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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19 , Vol. 39 >Issue 6: 183 - 19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6.020

Path Dependence and Multiple Lock-in Process in Rural Construction

  • ZHOU Siyue , 1, 2 ,
  • SHEN Mingrui , 1, ※ ,
  • LUO Zhendo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Jiangsu，China
  • 2. Investm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Cifi Group，Shanghai 201106，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8-09

  Revised date: 2019-03-2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4

Fold

Abstract

The tourism-oriented rural revival activity has been developing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More and more rural alienation problems make the scholars gradually realize that the state-led, capital-driven rural development model is unsustainable. Based on the path dependence theor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 Taking Shitang Village in Jiangning District of Nanjing as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the village and finds that, due to the mechanism of self-reinforcing, three lock-ins existing in Shitang are cognitive lock-in, economic lock-in and governance lock-in. Such overlapping lock-ins eventually lead to an unsustainable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ath. Though the involvement of government and capital is important in rural construction, a fundamental breakthrough of the dilemma lies in conducting rural good governance and remodeling ethos of the community.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path dependence; lock-in; rural tourism;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stakeholder; capital go to the countryside

Cite this article

ZHOU Siyue , SHEN Mingrui , LUO Zhendong . Path Dependence and Multiple Lock-in Process in Rural Construc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6) : 183 -19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6.020

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乡村数量持续减少，人们“消费”乡村、寻找“乡愁”的行为活动快速增长。尤其东部沿海大都市周边，在都市区化的重新组织下，城市与乡村的功能紧密融合，这一趋势表现得更加明显[1]。一方面，大都市区成长中的中产阶级向往在周末或假期“逃离”城市的喧嚣和繁忙，去享受乡村的自然美景与纯净空气[2]，另一方面，高密度城市区域中的集体性生态、休闲消费需求只有乡郊地带能够满足。于是，自主性旅游模式快速兴起，尤其都市区域内短途自驾出行的盛行，使得都市近郊乡村地域的生态、休闲和体验价值逐渐凸显，休闲生态旅游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3]，乡村被赋予了新的生机和可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统合涉农领域的政策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系统思维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指导思想，使广大乡村有了明确的发展目标，更迎来难得的时代机遇。2018年以来，陆续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配套的战略规划更标志着战略从纸面话语逐步走向具体实践。在政治、经济、社会多种诉求的交织影响下，政府、资本、社会精英与城乡居民等诸多利益主体开始在这片新生的消费热土上频繁互动。以都市生态休闲旅游为主要卖点的乡村建设模式更是成为“乡村振兴”的主流模式，被广泛应用和复制。
近年来，随着国家战略向乡村领域的倾斜，有关乡村振兴的研究由表及里、层层推进。逐渐由关注乡村环境设计[4]、发展要素特征[5]、主体行为[6⇓-8]等，转向针对利益相关者博弈[9]、政府项目投放[10]、土地财政政策[11]等治理机制和深层逻辑[12⇓-14]的研究。研究认为乡建热潮是资本循环过程中对“消费性建成环境”的主动营造，其本质是资本实现空间再生产的手段[13]。既往研究对乡村建设热潮及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所进行的剖析和解读，为结构性地理解当前乡村建设活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对于当前以旅游为主要导向的乡村建设的困境，如同质化、空间异化、文化失落、社会矛盾累积等问题[10]，尚缺乏深入的理论解释与实证研究。长时段的、演化视角的观察尤其缺乏，从而无法为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与实施提供清晰有效的助力。
政府介入、资本下乡共同推动的以旅游业为主导的乡村建设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典型村庄所经历的从蓬勃兴起到难以为继的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演化的机制是什么?如果这是一条不可持续的乡建道路为何仍被持续依赖，究竟蕴含着怎样的逻辑?显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不是简单的理论演绎能够阐述清楚的，必须通过深入的调查和思考。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经济地理理论视角出发，建构旅游型乡村发展演化的分析框架，结合典型乡村实地调研资料和数据，剖析乡村建设实践的动态机制和特征，以期管窥当前普遍存在的、不可持续的乡建发展模式的内生原因，为深受城市资本、消费理念和消费行为影响的旅游型乡村的转型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 研究理论与框架

路径依赖最早由美国经济史学家Paul A David[15]提出，其内涵是指经济、社会或技术等系统一旦进入某一路径（不论好坏），则因惯性的力量不断进行自我强化，并且锁定在这一特定路径上[16]。经典的路径依赖理论一般包括三个特征：①路径依赖既是一种“锁定”（lock-in）的状态，又是一种非遍历性随机动态的过程。②路径依赖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由单个事件序列构成的自增强过程，早期偶然的历史事件很容易导致后期发展路径和绩效的巨大差异。③路径依赖强调系统变迁中的时间因素和历史的“滞后”作用[17]。当区域内某一产业出现后超过“特定规模”，就会产生自我催化的网络外部性效应，促使路径依赖式的增长，并极易产生区域锁定效应。
以旅游为主导的典型乡村建设，其开发的过程充分契合路径依赖理论。由于消费社会、乡愁情怀等新兴观念的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升级，各级地方政府、城乡资本、外来游客和本地村民在乡村这片新生的消费“蓝海”上博弈、联合，共同推动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多次变迁，并最终形成一条相对稳定，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范式的建设路径。这一旅游主导的乡村建设路径一经形成后，便快速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提高村民生活水平，集聚诸多正外部效应促进乡村旅游业的不断自我强化，进而出现复杂且稳定的多元主体联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路径自身的负效应将不断积累，逐渐暴露出诸多乡村建设和治理的深层次问题。尽管地方政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既有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然而却面临着尾大不掉、难以转型的困境，形成“锁定”效应。
为深入解读乡村路径依赖的特征与形成机制，剖析乡建路径固化、问题难改的深层内因，本研究以经典路径依赖理论为基础，参考相关实证研究[18]，尝试构建旅游主导型乡村建设的路径依赖及多重锁定模型（图1）。进而将乡村建设的自我强化过程细分为认知、经济和治理三个方面。
图1 乡村建设的路径依赖与多重锁定模型

Fig.1 The model of path dependence and multiple lock-in process in rural construction

2 乡村建设进程中路径依赖的形成

2.1 研究对象

石塘村是一个典型的受都市消费辐射而迅速兴起的都市边缘乡村。村庄位于南京市江宁区西南的山地丘陵地带，北距南京市中心38 km（图2），下辖5个自然村，8个村民小组，现有村民367户，常住人口1 215人。2008年以前，石塘村一直是“偏穷远”山村的代表，村内绝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均外出打工，人口流失最严重时只居住着67位老人，空心化现象严重。2008年以后，大量资本开始进入乡村进行空间营建，修路架桥、维修老屋，特色村改造成效颇丰，乡村旅游业逐渐兴起。这一地处都市边缘，山清水秀却特质平平的普通乡村，借助着城市消费需求转向和乡村旅游经济的东风，一跃成为乡村建设的全国性标杆。石塘村现拥有“石塘竹海”（前石塘村）和“石塘人家”（后石塘村）两个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示范景点（图3），荣获过“全国最美村镇典范奖”、“江苏省最美乡村”、“全国魅力新农村十佳乡村”等诸多荣誉称号。
图2 石塘村在南京市域中的区位

Fig.2 Location of Shitang in Nanjing

图3 前、后石塘村位置关系

Fig.3 Location of two parts of Shitang Village

作为乡村“复兴”的先行者，石塘村基本遵循着当前乡村建设中最具代表性的政府介入与资本下乡相组合的路径。然而经过十年显著高效、名声斐然的“美好”发展后，石塘村的问题开始悄然显露。诸如资源过度消耗、乡村特色丧失、空间符号化、政府负债严重导致持续“造血”困难、村民建设家园的主观能动性丧失等等问题逐渐凸显。根据“早开发，先暴露”的一般规律，石塘村所经历的典型路径与所暴露的典型问题，可能是许多旅游型乡村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的。也正因此，剖析石塘村的发展演化历程与机制，有助于更加清晰地发现当前乡村建设存在的问题，促进发展模式的更新与转型。

2.2 石塘村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

路径依赖理论具有强烈的演化经济地理思想色彩。该理论认为时间的不可逆性是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特征，时间的存在意味着经济变迁是一种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与非决定性，也包含着过去沉积的历史对未来发展的制约作用[19]。因此，展现石塘村过去十余年建设路径的变化历程，梳理这一典型村庄演化发展脉络和乡建路径生成的“新奇”（novelty）点 ① （即乡村再开发的根本原因和动力），有助于增强对路径依赖现象和特征的认识。
作为南京远郊区的典型乡村，石塘村辖区内山地连绵、农地破碎，水稻等普通平原农作物难以种植，村里人长期以砍伐毛竹和采摘茶叶为生，收入甚微。加之与南京主城区相距较远，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落后，基本处于改革发展时代的偏僻角落。在长期的乡村稳态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村民之间保持着简单的单向管制关系，经济和社会结构单一，村庄呈现封闭性和排外性。新世纪以来，当地街道和社区曾尝试以农副产品和林产品深加工为特色推动乡村工业化，然而残酷的市场竞争压力和极为有限的乡村发展“内生”力量，基本无法阻止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和乡村景观的持续衰败。
乡村发展的转折出现在2008年。当地政府联合南京报业集团找到以“中国第一家城镇运营服务商”闻名的民企苏州科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科赛集团”），提出乡村旅游的合作开发意向。这一带有较强偶然性和随机性的事件成为打破乡村稳态，构建全新发展路径的“新奇”点，对后来石塘村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在多方努力推动之下，“石塘竹海”（前石塘村）项目以相对原真、质朴的乡村空间景观和新鲜独特的农家乐体验为卖点，成为南京市民最早的近郊乡村旅游目的地。在联合开发公司的持续建设与运营下，乡村旅游业的利益格局基本形成，乡村建设新稳态雏形初现。然而由于“项目换土地 ② ”计划的难产，政府和开发公司矛盾日益尖锐，先前的合作开发计划难以为继。2012年，初尝乡村旅游甜头的横溪街道单独成立横溪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政府派出机构）进驻后石塘村，“石塘人家”项目启动。此后，石塘村通过多样化的村官创业项目入驻、南京市学生阳光体育营地建设和“互联网+美丽乡村”等，进行乡村旅游业态的持续扩容（图4），旅游主导的乡村发展路径得到进一步强化。
图4 石塘村乡村建设历史沿革

Fig.4 The history evolution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Shitang

通过村庄演化历程的回溯，可以发现石塘村的经济发展并非线性上升，而是一个动态的、非均衡的过程。在带来资本注入的科赛集团“新奇”原点到来之前，乡村系统基本处于稳定而又开放的状态，农业、工业、旅游服务业都是有可能改变当地经济结构和空间形态，并影响乡村发展路径生成的单一因子。结合当时的背景，发展乡村旅游的灵感看似随机偶发，实质是在当地农业发展受先天制约、工业化尝试失败之后，迎合都市人“乡愁”需求的必然产物。这一点符合“尽管新产业、新技术或新路径可能产生于偶然事件或机会，但偶然事件或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地方特殊条件下孕育而成的”[20⇓-22]的观点。由于巨大市场需求的存在，偶然事件及其引发的环境影响将被持续发酵放大。“前石塘村”乡村改造实验、“后石塘村”政府示范试点、村官创业、南京市阳光体育营地、互联网+美丽乡村等一系列建设项目和活动，每一事件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石塘村的经济发展、物质空间建设、村民生活水平提高做出贡献，并成为后续招商引资的有力宣传和基础。伴随着硬件环境和软实力的同步提高，越来越多与乡村旅游相关的项目得以在石塘村落地，呈现出路径依赖中最重要的特征，即由事件序列构成的累积和自增强过程。
作为南京市江宁区乡村旅游“五朵金花”之首，石塘村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所代表的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路径在被广泛效仿和复制后，路径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开始逐渐暴露。经济建设方面，现有的乡村建设资金投入已给地方政府造成可观的负债，同时区域同质化竞争导致土地升值空间缩小，旅游消费进一步扩大的潜力不足，主要依靠土地财政进行资金运作的难度日益加剧。乡村治理方面，被持续培育和强化的“等、靠、要”思想使得乡村自治组织和村民个人建设家园的主动性几乎完全丧失，一旦政府管理出现懈怠，乡村建设便陷入停滞不前状态。政府介入与资本下乡组合所成功塑造的旅游主导的乡村发展模式，在不断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机制的作用下难以为继，呈现出认知、经济和治理方面的三重锁定。

3 乡村建设进程中的认知锁定

3.1 被固化的村民认知

为避免“三无”农民（种地无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产生，石塘乡村建设过程中一直贯彻着多种途径帮扶村民经营“农家乐”活动的宗旨，成功将当地村民从第一产业从业者转变为第三产业生力军。然而，这种对辖区百姓就业和未来发展“保姆式”的统筹安排，在保障乡村建设和谐稳定同时，也造成村民心智模式的同质化。无论是家庭日常生活还是街坊邻里聊天，都离不开与农家乐相关的话题。长期的宣传和持续的农家乐技能培训，使得石塘村截至2015年初村内从事旅游相关业态的经营户数达到135户，其中农家乐经营户115户，全村经营户占全村总户数的30.1%，乡村旅游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比重60%以上 ① 。村民之所以多年来一直从事着基本相同的农家乐经营，首先因为此类经济活动对技能要求相对较低，同时投入小、收益高、见效快。其次，眼见亲友邻里中“敢吃螃蟹”的人先富起来，甚至有外地经商客将农家乐作为“淘金”手段，使得当地百姓纷纷效仿，并对乡村旅游建设模式保持着乐观和认同的心理。最后由于长时间生活在相对闭塞的村落范围内，村民的文化程度和眼界有限，很少关注江宁区乃至石塘村外技术和市场的变化。有限的本地互动则持续不断地增强“乡村旅游才能带动区域发展”的共识，导致村民整体认识的同化。村民们相对迟钝的市场嗅觉和依赖政府的“等、靠、要”思想，不仅妨碍石塘村通过多元途径获得对外部竞争性信息的感知和理解，而且限制新思想、新活动的注入及其对既有发展路径的突破。

3.2 被创造的市民需求

当村民被都市消费主义导向下的乡村旅游服务业锁定时，都市市民的需求则被固化在由资本创造出来的消费空间中。伴随着资本与消费文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形态的再塑造，发达地区出现了强烈的“消费社会”[23]特征，乡村建设同样受到显著影响。都市人的注意力和消费潜力被政府和资本有意识地引导到乡村领域。消费逻辑开始控制并主动创造各种消费需求，强有力地影响乡村空间的改造和再创造[24]。从石塘村可以看到，一方面乡村发展主要以都市需求为导向，市民的消费需求是乡村建设路径生成并强化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大众的真实需求被掩盖在消费社会的资本运作之下，普通城市消费者很难跳脱出现有的宣传引导，对乡村价值的理解近似等同乡村旅游的印象非常普遍。通过对市民需求的深层次剖析同样可以发现，当前市民的消费欲望很大程度上是在政府和资本“有形的手”操控下被激发出来的。例如前石塘村的“石塘竹海”项目，正是通过标语、广告、宣传片在南京市的全方位投放，以及南京报业集团与旅行社合作进行的“1块钱游石塘”等亏本赚吆喝活动的精心包装下，逐渐被南京市民熟知的。铺天盖地的美丽乡村宣传使得山水田园梦逐渐上升为一种整体性社会情怀，乡村也似乎只有披上“乡愁”的外衣并进入旅游业运作领域，才能延续生命、获得新生。市民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被动选择其所推出的产品——不断创造的乡村旅游项目的权利。

4 乡村建设进程中的经济锁定

4.1 乡村空间营造前期投入巨大

石塘村的乡村旅游空间整治过程中，巨大的项目资金投入保障了新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环境的形成。乡村旅游建设的第一阶段，科赛集团投入约1.3亿元，石塘社区村庄综治工作领导小组投入近180万元，对前石塘村内房屋、道路、给排水、绿化、景观等进行综合规划和建设。第二阶段，江宁区、横溪街道和社会资本累计投入1亿多元，用于后石塘村民居、道路出新和绿化设施、水电设施、环卫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新建九里商业街、游客服务中心、木栈道、自行车道等景观设施。根据相关数据粗略统计，石塘村共花费超过2.5亿元的高额成本，“打造”一系列符合城市人群消费品味和需求的自然景观、村落空间和可供消费的旅游产品 ① 。然而，路径创设之初所支付的高额成本是路径形成后难以创新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前期的巨额投入需要相应的收益维持财务平衡，在尚未收回投资成本的情况下，已形成的乡村空间将作为旅游卖点长期存在，为村民、企业和政府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另一方面，路径突破同样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在当前各级政府负债可观、融资乏力，同时市场看不见短期效益的情况下基本无法进行。缺乏新的投入，创新动力和多样化的创新路径探索基本难以出现。

4.2 府际间涉农项目的巩固与强化

前期的资本下乡与当地政府形成的短期增长联盟解体后，石塘村整体乡村旅游运营由政府成立的专门的融资平台公司负责。于是地方政府既承担着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又是经济开发建设的主体，区、街道承担乡村改造建设的绝大部分费用，社会资本在某些特定项目上予以辅助（图5）。例如南京市学生阳光体育营地的建设，以上下级政府配合的“公司化”运作为主，社会化运作为辅。设施建设资金来自江宁区教育局，横溪街道和社区无偿提供土地及其它自然资源。部分主题场馆的经营权和营地后勤服务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承包商。营地作为江宁区校外集体活动场所试点投入运营后，所得收益归经营权持有者所有。营地的落成扩宽石塘村乡村旅游业的服务范围，进而带动了地方餐饮、住宿以及农副加工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当地村民的增收渠道。由于政府全面主导乡村建设并掌握绝对发言权，石塘村乡村旅游项目的交易成本并不高。长期以来，地方利益主体（尤其是多级政府之间）的频繁互动形成较强联系，主体之间的利益格局趋于稳定。由于石塘村有过外来资本进入并最终失败的经历，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当地政府更倾向保守稳妥的发展思路——既不愿意吸纳新主体进入打破既有利益格局，也不愿加强外部联系导致不同主体间博弈难度增加。这样一种相对保守的发展思路持续作用最终导致石塘村整体发展特征单一，缺乏较强的经济多样性与区域竞争力。
图5 当前石塘村经济利益主体关系

Fig.5 The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of Shitang

5 乡村建设进程中的治理锁定

石塘村的乡村治理随着乡村经济格局的演化也发生着剧烈变化。政府与社会关系伴随着时代背景和地区要素的变动多次磨合，乡村治理主体及其互动机制也不断演化。在乡村空间建设与改造基本完成后，石塘村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乡村的治理与运营维护上，形成以政府（政府派出机关）为主导的外部推动型的公共管理与服务体系。治理主体包括政府、开发公司（工商资本）、大学生村官创业团队等外部行为主体，和村民、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内部行为主体[25]（图6）。多元主体的本地互动产生强大的网络关系和强有力的联盟，尤其是行政力量依靠其独特的资源禀赋与组织协调优势，带动大量项目和规划进入，从当初局限在物质环境的“美化工作”逐渐引发一系列关乎乡村治理改善的“链式反应”[10]。尽管乡村治理在村民自治和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但在旅游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这一相对稳定、完整的治理体系保障石塘村日常事务的平稳运转。
图6 当前石塘村多元主体治理关系

Fig.6 The multi-subject governance relationship of Shitang

任何达到稳定状态的治理体系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一套相对均衡的制度组合。因为它能够降低不确定性的预期，使人们更好地合作并从中获得利益，因而人们会对这项制度产生强烈而普遍的适应性预期或认同心理[26]。石塘村政府主导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重塑乡村治理，构建一套经济、文化、旅游、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都与旅游业息息相关的利益体系，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直接关系乡村治理体系的稳定。在乡村旅游持续发展、收入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治理体系中的大部分主体都是受益的，治理的矛盾并不尖锐。然而在区域旅游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乡村旅游业遭遇瓶颈甚至下滑的情况下，长期习惯于增长模式的利益主体就会出现不满甚至斗争的行为，突出地表现为村民对农家乐盈利的短视性。例如，邻里之间为争抢客源，恶意中伤竞争对手，压低饭菜价格；认为政府偏袒某些生意较好的村民家，故意孤立并散播流言……石塘村的发展需要转型，但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和不确定性必将导致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剧烈变化，这显然是各级政府不愿看到的。在当前整体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政府的着力点重在维持稳定，因此对于转型、创新思路的选择，多在于维持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拓宽项目类型、微调或优化结构，无法从更为根本的角度突破治理模式的锁定，进入更加韧性、多元的乡村发展模式。

6 结论与讨论

以都市生态休闲旅游为主要卖点的乡村建设模式作为“乡村振兴”的主流模式被广泛应用和复制。一大批“平民”乡村因为都市休闲旅游业的发展而迅速崛起成为“明星”，从而进一步增强乡村旅游主导的乡村建设模式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当更多政府介入、资本下乡模式进入乡村建设领域时，最早运用这一模式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乡村已经开始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基于对经济地理学中路径依赖概念的认知，深入研究“明星”乡村石塘村的乡村发展路径（图7），可以看到乡村建设路径从形成到固化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演化过程，新奇事件的产生并非完全偶然，而是自身条件与社会历史环境综合选择的结果，而一旦符合历史规律的新稳态形成，就会出现难以突破的路径依赖。这一不断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模式可以细分为认知锁定、经济锁定和治理锁定三个方面，三者交叉重叠、相互促进、不断强化。
图7 石塘村乡村建设路径发展过程

Fig.7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Shitang

政府介入、资本下乡的乡村旅游发展显然是当前乡村建设活动中“易操作、见效快”的典型模式，多重外部要素集中支持与快速整合，可以帮助乡村在短期内达到面貌巨大改观与居民收入提升，但并不具有广泛代表性与公平性[27]。由于村民、市民、村集体等内部行为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的被动性，这种严重依赖外部要素和投入巨大的发展机制可能是最容易形成路径依赖和多种锁定效应的模式。
如何摆脱路径依赖，探寻一条真正以壮大乡村发展新动能为主旨，符合乡村自身发展规律的振兴之路?本文认为，乡村路径依赖实际是依赖于政府和资本的大量介入和干涉。初衷变质致使相互关联的内、外部系统共同作用、发酵而行为僵化。然而，随着内部要素的持续整合和外部需求的变化，乡村地域系统有可能重新开始新一轮的演化与重构过程[28]。在锁定形成后的新阶段，释放“新奇点3.0”仍会助推乡村出现良性转向。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领域将出现日益复杂的要素交流，未来的“新奇点3.0”很难再表现为单一要素的投入或者单一新技术的出现，路径突破首先必须将乡村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进行整体设计。一方面，政府行为对于推动城乡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要求地方政府更新的乡村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即重视人的价值存在、满足人的实际需求。并通过复合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将乡村产业培育、空间体系优化、乡土文化传承、生态价值保护、社会公共服务网络的完善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基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多元要素耦合视角下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空间重构模式和社会组织治理模式[28-29]。另一方面，乡村建设最为根本的，实际是“自下而上”乡村建设的主动性和主导权的重新确立。若乡村自身没有主动性和主导权，将无法培育自身的可持续能力。在当前中国乡村普遍营建知识水平有限的大格局下，乡村经济可持续能力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地方政府以及全社会各方面的长期关注、培育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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