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 LI Bohua , 1, 2, 3 ,
  • ZENG Can 1, 2, 3 ,
  • LIU Peilin , 1, 2, 3, ,
  • DOU Yindi 1, 2, 3
Expand
  • 1. National-Local Joint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n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for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wns,Hengyang 421002,Hunan,China
  • 2. Research Establishment for Hun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Hengyang 421002,Hunan,China
  • 3. College of City & Tourism,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Hengyang 421002,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1-24

  Revised date: 2019-06-0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4

Abstract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merging of ecology, geography an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s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which interpreted the system composition, internal mechanism and stages determinatio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syste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an open system that away from equilibrium state. Growth and evolution of system relies on the matter and energy exchange between the region system and external world and interac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wer.With the basic concept of ecological community succession, combining the basic methods of ecological,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re divided into 4 stages, which are invasion stage, competition stage, reaction stage and regulation stage, and conceptual model of driving mechanism in every stage is constructed. Under the spatial-temporal background of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beautiful village construction, it has strong time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iscuss the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Cite this article

LI Bohua , ZENG Can , LIU Peilin , DOU Yindi . System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 Mechanism of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 Case Study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8) : 153 -15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8.018

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为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和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1-2]。2012年以来,在政府高度重视和学者积极推动下,我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事业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效应。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示我国优秀历史建筑风貌、聚落空间形态和传统民俗风情的真实载体,也是一个动态的复杂巨系统,其功能转换和演变过程具有内在的规律性。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全面开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我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主要表现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功能的紊乱和发展动力衰歇[3-4]。因此,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和驱动机制,已经成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难点问题之一。
传统村落作为一个活态的文化遗产,其人居环境的系统构成、价值体系和保护策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持续关注,并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国外特别重视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保护[5-6],意识到了旅游开发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破坏的潜在风险,从社区参与、规划控制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了保护策略[7-8]。近年来,随着现代地理技术的广泛应用,学者们探索了环境变化与人居系统的耦合关系[9-10]。在国内,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我国传统村落研究成果呈现逐年上升态势,特别是2006和2012年两个时间节点以来,在新农村建设和传统村落保护政策导向下,中国传统村落研究成果呈现爆发式增长[11]。从研究方法来看,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主要采用实地调研、档案查阅、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等方法,定量研究主要采用遥感影像技术、三维模拟技术、数学模型方法、空间分析技术等方法[12]。从研究内容来看,不同学科关注的焦点不一样,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趋势。建筑学与规划学学者更注重研究传统村落的建筑样式和空间形态[13]、规划实践与更新模式[14-15]。社会学学者分析了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功能变迁和文化再造的过程,探索了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有效治理的模式等[16-18]。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近年来主要集中在传统村落的价值认定与发展内涵[19-20]、空间形态与认知转型[21-22]、旅游开发与活化机理[23-24]、空间演化[25]等领域。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传统村落研究已进入了多学科、多视野和多方法的繁荣阶段。但梳理结果也表明,目前国内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研究缺乏系统的综合研究,关注的焦点问题只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某一领域。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复合系统,其系统特征、驱动机制和演变规律等相关研究还十分薄弱。基于此,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和全面建设的关键时期,本文试图从系统论视角,以中国传统村落兰溪村为例,探索转型期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的系统特征和动力机制,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提供决策依据和经验借鉴。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兰溪村位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西南部,拥有湖南省目前发现最早的瑶族建筑群,全村分为上村和黄家村两个自然村,共325户,总人口1 272人(图1)。村落始建于唐朝元和年间,北宋治平年间先后续建,是名副其实的千年瑶寨。兰溪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科学价值,现存有风雨桥、盘王庙、古井亭、古城墙、石碑刻等古建筑群,拥有神奇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古朴独特的人文景观。兰溪村自被外界发现以来,已先后入选了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多项荣誉,是湘南少多民族地区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旅游开发的持续进行,兰溪村人居环境建设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城市文化的入侵、利益主体的涌现和生活方式的革新等等,使得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演化趋向复杂。兰溪村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的一个典型代表,其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和驱动机制无疑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基于此,本课题组利用暑假时间(2017年7月),对兰溪村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利用课题组成员参与兰溪村发展规划的便利,收集了各类规划资料,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
图1 调研点区位

Fig.1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sites

2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分析

2.1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构成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可看作是一个不断运行的开放系统,系统的转型升级和质的飞跃主要依靠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进行能量转换。同时,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也是一个动态的时空过程和生态复合过程,需要从地域空间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多元主体环境四个维度构建系统结构(图2[26]。自然生态环境维度主要是度量传统村落生态环境容量变化程度。自然生态环境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构建了一个可生存的、可持续的物质基础平台,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农户人居行为变化,传统村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该维度旨在度量这种变化的强度和趋势。社会文化环境维度主要是度量传统村落社会文化变化程度。传统村落是一个具有地域性、共识性的文化传统区,但随着城乡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的强势入侵使得传统村落社会文化日渐衰微,该维度就是揭示这种变化的速率和方向。地域空间环境维度主要是度量传统村落内部空间形态和外部空间结构变化程度。地域空间环境是农户生产、生活的地理空间,该维度的变化程度从本质上揭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中物质和非物质的综合发展结果。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多元主体不断博弈和适应的结果,该维度揭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利益主体的构成和关联,是复杂系统不断演进的核心力量。四大系统通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不断优化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运行环境。
图2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构成

Fig.2 Componen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uman settlement system

2.2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个维度考察。内生动力就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自组织演化具有开放性、非线性和非稳定性特征。随着传统村落与外界交流越来越频繁,村民的空间行为、利益诉求和人地关系等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当这种变化超过了人居环境系统开放性维持的最大阈值时,原有的人居环境系统就会发生重大变革,实现了从混沌到有序的秩序性跃升。外生动力就是传统村落人居系统的他组织介入。他组织介入是外界力量驱动的组织过程,不是人居环境系统自身产生的过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性,能够将技术、商业、创造和文化融为一体,形成良好的生态效应、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因此,逐步成为政府、企业和非盈利性组织积极参与的重要领域。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过程是系统自组织和他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自组织和他组织的交替作用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完成了质的飞跃过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离不开村民自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但自组织协调机制也有不少缺点,如过于关注个体利益,忽视集体利益,缺乏足够的发展资本等。他组织是系统有序演化的重要力量,如政府规划政策、企业资本流入以及其他组织的强势介入,作用于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自组织,形成了强大的推动力,有利于弥补自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效率过低、资本不足和视野狭窄等问题,促进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有序发展。因此,自组织演化与他组织介入的系统耦合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内在机制。

2.3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阶段识别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内在因素和外援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系统的每一次巨涨落意味着人居环境转型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识别和判定一个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状态,可从系统构成的4个领域入手。当新要素入侵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累积超过质变的临界点时,便打破了原有系统的边界,实现了系统量的提升和质的飞跃,表现为地域空间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多元需求主体的时空演变[27]。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渐变过程,其演变过程与生态群落演替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生态位理论认为在生态群落进化过程中,外来物种的入侵会引发种群之间的竞争、反应和重组,这一概念后来被引入人地关系领域,成为生态环境演变、区域旅游竞争等领域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28]。本文借助生态群落演替的基本理念,结合生态学、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的基本方法,结合实地访谈结果和文献资料总结,判断兰溪村人居环境发展过程中的自组织和他组织力量发展程度,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阶段分为入侵(1990年代至2005年)、竞争(2006—2013年)、反应(2014—2016年)和调控(2017年至今)4个阶段。需要说明的是,“外来物种”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入侵、替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里的“外来物种”主要是指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城市文化、外来资本、制度政策和旅游者等。其中,政府机构在此过程中既是外来资本的投入者,也是政策制度的制定者,还是系统演进速率与方向的调节者,在系统演变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

3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

3.1 入侵阶段动力系统运行机制

入侵阶段是从外部系统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扰动方面来考虑的,即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全面开展,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不断输入传统村落,引起了诸如土地利用变化、人口流动变化、社会结构变化等一系列连锁反应。该阶段大致经历了观念渗透、旅游介入和土地蚕食等几个阶段。随着外部因素的介入,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不断加速,打破了原来相对稳定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市场驱动和政策推动等外生动力通过村民主体行为,实现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原始动力积累。此阶段,外生动力是系统演化的主导力量(图3)。
图3 入侵阶段动力系统运行机制

Fig.3 Operating mechanism of dynamical system at invasive stage

①观念渗透。兰溪村建筑风格融合了汉、瑶、壮等多个民族的建筑格调,村落空间格局由城墙、城楼、守夜屋、关厢、门楼和街巷构成,每一个姓氏共有一个门楼,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不同的族群。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市场经济日益深入人心,兰溪村与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人口流动非常频繁。大部分外出务工群体接受了城市文明洗礼,更加注重个体利益和经济利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居住空间结构开始断裂,以自由舒适为标准的生活空间开始重构,村落外围空间扩展趋势明显。伴随着城市文明的强势入侵,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渐衰微,城市文化不断在村中扩散,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了重大影响。
②旅游介入。兰溪村作为少数民族村落,经济发展一直较为落后,直到2005年被外界媒体报道以后,大量的外地游客开始到访兰溪村。基于此,江永县和乡政府积极介入,编制了兰溪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修缮了村落古建筑群,恢复了民族文化的个性特色和多元形态,为兰溪村争取了多项国家级荣誉。随着外界能量的不断输入,兰溪村修建了大量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恢复了传统的地方民俗、民间礼仪和民族节庆活动。旅游的持续介入改变了村落的产业结构,村落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态空间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功能转型,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文化冲突、空间压力和生态恶化等问题。
③土地蚕食。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也是耕地和林地不断被建设用地所替代的过程,随着兰溪村旅游业的发展,村内土地利用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旅游服务用地、商住混合用地和停车设施用地等需求增加,土地功能转型势不可挡。

3.2 竞争阶段动力系统运行机制

竞争阶段是从外来要素与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相互作用方面来考虑的,即在同一空间竞争或分享共同资源的过程,此阶段类似于生态位重叠,必然存在生态系统的竞争机制,传统要素与入侵要素之间经过排斥、竞争,人居环境资源才能实现最优配置,空间、资本、产业和人口等要素才能实现有序分化,并最终达到和谐共生状态。此阶段,内生动力是系统演化的主导力量,大致经历了居住空间分化与产业功能共生两个阶段。经过了入侵阶段的短暂徘徊,竞争阶段的核心利益主体逐渐意识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潜在价值,纷纷占用交通条件好、自然环境优越、旅游空间宽敞的区域,造成了地域空间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的分化。同时,主体系统多元化(村民、政府和企业等)趋势增强,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断裂,城乡文化剧烈冲突。竞争过程实质上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锋的过程,是资源空间重组与利益再次分配的过程,在村民追求最佳生态位和政府追求最优区域效应的双重压力下,该阶段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处在一个混沌的、无序的、冲突的漩涡中,系统演变处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图4)。
图4 竞争阶段动力系统运行机制

Fig.4 Operating mechanism of dynamical system at competitive stage

①居住空间分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调整,原本高度同质化的村民开始阶层分化,兰溪村中贫富差距问题也随之显现。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兰溪村刚发展乡村旅游之时,部分富有阶层敏锐地发现了商机,将原来的居住空间改造为旅游生产空间,发展住宿、餐饮和零售等产业,并在村落外围重新构建舒适的居住空间,实现了生活空间和居住空间的分离。而低收入者由于迁移能力受限,为了生计的可持续性,只能压缩居住空间,扩大旅游生产空间。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兰溪村贫富差距越来越体现在居住空间的差异上,在村落外围区已形成了新的聚集区,原有的社会结构也随之瓦解,利益至上、经济优先等理念已深入人心。这与自然界生态位的竞争和位移的过程类似,高生态位者在资源空间争夺过程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
②产业功能共生。外界能量流、资本流和人才流持续注入兰溪村,为兰溪村的功能转型发展提供了动力基础。从兰溪村发展历史来看,兰溪村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发展强度和类型不一样,但总体趋势是村落内部各种功能总是趋向主体功能,排斥异质功能。随着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兰溪村主体功能已由农业功能转向旅游功能,其他功能逐渐趋向主体功能,并呈现出功能融合态势,主要体现在村中林地、耕地、荒地和山水都进行了景观化处理,形成了旅游—生态—生产的复合功能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功能界限的模糊和融合也反应了人居环境系统的和谐共生过程。

3.3 反应阶段动力系统运行机制

反应阶段是外来要素与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相互适应、相互耦合的阶段,是形成新人居环境状态的关键阶段。一般来说,在能量流、信息流和资本流等各种流的相互作用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会做出相应的适应与调整,这也是复合生态系统对人类活动干扰的一种主动或被动的适应过程。此阶段,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的相互耦合和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化的主导力量,大致经历了政府主导和村民自治两个阶段。系统的外部力量主要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与规划,如政府通过编制村落保护规划,可以完善村落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治理村落自然环境以及促进传统文化更新等。政府的强力介入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质变的关键力量,对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速率和方向有着重要影响。系统的内部力量主要来自自下而上的村民自组织力,如村民为了适应旅游市场需求和获取更多利润,农户的自治意识和合作意识逐渐提升,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农户空间行为开始显现。但在政策和法规制约下,农户空间行为受到多方面约束,空间矛盾突出,加快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的演进(图5)。
图5 反应阶段动力系统运行机制

Fig.5 Operating mechanism of dynamical system at reactive stage

①政府主导。自2005年发展旅游以来,兰溪村人居环境空间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人地关系危机,主要体现在文化冲突显性化、土地利用粗放化、村落空间趋失衡、环境污染趋严重等方面。基于此,政府自2014年以来制定了若干规章制度,约束了村民空间行为,将古建筑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兰溪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前提。同时,村委会成立了关于农业生产和旅游业发展的各类专业合作社,恢复了诛鸟节、尝新节、中元节和洗泥节等各种节日活动,调整了农业产业结构,丰富了村民文化生活。此外,将生产、生活空间改造与生态空间改善结合起来,将一些荒地、林地和部分农地进行了景观化改造。在政府积极引导和干预的情况下,兰溪村逐渐形成了山水田园、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景观型传统村落,其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正有序进行。
②村民自治。兰溪村是一个多姓氏的村落,族群之间关系复杂,自组织力量一直比较强大,村民自主参与意识延续至今。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兰溪村各种潜在的利益冲突逐渐显性化,村民分享旅游红利的愿望更加强烈,参与村落自治的意愿更加急迫。如随着村民生计来源多元化,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空间逐渐萎缩,以旅游为主的生产空间持续扩张,部分村民实现了多重身份的转向。同时,村民积极开展与企业合作,提升传统村落的品牌效应,以适应市场需求。此外,为了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先后制定了《勾蓝瑶寨村规民约》《星级农家乐准入和管理办法》等多项管理办法。兰溪村通过自组织力量探索出了一条切合自身实际的旅游发展之路,为兰溪村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加快和提升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的速度和质量。

3.4 调控阶段动力系统运行机制

调控阶段是协调各子系统之间的利益矛盾,并寻求合适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路径。此阶段,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面临着“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的双重压力,村民自组织能力和政府引导措施均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村民、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借助多方力量,完善优化调控的技术和手段(图6)。政府调控主要体现在居住空间的规划引导、基础设施的优化建设、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传统文化的有序传承等方面。村民与企业参与主要体现在经营性质的商业领域,企业的资本与村民的资源紧密合作,形成了互利互惠的共生关系。非政府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传播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元主体参与的调控机制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速度和质量有着重要作用,如协调了多元主体的核心目标,维护了传统村落的自然生态空间,控制了旅游用地对农用地的蚕食,防止了旅游生产空间的无序扩张,提高了人居环境系统的有序跳跃。此阶段,兰溪村人居环境系统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型升级,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
图6 调控阶段动力系统运行机制

Fig.6 Operating mechanism of dynamical system at regulative stage

上述研究表明,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驱动力呈现阶段性特征。尽管如此,调控机制实际上贯穿于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始终,在发展后期,优化调控是系统发展的主要特征。总之,在各种驱动力的综合作用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朝着更和谐、更有序、更复杂的方向演化。

4 结论与讨论

①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其系统演化特征和驱动机制是地理学、生态学和人居环境学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与融合特征,对理解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系统特征和活化路径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②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是一个不断运行的开放系统,系统的转型升级和质的飞跃主要依靠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转换。可以从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个维度考察,内生动力就是传统村落人居系统的自组织演化,外生动力就是传统村落人居系统的他组织介入。
③借助生态群落演替的基本理念,结合生态学、地理学和环境科学的基本方法,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阶段分为入侵、竞争、反应和调控4个阶段,并构建了不同阶段驱动机制的概念模型,阐释了不同阶段的动力系统运行机制。
④本文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美丽乡村建设的时空背景下,探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系统特征和动力机制,有较强的时代意义与理论意义。但实际上,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从未停止演进,只是系统演化的速度和幅度较小,因此,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系统演化强度、作用方式和演化结果会有较大差异,这就需要在一个宏观的历史时空背景下,探索人居环境系统演化的全过程。
[1]
冯骥才.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J]. 民间文化论坛, 2013(1):7-12.

[2]
翟洲燕, 常芳, 李同昇, 等. 陕西省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组图谱研究[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8, 34(3):87-94,113.

[3]
李伯华, 刘沛林, 窦银娣, 等. 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及其研究进展[J]. 地理研究, 2017, 36(10):1886-1900.

[4]
李伯华, 曾荣倩, 刘沛林, 等. 基于CAS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8, 37(10):1982-1996.

DOI

[5]
Sujarwo W. Stand biomass and carbon storage of bamboo forest in Penglipuran traditional village,Bali(Indonesia)[J]. Journal of Forestry Research, 2016, 27(4):913-917.

[6]
Lim J C, Choi B K, Kim S Y, et al. Korean traditional village forest(Ma-Eul-Soop)and potential natural vegetation:A case study on the Sachon-Ri Garo-Soop in Gyeongsangbuk-do,South Korea[J]. Journal of Plant Biology, 2016, 59(5):515-524.

[7]
Lepp A. Residents' attitudes towards tourism in Bigodi Village,Uganda[J]. Tourism Management, 2007, 28(3):876-885.

[8]
Ghaderi Z, Henderson J C. 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in Iran:A perspective from Hawraman Village[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2, 2-3: 47-54.

[9]
Adrian G A, Clemencia S. Informal settlements’needs and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Mexico city:An unsolved challenge for land-use policy[J]. Land Use Policy, 2011, 28(4):649-662.

[10]
Grace M, Leonie S, Clive M, et al. Land cover change under unplanned human settlements:A study of the Chyulu Hills squatters,Kenya[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1, 99(2):154-165.

[11]
李伯华, 罗琴, 刘沛林, 等. 基于Citespace的中国传统村落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 经济地理, 2017, 37(9):207-214,232.

[12]
张浩龙, 陈静, 周春山. 中国传统村落研究评述与展望[J]. 城市规划, 2017, 41(4):74-80.

[13]
陈信, 李王鸣. 区域视角下传统村落组群风貌的空间特征:以丽水市传统村落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 36(10):185-192.

[14]
陈喆, 周涵滔. 基于自组织理论的传统村落更新与新民居建设研究[J]. 建筑学报, 2012(4):109-114.

[15]
叶建平, 朱雪梅, 林垚广, 等. 传统村落微更新与社区复兴:粤北石塘的乡村振兴实践[J]. 城市发展研究, 2018, 25(7):41-45.

[16]
鲁可荣, 程川. 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变迁与乡村文化传承:以浙江三村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8(6):22-29.

[17]
文剑钢, 戴嘉瑜. 基于有机更新理论的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特色营造研究:以湖州和孚镇荻港村为例[J]. 生态经济, 2018, 34(3):230-236.

[18]
丁成际. 试论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J]. 湖湘论坛, 2017, 30(3):80-83.

[19]
孙九霞. 传统村落: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J]. 旅游学刊, 2017, 32(1):1-3.

[20]
鲁可荣, 胡凤娇. 传统村落的综合多元性价值解析及其活态传承[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12):115-122.

[21]
陶伟, 陈红叶, 林杰勇. 句法视角下广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认知研究[J]. 地理学报, 2013, 68(2):209-218.

[22]
陈驰, 李伯华, 袁佳利, 等. 基于空间句法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认知:以杭州市芹川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8, 38(10):234-240.

DOI

[23]
吴必虎, 徐小波. 传统村落与旅游活化:学理与法理分析[J].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21(1):5-21.

[24]
吴吉林, 周春山, 谢文海.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J]. 地理科学, 2018, 38(5):755-763.

DOI

[25]
李久林, 储金龙, 叶家珏, 等. 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J]. 经济地理, 2018, 38(12):153-165.

DOI

[26]
李伯华, 曾灿, 窦银娣,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677-687.

DOI

[27]
李伯华, 刘沛林, 窦银娣, 等.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J]. 地理科学, 2014, 34(11):1353-1360.

DOI

[28]
祁新华, 程煜, 胡喜生, 等.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生态—地理过程:以广州市为例[J]. 生态学报, 2010, 30(16):4512-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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