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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6: 127 - 13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6.014

Spin-off，Cluster Formation，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Industry Cluster in Lankao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 LI Erling , 1, 2 ,
  • WEI Lixia 2
Expand
  • 1.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of Henan Province /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Henan，China
  • 2.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Henan Province/Academician Laboratory for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ata Mining，Zhengzhou 450000，He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8-10-11

  Revised date: 2019-04-23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4

Fold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distinctive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characteristic towns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acts a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pin-offs play a vital role in cluster formation and production of spac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industry cluster in Lankao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and explores how rural industry clusters come into being under the effect of enterprise spin-off and promote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e applying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the ArcGIS. Results show that: 1) Relying on the superiority of local resources, the start-up enterprises open the opportunity window for a traditional rural area to develop a certain specialty industry. They spread the innovative technology through various spin-off paths and generate new enterprises or institutions. They co-exist, compete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form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s. 2) The spatial proximity and functional diversity of spin-offs have spawned the formation of new industrial space and urbanization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The government's involvement has accelerated the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3)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industry cluster in Lankao County has formed under the coaction of master-apprentice spin-off, enterprise fission spin-off, family spin-off, outsourcing spin-off and market spin-off. And then, a music characteristic town has been formed by the space and complete function of the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industry. Under the strategic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rely on local resource potential,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and form characteristic towns depending on the enterprise spin-off mechanism and the cluster self-enhancing mechanism. All these can be regarded as a "cluster mode" for traditional rural areas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spin-off; cluster formation;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industry cluster in Lankao Count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overty alleviation

Cite this article

LI Erling , WEI Lixia . Spin-off，Cluster Formation，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A Case Study of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Industry Cluster in Lankao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6) : 127 -13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6.014

在快速城镇化的今天，全球乡村出现衰败，乡村复兴和乡村空间重构成为国际研究热点[1⇓⇓-4]。国际发展实践和研究表明，农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对乡村新产业空间的形成与空间重构起到巨大作用[5⇓⇓-8]，尤其对于以传统农业为生计来源、长期居住在乡村社区的中国传统农区来说，依托当地农业资源，延长产业链，使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并在产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特色小镇，是传统农区乡村复兴和传统农业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
然而，如何在农区形成集群呢?按照集群的定义，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产业领域内，因共用性、互补性而相互联系的企业和机构在地理上接近而形成的群体[9-10]，即“集群=集聚+网络”[11]，是在某一地域内特定产业形成的新产业空间[5-6]。在以传统农户为主体的传统农区，农户的企业化转变是集群形成最主要的关键一步。各种企业和相关机构的不断产生和空间集聚是集群形成最主要的空间表现形式，企业、农户和机构形成紧密的联系网络是集群形成的必要条件。而大量文献表明初创企业的衍生是新企业产生的主要途径[12⇓-14]。那么我们的研究问题是：传统农区的初创企业是如何产生的?初创企业是如何通过衍生网络产生新企业或机构的?农区产业集群是如何形成的?新产业空间的形成是如何促进乡村空间重构的?
近30年来，国内外文献表明衍生和产业集群已成为国际经济地理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衍生的定义[12⇓⇓-15]、衍生产生的原因[16-17]、集群中的衍生效应[18-19]以及衍生对集群形成和演化的作用[20⇓-22]上。如李永刚通过新企业产生的形式对衍生进行了定义，认为衍生是现有的企业通过孵化、裂变、分拆等形式产生出新企业[12]。但有些衍生对母体企业来说是主动进行的，如胡瑶瑛等、马力等认为衍生是指一个稳定的组织（如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通过某种方式，孕育催生出新企业的现象[13-14]。他们强调的是这些组织（如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主动衍生新企业。而有些衍生对母体企业来说是被动的，如罗杰斯等强调衍生是在母体企业内搞出技术发明的员工，主动脱离母体企业而创建新企业的过程[15]。对母体企业来说这种衍生是被动的，由于员工脱离母体企业时带走了他所掌握的技术、人脉资源，知识等信息，所以这种衍生对母体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还有一些文献强调衍生对集群网络的形成贡献巨大，如李小康等强调衍生的本质是从母体企业分离出新企业，并且新创建的企业与母体企业有密切关系，可以是母体企业的供应商、顾客、服务商或竞争对手[20]。因此衍生机制可加速甚至自动产生产业网络的形成，并催生产业集群的兴起[20⇓⇓⇓-24]和区域空间的重构[7-8]。
然而这些研究均集中在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依托的城市区域[25-26]，对传统乡村社区的关注不够，而从企业衍生视角探讨乡村区域的集群在新产业空间生产和空间重构的研究还不多。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27]，然而将其运用于乡村空间生产的研究还不多见。基于此，本文以河南省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在传统农区的初创企业是如何通过衍生促进新产业集群的形成并加速乡村空间重构的。

1 衍生、集群形成和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分析

空间生产理论的奠基者Lefebvre将空间赋予经济、社会和政治含义[27]，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增长和知识的介入，生产已经从空间中的生产（production in space）转变为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即生产空间本身。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其自身的独特空间，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变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会伴随着新的空间的出现，而每一种新空间的产生不仅是生产关系的结果，还包含再生产关系的重塑。为此，Lefebvre构建了一个包含“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空间”三位一体的空间生产理论框架来说明空间生产的过程。这三种空间生产维度分别对应了企业的本地衍生、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因生产方式变化而带来的新产业空间的生产与乡村空间的重构。

1.1 衍生

罗杰斯等较早提出了衍生的概念[15]，一些经济地理学者将其引入到集群研究中[21]。本文认为衍生是在母体企业中工作过或者受母体企业的影响而从事新产业或创办新企业的过程。
从衍生类型来看，母体企业与衍生子体（企业或农户）存在横向衍生（与衍生子体生产同类产品）、纵向衍生（与衍生子体生产处于同一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互补产品）和旁侧衍生（与子体之间是支撑关系，如服务型机构）等多种衍生类型，衍生出的子体与母体之间相应地形成了竞争关系、上下游供应关系和服务支撑关系。
农区集群中衍生的路径主要包括企业裂变、业务外包、家族衍生、市场衍生等。这些衍生路径是隐性知识从母体企业向衍生企业传播和扩散的重要通道[28]。从成功的母体企业获得知识和技术的衍生企业往往比没有经验的企业表现得更好，更容易存活[29⇓⇓-32]。所以衍生是相关企业不断创建的重要动力[20⇓⇓-23]。长期居住在一起的村民之间无摩擦的新知识传播决定了衍生具有空间邻近性，而衍生类型和衍生路径的差异性决定了衍生具有功能多样性。

1.2 衍生与集群形成

初创企业通过上述不同的衍生路径，在产业链一二三产业各个环节上不断衍生出不同类型和不同功能的企业和机构，扩大了行业的规模，细化了产业分工，也就是说衍生使当地相关产业的企业和机构数量逐渐增多。这些企业和机构（点）在乡村社区空间上自然集聚，彼此之间不仅进行知识和技术交流，而且还在衍生网络的基础上，相互联系，协同创新，进一步发展成为合作网络和创新网络（线）。企业或机构的空间集聚+网络，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基本骨架。而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网络联系更引发了集群的自增强机制[33]。这些企业与机构间的网络创新和共同演化促进了新产业空间——产业集群的形成。而政府的外部推力加速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和产城融合发展。

1.3 衍生、集群形成和乡村空间重构三者间的关系

一个地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户，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在某种机遇的触发下建立初创企业。初创企业的诞生为该地区打开了发展某种新产业的机会窗口[6,34]，从而引发了根植于本地社会关系的衍生机制和集群发展的自增强机制，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政府融合当地特色产业，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和特色小镇，实现产城融合和一二三产联动发展；区别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出了具有本地特色的新产业空间。由此可见，农区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整合区内外的各种资源，推动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建设[35]，加速了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构[36]和村民的就地城镇化，如图1。
图1 衍生、集群和乡村空间重构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框架

Fig.1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pin-off，cluster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2 案例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北依黄河，东临山东，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下辖16个乡镇（街道）、1个产业集聚区，面积1 116 km2，总人口85万人。兰考土壤主要为潮土，由沙土和淤泥掺和而成，且境内除黄河外，没有大型河道，地下水埋藏丰富，适宜泡桐生长。1985年堌阳镇李新庄村创办了兰考县第一个民族乐器加工厂（75号样本），并逐渐辐射到周边村庄及乡镇。截止到2017年5月，兰考县共有民族乐器加工制造和相关配套企业186家，运输队、行业协会等服务型机构近10家，泡桐种植基地4 000多亩，农桐间作46万亩，直接带动当地1.3万多人就业。其中，堌阳镇的乐器企业生产规模最大也最集中，全镇共有相关企业106家，约10%的适龄劳动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乐器生产经营活动。
兰考的民族乐器品种繁多，种类齐全，拥有古筝、古琴、琵琶、二胡、扬琴、柳琴等各类民族乐器100多个花色品种，年产民族乐器近70万件，音板、码子、架子等配件产品约100万套，年产值超过20亿元，全国市场占有率35%以上。兰考的民族乐器不仅畅销全国，还通过北京、上海等展会走向了世界，出口到美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乐器约占兰考乐器总产值的1/10。经过短短30年的发展，兰考逐渐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民族乐器产业集群。

2.2 数据来源

为了解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我们对兰考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实地调查。重点放在了企业相对集中的堌阳镇及其周边乡镇，共获取样本76份，样本数大于集群内企业总数的1/3，且样本还包含了不同规模（即大、中、小型企业，我们界定：大型企业年产值≥500万、中型企业100万≤年产值<500万，小型企业年产值<100万）和不同类型（即成品型、半成品型和配件型企业）的企业，样本企业的基本信息见表1。调查以企业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后期还以电话和微信的形式进行了多次的补充调查。另外，为了解该集群的整体发展情况，我们分别对乐器行业协会会长、堌阳镇镇长和个别村支书进行了深度访谈。
表1 集群内76个样本企业的基本信息

Tab.1 Basic information of 76 sample enterprises in the cluster

企业类型 数量 比重（%） 企业规模 数量 比重（%）
成品型企业 54 71.1 大型企业 13 17.1
半成品型企业 9 11.8 中型企业 37 48.7
配件型企业 13 17.1 小型企业 26 34.2

2.3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37]对该集群内企业间的衍生关系进行探索。在实地调研中，本文根据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的基本情况设计了“您创业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和“谁创业是受您的影响?”两个问题，把得到的问卷结果进行交叉重叠，以确定集群内企业间的衍生关系。对所获取的76份问卷以数字1~76进行编号，并对上海、扬州、台湾等地被受访者提到但没有调查到的企业，以MD-Z、YZ、TW、BJ进行标注。将企业间存在衍生关系的赋值为1，不存在衍生关系的赋值为0，据此构造乐器企业间80×80的衍生关系矩阵。将矩阵导入UCINET中，运行可得到兰考乐器企业间的衍生关系网络，并对网络中部分节点的中心性等进行分析。

3 兰考民族乐器产业集群中的衍生实践

3.1 集群中的总体衍生情况

为探究集群中企业间的衍生关系，将2.3部分构建的衍生关系矩阵导入UCINET，运行结果如图2。
图2 集群内企业间的衍生网络

Fig.2 Spin-off network between enterprises in the cluster

由图2可以看出，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企业间的衍生网络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在企业衍生过程中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是样本43、75和76，三者的度数中心性较高（分别为18、22、14），说明该集群内的企业大多数是由这三者衍生的。75号样本即是兰考县第一个民族乐器企业，且是大型成品型企业，为当地培养了大量的乐器制作技术人才；43、76号样本与75号类似。而19、22、32、47号样本的度数中心性虽明显低于43、75和76号样本，但又高于其他企业，为集群内企业数量的增长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集群内的次级核心企业。此外，上海、扬州、台湾等集群外的企业对兰考县民族乐器企业的衍生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上海，兰考县的民族乐器制作技术来源于上海，且在衍生网络中度数中心性最高的43、75号样本均是由上海的MD-Z衍生而来的。

3.2 衍生类型

按照衍生企业与母体企业之间在主营业务上的区别可将衍生分为横向衍生、纵向衍生和旁侧衍生三类。在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内这三种衍生同时存在，76个样本企业的衍生类型如图3所示。
图3 集群内76个样本企业的衍生类型

Fig.3 Spin-off types of 76 sample enterprises in the cluster

由图3可知，该集群内成品型企业由最初的1家发展到现在的54家，这种同类企业数量的增多绝大多数是横向衍生的产物；而弦厂、琴架厂、音板厂等上下游新型企业的创建则是纵向衍生的结果，且这些纵向衍生出的新型企业又可以横向衍生出同类企业。旁侧衍生的产物一般是包装厂、运输队、事务所等服务型机构，是集群中各类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三类衍生使兰考县民族乐器企业数量增多的同时，企业类型和功能也更加多样；各类企业间相互合作与竞争，实现了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促进了集群的成长。

3.3 衍生路径

按照衍生企业与母体企业的关系，可将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内企业的衍生路径分为大企业裂变衍生、家族衍生、外包衍生和市场衍生。

3.3.1 大企业裂变衍生（企业对员工的衍生）

大企业裂变衍生是指在大企业工作过的员工脱离母体企业并创建新企业的过程。裂变衍生出的新企业一般与母体企业有较密切的竞合关系。在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集群中，43、75号样本均是全能型初创大企业，且都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来实现技术的传承。这种“干中学”的学习方式，有利于师傅将意会性知识和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徒弟，而且徒弟学习到的是某一种或几种乐器的整个生产工艺，这为员工的创业打下了技术基础。观察该集群中的衍生企业可知，裂变衍生的新企业大多是成品型企业，与母体企业处于竞争关系。

3.3.2 家族衍生（企业对农户的衍生）

关系邻近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迅速外溢和扩散，因此亲属关系是产业繁衍的关键渠道[38]。以76号样本为例，当76号样本的企业主创办古琴厂并取得成功后，其所在家族的亲人纷纷向他学习技术并办厂，截止到调研日期，其亲人几乎全部在从事乐器行业，这些亲人办厂后又带动他们所在家族的亲人们创业，使更多传统农户演化成了企业主。基于成功的示范和对亲人的信任，家族衍生的速度一般较快，可使一个产业在短时间内衍生出大量相关企业，从而促使该产业的迅速发展。一般来说，家族衍生出的新企业除同类企业外，还会有半成品或配件等上下游或支撑服务型企业，以避免亲人间的竞争过于激烈。

3.3.3 外包衍生（企业对企业的衍生）

外包是指企业将非核心业务承包给其他独立的企业，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活动[13]。外包可促进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使各企业围绕主产品形成产业链，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规模效益。在兰考民族乐器产业集群发展的早期阶段，从原木到成品都由企业独立完成，随着市场需求量的增大，企业现有规模已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为了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企业把一些低端业务承包出去，从而衍生出了相关企业。例如把“原木→音板”这一环节承包给当地的开锯人，衍生出了音板厂；把乐器的包装袋承包给当地的裁缝，衍生出了琴包琴囊厂；类似的还有琴桌琴架厂、花板厂等。由此可见，外包衍生出的一般是半成品或配件型企业，且在被衍生前已是企业或具有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3.3.4 市场衍生（市场环境衍生出企业或机构）

市场衍生是指当某种产业在一个地区发展起来后形成的对某产品的巨大市场需求超过其规模经济门槛，从而吸引更多的当地潜在创业者建立新企业经营该产品、进入该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兰考已经成长为全国知名的民族乐器产业集群，且兰考的民族乐器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逐渐上升，这就吸引了当地的潜在创业者进入该行业。通过这种方式衍生而来的企业，其企业主一般具有乐理知识或者是销售、管理经验，而产品的生产则通过招聘大量的技术人员来实现。
由76个样本企业被衍生时的路径（表2）可知：裂变、家族、外包等衍生路径对兰考县民族乐器企业数量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次是：裂变衍生>家族衍生>外包衍生>市场衍生；以“师父带徒弟”的技术传承方式为主导的裂变衍生，不仅衍生出的企业总数量是最多的，而且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远高于其他衍生路径，说明裂变衍生出的企业在集群中的表现要好于其他路径衍生出的企业。家族、外包衍生出的企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市场衍生出的企业虽然数量较少，但均是大、中型企业，这主要与企业主的高学历、高素质和市场敏锐度有关。
表2 集群内76个样本企业的衍生路径

Tab.2 Spin-off paths of 76 sample enterprises in the cluster

衍生路径 裂变衍生 家族衍生 外包衍生 市场衍生
总数量 42 22 9 3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数量 10 22 10 1 12 9 0 2 7 1 2 0
比例（%） 23.8 52.4 23.8 4.5 54.5 10.9 0 22.2 77.8 33.3 66.7 0

4 衍生促进兰考民族乐器产业集群的形成与空间重构

4.1 阶段划分依据

根据兰考县民族乐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节点而引起的企业数量的变化（如图4，1985年当地创办第一个民族乐器企业、2000年上海牡丹民族乐器厂入驻兰考、2008年乐器销量激增、2016年兰考县民族乐器工业园区建成投产），本文将该集群的形成过程分为萌芽阶段、产业集聚阶段、产业集群阶段以及空间整合阶段。
图4 集群内样本企业数量随时间增长趋势图

Fig.4 The change of sample enterprises in the cluster from 1985 to 2017

4.2 萌芽阶段（1985—1999年）

兰考县曾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县。由于黄河在境内多次决口改道，当地形成了大面积的沙土盐碱地。50多年前，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了整治三害（风沙、盐碱和内涝）亲手在沙丘上种植了一棵棵泡桐，这些泡桐现已成为兰考县发展新产业的特色优势资源。起初兰考的泡桐板材主要作为木制品加工原料（如装饰条等）或家用风箱销往全国各地。李新庄加工桐木板材的代某发现上海民族乐器厂的人来兰考购买泡桐板材并做成了精美的乐器，才知道兰考泡桐因受特殊的气候、土壤的影响，木质疏松度适中，透气、透音性能强且不易变形，被称为“会呼吸的木材”，是制作古筝、琵琶等乐器音板的最佳材料，于是便萌生了自己做乐器的想法。1985年，他高薪聘请了上海牡丹民族乐器厂的十几位技师，在李新庄创办了兰考县第一家民族乐器厂——堌阳福利乐器厂，后来又与台湾合资创办了开封中原民族乐器有限公司（即75号样本），为兰考培养了一批批技术和管理人才。
资源优势为本地新产业的出现打开了机会窗口，而衍生与企业家精神则催生了新企业或机构的创立。代某从上海请来的能工巧匠，将乐器制作技术引入到兰考，依托当地的泡桐资源，为兰考县发展民族乐器产业打开了机会窗口。初创企业的诞生为本地培养了古筝、古琴、琵琶等专业技师30多名，一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早期技师，完成技术和资金的积累后，开始脱离母体企业创办新企业，1996年当地出现了第一个衍生企业（47号样本），这是该集群内最早的裂变衍生。在萌芽阶段，企业以裂变衍生为主，且衍生企业数量较少，零星地分布在初创企业附近的几个村庄（如图5中的黑点）。衍生企业的产品与初创企业几乎完全一致，彼此竞争。但由于这一阶段乐器产业在兰考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衍生企业的规模均较小，大多以家庭作坊的形式经营，产品的销售也以外出推销为主。
图5 76个样本企业分布图（2016年搬迁前）

Fig.5 Distribution of 76 sample enterprises before 2016

4.3 产业集聚阶段（2000—2007年）

外地相关企业的入驻进一步强化当地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衍生机制持续催生新企业或机构的创立和本地集聚。在兰考泡桐资源优势和当地乐器产业基础的吸引下，2000年上海牡丹民族乐器厂在兰考建设分厂（即43号样本），并派了12位技术精湛的师傅驻厂指导分厂的乐器制作，为兰考培养了80多名本地技师。这些技师学成后单独办厂，又使兰考的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衍生企业的数量出现了缓慢增长，并在早期衍生企业的示范带动下逐渐出现了家族衍生。但此阶段仍然以大企业的裂变衍生为主，以少量的家族衍生为辅，且衍生企业与母体企业的产品基本相同。衍生企业的规模相较萌芽阶段有所增长，出现了少量的雇佣（一般为5~10人），并尝试使用修边机、挖内堂机等简单的工具。空间上，衍生企业的分布（如图5中的三角形）与萌芽阶段基本相同，围绕初创企业加密，形成以徐场专业村为核心的产业集聚，因此衍生的空间邻近效应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阶段，在政府的推动下当地还成立了乐器行业协会（2003年）。

4.4 产业集群形成阶段（2008—2016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古琴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民族乐器的高潮，民族乐器的销量和市场需求也呈指数增长。大量完成技术与资金积累的早期技师或通过干中学完成技能积累的员工脱离母体企业创办新厂，在同一产业链各个环节上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大量零部件（如音板厂、琴弦厂等）新企业通过裂变、家族、外包等方式迅速被衍生出来。特别是随着精准扶贫工作开展，政府对乐器企业大力扶持，为其提供无息贷款，更是激发了兰考人的创业热情。
在这一阶段，各类衍生方式并存，共同促进企业数量的增长。衍生企业的类型和功能也更加多样，企业间竞争合作，协同创新，彼此间的网络联系相较前两个阶段更加密切。同时，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出现了大的转变，如单个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出现了10~200人不等的雇佣；技术创新明显，在生产中普遍使用紧形器、水帘式喷漆房、精密锯等大型设备，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产品的销售由外出推销转变为网上销售和展会订单式销售等。空间上，衍生企业的分布由初创企业所在地逐渐辐射到周边几个乡镇（如图5中的白点）。随着兰考民族乐器在全国知名度的提高，逐渐形成了中州、焦桐、弘音、三好、桐韵等本地品牌。由此可见，市场需求和行业规模的扩大促进了产业的专业化分工，而规模经济、分工经济和彼此间的网络联系则引发了集群的自增强机制，产业集聚+网络形成产业集群。

4.5 空间整合阶段（2017—）

相对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来说，民族乐器产业集群的形成意味着传统农区新产业空间的生成，促进了乡村地域“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全面发展和“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综合提升[36]。2016年底政府出资在堌阳镇建成民族乐器工业园区，更加速了企业和机构在空间上的整合，使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分离。政府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年产值较高、规模较大的企业搬迁到乡镇的工业园区（图6），更大的企业搬迁到县城的产业集聚区，形成县、乡、村三级产业空间等级体系，实现了乡村生产空间的重构。乐器产业集群的形成增加了市场对乐器原材料——泡桐的需求，促使兰考县各乡镇在道路两旁大量种植泡桐，并在郑徐高铁和连霍高速之间开工建设占地6 000多亩的泡桐森林公园，这些不仅塑造了乡村的生态、休闲和旅游景观，而且还减少了环境污染，带来乡村生态空间的重构。此外，堌阳镇还重点打造以徐场民族乐器专业村为核心的音乐小镇，开办音乐学校，结合宫商角徵羽等我国古代文化音符，对其房屋和街道进行改造，不仅古香古色，拥有强烈的民族特色，提升了乡村的文化品位，而且解决了当地居住分散的问题，提高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利用率，实现了乡村生活空间的重构。2017年堌阳镇被评为“河南省特色小镇”。
图6 76个样本企业的产值分布图（2016年后）

Fig.6 Distribution of output value of 76 sample enterprises after 2016

由此可见，兰考县以“率先脱贫，全面小康”为奋斗目标，以民族乐器制造业为依托，通过大力发展泡桐种植、木材加工和休闲观光业，已经形成了优势互补的特色产业体系，延长了产业链，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增加了产品附加值，形成乐器产业的本地市场。现在的兰考桐林绵延，琴坊林立，斫木声声，雅乐阵阵，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区向集旅游、休闲、赏乐、民宿为一体的中华音乐强县的转型，实现了产城融合发展、村民的就地城镇化和乡村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重构。

5 结论和讨论

5.1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
①在传统农区，初创企业可以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打开发展某种特色产业的机会窗口，它们将创新技术通过各种衍生路径就近传播，衍生出新的企业和机构，它们共处一地且彼此竞争又合作，从而形成特色产业集群。
②衍生的空间邻近性和功能多样性，带动当地农户的广泛参与，催生新产业空间的形成和传统农区的就地城镇化，政府的介入加速了乡村空间重构。在政府产城融合的推动下，民族乐器特色工业园区和特色小镇的建设，使企业的分布在空间上更加集聚而有序，实现了乡村的空间整合。
③兰考民族乐器产业集群是在企业裂变衍生（含师徒衍生）、家族衍生、外包衍生和市场衍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企业的衍生加速了当地农户的企业化演变。在隐含性知识丰富的行业，初创企业相当于一个技术培训中心，“师傅带徒弟”的技术传承方式加速了技术传播，提高了技术采纳的有效性，是企业衍生的主要技术来源。兰考民族乐器集群企业的衍生以初创企业的裂变衍生为主；其次是家族衍生、外包衍生和市场衍生。

5.2 讨论

兰考县依托当地特色资源，从泡桐种植，经由木材加工、乐器生产到特色小镇的建设，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和产城融合发展，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背景下，初始的集群种子通过衍生使当地新产业发展壮大，引发乡村产业转型与乡村空间重构，为传统农区提供了一个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集群模式”。兰考县的民族乐器产业在衍生机制和集群自增长机制的作用下，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完备的产业体系，泡桐种植、乐器生产、木材加工成为兰考县经济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并有3 200人因此脱贫致富。2017年3月27日，兰考成为河南省首个脱贫摘帽县，其中“集群模式”功不可没。此外兰考县在国家精准脱贫战略机遇下，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形成了县城的产业集聚区、镇级的工业园区和村级的专业村三级产业空间等级体系，拉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乡村的就地城镇化。这与国外的逆城市化和国内农民向城市流动的城市化不同，就地城市化更是一条适合中国乡村的城镇化道路，尤其能促进中国的乡村振兴和乡村重构。
本研究的贡献是将产业集群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融合，从衍生微观视角挖掘传统农区新产业空间的形成机理，使空间生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属性具体化。建议传统农区依托当地资源优势，抓住发展特色产业的机遇，利用企业衍生机制和集群的自增强机制，生产新产业空间就地城镇化，并建设特色小镇，这可以作为传统农区实现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集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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