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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1: 204 - 21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1.023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ference Group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Visitors: Case Study of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from Multi-Group Analysis of Youngs and Adults

  • FANG Yuanping ,
  • ZHANG Qi ,
  • LI Jun ,
  • HUANG Xiang
Expand
  •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6-18

  Revised date: 2019-10-18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5

Fold

Abstract

Urban wet-land parks provide many services such as public space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urban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to society and are becoming essential components within eco-landscapes worldwide. However,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the number of citizen visitors and teenagers visitors, the degradation of wet-l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alert that it is essential to study th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young visitors. Based on the prior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conceptual model to depic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ference group, attitude toward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 with the age as the moderating variable, and collected the first data from the visitors in Guangzhou Huizhou National Wetland Park. The test of conceptual model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of SPSS 17.0, AMOS 17.0.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indicate that: 1) 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 and 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attitude toward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itude toward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 is confirmed again. 2) Attitude toward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erence group influence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l intention. 3)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ual model between young visitors and adult visitors after the multiple-group analyses. Young visitors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 and adult visitors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s. Finally,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visitors in different ages.

Key word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environment friendly; multi-group analysis; reference group; young visitor;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Cite this article

FANG Yuanping , ZHANG Qi , LI Jun , HUANG Xiang .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eference Group on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of Visitors: Case Study of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from Multi-Group Analysis of Youngs and Adult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1) : 204 -21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1.02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相关政策的支持，以青少年为中心的亲子旅游和研学旅行快速发展，大量青少年游客进入旅游目的地。作为发展中的个体，青少年游客尚未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1]，随着人数不断增多，势必对景区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以往的研究和实践中发现，规范和引导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是减少游客不当行为，促进旅游地永续发展的有效方式[2]。但是，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儿童旅游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3-4]，亲环境的相关研究较少考虑人口学因素[2,5]，就此来看，目前已有成果难以对实践进行针对性的指导。此外，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6]，与成年游客相比具有更强的可塑性。倘若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加以正确引导，不仅可以高效、稳固地形成亲环境行为，改善景区生态环境和降低管理压力，同时也利于青少年个体的长期发展[7]。因此，如何规范和引导青少年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是学界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游客的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普遍认为亲环境行为是由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演化而来[2]，常被称为亲环境行为、环境友好行为、环保行为、生态行为、低碳行为等，本研究将其统称为亲环境行为。Stern将其定义为：人们以保护环境或者阻止环境恶化为行为意图，所表现或塑造的人类活动[8]。在以往研究中，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是可以得到影响和干预的，学者们通过计划行为理论和价值—信念—规范理论为依据探索出很多影响亲环境行为的前因变量，例如：态度[9-10]、地方依恋[9,11]、主观（群体）规范[9-10,12]、旅游动机[13]、旅游涉入[5,12]、景区环境质量[13]、道德规范[14-16]、感知消费力[17]等等。但是，已有的研究中，社会和群体对游客亲环境行为影响的探讨还不够深入，例如：邱宏亮[9]、Han[10]、王华[12]和Li[15]等亲环境行为的社会和群体影响探索中只涉及主观（群体）规范单一层面，仅体现出群体对个体的规范性影响。根据参照群体理论，群体不止规范个人的行为，也可以提供信息参考，让个体通过思考进行行为的选择[18]。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也支持这一看法，人的行为可以通过观察学习和间接经验获得[19]，即他人的行为信息会影响自身行为的生成。个体与群体互动的过程不只存在直接的规范作用，还具有信息参考作用，可以通过对群体信息获取与加工做出自身行为的修正。
此外，以往研究主要以成年游客为研究对象，鲜有文章对青少年群体的亲环境行为进行针对性的探索[2]。行为是有机体在各种内外部刺激影响下产生的活动，青少年处于童年与成年的过渡期，虽然生理和认知等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的内部因素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趋近于成人，但是其社会化发展水平远远不足[20]。在青少年时期，个体生活还未能脱离父母的束缚，在生活和经济上仍对父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在社会化中主要是以客体的角色出现，相比于成人在社会和群体的外部影响下较为被动，致使青少年与成人面对群体影响时容易产生差异化的行为表现[21]。就此看来，成人亲环境行为的相关结论并不能套用于青少年的群体，但是在亲环境行为的形成过程中，青少年游客与成人游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如果存在，这种差异又存在于哪些方面?还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做进一步讨论。
综上，本文立足于现有的理论成果，基于年龄差异和群体影响的视角，以海珠湿地国家公园的游客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进行数据收集，探究青少年游客与成年游客在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生成路径中是否存在差异性，并且对差异性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丰富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为不同年龄段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引导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1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1.1 参照群体理论

群体是人生存不可缺少的社会空间，群体所形成的影响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群体既可以隐性地影响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也可以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使人们理性地选择趋同行为[22]。Moutinho认为参照群体是对个体的信念、态度或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想象或现实中的个人或群体，也称之为榜样群体[23]。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亲人、朋友、名人、专家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参照群体，群体影响着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塑造着我们的习惯和观念，本文的参照群体的定义参照Moutinho的定义，将那些对我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个体和群体统称为参照群体。
Deutsch将参照群体的影响分为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和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18]。信息性社会影响来源于人们做出“正确”决定的需要。在本文的情境中，游客为了避免错误行为，参考他人和群体的信息作为自己采取亲环境行为的依据。这种信息的来源主要是“社会的信息”，例如：群体对亲环境行为的示范；示范者的人数；示范者、呼吁者的身份等，这种群体和他人信息的影响就称之为信息性社会影响[22]。规范性社会影响源自于群体（主观）规范的作用，希望得到参照群体的喜爱和接纳，是一种社会和群体的压力。本文的情境中，游客在游览过程中迫于社会的压力和他人的期望采取亲环境行为。例如：亲人的期盼、朋友的鼓励、家人的支持，这种感知来自于规范性社会影响。规范性社会影响与信息性社会影响是紧密联系的共同影响个体行为的，规范性群体影响使个体的行为受到群体的规范，做出群体所认同的行为决策。同时个体也通过参照群体主动获取信息，通过做出正确的决定来避免错误的行为，符合群体的行为准则，从而受到信息性的社会影响。

1.2 理性行为理论

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是Fishbein和Ajzen在1975年提出理论[24]，该理论从感知的角度来预测某种行为，认为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是由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决定的。主观规范是指采取某种行动时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是前文的规范性社会影响来源，在相关的研究中遵从相同的操作性的定义[9,25]，共同表示社会和群体的规范作用。行为态度是指对个体对某种行为的正向或者负向的感受与评价，在本文的情境中是指游客对亲环境行为的正向或者负向的感受与评价。
1988年Ajzen将理性行为理论进行扩展，引入感知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变量，并将改进模型称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26]。虽然Ajzen认为计划行为理论对意志控制难度较大的行为有更好的解释效果，但是以往针对亲环境行为的实证研究发现，增加的感知行为控制对亲环境行为没有很好的测度，例如：Li通过整合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模型分析亲环境行为，发现感知行为控制对亲环境行为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15]；邱宏亮以出境游客为研究对象，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引入地方依恋和道德规范变量，通过SEM进行数据分析发现感知行为控制与亲环境行为之间也没有显著关系[9]。因此，本文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对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感知行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将理性行为理论作为本文的基础框架。

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2.1 参照群体与亲环境行为

Deutsch认为信息性社会影响与规范性社会影响可以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18]。李峰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信息性社会影响与规范性社会影响对行为态度和亲社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陈凯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参照群体的两类影响对行为态度和绿色消费行为具有积极意义[27]。在旅游相关的实证研究中，Han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主观规范对酒店顾客的亲环境行为具有相关关系[10]。王华实证发现群体（主观）规范对观鸟生态旅游者的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的意义[12]。白凯通过SEM分析得出结论，信息性社会影响与规范性社会影响对居民的绿色出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8]。Mi发现信息性社会影响对低碳行为有着直接的作用，并提出参照群体可以成为一个解释低碳行为的新视角[29]。因此，为了验证参照群体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提出假设：
H1：规范性社会影响正向影响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意向
H2：信息性社会影响正向影响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意向
H3：规范性社会影响正向影响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态度
H4：信息性社会影响正向影响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态度

2.2 行为态度与亲环境行为

行为态度是理性行为理论的重要变量，Fishbein等认为行为态度是个体对行为结果的认识和价值估计，行为态度是行为的基本决定因素[24]。在参照群体的理论中，Moutinho认为参照群体不仅影响人的行为，同时能影响人的态度[23]。在以往的研究中，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多次被用于亲环境行为的研究中，行为态度作为影响亲环境行为意向的中介变量被反复证实[2]。周玲强以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案例地，验证了行为态度作为地方依恋和主观规范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亲环境行为[30]，邱宏亮也发现行为态度在计划行为理论构建亲环境行为模型中起到中介效应[9]。本研究将参照群体理论和理性行为理论引入亲环境行为后，行为态度是否能发挥中介效应?仍需验证。因此，为了探究参照群体与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本文对行为态度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提出假设：
H5：行为态度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意向
H6：行为态度在规范性社会影响和亲环境行为意向中起中介作用
H7：行为态度在信息性社会影响和亲环境行为意向中起中介作用

2.3 青少年与成人亲环境行为的群组差异

Mead认为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会影响一代人[31]，本研究开始时间于2018年，此时中国的青少年群体正是“00”后的一代，他们被认为是生长于移动互联网和掌上电子中的一代，不同的社会环境势必产生不同的时代群体特征[32]。此外，未成年人的发展阶段也决定他们行为的倾向性，亲环境行为也是环境道德的外在体现，Kohlberg“道德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人的道德水平是分为“三水平六阶段”，人的道德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升。青少年时期通常处于习俗水平（conventional level），在这一阶段，青少年希望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不想辜负父母、教师和朋友的期望[33]，也有调查研究表明青少年更看重亲情和友情，期望被“父母满意”，渴望有“置信的朋友”[34]，在行为上容易被参照群体所影响[35]。因此，本文认为参照群体会对青少年游客年与成年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提出假设：
H8：青少年组和成年组在亲环境行为的理论关系模型中具有显著的差异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地

广东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以其优美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物种资源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得名。地处广州中央城区海珠区的东南部，独具三角洲城市湖泊与河流湿地特色，是候鸟迁徙重要通道、岭南水果发源地和岭南民俗文化荟萃区。海珠湿地国家公园被称为全国特大城市中心区最大、最美的国家湿地公园，名副其实的“城央绿核”，也被称为国际大都市中心城区的世外桃源地公园，吸引大量的游客。同时，海珠湿地公园重视发展其自然教育功能，是广州市重要的湿地宣教、生态文明和自然教育的示范基地，公园内常常举办生态体验、昆虫科普、亲子徒步等夏令营和研学旅行活动。
可惜的是，海珠湿地国家公园曾经由于部分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使得生态环境遭到过严重的破坏。例如，在2017年11~12月，1.7万m2波斯菊同时绽放形成美丽的花海，为了欣赏这一美丽的景色，入园游客剧增，日均游客超过50 000人次，周末游客突破66 000人次。但是，部分游客在欣赏花海的同时，忽视了对自己行为的约束，肆意踩踏花地草坪、摘花、乱丢垃圾等行为屡禁不止，仅仅几天时间海珠湿地公园花海被“玩残”，迫使公园不得不闭园修复[36]。本研究以海珠湿地国家公园为案例地，对研究城市湿地公园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和有效保护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具有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图2）。
图1 假设模型图

Fig.1 Hypothesis model

图2 海珠湿地国家公园花海前后对比图（图片来源：新浪网）

Fig.2 Haizhu National Wetland Park before and after flowers comparison（Image source： Sina）

3.2 研究对象与样本划分

本研究基于年龄差异的视角，需将样本分组，对青少年游客和成人游客进行差异化的分析。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把年满18岁作为成年划分依据，而发展心理学普遍认为青少年时期即为青春期阶段，大致位于11、12岁到17、18岁之间[20]。在中文语境的青少年旅游实证研究中，郭功星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12~18岁青少年游客的样本数据[37]，文彤以在读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收集数据进行分析[38]。据此，本文结合以上内容和实地调研结果，将年龄在12岁以上且在读学历为初中以上的游客设定为本文的研究对象，并以18岁作为青少年游客（12~17岁）与成年游客（18以上）的划分界限。

3.3 量表设计与预调研

问卷质量关系问卷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严密的问卷设计是提高问卷质量的关键[39]。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包括以下几步：①通过权威期刊整理研究中所采用的成熟量表，并对英文量表进行对照翻译形成初步的问卷。②笔者以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志愿者身份进行实地调研，熟悉公园生态环境和公园的管理运作。同时，对湿地的管理者和熟悉湿地的游客进行深度访谈，根据访谈结果和实际情境对问卷进行修改。③联系相关研究的专家，通过专家咨询对问卷进行反复修订。④进行预调研，测试研究量表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为正式调研做准备。
预调研在案例地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展开，对问卷进行当场发放与收集，问卷发放时间集中在2018年7月25日—7月26日，历时2天，收集问卷60份，有效问卷49份，其中成年样本23份和青少年样本26份。使用SPSS对问卷进行初步的检验：以α系数为测量指标，各潜变量的α系数值在0.840~0.882之间，均大于0.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并对问卷进行KMO值的计算，结果显示KMO值为0.896，大于0.8，说明很适合做因子分析。再进行主成分分析，矩阵旋转在5次迭代后收敛，共提取4个成分，所有题项均在自己预设成分中，且因子载荷值均在0.658以上，说明达到指标。
经过上述四个步骤，本文的最终问卷包括五个部分，规范性社会影响（NSI）、信息性社会影响（ISI）、行为态度（Att）、亲环境行为意向（BI）和人口学特征。规范性社会影响参考Han[40]、Ajzen[26]的研究设置5个题项（NSI1，NSI2，NSI3，NSI4，NSI5）。信息性社会影响参考Mi[29]、白凯[28]、李峰[25]的研究设置5个题项（ISI1，ISI2，ISI3，ISI4，ISI5）。行为态度借鉴Song[41]、邱宏亮[9]的研究设置5个题项（Att1，Att2，Att3，Att4，Att5）。亲环境行为意向参考Ramkissoon[42]、Kerstetter[43]的研究设置6个题项（BI1，BI2，BI3，BI4，BI5，BI6）。人口学特征包括游客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和游玩次数。前四部分均采用Likert 5点测量法，分别为1分（非常不同意）、2分（不同意）、3分（一般）、4分（同意）和5分（非常同意），第五部分人口学特征通过单项选择的方式进行调查。

3.4 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问卷发放主要集中在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一期的花溪、福寿果廊核、拉索桥和二期的花洲古渡4个核心景点，问卷方法方式采用拦截式的随机发放给那些自愿做调查的游客，为了保证青少年游客的数据质量，笔者在发放前会通过观察和咨询判断其是否有能力接受调查。问卷的发放时间为2018年7月28日—8月5日，2018年10月1日—2018年10月7日，共计11个休息日和5个工作日，共16天。发放问卷610份，回收610份，其中有效问卷415份，达到结构方程模型的数据要求[44]。

3.5 分析方法

本研究涉及多个潜变量，为了避免误差，使用建构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假设进行验证分析，选择SPSS17.0和AMOS17.0统计软件协助进行。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对受访者人口统计学信息进行分析；其次，通过分析内部一致性、验证性因子（CFA）和模型的收敛效度，从而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有一个总的判断；然后，通过路径分析验证假设H1~H5，通过Bootstrapping中介分析法[45]验证H6、H7。最后，通过多群组分析以年龄为调节变量分析假设H8，探究青少年游客与成年游客在结构模型中的差异。

4 研究结果分析

4.1 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问卷进行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共收到样本415份，结果如下：性别男女均衡，男性196人，47.2%，女性219人，52.8%；年龄方面，12~17岁的青少年样本共166人，占总数的40%，成年样本中，18~29岁居多，有167人，占40.2%，30~39岁58人，占14%，40岁以上21人，占5.8%；受教育程度（包括在读），初中水平，有65人，占15.7%，高中水平有140人，占49.4%，本专科学历有190人，占45.8%，研究生以上20人，占4.8%；湿地类公园的游玩次数方面，第1次占45.8%，第2~3次占30.6%，第4~5次占12%，6次以上次占11.6%。样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部分游客缺乏湿地公园的游玩经验，且公园的游客多以少年和青年为主。

4.2 信效度检验

信效度检验主要以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组合信度（CR）、平均提炼方差（AVE）、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判断指标，根据信效度检验的判断指标，在检验过程中利用模型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CFA的各潜变量进行修正，并删除用来筛选问卷的反向题Att5和BI6，修正后的参数估计结果（表1）显示，各潜变量的因子载荷在0.655~0.911，大于0.5，CR在0.844~0.874，大于0.7，AVE在0.542~0.584，大于0.5，α系数在0.843~0.873，均大于0.7，说明各潜变量信度达到标准。
表1 信度与收敛效度表

Tab.1 Reliability and convergent validity

潜变量及测量问项 因子载荷 CR AVE α
信息性社会影响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ISI） 0.853 0.542 0.848
如果很多人参与，可推断保护湿地环境的行为是正确的（ISI1） 0.662
从他人保护湿地环境的行为中可以感受到该行为是有意义的（ISI2） 0.704
从专家对环保行为的呼吁中可以感受到保护湿地环境是正确的（ISI3） 0.704
从亲友对环保行为的支持中可以感受到保护湿地环境是正确的（ISI4） 0.911
周围保护湿地环境人数的多少，对自己主动参与环保具有参考价值（ISI5） 0.670
规范性社会影响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NSI） 0.871 0.576 0.870
我的亲友认为我应该采取行动保护湿地环境（NSI1） 0.686
我的亲友希望我采取行动保护湿地环境（NSI2） 0.826
我采取行动保护湿地环境会让我的亲友感到高兴（NSI3） 0.747
我的亲友鼓励我采取行动保护湿地环境（NSI4） 0.751
绝大部分对我重要的人认为我应该采取行动保护湿地环境（NSI5） 0.778
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s the behavior（Att） 0.844 0.577 0.843
我认为采取行动保护湿地环境是一种有价值的行为（Att1） 0.680
我认为采取行动保护湿地环境是一种有必要的行为（Att2） 0.756
我认为采取行动保护湿地环境是一种有意义的行为（Att3） 0.814
我认为采取行动保护湿地环境是一种明智的行为（Att4） 0.781
亲环境行为意向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tion（BI） 0.874 0.584 0.873
我会妥善处理游览中产生的垃圾（BI1） 0.819
我会遵守湿地公园的环境保护准则（BI2） 0.756
我会去了解湿地的自然知识（BI3） 0.655
在游览过程中，我会尽量避免打扰这里的动植物（鸟类、花草等）（BI4） 0.724
我会提醒同行亲友不要在景区乱丢垃圾（BI5） 0.850
量表的区别效度分析主要通过潜变量的AVE值平方根的值与各潜变量间相关系数进行比较来检测（表2），表格左侧第二栏为各潜变量的AVE值，加粗数值为AVE的平方根，其他值为各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在表中各潜变量的AVE值平方根的值均大于各潜变量间相关系数，即加粗数值大于其表格同行或同列的非加粗数值，可以说明各潜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表2 区别效度表

Tab.2 Discriminatory validity

AVE BI Att ISI NSI
BI 0.584 0.764
Att 0.577 0.564 0.760
ISI 0.542 0.559 0.475 0.736
NSI 0.576 0.489 0.420 0.265 0.759

4.3 假设检验

通过AMOS软件构建图1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的拟合指数结果显示χ2/df值为1.458<3，GFI=0.948、AGFI=0.932和CFI=0.981>0.9，RMSEA=0.034<0.05，说明假设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较佳水平，模型符合数据的内在逻辑关系。
路径分析结果（表3）显示，规范性社会影响对亲环境行为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即数据结果支持假设H1，路径系数为0.316（p<0.001）；信息性社会影响对亲环境行为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即数据结果支持假设H2，路径系数为0.391（p<0.001）；规范性社会影响对行为态度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即数据结果支持假设H3，路径系数为0.278（p<0.001）；信息性社会影响对行为态度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即数据结果支持假设H4，路径系数为0.280（p<0.001）；行为态度对亲环境行为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即数据结果支持假设H5，路径系数为0.352（p<0.001）。
表3 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Tab.3 The test result of SEM

假设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 T值 假设检验结果
H1：NSI→BI 0.316*** 0.055 5.559 支持
H2：ISI→BI 0.391*** 0.054 6.682 支持
H3：NSI→ Att 0.278*** 0.063 5.342 支持
H4：ISI→ Att 0.280*** 0.073 4.770 支持
H5：Att→ BI 0.352*** 0.064 6.420 支持

注：***P<0.001。

4.4 行为态度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探究参照群体与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影响机理，本研究运用Hayes提出的Bootstrapping中介效应检验法[45]对行为态度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通过Amos绘制结构方程模型，设置95%信赖区间和5 000次Bootstrapping抽样，利用Bootstrapping ML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中介效果是否成立需要完成2个步骤：首先，若总体效应t-value >1.96且信赖区间中Bias-corrected法与Percentile法中的数值不为0，说明路径中总体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可能存在，反之则中介效应不存在；其次，看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指标，同样要求t-value>1.96且信赖区间中Bias-corrected法与Percentile法中的数值不为0，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都满足条件则说明为变量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或若间接效应未满足条件，直接效应满足条件说明变量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中介检验结果见表4，规范性社会影响—行为态度—亲环境行为意向路径中的总体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达到标准，说明行为态度在规范性社会影响对亲环境行为意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业，即数据结果支持假设H6；信息性社会影响—行为态度—亲环境行为意向路径中的总体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也达到标准，同样说明行为态度在信息型社会影响对亲环境行为意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业，即数据结果支持假设H7。
表4 中介效应

Tab.4 Mediating effect

假设 路径 中介类型 点估计值 系数项乘积 信赖区间 结果
Bias-Corrected 95% CI Percentile 95% CI
S.E. t-value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H6 NSI→BI 总体效应 0.367*** 0.049 7.490 0.267 0.458 0.270 0.460 部分中介
NSI→BI 直接效应 0.278*** 0.051 5.451 0.176 0.374 0.176 0.374
NSI→BI 间接效应 0.089*** 0.025 3.560 0.047 0.144 0.045 0.141
H7 ISI→BI 总体效应 0.462*** 0.045 10.267 0.370 0.547 0.370 0.547 部分中介
ISI→BI 直接效应 0.352*** 0.052 6.769 0.244 0.499 0.244 0.450
ISI→BI 间接效应 0.109*** 0.029 3.759 0.061 0.177 0.057 0.171

注：5 000 bootstrap抽样；“***”表示P<0.001。

4.5 群组分析

4.5.1 测量不变性检验

为了对H8进行检验，探究青少年游客与成年游客的差异性，本研究采用SEM多群组分析的方法，以年龄为划分依据分为两组，分别为青少年组（N=166）和成年组（N=249）。通过AMOS多群组比较，对非限制模型（non-constrained model）和限制模型（full-metric invariance model）进行差异化的分析（表5），数据结果发现两模型RMSEA小于0.05，CFI、NFI大于0.9拟合度指标均达到标准，且两模型差异检定说明模型整体不存在显著差异（Δχ2（15）=14.982，P=0.453<0.2），说明年龄分组不影响模型的适用性，可以在原有模型设定上通过年龄分组进行后续路径差异分析。
表5 测量不变性检验

Tab.5 Measurement invariance test

群组 模型 X2 d.f. RMSEA CFI NFI Δχ2 Full-metric invariance
年龄组 Non-restricted model 370.433 292 0.026 0.980 0.912 Δχ2（15）=14.982
P=0.453>0.2		 支持
Full-metric invariance 385.415 307 0.025 0.980 0.909

4.5.2 青少年与成年路径差异检验

通过限制模型检验对群组的路径差异进行检验，检验测试两组样本在参照群体、行为态度和亲环境行为意向的影响路径的差异。结果显示（表6、图3），青少年组与成年组在规范性社会影响对行为态度（Δχ2（1）=6.635，p=0.01<0.05）、规范性社会影响对亲环境行为意向（Δχ2（1）=13.155，p=0.000<0.001）、信息性社会影响对行为态度（Δχ2（1）=8.654，p=0.003<0.01）和信息性社会影响对亲环境行为意向（Δχ2（1）=10.089，p=0.001<0.05）之间有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相比于成年组（β=0.591，t-value=5.136），青少年组（β=0.158，t-value=2.345）的规范性社会影响对行为态度的影响更大。相比于青少年组（β=0.2，t-value=2.381），成年组（β=0.503，t-value=6.454）的信息性社会影响对行为态度的影响更大。在信息性社会影响对亲环境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成年组（β=0.518，t-value=6.611）的影响大于青少年组（β=0.177，t-value=2.393）。而在在规范性社会影响对亲环境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青少年组（β=0.499，t-value =4.528）的影响大于成年组（β=0.145，t-value=2.436）。在行为态度与亲环境之间的关系，两个群组没有显著的差别（Δχ2（1）=0.487，p=0.485>0.05）。
表6 群组差异分析结果

Tab.6 Results of testing a multi-group analysis

路径 青少年组 成年组 χ2 结果
Coefficients t-value Coefficients t-value
NSI-Att 0.591*** 5.136 0.158* 2.345 Δχ2 (1)=6.635，p=0.010 显著差异（青少年>成年）
ISI-Att 0.200* 2.381 0.503*** 6.454 Δχ2 (1)=13.155，p=0.000 显著差异（青少年<成年）
NSI-BI 0.499*** 4.528 0.145* 2.436 Δχ2 (1)=8.654，p=0.003 显著差异（青少年>成年）
ISI-BI 0.177* 2.393 0.518*** 6.611 Δχ2 (1)=10.089，p=0.001 显著差异（青少年<成年）
Att-BI 0.232* 2.167 0.204** 2.843 Δχ2 (1)=0.487，p=0.485 无显著差异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图3同。

图3 青少年与成人模型差异

注：P***<0.001，P**<0.01，P*<0.05。

Fig.3 Model differences between youngs and adults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侧重青少年游客和成年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差异性探索，通过参照群体理论和合理行为理论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将研究对象分为青少年游客和成人游客两个群组进行分析，旨在探究两者在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和生成路径中的差异性，得出以下结论：
①参照群体的两类影响（规范性社会影响和信息性社会影响）对的行为态度、亲环境行为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参照群体即可以影响个体的行为态度，也可以影响个体的亲环境行为，这与Moutinho的看法一致[23]，证实了白凯[28]和Mi[29]的研究结论，验证参照群体理论在亲环境行为中的适用性，说明了群体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只是规范作用，还存在个体对群体信息获取与加工。此外，数据结论显示亲环境行为态度与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再证实了行为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关联[2,9-10]，并体现理性行为理论框架对亲环境行为的良好适用性。
②本文通过中介效应检验探究参照群体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分析行为态度在模型中所扮演的角色。数据分析发现行为态度在参照群体的两类影响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规范性社会影响→行为态度→亲环境行为、信息性社会影响→行为态度→亲环境行为两条路径中行为态度都扮演着部分中介的角色，第一条路径证实邱宏亮[9]、Li[15]、葛米娜[46]的研究结论，第二条路径与李峰[27]在亲社会行为领域的研究结论有一定对应性，说明规范性社会影响和信息性社会影响既可以直接影响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也可以通过行为态度间接的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
理性行为理论是基于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设所提出的，认为个体行为的出现是综合考虑的结果[24]，本条结论验证了行为态度在参照群体影响与亲环境行为中所扮演的中介效应[2]，说明参照群体可以通过行为态度进而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更清晰地梳理了参照群体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的路径和方式，同时也体现个体亲环境行为形成的路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符合理性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
③通过群组分析发现，青少年游客与成年游客两群组的模型拟合度良好且各条路径都显著，说明青少年和成年人亲环境行为的产生过程中都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两组数据在模型的路径中具有明显差异性：青少年在规范性社会影响与行为态度、规范性社会影响与亲环境行为的路径系数明显小于成人；而成年人在信息性社会影响与行为态度、信息性社会影响与亲环境行为的路径系数小于青少年。说明青少年游客容易受到规范性社会影响，成年游客更容易受到信息型社会的影响。
具体来看，对于青少年游客而言，他们容易顺从于他人的期望，把他人的肯定作为自己的行为依据，验证了Kohlberg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即处于习俗阶段的青少年游客遵从“好孩子的原则”，将父母和亲人的鼓励和表扬作为自己的行为原则[33]。对成年游客而言，他们在规范面前有更强的独立性，对他人的“脸色”具有一定的耐受性，但是出于做出正确决定的需要，当信息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可信度时，他们会收集外界信息进行加工，通过大脑做出行为的修正，因此受到群体的信息性社会影响[18]。此外，在行为态度与亲环境行为的路径中青少年与成年人没有显著差异，说明行为态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路径不受到年龄的影响，支持Chuang的研究结论[47]。
青少年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是本研究的重要目标变量，本文通过差异的视角分析青少年与成人的亲环境行为，打破样本统一处理的局限性，研究结论有着更强的针对性和区别性，某种程度上丰富了亲环境行为的相关理论，并为青少年的旅游研究提供一定启示。

5.2 实践启示

从游客的角度，可以指导其生态旅游的良好习惯，培养和激发亲环境行为的产生。青少年通常以亲子旅游和研学旅行的形式进入景区，家长和老师作为青少年的重要参照群体，应该发挥榜样作用，以身作则。不仅利于自身的行为习惯养成，也能通过行为信息影响孩子，促进其全面发展。并且在旅行中还应该清楚的传递正确的环保信息，让孩子了解自己期望，从规范的角度影响其行为。另外，当青少年对做出正确行为时，要及时进行表扬和奖励，适当的强化有利于提高行为的出现率。
对管理部门而言，要针对不同年龄段游客进行个性化服务和针对性引导。第一，改善景区的标识标牌，形成系统、科学的生态解说系统，照顾不同年龄群体的需求，通过信息传递引导亲环境行为出现。第二，建立合理的监控和奖励机制，对青少年游客，规范性影响较强，以提醒与劝阻为主，并合理地引导家长他们去规范孩子的行为；对成年游客，规范性影响较弱，可通过制度进行适当的奖惩，加强规范作用。第三，吸引其他社会力量的介入，积极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活动，邀请受到青少年群体喜爱的明星或知名人士作为环保形象大使，通过他们影响力传播正确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引领社会氛围，激发青少年的亲环境行为意愿。

5.3 不足与展望

首先，本文侧重定量方法进行分析，没有突破亲环境行为的普遍研究范式[2]，未来研究可以结合质性研究对亲环境行为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其次，量表构建尚有不足，本研究探索性地把参照群体理论引入游客亲环境行为中，信息性社会影响的量表是根据白凯的绿色出行研究[28]和Mi低碳消费行为研究[29]的量表改编而来，国内外并无旅游休闲情景的权威参考，虽然经过实地调研、深入访谈、专家咨询评估、预测试等方式保证了量表的质量，但是此量表的是否具有广泛适用性，需要后续的研究进行验证。第三，本研究未考虑参照群体的差异性，家人、朋友、政府、名人和同事，都可能成为游客的参照群体，不同的参照群体是否会对游客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值得在未来研究进一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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