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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9: 233 - 24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9.025

The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Ancient Towns：Empirical Analysis of Zhujiajiao, Gangxi＆Zhoupu in Shanghai

  • HUANG Heping , 1 ,
  • SUN Xiaodong 2 ,
  • BING Zhenghua 1 ,
  • LU Daodian , 1, ※ ,
  • JIANG Hong 1
Expand
  • 1. Hotel Management School，Shanghai Business School，Shanghai 201400，China
  • 2.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2-28

  Revised date: 2020-07-1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Fold

Abstract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ncludes multiple goals such as economy,society,ecology,culture and environment. How to realize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is very important. The sense of gain is an important evaluation criterion and value orientation of China's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futur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Taking Zhujiajiao,Gangxi and Zhoupu as research objects,complete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sense of achievement in rur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at prosperous industry,ecological livable,effective governance,local custom civilization and life rich elements of resi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A total of 22 influence factors on residents' sense of acquisition were identified in the five dimensions; 2) the sense of acquisition is positively (weakly) correlated with age,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income level and spatial distance,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ducation level; 3) it can be found that sense of acquisition has an obvious law of marginal decl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cquisition sense provide important inspir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residents; evaluation criterion; the acquisition; residence income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Heping , SUN Xiaodong , BING Zhenghua , LU Daodian , JIANG Hong . The Evaluation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Ancient Towns：Empirical Analysis of Zhujiajiao, Gangxi＆Zhoupu in Shanghai[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9) : 233 -24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9.025

1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与获得感的研究动态

自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获得感，获得感便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获得感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和将来发展成果的重要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乡村旅游在其自身发展以及配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要以人民的获得感作为评价标准[1]。获得感是人民群体在实际获得收益后的一种积极的主观感受[2-3]，在不同特征群体中有明显差异[4]。获得感的测量和提升应在个体心理维度上兼顾客观收益与主观感知，它既是个体心理维度上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复杂感受[5]，也是社会群体维度上非均衡分布的社会情绪，更是时间维度上随政策过程不断变化的动态效能评价[6]。因此，乡村旅游开发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应对感知主体差异和区域环境特征予以关注，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7]。获得感可以分为显性（物质）获得感与隐性（精神）获得感[8]，显性获得感包括收入、教育、养老、医疗保险等[9]，隐性获得感包括能力提升[10-11]、自我实现、公平公正、民主协商[12]、身份认同[9,13]等。目前获得感的维度划分[14]、感知主体、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时空差异[15]、提升路径[16]、精准扶贫效果评价[17]以及获得感边际递减规律[18-19]等都是学界关注的研究热点。
如何提高民众获得感是未来乡村旅游研究面临的新课题。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与获得感的逻辑结构如图1所示，逻辑结构图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逻辑机理和传导机制。由于乡村旅游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涉及农村、农业和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很难用指标穷尽所有的主客观变化[20⇓-22]。无论是三农问题、乡村振兴或者乡村旅游的发展都将回归以人为本，归结于人的感知[23-24]，因此，我们以获得感作为乡村旅游发展成效的评价标准，构建相应的评价体系是科学合理的。
图1 乡村旅游与获得感内涵的逻辑结构图

Fig.1 The logical structure diagram of rural tourism and acquired sense

从逻辑结构图中可以发现，乡村旅游的发展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要求高度契合，在产业、生态、收入、环境、治理等方面是统一的[25-26]。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重要支撑和实现路径，而乡村振兴战略则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规制约束与框架结构[27-28]。科学合理的获得感评价体系既可以为乡村旅游发展指明方向，也可以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约束，同时还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启示。需要指出的是，获得感评价涉及感知主体（居民）的内外两个方面，既来自外界环境改善提升所带来的客观必然[29⇓⇓-32]，也来自感知主体的心理特征与状态，包括性格、期望、认知、情感乃至过往经历等心理因素，同样的环境变化对于不同感知主体，其获得感必然不同，这一判断将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证实。

2 古镇乡村旅游获得感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将文献分析、问卷调研和实地访谈相结合，收集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文献、图件、数据等资料，总结规律并作为要素配置的基础资料。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框架结构下，通过专家反复论证，评价指标多次赋值的方式对乡村旅游获得感的影响因素进行筛选，保证指标选取的一致性。最终我们确定5个因子维度，31个获得感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表1），并依据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
表1 乡村旅游发展的居民获得感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cquisition sense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因子层 指标层 变量描述与赋值（李克特量表与相关标准） 弹性
系数		 指标
权重
产业兴旺I（0.2102） 乡村旅游年度接待人次I1

会展与节事活动数量与级别I2

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水平I3
旅游产值占生产总值比重I4
乡村旅游人均消费水平I5

提供旅游服务项目种类I6		 5=景区年度接待游客30万人次及以上；4=20~30万/年；3=10~20万/年；2=5~10万/年；1=5万人次/年及以下
国家级取值5分，省市级3分，一般会展与节事活动1分。5=总分≥10分；4=总分8~10分；3=总分5~7分；2=总分2~4分；1=总分1分及以下
5=优秀；4=良好；3=一般；2=较差；1=非常差
5=占GDP80%及以上；4=60%~79%；3=40%~59%；2=20%（含）~39%；1=20%及以下
5=人均消费≥3 000元；4=2 001~3 000元；3=1 001~2 000元；2=501~1 000元；1=人均消费≤500元
接机、住宿、餐饮、交通、保险、景点讲解、休闲娱乐、救助、导购等；
5=10种及以上；4=8-10种；3=6~8种；2=4~6种；1=少于4种或不了解		 0.5281

0.2220

0.1403
0.1561
0.3682

0.0932		 0.1898

0.1592

0.1636
0.1743
0.2488

0.0643
生态宜居E（0.1565） 空气质量API指数感知E1
环境卫生设施条件E2

清洁能源利用程度E3
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级E4

目的地区域绿化覆盖率E5
平均每亩地化肥施用量E6

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E7		 5=很好；4比较好；3=一般；2=差；1=很差
饮用水来源、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人和家畜粪便处理方式等
5=环境卫生条件很好；4比较好；3=一般；2=较差；1=环境卫生条件很差
5=清洁能源占比50%及以上；4=40%~50%；3=30%~40%；2=20%~30%；1=20%以下
5=噪音≤30 dB；4=30~40 dB；3=40~50 dB；2=50~60 dB；1=≥60 dB（取值居住环境的昼夜均值）
5=绿化覆盖率50%及以上；4=40%~50%；3=30%~40%；2=20%~30%；1=20%及以下
参照发达国家食卫标准CAC与IFOAM有机食品标准5=AA级：4=A级；3=农药残留小于国家MRL标准；2=等于国家MRL标准；1=高于国家MRL标准
5=公共服务供给完善；4=供给较为完善；3=供给一般；2=较不完善；1=不完善		 0.0341
0.3352

0.1024
0.0142

0.2831
0.1012

0.3863		 0.1371
0.1753

0.0432
0.0757

0.1863
0.1925

0.1899
生活富裕W（0.2108） 家庭大件固定资产总额W1
家庭消费恩格尔系数W2
家庭成员旅游收入占比W3
家庭成员旅游就业人数W4
旅游服务生产资料投入W5

城乡居民收入比（与省会）W6
旅游扶贫政策效果W7		 5=50万元以上；4=20~50万元；3=10~20万元；2=5~10万元；1=5万元以下
5=30%以下；4=30%~40%；3=40%~50%；2=50%~59%；1=59%以上
5=80%（含）以上；4=61%~80%；3=41%~60%；2=21%~40%；1=20%及以下
5=家庭成员80%及以上；4=61%~80%；3=41%~60%；2=21%~40%；1=20%及以下
房屋、田地、设备等生产资料投入总规模（折合现金规模）：5=50万元以上；4=20~50万元；3=10~20万元；2=5~10万元；1=5万元以下
5=倍率≤2；4=2.0~2.5倍；3=2.5~3.0倍；2=3~3.5倍；1=倍率≥3.5
5=很好；4比较好；3=一般；2=差；1=很差		 0.0282
0.2804
0.1673
0.2671
0.3942

0.0693
0.1244		 0.1827
0.1565
0.1392
0.1247
0.1732

0.0804
0.1433
乡风文明C（0.1921） 邻里关系融洽度C1
家庭成员关系和睦C2
村规民约的制定与执行C3
尊老爱幼诚实守信C4
传统习俗认知与文化自信C5
偷盗抢劫等治安案件发生率C6		 5=非常融洽；4=较为融洽；3=一般；2=较不融洽；1=邻里关系紧张
5=非常和睦；4=较和睦；3=一般；2=不和睦；1=家庭关系非常紧张
5=制定且严格执行：4=基本执行；3=制定但执行不足；2=未执行；1=未制定
5=无虐待老人/子女案件；4=较少出现；3=时有发生；2=经常出现：1=较普遍
5=非常自信；4=比较自信；3=一般自信；2缺乏自信；1=完全不自信
5=发生率大幅低于全国均值；4=略低于；3=等于；2=高于；1=大幅高于		 0.4752
0.2351
0.6362
0.0543
0.0182
0.0233		 0.1670
0.1938
0.1286
0.1572
0.1461
0.2073
治理有效G（0.2304） 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与运转G1
乡村旅游政策知晓利用程度G2
与政府组织联系紧密程度G3
家庭成员参与社区事务G4

平安乡村建设情况G5		 5=体系运转有效；4=较为有效；3=效率一般；2=缺乏效率；1=运转无效率
5=非常了解；4=比较了解；3=一般了解；2=了解一点；1=完全不了解
5=联系非常密切；4=联系较为密切；3=时常联系；2=缺乏联系；1=极少联系
村民参与社区治理：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与选举权的同步发展评价
5=广泛参与80%及以上；4=60%~80%；3=40%~60%；2=20%~40%；2=20%以下
5=非常安全；4=较为安全；3=一般安全；2=较不安全；1=不安全		 0.4824
0.0553
0.3622
0.2132

0.3593		 0.1698
0.1341
0.1625
0.3103

0.2233

注：作者基于现有成果的文献梳理/政府工作报告和专家意见，采用AHP层次分析和回归计算整理。

3 乡村旅游发展成效的居民获得感实证分析

3.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为了准确识别乡村旅游发展的获得感以及乡村旅游目的地环境特征，我们选取乡村旅游发展基础较好，相关产业干扰较低的上海朱家角、港西、周浦三个古镇区域，所选农户位于景区内部或临近乡村旅游核心景区，其就业、收入、生活以及居住环境等与乡村旅游发展关系紧密，干扰因素较少，同时利用趋势变量剔除国家和地区普惠政策所带来的乡村居民获得感，选择含截距模型和Bootstrap自抽样等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捕获乡村旅游发展成效所带来的获得感变化。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访谈式实地调研，结合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两种方式，共填写问卷350份，有效问卷296份，有效率为84.58%。将问卷内容进行整理后，形成36×296维度的原始数据矩阵。使用SPSS25.0统计软件完成信效度检验，Alpha信度系数的统计结果为0.9013，符合一致性要求，KMO系数为0.773，Bartlett检验系数为0，说明数据符合效度要求。指标权重采用德尔菲法和AHP层次分析进行赋权，三级指标采用回归系数作为弹性指标，最终建立结构完整的乡村旅游获得感评价指标体系。

3.2 社区居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检验

社区居民获得感的内容涉及经济、文化、环境、秩序、社会以及家庭、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因素纷繁复杂，不同因素之间存在重叠，为了避免实证过程中的多重共线问题，分别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取对数进行自抽样回归分析，并且在回归中通过逐步回归和膨胀因子控制等措施避免多重共线问题的产生。模型整体设定的方差分析结果（表略）表明，模型整体设计合理有效。从模型的整体构建上看，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模型的方差分析（Model. Sig.）高度显著，因此5个模型的分析结构是有意义的。从5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表2），回归系数反映了获得感对环境变化的敏感程度，同样的环境改变给社区居民带来的主观感知是不同的。由于我们采用了对数回归模型，可以将回归系数理解为弹性系数：1%的环境（产业、生态、乡风、治理、富裕）变化所引起的获得感变化百分比。因此系数的不同表明边际产出的差异，正是这一差异可以为我们提供乡村旅游的投资方向和路径选择。换言之，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异为后续乡村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与思路启示。
表2 社区居民获得感的评价体系回归结果

Tab.2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acquisition sense evaluation system of residents

二级指标与维度模型 解释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eta		 t Sig. R2
B Std. E
产业兴旺 常量 -0.020 0.102 - -0.196 0.845 0.771
I1 0.544 0.047 0.528 11.562 0.000*** 0.771
I2 0.222 0.045 0.222 4.914 0.000*** 0.771
I3 -0.134 0.045 0.140 -3.001 0.003*** 0.771
I4 -0.139 0.036 0.156 -3.842 0.000*** 0.771
I5 0.376 0.049 0.368 7.750 0.000*** 0.771
I6 0.079 0.036 0.093 2.202 0.028** 0.771
生态宜居 常量 -0.120 0.149 - -0.804 0.422 0.666
E1 -0.036 0.053 -0.034 -0.681 0.496 0.666
E2 0.343 0.050 0.335 6.905 0.000*** 0.666
E3 -0.094 0.046 -0.102 -2.050 0.041** 0.666
E4 -0.014 0.054 -0.014 -0.270 0.787 0.666
E5 0.336 0.088 0.283 3.798 0.000*** 0.666
E6 0.114 0.082 0.101 1.392 0.165 0.666
E7 0.382 0.053 0.386 7.190 0.000*** 0.666
乡风文明 常量 0.250 0.118 - 2.107 0.036** 0.824
C1 0.521 0.037 0.475 13.900 0.000*** 0.824
C2 -0.280 0.051 -0.235 -5.454 0.000*** 0.824
C3 0.668 0.053 0.636 12.630 0.000*** 0.824
C4 0.059 0.049 0.054 1.205 0.229 0.824
C5 -0.019 0.051 -0.018 -0.377 0.707 0.824
C6 0.027 0.045 0.023 0.596 0.551 0.824
治理有效 常量 0.159 0.134 - 1.193 0.234 0.695
G1 0.491 0.046 0.482 10.610 0.000*** 0.695
G2 -0.051 0.039 -0.055 -1.304 0.193 0.695
G3 0.401 0.055 0.362 7.331 0.000*** 0.695
G4 -0.199 0.068 -0.213 -2.921 0.004*** 0.695
G5 0.318 0.064 0.359 4.930 0.006*** 0.695
生活富裕 常量 -0.211 0.096 - -2.184 0.030** 0.840
W1 0.032 0.064 0.028 0.500 0.617 0.840
W2 0.302 0.083 0.280 3.623 0.000*** 0.840
W3 -0.181 0.066 -0.167 -2.755 0.006*** 0.840
W4 0.286 0.047 0.267 6.085 0.000*** 0.840
W5 0.408 0.055 0.394 7.476 0.000*** 0.840
W6 0.069 0.042 0.069 1.632 0.104 0.840
W7 0.121 0.039 0.124 3.110 0.002*** 0.840

注：数据来源于作者调研统计。Standard errors in parentheses * p< 0.1，** p< 0.05，*** p< 0.01。

从表2可知，按照标准化系数（Beta），产业兴旺维度的6个指标中（I1~I6），只有旅游服务项目种类（I6）对获得感的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其余5个指标则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其中，乡村旅游年度接待人次（I1）的影响最大，每单位的改变将引起0.528单位的获得感增量，反映了居民对来访游客的带动效应具有非常高的敏感度；排在第二位的游客人均消费水平（I5）对社区居民的获得感也产生显著影响。其弹性系数为0.368，略低于乡村旅游年度接待人次。综合来看，如果要在产业兴旺的维度上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可以按照弹性系数大小依次选择投资路径和政策引导（I1→I5→I2→I4→I3→I6），从而有效提升乡村旅游的发展效率。

3.3 基于感知主体特征的获得感差异分析

获得感一方面取决于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外部刺激，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感知主体（居民）自身的特征与状态差异，社区居民的心理特征将在后续研究中予以关注。本研究仅按照不同年龄段、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收入水平对样本数据进行分类，然后对每个类型分别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探索居民个体属性（年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农户与核心景区空间距离）变化对获得感是否具有显著影响。
如表3所示，将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以及空间距离按取值大小划分为五个阶段，生成4变量*5阶段*5维度，共100个样本数据子集，得到100个回归系数后取其均值作为最终输出结果。由于每次根据变量（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以及空间距离）将样本划分为五个部分，样本数量较少，为了保证良好的统计效果，采用小样本Bootstrap自抽样方法进行（取值1 000次）线性回归。以年龄段划分为例，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获得感的弹性值有一个明显的递增趋势。年龄越大的受访者，对环境变化越发敏感，其获得感的感知程度越发明显。5个年龄段共25个回归结果中，仅有3个结果略微偏离了递增轨迹，分别为stage one的生活富裕（0.155），stage three的产业兴旺（0.133）和stage four的治理有效（0.330），其余结果基本符合递增趋势，在表3中从左向右，年龄依次增加（stage one stage five），获得感弹性系数随之增加。
表3 获得感在年龄、收入、受教育水平和空间距离四个维度上的变化趋势

Tab.3 The change trend of secondary factors in age income education distance

二级因子 维度划分 Stage one Stage two Stage three Stage four Stage five
年龄段划分 产业兴旺 0.127 0.138 0.133 0.184 0.211
生态宜居 0.143 0.158 0.180 0.221 0.299
乡风文明 0.141 0.142 0.152 0.154 0.196
治理有效 0.195 0.200 0.234 0.330 0.308
生活富裕 0.155 0.140 0.145 0.193 0.210
收入水平 产业兴旺 0.243 0.362 0.229 0.191 0.255
生态宜居 0.286 0.283 0.244 0.233 0.204
乡风文明 0.256 0.304 0.245 0.202 0.146
治理有效 0.270 0.193 0.246 0.327 0.158
生活富裕 0.218 0.328 0.222 0.166 0.264
受教育水平 产业兴旺 0.271 0.276 0.276 0.303 0.257
生态宜居 0.187 0.369 0.308 0.328 0.297
乡风文明 0.169 0.188 0.263 0.267 0.289
治理有效 0.359 0.233 0.408 0.281 0.254
生活富裕 0.272 0.275 0.177 0.208 0.177
空间距离衰减 产业兴旺 0.324 0.316 0.306 0.300 0.268
生态宜居 0.330 0.292 0.259 0.207 0.162
乡风文明 0.324 0.282 0.281 0.258 0.269
治理有效 0.216 0.175 0.202 0.279 0.273
生活富裕 0.326 0.281 0.272 0.251 0.160

注：年龄：20~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1岁以上；收入：2 000元/月及以下，2 001~4 000元/月，4 001~6 000元/月，6 001~8 000元/月，8001元以上；受教育水平：小学（含）以下，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距离衰减：乡村旅游核心区内，距离核心区1 km（含）以内，1~3（含）km，3~5（含） km，5 km及以上。

如果说五个阶段的划分仍然较为粗糙，不能准确刻画获得感在年龄段、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以及空间距离维度的变化规律，那么为了更加清楚地描述居民获得感在4个维度的趋势特征，我们将访谈结果的分值进行去量纲处理后取均值，并用图形的方式进行呈现，对于少量的缺失值采用插值法予以补全，如图2所示。图中AGE、EDUCATION、INCOME和DISTANCE 4条曲线反映了居民获得感随着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以及空间距离改变的轨迹特征。
图2 乡村旅游获得感在年龄、收入、受教育水平、空间距离四个维度的变化轨迹

Fig.2 The trajectory of rural tourism acquisition in age income education distance

总体上来看，4条曲线的变化规律与表3的回归结果是相符的。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获得感的弹性系数有一个递增的趋势（AGE曲线），对应表3中的回归结果，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3个维度上获得感随着年龄增长而严格递增，产业兴旺与生活富裕也基本上保持增长趋势，最终总趋势表现为递增，如图中AGE曲线所示；其次，EDUCATION曲线整体上显示为震荡轨迹，在表3的回归结果中表现为仅有乡村文明一个维度上的回归系数是严格微弱上行，其他4个维度都不具有完全的严格趋势，治理有效明显震荡下行，而产业兴旺、生态文明和生活富裕3个维度上最终都有一个明显的下降走势（第五阶段），最终形成曲线总趋势的震荡特征；第三，对于INCOME曲线，整体上表现为震荡下行，对应表3的结果，整体上可以看出其递减趋势，收入水平最高的stage five阶段弹性系数整体上低于stage one阶段，与曲线表现基本一致，但5个维度中没有发现严格递增或递减趋势；第四，与INCOME曲线表现相似，DISTANCE曲线的趋势也是震荡递减趋势，不同的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3个维度具有严格的递减趋势，乡风文明与治理有效则是震荡变化趋势，复合而成的总体趋势呈现为震荡下行。
4个变量维度上（年龄、收入、受教育水平和空间距离）的回归分析结果（表3）与轨迹曲线（图2）的趋势基本相符。究其原因，基于年龄段划分的AGE曲线总体上表现为震荡上行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获得感略有增加但不明显，表明年龄与获得感之间为一种微弱正比关系。这主要是由于年龄越高，阅历越丰富，对生存环境更加敏感，并且早年间我国乡村区域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生活水平较低，对于近年来总体上的持续向好发展趋势，年长的受访者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一个对比效应，更能体会或感知到乡村发展带来的改变。其次，受教育水平（EDUCATION）曲线的震荡趋势非常明显，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上行或下降趋势，只是在高学历阶段有一个略微下降的变化，在问卷调查和访谈中，我们发现学历越高，其看待周边的发展变化表现的越发理性，考虑的因素和视角更加多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对乡村发展成效的感知，也是导致其获得感略微下降的主要原因。第三，收入水平（INCOME）曲线的变化趋势较为明显，随着收入的增加其获得感明显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收入水平越高，其生活水平和心理预期都会更高，对收入增长的敏感程度会下降。换言之，同样的乡村环境（单位）提升，对不同的人群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强度。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有学者称之为钝化[19]）不但在不同的受访对象中普遍存在，也在五个维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上普遍存在，上述五个维度回归分析中（表2）不同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异便是我们所说的回归弹性，这一弹性差异也为后续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思路启示和路径选择。最后，空间距离（DISTANCE）变化轨迹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衰减趋势，随着与核心景区空间距离的不断增加，目的地居民的获得感有一个显著的下降过程，符合地理空间衰减规律。农户距离核心景区越远，到访游客带来的经济效应越弱，并且基础设施、环境治理、交通条件及公共服务的辐射效应都会衰减，从而导致社区居民的获得感下降。

4 结论与讨论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何实现对乡村旅游发展成效的科学评价至关重要。获得感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和将来发展成果的重要评价标准和价值取向。科学合理的获得感评价体系既可以为乡村旅游发展指明方向，也可以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约束，同时还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启示和实践路径。乡村旅游具有全域旅游的特征，可以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环境等多重乡村发展目标，涉及变量因素多元繁复，评价难度大。本文在乡村振兴的框架结构内，从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的视角，对乡村旅游发展成效的获得感进行实证检验和指标体系构建，具体研究结论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虽然乡村旅游与获得感的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全面，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旅游研究亦逐渐增多，但鲜见以获得感作为评价标准，对乡村旅游发展进行系统评价的相关成果。本研究将乡村旅游置于获得感的具体评价情境中，在内涵体系构建和理论模型应用方面予以补充和提升，并基于古镇乡村旅游的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古镇乡村旅游获得感的提升路径和空间协同策略。
第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与生活富裕五个维度对社区居民获得感存在显著影响（方差分析高度显著）。乡村旅游在任何一个维度的提升和优化都可以显著改善社区居民的获得感。需要注意的是，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五个维度上的获得感回归系数具有明显差异，对于一个具体的目的地来说，则应根据自身条件，设计获得感提升的路径和投资的先后顺序。例如当经济收入水平处在较高水平时，继续增加收入的获得感必然出现边际效用递减，此时，居民可能更多地关注生态环境或社会治理的改善和提升，应通过政策引导，将相关生产要素投向边际产出更高的领域，从而有效提升获得感水平。本研究所识别的回归弹性系数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第三，从年龄、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空间距离四个维度的获得感变化轨迹可以发现：①基于年龄段划分的AGE曲线总体上表现为震荡上行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获得感略有增加但不明显，表明年龄与获得感之间为一种微弱正比关系。这主要是由于年龄越高，阅历越丰富，对生存环境更加敏感，并且早年间我国乡村区域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生活水平较低，对于近年来总体上的持续向好发展趋势，年长的受访者在时间维度上具有一个对比效应，更能体会或感知到乡村发展带来的改变。②受教育水平（EDUCATION）曲线的震荡趋势非常明显，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上行或下降趋势，只是在高学历阶段有一个略微下降的变化，在问卷调查和访谈中，我们发现学历越高，其看待周边的发展变化表现的越发理性，考虑的因素和视角更加多元，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对乡村发展成效的感知，也是导致其获得感略微下降的主要原因。③收入水平（INCOME）曲线的变化趋势较为明显，随着收入的增加其获得感明显下降，这主要是因为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收入水平越高，其生活水平和心理预期都会更高，对收入增长的敏感程度会下降。换言之，同样的乡村环境（单位）提升，对不同的人群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强度。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边际效应递减规律不但在不同的受访对象中普遍存在，也在五个维度（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上普遍存在，上述五个维度回归分析中（表3）不同变量的回归系数差异便是我们所说的回归弹性，这一弹性差异也为后续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思路启示和路径选择。④空间距离（DISTANCE）变化轨迹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衰减趋势，随着与核心景区空间距离的不断增加，目的地居民的获得感有一个显著的下降过程，符合地理空间衰减规律。农户距离核心景区越远，到访游客带来的经济效应越弱，并且基础设施、环境治理、交通条件及公共服务的辐射效应都会衰减，从而导致社区居民的获得感下降。因此，对于具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来说，应关注社区居民的属性特征，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获得感提升。
第四，从前文的理论框架可知，本研究显然不是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成效的全面评价。本研究所构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与生活富裕五个维度都包含多个三级指标，且乡村旅游发展的获得感评价体系主要基于古镇乡村旅游的社区居民，虽然可以为我国乡村发展研究提供思路启示和路径借鉴，但我国乡村地区复杂多样，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利益主体多元，感知主体包括社区居民、工商企业、政府以及到访游客等。不同感知主体的获得感影响因素、传导机制、溢出效应以及变化轨迹等都明显不同，尤其涉及感知主体心理特征变量（性格、期望、认知、情感……）时，趋势特征则更显复杂和多变，在分析中应充分考虑感知主体差异，三级指标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和修正。此外，本文的结论来自上海青浦朱家角镇、崇明港西镇及浦东周浦镇的实证研究，其普适性有待检验，但研究思路与范式可以为全国乡村旅游发展成效的科学评价提供有益借鉴，值得后续研究的继续关注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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