供给低效等问题，并指出农村社区发展的出路在于以村民需求为重心、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的网络化发展模式，而基层社会组织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公共服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51]。周鑫泽通过对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枫桥经验”的实证研究，总结了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在纠纷调解、文体活动、教育养老等12个方面的具体作用，并针对当前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重新认识战略高度、完善登记管理体制、建立乡镇级的枢纽社会组织等对策建议[52]。

2.4 镇域资源环境研究

资源环境是镇域系统演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学界对镇域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变化以及生态环境安全等方面。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和城市尺度，国内关于镇域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集中在镇域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力、模拟预测等方面。冯艳芬等从土地利用变化视角对广州市26个镇域的乡村性变化特点进行了探究，并发现高程、二三产业比值、道路面积和城镇化水平等因素和乡村性指数变化显著相关[53]。郄瑞卿等基于分形理论和景观生态学，对吉林省镇赉县镇赉镇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土地利用类型的分布具有分形结构，人为活动的干扰对土地利用的形状指数、破碎化指数以及分离度指数有很大影响[54]。周锐等利用CLUE-S模型和Markov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江苏省常熟市辛庄镇的未来土地利用变化进行了生态保护、基本农田保护和历史趋势发展3种不同情景的模拟预测，取得良好模拟效果[55]。
土地整治是破解城乡土地利用、助力乡村重构的重要政策工具[45]。德国、韩国、荷兰等国将土地整治作为治理土地细碎化问题进而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强调生态和景观理论在整治规划及工程设计中的应用[56-58]。Bronstert回顾了德国土地整治对径流生产和洪涝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整治或许会对当地径流生产过程产生显著影响，但在小流域尺度这个影响会变小；在大流域尺度方面，土地整治对洪涝灾害没有显著影响[56]。Korthals则以快速发展的韩国为研究区，阐释了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韩国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土地整治工程可以通过改善土地利用结构提升农户的收益，并有可能进一步成为促进乡村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57]。管栩等以长沙县福临镇为例定量测算了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发现项目投资直接对国民经济拉动的乘数为2.08，拉动作用显著[59]。
关于镇域生态环境研究，以色列学者Kissinger计算了Ra’anana小镇的生态足迹，结果表明理论上当前小镇的生态足迹需要的腹地是当前镇区面积的180倍，削减电力资源的消耗、节约食物和减少浪费是缓解生态压力的主要途径[60]。张新英等以广西河池某典型矿业镇为案例，采用地积指数法判定旱地土壤和可吸入颗粒物中污染元素及来源，结果显示这2个指标均受到了多种重金属元素的复合污染，而当地开放式运矿产生的扬尘是其主要污染源[61]。董宇虹等以镇域为空间单元对濑溪河泸县境内10个镇的农业面源污染进行了综合评价，发现面源污染严重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应因地制宜分类调控[62]。

3 简要评述

本研究从镇域经济发展、空间结构、社会管理和资源环境等方面，就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梳理。分类而言：①在镇域经济发展方面，学界就镇域产业经济发展过程、格局、机制及如何保持镇域经济活力等开展了系列研究。已有研究更多地强调横向的产业分析、格局分析，而对纵向的全景变化及机制的关注相对较少，关于不同类型镇域系统演化特征及其机理的综合性、规律性认知仍有待增强。②在空间重构方面，学界重点探讨了空间规划、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中心村镇建设等相关问题，量化研究方法逐渐得到应用，为村镇规划、村镇体系优化等提供了科技支撑。对于散、小、乱的乡村聚落格局而言，中心村镇建设是乡村重构与振兴的重要途径，但结合学术研究和地方实践可以发现，仍普遍缺乏对不同类型农户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深切关注，规划、建设的多主体参与机制、第三方评估机制仍有待完善。③在社会管理方面，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关注。镇域发展演化特别是人口急剧增加或减少对于镇域综合治理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学界对于强镇扩权、社区参与等开展了针对性的研究。但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公共事务治理能力仍有待深入探讨。④在资源环境方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镇域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学界着力开展了土地利用、景观生态、土地整治、环境污染等相关研究，增进了关于镇域发展进程中资源环境效应的认识。但是，关于镇域发展规模、产业类型特征与资源环境效应的基本关系仍不明晰，对镇域系统的资源环境效率缺乏综合认知，如何让镇域系统变得更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等问题仍有待深入探究。
总体来看，相关研究对于增进镇域发展认知、促进镇域发展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相较而言：①从内容聚焦来看，国外研究更为关注镇村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和乡村活力保持，重点在以实地调研结合社会经济模型分析镇域居民的生活状况，以及针对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人口流失、乡村衰败现象，着力探讨如何保持镇域发展活力；国内则侧重在镇域经济发展和镇域空间规划，研究多集中在镇域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镇村规划的编制上，而关于镇域社会治理、镇域生态环境调控的研究还较薄弱。②从发展趋势来看，国外由过去多以政府政策实施效果的批判和讨论转向基于学者实地走访调研农户结合社会经济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为主；国内则由过去关注镇域产业发展、镇域空间规划转向镇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镇村体系研究上来，研究方法则由过去的实地调研定性分析转向结合计量模型、3S技术等的定量分析。③从数据资料与方法来看，由于缺乏公开的镇域统计资料，国内外现有镇域发展研究仍以案例研究为主，基于长时间序列数据、大样本截面数据的定量模型分析较少，制约了对于镇域发展一般规律的分析提炼。

4 新时代镇域发展研究展望

我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问题。其中相当部分需要由镇区来吸纳。如果再加上镇区现有的2亿户籍人口，未来我国镇域内镇区将承载约3~4亿城镇人口，同时还要为留在乡村地区的5亿人口提供更加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因而镇域在国家和乡村发展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更为关键。结合当前研究进展及时代发展需求，展望如下：
①开展镇域人地系统演化综合研究。镇域是一个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多要素综合的复杂系统，当前研究多基于经济发展视角，开展单一要素或部分要素的研究，镇域系统多要素耦合研究仍较薄弱。有必要对不同类型地区、发展模式的镇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进行案例综合研究与比较分析，明确其演化过程、特征、机制及效应，进而增进镇域系统综合认知。
②深化镇域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研究。乡村振兴需要城镇化和村镇化的双轮驱动，优化镇村空间体系，形成良好的镇村互动体系和空间结构是重要抓手和前提[4,11]。镇与城、镇与村的有机联系对于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9-10]，应吸收典型地区中心村镇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重点加强镇域空间重构基础理论、关键参数研究，为优化镇村体系，建设乡村“振兴极”提供科学指导。
③加强镇域系统的社会治理研究。良好的社会治理机制对于促进镇域系统有序、高效和持续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相对成功型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十分注重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的完善[63]。应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公共事务治理理论等，加强镇域系统的治理研究，梳理提炼基层治理的优化模式，研究提出保障机制，以增强公共事务治理能力、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④关注镇域发展的效率、效益和效应问题。受发展规模不大、环境规制不严等因素的影响，镇域发展距离经济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目标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甚至可能存在经济效率不高、社会效益较差、生态效应恶化等问题。对于如何提高镇域经济发展效率、提升镇域社会效益、改善镇域生态环境效应，学界应给予重点关注，加强观测、监测和综合研究尤为必要。
⑤加强镇域发展新情况与新问题的研究。针对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建设、镇级市改革，落实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重大政策，以及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创新等相关镇域发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应结合可持续发展目标需求，着力加强实地调查、理论研判和综合诊断，重点关注其主体参与特征、综合绩效情况、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风险防范等。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林志明, 张瑞霞, 汤品森, 等. 全域视角下的镇域村镇布局规划编制探讨[J]. 规划师, 2014, 30(9):94-99.

[2]
赵晖, 等. 说清小城镇——全国121个小城镇详细调查[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3]
赵新平, 周一星. 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道路及城市化理论研究述评[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2):132-138.

[4]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637-650.

DOI

[5]
蒋惠英. 集镇商业问题讨论会综述[J]. 中国农村经济, 1985(10):62-64.

[6]
崔彩贤, 张忠潮, 杨学军. 城镇体系序列中集镇问题的新认识[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1(4):69-73.

[7]
浦善新. 中国建制镇的形成发展与展望(一)[J]. 小城镇建设, 1997(3):42-45.

[8]
费孝通. 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0.

[9]
Vaishar A, Zapletalová J. Small towns as centers of rural micro-regions[J]. European Countryside, 2009, 1(2):70-81.

[10]
Van Leeuwen E S. Urban-rural Interactions:Towns as Focus Points in Rural Development[M]. London: Physica-Verlag, 2010.

[11]
刘彦随, 陈聪, 李玉恒. 中国新型城镇化村镇建设格局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6):1-6.

[12]
Halseth G. Resource town employment:perceptions in small town British Columbia[J].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999, 90(2):196-210.

[13]
Binns T, Nel E. The Village in a Game Park:Local response to the demise of coal mining in KwaZulu-Natal,South Africa[J].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79(1),41-66.

[14]
Pritchard B, Argent N, Baum S, et al. Local-if possible:how the spatial networking of economic relations amongst farm enterprises aids small town survival in rural Australia[J]. Regional Studies, 2012, 46(4):539-557.

[15]
Tonts M, Plummer P, Lawrie M. Socio-economic wellbeing in Australian mining towns:A comparative analysi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3):288-301.

[16]
祝艳. 加快镇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J]. 理论学习, 2006(10):37.

[17]
魏后凯. 我国镇域经济科学发展研究[J]. 江海学刊, 2010(2):80-86,238-239.

[18]
赵鹏军, 刘迪. 中国小城镇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联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9):1 245-1 256.

[19]
丁志伟, 张改素, 王发曾. 郑州都市区镇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 经济地理, 2013, 33(7):29-35.

[20]
蒋海兵, 徐建刚, 商硕. 江苏沿海乡镇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 经济地理, 2010, 30(6):998-1 004.

[21]
乔家君, 赵德华. 河南省百强镇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环境[J]. 经济地理, 2008, 28(2):255-260,282.

[22]
李国平, 宋昌耀, 孙瑀. 中国县域小城镇就业岗位对人口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检验[J]. 地理科学, 2017, 37(12):1 785-1 794.

[23]
薛德升, 许学强, 陈浩光. 珠江三角洲镇域乡镇工业发展及其地方经济影响研究——以顺德市北窑镇为例[J]. 人文地理, 1998(4):39-43.

[24]
Shen L Y, Chen Y, Li H, et al. Development orientations for at-tracting investments:A perspective of less-developed townships in China[J]. Cities, 2018,76:84-95.

[25]
杜宁, 赵民. 发达地区乡镇产业集群与小城镇互动发展研究[J]. 国际城市规划, 2011, 26(1):28-36.

[26]
Yang C, Liao 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f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China:a town-level analysis in Dongguan[J].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2010, 45(3):487-517.

[27]
Qian J X, Feng D, Zhu H. Tourism-driven urbanization in China’s small town development:A case study of Zhapo Town,1986-2003[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2, 36(1):152-160.

[28]
Zhao X B, Wong K K. The sustainability dilemma of China’s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an analysis from spatial and functional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18(3):257-273.

[29]
周扬, 朱喜钢, 郭紫雨, 等. 从“三集中”到“有机集中”:对苏南小城镇工业用地集聚集约发展的再思考——以常州市礼嘉镇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4):18-26.

[30]
李强. 特色小镇是浙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J]. 今日浙江, 2015(24):16-19.

[31]
张立, 白郁欣. 403个国家(培育)特色小城镇的特征分析及若干讨论[J]. 小城镇建设, 2018, 36(9):20-30.

[32]
Zou Y H, Zhao W X. Searching for a new dynamic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anatomy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 town program[J]. Urban Geography. 2018, 39(7),1 060-1 069.

[33]
Clout H D. Rural Geography:An Introductory Survey[M].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2.

[34]
Cloke P. Key Settlements in Rural Areas[M]. London: Methuen, 1979.

[35]
Antrop M. Landscape change and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Euro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7(1):9-26.

[36]
Knight J. Town-making in rural Japan:an example from Wakayam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4, 10(3):249-261.

[37]
Daniels T L, Lapping M B. Small town triage:a rural settle-ment policy for the American Midwes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87, 3(3):273-280.

[38]
王万茂. 定性定量定位定序——关于乡(镇)土地利用规划思路的新思考[J]. 中国土地, 2002(6):22-24.

[39]
王茂林. 新加坡新镇规划及其启示[J]. 城市规划, 2009, 33(8):43-51,58,101.

[40]
刘德云. 参与型旅游小镇规划模式研究——以金门金湖镇为例[J]. 旅游学刊, 2008, 23(9):73-79.

[41]
徐克帅, 赵永宏, 李裕瑞. 县域生活圈中心村镇选择与发展——以河南省郸城县为例[J]. 经济地理, 2013, 33(10):132-137.

[42]
谢炳庚, 曾晓妹, 李晓青, 等. 乡镇土地利用规划中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布局优化研究——以衡南县廖田镇为例[J]. 经济地理, 2010, 30(10):1 700-1 705.

[43]
刘耀林, 范建彬, 李楚琪, 等. 基于改进引力模型的镇域村镇等级体系定量化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 37(1):158-165.

[44]
李海燕, 李建伟, 权东计. 迁村并点实现区域空间整合——以长安子午镇规划为例[J]. 城市规划, 2005, 29(5):41-44.

[45]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 2013, 68(8):1 019-1 028.

[46]
Besser T L. Changes in small town social capital and civic en-gagement[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9, 25(2):185-193.

[47]
Morris G. Leading communities:community-led development in England small towns:the market towns initiative[J]. Commonwealth Journal of Local Governance, 2012(11),33-52.

[48]
Mcmanus P, Walmsley J, Argent N, et al. Rural community and rural resilience:what is important to farmers in keeping their country towns aliv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2, 28(1):20-29.

[49]
童潇.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镇管社区”模式实践及其优化——面向城乡人口流动的大型居住区社会管理创新[J]. 兰州学刊, 2012(12):130-136.

[50]
罗震东, 高慧智. 健康城镇化语境中的小城镇社会管理创新——扩权强镇的意义与实践[J]. 规划师, 2013, 29(3):18-23.

[51]
朱喜群. 社会管理视域下农村社区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基于对江苏省常州市嘉泽镇478位农村居民的实证调查[J]. 农村经济, 2013(7):61-65.

[52]
周鑫泽. 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基于浙江省枫桥镇的实证研究[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2, 28(1):12-18.

[53]
冯艳芬, 梁中雅, 王芳. 基于土地利用角度的镇域乡村性时空变化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和从化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18, 38(9):1 499-1 507.

[54]
郄瑞卿, 刘富民. 基于分形理论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变化研究——以镇赉县镇赉镇为例[J]. 水土保持研究, 2013, 20(2):217-222.

[55]
周锐, 苏海龙, 王新军, 等. 基于CLUE-S模型和Markov模型的城镇土地利用变化模拟预测——以江苏省常熟市辛庄镇为例[J]. 资源科学, 2011, 33(12):2 262-2 270.

[56]
Bronstert A, Vollmer S, Ihringer J. A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land consolidation on run off production and flooding in Germany[J].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 1995, 20(3):321-329.

[57]
Korthals A, Im S B. Promoting rural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use of land consolidation:the case of Korea[J].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 2011, 16(2):151-167.

[58]
Hartvigsen M. Land reform and land fragment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J]. Land Use Policy, 2014, 36(Supplement C):330-341.

[59]
管栩, 金晓斌, 周月书, 等. 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对国民经济影响的定量分析——以长沙县福临镇土地整治项目为例[J]. 中国土地科学, 2013, 27(2):39-45.

[60]
Kissinger M, Haim A. Urban hinterlands:the case of an Israeli town ecological footprint[J]. Environment,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2008, 10(4):391-405.

[61]
张新英, 赵才流, 吴浩东, 等. 广西一个典型矿业镇环境中重金属污染分析[J]. 中国环境监测, 2008, 24(4):79-83.

[62]
董宇虹, 敖天其, 黎小东, 等. 濑溪河泸县境内农业面源污染综合评价[J].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2012, 30(4):456-462.

[63]
Li Yurui, Fan Pengcan, Liu Yansui. What makes better village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of China?Evidence from long-term observation of typical villages[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9, 83,1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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