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Economic geography >

2021 , Vol. 41 >Issue 1: 74 - 8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1.009

Spatial Identification and Pattern Evolu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Gansu Province

  • LI Wei ,
  • QI Jianwu , ※ ,
  • ZHANG Kai
Expand
  •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Gansu，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4-16

  Revised date: 2020-09-21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Fold

Abstract

Cultural memory is a specific carrier,which can explain historical space and local emot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memory,this study constructs the spatial recognition pattern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ultural memory in Gansu Province and explores its evolution pattern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Gansu Province applying field energy model,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grey correlation model an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ultural memory space system of Gansu Province presents two types of memory representation,eight types of memory field type and four types of memory space structure. 2)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evolu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different periods,it undergoes three processes which are generation,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volution of cultural memory,it shows two dominant types of memory space which are production-life and funtion-representation. From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direction of cultural memory,it has great spatial differences on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ultural memory in Gansu Province,and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cultural memory mainly is in the direction of north-west and gradually moves from southeast to northwest.

Key words： field domain; space; culture memory; collective memory; relic protection unit; cultural heritage; local sentiment; Gansu Province

Cite this article

LI Wei , QI Jianwu , ZHANG Kai . Spatial Identification and Pattern Evolu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Gansu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1) : 74 -8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1.009

文化记忆建构了一种历经时代更迭的时间视域，并以此来展现人类生命力的延续，借以表达人类精神与物质空间交互的机制[1]。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新型城镇化会议中指出“让城市融入自然，让居民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城市、山、水及乡愁从情感归属、区域及身份认同角度来说都是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元素。面对互联网、新兴媒体时代的发展，传统文化空间的人为感知能力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文化空间受到多元要素的冲击而失去原来人类感知记忆中的空间样式，地方感、文化记忆力逐渐降低；在全域旅游发展背景下通过个人、集体记忆对文化遗产映射的情感认同、乡愁回归进行解读成为文化记忆研究的重要关注点。
记忆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记忆女神Mnemosyne神话故事中[3]。Pierre Vernan提出神话中的记忆具有超时空性、天人合一性，这种混沌记忆观为记忆研究提供参照[4]。Simonides最早提出“记忆术”概念，用来提高记忆事件与空间环境相互关联并与具象事物相互对应的回忆的能力[5]。Aristotle延续了史前与古希腊时期记忆的描述，基于灵魂说提出其对记忆的理解[6]，从记忆特性、记忆对象和主体方面解构记忆的形成与作用机制，提出人可以能动地将记忆由潜能向现实转化。此阶段内西方记忆研究均以形而上的视角，并未将记忆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进行研究。1880年代记忆研究的哲学“壁垒”被打破，以冯特心理实验室创立为标志的记忆由早期哲学向心理学研究跨度[7]，是记忆研究历程中的第一次转向。1930年代，Maurice Halbwachs与Aby Warburg引入“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概念，用来指代个体的记忆及社会起源，并从社会机制视角研究宗教、阶级、家庭等社会框架对记忆建构的影响，认为记忆具有社会属性[8-9]。Halbwachs集体记忆理论的形成标志着记忆研究发生第二次转向，奠定了文化记忆理论产生的基础[10]。1980年代记忆研究视角逐渐向文本和语境过渡，在此背景下Jan Assmann夫妇成立“文字交流的考古学”研究小组，研究口传和书写两种文化间的记忆联系，提出用“文化记忆”概念来解释口传和书写的理论内涵[11]。最初将“记忆”概念用来回答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如何形成“历时的身份”问题，把文化看为由社会形态建构起历时身份的记忆，将“文化记忆”定义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保留原始文化本色和促成历时身份的功能，并以历史形态、地方、身体、宗教及文本等为文化记忆媒介，确定文化记忆主体、客体[12]。Assmann文化记忆理论提出加速了记忆研究的第三次转向，标志着西方文化记忆理论初步形成并趋于完善[13-14]。
我国关于文化记忆研究理论起步较晚，21世纪初关于文化记忆研究在国内日益兴起。王霄冰最早通过文化记忆理论阐述汉字在中华文明中的功能，首次将文化记忆理论引入国内研究[15]。随后国内学者开展了一系列文化记忆理论翻译，如黄晓晨译介《文化记忆》等[16]。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内容集中于“景观”[17-18]、“空间”[19]、“认同”[20]、“仪式”等[21]；研究对象为尺度较小的传统博物馆[22]、纪念景观[23]等微观空间；研究方法以传统参与式观察、问卷访谈、文本分析、地理学田野调查为主[24⇓-26]。近年来地理学者将文化记忆研究与影像、自媒体及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如李凡等人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通过GIS和认知地图方法对佛山市历史文化景观的集体记忆进行研究[27]。汪芳等以《记住乡愁》纪录片中的60个典型中国传统村落为实证案例探究了集体记忆三要素的空间发展阶段[28]。文化记忆具有明显的空间属性，地理学对文化记忆空间的研究，标志着记忆研究的第四次转向，即文化记忆空间化。自此关于文化记忆空间研究呈现出两大阵营，即城市记忆空间和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城市记忆研究学者认为城市是记忆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场所，是融合社会形态、民族、宗教等多元交互的特殊场域。如周玮从城市的概念、空间属性对我国当前城市记忆与文化遗产、地方感研究进行系统论述[29]；朱竑等人以黄埔军校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城市记忆中国家认同和集体记忆[30]；乡村文化记忆研究学者认为古村落、传统民居、风俗习惯、宗族信仰等是组成文化记忆的重要元素，是探究文化记忆在微观区域布局的重要依据。如杨美洁通过“地理想象”从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建构了广州骑楼文化场所的符号记忆[31]；吕龙等人通过文化记忆理论定义了乡村文化记忆的内涵，并构建“初创—共享”的空间识别模式对苏州金庭镇乡村文化记忆空间进行研究[32]。
国内外学者关于记忆研究经历了哲学向心理学转向、社会性转向、文化转向和空间化转向，使得文化记忆理论体系逐渐完善。以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为基础的文化记忆理论对于阐释社会形态演变、文学艺术、身份认同等具有重要意义。国外研究更注重于理论构建和定性描述，缺少文化记忆的空间场域研究；国内以地理学定量方法为主的研究逐渐增多，促进了文化记忆的空间转向；但文化记忆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尚未形成，从区域层面对文化记忆的空间识别和储存再现能力的测度未有涉及。本文结合文化记忆理论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人地系统空间解读文化记忆与空间的共生机制，建构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分类体系，并借助场能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基于文保单位数据对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进行识别，对不同文化记忆类型在甘肃省全域范围内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从宏观尺度探究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的区域认同、情感归属；并以文化遗产为主线构筑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格局，使甘肃记忆在历史长河中得以保留和延续，为甘肃省文化遗产空间的保护提供参照和理论借鉴。

1 文化记忆空间概念与类型划分

1.1 概念阐释

“文化空间”概念首次提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为代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专有形态，是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物理空间、场所、地点，在某一时期内特指文化遗址、文化群落、宫殿教堂庙宇等文化建筑[33]。记忆是人体机能反映的一个基本方面，是人脑对过去经验中发生过的事情的再现；从心理学方面看记忆是有机体对自身以及环境形成的历史性认识[34]，这种历史性的认识对于人在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角色感得到加强。扬·阿斯曼指出文化记忆是把集体记忆 ① 作为上位概念[35]，并进一步区分文化记忆，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具有成型性及与之相关场合的仪式典礼性，在表现形式上是附着在一些客观外化物上，文化意义则以某些固定形式被包裹其中。文化记忆空间就实质来说类似于古遗址、古墓葬、纪念碑等客观反映文化记忆的实体工具，通常将这类辅助工具称为“文化记忆场”。地理学视角下的文化记忆认知是基于文化发展、情感认同、人地关系演进等众多物质要素的融合[30]，是区别于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定义的概念。从本质上来说文化记忆是一种具有连续性、多元性、地域性的符号，是物质空间通过记忆媒介对精神空间的客观映射，是依托于物质世界对历史形态、价值、情感的回忆。文化记忆空间化就是将文化记忆的内容、形式、功能与实体空间进行联系的文化演变过程，从而达到地方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的目的。
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探讨不同系统空间下文化记忆的演变过程，从物质空间、精神空间、人地系统空间探究记忆在时间、空间、维度下的映射关系（图1）。结合人地关系论将文化记忆空间的映射内涵具象为“树”形。物质空间所涵盖区域内纪念性景观、居民建筑、古遗址墓葬、河流山川等文化记忆场所，是人地关系中的地域环境，将其看作是树生长的营养元素。介于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是记忆媒介，将其看作树的根。精神空间是基于特定区域内物质空间的情感、文化、信仰、宗教、艺术等价值层面的映射，是人文环境重要的构成要素，将其看作是树的枝干和叶。文化记忆空间的形成是物质—人—精神三大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当人对于物质空间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开始追求基于物质要素的精神需求，当精神需求达到最大化（即临界值），又重新开始促进新的物质需求生成，这一循环过程中以人的记忆为物质基础演变出一种基于文化发展的映射关系——文化记忆，映射范围大小决定文化记忆空间演变趋势及范围。
图1 文化记忆空间内涵解释框架

Fig.1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of cultural memory space

1.2 空间表征与识别

1.2.1 空间表征

扬·阿斯曼提出宫殿、陵墓及遗址等对演绎文化记忆的角色、承接过去历史变化具有重要作用[35]。文物保护单位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文化记忆形成的媒介与物质基础，只有在物质空间中寻找记忆的载体，才能发现记忆在精神空间中的形成规律[36]。不同类型的石窟寺及石刻、古墓葬、古建筑及古遗址等文保单位组成了特色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文化遗产是地方感产生与传递的重要物质来源，是居民地方情感、信仰、价值观念及场所情感的集约空间。地方感对于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形态演变、价值归属、情感认同及民族信仰等群体支持下的社会记忆产生具有重要的表征作用，是社会记忆凸显的主要形式；而社会记忆与集体记忆是记忆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第二次转向，是文化记忆形成的重要基础。由此将文保单位、文化遗产、地方感及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构建为一种与生物学范畴相类似的“共生”机制[37]（图2），共生机制体现在一定时期下的空间单元里，文保单位作为一种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能够真实地包含在区域集体的情感价值、地方依恋等的表征形式中，演化为一种多元的地方感，而地方感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表征，对于文化记忆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图2 文保单位表征下的文化记忆“共生”机制

Fig.2 Symbiosis mechanism of cultural memory under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lic preservation unit

1.2.2 空间识别

文化记忆要素的提取和空间的识别应按照文化记忆的连续性、地域性、多元性特点，结合甘肃省文化演变、历史遗存、地方认同等建构识别原则。文化记忆维度的连续性，即从时间、空间和社会维度识别文化记忆空间，注重记忆场所映射空间的时空连续性；文化记忆场所的地域性，即纪念性景观、遗址遗迹、民居建筑等在文化记忆空间映射中反映出的地域差异性；文化记忆空间的多元性，精神空间—人文环境下的文化、记忆、空间三者随时间维、空间维演变，文化记忆空间形态特征亦发生变化。多元性体现在物质空间形态、功能超越精神空间（失衡状态），物质空间形态、功能与精神空间相互协调、平衡（理想状态），物质空间滞后于精神空间形态、功能（失衡状态）。结合记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通过“回忆—认知”的识别模式解构文化记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物质、回忆、人、认知、精神组成了文化记忆识别的序列，该序列贯穿于历史文化发展演进的主要过程，是记忆储存与再生的主线。回忆过程是以物质空间视角对潜在的文化记忆场所进行重现，这一过程是立足于个体角度的感知，并且是一个具象化的过程；认知过程是基于现有的记忆场所，通过人的情感、历史演变、文本记录、价值认同等加以符号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基于群体角度的感知，并且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

1.3 类型划分

根据黄震方等人对于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划分方法[32]，结合甘肃省历史文化发展现状，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等记忆场所，划分甘肃省文化记忆场及空间类型（表1）。划定纪念性场所、生活性场所、标志性场所和关联性场所、文学文本、史学艺术、宗族信仰、军戎文化8类文化记忆场，并将纪念性、生活性等4类记忆场按照记忆的内涵与特点划分为物质记忆场（硬记忆）类型；将文学文本、史学艺术等4类记忆场划分为精神记忆场（软记忆）类型。并通过记忆场在地理空间内的映射关系，划分生产生活型、功能表征型、社会感知型、精神意识型4类文化记忆空间。物质文化尺度下的文化记忆空间类型直观显示了具有物质性的区域、城市、文化形态和标志性的自然和人文空间；精神文化尺度下的文化记忆空间类型是反映历史文化、民族信仰、价值观念、情感认同、民风民俗等观念形态的重要媒介，是人们传承历史文化、地方认同、社会认同的重要空间。
表1 文化记忆表征、文化记忆场及文化记忆空间类型

Tab.1 Cultural memory representation，cultural memory site and cultural memory space type

表征 记忆场型 记忆场 内涵解读 记忆空间 内涵解读
物质
记忆		 功能场、
实在场		 纪念性场所（RP） 表征纪念性的场地，能够在空间范围内对文化、精神起到引导作用；外在表征形式多以实体建筑、城堡、遗址、庙宇、祠堂等形式存在 生产生活型（PLMS） 承载人类生产生活功能的场所空间
生活性场所（LP） 表征具有生产生活功能的文化场所，能够对于公众生产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作用的地域性场所；外在表征形式多以古村落、古民居等形式存在
象征场、
实在场		 标志性场所（MP） 表征区域地域功能、文化特征的重要场所，且亦可为非实体性的空间场所；外在形式多以民俗、图腾标志、服饰、舞蹈等形式存在 功能表征型
（FCMS）		 体现特定功能和地方特色的自然类或人文类场所空间
功能场 关联性场所（CP） 表征场所功能内容多样，通常与其他记忆场所联系密切，在功能表征上难以界定，是多元、复杂的场所；外在表征多以古墓葬、遗迹等形式存在
精神
记忆		 象征场 文学文本
（TP）		 表征地域文学文化发展的文本作品、叙事资料等，外在表征多以史诗档案、神话传说、书画作品、诗词碑刻等形式存在 社会感知型（SPMS） 反映一定时期和阶段内社会形态变化、关系演进的约束性场所空间
史学艺术（HP） 表征历史演进规律的实体和非实体文化场所，叙述和描绘历史演进方向，政权更迭的文化载体；外在表征以历史事件、古城址演变等形式存在
宗族信仰（NP） 表征地方宗族变化、民族变迁及宗教信仰的文化场所；外在表征以纪念性的节日、祭祀活动、宗祠寺庙、特色节庆等形式存在 精神意志型（SWMS） 体现地方性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间俗话等的精神象征空间
军戎文化
（SP）		 表征历史进程中的重大军事政治活动、历史性战役，以及对国家危亡、区域生存产生重大影响的军事活动场所；外在表征以古长城、军事旧址、纪念馆等形式存在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文化记忆力

Simonides最早提出“记忆术”概念，是最早衡量和提高记忆能力的重要依据[5]。文化记忆力是基于文化遗产价值提出的定量测度文化记忆储存与再现能力的指标。根据吕龙、何思源等人对文化记忆、文化遗产价值的研究[38-39]，从历史发展、文化传承、公众参与、文化保护四个方面选取指标对甘肃省文化记忆力进行测算。定量指标为文保单位等级、历史久远程度、人群到访度、保护资金投入；定性指标为社会认同感、历史传承度、文化影响力、遗迹完整度、精神价值、公众参与保护意愿和公众了解程度（表2）。
表2 文化记忆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ultural memory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 指标释义 权重
文
化
记
忆
力
评
价		 历史发展 文保单位等级 按照文物遗存的发展现状及在特定区域内的历史文化影响力，从重要性程度上划分为六级六类体系，以对文保单位进行差异化保护 0.059
历史久远程度 历史文化遗存的时间价值，最早挖掘或被发现的时间，是历经时间长河冲洗后遗留的历史再现 0.121
文化传承 历史传承度 文保单位在空间范围内其历史传统、精神、文化价值的可传承性，反映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现状 0.098
精神价值 文保单位所反映出的民族情感、地方认同、艺术形式、信仰等，给群体带来的精神利益 0.088
文化影响力 文保单位蕴含的文化价值的高低，反映文保单位对现今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0.089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保护意愿 公众对于文保单位保护的意愿，参与保护的积极性，侧面反映了文化记忆的储存能力 0.086
公众了解程度 公众对文保单位的认知情况，一般说来，广为人知的文保单位说明其文化记忆力高，历史价值的巨大且功能多元 0.087
人群到访度 公众实地到访的空间场所，解释文化记忆的时间性，用热力指数进行测算 0.084
文化保护 遗迹完整度 文物保护单位的完整情况，反映特定场域下文化记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0.087
保护资金投入 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反映文化记忆在物质层面上的重要程度，文化记忆的经济重要性 0.088
研究采用半访谈问卷调查和德尔菲专家打分法对甘肃省省级及以上文保单位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力进行评价，并通过改进灰色关联模型计算各指标权重[40]，降低指标维度和量纲对结果的影响程度。具体公式为：
W p = ∑ j = 1 J A p j × ω j   J = 1,2 , … , 11 ; p = 1,2 , … n
式中： W p为文化记忆力； p表示空间中任一文化记忆场所； A p j表示文化记忆场所 p的第j项指标得分值； ω j表示指标j的权重值。

2.1.2 空间场能模型

“场”的本意是指只要在空间或空间一部分上分布着某种物理量，就构成一个场。地理学中空间场能多应用于城市地理、区域分析等研究。城市地理研究过程中认为空间场能是区域中心城市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外围地区发展而产生的“势能差”的抽象表达[41]。记忆之场是皮埃尔·诺拉提出关于记忆场所的新论述[42]，是定量分析和描述记忆变化的客观载体。记忆场所又可分为实在场、象征场和功能场三大类型。文化记忆空间场强和势能（空间场能）计算公式如下：
E i j p = Z p D i j p f     p = 1,2 , … n
F i j = ∑ p = 1 P E i j p × ω p     p = 1,2 , … n
式中：（i，j）表示空间任一场所的位置； E i j p表示文化记忆场所p的场强； Z p表示记忆场所p的记忆能力，研究中通过文化记忆力计算； D i j p表示记忆场所p与其他场所之间的距离； f为距离摩擦系数，通常取标准值2.0； F i j表示空间任一记忆场所的势能，即空间场能； ω p为记忆场所p为空间中其他场所的作用权重，依据文化记忆力相对大小进行确定。

2.1.3 核密度分析

通过核密度估计（KDE）判别不同文化记忆场所的整体空间分布规律和特征[32]，定量测度空间要素点的分布密度，识别分析不同要素之间的聚集程度和空间区域，核密度估计值越高，表示点要素分布密度越大。核密度估计计算公式如下：
F n x = 1 n h 2 π ∑ i = 1 n k 1 - X - X i 2 + Y - Y i 2 h 2 2
式中： F n x为核密度估计值； h为估计参数值，表示带宽； n为估计区域范围内的点数量； k为核函数； X - X i 2 + Y - Y i 2表示场所点 X i , Y i到 X , Y之间的距离。

2.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甘肃省文物局公布的第一批至第八批《甘肃省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名录》（http://www.gansu.gov.cn/），共计687处。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31处（第一批至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56处（第一批至第八批）。部分史志、古地图资料来源于《甘肃省志》（第二卷）、《甘肃史志》（2010—2019年）、《甘肃通志》（上下册）、《甘肃府县志辑第一册》等。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文保单位）地理坐标确定通过Google Earth软件及甘肃文保单位统计数据库获得。历代甘肃省行政边界矢量数据通过《中国历史地图集》配准矢量化获得[43]。

3 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识别与格局分析

3.1 文化记忆空间识别

从历史发展时期演进、政权更迭、文化传承等角度将甘肃省文化记忆发展过程划分为初创发展阶段、繁荣演变阶段、定型转构和再生重塑阶段，并构建甘肃省文化记忆识别体系（图3）。初创发展阶段包含史前和先秦两大历史时期，该发展阶段为新旧石器时期至春秋战国末期。时期内文保单位集中以古墓葬、古遗址居多，从侧面展示了早期人类活动的痕迹。繁荣演变阶段历经秦、东汉、西汉、北魏、东晋、西晋等朝代，由于政局动荡、军事戎旅、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空前繁盛，出现了以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为表征的记忆场所。定型转构阶段包含隋唐五代、宋元两大时期，文化记忆朝着多元化发展；再生重塑阶段包含明清、近现代两大时期，该时段内文化遗存多以明清古典园林建筑遗迹及部分工业、红色遗址、军事遗址为主要形式，文化记忆呈现出格局重塑特点。
图3 基于文保单位数据的甘肃省文化记忆识别体系

Fig.3 Cultural memory recognition system of Gansu Province based on the data of relic protection unit

3.2 分时期下的文化记忆空间格局

按照历史文化进程特点以及行政区划地图获取便利性将历史时期按照时间先后划分为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36]，对于历史演化过程中较短的朝代，按照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重要性且相邻近时期划分。通过ArcGIS10.2数据管理及空间分析模块，计算不同记忆场所到时期内行政中心点之间的距离，并通过场能模型计算出不同记忆场所的场能，结合核密度分析探究不同历史时期下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的演变趋势和发展阶段。

3.2.1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包括旧石器时代至公元前221年间的历史形态，具体包括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由于先秦时期甘肃未确定具体的行政边界，故采用现今行政区划数据进行分析（图4），发现在该历史时期内，文化记忆场所共221处，其中生产生活型（PLMS）记忆场所共209处，占比94.57%；功能表征型（FCMS）记忆场所共21处，占比9.50%，可知先秦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类型以生产生活型记忆空间为主，空间集中分布在天水郡、陇西郡、南安郡、安定郡、新平郡等区域，广泛分布于今甘肃陇中黄土高原区及陇南山地区。文化记忆空间整体呈现出集聚组团式演变的空间特征，形成团块状且以天水郡—陇西郡—安定郡为发展极核东西向演变，局部空间表现出以古遗址类文化遗存为主要类型，牛门洞遗址、寺洼遗址、边家林遗址、马家窑遗址、然闹遗址、缸缸洼遗址、火石梁遗址、大地湾遗址等为先秦时期文化记忆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要素，围绕齐家文化、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等文化内生力量，形成特有的先秦时期文化记忆空间格局。
图4 先秦、秦汉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分布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Gansu Province during the pre-Q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3.2.2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包括B.C.221—A.D.220年的历史阶段，秦汉时期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而且是中国文化整合发展的关键期。以西汉时期甘肃省行政区划为依据，探究秦汉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分布（图4），发现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上呈现东西差异，文化记忆重心格局逐渐向今河西走廊地区迁移。秦汉时期文化记忆场所共93处，其中功能表征型（FCMS）记忆场所共92处，占比98.92%；精神意志型（SWMS）记忆场所共86处，占比92.47%；社会感知型（SPMS）记忆场所共50处，占比53.76%；秦汉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形成以功能表征型+精神意志型为重要发展类型的空间格局。从局部来看，秦朝时期形成以陇西郡—北地郡为发展极核的空间趋势，且集中以秦长城以东部分为主要集聚区域。汉朝时期军事实力增加使得疆域向西拓展，卫青北击匈虏置朔方郡、五原郡，霍去病出陇西击灭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设武威郡、酒泉郡，后设张掖郡、敦煌郡，张骞出使西域首次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使得汉朝文化记忆空间重心逐渐向西北迁移，甘肃的功能型定位越加明显，形成了众多的功能表征型和精神意志型记忆空间。军事力量的发展对于文化记忆空间演变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汉朝时期由于佛教、道教等宗教艺术、纺织业及造纸技艺、商业农业空前繁盛，使得秦汉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

3.2.3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进程演变过程中最为动荡的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包括公元220—589年历史阶段。以西晋时期甘肃省行政区划数据为基础，分析魏晋南北朝动荡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图5）。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甘肃省文化记忆发展的繁荣演变时期，文化记忆类型呈现多元化发展，由早期的古遗址类等生产生活型逐渐向石窟寺及石刻、古墓葬类等精神意志型文化记忆空间转换。文化记忆场所共35处，其中社会感知型（SPMS）和精神意志型（SWMS）均为28处，占比80%，功能表征型（FCMS）文化记忆场所共7处，占比20%。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记忆空间逐渐向社会感知型+精神意志型文化记忆空间转变，空间上形成分散且多核心发展的空间结构。时期内石窟寺及石刻类记忆场所共21处，占比60%，产生甘肃省重要的石窟代表如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南北石窟寺、马蹄寺石窟群、榆林窟等，并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趋势，由于佛教、道教等宗教艺术、魏晋文学艺术及传统手工业、纺织业的不断发展和演变，文化记忆格局逐渐形成由西北向东南演变趋势，推动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发生较大尺度的转移。
图5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分布

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Gansu Province in the Wei，Jin，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Sui and Tang Dynasties

3.2.4 隋唐时期

该时期历经公元589—907年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以隋朝行政区划为依据分析隋唐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演变特征（图5），文化记忆场所共21处，其中精神意志型（SWMS）文化记忆场所共18处，占比85.71%，社会感知型（SPMS）文化记忆场所共10处，占比47.62%，可知隋唐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集中以精神意志型文化记忆为主要类型，以生产生活型和社会感知型为内容，形成由西北向东南逐级演进的空间变化趋势，局部呈现北地郡—安定郡—天水郡为主要发展轴线，记忆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靠近长安、洛阳等国家级行政中心区。隋唐时期文化政策空前开放，甘肃成为佛学艺术的传播中心，同时丝绸之路的发展推动了甘肃省文化记忆的繁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诗、词、散文、绘画、书法、雕塑等文化记忆元素在推动形成了文化浓厚的记忆场所。由于自然灾害、保护力度不够等原因，使得隋唐时期文化记忆遗存流失严重，对于还原隋唐时期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记忆风貌产生不利影响。

3.2.5 宋元时期

包括公元960—1368年历史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时期，亦是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格局定型转构的重要时期。以元代甘肃行政区划为依据，分析宋元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格局演变趋势（图6）。宋元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场所共58处，其中生产生活型（PLMS）记忆场所共43处，占比74.14%，功能表征型（FCMS）记忆场所共36处，占比60.34%，宋元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类型以生产生活型+功能表征型为主；时期内石窟寺及石刻共9处，占比15.52%；古建筑17处，占比29.31%；古遗址23处，占比39.66%；以古建筑类和古遗址类文化记忆场所对于历史时期内居民生产、生活，乡土民居等记忆反映具有重要作用，体现宋元时期早期建筑、工艺、工业发展、陶瓷制造业等繁荣风貌。玉泉观、汪氏家族墓地、白塔寺遗址、兴国寺、白塔山建筑群、崆峒山古建筑群、肖金塔等反映宋元时期宗教文化发展、生产功能转换、民间信仰传说、建筑技艺风格，集中分布在金州、定西州、巩昌路、徽州、秦州、平凉府、镇原州、庆阳府等区域。
图6 宋元、明清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分布

Fig.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Gansu Province in Song，Yuan，Ming and Qing Dynasties

3.2.6 明清时期（含近现代）

包括公元1368—1912年的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两个封建王朝，其社会形态经历了由强盛到衰败的阶段，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甘肃省文化记忆发展的重构与再生时期。将明清与近现代历史时期划分为同一个社会阶段，以清代行政区划数据为依据分析明清时期、近现代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演变格局（图6）。明清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场所共162处，其中功能表征型（FCMS）共152处，占比93.83%；生产生活型（PLMS）共115处，占比70.99%；明清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类型以功能表征型和生产生活型为主，集中以古建筑、古遗址和石窟寺及石刻为文化记忆场所主要类型，以拉卜楞寺、兰州黄河铁桥、金天观、酒泉鼓楼、兰州府城隍庙、后街清真寺、兴隆山古建筑群、青城古民居、五泉山古建筑群等为发展中心，形成文化记忆空间多中心、多轴带规模式发展的空间结构。近现代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场所共52处，其中社会感知型（SPMS）与功能表征型（FCMS）文化记忆场所均为46处，占比88.46%，文化记忆场所类型多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集中分布，在现代军戎文化、长征文化、红色文化等特色文化影响下，时期内文化记忆形式和内涵更加多元，赋予了时代价值和生命力，如瑞安堡、临夏东公馆与蝴蝶楼、玉门油田老一井、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旧址、会宁红军会师旧址、南梁陕甘边区革命政府旧址等。明清时期和近现代时期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类型主要以功能表征型为主，集中分布于陇中黄土高原区、甘南高原、河西走廊荒漠绿洲区。
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演变阶段，即由先秦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记忆产生阶段和由隋唐时期到明清时期的转型阶段，通过两次文化记忆演变使得甘肃省文化记忆时空格局初步形成，呈现较为稳固的记忆发展曲线（图7）。不同历史时期下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主导类型为生产生活型（PLMS）+精神意志型（SWMS），功能表征型（FCMS）为重要的空间转型形态，对甘肃省文化记忆的承接与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影响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变化的主要因素有国家政权、生产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政策、军事战争等。
图7 不同时期下甘肃省文化记忆发展曲线

Fig.7 Development curve of cultural memory in Gansu at different periods

3.3 分类型下的文化记忆空间格局

从功能场、实在场、象征场三大记忆场型对甘肃省文化遗存现状下的文化记忆场所进行分类，划分8类记忆场和4类记忆空间，探究甘肃省不同类型文化记忆空间分布格局（图8）。从宏观尺度将生产生活型、功能表征型、社会感知型等空间划分为物质记忆空间和精神记忆空间。从甘肃省全局尺度来看物质记忆场所（PLMS、FCMS）分别为388、363处，占比56.48%、52.84%，是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发展的主要类型，形成“生产生活+功能表征”为主导的甘肃文化记忆类型。生产生活型文化记忆空间集中以古建筑、古遗址等为物质载体。物质记忆空间从地理分区来看主要集中于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区，陇南山地区，甘南高原山地区；从文明产生的源地来看多分布在黄河以东区域，集中于黄河流域、渭河流域、洮河流域、泾河流域分布。精神记忆场所（SPMS、SWMS）均为166处，占比24.16%，精神记忆空间占比48.33%，相较于生产生活型、功能表征型差率分别为8.15%、4.51%。精神记忆场所数量相较于物质记忆场所减少，功能场和实在场是甘肃省文化记忆发展的重要场型。精神记忆空间集中以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墓葬等为物质载体，从空间结构来看呈现多极、多区、分散发展的特征，且多分布于陇东、陇中黄土高原区、河西走廊绿洲区；从流域来看主要集中分布在黑河、石羊河、渭河及泾河流域。
图8 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多类型分布

Fig.8 Multi-type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memory space in Gansu Province

从文化记忆空间分布方向可知，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变化的主导方向依托狭长的地形呈现由东南向西北分两个不同阶段进行演化的趋势。不同类型文化记忆空间的标准差椭圆扁率介于2.7033~3.9680，生产生活型记忆空间扁率为2.7033，即空间分布相对集中；精神意志型记忆空间扁率为3.9680，即空间分布分散。物质记忆空间分布集聚，相对差异较大，而精神记忆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分散，相对差异较小，空间结构稳定，但人们对于文化记忆场所精神价值的认知在空间上体现出分散特征，记忆力不强。不同类型的文化记忆空间分布方向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标准差椭圆方向角度介于北偏西115°~122°之间，表明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演进主导方向为西北—东南向。
从文化记忆空间的集聚分布来看，物质记忆空间和精神记忆空间在集聚程度和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物质记忆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空间呈现多极核+多组团式的空间发展结构；精神记忆空间分布分散，空间差异较小且形成相对稳定的空间发展结构，呈现多中心均衡发展的特征。结合探索性空间统计分析探究不同类型下的文化记忆空间在全局上Moran's I值（表3），验证文化记忆空间集聚分布的合理性和内在规律。当显著性水平给定，Moran's I>0，则表示文化记忆高值区或低值区在空间上相近；Moran's I<0，则表示文化记忆在空间上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对计算出的Moran's I的正态统计量Z值和显著性水平进行检验，检验出的Z值与0.05置信水平下的临界Z值（1.96）、检验概率p（0.01）进行比较[44]。所有类型的文化记忆空间Moran's I均大于0，表明文化记忆空间在全局呈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且不同文化记忆类型空间差异较小；在显著性检验中只有生产生活型记忆空间正态统计量Z值>1.96，表明生产生活型文化记忆空间分布呈显著的、正的空间自相关特征，即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
表3 甘肃省文化记忆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及显著性检验

Tab.3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aliency test of cultural memory in Gansu Province

空间类型 Moran's I E[I] mean sd p-value Z-value
功能表征型（FCMS） 0.0480 -0.0028 -0.0025 0.0304 0.0530 1.6578
生产生活型（PLMS） 0.1029 -0.0026 -0.0021 0.0295 0.0020 3.5635
社会感知型（SPMS） 0.0199 -0.0061 -0.0072 0.0476 0.2890 0.5684
精神意志型（SWMS） 0.0420 -0.0060 -0.0057 0.0447 0.1360 1.0664

4 结论

通过文化记忆理论体系从物质、精神、人地三大系统分析记忆的形成与发展机制，并以人的记忆产生过程为依据提出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识别过程为“回忆—认知”，并以“物质—回忆—精神—认知”为识别主线对甘肃省文化记忆要素进行提取；归纳总结出甘肃省文化记忆体系为“记忆要素—记忆场—记忆空间”，提出2类记忆表征、8类记忆场型、4类记忆空间结构，划分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类型为生产生活型、功能表征型、社会感知型和精神意志型。
从不同时期文化记忆空间格局演变趋势来看，文化记忆演进历程可分为初创、发展、繁荣、转变、定型与再生等阶段，先秦时期是甘肃省文化记忆产生的重要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化记忆发生演变更替的重要节点，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在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演变阶段，即由先秦时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记忆产生阶段和由隋唐时期到明清时期的转型阶段；同时发现行政区划变革、民族多元融合、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是影响文化记忆演变的重要因素。
从不同类型文化记忆演变特征来看，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类型以“生产生活+功能表征型”物质记忆空间为主导；精神记忆场所数量相较于物质记忆场所减少，功能场和实在场是甘肃省文化记忆发展的重要场型。文化记忆空间演变与流域、地貌、人口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以物质文化遗存为载体的精神价值、记忆逐渐面临丧失风险。
从文化记忆空间分布和演变格局来看，甘肃省物质记忆空间和精神记忆空间在集聚程度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物质记忆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空间呈现多极核与多组团式的空间结构；精神记忆空间分布分散，空间差异较小且形成相对稳定的空间发展结构，呈现多中心发展。甘肃省文化记忆空间变化的主导方向介于北偏西115°~122°，由东南向西北分两个不同阶段进行演化。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Assmann J. Religion and Cultural Memory[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2017-10-27.

[3]
Rousso H. Syndrome V.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皮埃尔·维尔南. 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M]. 黄艳红,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5]
Derick F, Dreher W. The art historian as Simonides:the importance of antique memory in the art library,from Warburg to the present[J]. Memory & Oblivion, 1999(10):57-62.

[6]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M]. 苗力田,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7]
Wundt W. Ueber das Verhalten der Nerven in entzündeten und degenerirten Organen[J]. Archiv für Pathologische Anatomie und Physiologie und für Klinische Medicin, 1856, 10(3):404-407.

[8]
莫里斯·哈布拓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9]
Warburg A. Aby Warburg and Franz Boas:two letters from the Warburg archive: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ranz Boas and Aby Warburg (1924-1925)[J]. Anthropology and Aestheti, 2007, 52:221-230.

[10]
保罗·康纳顿. 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11]
扬·阿斯曼, 陈国战. 什么是文化记忆[J]. 国外理论动态, 2016(6):21.

[12]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3]
Withers C W J. Landscape,memory,history:gloomy memories and the 19th century Scottish Highlands[J]. Scottish Geo-graphical Journal, 2005, 121(1):30-41.

[14]
MacCannell D. The tourist: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15]
王霄冰. 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2):237-244.

[16]
黄晓晨. 文化记忆[J]. 国外理论动态, 2006(6):11.

[17]
孔翔, 卓方勇. 文化景观对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影响——以徽州呈坎古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17, 37(1):110-117.

DOI

[18]
王云才, 韩丽莹. 基于景观孤岛化分析的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保护模式——以江苏苏州市甪直镇为例[J]. 地理研究, 2014, 33(1):143-156.

DOI

[19]
李星明, 朱媛媛, 胡娟, 等. 旅游地文化空间及其演化机理[J]. 经济地理, 2015, 35(5):174-179.

[20]
路幸福, 陆林. 基于旅游者凝视的后发型旅游地文化认同与文化再现[J]. 人文地理, 2014, 29(6):117-124.

[21]
周文. 传统节日:文化、仪式与电视传播[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0(5):84-89.

[22]
文彤, 刘璐. 博物馆文化展演与城市记忆活化传承——基于旅游留言档案的文本分析[J]. 热带地理, 2019, 39(2):267-277.

[23]
黄维, 梁璐, 李凡. 文本、冲突与展演视角下的西方记忆地理研究评述[J]. 人文地理, 2016, 31(4):17-25.

[24]
李娇. 城市记忆的内涵及建构路径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9.

[25]
谢欣然. 城市空间演变与文化记忆的互构关系[J]. 人文杂志, 2018(6):79-85.

[26]
蓝江. 从记忆之场到仪式——现代装置之下文化记忆的可能性[J]. 国外理论动态, 2017(12):78-86.

[27]
李凡, 朱竑, 黄维. 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J]. 人文地理, 2010, 25(4):60-66.

[28]
汪芳, 孙瑞敏. 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研究——对纪录片《记住乡愁》进行内容分析为例[J]. 地理研究, 2015, 34(12):2368-2380.

DOI

[29]
周玮, 朱云峰. 近20年城市记忆研究综述[J]. 城市问题, 2015(3):2-10.

[30]
李彦辉, 朱竑. 地方传奇、集体记忆与国家认同——以黄埔军校旧址及其参观者为中心的研究[J]. 人文地理, 2013, 28(6):17-21.

[31]
杨美洁. 基于地理想象的广州市骑楼文化记忆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6.

[32]
吕龙, 黄震方, 陈晓艳.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格局及影响因素——以苏州金庭镇为例[J]. 地理研究, 2018, 37(6):1142-1158.

DOI

[33]
乌丙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文化圈理论的应用[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1):102-106.

[34]
朱蓉, 吴尧. 城市·记忆·形态:心理学与社会学视维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3.

[35]
扬·阿斯曼.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潘璐,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6]
胡娟, 朱琳, 唐昭沛, 等. 武汉市文化遗产的社会记忆演化特征——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J]. 经济地理, 2019, 39(7):225-232.

[37]
徐一超. 论文化记忆—文化想象的“共生环”——基于南京民歌、“新民歌”的研究[J]. 文化研究, 2013(5):308-326.

[38]
吕龙, 吴悠, 黄睿, 等. “主客”对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感知维度及影响效应——以苏州金庭镇为例[J]. 人文地理, 2019, 34(5):69-77,84.

[39]
何思源, 闵庆文, 李禾尧, 等.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体系构建及评估(Ⅰ):价值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研究[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中英文), 2020, 28(9):1 314-1 329.

[40]
王新民, 漆建武, 李晓鸿, 等. 基于改进灰色关联模型的天水市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8, 34(2):188-193.

[41]
赵彪, 庄汝龙, 王世晨. 基于空间场能的江苏省行政区划变迁与优化策略[J]. 经济地理, 2016, 36(6):8-17.

[42]
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 黄艳红,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43]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44]
李丁, 冶小梅, 汪胜兰, 等. 基于ESDA-GIS的县域经济空间差异演化及驱动力分析——以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3, 33(5):31-36,23.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