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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1 , Vol. 41 >Issue 4: 8 - 1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4.002

The Enlighten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to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 GAO Zhe , 1 ,
  • GU Chaolin , ※ ,
  • GU Jiang 1
Expand
  • 1. Hubei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 Simulation，Cen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1-2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5

Fold

Abstract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proposed in many important meeting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Among them,what kinds of key applications may be involved in the new infrastructure in the fields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and how it will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re the key issues of concern.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concept of new infra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and points out that new infrastructure needs to be rooted in the transformative technology of this generation,which naturally has a strong ability to innovat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which is complementary with traditional one,can be new or based on the original facilities. Then,based on the two important application scenarios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the paper comb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development from three aspects of 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new consumption and new demand for safety and health. In view of the new technology with a certain application basis,the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the impact of the new infrastructure in public education,health care,smart city,contactless economy,pension industry and so on. Finally,some suggestions are given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 new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new urban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consumption;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Cite this article

GAO Zhe , GU Chaolin , GU Jiang . The Enlightenment of New Infrastructure to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4) : 8 -1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4.002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生产—贸易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1]，科技革命正是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回顾历史，每一代际的重要技术创新，往往都是与基础设施结合后开始推动社会进步，继而影响整个世界格局。比如，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开创了铁路基础设施，成就了英帝国；电能和内燃机的应用，带来了新的能源和化工基础设施，诞生了欧美列强；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造就了信息基础设施，形成了当今世界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格局。当下，世界正处于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关口，谁先掌握并广泛应用这些技术，谁就会在这一轮全球竞争中取得极大优势。
就中国而言，经过改革开放40年来快速经济增长和迅速城镇化进程，尤其积极融入全球化，重新进入世界新科技变革舞台中央，2020年成功应对新冠疫情，成为全球唯一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给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新的基础和条件。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5月22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建设”；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新基建再一次被重点提及，被赋予拉动经济增长、实现产业转型、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多重任务。可以说，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推动中国以信息技术装备或改造为主的基础设施时代已经来临。进一步说，这些“新基建”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与基础设施融合的产物，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布局巨大变化也必然对未来中国乃至世界发展格局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技术层面，新基建都是一个新的复杂工程，涉及诸多领域。当前，我们对新基建的界定、应用场景、产业影响的认知尚浅，既要加深对新技术的理解，也要对外部环境、行业发展、人民需求做出正确判断，亟需多学科的研究跟进。本文仅尝试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个新基建的重要应用场景入手，关注当前已有一定应用基础的新技术，探讨新基建可能带来的产业转型影响。

1 新基建的再认识

已有文献对新基建的定义存在“七大领域说”“三方面说”“新技术驱动说”以及“新要素说”等[2]，主要来自官方新闻报道和国家发改委文件，并逐渐有学术研究跟进[3-4]。总体来说，各类表述互有交叉，各有重点，但尚未形成政府、学界、产业界共同认可且具有操作性的定义。正确认知新基建概念是探讨新基建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基础，理解新基建的重要一点就是理清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区别与联系。在探讨新、旧基建区别方面，潘教峰等[5]指出“具有系统性、质的‘代际飞跃’特征”是新基建的内核。进一步对“代际飞跃”解读，本文认为应指具有实际突破的“新一代”技术，这种突破既包括颠覆性创新，例如化学驱动到电力驱动创造了电动汽车产业；也包括迭代式创新，比如从3G到4G通讯、从微米（μm）到纳米（nm）的制程工艺革新创造了移动互联网产业。因此，基础设施是否依托于本代际的突破性技术成为判断是否是新基建的关键。对比美国，2019年出台的《美国万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纲要》虽然没有出现新基建（next-gener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的表述，但将基于突破性技术的基础设施作为特别资助领域，给予占整个计划10%的资金支持[6-7]，充分反映了美国对新基建的认可和重视。另一方面，对于新、旧基建的联系，一个普遍接受的基础设施分类是1965年由经济学家Hansen提出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二分法[8]，可见功能性是基础设施最重要的特征。因此，另一个重要判断是，依托突破性技术的新基建可以是新建造的，也可以是基于原有设施改造的；传统基建与新基建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在实现某一功能上相互补充的。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以所采用的技术进行分类更能反映新基建的内核，也更具操作性。目前，国内普遍认可的新基建技术领域包括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① 。对比《美国万亿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纲要》[6-7]中关注的变革技术——数据采集与处理、导航、移动通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一代能源，可以看到中美两国对于新基建核心技术的认知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但由于两国国情的较大不同，新基建引发的产业转型可能存在一定差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2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场景下的问题与挑战

正因为新基建深植于新技术，因此天然具备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能力。这种改造，可能是颠覆性的，淘汰传统产业、催生新产业；也可能是渐进迭代的，促进产业内部的转型升级。但不论哪种情形，都必然对当前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由于技术本身没有导向性，基于新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供给在不同战略导向与应用场景下对产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需要将新基建放在国家战略下，考察其对产业转型的作用与影响。
“新型城镇化”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分别于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是党中央针对我国城乡空间转型发展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制定的纲领性文件。虽然两者的提出相隔5年，是针对不同国土空间采取的差异化发展战略，但指导原则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促进城乡居民高质量的生产与生活，实现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近期，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与路径，并强调“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可以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已成为我国新基建应用的关键场景。因此，本文将基于这两大场景讨论新基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中的可能应用以及对产业转型的影响。
当前，已有较多研究验证了基础设施对产业转型的促进作用。如张景波基于1993—2017年各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结构转型的面板数据，揭示了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产业结构向更高级的形式转移[9]，郭凯明等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展示了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在供需两侧能够同时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0]。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新基建对产业转型的积极作用，兼顾讨论其消极影响。

2.1 潜在的城乡数字鸿沟

当前，传统意义上造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因素正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渐弱化、消除，但新的潜在鸿沟可能正在形成，即由互联网基础设施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数字鸿沟。过去十年，我国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已进入全球前列，截至2020年12月，全球前十市值的互联网公司中美各占一半。但就产业内部而言，却存在着巨大的城镇、城乡差距。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相比于城镇地区74.6%的互联网普及率，中国农村地区的普及率仅为38.4%，且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增速仍低于城镇地区；而在城市间，互联网产业发展也极不均衡，工信部2019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榜单显示，67%的上榜互联网企业来自北上广深；区域上，东部地区互联网百强企业共86家，中西部地区12家，东北地区仅2家。《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9》披露中国数字经济2019年规模已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例达34.8%。虽然暂时无法验证这一数据的可靠性，但当前互联网应用与服务已渗透到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不争的事实。如不及时消除数字经济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可能会对国家战略实施、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实现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加快建设互联网基础设施，特别是在城镇乡空间的合理布局将是新基建的重要任务。

2.2 消费领域的变革契机

“十三五”期间，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对GDP贡献率已占比最高。数据显示，2016—2019年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达57%~66%，超过资本和净出口的贡献率，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越发明显。这一时期，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处于高速增长阶段，2016—2019年年均增长率达8.9%。2019年末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6 000美元（42 358.8元）；同年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 020.7元，已达到10年前城镇水平，为扩大内需、新消费形成，打下了良好基础 ① 。同时，主力消费群体和消费需求也在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城乡养老体系的逐步完善，已退休和即将退休的50后、60后老有所养，养老产业已经起步。70后、80后成为社会中坚，作为改革开放后的一代人，有着更现代的消费观念和更强的支付能力。90后、00后更是在中国经济起飞、社会转型中长大的一代。我国与西方经济差距的迅速缩小，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民族与品牌自信。他们亦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有着全新的消费文化与消费需求。农村市场更成为新增长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增长率连续多年超过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也在发生改变，以往占绝对地位的基本生存消费比例下降，非商品支出比重逐渐上升 ① 。可以预期，“十四五”期间将迎来消费领域的重大变革，当前已经出现了一批新的消费模式与需求，如3 km圈消费、国潮消费、拼购消费等，既是契机也是挑战。

2.3 安全健康需求的快速增长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越演越烈的“逆全球化”浪潮，突出表现为英国脱欧和中美之间的贸易和非贸易摩擦[11]。新一轮科技革命也正在改变全球产业分工与利益分配格局，导致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作为本轮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正在和平崛起道路上的中国，其国家安全特别是《“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强调的“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人民生命安全、社会稳定”可能面临重大挑战，需要加快攻关“卡脖子”技术、建设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同时，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我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抗疫成果。但理性地反思，这次疫情大考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城乡社区治理能力不强，底层数据缺乏，所谓的智慧城市设施使用效果达不到预期；公共卫生设施不足、体系不健全、联系不畅。后疫情时代，城乡居民对于健康的要求、医疗服务的需求必然快速增长，如何利用新一代技术真正实现健康、医疗服务效率、品质的提升，缩小城乡医疗服务供给差距，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目标，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课题。

3 新基建与产业转型发展

3.1 互联网基础设施与产业转型

按照提供服务属性的不同，互联网产业大致可以分为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互联网应用。而互联网基础设施由三部分组成：提供网络连接的电信基础，提供数据处理、存储、交换的设施基础，以及提供网络框架和网络使用的资源基础。
电信连接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基石。由于移动互联网的井喷式发展——2018年全球手机联网用户已是固定宽带用户的3.6倍，移动通讯技术的升级将更大程度地引领互联网产业 ② 。当前，5G已成为移动通讯发展的主流方向。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预计，将在未来的15年内带动相关制造、基础设施等领域发展，并贡献2.2万亿美元经济价值。根据5G国际标准制定组织3GPP定义，eMBB（增强型移动宽带）、mMTC（海量机器类通信）、URLLC（超可靠、低时延通信）将成为未来最主要的三大5G应用领域。
①eMBB技术。主要用于虚拟现实、超高清视频等文化娱乐及医疗领域。一个重要的应用场景是针对当前城镇、城乡间高质量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严重失衡问题，通过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及混合现实，实现高质量、低成本的远程教育、远程医疗服务，是解决公共服务供给空间失衡的一个有效方案。事实上，全球范围内，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应用所驱动医疗健康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展开。据IDC数据，虚拟现实医疗应用市场规模正逐年扩大，预计2022年将达到17亿美元，2018— 2022年的市场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05.6%。
②mMTC技术。可实现海量设备的网络接入，主要面向智慧城市、环境监测、智能家居、森林防火等，是以传感和数据采集为目标的应用场景。其中智慧城市（乡村）是认可度最高的场景之一。当前不论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还是城乡事务的日常管理乃至决策，都面临缺少连续统一、高精度底层数据的问题。传统的人工采集录入方式不论在效率还是成本上都无法满足现代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需求。mMTC能够承载百万级/km2的连接密度，且保证终端的超低功耗和超低成本，将彻底解决城市基础数据获得、环境监测、灾情预警等一系列难题。
③URLLC技术。相比传统的蜂窝移动通信技术，其在时延和可靠性方面有了极大提升，可实现基站与终端间上下行均为0.5 ms的用户面时延。一般来说，工业自动化控制要求时延大约为10 ms，无人驾驶时延更是要求低至1 ms，这一标准在4G时代难以实现，但通过5G URLLC则可以达成。该技术的应用可能改变当前城市交通模式与工业生产形态。
除电信连接外，以数据中心为代表的存储设备、以云服务为代表的应用平台、以互联网交换中心为代表的交换设施组成了设施基础，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的核心。截至2018年年底，美国已拥有数据中心172座、云市场占比超60%、活跃交换中心90座；以微软、思科、惠普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垄断核心软件和硬件供应。对比我国拥有数据中心35座、云市场占比4%、活跃交换中心仅8座，两者差距较大 ① 。在此背景下，伴随着我国互联网及关联产业的发展，未来建设国家性、区域性政务及行业数据中心与交换中心的需求或将迎来一个高峰期。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以5G为代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将给众多产业带来巨大变革，但新型基础设施只是产业变革的推动力之一，与之匹配的传统基础设施、制度建设、人才储备必不可少。以智慧城市为例，多伦多Quayside智慧城市曾是世界瞩目的智慧城市项目，其由Alphabet旗下的智慧城市子公司Sidewalk Labs（和谷歌同属一个母公司）打造。其计划通过整合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以及连接的物联网，允许城市政府直接与社区和城市基础设施互动，并监控城市实时现状以及预测城市如何发展，为居民提供一个现代、高效的城市，被业界公认为是智慧城市规划建设的样板。但今年Sidewalk Labs宣布放弃该项目，除疫情原因外，该项目投资巨大、市民认可度不高、存在潜在隐私泄露以及公众对日常决策权丧失的担忧（转移到数据公司）都是其内在缺陷，值得我国在开展类似项目时借鉴。

3.2 新消费导向基础设施与产业转型

狭义上，新消费被定义为由数字技术驱动，满足人们信息化、智能化、多维融合等服务需要的行为过程。新消费产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新消费技术的出现。本文讨论的新消费技术是指那些已经基本实现或已有明确技术路线的技术，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技术、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通过这些技术降低搜索成本、复制成本、运输成本、跟踪成本以及验证成本，使得产品的触及范围和质量提升，催生消费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12-13]。与此相对应，提供这些技术与服务的基础设施，就是新消费基础设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疫情以来出现并流行的“无接触经济”。疫情暴发导致传统经济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为保持社交距离，“无接触”成为疫情防控期间绝大多数社会生产活动的标配。调查数据显示，春节期间我国线上办公APP钉钉和Zoom新增用户增幅分别为703.11%和662.75%[14]。线下实体店铺也通过社交平台（微信、qq等）、自媒体平台、直播电商平台等揽客，再通过无接触配送方式完成订单。值得注意的是，无接触经济并没有因为我国疫情防控好转、复工复产而沉寂。事实上，线上办公软件的下载和使用，在复工复产后依然得到了延续，平台直播带货更是成为新潮流。究其原因，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的发展融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使得传统居所的功能复杂化，并迎合了一部分人群人际空间距离疏远的需求[15]。换句话说，无接触经济是近期通讯、互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物联网等技术协作，发生化学反应的必然结果，疫情暴发和保持社交距离只是对其起到了催化作用。显然，未来是类似无接触经济、3 km圈消费、拼购消费等依托于互联网的新消费产业的风口期，传统的商业业态将受到巨大冲击，并且随着技术的深度融合，前者的消费体验与效率将会进一步提升。
另一方面，虽然新消费与技术密不可分，但本质上还是满足人的新的需求。从这个角度，可以将新消费定义为：①传统消费需求的升级，比如传统商品服务的品牌化、高端化；②对个性消费的加强，比如定制化[16]。以养老产业为例，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其已成为社会需求新的增长点。我国传统养老形式以居家养老、社区养老为主，意味着现有大部分设施需要进行适老化改造，既包括传统设施如家居家装、安全扶手、助老通道、轮椅空间、电梯等，也包括非传统设施，如设备适老化界面改造，包括交互步骤、按键反馈、对比度、声响等，帮助老龄人消除“数字鸿沟”。据国务院参事、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估算，仅对现有400亿m2旧建筑进行适老化改造，市场规模可达15万亿元 ② ，是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另外，个性化养老是另一庞大市场。当前，我国公共养老体系强调的是全覆盖，是兜底式的，对于个性化的养老需要还无法满足。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中高收入群体必然会对养老服务及设施提出新的需求。笔者在对武汉市东西湖区养老设施使用情况调研时，调研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近50%的受访者愿意支付一定费用获得更好的养老服务或设施使用。因此，差异化、定制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及配套养老基础设施也会是未来养老产业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

3.3 安全健康导向基础设施与产业转型

作为全球化、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不论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继续推进还是“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转型，中国都将继续“走出去”。走出去就难免遭遇国际争端，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① ，2002—2018年，全球针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涉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与特别保障措施四类）累计1 560件，年均91.8件；而在2019—2020年（中美贸易战爆发），该类案件已累计233起，年均116.5件，增长迅速，申诉国家中印度、美国靠前。面对国际争端，特别是国际贸易争端，我国一直主张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框架下和平解决，充分发挥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调停作用。然而，在逆全球化的强烈冲击下，在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重大变化的关口，国际调停效果不明显，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坚持“走出去”，我国必然会面临更多危害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的一般性和突发性状况，海外资产保护的需求也将持续上升，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在金融、通讯、物流、军工等领域新的安全需求[16]。面对这些新需求，过去在安全领域成本导向的产业发展思路需要转变，必须将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上升到更高地位，理清政府与市场在安全领域的角色分工，更多吸纳资金，加快安全导向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已知的卡脖子领域，如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桌面端/移动端操作系统、办公系统，需加紧研发，进一步加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完善及应用，加快服务于金融、通讯、物流、军工领域的数据中心、云服务及交换中心建设。
后疫情时代，针对城乡居民的安全健康、宜居生活，“新基建”可在数据监测、在线医疗、城乡治理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数据监测作为一个基础性工作，能够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智慧城市/乡村建设、智慧交通建设、城乡社区治理等活动提供精确的底层数据，最大限度避免“拍脑袋”式的随意决策、错误决策。数据本身也正成为重要资源，催生出更多以数据为驱动的产业。爱彼迎（Airbnb）就是典型的数据驱动公司，创业初期通过爬取Craiglist（美国免费分类广告网站）的房东与租客信息开创了全新的空房短租商业模式，颠覆了传统酒店业。当前数据驱动企业主要集中于商业领域，而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安全健康领域的数据驱动应用还较少，是未来的方向之一。需要指出，底层数据的采集和使用确实可以支持政府决策、提高公共服务效率，但需要特别注意信息的脱敏和个人隐私的保护。针对在线医疗，基于eMBB技术的在线医疗会诊可以有效降低误诊率，还能极大提高医院临床教学的效率；基于URLLC技术配合机械臂可以实现远程手术，如普及将极大降低死亡率，并节省医疗费用，改善医患关系，这为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医疗供给不平衡、医患矛盾紧张状况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方案。如能实现，医院将不再拥挤；程序员和工程师则会成未来医疗团队中的标配。城乡社区治理也是新基建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比如在交通运输领域，一旦无人驾驶技术成熟，将彻底改变现有的城市交通秩序，大幅减少交通事故，深刻影响城市空间组织乃至城市形态。又比如基于mMTC技术实现雨污分流系统、小区安防系统、停车系统、便民服务等系统的接入，真正实现智慧城市/乡村，改变当前基层空间单元低效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推动城市更新工作。

4 结论与讨论

作为基础设施，新基建能够在短期内起到稳经济、促就业的作用，有助于我国经济从疫情及其他不利环境中迅速复苏，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同时，有别于一般基础设施，新基建根植于本代际的突破性技术，具备极强的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能力，长远看还能充分释放经济潜力，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创造新的行业。本文将新基建放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现实场景下，从互联网基础设施、新消费导向基础设施及安全健康导向基础设施三个方面讨论新基建可能带来的产业转型，详细分析了当前已具备一定应用基础的新技术与基础设施融合后，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智慧城市、无接触经济、养老等行业可能带来的变化。
另外，有必要对新基建带来的产业转型一般性规律做一定讨论。首先，虽然从人类历史的尺度，科技革命对旧产业的改造几乎是瞬间完成，但在现实中，这一过程是渐进式的，往往需要花费十数年甚至数十年。比如从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条高速铁路（武广高铁）开工建设到全国基本形成“四纵四横”主骨架网络花费了12年，如果算上技术研发与实验时间则将近30年 ② ；从我国TD-LTE提案（4G）在国内首次被提出到工信部正式发放4G牌照历时8年，而时至今日仍有少部分区域未能4G覆盖或信号不佳。同时，由于技术的复杂化与巨额投资，相比于上一代，本轮新基建的布局耗时并未表现出缩短趋势，比如国内运营商预期的5G基站布局时间就长于4G基站。因此，新基建带来的产业转型也应该是渐进式的，两代基础设施有较长时间的共存。其次，新基建及产业转型虽然会产生新的就业机会，但也会对人力资源供给带来不确定性，大量减少低技术就业岗位需求。新基建会包含大量传统基建内容，不论是场地平整、场所建设、设备搭建还是设施配套都需要大量建筑工人，可以在短期内提供大量蓝领岗位，给建筑业带来利好；但长期来看，新基建对建筑工人的需求不可持续，一旦建设完成，建筑业的供给过剩将会出现。另一方面，由于新基建的本质就是提高生产力，其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特性决定了无法提供大量就业，并且新型基础设施的普及也必然替代大量低技术工种原有工作，从而引起我国人力资本需求的重大变化。考虑到低技术岗位劳动力难以向高技术岗转移，需要国家在教育、培训领域提前布局，并建立起相应的劳动保障制度。而新、旧基础设施的共存期为人力资源过渡提供了时间。最后需要强调，基础设施本身是功能性的，决定最终产业走向的仍然是社会需求与国家导向。
新基建也不是万能药，存在消极影响，需要谨慎处理。一是需要谨防新基建的过度超前布局。新技术从理论突破到应用实验再到成熟推广本身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这一过程中还涉及成本控制、实际需求变化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因此对新基建项目的审批，特别针对基于颠覆性技术的新基建审批需要特别谨慎，充分论证，避免因脱离实际需求或技术不成熟导致的项目失败。尤其在信息产品的基础（如半导体零部件）和关键技术还在国外的情况下，盲目的“大干快上”存在“将高楼大厦建造在沙滩”一样的风险。二是需要谨防新基建房地产化。虽然技术导向明确的新基建与房地产关系并不紧密，但新基建的落地需要配合大量传统基建项目，比如交通、市政、产业园区等，需要谨防这部分投资的房地产化，要实施专款专用、按需供给。三是需要开展制度设计，明确技术边界，保护居民隐私。建议尽快针对新基建开展顶层制度设计，特别对涉及底层数据采集的新型基础设施规范其技术使用边界，将保护居民隐私放在重要位置，警惕和杜绝数字霸权。四是需要谨防新基建可能带来的新一轮城乡二元化。由于新基建存在极高的技术门槛，城乡空间、城乡居民对新基建的认知、接受、使用程度将有较大差别。基础较好的城市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更容易接纳新基建，而经济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则可能难以接纳，容易造成新的城乡数字鸿沟，加剧城乡差异进一步扩大。此外，也需要理清新基建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清晰划定政府与市场在新基建中的边界，让新基建更好地服务于城乡居民，更好支撑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各项建设目标。

本文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司委托课题《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设施空间布局研究》的阶段成果，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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