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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1: 147 - 15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1.017

Rural Multi-Function Evaluatio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Liaoning Province

  • XU Kai , 1 ,
  • FANG Yangang , 2, 3, 4,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Qufu Normal University，Rizhao 276826，Shandong，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Jilin，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Geographical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in Changbai Mountains，Ministry of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Jilin，China
  • 4.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China Research，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Jilin，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3-18

  Revised date: 2020-09-2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Fold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rural multifunctionality,this paper constructs a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ural functions,and calculates the index weight and the function score of each year by using the improved entropy method. Then,the paper ident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function evolution through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coefficient model. Finally,it uses 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function evolu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Rural functions have significant spatial autocorrelation,which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 spatial agglomeration feature and shows a weakening trend. The main grain-producing areas have expanded and moved westward continuously. The func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ife security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using from the central region to the periphery. The high-level area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functions have concentrated in the Changbai Mountains and the western mountainous areas in Liaoning Province. Rural functions show an increasing trend with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som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some areas. Rural function evolution is the interaction of core system factors and peripheral system factors. Grain production function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natural endowment,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crop structure. The func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ife securi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opulation,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globalizatio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func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natural endowment.

Key words： rural multi-function; social nee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grain productio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XU Kai , FANG Yangang . Rural Multi-Function Evaluatio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Liaoning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1) : 147 -15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1.017

在中国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体的现代化进程中，特别是中国经济进入到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乡村发展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在这一转型期，不同地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基础、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的差异，其主导优势功能存在较大的不同[1]，使乡村发展呈现多样化、区域化的特点[2]。2004年以来，国家对乡村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提出了一系列的乡村发展战略，如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等，乡村的多功能性价值日趋凸显，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抓手[3]。具体来看，在中共中央公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明确提出要发挥乡村的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在此背景下，乡村多功能研究已然成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针对这一课题，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乡村多功能性内涵和意义的理论解析[4-5]，进而就乡村多功能性演进特征、功能关系等开展了典型案例研究[6-7]，并提出了“全球化乡村”的概念[8]。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逐步增多。从理论研究方面来看，国内学者分析了多功能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意义和发展思路[9]，阐述了乡村多功能性的理论内涵[10]，探究了功能视角下中国乡村发展的多元目标[11]，研究逐步深入。从实证研究方面来看，虽然相对比较系统，在研究内容、研究尺度和研究视角上日益丰富，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在研究内容上，采用数理方法结合ArcGIS对农业、土地、乡村等诸多主体的多功能性进行评价[12⇓-14]，而对典型区域的演变研究较少；在研究尺度上，以县域尺度为主[1,15]，镇域、村域尺度较少，县域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着力点[16]；在研究视角上，学者们多偏重乡村的某种功能[17-18]，而基于社会多元化需求的多功能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以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老工业基地辽宁省为例，在区县尺度上，基于社会多元化需求，界定乡村多功能性，构建乡村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探究2000—2015年辽宁乡村多功能演变的规律性和独特性，定量识别内核系统因素和外缘系统因素对乡村功能的影响程度，辨识主要驱动因素，拓展乡村多功能研究视角，为辽宁省各区县未来乡村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提供科学依据，优化辽宁乡村多功能空间配置及管理模式，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以期促进辽宁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并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进而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1 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1.1 基本思路

二战结束后，西欧采取了生产主义的发展范式来缓和粮食供给危机，注重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但也逐步产生了粮食供给过剩、财政负担过重、农业生态环境恶化、乡村人口外流与公共服务稀疏化等问题，使生产主义发展范式受到质疑和批评，催生了后生产主义思潮的兴起[19]。但是，由于后生产主义难以解释和指导复杂的乡村发展模式，于是兼顾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的多功能理论应运而生，帮助我们理解乡村发展的多样性、非线性和空间异质性[20-21]。多功能理论认为：多功能性是乡村的一个整体属性，并不限于农业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乡村的功能呈现动态的变化，朝向复杂的多功能性发展，但是这种变化具有可逆性；通过自然过程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可以塑造生态系统的功能；乡村在走向多功能的过程中，涉及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功能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也涉及到不同的行为主体[22]。多功能性是乡村发展的核心动力，侧重生态和经济的可持续性，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6]。具体来看，乡村不仅可以提供食物、纤维、原料等商品产出，也是乡村居民重要的居住生活空间，还可以提供环境效益、舒适景观、文化承载等非商品产出，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
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角度来看，乡村作为一个地域空间系统，是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具有多功能性的特点。乡村功能是特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是乡村根据自身的属性及其与城市的互动，所获得的在城乡关系中稳定存在的功能[23]。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乡村的多元化需求是不同的，这需要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规划相结合，综合考虑社会、文化与政治背景，从而确定乡村的发展定位[24]。具体来看，在某一时期，不同乡村功能的作用强度也会存在一定差异，这与该时期社会多元化需求相联系，表现出某些功能处于主导地位，其他功能处于从属地位。可见，乡村功能定位的关键在于是否与当前的社会多元化需求相吻合[25]。根据辽宁在全国的地位、职能和区域特征，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地区的战略定位 ① ，辽宁乡村的社会多元化需求主要划分为粮食安全需求、地方发展需求、基本生存需求和生态保育需求，根据对应关系乡村功能依次为粮食生产功能、经济发展功能、生活保障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4个维度（图1）。从图1的逻辑关系来看，乡村多功能性受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区位条件和人口素质等内核系统的约束，粮食安全需求、地方发展需求、基本生存需求和生态保育需求等社会多元化需求的驱动，以及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等外缘系统的刺激，在内外影响的综合作用下，对社会多元化需求做出响应。
图1 乡村多功能性界定的逻辑关系

Fig.1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rural multi-function definition

1.2 指标体系构建

粮食生产功能是指乡村在粮食生产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能力。作为商品粮生产基地，辽宁乡村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单独测度该项功能来辨识不同地区乡村的粮食生产能力。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26-27]的基础上，本研究选取垦殖指数、人均粮食产量、粮食单产、粮食商品率表征粮食生产能力。
经济发展功能是指乡村提供多种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而不仅仅是农产品，反映乡村整体的经济发展能力。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够有效地支撑乡村发展[28]，较高的非农经济活力有助于吸纳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行业，从而带动农民增收。通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29]，本研究选取经济密度、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人均农林牧渔产值表征经济发展能力。
生活保障功能是指满足乡村居民生存需求的能力，有助于维持乡村社会的稳定。通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30-31]，本研究选取乡村人口密度表征乡村提供居住服务设施的能力，选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表征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选取乡村从业人员占比表征乡村人口中劳动力的就业能力，选取医疗保障水平表征乡村居民可以享受到的医疗资源水平。
生态保育功能是指乡村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并且维持生态系统稳定的能力。生态系统具有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废物处理、休闲娱乐等多种服务价值[32]。生态服务价值总量根据谢高地等人的核算标准进行修正，利用土地利用类型分类核算[33]。通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15,24]，本研究选取地均生态服务价值、NDVI均值、地均化肥施用量表征生态保育能力。

1.3 改进熵值法

由于辽宁区县指标数据间存在较大差异，为缩小不同地区的差异，本研究首先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对数变换[34]，然后采用极值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改进熵值法，增加了时间变量，使结果更具合理性[35]。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X θ i j ' = l n X θ i j l n X j m a x
X θ i j ' = l n X j m i n l n X θ i j
式中： X θ i j为指标原始数据，表示在第θ年区县i的第j项指标数据值； X θ i j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值； X j m a x和 X j m i n分别表示第j项指标数据值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正向指标标准化公式为（1），负向指标标准化公式为（2）。通过公式（3）确定各指标值的比重。
Y θ i j = X θ i j ' ∑ θ = 1 r ∑ i = 1 n X θ i j '
式中：r表示年份数量，本研究中r为4；i表示区县，共有n个区县，本研究n为77； Y θ i j表示第θ年区县i的第j项指标数据值的比重。通过公式（4）计算指标信息熵。
e j = - k ∑ θ = 1 r ∑ i = 1 n Y θ i j l n Y θ i j   , k = 1 l n ( r n )
式中： e j为指标信息熵；k为参数。通过公式（5）确定指标客观权重。
g j = 1 - e j   , w j = g j ∑ j = 1 m g j
式中：g为信息熵冗余度； w j为指标j的客观权重；m为指标的数量。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根据专家打分计算指标的主观权重 w j '，具体步骤见参考文献[36]。最后，根据公式（6）计算乡村功能得分。
D θ i = ∑ j = 1 m w j + w j ' 2 w θ i j '
式中： D θ i表示第θ年的乡村功能D在i区县的得分。
表1 乡村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functions

目标层 具体指标 方向 计算方法及指标解释 权重
粮食生产功能 垦殖指数 + 耕地面积/区域面积（%） 0.316
人均粮食产量 + 粮食产量/农业户籍人口（kg/人） 0.317
粮食单产 + 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kg/hm2） 0.063
粮食商品率 + （粮食产量-0.4×农业户籍人口）/粮食产量（%） 0.304
经济发展功能 经济密度 + GDP/区域面积（万元/km2），反映经济实力 0.560
产业结构 + 二三产业产值/GDP（%），反映产业非农化程度 0.130
就业结构 + 乡村非农就业人员数/乡村从业人员数（%） 0.203
人均农林牧渔产值 + 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林牧渔从业人员数（元/人） 0.107
生活保障功能 乡村人口密度 + 乡村人口/乡村面积（人/km2） 0.26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 反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元） 0.257
乡村从业人员占比 + 乡村从业人员数/乡村人口（%） 0.085
医疗保障水平 +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乡村人口（张/万人） 0.391
生态保育功能 地均生态服务价值 + 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区域面积（元/hm2） 0.414
NDVI均值 + MODIS NDVI数据，反映植被覆盖状况 0.448
地均化肥施用量 - 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kg/hm2） 0.137

注：乡村面积=区域面积-城镇用地面积。

1.4 乡村功能演变特征诊断模型

1.4.1 全局空间自相关

本研究采用全局Moran's I测度各类乡村功能在相邻区县间的空间自相关性程度，进而确定其在省域层面上的总体空间特征[23]。计算公式略。

1.4.2 纵向比较系数模型

构建各区县乡村功能得分的纵向比较系数模型，通过基期和末期乡村功能得分的变化来诊断各区县乡村功能演变特征。各功能中英文名称和简称如下：粮食生产功能（Grain Production Function，GPF），经济发展功能（Economic Development Function，EDF），生活保障功能（Life Security Function，LSF），生态保育功能（Ecological Conservation Function，ECF）。以各区县的粮食生产功能（GPF）为例来说明乡村功能演变特征，具体模型如下：
V G P F i = G P F i q / G P F i p
式中： V G P F i表示i区县粮食生产功能的纵向比较系数； G P F i p和 G P F i q分别表示基期和末期的粮食生产功能得分。 V G P F i>1表示区县i的粮食生产功能在一定时期内得到提升，反之则表示减弱。经济发展功能、生活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的纵向比较系数的计算方法同上，分别表示为VEDF、VLSF、VECF。

1.5 数据来源

乡村面积和生态服务价值计算中用到的土地利用类型，提取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相应年份的土地利用数据（http://www.resdc.cn/）。由于MODIS NDVI能够明显区分农作物、郁闭灌木林和草地与其他植被的不同，能更好地反映地面植被的多样性和植被覆盖的变化[37]，故本研究采用的是MODIS NDVI数据。MODIS NDVI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http://www.gscloud.cn/）。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辽宁统计年鉴》和《辽宁统计调查年鉴》，以及部分地级市统计年鉴、区县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补充缺失人口数据。此外，部分化肥施用量缺失数据根据区县与所在地级市化肥施用量的关系进行估算。行政区划矢量数据采用的是2015年行政区划（http://www.lnditu.gov.cn/TypicalApplications/SurveyingDatum/），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去除了基本不拥有农业的23个核心市区 ② 。由于2015年之后，辽宁省级年鉴中各区县系统的统计数据缺失较多，2017年不再统计农业区县的基本情况，为保证社会经济数据与MODIS NDVI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相一致，故本研究截止到2015年。

2 乡村多功能时空格局演变及其特征

2.1 乡村多功能总体演变特征

本研究运用GeoDa软件计算乡村多功能的全局Moran's I，结果见表2。总体来看，乡村多功能全局Moran's I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各功能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4个时间截面乡村多功能的全局Moran's I来看，均呈现生态保育功能>粮食生产功能>经济发展功能>生活保障功能的特征，表明各功能的空间集聚特征存在差异，不同年份的这种差异具有一致性。从乡村多功能全局Moran's I的时序变化来看，总体上均呈现下降趋势，变动幅度粮食生产功能>生活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经济发展功能，表明总体上各功能的空间依赖程度降低，空间集聚特征有所弱化。
表2 乡村多功能全局Moran's I

Tab.2 Global Moran's I of rural functions

具体功能 2000 2005 2010 2015 变动幅度
粮食生产功能（GPF） 0.460*** 0.478*** 0.424*** 0.381*** -0.079
经济发展功能（EDF） 0.395*** 0.386*** 0.356*** 0.362*** -0.033
生活保障功能（LSF） 0.329*** 0.313*** 0.193** 0.264*** -0.065
生态保育功能（ECF） 0.576*** 0.501*** 0.443*** 0.539*** -0.037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变动幅度=末期-基期。

具体来看，粮食生产功能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国家2004年实施的粮食补贴政策的激励作用具有滞后效应，故2005年集聚特征增强；随着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以及2008年辽宁玉米临时收储制度的实施，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功能的空间集聚特征减弱。经济发展功能呈现下降趋势，这是因为随着沈阳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两大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逐步显现。生活保障功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这是因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一系列国家与地方支农、惠农政策的实施，为改善民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2000—2010年，生态保育功能呈现下降趋势，这是因为辽宁较早实施了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及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深入落实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但是，由于地形条件和水热条件的限制，又使2015年的集聚特征增强。

2.2 乡村多功能格局演变过程

本研究采用ArcGIS10.2对乡村多功能得分进行空间可视化，根据均值-1倍标准差、均值-0.5倍标准差、均值、均值+0.5倍标准差、均值+1倍标准差的划分标准将粮食生产功能、经济发展功能、生活保障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划分为六个等级，功能得分由低到高依次为一级区、二级区、三级区、四级区、五级区和六级区（图2）。
图2 乡村多功能等级划定与空间格局演变

注：图中区县名称详见图3

Fig.2 Classific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rural functions

由图2中的a、b、c、d图可知，粮食主产区范围有所扩大，粮食生产功能持续增强，并呈现不断西移的趋势。2000年，粮食生产功能五级区和六级区集中在辽宁中部的辽河平原，共有18个区县，构成粮食生产功能的核心区。这是因为该地区位于辽河两岸，距离辽河较近，河网密布，便于引水灌溉，粮食生产功能较强。2004年起，中国进行了粮食的市场化改革，开始实行种粮直接补贴+最低收购价制度。2005年，粮食生产功能五级区向西扩展至阜新县和彰武县，四级区向西扩展至朝阳县和北票市。接下来，随着取消农业税、实施玉米临时收储制度，加上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功能持续增强。同时，受辽宁中部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东部长白山地的阻滞，粮食生产功能核心区向辽宁西部农牧交错带偏移和扩展。2010年粮食生产功能六级区和五级区增至24个区县，2015年增至41个区县，与2000和2005年相比，粮食生产功能的核心区范围得到大幅扩展。与2000年相比，2015年粮食生产功能低水平区县大幅减少，一级区减少至1个区县，二级区减少至6个区县。
由图2中的e、f、g、h图可知，辽宁中部和南部成为经济发展的两大中心区域，呈现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特点。2000年，经济发展功能六级区和五级区仅有6个区县，低水平区域面积较大，呈现C字形。2003年国家开始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及沈阳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两大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带动了经济发展功能的提升。2005年经济发展功能六级区和五级区增长至18个区县，2010年达到35个区县，2015年更是增长至40个区县，高值区范围得到大幅扩展，主要集中在辽宁中部和南部。与之相对应的是，低值区范围不断缩小。2005年经济发展功能一级区降低至17个区县，降幅达到21个区县，2010年降幅又达到16个区县（仅剩阜新县），至2015年一级区完全消失，从空间上看不断向西偏移至消失。2005年经济发展功能二级区增长至17个区县，后减少至2015年的6个区县，呈现先增长后减少的趋势，从空间上看不断向外围移动。三级区呈现先增长后稳定的趋势，范围扩大并向外围移动。四级区呈现先减少后增长的趋势，主要集中在辽宁中部，紧邻五级区和六级区。这种由中心区域向外围扩散，梯度推移的空间格局，主要是受经济发展扩散效应的影响。
由图2中的i、j、k、l图可知，生活保障功能高水平区域主要集中在辽宁中部和南部并向外扩展。2000年，生活保障功能的六级区和五级区仅有10个区县，占全部区县的12.99%，总体生活保障水平较低。随着一系列发展战略的实施，生活保障功能逐步增强。2005年乡村生活保障功能的六级区和五级区增长至15个区县，2010年增长至24个区县，至2015年达到28个区县，占全部区县的36.36%，乡村生活保障功能高水平区域范围增大，但集中分布态势仍然明显。四级区数量呈现明显增长趋势，2015年达到25个区县，主要分布在辽宁西部、中部和南部。三级区数量呈现增长趋势，空间范围不断向北移动。一级区、二级区的区县数量大幅减少，空间范围逐步缩小。一级区2005年减少至13个区县，2010年减少至1个区县（阜新县），2015年该种类型完全消失。二级区2005和2010年区县数量相对稳定，2015年大幅减少至4个区县，空间分布不断向外围移动。生活保障功能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在空间分布上与经济发展功能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图2h、图2l）。2015年生活保障功能与经济发展功能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811，在0.01水平上显著。
由图2中的m、n、o、p图可知，高水平区域主要集中在辽宁东部长白山地和西部山地，全省的生态保育功能逐步增强。2000年，生态保育功能的低水平区域范围较大，特别是辽西山地生态保育能力亟需提升。2002年以来，辽宁省加强了对天然林的保护，禁止对天然林进行商业性采伐，对林业资源的利用主张生态优先、适度开发，并对林区给予管护补助和财政转移支付，来提高林业资源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能力[38]。2005年生态保育功能六级区增长至4个区县，2010年增长至19个区县，2015年增长至28个区县，占全部区县的36.36%，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五级区区县数量较为稳定，逐步向山区外围移动。15年间，生态保育功能高水平区域范围大幅扩展，辽宁东部长白山地、西部山地、辽河口生态保育价值突出。2015年生态保育功能四级区增至21个区县，主要分布在辽宁中部辽河沿岸农业区和西部生态脆弱区，生态保育功能较强。生态保育功能低水平区域，总体上呈现减少趋势。一级区2005年减少至14个区县，2010和2015年减少至2个区县。二级区2005年增长至27个区县，2010减少至7个区县，2015年减少至1个区县（细河区）。

2.3 乡村多功能演变特征

本研究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将各功能纵向比较系数均划分为6类并进行空间可视化，从而呈现出各功能纵向比较系数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图3）。总体来看，各功能纵向比较系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部分地区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
图3 乡村多功能演变特征

Fig.3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functions

由图3q可知，2000—2015年粮食生产功能纵向比较系数（VGPF）介于0.608~1.372之间。总体来看，除大连市甘井子区（VGPF=0.608）外，其余区县粮食生产功能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VGPF≥1）。甘井子区粮食生产功能大幅减弱，这是因为该地区距离大连市核心市区较近，面积狭小，耕地较少，加之受城市功能外溢影响，耕地非粮化现象突出。VGPF≥1.132的区县共有7个，均为面积相对较小的市辖区，粮食生产功能的提升幅度较大，这是因为该类市辖区拥有一定的耕地面积，加上耕地红线的划定和较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农民会倾向于种植土地资源密集型的粮食作物。1.077≤VGPF≤1.131的区县共有30个，主要分布在辽宁西部和北部地区，该类地区具备较多的后备耕地资源，加之农业耕作技术水平的提高，使粮食生产功能得到提升。1.032≤VGPF≤1.076的区县共有23个，主要分布在辽宁中部和东部，辽宁中部农业开发历史久远生产能力提升空间有限，辽宁东部山区河谷地带耕地面积较少，提升幅度也有限。0.609≤VGPF≤1.031的区县共有16个，主要分布在部分市辖区和山区丘陵地带，受经济发展和地形条件影响，粮食生产能力提升有限。
由图3r可知，2000—2015年经济发展功能纵向比较系数（VEDF）介于1.063~1.545之间。总体来看，经济发展功能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VEDF>1），辽宁西部和北部经济落后地区提升幅度较大，经济发达地区提升幅度较小。1.258≤VGPF≤1.545的区县共有23个，主要分布在农牧交错带和北部农业区，表明突破辽西北战略（2008年）和精准扶贫政策（2013年）实施效果显著。1.220≤VGPF≤1.257的区县共有13个，部分区县集中分布在辽宁东北部，其余区县分散分布在辽宁西部和南部，该类区县具备一定的区位优势，但受地形条件影响较大。1.180≤VGPF≤1.219的区县共有19个，占全部区县的24.68%，主要分布在辽宁中部和东南部山区丘陵地带，中部地区受城市核心区极化效应的影响，山区丘陵地带地形条件和生态保育政策成为重要限制因素。1.063≤VGPF≤1.179的区县共有22个，包括18个市辖区和4个县级市，经济发展功能的变动幅度较小，该类区县主要分布在核心市区周边，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虽然提升幅度较小，但经济发展功能依然较强（图2），这是因为该类区县经济发展已由规模扩大向质量提升转变。
由图3s可知，2000—2015年生活保障功能功能纵向比较系数（VLSF）介于0.876~1.378之间。总体来看，除4个下降的市辖区外（VEDF<1），其余区县生活保障功能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VEDF>1）。随着以农补工向以工补农转变，国家加大了对乡村发展的支持力度，统筹城乡发展、村村通工程、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等国家政策的深入实施，为乡村生活保障功能的提升奠定了政策基础。由图3s可知，辽宁西部和北部经济落后地区生活保障功能提升幅度较大，与图3r中经济发展功能提升幅度较大的地区存在较高的一致性，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可以为乡村居民居住、增收、就业和就医等提供重要保障。具体来看，1.108≤VGPF≤1.378的区县共有36个，占全部区县的46.75%，属于生活保障功能提升幅度较大的区域。1.064≤VGPF≤1.107的区县共有30个，占全部区县的38.96%，属于生活保障功能提升幅度一般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辽宁中部、东部和南部，范围较大。0.927≤VGPF≤1.063的区县共有7个，除葫芦岛市绥中县外均为市辖区。0.876≤VGPF≤0.926的区县共有4个，受医疗资源的市场化改革影响较大。
由图3t可知，2000—2015年生态保育功能纵向比较系数（VECF）介于1.114~1.248之间。总体来看，各区县生态保育功能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VEDF>1）。辽宁西部内陆（朝阳市各区县）生态保育功能提升幅度明显，这是因为该区域属于农牧交错带，随着封山禁牧、生态修复、退耕还林还草等措施的实施，以及水土保持型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和三北防护林建设的不断推进，生态保育功能得到提升。辽宁中北部生态保育功能提升幅度也较为明显，这是因为该区域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和辽河流域生态走廊建设取得较大进展，植被覆盖率提高，辽河生态保护治理成效显著。辽宁南部（普兰店市、庄河市、岫岩县）生态保育功能提升幅度也较为明显，这是因为这些区县属于大连市集中供水的水源地，政府通过建立水源地保护区，加强了水源地的生态环境保护，来确保居民的饮用水安全，这也就促进了该区域生态保育功能的提升。此外，沿海防护林的建设也提高了沿海区县的生态保育功能。从数量上来看，1.171≤VGPF≤1.248的区县共有36个，占全部区县的46.75%。除此之外，其余区县生态保育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3 乡村多功能演变影响因素的选取及定量识别

3.1 影响因素选取

乡村多功能演变是内核系统因素和外缘系统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区位条件和人口素质等内核动力为乡村多功能演变提供约束和支撑，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等外缘动力为乡村多功能演变提供外部驱动（图1）。此外，对选取的影响因素数据先进行对数化处理，再进行定量识别，见表3。
表3 乡村多功能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Tab.3 Estimated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functions

编号 变量名称 粮食生产 经济发展 生活保障 生态保育
X1 农田生产潜力（kg/hm2） 0.236 - - -0.148
X2 平均降水量（mm） - - - 0.536
X3 平均坡度（°） -0.325 -0.061 -0.078 0.156
X4 路网密度（km/km2） - 0.149 0.167 -0.184
X5 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 -0.218 - - -
X6 区位优势度（小时） - -0.182 -0.133 -
X7 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0.106 0.263 0.237 -0.095
X8 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Kw/hm2） -0.295 0.210 0.183 -
X9 灌溉面积比重（%） - 0.049 0.055 -0.101
X10 设施农业面积比重（%） - 0.028 - -0.147
X11 第二产业增加值（万元） - 0.116 - -
X12 城镇化率（%） -0.129 0.267 0.241 -
X13 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 0.139 0.128 -0.089
Adjusted R2 0.504 0.840 0.622 0.656
F 26.715 100.593 32.262 37.209
Sig. *** *** *** ***
Durbin-Watson 2.203 1.993 1.887 1.745

注：“-”表示未进入回归方程，系数为标准回归系数（Beta），主成分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指标表征：X1~X3自然禀赋、X4经济基础、X5农作物种植结构、X6区位条件、X7人口素质、X8~X10农业现代化、X11工业发展能力、X12城镇化、X13全球化。

3.2 主成分回归分析

通过相关分析（表略），选取显著相关的影响因素作为原始变量，由于变量间依然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利用主成分回归进行模型估计。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变量的主成分因子；然后，以各功能为因变量，利用提取的主成分因子为自变量进行主成分回归；最后，再利用主成分因子与原始变量的关系，得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39]。根据以上的计算方法，得出本研究的模型估计结果（表3）。
粮食生产功能受农田生产潜力、平均坡度、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城镇化率的共同影响，作用强度依次为平均坡度>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田生产潜力>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城镇化率>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可见，自然禀赋是粮食生产功能的重要影响因素，农田生产潜力对粮食生产具有正向作用，而平均坡度则具有负向作用，表明粮食生产倾向于分布在坡度平缓，具备一定农田生产潜力的地区，如辽宁中西部，但干旱气候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城镇化率对粮食生产具有负向作用，这是因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城镇化的发展会挤压粮食生产空间，使粮食主产区向西移动；较低的人口素质会限制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手段的运用，造成农业现代化水平偏低，从而抑制粮食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粮大县，财政穷县”的现实使粮食主产区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偏低，同时农业机械具有跨区域作业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粮食生产的需求。
经济发展功能受平均坡度、路网密度、区位优势度、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灌溉面积比重、设施农业面积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城镇化率、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共同影响，作用强度依次为城镇化率>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区位优势度>路网密度>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第二产业增加值>平均坡度>灌溉面积比重>设施农业面积比重。经济发展功能受平均坡度的负向影响，这是由于在同等条件下，坡度较小的地区更有助于产业布局和发展。良好的经济基础是经济发展的先发优势，优良的区位条件便于接受核心市区的辐射带动，较高的人口素质有助于经济系统的良性运转，这也就塑造了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经济发展格局。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高、灌溉设施完善、设施农业有利可图，有助于农业现代化发展。工业发展、城镇化、全球化可以加快经济要素的流动，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强化由中心向外围扩散的经济发展格局。
生活保障功能受平均坡度、路网密度、区位优势度、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灌溉面积比重、城镇化率、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共同影响，作用强度依次为城镇化率>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地均农业机械总动力>路网密度>区位优势度>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平均坡度>灌溉面积比重。生活保障功能受平均坡度的负向影响，这是由于在通常情况下，坡度较小的地区宜居性更强。便利的区内交通和优越的区位条件，使乡村居民通勤、就医、探亲、访友等出行更加便捷。较高的人口素质，有助于提高乡村居民的就业能力，以适应当前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农业机械化水平高，灌溉设施完善的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高，可以释放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行业，有助于农民增收。城镇化的发展不仅可以改善乡村居民的居住生活环境，而且会产生城镇化效应，引起就业机会增加。通过对全球化的响应，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可以进一步增加就业机会，有助于农民的就业和增收。
生态保育功能受农田生产潜力、平均降水量、平均坡度、路网密度、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灌溉面积比重、设施农业面积比重、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共同影响，作用强度依次为平均降水量>路网密度>平均坡度>农田生产潜力>设施农业面积比重>灌溉面积比重>高中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可见，自然因素是生态保育功能的主要影响因素。山区耕地破碎、零散，坡耕地较多，灌溉成本高，不利于机械化作业，土壤有机质不足，农田产出能力有限。由于东部山区海拔高、坡度大，受东南季风的影响，该地区降水较多（辽宁降水由东向西递减），生态保育能力强（图2m~图2p）。由于山区坡陡沟深，筑路成本高，路网密度低，对外交通不便。由于缺乏足够的就业机会，山区高素质人口外流严重，剩余人口素质偏低。山区河谷地带农田灌溉较为方便，但大部分破碎、零散的坡耕地灌溉则较为不便。由于设施农业对坡度和采光有严格的要求，山区少有分布，呈现负向关系。由于缺乏有竞争力的产业，山区经济实力薄弱，不能有效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辽宁省为例，在界定乡村多功能性的基础上，构建乡村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和功能得分，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和纵向比较系数模型辨识乡村多功能演变特征，进而分析了乡村多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各功能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并呈现弱化的趋势。②粮食主产区范围有所扩大并不断西移，经济发展和生活保障呈现由中心区域向外围扩散的特点，生态保育高水平区域向辽宁东部长白山地和西部山地集中。③乡村多功能纵向比较系数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性，部分地区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呈现增强趋势。④乡村多功能演变是内核系统因素和外缘系统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粮食生产功能受自然禀赋、农业机械化和作物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功能受城镇化、人口素质、农业机械化、区位交通条件、全球化和工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生活保障功能受城镇化、人口素质、农业机械化、区位交通条件和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生态保育功能则主要受自然禀赋的影响。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乡村的比较优势，推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辽宁乡村多功能评价和演变特征分析对促进乡村的粮食生产、经济发展、生活保障和生态保育具有重要意义，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本研究具体建议如下：①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打造高标准基本农田，合理调整农作物种植结构，加强农业技术培训，充分发挥具备比较优势的县域乡村粮食生产功能，维持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②在确保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抓住产业发展机遇，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充分发挥县域乡村经济发展功能，适应地方发展需求，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带动农民增收；③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乡村宜居性水平，鼓励乡村居民居乡兼业，打造乡村地区职住平衡的空间格局，充分发挥县域乡村生活保障功能，满足乡村居民的生存需求，提升居民幸福感；④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县域乡村生态保育功能，提供更多元化的生态产品和服务，维持乡村生态系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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