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 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Bird-Watching Tourists:Taking Natural Empathy and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s Mediating Variables

  • LI Wenming , 1 ,
  • YIN Chengqiang 1 ,
  • TANG Wenyue , ,
  • LI Xiangming 1 ,
  • YANG Dongxu 3, 4 ,
  • ZHANG Yuling 5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Jiangxi,China
  • 2. Institut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Jiangxi,China
  • 3. School of Tourism,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Changsha 410004,Hunan,China
  • 4.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Hangzhou 311231,Zhejiang,China
  • 5.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Guangzhou 510070,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7-17

  Revised date: 2018-11-1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5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relation between tourists' place-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shows the new research path of tourists' active environmental behaviors from sense to geist in tourism geography, and reflects the new direction of tourists' behavior management practice from rationality to emotion as well. This article, taking the Poyang Lake National Wetland Park birdwatching touris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322 valid questionnaire data,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finds that the birdwatching tourists have obvious place-attachment, which promoting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nature empathy and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lay the role of mediating variables. In the two dimensions of place-attachment, place-dependence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s the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lace-identit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natural empathy; natural empathy affects th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more clearly than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but the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motes natural empathy to some extent. Accordingly, scenic managers can use high technologies to increase the contact between tourists and migratory birds without damaging their habitats, and improv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al facilities, which will help to strengthen tourists' natural empathy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so as to better guide tourist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Cite this article

LI Wenming , YIN Chengqiang , TANG Wenyue , LI Xiangming , YANG Dongxu , ZHANG Yuling . Place 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of Bird-Watching Tourists:Taking Natural Empathy and Perception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s Mediating Variabl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1) : 215 -22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1.026

游客亲环境行为是旅游地理学的人地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前沿课题,同时,也是旅游地为实现旅游环境的可持续而实施的游客环境行为情感管理中的重要目标行为。游客的亲环境行为是游客在旅游地对广义的环境及环境要素所作出的亲同(善)行为,包括保护性行为在内的共情行为、尊重行为、学习行为、审美行为和依恋行为等高层次的游客文明旅游行为。值得强调的是,一般性的文明旅游行为由于缺乏充分的情感注入和足够的伦理践行,只有在相关监管者的强力监管、反复引导和耐心督促下才会临时发生,具有被动性、不稳定性和易退转性。反过来,通过对游客的环境行为进行情感管理而促使其作出的亲环境行为则具有主动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可以使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现象得到根本的改观,并使游客的文明旅游行为得到质的提升。目前有关游客环境行为的情感管理在实践和研究上均相当薄弱。为此,有必要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驱动因素和影响机理进行深入的、基于情感路径的学理研究,进而为游客亲环境行为提升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参考——这对于生态环境更为脆弱、更易受到破坏的观鸟旅游地的游客环境行为管理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因而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均较为明显。
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PEB)的研究开始于1960—1970年代,Stern将其定义为人们以保护环境或阻止环境恶化为行为意图,所表现或塑造的人类活动[1]。类似或相近的提法有环境责任行为(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ERB)[2]、社会责任行为(social responsible behavior,SRB)、环保行为[3]、环境友好行为[4]、生态行为(Ecological Behavior)[5]等。亲环境行为近年来已成为游客环境行为研究领域的热点。从研究路径来考察,经历了“理性路径—情感路径—理性路径+情感路径”的演变过程。在理性路径方面,如Ajzen先后提出了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及“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6],Stern提出了“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 theory,VBN)来阐释亲环境行为的产生机理[1];Dunlap提出的“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NEP)为测量环境关心提供了指导性的量表[7];国内的张环宙等引入亲社会行为研究领域的“规范激活模型”,构建了旅游者生态行为的驱动模型[5]
虽然计划、规范、信念等理性因素在一定时期一定领域对亲环境行为具有良好的解释力,但这一理性研究路径也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8]。为此,研究者开始从心理学、社会学、情感地理学等学科或领域中寻求新的研究路径即情感路径,在最近的亲环境行为研究中越来多越地关注情感的作用,这成为亲环境行为研究的新突破口[8]。表现为地方依恋、自然共情等变量先后进入了亲环境行为研究的框架范畴,其中地方依恋中的地方认同(place-identity)维度直接指向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9]。如Kaltenborn较早地进行了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地方依恋感对于当地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10]。唐文跃、赵宗金、贾衍菊等的研究均表明游客的地方依恋情感对于亲环境行为(态度)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1-13]。宗阳等研究发现自然拟人化和自然共情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14]
此外,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对旅游全程的主观感受——游客感知会直接影响旅游决策[15]。亲环境行为作为一种积极的环境行为决策会受到诸多游客感知的正向影响,Chiu等的研究表明,游客感知、满意度、活动参与度能提高旅游者的环境保护行为,其中游客感知对环境保护行为产生直接影响,满意度和活动参与度起到部分媒介作用[16]。已被证实对游客亲环境行为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游客感知有游客环境教育感知[17]、服务感知[13]、地方特征感知[18]、行为效能感知[19]等等。其中,由于环境教育目标更多直接指向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也同时间接地指向游客的地方依恋情感和自然共情),因而环境教育感知被认为是影响最直接的、最重要的游客感知。
纵观国内外亲环境行为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有关亲环境行为影响机理方面的研究已经走上了一条“情理合一”的路径[8],而且在研究方法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然而,尽管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其研究对象多为公众[20]、居民[21]、农民[22]、大学生[23],也包括企业[24] 等,以游客为对象的相关研究数量并不多,特别是以观鸟游客为研究对象的更是鲜见。同时,一个非常重要且迫切的问题是:游客的自然共情、环境教育感知与其地方依恋和亲环境行为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相关关系和关系机理?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研究报道。基于此,本研究以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鄱阳湖湿地公园的观鸟游客为研究对象,构建由游客的自然共情、环境教育感知、地方依恋和亲环境行为4个变量组成的概念模型,通过设计4个测量量表、现场发放问卷来获取相关数据并对数据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期发现上述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影响机理,进而为研究地观鸟游客亲环境行为的提升提供基于情感管理方面的理论指导和方法参考。

1 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

1.1 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

1983年,Shumaker最早明确了地方依恋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人们与其居住地之间的情感联结[25]。在地方依恋测量的量表方面,较为典型的有Williams的二维量表(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Bricker和Kyle的三维量表(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社会纽带)和Hammitt的五维量表(除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外,尚有地方熟悉性、地方归属感和地方根基)。其中,三者共有的地方认同维度是指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体现这些地方在人们思想或价值体现、人际关系确立或自身存在意义证明的重要作用。
国外的Kaltenborn比较早进行了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实证研究,他运用了Shamai的地方依恋单一维度量表[26],以挪威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证实了地方依恋感对于当地居民亲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10]。Vaske等的研究又更进了一步,他们采用Williams的二维划分量表,以参加资源保护活动的青少为对象进行了研究,不仅证实了地方依恋对于亲环境行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地方依恋情感内部,地方依赖正向影响地方认同,地方认同在地方依赖和亲环境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27]
国内的唐文跃较早对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态度(资源保护态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以西递、宏村和南屏的当地居民为对象,研究发现地方依恋对于资源保护态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1];在游客的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研究方面,赵宗金研究发现沙滩旅游的游客的地方依恋情感对其亲环境行为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2]。贾衍菊在对厦门岛游客进行的研究,同样印证了地方依恋对游客环境负责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13]
为进一步验证游客的地方依恋内部及地方依恋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地方依赖对于地方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地方依赖对于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地方认同对于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2 自然共情与亲环境行为

自然共情是指人们感受并共享自然世界的情绪体验,尤其是困境中的体验,这些情感包含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28]。Sobel认为,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必须从自然共情开始[29]。自然共情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自然诱导共情和自然特质共情[30]
自然诱导共情方面,Sevillano等通过对大学生的实证研究发现,动物受伤的图片能促进学生对环境的关心,自然共情在其中起到了调节变量的作用[31]。自然特质共情方面,Preylo通过研究发现,人类的同情心和对待宠物的态度呈正相关,自然特质共情可以进一步激发亲环境行为[32]
在心理学领域,与自然共情紧密联系的心理情感是拟人化,而将大自然的动植物或自然景观赋予人的情感和意识即为自然拟人化。Batson指出,拟人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自然共情的发生。即当人们对于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进行拟人化的处理时,会促进其对于这些自然生物的共情[33]。国内的宗阳率先以自然共情为中介,探究了自然拟人化与亲环境行为的关系[14]。研究发现在大学生群体中,自然拟人化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同时自然共情存在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
结合现有的研究,本文提出如下的假设:
H4:自然共情对于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3 地方依恋与自然共情

心理学中已有对于依恋与共情各自形成时间的研究。综合Schaffer[34]、Stone[35]和崔芳[36]对婴儿的研究可以发现,从时间上看,依恋的产生在前,共情的形成在后,依恋情感可能会对共情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目前,心理治疗的临床证据表明,依恋和共情之间似乎存在极大的互惠性[37]。虽然目前还尚未发现直接证明两者之间关系机制的研究,但通过功能性成像对共情和依恋的研究发现,两者所激活的脑区有很大的重叠部分,支持了临床上的假设[38]
为了探索游客的地方依恋与自然共情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地方依赖对于自然共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6:地方认同对于自然共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4 环境教育感知与亲环境行为

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是游客对导游员、景区管理经营人员、志愿者等“他导式”环境教育干预以及环境解说牌、警示牌、多媒体展示系统、声光电播放系统等“自导式”环境教育教育干预的综合性感知,包括教育内容感知、旅游地感知等[17]。李文明[17]、张宏等[39]的研究表明,环境教育感知会对环境教育效果产生正向影响。其中,游客环境教育内容感知直接决定了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40]。旅游者对保护区的感知、态度与环境保护参与意愿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决定其环境保护行为[41]。环境教育感知能有效提高环境教育效果,既包括生态知识、生物多样性知识和环保技能的增加,也包括与亲环境行为相关的环保公益捐赠意愿产生、垃圾分类入箱、动植物保护等[17],即能一定程度上促进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产生。
为深入探究游客环境教育感知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假设:
H7:环境教育感知对于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
H8:地方依赖对于环境教育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9:地方认同对于环境教育感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5 环境教育感知与自然共情

在心理学的观点采择实验[42]中,被试者会被要求观察特定的文字或影像资料,然后让被试者想象所见目标个体的感受或观点。这与鄱阳湖湿地公园景区内部的环境教育系统非常贴近。在游客游览景区的时候,停车场的大屏幕电视专题片的循环播放、观鸟台内的鸟类解说牌和摄影作品以及湿地科学馆内的声光电模拟等图文信息展示,都在向游客展现候鸟的生存状态,游客可以通过对这些特定图文信息的观察和感知而对于候鸟的感受有大致的想象,进而进入自然共情的状态。
由于观点采择可以看作是共情的认知基础,并且在群际关系研究中被研究者更多地讨论[4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0:环境教育感知对于自然共情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综上,本文提出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与关系假设

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 and relation hypotheses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域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著名的候鸟越冬地。在每年秋末冬初,成千上万只候鸟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日本、朝鲜以及中国东北、西北等地飞来避寒越冬,直到翌年春天逐渐离去。如今,保护区内鸟类已达300多种,其中珍禽50多种,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世界上现有白鹤大约为4 000多只,其中90%在鄱阳湖越冬,因此鄱阳湖又被称为“白鹤世界”、“珍禽王国”。鄱阳湖已于2008年建立了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以下简称“公园”),配备有观鸟台、观鸟栈道、湿地科学馆、水生植物园和鹤园等基础设施,每年的观鸟旅游旺季吸引约20万人次的游客前来从事观鸟旅游,已成为国内最著名的观鸟旅游目的地之一,在观鸟旅游、湿地保护、物种保护和水系保护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景区游览的游客,不仅能直接观察或接触到部分候鸟,也能通过指示牌、科学馆和电子屏等媒介获得相关环境教育知识,进而作出亲环境行为。因此,将其作为环境教育与自然共情的研究案例地区具有典型意义。

2.2 量表设计

本次研究的测量量表均按照现有的量表进行语言的修饰而得,以保证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地方依恋量表借鉴了Williams的二维量表[43],将地方依恋划分为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两个维度,参考唐文跃[44]的南京夫子庙游憩区域地方依恋量表进行了修改。亲环境行为量表采用Halpenny[45]对Point Pelee National Park设计的具体亲环境行为量表。自然共情量表以宗阳[14]对于大学生研究的量表为基础进行了修正。环境教育感知量表结合李文明[46]以鄱阳湖为基础设计的“生态旅游环境教育效果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其中权重最大的知识(权重0.2554)、意识(权重0.2441)和伦理(权重0.1989)三个维度来设计量表。整个量表均按照Likert-5点评分方法进行评价(1=非常不同意;2=有点不同意;3=中立;4=有点同意;5=非常同意)

2.3 问卷调查

每年的11~12月是观鸟游客最多的时节,本研究团队于2017年11月26~27日进行了第一批次的调研,根据游客现场反馈,对于问卷的题项进行了删减,将原本45道题项的问卷删减为24道题;2017年12月9~10日,公园举办了盛大的帐篷狂欢节,本研究团队使用删减后的新问卷,于12月8~11日进行了为期四天的第二批次密集调研。在游客比较集中的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和白沙洲自然保护区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向游客发放问卷,共发出问卷341份,回收整理得到有效问卷322份,有效率94.43%。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见表1
表1 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表

Tab.1 Respondent profile

维度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146 45.34
176 54.66
年龄 16~25岁 154 47.83
26~35岁 61 18.94
36~45岁 45 13.98
46~55岁 53 16.46
56~65岁 6 1.86
>65岁 3 0.93
学历 初中 10 3.11
高中或中专 20 6.21
专科 53 16.46
本科 170 52.80
研究生及以上 69 21.43
收入 1~3 000元 141 43.79
3 001~6 000元 71 22.05
6 001~9 000元 65 20.19
>9 000元 45 13.98
在322份有效样本数据中,绝大部分为江西省内的游客,共266位,占总样本数的82.61%,其余56位游客分别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不同的省份。年龄段以中青年为主,学历整体比较高,收入水平以中等收入为主,也不乏收入较高者。这些游客对于自然共情、环境教育感知都有一定的了解,是合适的研究对象。

3 结果分析

3.1 测量模型检验

首先,运用SPSS 22.0软件对问卷的题项进行信度检验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信度检验主要依靠Cronbach’s α系数,其值越接近于1表示问卷的信度越高,当值达到0.7时为合格,达到0.8时为优良。通过分析可得,地方依赖、地方认同、自然共情、亲环境行为和环境教育感知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09、0.822、0.871、0.865和0.887,达到了0.7的标准,整体的Cronbach’s α系数达到了0.939,大于0.8的标准,说明问卷题项体现出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具体结果见表2。效度检验主要依靠KMO和Bartlett检验,当KMO值越接近于1,Bartlett显著性水平越接近于0表示问卷的效度越高。通过分析得到本文的问卷KMO值达到了0.935,超过了0.9的优秀标准,Bartlet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P=0.000,小于0.5的标准,因此问卷的效度也达到了标准。
表2 变量描述统计(N=322)

Tab.2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N=322)

编号 题项 单项均值 整体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s α
YL3 在这里观鸟比在其他地方观鸟更让您感到满意 3.82 3.71 1.024 0.709
YL5 在这里当观鸟活动有困难时,我总能就地得到帮助 3.48 0.990
YL8 在这里观鸟,我平时积累的鸟类知识和观鸟技能可以得到运用 3.83 0.907
RT2 鄱阳湖的观鸟地位无可替代 3.67 3.635 1.120 0.822
RT3 如果要出门旅游时,我经常想起鄱阳湖这个地方 3.22 1.209
RT5 我会推荐亲朋好友也来鄱阳湖观鸟 3.92 0.975
RT6 看到鸟类您会不自觉联想到鄱阳湖 3.73 1.118
GQ2 我能体会到这些鸟类的情绪变化 3.6 4.02 0.991 0.871
GQ3 我感觉我们人类是鸟类的朋友 4.42 0.786
GQ4 当天气剧烈变化时,我会设身处地地担心这些候鸟是否能适应 4.1 0.924
GQ5 我能从这些候鸟的角度去理解它们的感受 3.86 0.983
GQ6 我脑海中会清晰浮现出这些候鸟的艰难处境 3.78 1.017
GQ10 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影响了鸟类的栖息环境,我会担心和同情这些候鸟 4.36 0.831
QHJ1 我会主动捡起别人在景区内扔的垃圾 3.87 3.95 1.049 0.865
QHJ2 我会告诉我的朋友不要在景区擅自靠近鸟儿或发出过大声音惊吓到它们 4.29 0.907
QHJ4 我会为保护景区环境而向景区管理部门等反映相关情况 3.76 1.018
QHJ5 我自愿加入保护该景区的志愿服务中,例如向清洁人员提供帮助 3.84 0.999
QHJ6 我会引导他人垃圾入箱或分类入箱 3.94 1.018
QHJ12 我愿意充当传播爱鸟护鸟的宣传员 4.00 1.015
JYGZ1 学到了更多的有关保护区和湿地的生态学知识 4.32 4.344 0.857 0.887
JYGZ3 了解到更多有关候鸟迁徙方面的知识 4.3 0.831
JYGZ5 对于生态旅游加深了认识 4.35 0.793
JYGZ6 我学会了如何与候鸟和谐相处的方法 4.12 0.909
JYGZ11 我意识到人类应尊重和善待自然 4.63 0.726
对于李克特五级量表,一般把得分均值1~2.49之间视为较低认同度,2.50~3.49之间视为中立,3.50~5之间视为较高认同度。可见公园范围内,游客的地方依赖(M=3.71)、地方认同(M=3.635)、自然共情(M=4.02)、亲环境行为(M=3.95)和环境教育感知(M=4.344),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说明参与调研的游客对于公园已然产生了地方依恋的情感,对于公园内的鸟类能产生自然共情,对于公园内的环境教育设施有一定的了解,并能够实践亲环境的行为。再一次证明样本数据拥有较高的质量。
接着,使用AMOS 17.0软件对问卷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确保能进行进一步的因子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3,问卷题项的因子载荷(Std)在0.593~0.878之间,均达到了0.5的标准,且都显著(P-Value=0.000);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CR)都大于0.7的标准;聚敛效度(AVE)除地方依赖(AVE=0.457)外均已达到0.5的标准。对于地方依赖情感较低的聚敛程度,本文认为其原因主要在于:受试者部分为第一次进入公园,且自身配备有专业的相机来观鸟,对于公园内设施的要求不高,依恋也不深。但其值也接近0.5的标准,作为仅有的不合格项,也可以考虑接受采纳。
表3 信度和效度校验表

Tab.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

潜变量 题项 参数显著性估计 题目信度 组合信度 聚敛效度
uStd. S.E. Est./S.E. P-Value Std. SMC CR AVE
地方依赖 YL3 1 0.593 0.352 0.714 0.457
YL5 1.235 0.166 7.449 0.000 0.758 0.575
YL8 0.997 0.129 7.738 0.000 0.667 0.445
地方认同 RT2 1 0.665 0.442 0.826 0.543
RT3 1.257 0.115 10.918 0.000 0.766 0.587
RT5 1.066 0.097 11.016 0.000 0.767 0.588
RT6 1.146 0.107 10.73 0.000 0.746 0.557
自然共情 GQ2 1 0.685 0.469 0.872 0.537
GQ3 0.710 0.071 10.028 0.000 0.613 0.376
GQ4 1.021 0.085 12.008 0.000 0.750 0.563
GQ5 1.271 0.092 13.809 0.000 0.878 0.771
GQ6 1.226 0.094 13.083 0.000 0.818 0.669
GQ10 0.748 0.075 9.999 0.000 0.611 0.373
亲环境行为 QHJ1 1 0.599 0.359 0.866 0.521
QHJ2 0.968 0.101 9.614 0.000 0.671 0.450
QHJ4 1.200 0.117 10.232 0.000 0.741 0.549
QHJ5 1.289 0.120 10.712 0.000 0.811 0.658
QHJ6 1.242 0.118 10.515 0.000 0.767 0.588
QHJ12 1.169 0.117 9.960 0.000 0.724 0.524
环境教育感知 JYGZ1 1 0.749 0.561 0.890 0.622
JYGZ3 1.094 0.07 15.522 0.000 0.844 0.712
JYGZ5 1.123 0.069 16.241 0.000 0.909 0.826
JYGZ6 1.078 0.079 13.626 0.000 0.760 0.578
JYGZ11 0.743 0.063 11.784 0.000 0.657 0.432
最后对各潜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4。一般认为,当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平方小于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时,表明区分效度较好。可见除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的相关系数平方(0.893)、自然共情和亲环境行为的相关系数平方(0.743)较高外,其他的平均提取方差均高于相关系数平方,说明潜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较好。
表4 区分效度检验表

Tab.4 Differentiation validity test

AVE 地方依赖 地方认同 自然共情 亲环境行为 环境教育感知
地方依赖 0.457 0.676
地方认同 0.543 0.893 0.736
自然共情 0.537 0.644 0.651 0.733
亲环境行为 0.521 0.642 0.638 0.743 0.722
环境教育感知 0.622 0.594 0.537 0.63 0.685 0.789

注:对角线粗体字为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下三角为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的平方。

因此,问卷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检验都达到了合格的标准,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3.2 结构模型检验

以理论模型为基础,通过AMOS 17.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其中,显著的路径如图2
图2 结构方程模型图

Fig.2 Results of structural model

该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如卡方自由度比(CMIN/DF)、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RMSEA)、比较适配指数(CFI)、增值适配指数(IFI)和非规准适配指数(TLI)都达到了优秀标准,见表5,说明模型整体的拟合度较好,可以接受。
表5 模型适配度指标

Tab.5 Model fit indicators

指标 CMIN/DF IFI TLI CFI RMR RMSEA
建议标准 <3 >0.9 >0.9 >0.9 <0.05 <0.08
模型指标 2.348 0.923 0.912 0.923 0.047 0.065
同时所提出的假设也得到了验证,见表6。地方依赖(H2)和地方认同(H3)都没有直接对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显著的影响,地方依赖不会影响自然共情(H5),地方认同不会影响环境教育感知(H8),除这四个假设予以拒绝外,其他的假设都通过验证,假设成立。
表6 假设检验表

Tab.6 The results of hypotheses

假设 路径 Estimate S.E. C.R. P 检验结果
H1 地方认同 <-- 地方依赖 1.193 0.128 9.296 *** 接受
H2 亲环境行为 <-- 地方依赖 0.125 0.202 0.618 0.537 拒绝
H3 亲环境行为 <-- 地方认同 0.089 0.123 0.722 0.470 拒绝
H4 亲环境行为 <-- 自然共情 0.395 0.077 5.137 *** 接受
H5 自然共情 <-- 地方依赖 -0.094 0.240 -0.390 0.696 拒绝
H6 自然共情 <-- 地方认同 0.408 0.142 2.881 ** 接受
H7 亲环境行为 <-- 环境教育感知 0.379 0.123 3.075 ** 接受
H8 环境教育感知 <-- 地方认同 -0.136 0.122 -1.113 0.266 拒绝
H9 环境教育感知 <-- 地方依赖 0.713 0.189 3.770 *** 接受
H10 自然共情 <-- 环境教育感知 0.604 0.136 4.438 *** 接受

注:***表示0.001水平下显著,**表示0.01水平下显著。

3.3 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自然共情和环境教育感知的中介效果和影响机理,需要利用bootstrap对自然共情和环境教育感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7,可见地方依恋的两个维度对于亲环境行为有各自不同的影响路径。
表7 中介效应检验表

Tab.7 Mediation effect test

效应 路径 Std. 97.5%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地方依赖→地方认同→自然共情→亲环境行为 0.200 (-0.212,0.514)
地方依赖→环境教育感知→亲环境行为 0.245 (0.074,0.277)
地方依赖→环境教育感知→自然共情→亲环境行为 0.137 (0.031,0.144)
总间接效应 地方依赖→亲环境行为 0.582 (0.307,0.599)
间接效应 地方认同→自然共情→亲环境行为 0.239 (0.201,0.481)
总间接效应 地方认同→亲环境行为 0.239 (0.201,0.481)
地方依赖对于亲环境行为没有显著的直接效应(P=0.537),但间接效应显著,97.5%置信区间为(0.307,0.599),并通过两条不同的路径来产生影响。第一条:地方依赖→环境教育感知→亲环境行为(Std.=0.245),97.5%置信区间为(0.074,0.277),第二条:地方依赖→环境教育感知→自然共情→亲环境行为(Std.=0.137),97.5%置信区间为(0.031,0.144)。自然共情和环境教育感知在这两条路径中都起到了完全中介的效果,并且环境教育感知表现出了更高的影响效果。
地方认同对于亲环境行为也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P=0.47),但间接效应显著,97.5%置信区间为(0.201,0.481)。地方认同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为:地方认同→自然共情→亲环境行为(Std.=0.239),97.5%置信区间为(0.201,0.481),自然共情在其中同样起到了完全中介的效果。

4 结论与启示

4.1 结论与讨论

①本研究中,游客对于地方依恋、亲环境行为、自然共情和环境教育感知的均值都高于3.5分。说明游客对于公园景区和观鸟活动都有一定的依恋,环保素质较高,自然共情情感丰富。同时也反映本景区在环境教育方面的措施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②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亲环境行为3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与唐文跃[11]和Halpenny[45]等国内外研究者的结论不完全相同。可见在公园范围内,这部分游客虽然拥有一定的地方依恋情感,但这不是其施行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因素,而是进一步通过自然共情的情感和遵循环境教育设施的引导,来作出自己的环境行为。
③自然共情对亲环境行为的正向影响印证了宗阳[14]的研究,同时也将此规律的适用对象从大学生群体发展到观鸟旅游游客群体,从文字描述的情感联结发展到实际所见和接触的联结体验。可见游客在对所观赏到的候鸟产生自然共情的同时,也会为其生存处境担忧,进而为保护其生存环境而做出努力。
④环境教育感知对于亲环境行为的显著影响印证了李文明[17]的研究,同时对亲环境行为的其他影响因素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索研究。结果证明在公园内部,环境教育感知只是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的一部分,自然共情在观鸟游客的亲环境行为中扮演了更大的角色,此结果的形成也受鄱阳湖范围内具体的观赏条件影响。围绕鄱阳湖有着丰富的观鸟点,这些观鸟点有的在公园内部,有的在吴城镇等景区之外的地方,游客接触候鸟的范围非常广阔,因而设立统一和标准的环境教育设施的地方有限。同时,本次调研的观鸟游客也不仅在公园范围内接触到候鸟,在其他地点(如湿地公园外的沿湖旅游公路等)也会有观鸟活动的发生,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环境教育感知对于其环境行为的影响有限。
⑤环境教育感知对于自然共情具有正向的影响,这与张宏[39]对于盐城湿地公园的研究结果一致。体现了鄱阳湖的环境教育系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游客的自然共情情感,但并没有通过自然共情这一中介去影响亲环境行为。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显示,环境教育感知的影响系数则为0.36,可见鄱阳湖景区内部的环境教育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自然共情0.53的影响系数大。在实地调研中,我们发现湿地公园游客接待中心的户外宣传电子屏和悬挂在景点附近的鸟类知识解说牌吸引了众多游客的驻足关注,通过这些生动的视频讲解,有助于游客自然共情的产生。
⑥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分别对亲环境行为影响的不同路径,国内外学界尚未发现相关的研究。我们认为,地方认同是游客对于地方的情感联结,这种情感的联结正如“爱屋及乌”般,由地域扩散到地域中的人或其他生物,在对这些人或动物感到喜爱的同时,也会为其未来而担忧。而地方依赖则是强调了地域在物质功能上满足了人的需求,具体到公园景区,则是为游客提供了观赏和亲近候鸟的机会;在观赏的同时,景区内的附近的相关设施也为其提供了候鸟与湿地方面的知识呈现和伦理教化,即这些设施不仅满足了游客的基本游憩需求,也起到了环境教育的作用。从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来看,自然共情和环境教育感知分别完全中介的效应为0.239和0.245,数值比较接近。由此也能反映,在地方依恋情感的基础上,游客依靠自然共情和环境教育都能达到亲环境的目的,但“硬性”的规章制度引导依然比“软性”的情感营造体现出了更高的效率。

4.2 启示与不足

虽然受调查者表现出亲环境行为,但在公园景区内部,依然有游客破坏环境,如随地丢弃垃圾,过于接近候鸟或大声尖叫而干扰它们的正常栖息活动,甚至个别游客为逃避门票而翻越景区的铁栅栏。景区内部的环境教育设施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思考:
①参考地方认同→自然共情→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提高游客的自然共情。公园景区内,游客对于候鸟的接近方式非常有限,由于地形条件和候鸟天性的制约,最佳的观鸟地点不方便进入,观察候鸟还需要相应的拍摄设备,这对于一般的游客而言会增加较多的负担和压力。在景区内部,虽然也有圈养的鸟类,但这些鸟的状态与野外的鸟不同,也无法给人以观赏的美感。因此,建议景区借助科技,利用无人机或隐蔽摄像头等设施,让这些机器深入候鸟栖息地,为景区内的游客提供实时的画面或近期的录像,为没有足够能力近距离观赏候鸟的游客提供机会。同时也能最直观地呈现候鸟的生存现状,提高游客的自然共情情感。
在可以近距离观赏候鸟的区域,设置更多的公用观赏设施,且适当地降低使用费用。在公园调研中发现,鄱阳湖景区内,观鸟台的望远镜数量有限,且收费较高,使用不便,游客很少或很难清晰地看到候鸟。
②参考地方依赖→环境教育感知→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完善环境教育系统。在对鄱阳湖的实地调研中发现,鄱阳湖景区内的环境解说、教育系统比较单一,主要依靠张贴在观景(鸟)点附近的鸟类科普宣传栏和摄影图片来提供环境教育功能。因此,建议丰富景区内部的环境教育方式,除了张贴画报外,在游客游憩的观鸟点或餐饮区域,设立解说教育电子屏,讲解候鸟与湿地的知识;景区的游览手册也可以增加环保标语和观赏提醒方面的内容;在鄱阳湖帐篷节等节庆活动中,可以加入一些爱鸟护鸟、保护环境的宣传等环节;或者与附近的高校合作,设立环境教育基地,积极开展环境保护的主题游览活动等。
本文的研究以鄱阳湖观鸟游客为研究对象,探究了其地方依恋、自然共情、环境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影响和联系,将环境教育感知和自然共情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论证和对比。但作为新的研究视角,量表的设计尚有不足,其中自然共情并非是成熟的量表[14],将其运用于一般的游客,还需进一步论证与改进;环境教育感知的量表国内外并无权威的参考,因此本文是以李文明[46]的环境教育评价体系为标准修订而成,该指标体系经过专家咨询评估和对游客实证评价,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但在本文的调研过程中,对其部分维度进行了删减,最后保留的部分虽然能够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若将其应用于其他对象的研究,依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此类量表的设计与论证还需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得出更加准确和详细的结果,以便更清晰地揭示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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