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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6: 191 - 19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6.021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in Shiyang River Basin of Gansu Province

  • SU Fang ,
  • YIN Yajuan ,
  • SHANG Haiyang
Expand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Technology，Xi'an 710021，Shangxi，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9-17

  Revised date: 2019-03-21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4

Fold

Abstract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as the foundation for understanding human respons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developing the adaptation mechanism and process of farmers responding to livelihood risks. At present, research on the perception of livelihood risk is mainly aimed at the environmental risk especially for climate change and extreme drought, and has rarely been extended to other areas such as social risk, economic risk and other livelihood risks. Taking the Shiyang River basi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farmers'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identifies the key factors that affect farmers'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and their influential role, and reveal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armers'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is not high, 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is still low for respondents; living capital endowments, personality traits, intergenerational factors and ways of living are closely related to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for surveyed households; the improvement of physic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hancement of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for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for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the improvement of financial capital is significant (or no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nhancement of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for whether agricultural households or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Key words：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livelihood capital; means of livelihood; influential factors of perception; Shiyang River basin; environmental disaster; ecology fragile area

Cite this article

SU Fang , YIN Yajuan , SHANG Haiyang .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in Shiyang River Basin of Gansu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6) : 191 -19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6.021

农户生计风险研究已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问题。其中，风险感知是以人的经历、感受和知识作为基础，讨论人与风险变化、人与人在其特定空间域内相互关系的基础途径[1]。农户生计风险感知作为理解人文响应行动的基础，为理解农户有效适应生计风险、提高适应能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2]。农户是生计风险的直接感知者，也是适应性行为的选择和实施者。从农户的视角分析其对生计风险的感知及适应性行为，其结论更为准确和真实；与此同时，农户对生计风险的感知差异和适应行为也会影响农户的适应能力和有关适应政策的执行效果[3]。
当前，对于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因素及相互之间关联性方面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农户对生计风险的态度是基于家庭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生计资本来决定他们自身的风险适应行为的[4-5]。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家庭结构、生产经验、认知偏见、媒体信息、地理位置和土壤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6⇓⇓⇓⇓-11]。同时，良好的市场环境、社会舆论、方便快捷的信贷服务、农户对相关信息的掌握程度等对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也不容忽视[12⇓⇓⇓-16]。也有个别国内外学者分析了农户生计风险感知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但结论相反。例如，Semenza发现在美国低收入农户对生计风险更敏感[17]，而吕亚荣等研究表明在中国高收入农户对生计风险更为敏感[18]。此外，对于生态脆弱区农户由于所处环境的风险程度较强，往往也具有较高的生计风险感知水平[19⇓⇓⇓-23]。
一方面，基于农户最大限度地应对生计风险的心理思考、对可持续生计的预期及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农民生计安全问题，开展农户生计风险研究是农户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安全而又稳定的农户生计不仅有利于实现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且有利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切实解决“三农”问题，从而为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思路。
基于上述研究基础，本研究尝试去探索以下两个问题：①较强的生计资本禀赋能够增强农户的风险感知能力，但各种类型生计资本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如何?②除了上述的生计资本禀赋、收入多样性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影响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性因素?本文以典型内陆河流域石羊河流域为例，尝试量化生计资本禀赋对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并引入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揭示这些因素是否对生计风险有影响及影响作用强度。

1 生计风险感知评估模型

1.1 生计风险

农户生计资本的禀赋程度直接影响着其应对生计风险的能力。一般来说，生计资本越贫乏，农户就越容易遭受生计风险。同时，农户所采取的风险应对决策与其生计资本禀赋与配置密切相关。农户在遇到环境灾害、重大疾病等时可以通过生计策略的调整来应对此类导致贫困的风险。这些影响生计的风险主要包括：环境风险，即气候风险（雨水灌溉农业区的降水量异常）、土壤侵蚀、病虫害等；健康风险，即不合理饮食造成的营养不良，杀虫剂使用不当（如缺少保护，产品的质量等）引起的神经损伤、视力模糊等；金融风险，即生产的产品需要适应正确的市场机制，受到国际、国内价格的影响以及存款利率的影响；社会风险，即社会关系的缺失，也就是社会地位的变化，缺少朋友和家人的关怀；信息风险，即农业基础设施配置状况及农业市场信息获取不足所引起的问题。因此，制定可持续的风险应对策略，既要针对特定的风险类型，也应将农户所面对的风险与他们的生计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表1）。
表1 农户五种生计资本与风险的应对关系

Tab.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ve kinds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risks of farmers

资本类型 定义 相关风险
人力资本 人及自身生产力，包括教育水平、技术、经济、知识、创造力等，个体及群众的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 健康风险
自然资本 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用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和土壤质量、水资源等 环境风险
金融资本 用于购买生产资料或消费品的货币以及个人的信用 金融风险
物质资本 经济生产过程中的资产，如农机、渠道等
社会资本 有共同利益人们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可以理解为信任、合作、参与各种协会等 社会地位与人际网的缺失
信息资本 种子信息、良种信息、饲料信息、农机服务信息和农产品市场信息获取不足引起的问题 信息风险

1.2 农户生计风险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基于有关生计风险的相关文献[24⇓⇓-27]，结合石羊河流域的实际情形，并对应于上述的生计资本类型，将生计风险分为健康风险、环境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以及信息风险五个方面，这与生计资本的形式基本保持一致（表2），具体指标赋值参考苏芳[27]。
表2 农户生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Tab.2 Livelihood risk index system for farmers

风险变量 变量定义与描述
健康风险 自身患病风险 是否患有常见病（感冒、腹泻等）
是否患有遗传病（家族遗传病）
是否患有大病（突发性重大疾病）
不健康的外部环境引起的健康问题 是否患有牲畜瘟疫
是否患有痢疾
是否患有工业污染引起的疾病
不完善的医疗条件引起的健康问题 锻炼设施配置是否不足
医疗条件（附近医疗机构的设施配套程度、医疗行为及服务质量等）是否不完善
取得医疗救助的家庭成员占总家庭人数的比例是否较高
环境风险 极端天气 冻害、暴雨、沙尘暴的发生频率
地质灾害 滑坡、泥石流，地震的发生频率
水资源短缺 水资源稀缺度
荒漠化或盐碱化 土壤侵蚀状况
地下水矿化 地下水质矿化度
植被损坏及森林破坏 植被破坏或森林破坏的程度
病虫害流行 病虫害的流行程度
金融风险 农产品价格波动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程度
假资农产品 购买假资农产品（假的种子或者肥料）的机率
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造成的经营亏损程度
借贷的数量限制 贷款数量的限制
融资有限 贷款的门槛设置
经营战略失误 农产品经营战略失误所造成的损失
社会风险 集体协会数量 现设农业集体协会不足（如种子协会、种植协会等）
社会关系网 与周围朋友或者邻里之间的关系
困难时获取帮助的机会 困难时期外界的帮助作用
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 家庭成员的雇佣状况
社会安全状况 社会安全的稳定性
信息风险 农业基础设施的配置 可以利用的农业基础设施
农业市场信息的获取度 种子信息的可获得性
良种信息的可获得性
饲料信息的可获得性
农机服务信息的可获得性
农产品市场信息的可获得性

1.3 农户生计风险感知评估模型

基于Grothmann提出的MPPACC框架[28]，生计风险感知主要包括风险感知（可能性感知和严重性感知）和适应感知（自我效能感知、适应成本感知和适应功效感知）两个部分（图1）。其中，风险感知是农户对其面临的风险进行感知和识别的过程，这种感知既包括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的主观判断，也包括对风险结果的主观预测[28]。适应感知是农户自身对其适应能力、适应成本及适应效果进行评价的过程。
图1 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分析框架

Fig.1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farmers'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这里以环境风险中的水资源短缺为例，设计农户对水资源短缺的风险感知和适应感知的相关问题并给予赋值（表3）。
表3 农户对水资源紧缺感知的测度指标及赋值

Tab.3 The measure index and valuation of water resource scarcity perception of farmers

测度指标 测度问题 赋值
水资源紧缺
的感知测度		 风险感知 可能性感知 未来水资源短缺程度加剧的可能性有多大? 非常小为1，一般为3，非常大为5
严重性感知 水资源短缺对生计损害的程度有多大? 非常小为1，一般为3，非常严重为5
适应感知 自我效能感知 自身适应水资源短缺的能力如何? 非常低为1，一般为3，非常强为5
适应成本感知 所采取适应行动的预期成本如何? 非常低为1，一般为3，非常高为5
适应功效感知 适应行动能否减缓水资源短缺的负面影响? 没有效果为1，一般为3，非常好为5
在此基础上，基于Cunningham[29]提出的风险感知测量方法和Grothmann提出的MPPACC框架[28]，本研究将农户的风险感知界定为风险感知和适应感知（自我效能感知、适应成本感知与适应功效感知的乘积）的总和。即：
P R = ∑ i = 1 n P i × G i + E i × F i × J i
式中：PR代表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强度；Pi是发生风险i损失的可能性；Gi是发生风险i损失的严重性；Ei是发生风险i农户的自我效能感知；Fi是发生风险i农户的适应成本感知；Ji是发生风险i农户的适应功效感知；n表示感知到风险的种类。

2 数据获取与数据分析

2.1 数据获取

石羊河流域位于河西走廊东段，乌鞘岭以西，祁连山北麓，行政区划主要包括武威市的凉州区、古浪县、民勤县、天祝县，金昌市的永昌县、金川区及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山丹县部分地区。由于人口与经济规模日益增加，农户生计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导致石羊河中下游的生态状况持续恶化并向上游扩展蔓延。因此，探讨生计风险对农户应对策略的影响作用，不仅关系到石羊河流域的生态安全，更关系到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石羊河流域是我国四大内陆河流域中生态系统承载的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活动强度最高、生态退化最触目惊心、生态战略地位和屏障作用最为重要的区域（图2）。同时，该流域农户生活来源单一，劳动力流失与老龄化严重，教育与医疗负债等生计问题较为突出，所面临的生计风险较为典型。因此，开展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风险问题的研究除了有益于本流域农户预防与应对风险所引发的影响之外，对于其他内陆河流域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
图2 石羊河流域地理位置和生态景观

Fig.2 Location and ecological landscape of Shiyang River Basin in China

项目组于2015年6月在石羊河流域中下游进行了15天的野外调查，先在县级部门收集了宏观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然后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工具进行农户调查，以获取研究所需的数据及信息。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是石羊河流域的武威市（凉州区、民勤县、古浪县和天祝县）、金昌市（永昌县）、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山丹县）地区农户的户主。入户调查中采用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式。除了对样本农户进行问卷调查以外，每个样本乡镇还选择2~3个代表性农户进行深度访谈。

2.2 评估结果

为了使得访谈更加紧扣主题和反映研究区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在正式访谈之前设计初步的访谈提纲对农户进行预调研，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和完善，并充分考虑到流域人口的空间分布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选取受访农户样本（各乡镇按1.5%的比例选取受访农户）。最终共调查农户500户，收回有效问卷483份，可利用率为96.6%。其中，武威市256份（凉州区65份、民勤县96份、古浪县49份和天祝县46份）、金昌市74份（永昌县74份）、张掖市153份（肃南裕固族自治县96份和山丹县57份）。
问卷的主要内容有：①受访农户生计资本调查，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五种类型；②受访农户生计风险调查，包括健康风险、环境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和信息风险五种生计风险类型；③受访农户风险应对策略调查，包括“资产转为现金”、“贷款”、“减少消费”、“让子女辍学”、“外出务工”、“等待政府救济”等类型。

2.3 农户生计风险感知水平与影响因素确定

从生计风险感知的评估结果来看（图3），被调查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均值为1.06，中值为0.91，数据呈现出右偏态，生计风险感知度的极小值为0.04，极大值为3.57，生计风险感知度在2.00的人数，占到被调查用户的90%。这表明受调查农户风险感知度偏低的人数较多，且农户对于生计风险的感知度不高。为了进一步确定受访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差异的显著性，可以对生计风险感知测度结果进行t检验。从t检验的结果来看，生计风险感知测度结果的单样本t检验的Sig值小于0.05（t=33.09），表明受访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能力存在显著的差异。
图3 生计风险感知分布

Fig.3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distribution

通常来讲，生态脆弱区农户由于所处环境的风险程度较强，往往具有较高的生计风险感知水平。但因个体背景环境、累积经验及成长经历等影响，感知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30-31]。大部分农户对生计风险的态度是基于家庭自身的资源禀赋和生计资本来决定他们自身风险适应行为的。一般而言，较强的生计资本禀赋和收入多样化能够增强农户的风险感知能力[32]。此外，国内学者研究发现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也均会对农户生计风险感知产生一定的影响。性格特征是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控制的集合，是引导人们行为的重要的心理机制。其中，情感控制（积极、消极、孤独）对农户幸福感及风险感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33]；代际支持则是指家庭中上下代之间在经济、生活以及情感上的互惠互助，根据流动方向可分为子代支持和亲代支持。现有研究表明，代际因素（子代支持）能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对风险的敏感度[34]；生计方式是指在能力、资产和活动基础之上生存的方式或手段，不同的生计方式对农户风险感知及幸福感的影响各异[35]。基于此，本文将性格特征、代际支持和生计方式作为协变量。其中，性格特征以乐观系数为衡量指标，代际支持以子女对父母的代际支持来衡量，生计方式分打工和务农两种指标（表4）。
表4 其他影响因素及测度变量定义

Tab.4 Other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definition for variables

变量名 相关问题设计 变量赋值
性格特征 您如何评价您本人的性格? 悲观=1，一般=2，乐观=3
代际因素 请问您与父母（或子女）的关系是什么? 较少联系=1，往来频繁=2，共同生活=3
生计方式 您所选择的生计活动是什么? 务农=1，打工=0
为了进一步验证石羊河流域受访农户生计资本禀赋是否影响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本研究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生计资本与生计风险感知进行配对t检验（表5）。
表5 生计风险感知与影响因素配对样本t检验

Tab.5 Paired-samples t test for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解释变量 成对差分 t Sig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生计资本合计 0.36 0.73 0.03 0.30 0.43 11.02 0.00
人力资本 1.01 0.70 0.03 0.95 1.08 31.80 0.00
物质资本 0.65 0.70 0.03 0.59 0.71 20.35 0.00
金融资本 0.87 0.72 0.03 0.81 0.94 26.86 0.00
社会资本 1.00 0.70 0.03 0.94 1.06 31.41 0.00
性格特征 0.57 0.75 0.03 0.50 0.64 16.76 0.00
代际因素 0.66 0.76 0.03 0.59 0.72 18.92 0.00
生计方式 0.46 0.84 0.04 0.38 0.53 11.97 0.00
从表5中的7个影响因素分别与生计风险感知的配对t检验结果来看，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生计资本与生计风险感知分别的配对t检验数均大于0，同时对应的Sig值小于0.05，表明生计资本总值的平均值与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平均值间存在显著差异，对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同时，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的配对t检验值也表现为统计学有意义（Sig值小于0.05），表明各生计资本的构成对于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同样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而引入的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等因素的配对t检验值也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上述三项因素对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也较为显著；同时，上述所选择的七个方面的因素与农户生计风险感知水平均的配对t检验分析中，都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确定各因素对于农户生计风险感知水平的影响作用，可以构建以生计风险感知为因变量，以不同生计资本为自变量，以性格特征、代际因素和生计方式作为协变量的回归模型，以确定各因素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

3 生计资本对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评估与分析

为了对比农户与非农户在生计风险感知方面的差异，本研究分别构建了3个对比模型：模型Ⅰ为非农户组，模型Ⅱ为农户组，模型Ⅲ为全部调查户（表6）。
表6 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分析

Tab.6 Impact analysis of livelihood risk perception

解释变量 模型Ⅰ 模型Ⅱ 模型Ⅲ
Coef. （t） Coef. （t） Coef. （t）
人力资本 0.744 （1.97） 0.085 （0.23） 0.495 （1.83）
物质资本 0.364 （1.53） 0.780 （2.10） 0.539 （2.64）
金融资本 -0.732 （-2.31） -0.035 （-0.08） -0.409 （-1.59）
社会资本 0.684 （1.61） 1.744 （1.51） 0.807 （1.77）
性格特征 -0.001 （-0.01） 0.358 （1.87） 0.115 （1.03）
代际因素 -0.012 （-0.09） 0.105 （0.56） 0.026 （0.25）
生计方式 - - - - -0.010 （-0.14）
常数项 0.463 （2.85） 0.978 （6.06） 0.785 （7.11）

注：模型Ⅰ为非农户组；模型Ⅱ为农户组；模型Ⅲ为全部调查户。

在模型Ⅰ中，共计有194个非农户样本进入模型，从生计风险感知与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确定的7个影响因素中，金融资本、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等因素回归系数为负，表明这3个影响因素对于农户生计风险的感知有负向影响，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这3个影响因素对于生计风险感知具有正向影响。特别是对于金融资本的回归在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随着金融资本的增加，生计风险感知的水平将进一步下降。而其他5个因素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因素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不显著。这样的结果非常符合现实逻辑。事实上，对于非农户而言，金融资本的富足可有效消减生计风险产生的危害，从而降低风险感知。因此，金融资本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生计风险预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模型Ⅱ中，共有289个农户进入本模型。从分析的结果来看，只有金融资本项回归系数为负，其他各项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只有金融资本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是负向的，而生计风险感知水平会随着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等的提高而增大。与模型Ⅰ相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因素是物质资本，而其他各项影响因素均未通过。这表明对于农户来讲，只有物质资本的增加对于生计风险感知水平的提高才有显著效果，这主要是因为农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了获得较多的生产收入，势必要求他们完善基础设施，购置生产设备。因此，随着农户物质资本的积累、投入的增加，导致他们对收入的期望值增加，从而产生的生计风险感知也就越强。而与非农户相比，农户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对信贷政策理解不到位等因素，使得金融资本相对优势并不能很好地降低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因此，金融资本的提高，对于增强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作用并不显著。
从模型Ⅰ与模型Ⅱ的对比来看，生计风险感知水平影响因素的显著性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对于农户来讲，物质资本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其生计风险感知水平；而对于非农户来讲，金融资本的提高对其生计风险感知水平有负向作用。导致两个模型分析结果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相对于非农户来讲，金融资本存量的提升更有助于其规避生计风险；相对农户来讲，物质资本的提升更有助于其在生产活动中感知生计风险。
在模型Ⅲ不区别受访者生计方式（农户或非农户）的分析中，可以发现金融资本的回归系数仍为负，这说明无论是模型Ⅰ、Ⅱ、Ⅲ是否区别农户生计方式，金融资本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的作用均为负向，金融资本的提高均降低了农户对生计风险的感知。而生计方式的系数为负，表明相对于非农户而言，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能力较弱。这主要是因为，与从事多种活动的非农户相比，从事单一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户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少，因而他们往往对风险事件的敏感性较弱，对生计风险的实质和负面影响认识不够深刻，生计感知能力也就相对较弱。而其他因素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则表明各因素的提高都不同程度地提升了生计风险感知。同时，在模型Ⅲ中只有物质资本因素项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对于农户或非农户而言，物质资本的提高是有效提高生计风险感知的重要途径。

4 结论与讨论

生计风险感知作为理解人文响应行动的基础，为探明农户对生计风险的适应机制与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目前，有关生计风险感知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气候变化与极端干旱的环境风险，很少有扩展到社会、经济等其他生计风险领域的研究。同时，针对生计风险感知的形成以及影响因素的关注仍较少。本文通过对生态脆弱区石羊河流域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调查与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①从整体上来看，受访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水平并不高，生计风险感知水平均值为1.06，且大多数受访者的生计风险感知水平（90%）均低于2.00，生计风险感知能力与水平仍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受访农户的生计水平低且风险意识不强（绝大多数农户的生计资本低于1.00）。
②从影响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因素来看，受调查户生计资本禀赋、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等因素与生计风险感知密切相关，特别是与生计资本的相关性较大，表明农户生计资本的类型与结构对于生计风险感知有着较大的影响作用；而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等与生计风险感知的相关性相对较弱，表明生计风险感知具有普遍性，无论是农户或非农户，均存在生计风险的可能性且不可避免。
③从3个模型的分析结果来看，各类型的生计资本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于农户来讲，物质资本的提高对于提升其生计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正效应；对于非农户来讲，金融资本的提高对于其生计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负效应；而无论是农户或是非农户，金融资本的提高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的提高均是显著或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
农户对风险的感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受到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农户感知风险具有系统复杂性、多因素关联性、区域差异性和特殊性等方面的特征，本文的工作重点是从农户个体层面，辨识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揭示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而对于多因素的协同影响作用、区域差异性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仍需尽快开展，特别是对于区域差异性分析，需要结合多地区农户、异质性风险类型、脆弱性情景驱动、多重风险交互（风险组合）、预警干预机制等方面深入研究。同时，就如何提高、改善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能力与水平，如何通过对于生计策略的调整与优化以适应生计风险，如何通过构建可持续生计模式应对生计风险，也将是生计风险感知今后研究的重点方向，这也是本研究后期的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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