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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0 , Vol. 40 >Issue 9: 160 - 16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9.017

Rural Evolution Differenti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 LI Yuheng , 1, 2, 3 ,
  • YAN Jiayu 1, 2, 3 ,
  • SONG Chuanyao 1, 2, 3 ,
  • LIU Yansui 1, 2, 3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2. Key Lab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Modelling，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3.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Received date: 2019-10-17

  Revised date: 2020-07-03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Fold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problems such as the widening urban-rural gap and the lag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ve become more prominent,directly affect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rural evolu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ased on the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data,it explores the centrality and growth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simultaneously evaluates the coordin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rural evolu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s significant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 The rural area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plains have good development and strong clustering ability,while the 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Yanshan-Taihangshan region in the north and west is lower; 2) The rural evolu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has formed a time-space characteristics with Beijing,Tianjin,Shijiazhuang,Baoding and other big cities as the core,and the county-level city as the secondary center to expand outward. "Town-driving-country " has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mode of rural evolu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3) The current level of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still low,and the problem of unbalanc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 still very prominent.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the research proposes the rur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evolution proces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continuously enhances the rural resilience to resist external disturbances,and strive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rural area system; evolu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land; land use

Cite this article

LI Yuheng , YAN Jiayu , SONG Chuanyao , LIU Yansui . Rural Evolution Differentia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9) : 160 -16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9.017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乡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91亿人，较2009年增长了26.52%（http://www.stats.gov.cn）。乡村人口流失不仅导致了农村空心化现象，也引发了乡村产业衰退、本地市场萎缩、社会凋敝等问题[1⇓⇓-4]。乡村衰退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无论是美国、瑞典等发达国家，还是非洲等落后地区，均不同程度地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由于人口流失导致的乡村衰退过程[5]。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发展仍主要以牺牲乡村为代价[6]。城市发展消耗了乡村地区大量资源，导致了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日趋显著。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部署，意义重大。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活跃，但城乡发展矛盾突出、问题集中、协调难度大的典型区域。该地区既有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大都市，又有冀中大面积的传统农区，冀北以及冀西的燕山、太行山地区又多属生态脆弱、经济发展落后的贫困地区，乡村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7]。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面向未来打造首都经济圈，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重要部署，因而亟需破解区域内城乡发展不均衡、乡村发展滞后等难题。面对基础设施短缺、产业发展薄弱等问题，激发京津冀地区农村发展新动能，推进新型村镇建设，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是补齐乡村发展短板的必要路径。
相关学者指出“以土地为中心的城镇化”是中国快速城镇化的显著特点[8⇓-10]。土地资源作为基本的生产资料对农业与农村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导致农村大量土地资源过快非农化，资源不断向城市地区集聚，挤压了乡村发展空间，制约了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本文基于土地利用视角，解析京津冀地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分异的时空格局，探测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的中心性与成长性，评价城乡发展协调性，揭示该地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的规律。

1 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与城乡协调

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乡村空间体系[11]。作为一个综合的地域系统，乡村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开放性特点，在与外界发展环境交互作用下，乡村的功能与要素耦合结构不断发生演化和变异[12]。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及其分异过程受自然资源禀赋、水文气候条件、土地利用变化、经济社会基础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近年来，“弹性”这一概念被应用到乡村发展领域，为研究乡村地域系统演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乡村弹性是乡村地域系统通过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的自我调控与适应，最大限度吸收外界环境扰动冲击的能力，避免了乡村系统运转不稳甚至功能瓦解。乡村弹性能力包括乡村对外界扰动冲击的抵御能力、适应能力与实现转型发展的能力[12]。拥有良好的弹性能力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决定着乡村系统内部结构与演化方向。
城市与乡村因其功能定位、资源禀赋的差异而相互依存，并通过紧密的要素流动与集聚而相互作用。伴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化，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与景观格局发生急剧变化，主要表现为城乡建设用地扩张与耕地减少[13]。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并向知识经济社会迈进。然而，城乡间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不协调问题日益凸显，成为转型期的必然现象和结果[14]。面对城市化、工业化进程所引发的乡村劳动力流失、土地非农化等问题，一部分乡村积极应对，调整功能定位，实现了发展转型，而广大乡村却出现了“乡村病”，导致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乡村演化过程中出现的增长、停滞、衰退甚至消亡是不同地域乡村系统与外部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符合自然规律[15]。然而，作为紧密联系的有机体，城市与乡村只有共同发展，才能相互支撑。当前，我国全力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亟需扭转城进村衰的格局，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因而，科学把握不同地域乡村系统的演化过程及其分异规律，评价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对于识别制约乡村发展的短板因素，提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2 研究区域概况

京津冀地区位于113°04′E~119°53′E，36°01′N~42°37′N之间，总面积为21.6万km2，占中国总面积的2.2%，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24%。2017年京津冀地区GDP达8.3万亿元，占全国GDP的10%。
京津冀地区北面与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相邻，西面与山西省交界，南部与山东省、河南省接壤，东面紧傍渤海湾。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和天津2个直辖市以及河北省11个地级市，地处华北平原，地势由西北向东南由高及低倾斜，地貌类型多样，山区与平原分别约占京津冀地区总面积的48.2%和43.8%。进入新世纪以来，京津冀地区土地覆盖变化明显，城乡建设用地时空变化显著（图1）。
图1 京津冀区位示意图

Fig.1 Location diagram of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

3.1.1 乡村演化中心性和成长性识别

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之外的广大乡土地域。在与外界发展环境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乡村地域系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不断演化，地域功能处于动态变化中并不断发生分异[15-16]。世界范围内对城市与乡村的界定与划分通常依据空间形态、产业布局、功能服务与环境景观等方面。我国对于城乡的划分主要依据《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暂行规定》和《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划分城乡工作管理办法》，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范围进行考虑，较多地关注土地的空间形态与规模[17]。本研究依据我国现行城乡划分标准，对于京津冀地区城市与乡村地域空间进行划分，提取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县、自治县、旗、自治旗政府驻地的镇为城镇区域，城镇以外地区划分为乡村地区。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因地区不同而有显著的差异，为了反映这种地区之间的差异，单一土地利用类型相对变化率被引用来反映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的区域差异[18⇓-20]。某一特定土地利用类型相对变化率可表示为：
K = S a - S b S a × T × 100 %
式中：Sa、Sb分别为所研究区域在研究期间的初期与末期某种土地的利用类型的数量；T是研究期时间的段长，在该研究中，T的单位为年；K即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在研究区域内的年度变化率。
本文以格网与县级行政区划为单元，利用ArcGIS空间自相关分析进行冷热点识别，基于Getis-Oder Gi*来检验局部是否存在空间统计上的聚集高值区与低值区域，探测研究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中心性与成长性，其G指数的高低反映了乡村空间扩展强度空间集中性的强弱，进而揭示乡村演化成长的热点区域[21]。区域空间发展的中心与成长性的空间“热点”计算模型为：
G i * = ∑ j = 1 n w i j x j - X - ∑ j = 1 n w i j S n ∑ j = 1 n w i j 2 - ∑ j = 1 n w i j 2 n - 1
X - = ∑ j = 1 n x i j n   ,   S = ∑ j = 1 n x j 2 n - X - 2
式中： x j是每个统建单元的属性值； w i j是i和j的空间权重，在探测中采取空间搜索半径法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区域发展中心性模型是以2 km×2 km格网为单位对各年份乡村建设用地数据进行空间“热点”分析，而乡村建设用地空间扩张表征着乡村区域成长性特征，因此，本研究以行政区划为单位，在测算建设用地平均变化率的基础上，利用空间“热点”模型探测区域成长性。

3.1.2 城乡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

系统耦合是通过各个子系统及其要素的交互作用与相互影响促进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它决定了系统演变的特征与规律[22]。依据城乡发展交互作用的强弱程度可以建立城乡土地扩张耦合协调度模型。
本文借鉴物理学中耦合的概念和容量耦合系数模型理论，将县域范畴内城乡建设用地扩张耦合度定义为：
C = 4 U 1 U 2 U 1 + U 2 2 2
式中：U1、U2分别代表城市与乡村发展系统，在本研究基于建设用地扩张视角，指的是城乡建设用地年均变化率。
将2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考虑进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D = C T
T = α U 1 + β U 2
式中：D表示协调度；C表示耦合度；T代表城乡建设用地扩张协同效应的综合指数； α和β为待定系数，代表二者在整个系统运行中所占的权重。本研究视二者同等重要， α和β均取值0.5；D表示协调度，值越大表示两个系统的发展越协调。根据协调度D的大小可以将协调度评价过程分为6个阶段：当0<D<0.2时，系统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当0.2<D<0.4时，系统处于轻度失调阶段；当0.4<D<0.5时，耦合系统濒临失调；当0.5<D<0.6，系统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当0.6<D<0.8时，耦合系统处于中度协调阶段；当0.8<D<1时，系统处于良好协调阶段。

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2000、2005、2010、2015年京津冀地区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为遥感监测截面数据。该数据是以各期Landsat TM/ETM、Landsat8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通过人工目视解译生成，土地利用类型包括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居民地和未利用土地6个一级类型以及25个二级类型。研究中所需城乡建设用地基础数据由此提取获得。行政区划等其他各类地理要素数据为通过Mapinfo系统转换的shp文件。

4 结果分析

4.1 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过程

2000—2015年，京津冀地区建设用地规模扩大了51.83％，年均增长率达3.12％，其中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大了48.72%，年均增长率为2.70%，而乡村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52.78%，年增长率达到2.90%。由此可见，研究期内京津冀地区乡村的建设用地扩张规模与速度均大于城市地区。
乡村建设用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乡村地域系统的空间演化过程。本研究基于空间地统计数据，运用ArcGIS揭示了京津冀地区乡村建设用地的时空演化过程，通过空间“热点”模型，得到了京津冀地区乡村建设用地扩张的冷热点分布结果，以2 km×2 km的网格为单元探测了在不同时期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中心性的特征（图2）。
图2 京津冀地区乡村中心性强度值

Fig.2 Central intensity value of rural area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研究发现，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中心性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特征。伴随着城镇化过程，京津冀地区乡村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张呈现出以城镇地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特征。乡村演化中心性强度值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部以及南部的平原地区；而京津冀北部、西部的燕山、太行山地区的乡村演化中心性强度值普遍较低，乡村建设用地扩张速度相对较慢。
在21世纪初期，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中心性强度的高值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城市周边地区以及天津、唐山、沧州的滨海地带。此后，伴随着京津冀地区地级市的发展壮大，乡村演化中心性强度的高值地区呈现出以北京、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主要城市以及秦皇岛、唐山、天津、黄骅港口为中心向周边扩展的空间格局特征。这些区域乡村发展的中心性强度日益增加，乡村中心性逐渐显现。在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下，临近的乡村地区更易于聚集经济发展所需的土地、资本等要素，更易于承接相关产业项目，与城市地区的经济联系度愈发增强，因而乡村地区建设用地的扩张更加显著。该趋势在2015年尤为明显，京津冀地区城市周边地带的乡村演化中心性相较于其他研究期明显增强。
然而，京津冀北部的燕山地区、西部的太行山地区受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基础设施等的影响，对外通达度较低、县域经济综合实力较弱，导致了乡村地区发展严重滞后，进而形成了燕山—太行山贫困片区，直接凸显了该区域乡村发展质量不高的态势。研究也显示，2000—2015年，相较于京津冀中部及东部的平原、沿海地带，燕山、太行山地区的乡村演化中心性强度值普遍较低，乡村地区对生产要素的集聚能力较弱。
本文基于建设用地的年均变化率测算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成长性。如图3所示，2000—2015年，京津冀地区乡村成长性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性特征。
图3 京津冀地区乡村成长性强度值

Fig.3 Growth intensity value of rural area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2000—2005年，伴随着天津的滨海新区、河北的曹妃甸港、黄骅港等环渤海地区的大规模开发与建设，京津冀地区乡村成长性强度值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以北京—唐山、天津—沧州为轴线的地区，乡村建设用地的扩张速度较快。在环渤海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大规模的投资与建设促进了生产要素向乡村地区集聚，激发了乡村内生动力，形成了以环渤海地区为极核的乡村成长空间格局。
2005—2010年，京津冀地区的乡村成长进入平稳期，区域内乡村成长强度值处于相对均衡状态。随着河北省《河北太行山星火产业带建设规划（2006—2010）》的实施，通过项目建设重点推进太行山地区的绿色名果产业、生态养殖产业、旱作杂粮产业、名贵药材产业、非金属矿产业、特色旅游六大产业的发展，极大带动了京津冀西部太行山地区乡村的发展，乡村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其他地区。
2010—2015年，随着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深入，针对燕山—太行山贫困片区的投入力度与规模逐年加大，也成为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在此期间，京津冀北部的张家口、承德地区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直接带动了县城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乡村成长性强度值相较于2000—2010年普遍较高。
基于对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中心性与成长性的分析，可以得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具有显著的时空差异性特征。在此过程中，以城市为核心、县城及重点乡镇为主体的城镇经济的发展与辐射有效带动了乡村地区发展。“以城带乡”也成为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的主要驱动模式。

4.2 京津冀地区城乡发展协调性

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在平原地区、山地丘陵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特征。为了进一步揭示京津冀地区城乡发展的关联性，本文构建了城乡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京津冀地区城乡发展协调情况，同时以模型测算结果为基础，依据耦合协调度大小，并结合京津冀各县域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扩张系统综合序参量大小将城乡建设用地扩张系统耦合协调类型划分为6大类、18小类（表1）。
表1 京津冀地区城乡发展耦合协调度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of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D 类型 U1与U2的大小比较 协调类型 县数量（个） 典型县域
0.8~1.0 良好协调 U1>U2 乡村滞后型 0
U1=U2 城乡同步型 0
U1<U2 城市滞后型 0
0.6~0.8 中度协调 同上 乡村滞后型 0
城乡同步型 0
城市滞后型 2 崇礼区、双滦区
0.5~0.6 勉强协调 同上 乡村滞后型 3 怀安县、承德县、西青区
城乡同步型 0
城市滞后型 2 滦平县、宽城满族自治县
0.4~0.5 濒临失调 同上 乡村滞后型 6 涉县、邯郸县、临城县、丰宁满族自治县
城乡同步型 1 万全区
城市滞后型 10 武安市、平泉市、兴隆县、邢台县
0.2~0.4 轻度失调 同上 乡村滞后型 70 康保县、静海区、尚义县、乐亭县
城乡同步型 18 永清县、望都县、青县、鸡泽县
城市滞后型 67 孟村回族自治县、灵寿县、下花园区、行唐县
0~0.2 严重失调 同上 乡村滞后型 12 黄骅市、津南区、海兴县、房山区
城乡同步型 0
城市滞后型 4 阜平县、遵化市、大名县、曹妃甸区
如表1所示，京津冀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程度较低，城乡耦合协调度达到0.5以上的区县仅有崇礼区、怀安县等7个，仅占京津冀地区所有区县的4%，良好协调型地区数量为0，大部分区县的城乡发展属于失调状态，占比高达86%。这一结果直接显示了京津冀地区城乡发展不协调的态势。
研究显示，城乡协调发展的区县数量较少，其中崇礼区与双滦区属于中度协调发展类型，乡村的扩张速度快于城市地区。以张家口市崇礼区为例，2000—2015年城市与乡村地区的建设用地年均变化率分别是27%与30%，农村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大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速度。2010年以后由于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推进，扶贫搬迁、产业扶贫等工作的推进有效整合了农村的土地资源，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
濒临失调型与勉强协调型地区主要有怀安县、滦平县、涉县、万全区、平泉市等22个县域地区，占京津冀区县总数的11%。这些地区产业基础相对较好，城镇地区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能力。濒临失调类城市滞后型地区平泉县15年间城乡年均建设用地变化率分别为8%与14%，乡村发展的速度大于城市，乡村建设用地的扩张促进了乡村地区土地利用结构的调整，拉动了其果蔬菌类种植与培育产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村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城乡发展协调度介于0~0.4之间的区县包括康保县、静海区等171个，占京津冀地区所有区县的88%，说明京津冀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水平相对较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海兴县、阜平县等16个区县处于严重失调状态，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矛盾突出。太行山东麓的阜平县，拥有广大的山地农村，平原地区较小，城镇工业资源也十分贫乏，难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加之当地面临石材矿产行业转型困难问题，城镇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微乎其微，城乡发展处于“小马拉大车”状态。
如表1所示，京津冀地区城乡同步发展型区县相对较少且分布规律不明显。乡村发展滞后型地区主要分布在平原地区与北部的坝上地区，平原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城市相比乡村地区拥有更多的资源与发展机遇；而坝上地区资源禀赋较差，例如张家口市的康保县交通通达性较弱，生态环境脆弱，产业基础薄弱，农村自我发展能力较弱，人口流失导致农村空心化程度较高，乡村发展滞后直接体现在乡村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较慢。城市发展滞后型地区主要分布在西北部相对贫困地区与环渤海港口地区。一方面，在燕山—太行山贫困片区与环首都贫困带[23]上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缺乏乡村发展的内生动能，而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使乡村地区发展速度有所提高，以减小城乡差距、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东部环渤海地区如曹妃甸区城市化的水平相对较高，城乡之间要素交换的能力与水平也较高，乡村土地非农化速度加快，乡村发展迅速。

5 结论与讨论

在城乡交互作用过程中，物质、资本、人口、信息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倾向于向高回报率的城市地区集聚，也导致了城乡景观、用地格局的变化[24]。研究显示，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面临空间不均衡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时空差异的特征明显，平原地区的乡村演化中心性高于山地丘陵地区。乡村演化形成了以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大城市为核心，以县级市为次级中心向周边扩张的空间发展格局。“以城带乡”成为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的主要驱动模式。然而，京津冀地区城乡发展依旧处于不协调的阶段，亟需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发展速度、方式、结构与动力方面均经历着快速的调整与变革。因此，科学把握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过程及其分异规律，揭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趋势与城乡协调水平，调整不同地域的城乡发展策略，从而提升乡村地区综合发展能力，增强乡村地区应对外界扰动的能力，即乡村弹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区位优势明显，受城市辐射带动影响大的城郊地区的乡村，应继续推进城郊型经济发展，巩固乡村地区服务城市的功能定位，不断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更加有效地带动乡村地区发展。城郊地区的乡村可以大力发展多功能农业，探索绿色农业与休闲旅游、文化康养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吸引高素质劳动力回流，从而增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地处偏远的乡村地区受城市发展辐射作用相对较弱，发展相对滞后。针对这种类型的乡村，首先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提高交通通达度，增强乡村地区与外部环境的联系紧密度。其次，要通过土地整治工程，不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的模式化经营。此外，还要鼓励农户的非农就业转移，积极开展空心村整治，推进农村人口向县城、重点乡镇地区集聚，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城市与乡村血脉相融、地域相连，应同步推进城市化与村镇化的协调发展，形成“双轮驱动”的城乡发展格局[25⇓⇓-28]。培育良好的城乡关系，可以通过优化城乡空间布局和形态、促进城乡资源均衡配置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形成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通过城乡产业空间格局的调整和优化，促进城乡间形成高效合理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以城市产业带动和促进乡村产业的发展；大力建设基础设施、技术、金融及信息服务支撑体系，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乡村转型发展，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科学把握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过程，精准识别制约不同地域类型乡村发展短板因素，明确乡村振兴实施路径是优化京津冀地区城乡关系，实现京津冀地区协调发展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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