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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1: 103 - 11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1.012

Discussion on the Spatial Disequilibrium Pattern and Causes of Regional Marine Innovation in China Based on Dagum Gini Coefficient

  • SUN Caizhi ,
  • ZHU Yunlu
Expand
  • Center for Studies of Marin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Liaoning，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5-15

  Revised date: 2019-10-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5

Fold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ine innovation process,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heory is horizontally stretched.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 the concept of marine innovation is defined, and the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arine innovation based on marine innovation resources, marine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marin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of 11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16,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patial disequilibrium pattern and causes of marine innovation level in China's coastal regions by us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mprehensive weighting method and Dagum Gini coefficient method.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period of investigation, China's marine innovation level shows a trend of fluctuating growth in time and an unbalanced three-pole pattern in spatial distribution.(2) According to the Dagum Gini coefficient measuring results, the total regional disparity of China's marine innovation level shows a trend of fluctuating decline; Intraregional disparities are the main source of total disparity. (3) The spatial disequilibrium pattern results from three aspects: the large disparity in innovation resource endowment, insufficient vitality of innovative institutional and the low practice of marine innovation principles. On this basis,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offered to improve coordination of marine innovation level in China's coastal regions.

Key words： marine economy; regional marine innovation; the spatial disequilibrium pattern; causes; Dagum Gini coefficient; open-share

Cite this article

SUN Caizhi , ZHU Yunlu . Discussion on the Spatial Disequilibrium Pattern and Causes of Regional Marine Innovation in China Based on Dagum Gini Coefficient[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1) : 103 -11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1.012

在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背景下，海洋经济已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柱，创新驱动发展逐渐成为海洋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发展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2017年5月，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主动适应并引领海洋经济发展新常态，提高海洋创新能力”“改革创新、提质增效，以创新为手段激活市场活力，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由此可见，海洋创新是推进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与持久动力，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需准确对接到“高质量+高效率+高增长”发展的创新战略要地。因此，对中国区域海洋创新空间格局及成因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海洋创新格局的优化及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数据及决策依据。
关于海洋创新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且研究多集中于海洋科学技术创新方面，对海洋创新的总体把握略有欠缺。国外相关研究重点主要为：①海洋科技创新与海洋产业的关系研究。如Cogliolo从海洋航运业角度出发探讨绿色行业政策路径与科技路径[1]；Winskel、Elliott等从海洋能源产业角度出发，分析海洋能源创新体系中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间的政策紧张关系[2]，探讨海洋可再生能源商业规模转移的发展现状与原因[3]，揭示英国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市场竞争与效率导向[4]。②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策略研究。其中，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开放创新研究、政策及组织协同创新、国际合作创新。如Al-Belushi等认为应通过开放创新提升海洋生物技术企业部门的生产力，尤其应加强产学研的合作[5]；Corsatea等通过探究欧洲海洋能源技术创新活动，提出积极的政策协调和协同效应会在技术发展中起正向作用[6]。反观国内，关于海洋创新的研究虽起步晚，但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①海洋科技创新发展现状评价。其中，部分学者将海洋创新行为附加于单个海洋产业中，如吕建华等从环境管理体制领域着手探讨创新现状[7]；王佳等从海洋渔业视角开展创新驱动力的实证研究[8]。但更多学者则通过构建海洋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方式定量分析我国海洋创新的总体发展现状，如刘大海等通过构建海洋创新评估指标体系，运用标杆分析法对我国海洋创新指数进行评价[9]；刘靖等以海洋科技实力评价体系为测算基础，对长三角地区海洋科技实力进行比较分析[10]。②海洋创新空间分布及动态变迁。其中，大部分研究从海洋科技视角探索创新空间格局。如戴彬等以海洋科技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数据基础，探究其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11]；刘曙光等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区域海洋科技创新水平差异及时空格局演变[12]。③海洋环境—创新—经济关系研究。当前研究大多从三者协调联动以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及提升海洋经济效率角度入手。学者的研究尺度各异，如胡伟等探究了沿海11省市的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发展效率，并以提升科技投入为政策落脚点[13]；马仁峰等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尺度，分析海洋科技—海洋经济的协调度问题[14]；殷为华等从提升海洋科技支撑力度、协调海洋资源、优化体制机制角度探究上海市应对海洋产业发展新挑战的解决路径[15]。④海洋创新发展的战略研究。当前此类研究均着重于从海洋产业创新视角、海洋金融创新视角、海洋集成创新视角进行战略研究定位。如黄延聪从“安排海洋产业发展顺序”、“调整海洋产业结构”角度出发研究海洋创新发展战略[16]；张晓燕从金融角度出发，提出海洋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应强化五大特色金融，构建海洋金融中心[17]；郑贵斌等从海洋经济战略位论、海洋经济集成创新论角度探讨海洋创新路径[18]。可见，我国海洋创新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现有海洋创新文献多集中于海洋科技视角，海洋创新定义仍需深化，我国区域海洋创新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与内涵联系不够紧密，区域海洋创新发展差异及成因的探讨较薄弱。
综上，本研究基于对创新概念的理解，结合海洋经济特点，尝试对海洋创新概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区域海洋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我国沿海11省市区域海洋创新水平并分析其空间格局形态；运用Dagum基尼系数方法，揭示我国区域海洋创新水平空间格局的成因，为我国海洋创新格局优化提供数据及决策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区域海洋创新指标体系构建

在创新内涵界定方面，1911年熊彼得[19]提出以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创新是一个过程，并由此创立了创新经济学。此后，各学者对创新的理解逐渐由狭义趋于广义，“创新”根据所分析的特定目标而具有不同的内涵。至20世纪末，随着创新活动的社会化特征、地域化特征逐渐凸显，从系统角度探究创新活动成为创新领域研究的热点，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网络、国际创新系统的概念相继被提出并引入国内科研领域。至此，以区域为研究尺度，创新的内涵研究着重于区域创新系统及区域创新过程两方面。从区域创新系统角度而言，创新强调创新网络中子系统间的关联互动，学者们分别从全球—地方视角[20]、城市发展视角[21]探究不同创新主体的“整合”能力，综合来说，从此角度出发进行概念界定可突出创新的主体多元性与系统集成性。从区域创新过程而言，学者关注点各异，主要为三方面：①强调创新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即创新是从概念提出到研发、知识产出再到商业化应用的整个过程[22]；②从创新资源要素投入角度对创新过程进行解析，认为创新是对创新资源要素的整合和利用[23]；③从创新商业化产出视角对创新过程进行阐释，即创新要注重经济与技术的结合，将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创新产业成果[24]。综合来说，从此角度出发进行概念界定可突出创新的时间动态性。由此可见，在经济领域，创新概念探究较成熟，但在海洋经济领域，海洋创新概念探究较少，且现有研究多侧重于海洋科学技术的创新[25-26]，缺少海洋创新的全局意识，且概念界定未将区域创新系统角度与海洋创新过程角度的双优势结合在一起。因此，基于海洋创新概念选取的创新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也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创新概念的理解，在汇总不同时代背景创新共性的前提下，结合“创新型海洋强国”内涵，从海洋创新过程角度入手对区域创新系统理论进行横向拉伸变形，并结合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尝试对海洋创新概念进行界定。海洋创新是指从海洋创新资源投入到海洋创新主体生产、海洋创新支撑引导、海洋创新环境增效再到海洋创新绩效产出的整个过程。海洋创新资源、海洋创新体制、海洋创新绩效均为海洋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以时间过程为轴线将三者结合起来即为海洋创新过程。如图1所示，在海洋创新过程中，海洋创新资源投入以当地的人才规模、科技资源等为基准，当一定的海洋创新资源投入到创新体制中，基于政府政策引导、安全保证及资金投入的支撑，在活跃的市场导向环境中，企业作为海洋创新的生产主体，将有限的资源以最合理有效的方式进行组合、加工、创造、生产，以求获得绿色、开放、高效的海洋创新绩效。海洋创新资源、海洋创新体制、海洋创新绩效均体现海洋创新水平现状，为并列关系，即保持海洋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既要关注原发性因素（海洋创新资源）、实时性因素（海洋创新绩效）又要关注长效性因素（海洋创新体制），因此，海洋创新水平的测度需同时从海洋创新资源、海洋创新体制、海洋创新绩效三方面入手。
图1 海洋创新过程图解

Fig.1 Marine innovation process diagram

基于海洋创新定义，本文从海洋创新资源、海洋创新体制、海洋创新绩效3个层面着手建立区域海洋创新指标体系，以期客观全面地反映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
①海洋创新资源，反映区域海洋创新活动的投入力度，是影响海洋创新水平的原发性因素。海洋创新型人才供给能力、海洋创新科技投入力度为区域海洋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基础保障。创新资源通过自身的技术关联效应，依赖对要素优化配置的微观机制，借助后向体制的扩散效应，为高效创新绩效的产出提供技术及人才保障，从而于根源处影响海洋经济发展投入与产出的效率函数。其中，“质”与“量”是衡量人才投入水平的重要维度，本研究中以人才要素投入规模、人才要素投入质量为标准衡量人才供给能力；科技投入力度直接与海洋经济发展产生技术关联效益，是海洋创新资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②海洋创新体制，反映区域涉海企业、市场、政府三者间的制衡协调与角色定位，是影响海洋创新水平的长效性因素，成熟完善的海洋创新体制能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海洋创新体制由海洋创新主体、海洋创新支撑、海洋创新环境三者相互作用而形成。其中海洋创新主体——企业是盘活市场、推动创新经济发展的主干力量，海洋企业创新水平体现了海洋创新发展活力和效率；海洋创新支撑——政府是引导创新主体高效开展创新活动、维护创新市场环境稳定有序的有力支柱，是提供海洋创新政策引导、创新发展资金支持的导向器；海洋创新环境——市场反映区域海洋创新体制环境的成熟度和灵活性。其中，海洋创新发展的持续性取决于市场需求度，海洋创新成果的推广度取决于市场开放度。
③海洋创新绩效，反映一个区域海洋创新活动产出的成果及产生的关联作用，是影响海洋创新水平的实时性因素。对海洋创新绩效的衡量，不仅要从“量”的角度出发，更应充分融入“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理念，时刻关注创新绩效质量。关注协调，共享发展，注重绿色、开放的创新绩效是实现海洋创新永续发展、长久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本研究海洋创新绩效主要从知识成果产出、绿色产能产出、创新成果开放程度及生产效率产出的角度选取指标。

1.2 研究方法

1.2.1 主客观综合赋权法

为衡量指标在海洋创新水平系统中的重要程度，需对指标体系中各指标进行加权处理。本文在指标赋权过程中将层次分析法（AHP）与熵值法（EVM）结合使用，并建立最小二乘法决策模型，将判断指标决策结果的偏差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29]：
m i n H w = ∑ i = 1 m ∑ j = 1 n u j - w j X i j 2 + v j - w j X i j 2
式中：主观权重向量 v = v 1 , v 2 , ⋯ , v n T，客观权重向量 u = u 1 , u 2 , ⋯ , u n T，综合权重向量 w = w 1 , w 2 , ⋯ , w n T， ∑ j = 1 n w j = 1， w j ≥ 0 j = 1,2 , ⋯ , n。
表1 区域海洋创新水平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marine innovation level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权重 数据来源
海
洋
创
新
水
平		 海洋
创新
资源		 人才 高级职称的科技活动人员所占比重 反映人才要素质量 0.0306 文献A
研究与发展人力投入强度 反映人才要素规模 0.0627 文献A，文献B
科技 研究与发展经费投入强度 反映科技投入力度 0.0509 文献A
海洋
创新
体制		 企业 企业R&D人员占R&D人员总量比重 反映企业创新投入 0.0237 文献B，文献G
企业R&D经费占R&D经费总额比重 0.0211 文献B，文献G
企业技术生产效率 反映企业创新效率 0.0180 文献B
市场 市场化海域面积占比 反映市场化配置度 0.1097 文献A，文献D
海洋经济需求收入弹性 反映需求市场弹性 0.0259 文献A文献C
投资市场化指数 反映投资市场指数 0.0258 文献C
海洋经济对外开放度 反映市场化开放度 0.1134 文献A，文献C
政府 政府海洋投资总量 反映政府海洋战略制定与实施程度[27] 0.0866 文献A，文献C
科研基本建设政府投资 反映创新基础设施政府投资水平 0.1154 文献A，文献B
专利侵权率 反映创新成果安全性 0.0182 文献E
海洋
创新
绩效		 知识 海洋发明专利授权数 反映海洋科研产出及知识传播绩效 0.1302 文献A
万名科研人员发表的科技论文数 0.0585 文献A，文献B
绿色 百万元生产总值耗能 反映绿色创新绩效 0.0141 文献A，文献F
开放 出口额增长率 反映开放创新绩效 0.0497 文献A
效率 海洋劳动生产率 反映创新产出绩效 0.0453 文献A

注：1.市场化海域面积占比=（招、拍、挂出让所得海域确权面积/当年全部确权海域面积）×100%[28]；海洋经济需求收入弹性=（海洋经济增加值年增长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率）×100%；海洋经济对外开放度=（海洋经济进出口总值/GOP）×0.55+（海洋经济外商直接投资/GOP）×0.45。2.“文献A”表示《中国海洋统计年鉴》，“文献B”表示《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文献C”表示《中国统计年鉴》，“文献D”表示《海域使用管理公报》，“文献E”表示《中国知识产权年鉴》，“文献F”表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文献G”表示“科技部科技统计数据”。

海洋创新水平的评价模型为：
G = ∑ i = 1 n w i X i j
式中： X i j指区域评价指标原始数据标准化值； w i为主客观合成的综合权重； G为某区域海洋创新水平总得分。

1.2.2 Dagum基尼系数

与传统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相比，Dagum提出的按子群分解的基尼系数测算方法[30]，既能测度地区差距的主要来源，且考虑到了样本间的交叉重叠问题及子样本的分布状况[31]，此优势可满足本文的研究需求，因此，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的方法研究我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的空间非均衡格局。Dagum基尼系数的定义如公式（3）所示：
G = ∑ j = 1 k ∑ h = 1 k ∑ i = 1 n j ∑ r = 1 n h y j i - y h r 2 u n 2
式中： u表示我国海洋创新总体发展水平； y j i y h r表示 j h区域内任意省市的海洋创新发展水平； n表示总的省份个数； k表示划分的区域数； n j n h表示 j h区域内省份个数。为方便计算，在基尼系数分解时，先依据区域内海洋创新平均发展水平进行排序，如公式（4）所示：
Y - 1 ≤ Y - h ≤ ⋯ Y - j ≤ ⋯ Y - k
按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可将基尼系数分解为三部分：地区内差距的贡献 G w，地区间差距的贡献 G n b，超变密度 G t，且 G = G w + G n b + G t，具体求算过程如下。
G w = ∑ j = 1 k G j j p j s j
G j j = ∑ i = 1 n j ∑ r = 1 n h y j i - y j r 2 Y - j n j 2
G n b = ∑ j = 2 k ∑ h = 1 j - 1 G j h p j s h + p h s j D j h
G j h = ∑ i = 1 n j ∑ r = 1 n k y j i - y j r n j n h Y - j + Y - h
G t = ∑ j = 2 k ∑ h = 1 j - 1 G j h p j s h + p h s j 1 - D j h
式中： G j j表示 j区域的地区内基尼系数； G j h表示 j、 h区域之间的地区间基尼系数； p j = n j n； s j = n j Y - j n Y -； j = 1,2 , 3 , ⋯ , k； D j h表示 j ( h )区域间相对海洋创新水平贡献率的影响程度，其定义如公式（10）所示； d j h定义为区域间海洋创新水平贡献率的差值，如公式（11）所示； p j h定义为超变一阶矩，如公式（12）所示。
D j h = d j h - p j h d j h + p j h
d j h = ∫ 0 ∞ d F j y ∫ 0 y y - x d F h x
p j h = ∫ 0 ∞ d F h y ∫ 0 y y - x d F j x

1.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沿海11省市（香港、澳门、台湾除外），包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数据来源为《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知识产权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海域使用管理公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网站中科技统计数据（http://www.most.gov.cn/mostinfo/index.htm），选取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1—2016年。部分缺失数值采用内插法和外推法进行处理。

2 区域海洋创新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特征

2.1 区域海洋创新水平空间布局特征

由运算可得2001—2016年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测度结果（表2）。从全国均值来看，2001—2005年中国沿海地区海洋创新水平呈现波动增长态势，且由分解数据可知，波动主要归因于海洋创新体制的不稳定性；2005年以后出现明显递增趋势。其中山东、广东、上海、江苏海洋创新水平一直居于前列，发展水平最高；从提升程度角度讲，广东、山东、福建提升程度最大，河北、浙江、上海、江苏的海洋创新综合水平提升程度处中等水平；天津、辽宁的海洋创新水平提升程度较小；海南、广西海洋创新水平虽有提升，但仍处于最低位置。
表2 2001—2016年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测度结果

Tab.2 The results of marine innovation level in 11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in 2001-2016

年份 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江苏 浙江 福建 山东 广东 广西 海南 全国均值
2001 0.211 0.207 0.220 0.262 0.327 0.178 0.141 0.243 0.230 0.127 0.119 0.206
2002 0.172 0.163 0.216 0.239 0.305 0.157 0.136 0.223 0.212 0.152 0.122 0.191
2003 0.171 0.208 0.216 0.273 0.266 0.164 0.151 0.224 0.226 0.169 0.129 0.200
2004 0.187 0.228 0.215 0.243 0.291 0.178 0.177 0.231 0.225 0.213 0.099 0.208
2005 0.193 0.194 0.206 0.236 0.304 0.187 0.171 0.248 0.223 0.162 0.081 0.200
2006 0.197 0.232 0.201 0.252 0.282 0.195 0.177 0.277 0.244 0.149 0.118 0.211
2007 0.200 0.220 0.212 0.261 0.281 0.199 0.197 0.277 0.262 0.157 0.139 0.219
2008 0.211 0.223 0.216 0.269 0.288 0.196 0.184 0.324 0.266 0.249 0.122 0.232
2009 0.227 0.189 0.233 0.297 0.265 0.212 0.260 0.321 0.276 0.211 0.137 0.239
2010 0.251 0.197 0.245 0.320 0.304 0.212 0.235 0.357 0.310 0.173 0.135 0.249
2011 0.274 0.229 0.243 0.354 0.404 0.233 0.312 0.409 0.327 0.177 0.149 0.283
2012 0.290 0.219 0.259 0.358 0.363 0.246 0.262 0.439 0.355 0.198 0.143 0.285
2013 0.304 0.244 0.289 0.392 0.335 0.246 0.245 0.470 0.374 0.189 0.163 0.296
2014 0.315 0.240 0.308 0.420 0.372 0.256 0.241 0.532 0.400 0.211 0.198 0.318
2015 0.331 0.343 0.378 0.463 0.415 0.292 0.311 0.501 0.484 0.241 0.230 0.362
2016 0.308 0.342 0.267 0.394 0.428 0.291 0.316 0.503 0.521 0.217 0.223 0.346
在空间布局方面，本文选取2001、2008和2016年数据，借助Adobe Illustrator 2019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并根据等距法，结合海洋创新水平离散程度将海洋创新水平均匀的分为三种类型：低等海洋创新水平（0.11，0.25]、中等海洋创新水平（0.25，0.39]、高等海洋创新水平（0.39，0.53]。结合表2和图2分析可得：2001年我国沿海区域海洋创新水平空间布局呈现出东部创新水平高、南北创新水平低的特点，具体而言，江苏、上海海洋创新水平居沿海11省市的前两位，处于中等海洋创新水平层次，其余省份均处于低等海洋创新水平层次；到2008年，山东、广东踏入中等海洋创新水平层次，我国沿海区域海洋创新水平空间布局的三极格局初具雏形，其余省份的海洋创新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此阶段各省市创新水平提升的速率波动较大，稳定性欠佳；到2016年，山东、广东、上海、江苏均为高等海洋创新水平，且连续多年于沿海区域海洋创新水平中居最高位，中国区域海洋创新水平空间布局上已由2001年东部高、南北低的格局演变为北部海洋经济圈围绕山东发展、东部海洋经济圈围绕上海及江苏发展、南部海洋经济圈围绕广东省发展的三极格局。
图2 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空间分布

Fig.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arine innovation level in 11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三极格局的形成表明了以三大海洋经济圈为单位的海洋创新水平空间分布具有区域内的非均衡性。在三极格局中，海洋创新水平同时呈现出区域间的非均衡性，即东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水平居三大海洋经济圈之首，随后依次为：北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具体而言，以各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多年平均值为数据，计算各海洋经济圈内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均值，可得，东部海洋经济圈各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均值为0.2855，居三大经济圈首位；北部海洋经济圈各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均值为0.2660，居第二位；南部海洋经济圈各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均值为0.2149，居第三位。综上可得，中国区域海洋创新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的三极格局。

2.2 区域海洋创新水平空间非均衡的地区差距及来源

本文利用Dagum方法，测度2001—2016年海洋创新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并进一步按照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进行区域分解，测算三大区域的基尼系数。

2.2.1 沿海省市海洋创新水平总体差距及演变趋势

图3描述了海洋创新水平及其组成要素（海洋创新资源、体制、绩效）的总体区域差距演变趋势。据图可得：①总体而言，海洋创新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呈现“四升四降”的上下波动态势，以2001年为基期，至2016年海洋创新水平区域差距略有下降。从演变过程看，2003—2005、2007—2008、2009—2012、2015—2016年区域海洋创新水平总体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海洋创新水平总体差距扩大；2001—2003、2005—2007、2008—2009、2012—2015年，海洋创新水平总体差距缩小。②海洋创新资源总体基尼系数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其变化趋势却表现为缓慢下降态势；与之相反，海洋创新体制、海洋创新绩效的总体基尼系数分别呈现波动上升和明显上升趋势。这表明，三个组成要素中，海洋创新资源的总体区域差距最大，但其对增大海洋创新水平区域差距的贡献度逐渐降低；海洋创新体制、绩效的总体区域差异对增大海洋创新水平区域差距的贡献度则呈现上升趋势。因此，缩小海洋创新水平区域差距，不仅应着眼于缩小海洋创新资源投入区域差距，还要控制海洋创新体制、绩效区域差距逐渐增长的趋势。
图3 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及其组成要素的总体基尼系数演变趋势

Fig.3 The total Dagum Gini coefficient evolution trend of marine innovation level and its components in 11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2.2.2 沿海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区域内差距及演变趋势

图4描述了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区域内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由图可知：①整体来看，以2001年为基期，北、东、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创新水平区域内差距呈“四升四降”的波动下降的趋势。其中“四升四降”变化的转折点与总体基尼系数的变化转折点相同。②综合来讲，海洋创新水平区域内差距呈现：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从具体数值来看，2015年之前，北部海洋经济圈区域内差距在考察期内一直略高于其它两区域，仅2015年略低于东部海洋经济圈，2016年重返最高区域内差距的位置；南部海洋经济圈区域内差距于大部分年份均处于最低位，仅2016年略高于东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的海洋创新区域内差距水平于大部分年份居于其它两区域之间。
图4 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区域内基尼系数演变趋势

Fig.4 Gini coefficient evolution trend of marine innovation level in 11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2.2.3 沿海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区域间差距及演变趋势

由图5可知，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区域间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呈波动下降态势。其中，北—东、北—南、东—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创新水平区域间差距的波动趋势相同。以时间节点为界，区域间差距演变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①2001—2003、2003—2005、2005—2007、2007—2008年，北—东、北—南、东—南部海洋经济圈区域间差距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型”态势。在考察期内，三者区域间差距绝对波动程度很大，分别于2005和2007年达到最高点和最低点，但三者区域间差距的相对波动程度却很小，北—东部海洋经济圈区域间差距始终居于最高位，其次为北—南部海洋经济圈，最后为东—南部海洋经济圈。②2008—2009、2009—2012年，北—东、北—南、东—南部海洋经济圈区域间差距变化虽相对较小，但也经历了“W型”的变化过程。由于变化速率不同，2015年，东—南海洋经济圈创新水平区域间差距超越北—南海洋经济圈居第二位，首次打破海洋创新水平区域间差距延续14年的分布格局。2016年，北—南海洋经济圈上升至第一位。
图5 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区域间基尼系数演变趋势

Fig.5 Gini coefficient evolution trend of marine innovation level of 11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2.2.4 区域海洋创新水平地区差距的来源及其贡献率

由我国沿海11省市区域海洋创新水平地区差距贡献率的演变趋势图（图6）可得以下结论：①从图形特征来看，超变密度 ( G t )贡献率与区域间差距 ( G n b ) 贡 献 率变化曲线大致围绕着区域内差距 ( G w )贡献率变化曲线呈对称分布。②从演变进程来看， G w贡献率的变化较稳定； G t和 G n b贡献率的变化相对较大，且 G n b贡献率呈波动下降趋势， G t贡献率呈波动上升趋势。③具体来看，2001年 G t 贡 献 率出现最低值，为57.1%，后经“N”型波动变化，于2009年达到最高值65.97%，以2001年为基期，2016年 G t贡献率上升13.53%； G n b贡献率变化过程与 G t贡献率相反，2001年， G n b贡献率出现最高值，为9.36%，经倒“N”型波动变化后，于2009年达最低值0.24%，以2001年为基期，2016年 G n b贡献率下降85.96%； G w贡献率于考察期内变化平稳，呈现小幅度上升态势，以2001年为基期，2016年 G w贡献率上升0.97%。④综合来看，区域内差距是造成海洋创新水平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尽管 G t对总差距的贡献率最高，但 G t贡献率与 G n b贡献率之间出现逆向变化现象，说明 G t贡献率在 G n b贡献率的增长中起负面作用。且结合图3与图6可知，总基尼系数于2001—2009年经历了一个“N”型变化趋势，随即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与之相反， G t贡献率于2001—2009年经历了一个倒“N”型变化趋势后呈现波动下降的变化趋势，这意味着 G t贡献率在总基尼系数的增长中起负向作用。加之，超变密度是指三大海洋经济圈之间海洋创新水平的区域内差距与区域间差距的交互作用对整体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贡献率[32]。因而，超变密度对地区总差距贡献率较大仅可表明我国北、东、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创新水平的交叉项统计问题较显著，海洋创新特色缺失；造成海洋创新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区域内差距。
图6 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地区差距贡献率的演变趋势

Fig.6 The evolution trend of the regional disparity contribution rate of marine innovation level in 11 coastal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China

3 区域海洋创新水平空间非均衡格局成因

中国沿海区域海洋创新水平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的三极格局，其中区域内差距是海洋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本文探讨非均衡格局的成因将以指标体系为根源，从创新资源禀赋、创新体制现状、创新绩效成果方面进行阐释。

3.1 创新资源禀赋差距大

海洋创新资源禀赋是各省市海洋创新活动开展的基础保障，资源禀赋高的省市易在海洋创新活动中占得先机[33]，因此海洋创新资源禀赋现状是影响海洋创新格局形态的重要因素。
由图3可知，与海洋创新体制、海洋创新绩效相比，我国海洋创新资源的区域差距最大。在北部、东部经济圈中，河北与浙江的海洋创新资源投入强度均不及山东省与上海市的50%，这主要归因于区域内从事海洋研究开发的人才、资金分布不均，更有甚者，在南部经济圈，海南省的创新资源投入强度仅为广东省的10.07%。区域海洋创新资源禀赋差距大的原因为：①以历史条件为基础，即省市内经济、技术、人才基础好，在海陆产业分权化过程中，保留了较多海洋创新发展原始资本。②以政府政策为导向，即借助优惠政策和良好投资环境，吸引海内外高端海洋创新资源的流入[34]。具体而言，上海、广东是改革开放期间累积性因果循环的受益者。1990年代，山东省、广东省等率先实施区域海洋发展战略，在海洋科技创新上具有强大的政策支持[27]。因此，至21世纪初，山东、上海、广东分别成为北部、东部、南部海洋经济圈的区域海洋创新发展极点，并凭借高创新资源吸引力，促使创新水平继续沿原路径较快增长，由此形成省市间海洋创新水平差距。

3.2 创新体制活力不足

据表2可知，海洋创新水平波动主要归因于海洋创新体制的不稳定性；由图3可得，创新体制与海洋创新水平的总基尼系数的变化曲线相关性最高，因此，海洋创新体制的现状是影响海洋创新格局形态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海洋创新体制活力不足主要表现在创新资源市场扭曲和创新体制自由化程度低两方面。

3.2.1 创新资源市场扭曲

我国海洋创新科技投入市场尚未成熟：①沿海地区各省市海洋创新科研经费投入分布不平衡，尤其在地区内部表现更为明显。2001—2016年，山东、上海、广东海洋科研机构经费投入分别占北部、东部、南部海洋经济圈科研机构总投资的49.63%、50.3%、70.14%，这主要归因于科技、人才等创新资源的市场流动性差。②政府投入占比较高，灵活性投资不足。考察期内沿海省市科研机构政府投入占比约10%，其中海南省政府投入占比高达23.7%，企业及科研机构自身融资水平略显不足。
海洋创新人才、技术市场呈现零散化：①人才、技术类型与所在地需求对接不到位[35]。目前我国沿海省市从事海洋工程技术研究、高新技术研究方面的人才及科研成果难以满足海洋强国发展需求[36]。如海洋立体监测网项目中研究型人才与监测实践地相脱离的情况较显著。②人才、技术交流不足，成果重复性强，横向协作较少，难以形成合力发挥更大的价值[37]。全国范围内缺少行之有效的创新信息共享平台，因信息阻隔而造成的人才、技术交流不足问题已成为创新资源利用效率低的主要原因。
创新资源市场的未成熟性与零散化，直接导致海洋科技、人才等资源市场流动性差，从而导致区域内与区域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失调，加剧了海洋创新格局的非均衡性。

3.2.2 创新体制自由化程度低

当前我国沿海省市海洋创新体制自由化程度低，主要表现为企业、市场、政府三者作用程度的区域差异导致创新资源融入区域创新环境程度低，省市间创新要素溢出效应不足，区域内创新增长极的带动作用较弱，加剧了海洋创新非均衡格局的稳定性。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我国沿海省市海洋创新机制中普遍存在市场的灵活调节作用发挥不到位的问题[38]，具体表现为：①市场化配置度低；②市场需求弹性小；③市场化开放度不足；④市场投资体制不健全。江苏省在投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海域面积方面居全国前三位，甚至凭高进出口总值、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在海洋经济市场化开放度方面超过山东、广东。尽管天津、辽宁资源投入强度处于中上水平，但其市场作用度仅为江苏的36.86%、41.95%，因此海洋创新水平仍处于中等层次。可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度在沿海省市间存在较大差异，且存在与资源投入强度对接不到位的现象。
政府是配合创新市场发挥作用的监督者、保持创新市场环境稳定的维护者、提供海洋创新政策引导的导向器[39]。当前在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沿海省市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程度及干预点存在较大的区域差距，尤以北部、南部海洋经济圈内部表现最为突出。以政府投资总量为衡量依据可知，北部、南部海洋经济圈内各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差距较大，形成了以山东省、广东省为中心向四周逐渐递减的分布态势，其中河北政策实施水平约为山东省20%，海南省政策实施水平不及广东省15%，且各省市在海洋创新方面实施的政策种类不同。可见，海洋战略制定与实施程度的差异侧面造成创新资源在区域间流动障碍增加。
企业作为海洋创新的主体，其创新活动表征海洋创新活力与效率[40]。当前我国沿海省市海洋创新活动普遍存在企业创造力及生产效率区域差异较大的现象。从海洋经济圈视角来看，海洋经济圈间的企业作用度差距略小一些，但海洋经济圈区域内差异较大，以南部海洋经济圈内差距最为明显，广东省凭借高企业创新人才科技投入力度、高企业创新效率而在沿海11省市中居前列，但海南企业创新效率却不及广东省20%。差距存在的原因在于省市间企业与科研机构关联度存异：山东与广东在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联盟方面取得较好成果，因而企业作用度居沿海省市前两位。其中青岛蓝色硅谷重点项目至今已引进重大科研、产业及创新创业项目200余个，为山东建立海洋科技教育人才高地、海洋科技成果孵化区做出贡献；广东省在构建高端产业体系和高质海洋生物、海洋装备创新企业方面取得初步成效，尤以湛江市表现最为突出。

3.3 “开放+共享”海洋创新理念践行度低

海洋创新绩效产出效率不均的现状反推沿海省市在海洋创新中须注重践行“开放+共享”的海洋创新理念。以海洋劳动生产率表征海洋创新绩效产出效率可知，上海、江苏、天津、山东省、广东的海洋劳动生产率居沿海省市前列，省市间差距较大。与区域间差距相比，区域内部差距更为显著：三大经济圈中，辽宁、海南、浙江海洋劳动生产率分别为天津、广东、上海的47.86%、44.75%、39.92%。劳动生产率分布不均侧面反映出省市间知识技术成果交流不到位，创新成果转化传播效率低，区域内海洋创新增长极“带动”作用发挥不足的现状，即“开放+共享”的海洋创新理念践行程度不足。这一现象主要归因于海洋创新信息平台建设不足，海洋信息智能化应用与海洋创新活动的融合不密切，省市间海洋创新技术及成果开放共享程度低[37]。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智慧海洋”等综合创新信息系统平台工程建设起步较晚，目前集海洋科学认知、管理支撑、信息共享和智能服务于一体的海洋信息化体系建设不够完备。

4 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结论

本文在构建海洋创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使用中国沿海11省市（港、澳、台除外）2001—2016年海洋创新相关数据，运用主客观综合赋权和Dagum基尼系数方法对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空间非均衡格局及其成因进行测度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海洋创新定义出发，构建海洋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揭示我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分布格局。整体来看，中国海洋创新水平呈波动递增趋势；空间分布上，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基本形成非均衡的三极格局；按海洋经济圈尺度划分，海洋创新水平从高到低为：东部海洋经济圈、北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
第二，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显示，在考察期内，中国沿海11省市海洋创新水平总体区域差距呈波动下降趋势；海洋创新资源总体基尼系数高于海洋创新体制及创新绩效；海洋创新发展水平区域内差距大致表现为：北部海洋经济圈>东部海洋经济圈>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创新水平区域间差距大致表现为：北—东部海洋经济圈>北—南部海洋经济圈>东—南部海洋经济圈；区域内差距是中国海洋创新发展水平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
第三，依据区域海洋创新水平指标体系，从创新资源禀赋、创新体制现状、创新绩效成果方面阐释中国区域海洋创新水平空间非均衡格局的成因。具体而言包括三方面：创新资源禀赋差距大、创新体制活力不足、海洋创新理念践行度低。

4.2 政策建议

从空间均衡发展理念出发，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发挥市场效力，探索创新资源运作新模式。建立海洋创新发展基金，扩大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的参与度，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增强资金流动性，调节人才流向，同时以政策倾斜为先导，利用市场之力，弥补河北、浙江、广西、海南等地的海洋创新资源存量，力求缩小创新资源区域差距；引导资金及人才走向急需攻克的高端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生物技术应用、海洋新能源等领域，改善创新资源对接不到位现状；建立海洋产权教育服务平台，实现海洋各类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如海岛、岸线等使用权的抵押、交易，海洋知识产权等无形产权及其技术交易或质押等，增强创新资源交流度，提升创新资源市场的整合性与成熟性。
第二，创新体制机制，引领海洋创新发展新路径。注意把握市场、企业、政府三者的制衡协调与角色定位，着力打造市场开放度强、投资灵活性高、市场化海域面积广、需求市场弹性好、企业创新效率高、政府基础投资稳、政策支撑方向准、环境保障力度大的海洋创新体制。广西、海南应积极促成海洋创新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和产业化转变，缩小南部海洋经济圈内部发展差距；支持鼓励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联盟，建立有影响力的企业联盟标准体系，形成研发共享平台和产业化示范基地，力求最大程度整合体制活性要素，提升创新体制活力。
第三，加速开放共享，搭建海洋创新发展新平台。我国沿海11省市在海洋创新过程中，应关注共享发展，山东、上海、江苏、广东应着重扩大自身发展的溢出效应，控制回波效应，缩小区域内海洋创新水平发展层次差距，防止区域内后发地区陷入海洋创新发展的“低水平陷阱”；注重开放的创新绩效，建立“统一规划、协同建设、互联共享、上下联动”的海洋创新综合信息系统，初步形成集海洋科学认知、管理支撑、信息共享、智能服务于一体的海洋信息化共享平台，以此加大海洋创新成果产出率、转化率、应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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