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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1: 10 - 2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1.002

Causes of Economic Rise and Fall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fter 2000: Based on the Shift-Share Analysis Method

  • YANG Kaizhong , 1 ,
  • SU Yue 2 ,
  • GU Yun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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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Research Institute for Eco-Civilization，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 2. 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0-16

  Revised date: 2020-12-3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Fold

Abstract

Since 2000,the econom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experienced the ups and downs. This paper takes 92 cities (prefectures and leagu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s the research unit,and explores what causes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1 to 2017 at the three levels which are respectively macro,mediun and micro perspectives. It mainly uses the shift-share analysis method and spatial expan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the GDP growth rate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ws an inverted U-shaped pattern from 2001 to 2017. From 2001 to 2008,the economic growth was mainly due to advantage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From 2009 to 2012,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policies introduced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there were great fluctuations. Since 2013,the river basin economy has been on a downward trend,which is caused by three reasons: the structural advantages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have weakened,the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is insufficient,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has decl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pper,middle and lower reaches,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he lower primary industry need to be improved urgently,which has a grea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basin. The downstream secondary industry and the tertiary industry are developing rapidly and have become the key players to drive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city level,it's about 50% of the cities (prefectures and leagues) which primary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stable,nearly 62% of the cities (prefectures and leagues) which secondary industry shows a trend of decline,and about 66% of the cities (prefectures and leagues) which tertiary industry is in a state of vigorous development. Finally,it is proposed that,based on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it shoul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follow the laws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as well as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integ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system,cities and industries,and formulate precis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olicies for the indust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Key words： Yellow River Basin; economic growth; industrial structure; shift-share analysis; spatial expansion mode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logical protection

Cite this article

YANG Kaizhong , SU Yue , GU Yun . Causes of Economic Rise and Fall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fter 2000: Based on the Shift-Share Analysis Method[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1) : 10 -2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1.002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是农产品主产区”“又被称为‘能源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基地”。系统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与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战略思想，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与针对性，是指导今后长时期黄河流域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针，为治理黄河百年大计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价值空前凸显[1]。
黄河流域跨越我国三大地带，约占全国27.7%的国土面积、1/4的人口，自然资源丰富，在协调东中西、平衡南北方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2]，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作用的重要区域[3]。从黄河流域九省区GDP占全国比重来看（图1），2001—2019年总体呈倒U型，2001—2008年表现为上升趋势，2009—2012年表现平缓，而自2013年起出现不断下降趋势，具体从2012年的峰值27.03%下降至2019年的25.11%。再从黄河流域实际GDP增长率来看（图1），2001—2019年与全国实际GDP增长率趋势基本一致，但由2003—2009年显著高于全国实际GDP增长率转变为2014—2019年显著低于全国实际GDP增长率。由此可见，自21世纪以来，黄河流域经济历经兴衰起落 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新世纪以来黄河流域经济兴衰的呢?
图1 黄河流域与全国GDP增长率及比重（2000—2019年）

Fig.1 The growth rate and proportion of GDP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China （2000-2019）

近年来对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多以GDP或人均收入水平等指标简单描述为主，鲜有文献深入探索黄河流域经济增速上升或下滑的原因。例如，陈耀等通过对比黄河流域9省区与全国的GDP，发现2009—2018年黄河流域GDP占全国GDP比重明显下降，且2018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平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黄河流域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明显下降，与区域外部的差距不断拉大[4]。徐勇等指出黄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整体滞后、内部差距大、产业低端，通过对居民收入的统计发现2013年以来与全国和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人均收入水平相比，黄河干流沿岸8省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呈不断下降趋势，提出实现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统一的生态、农业和城镇三区发展互动策略[5]。刘华军等通过测度黄河流域投入、产出指标，发现2000—2015年黄河流域GDP占全国的比重整体呈上升态势，但始终低于能源、资本和劳动投入占全国的比重，指出黄河流域的经济增长仍以高能耗、高投入产业来带动，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还有待提高[6]。杨丹等提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持续降低，与长江流域相比落后1.21个百分点，流域内经济总量最大的山东省增速也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0.2个百分点[7]。张可云等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发现2014—2018年黄河流域三次产业增加值较2009—2013年均有下降，表明黄河流域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且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失去结构优势，流域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三产业拉动[8]。可见，上述研究成果已对黄河流域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对于未来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从目前研究来看，多以简单描述性分析居多，深入剖析原因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将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及其空间拓展模型，分别从全流域、地区层面和城市层面动态分解黄河流域经济兴衰的原因，将地区经济增长分解为转移和分享两个部分，找出产业因素和区域因素的贡献量和贡献方向，为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和依据。

1 研究方法和数据

1.1 研究方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Creamer[9]提出，后经Dunn[10]、杨开忠[11]等学者补充并逐步完善。该方法将一个特定区域的经济增长分解为转移和分享两个部分，以此来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对产业发展情况和区域因素进行评估[11]，从而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确定区域未来产业调整的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规划[12]。随着该方法的广泛应用，Thirlwall[13]、Esteban[14]、杨开忠[15]、Nazara[16]等国内外学者在传统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基础上，较早地发展和检验了诸多拓展模型。
偏离—份额分析法作为识别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方法之一，目前已应用于黄河流域内部某省份或局部地区的研究，但至少存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一是鲜有针对全流域的分析，以黄河流域内某一省份的研究居多。例如，尹凯通过分析2005—2014年山东省的产业结构变化，发现第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最小，第二产业结构优势明显但竞争力不足，第三产业增速较快且具有很强的竞争力[17]；张冬平等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对2009—2014年河南省制造业竞争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河南省制造业相较于全国和中部地区发展较快，但中高端制造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贡献率较低[18]；胡颖琦在探究1981—2016年青海省产业结构演进过程时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指出青海省的产业发展存在产业层次偏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受生态因素制约等问题[19]。此外，也有少量涉及黄河流域局部城市或地区的研究，如郭庆等在研究2005—2014年山东省4个资源未枯竭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时运用了偏离—份额分析法，发现4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优势，而区域竞争力的贡献较少[20]；陈曦等在探究2000—2015年西北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时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发现西北地区第一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最低，第二产业的产值增速逐年下降，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变起到积极的带头作用[21]。二是仅有以黄河流域全流域为参照地区的研究，例如张可云等以黄河流域市（州、盟）为研究基本单元，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研究了2009—2018年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和七大城市群的经济差异，但该研究仍未能分析作为整体的黄河流域[8]。三是多以传统的偏离—份额分析法为主，但也有部分研究考虑到时间动态和空间影响因素，拓展至动态模型和空间模型，但仅应用于黄河流域某个省份。例如，考虑到时间动态因素的有李创对2005—2013年河南省服务业竞争力水平变化的研究，其采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发现河南省服务业发展层次较低，没有形成核心竞争优势且缺乏规模优势[22]；考虑到空间因素的有姜玲等对甘肃省产业结构的研究，其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空间拓展模型，通过计算2001—2006年和2007—2012年两个时段经济度量值的变化，揭示出甘肃省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存在空间分异现象并分析了该现象产生的原因[23]；综合考虑时间动态和空间因素的则有王卓等对2004—2013年陕西省经济增长分解的研究，其运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空间模型着重分析陕西省产业竞争力情况，发现陕西省第一、二产业处于优势地位，尤其是第二产业优势明显，而第三产业的竞争力不强[24]。综上可见，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省域层面，且多以传统的偏离—份额分析法为主，未能在考虑空间因素的同时从全流域、动态地分解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由此，本文主要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及其空间拓展模型，分别从全流域、地区和城市三个层面展开研究。
偏离—份额分析法将区域的经济增长分解为转移成分和分享成分两项，转移成分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结构性转移增长和竞争性转移增长两部分。具体模型如下所示[25]：
Δ X i j = X i j ' - X i j = X i j r + X i j r i - r + X i j r i j - r i
式中： X i j为j研究地区i产业经济变量的初始值； X i j '为j研究地区i产业经济变量的期末值。式（1）的右边3项， X i j r为分享成分（NE），表示研究地区以参照地区所有产业增长率增长所增加的量； X i j r i - r为结构性转移增长（NSE），是指参照地区某产业增长率与其所有产业增长率的差异引起的增加量，反映了该产业在所有产业中的优劣势，若为正值则说明研究地区具有该产业结构性转移增长优势，反之则具有该产业结构性转移增长劣势； X i j r i j - r i为竞争性转移增长（CE），是指研究地区某产业增长率与参照地区该产业增长率的差异引起的增加量，反映了研究地区该产业的相对竞争力的强弱，该值为正表明研究地区该产业的发展优于参照地区该产业的发展，具有区域竞争性优势，该值为负则表明处于区域竞争性劣势地位。
Nazara等认为，对一个地区而言，其邻近地区的经济对该地区的影响要比整个国家或所在大区对其的影响大，因此必须考虑某地区与其邻近地区的空间相互作用，故提出偏离—份额分析空间拓展模型，即首次在传统偏离—份额分析中结合了空间因素，在模型中引入一个空间修正的增长速度[16]：
r i j = r + r i j v - r + r i j - r i j v
式中： r i j v为j研究地区i产业在其邻近地区中的增长速度，可称为空间增长速度，计算公式为：
r i j v = ∑ k ∈ v w j k X i k ' - ∑ k ∈ v w j k X i k ∑ k ∈ v w j k X i k
式中：v是研究地区j邻近的地区个数； w j k为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距离衰减权重矩阵。主要依据Tobler地理学第一定律：“任何事物之间均相关，而离得较近事物总比离得较远的事物相关性要高”，选用自然地理变量计算权重矩阵。在实际计算中，两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用区域间地理距离的反比来反映[26]，本文采用城市质心之间的距离来测算距离衰减权重矩阵。

1.2 数据说明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2000—2017年全国和黄河流域92市（州、盟）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开展黄河流域经济演变原因分析，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各省（区）统计年鉴、各市（州、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县域统计年鉴》。考虑到历年产业增加值的可比性，本文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都以2000年数值为基期，利用各产业增加值指数分别进行不变价折算。
综合考虑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变化、国家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冲击（金融危机）以及黄河流域GDP占全国比重的变化趋势等因素，将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变化分为四个时间段（2001—2003、2004—2008、2009—2012、2013—2017）分别进行环比动态分析。同时，分别从黄河流域全流域、内部各地区（上游、中游和下游） ① 和各市（州、盟） ② 进行整体性和区域性深入探讨。

2 结果分析

2.1 全流域分析

首先将黄河流域作为研究地区，以全国作为参考地区，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探讨黄河流域经济兴衰的原因。从整体偏离状况来看，2001—2017年黄河流域GDP平均增量为6 808.8848亿元，高于按全国增速得出的平均分享成分5 418.4298亿元，说明相对于全国而言，黄河流域在2001—2017年经济总量增长较快。分产业来看（图2），三次产业均为增长性部门，其中，第二产业增长量始终居首位，平均增量达到4 164.8875亿元。得益于丰富的煤炭、石油、有色金属等能矿资源条件，黄河流域第二产业发展迅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近年由于资源枯竭、生态系统超载，黄河流域已经成为一个满的世界，第二产业优势减弱，出现明显的下滑情况；其次为第三产业，各年平均增量为2 397.9472亿元，经济增量总体处于上升情况，未来有望成为黄河流域新的增长点；第一产业增长量最低，平均为246.0502亿元，各年增幅较为稳定，流域包括汾渭平原、河套平原和华北平原三大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但增长量并不高。
图2 黄河流域三次产业增长量变化

Fig.2 The change of the growth quantity of three indust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从结构性转移成分来看，黄河流域总体结构性转移增长为-35.0435，相对于全国而言，处于结构性劣势。其中，第一产业的结构性转移增长为 -264.1784，在研究期内一直不具有产业结构性优势，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产业增长率低于三次产业平均增长率，进一步说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更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第二产业的结构性转移增长为89.5997，于2015年由正转负，说明黄河流域第二产业在2015年以前在三次产业中处于结构性优势地位，2015年后失去结构优势。本世纪初期，全国经济发展处于资源驱动阶段，黄河流域因其先天优势迅速发展，高能耗、高污染的第二产业一度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优势产业。2010年以来，我国重化工过剩，降产能、去库存成为重要任务，但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并没有从资源驱动路径中走出来，工业结构整体仍以劳动、资本密集型为主，技术密集型占比低，经济逐渐衰落[27]。第三产业的结构性转移增长为139.5352，仅在少数年份出现过负值，表明第三产业发展情况较好，总体具有结构优势。近年来，黄河流域依托其历史文化资源和独特的自然景观，不断推进文旅产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28]。由此可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总体发展情况较好，对黄河流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成为促使黄河流域经济高速发展的积极因素，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不同。具体分时段来看（表1），第一产业在四个时段结构性转移增长均为负值，第二产业的结构性转移增长在2013—2017年这一阶段由正转负，第三产业的结构性转移增长在2009—2012年出现过负值，而后转为正值。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在研究期间始终处于结构劣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虽总体发展较好，但近年来第二产业下滑明显，已经不具备产业结构优势，而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较好，成为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
表1 黄河流域三次产业偏离—份额分析（单位：亿元）

Tab.1 The shift-share analysis of three indust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unit：100 million RMB）

增长量（D） 分享成分（NE） 转移成分（TD） 结构性转移增（NSE） 竞争性转移增长（CE）
2001—2017 第一产业 246.0502 477.1189 -231.0687 -264.1784 33.1097
第二产业 4 164.8875 3 097.2996 1 067.5879 89.5997 977.9881
第三产业 2 397.9472 1 844.0114 553.9358 139.5352 414.4006
2001—2003 第一产业 128.5672 333.2567 -204.6895 -240.4238 35.7344
第二产业 1 654.2080 968.0989 686.1091 135.7167 550.3925
第三产业 961.4331 705.6778 255.7554 62.7102 193.0451
2004—2008 第一产业 268.9320 522.0793 -253.1473 -303.5983 50.4510
第二产业 3 574.1477 2 430.7176 1 143.4301 126.6093 1 016.8207
第三产业 1 927.6664 1 497.1476 430.5188 133.8042 296.7145
2009—2012 第一产业 259.4681 525.3403 -265.8722 -287.5532 21.6811
第二产业 5 444.3970 3 683.9091 1 760.4879 412.5361 1 347.9518
第三产业 2 853.9092 2 189.8843 664.0248 -53.3948 717.4196
2013—2017 第一产业 282.9237 479.8986 -196.9749 -220.3114 23.3365
第二产业 5 238.4273 4 572.1144 666.3130 -233.4291 899.7420
第三产业 3 365.3668 2 597.1770 768.1898 345.7051 422.4848
从竞争性转移成分来看，黄河流域三次产业竞争性转移增长为1 425.4984，说明黄河流域三次产业总体具有竞争力优势，与总体结构性转移增长相比，这种优势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从表1可以看出，这种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第二产业，其竞争性转移增长最大，为977.9881；其次是第三产业，为414.4006；第一产业优势最弱，为33.1097。可以看出，黄河流域的第二产业在全国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进一步从分时段结果来看（表1），第一产业的竞争性转移增长始终较小，处于三产最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竞争性转移增长在前三个时段不断升高，在2013—2017年这一阶段出现下滑情况。由此可见，虽然黄河流域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全国具有竞争优势，但近年以来下滑明显。

2.2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分析

从黄河流域GDP的上、中、下游地区间差异来看（图3），通过泰尔指数地区间差异及其贡献率计算发现上、中、下游地区的组间差异在2001—2013年呈不断缩小趋势，但2013年起略有扩大，区间差异贡献率也由2013年的44.61%上升至2017年的45.39%。因此，本文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进一步分析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将上游、中游和下游作为研究地区，以全国作为参考地区。
图3 黄河流域GDP泰尔指数上中下游差异(2000—2017)

Fig.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Thiel index of GDP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2000-2017)

表2给出了以全国作为参考地区的分阶段偏离份额分析结果，对比四个阶段的经济增量可以发现，前三个阶段上中下游地区的增长量始终保持较高增速，到2013—2017年上中游出现增速放缓情况，而下游地区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原因主要在于黄河流域上中游自然资源丰富，传统产业布局较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发展逐渐从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传统产业面临严重转型升级困境，导致增长速度放缓，而下游地区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聚集了更多的生产要素，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8]。进一步从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变化情况来看，与2009—2012年相比，2013—2017年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结构性转移增长和竞争性转移增长均出现一定下滑，导致地区经济增速放缓，其中，上中游降幅较大，下游降幅较小。总体来看，黄河流域下游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上中游后劲不足，全流域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近年下滑严重，产业转型升级任务艰巨。
表2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总体经济偏离—份额分析（单位：亿元）

Tab.2 The shift-share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economy in the upper，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 unit：100 million RMB）

时间 增长量（D） 分享成分（NE） 转移成分（TD） 结构性转移增长（NSE） 竞争性转移增长（CE）
2001—2003 上游 385.1006 246.1323 138.9683 -8.6349 147.6031
中游 442.6322 349.0402 93.5920 5.0126 88.5793
下游 1 916.4757 1 411.8608 504.6149 -38.3747 542.9896
2004—2008 上游 814.3966 581.2036 233.1930 -9.6709 242.8639
中游 863.6542 735.8673 127.7870 6.6046 121.1824
下游 4 092.6947 3 132.8736 959.8212 -40.1184 999.9396
2009—2012 上游 1 387.7907 888.2685 499.5223 9.4483 490.0740
中游 1 372.7216 1 014.7877 357.9339 12.9373 344.9966
下游 5 797.2621 4 496.0777 1 301.1844 49.2024 1 251.9820
2013—2017 上游 1 234.6534 1 116.7006 117.9528 -25.5451 143.4979
中游 1 273.1170 1 205.5375 67.5795 -5.6781 73.2577
下游 6 378.9481 5 326.9518 1 051.9963 -76.8121 1 128.8084
从三次产业增长情况来看（表3），全流域第一产业总体增长状况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转移成分最小的是下游地区，且主要是其结构劣势造成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状况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转移成分最大的均为下游地区，且主要由于其竞争优势，对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总体来看，下游地区的第一产业发展较弱，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高，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中游地区第二产业发展水平很低，严重制约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表3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三次产业偏离—份额分析（时间：2001—2017；单位：亿元）

Tab.3 The shift-share analysis of three industries in the upper，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2001-2017; unit：100 million RMB）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游 中游 下游 上游 中游 下游
增长量（D） 44.1112 35.8066 166.1323 649.8848 596.4281 2 918.5747 303.1637 397.3323 1 697.4512
分享成分（NE） 69.8264 63.6862 343.6062 443.7295 474.8443 2 178.7258 238.2672 332.8398 1 272.9044
转移成分（TD） -25.7153 -27.8796 -177.4739 206.1554 121.5838 739.8489 64.8966 64.4925 424.5468
结构性转移增长（NSE） -38.3833 -35.0524 -190.7427 10.7194 14.3367 64.5437 18.0056 24.9169 96.6127
竞争性转移增长（CE） 12.6680 7.1729 13.2688 195.4360 107.2471 675.3052 46.8910 39.5756 327.9341
分时段来看（图4），上中下游的第一产业始终处于结构劣势地位，第二产业在2013—2017年出现明显下滑情况，主要由于黄河流域产业层次偏低，发展模式粗放，长期以第二产业为主体，能矿资源采掘业特色突出。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区长期以煤炭行业为主，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初级加工业占比较高，技术手段落后，资源浪费严重，与“十八大”以来国家强调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不符，对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缺乏足够的适应能力[1]。第三产业与全国相比产业竞争力下降明显，但在结构方面提升较大，发展势头良好。
图4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结构性转移增长和竞争性转移增长演变

Fig.4 Evolution of structural transfer growth and competitive transfer growth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2.3 黄河流域各市（州、盟）分析

2000—2017年，黄河流域GDP不仅存在上、中、下游之间的较大差异，而且上、中、下游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其组内差异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22扩大至2017年的0.27（图3）。再者，考虑到空间拓展模型赋予不同区域不同的空间权重，能够更精确地反映研究区域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9]，本文将进一步以黄河流域市（州、盟）为研究地区，以黄河流域全流域为参考地区，采用空间拓展模型从城市这个更小的空间尺度考察黄河流域的经济贡献源。在具体开展研究分析之前，首先采用莫兰指数考察基于黄河流域92个市（州、盟）GDP的空间相关性，从表4可知，三次产业增加值的莫兰指数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正相关，这表明进一步采用空间拓展模型的合理性。
表4 莫兰指数

Tab.4 Moran index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1 0.236*** 0.215*** 0.143***
2002 0.233*** 0.212*** 0.138***
2003 0.226*** 0.217*** 0.140***
2004 0.220*** 0.228*** 0.134***
2005 0.223*** 0.232*** 0.111***
2006 0.222*** 0.230*** 0.117***
2007 0.221*** 0.229*** 0.120***
2008 0.218*** 0.224*** 0.120***
2009 0.217*** 0.212*** 0.113***
2010 0.214*** 0.201*** 0.118***
2011 0.212*** 0.186*** 0.118***
2012 0.206*** 0.180*** 0.118***
2013 0.202*** 0.175*** 0.123***
2014 0.204*** 0.179*** 0.118***
2015 0.201*** 0.183*** 0.115***
2016 0.200*** 0.181*** 0.114***
2017 0.202*** 0.189*** 0.108***

注：***p<0.01。

从黄河流域第一产业的空间拓展模型结果来看（表5），黄河流域半数市（州、盟）第一产业发展相对稳定，分散分布于上、中、下游地区。具体来看，23%的市（州、盟）从2001—2003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负且滞后于邻近区域发展至2013—2017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负但领先于邻近区域，属于第一产业发展型；27%的市（州、盟）从2001—2003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负但领先于邻近区域衰退到2013—2017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负且滞后于邻近区域，属于第一产业衰退型；50%的市（州、盟）变化较为稳定，属于第一产业稳定型或相对稳定型，分布较为分散。
表5 各市（州、盟）第一产业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与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演变类型表

Tab.5 The evolution types of spatial structural transfer growth and spatial competitive transfer growth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in each city (prefecture and league)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稳定型 <无> <无> 上游：嘉峪关市、天水市、酒泉市、庆阳市、临夏州、固原市、中卫市；中游：宝鸡市、咸阳市、榆林市、商洛市；下游：淄博市、濮阳市、济源市 <无>
相对稳定型 <无> <无> 上游：兰州市、白银市、武威市、平凉市、定西市、陇南市、甘南州、海东市、海北州、黄南州、海南州、果洛州、海西州；中游：<无>；下游：济宁市、日照市、聊城市、滨州市、洛阳市、平顶山市、鹤壁市、新乡市、南阳市 上游：阿坝州、甘孜州；中游：大同市、阳泉市、晋城市、朔州市、吕梁市；下游：青岛市、潍坊市、菏泽市
发展型 <无> <无> 上游：巴彦淖尔市、金昌市、张掖市、西宁市、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游：忻州市、西安市、铜川市、渭南市、延安市、汉中市、安康市；下游：开封市、焦作市、三门峡市、商丘市、信阳市、周口市、驻马店市 <无>
衰退型 <无> <无> <无> 上游：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乌兰察布市、阿拉善盟、玉树州；中游：太原市、长治市、晋中市、运城市、临汾市；下游：济南市、枣庄市、东营市、烟台市、泰安市、威海市、莱芜市、临沂市、德州市、郑州市、安阳市、许昌市、漯河市
其他 <无> <无> <无> <无>

注：1.Ⅰ类表示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和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皆为正；Ⅱ类表示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为正但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为负；Ⅲ类表示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为负但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为正；Ⅳ类表示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和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皆为负。2.稳定型：任何阶段都是同一类型；相对稳定型：初期阶段和末期阶段类型一致，但中间有所波动；发展型：从初期阶段任何类型到末期阶段Ⅰ类，或者从初期阶段Ⅳ类到末期阶段任何类型；衰退型：从初期阶段Ⅰ类到末期阶段任何类型，或者从初期阶段任何类型到末期阶段Ⅳ类；其他：从初期阶段Ⅱ类到末期阶段Ⅲ类，或者从初期阶段Ⅲ类到末期阶段Ⅱ类。3.初期阶段定义为2001—2003年，末期阶段定义为2013—2017年。4.表6和表7同注。

就近期的2013—2017年时间段来看（图5），黄河流域未出现第一产业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为正的市（州、盟），进一步证明黄河流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更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具体来看，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为正，也就是第一产业发展领先于邻近区域的市（州、盟）共有57个，分布较为分散，其中海西州和商丘市竞争力较强（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分别为1.0940和1.0316）；而滞后于邻近区域的市（州、盟）则共有35个，其中菏泽市、青岛市和运城市竞争力较弱（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分别为-2.0563、-1.7246和-1.1717）。总体而言，各市（州、盟）第一产业结构性贡献皆为负，约62%的市（州、盟）第一产业领先于邻近区域，分布较为分散。
图5 基于空间拓展模型的黄河流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果分布（2013—2017）

Fig.5 The result distribution of the primary，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based on the spatial expansion model（2013-2017）

从黄河流域第二产业的空间拓展模型结果来看（表6），其中10个市（州、盟）发展至2013—2017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正且领先于邻近区域，属于第二产业发展型，且分布于黄河流域下游居多；57个市（州、盟）属于第二产业衰退型，其中7个市（州、盟）从2001—2003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正且领先于邻近区域衰退到2013—2017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正但滞后于邻近区域，15个市（州、盟）衰退到2013—2017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负但领先于邻近区域，而35个市（州、盟）衰退到2013—2017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负且滞后于邻近区域；11个市（州、盟）属于第二产业稳定型或相对稳定型。可以看出，黄河流域第二产业衰退型市（州、盟）居多，约占全流域的62%，且主要以资源型城市为主，如白银市铜资源富饶，乌海、枣庄、焦作等城市煤炭资源丰富，但产业结构单一，资源路径依赖严重，缺乏创新动力，导致经济下滑明显，亟须对传统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表6 各市（州、盟）第二产业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与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演变类型表

Tab.6 The evolution types of spatial structural transfer growth and spatial competitive transfer growth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n each city（prefecture and league）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稳定型 上游：<无>；中游：<无>；下游：聊城市、菏泽市、新乡市 <无> <无> <无>
相对稳定型 上游：<无>；中游：<无>；下游：济宁市、商丘市 上游：兰州市、平凉市、陇南市、黄南州、海南州；中游：<无>；下游：平顶山市 <无> <无>
发展型 上游：天水市；中游：铜川市、宝鸡市、汉中市；下游：开封市、许昌市、漯河市、信阳市、周口市、驻马店市 <无> <无> <无>
衰退型 <无> 上游：甘南州、阿坝州、海北州、果洛州；中游：西安市；下游：枣庄市、安阳市 上游：包头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甘孜州、西宁市、海东市、吴忠市、固原市；中游：<无>；下游：潍坊市、威海市、日照市、莱芜市、德州市、焦作市、济源市 上游：乌海市、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阿拉善盟、金昌市、武威市、海西州、嘉峪关市、白银市、张掖市、酒泉市、庆阳市、玉树州、石嘴山市；中游：大同市、运城市、临汾市、延安市、榆林市、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朔州市、晋中市、忻州市、吕梁市；下游：青岛市、泰安市、临沂市、滨州市、淄博市、洛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
其他 <无> <无> 上游：定西市、临夏州、银川市、中卫市；中游：咸阳市、渭南市、安康市、商洛市；下游：济南市、东营市、烟台市、郑州市、鹤壁市、濮阳市 <无>
就2013—2017年时间段第二产业来看（图5），黄河流域仅约16%的市（州、盟）处于产业结构性优势且区域竞争性优势地位，并且主要分布于下游地区，以河南省为主。具体来看，第二产业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和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均为正的市（州、盟）共有15个，其中宝鸡市和菏泽市竞争力较强；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为正但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为负的市（州、盟）共有13个，其中兰州市和平顶山市竞争力较弱；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为负但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为正的市（州、盟）共有29个，其中西宁市和咸阳市的竞争力较强；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和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均为负的市（州、盟）共有35个，其中临汾市和延安市竞争力较弱。
从黄河流域第三产业的空间拓展模型结果来看（表7），约66%的市（州、盟）属于第三产业发展型，中游90%的市（州盟）属于此类，其中27个市（州、盟）发展至2013—2017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正且领先于邻近区域，34个市（州、盟）发展从2001—2003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负且滞后于邻近区域发展至2013—2017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正但滞后于邻近区域；约8%的市（州、盟）从2001—2003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正且领先于邻近区域衰退到2013—2017年的产业结构性贡献为正但滞后于邻近区域，属于第三产业衰退型，且分散于黄河流域的上游和下游；约14%的市（州、盟）变化较为稳定，属于第三产业稳定型或相对稳定型，多分布于下游。总体而言，黄河流域第三产业发展型市（州、盟）居多，且分散于黄河流域的上、中、下游。
表7 各市（州、盟）第三产业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与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演变类型表

Tab.7 The evolution types of spatial structural transfer growth and spatial competitive transfer growth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in each city（prefecture and league）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稳定型 <无> <无> <无> <无>
相对稳定型 上游：<无>；中游：<无>；下游：威海市、烟台市、临沂市、德州市、聊城市、济宁市、日照市 上游：巴彦淖尔市；中游：大同市、朔州市；下游：淄博市、枣庄市、莱芜市 <无> <无>
发展型 上游：临夏州、兰州市、嘉峪关市、武威市、张掖市、庆阳市、西宁市、海东市；中游：西安市、铜川市、汉中市、安康市；下游：潍坊市、菏泽市、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安阳市、濮阳市、许昌市、漯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商丘市、信阳市、周口市、驻马店市 上游：乌海市、阿拉善盟、甘孜州、白银市、天水市、平凉市、定西市、陇南市、海北州、果洛州、银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中卫市；中游：太原市、阳泉市、长治市、晋城市、晋中市、运城市、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延安市、榆林市、商洛市；下游：平顶山市、鹤壁市、新乡市、焦作市、济源市 <无> <无>
衰退型 <无> 上游：包头市、乌兰察布市；中游：<无>；下游：济南市、青岛市、东营市、泰安市、滨州市 <无> <无>
其他 <无> 上游：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玉树州、阿坝州、酒泉市、甘南州、黄南州、金昌市、海南州、海西州、固原市；中游：<无>；下游：<无> <无> <无>
就2013—2017年时间段第三产业来看（图5），各市（州、盟）的产业结构性贡献均为正，但约63%的市（州、盟）产业发展滞后于邻近区域，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下游大部分地区第三产业发展领先于邻近区域。具体而言，第三产业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和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皆为正的市（州、盟）共有34个，其中济宁市、郑州市、西安市和威海市竞争力较强；而空间结构性转移增长为正但空间竞争性转移增长为负的市（州、盟）则共有58个，多数属于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其中淄博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和济南市竞争力较弱。可以看出，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得益于良好的区位条件，更易形成人才、资本的集聚，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快，第三产业发展较好，而上中游地区深居内陆，区位条件相对较差，人才等资源流失严重，第三产业的发展处于竞争劣势。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结果分析，主要发现如下：①从全流域来看，黄河流域九省区GDP占全国比重总体呈倒U型，2001—2008年表现为上升趋势，2009—2012年表现平缓，而自2013年起出现不断下降趋势，产业情况由二三一结构向三二一结构发展，产业结构呈不断优化趋势。②从上中下游来看，上游地区第一产业在研究期间发展水平始终较低，尤其是结构方面存在明显劣势；中游地区第二产业在2013—2017年下滑明显，产业结构和竞争力方面都有待提升；下游地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角色。③从黄河流域各市（州、盟）来看，各市（州、盟）第三产业结构性贡献为正，部分市（州、盟）第二产业结构性贡献为正，而各市（州、盟）第一产业结构性贡献均为负。④黄河流域半数市（州、盟）第一产业发展相对稳定，第二产业衰退型市（州、盟）居多，第三产业发展型市（州、盟）居多。可见，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单一松散，结构转型升级仍有待深化，上中下游产业竞争力呈现不同发展趋势，产业联动相对较弱，上中下游协调联动发展模式仍有待形成。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为了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夯实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支撑，加强上中下游产业联动与协作，构建空间一体化。未来应至少从以下几点着手：①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一是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从“增速”导向转为“提质”导向，着力提升农产品品质。二是实现智慧农业。更大程度将智能化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实现农业生产高效、低耗、优质、生态。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稀缺问题，运用物联网技术，重点加强农业节水。②加快推进能源发展方式改革。面对传统化石能源发展困境，黄河流域应抓住全球新一轮能源革命，发挥其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清洁能源优势，更大力度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加快构建以清洁能源为根本的能源互联网，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步伐，持续推进绿色能源发展进程。③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大重点，未来应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拓展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推进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经营，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④因地制宜，创造性挖掘黄河流域各地区产业资源优势。黄河流域横跨我国九省区，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差异较大，普遍存在产业低端，效率、带动性差等问题，应加快转向绿色创新驱动，将丰富的自然资源、生物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市场价值。上游地区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众多，要充分考虑生态与经济发展相平衡，发展地方特色品牌，打造绿色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双赢；中游地区应充分发挥新型能源优势，进一步提高资源开发能力；下游地区需在处理好人地关系的基础上，提升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⑤打破经济分割，充分利用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推进流域经济深度一体化。各市（州、盟）应正确对待邻近区域经济发展对其产生的影响，加强与邻近区域的合作与交流，避免同质化竞争，积极促成互利共赢的良性竞争环境。一是以流域内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统筹建设公路、铁路、航空等基础设施，降低联通成本、提高区际便捷性、强化区域联系，不断缩短经济距离、增强经济辐射效用。二是推动流域制度一体化。消除要素流动壁垒，打破有形和无形障碍，促进要素在流域内部自由流动，从而形成合理的集聚，提高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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