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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9: 114 - 12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9.012

Study on 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Japanese Transmigrants’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A Case of Guangzhou City

  • WANG Boya , 1 ,
  • LIU Yungang , 2, ※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 and Planning，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2-08

  Revised date: 2020-07-06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3

Fold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anagement system for foreigners,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mode of transmigrants in China have also changed. Taking Japanese as an example,previously most of the Japanese in China are dispatched employees from Japanese enterprises. In recent years,there has been a phenomenon of Japanese local entrepreneurship embedded in the ethnic enclave,which becomes a new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theory in economic geography,ethnic entrepreneurship can be regarded as an economic activity embedded in local social network.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0 Japanese entrepreneurs in Guangzhou,this paper u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and embedding path of Japanese transmigrants in Guangzhou. It is found that the entrepreneurship of Japanese transmigrants in Guangzhou has gone through five stages,namely,de-embedding,supplementary embedding,extended embedding,core embedding and transformation,which completes the local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network of ethnic entrepreneurs. In this process,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er relationship,tighter structure and deeper local embeddednes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of foreigners in China,which to some extent makes up for the lack of existing relevant research,and also provides beneficial policy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ese big cities.

Key words： ethnic entrepreneurship; local embeddedness; Japanese transmigrants in China; ethnic economy; Guangzhou City; geographically embedded

Cite this article

WANG Boya , LIU Yungang . Study on 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Japanese Transmigrants’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A Case of Guangzhou City[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9) : 114 -12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9.012

随着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跨国流动，移民活动日益频繁。联合国发布的全球移民总量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境内的外国移民达到72万人[1]。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33.6万外籍人士持有外国人才工作许可证，在华从事投资、贸易、教育、科研等多样化经济活动，此外还存在大量未登记的非正规就业者，预计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总数超过95万[2]。已有研究表明，在华外国人居住和就业的集聚及其族裔服务需求催生了独特的族裔经济体系[3-4]，外国人的族裔创业活动也随着族裔经济的发展愈发活跃，成为外国人在华就业类型的重要补充。然而，由于目前对外商投资和外国人就业管理的限制诸多，外国人在华创业仍存在种种困难和准入障碍，例如：外商投资存在行业限制、外籍人士无法申请个体工商执照，等等，因此国内关于外国人创业的相关研究也比较鲜见。
对外国人创业的已有研究主要着眼于创业者的创业动因及其影响因素。劣势理论认为本地就业市场带来的先天劣势迫使外国创业者选择自主创业以获得经济收入，从而避免失业[5]；少数中间人理论的研究表明，为了快速适应移居国环境，族裔创业者通常会选择流动性高、经济回报快的行业，并从中扮演贸易商、中介或代理等角色[6]；文化理论则强调由宗教信仰、家庭关系、文化性格等带来的独特民族资源对族裔创业具有重要帮助[7]。从创业的过程视角来看，创业活动既是族裔创业者适应本地经济的重要方式，也是其利用社会网络融入本地劳动力市场的过程。因此，本研究引入嵌入视角，以广州的日本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创业过程，进而探讨日本创业者本地嵌入的路径和特征，希望为广州建设国际大都市提供政策建议。

1 研究视角与方法

1.1 研究视角

1944年，Polanyi在著作《巨变》中首次提出“嵌入”（embeddedness）一词。嵌入最早用于描述个体行为，试图说明人际互动的关键性。Polanyi认为，对经济问题的探讨必须嵌合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中，个人的经济动机同样嵌入于社会关系中，经济行为属于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8]。与Polanyi的观点不同，Granovetter撰写的《嵌入：社会网与经济行动》更加关注经济行为受社会关系影响的程度及作用过程[9]，嵌入的概念也被引申为个人或企业的经济行为受到信任、文化、声誉等社会关系的影响。嵌入于1980年代成为一个基础性概念，随后在区域发展、社会组织、管理学、地理学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
在地理学领域，嵌入理论多用于定性研究，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及分析框架。Granovetter提出的网络嵌入分析框架包含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9]；Zukin等将嵌入分为结构、认知、制度和文化四个维度，后三个维度更为强调社会建构[10]；Hagedoom将网络嵌入分成环境嵌入、组织间嵌入、双边嵌入三个层次，进一步补充了网络嵌入性的研究框架[11]；Hess则相对重视区域结构和网络对嵌入的影响，并将嵌入性划分为社会嵌入性、网络嵌入性以及地理嵌入性[12]。与此同时，国内学者也分别对嵌入提出了不同的类型划分方式和内涵理解[13-14]。
。1980年代末期，新经济地理学家将嵌入概念引入全球化与地方化关系的讨论，认为全球化是全球网络嵌入空间的过程，地方化则是全球网络地域嵌入的作用结果[15]。其后，Dicken等通过对美国和日本汽车制造业的研究，指出嵌入在塑造空间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6]，并将“网络和嵌入”的研究方法引入地理学中。与全球化和地方化关系密切的嵌入概念也逐渐成为搭建全球生产网络（GPN）分析框架的重要研究视角，具体可分为地域嵌入和网络嵌入两种类型[17]。借助GPN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家开始关注跨国公司在空间拓展过程中的嵌入问题，包括嵌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果等。
在微观层面，嵌入理论在创业研究领域也得到广泛应用。在创业起步期，关系网络的嵌入可以加强个体对创业认知、机遇的理解度、敏感度[18]。随着创业的发展，进而形成一个内外相融的知识网络，以共享、合作为基础呈现出开放性、互动性的网络体系[19]，而创业后期的网络有利于新企业获得合法性。从创业学习的角度，关系网络的嵌入提供了较为良好的知识来源途径，并且个体在知识学习过程中还能强化其与同行业经营者间的关系纽带，以形成良性循环[20]。由此可见创业者的社会网络，也就是创业学者们常说的“创业网络”[21]，在他们创建和发展新创企业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Hoang等认为创业网络的研究重点是网络关系、网络结构与网络节点。网络结构作为网络成员之间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模式，如网络规模、密度、容量、关系强度、中心性等都对创业结果有重要影响[22]。除了对创业静态结构的解析，也有学者对创业网络本身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展开研究。Davidsson认为创业网络和创业过程是相辅相成的[23]，董保宝进一步将创业网络演进模型划分为三个阶段，从初期网络连接开发到网络关系多元化，再到网络关系层级化发展[24]。目前，对于网络动态化的研究相对匮乏，创业主体在不同创业阶段的网络关系与网络结构的差异有待进一步探讨[25]。
图1 研究框架

Fig.1 Research framework

1.2 研究框架

在已有嵌入理论应用于地理学的研究框架基础上，本研究试图从嵌入的关系强度、网络结构和地理根植性三个维度，来构建族裔创业者社会网络本地嵌入的分析框架。其中，关系强度和网络结构表征网络本身的属性，关系强度刻画的是族裔关系网络中不同类型社会成员之间点对点的关系，包括服务链上下游、合作伙伴、竞争同行、政府部门等族裔社会网络内外部成员的关系；网络结构呈现的则是族裔关系网络中各个成员之间社会结构的联系模式，受到成员数量和相对位置关系的影响。地理根植性表征了网络的空间属性，反映族裔创业者社会网络在本地的扎根程度，用创业活动的地理空间附着性是根植的还是松脚的来进行判断。
基于图论的方法，结合已有文献对创业网络关键结构要素的提取以及族裔经济的封闭性特点，本研究拟选取3个指标来综合描述族裔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①网络密度：反映网络中成员间联系的密集程度；②网络中心性：反映对象在网络中的相对位置，体现其在网络建构中的重要性；③网络开放性：以成员的族裔属性指示其网络本地化程度，族裔网络成员的比重越高，则开放性越低。

1.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索移民本地网络嵌入的演化路径，进而探寻各阶段的关系网络特征。质性研究采取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度观察，使用归纳法分析文字资料，通过对实在事件的概念化、范畴化来提炼问题结论，从而对研究对象的行为和意义建构进行解释性理解[26]。本研究在参考现有文献和研究框架的基础上，设计了访谈大纲，通过对10位广州日本创业者进行深度访谈，获得一手资料。受访者的样本编码及特征见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属性

Tab.1 Attributes of the interviewees

No. 性别 创立企业/店铺 所属行业 身份 在穗创业年份 访谈时长
1 女 T商务咨询公司 商务服务 总经理 2012 25m07s
2 男 Z物业管理公司 房地产 总经理 1997 115m24s
3 男 N料理店 餐饮 老板 2014 31m26s
4 男 J料理店 餐饮 老板 2009 30m02s
5 男 S面包店 餐饮 老板 2013 35m43s
6 男 N甜品店 餐饮 老板 2009 35m22s
7 男 C茶文化教室 批发零售 老板 2004 62m30s
8 男 C语言文化教室 教育 校长 2004 32m47s
9 男 E私塾 教育 校长 2006 24m31s
10 男 Y房地产公司/B料理店 房地产/餐饮 董事长 2005 36m16s
对于访谈对象的选择，由于外国人调查的进入难度较高，本次调查以样本的可接近性为前提条件，在研究者的能力范围内调查创业者。研究者按照配额抽样的原则，即根据创业企业规模、行业、所在族裔聚集区等条件确定不同类别中的样本配额比例，然后按比例在各类别中进行便利抽样，尽可能保证样本结构与总体结构的一致性。研究者事先在2016年3~4月期间展开实地考察，走访了广州天河北、珠江新城和环市东一带的日本人聚居区与各类族裔经济设施，以掌握广州日本人创业整体概况以及行业分布、空间分布的现状特征，在此之后开展一系列访谈调查。
在二手资料收集方面，本文主要查阅了面向日本人的日文生活服务与资讯类纸质资料，包括《Whenever（広東版）》杂志、《PPW（広東版）》周报、《ぽけつらべージ香港·広東2017~18年度版》的日文黄页以及研究对象的企业网站介绍、相关新闻等。通过不同来源的资料相互补充、印证，提供更加全面的定性文本数据，从而使研究结果更具可信度和说服力。

2 在穗日本人创业活动的展开

2.1 在华日本人创业活动的背景

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在对华投资的国家/地区中位列第三。尽管如此，中国实际利用的日本FDI金额在2012年达到峰值，之后便呈现持续下滑态势，2015年的实际利用额相比2012年下降了56.5%。日资的投资领域也发生转变，电气机械等传统制造行业投资大幅度缩减，零售业等服务行业的投资比重不断上升。受到日资在华投资结构变化的影响，在华日本人的就业结构也出现新变化。根据日本《海外在留邦人数调查统计（平成11-29年版）》，1996—2016年在华日本人数量由19 379人增加至128 111人，年均增长率约10%（图2）。相比前十年较快的增速，后十年增长平缓，2011年达到峰值15万人之后逐渐下降。这一数字背后伴随着两种趋势：一是由于派遣员工享受较高工资及各类海外补贴，造成企业劳务成本上升，日资企业开始采用更加灵活的人才策略，在华常驻员工的数量大幅减少；二是在本地族裔服务需求市场以及中国庞大消费市场的吸引下，来华创业者的比重增加，说明日本人在华的职业路径选择更加灵活多元。
图2 1996—2016年在华日本人数量变化趋势

Fig.2 The trend in the number of Japanese transmigrants in China from 1996 to 2016

2.2 在穗日本人创业活动的展开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统计，2016年广州日本人数量为7 551人，其中自由职业者占比6.5%。广州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族裔经济区[3]，日语杂志《Whenever（広東版）》2016年的资料显示，广州共有日本族裔企业（制造业除外）426家，其中餐饮类139家，各类文化教室36家、日系超市及杂货店20家、房产中介17家。这些族裔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微型企业由现居广州的日本人成立，涉及餐饮、批发零售、房产中介、咨询、教育、医疗、文化等各类与日本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行业。因此，从创业的氛围活跃度和行业丰富度上看，广州是日本人创业活动最具典型性的地区之一。
早在清朝时期，广州就开始与日本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改革开放后，日资企业来穗投资吸引了不少日本人的到来，并逐渐形成了以天河北、珠江新城、环市东等片区为核心的日本人聚居区。在穗日本人的创业活动开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萌芽阶段（1990—2003年）。这一时期有日立电梯、松下电子、三菱电机等在内的100多家日资企业在穗开展投资活动。由于大规模的业务网络尚未形成，在穗日本人多为日本总公司的派遣职员，他们通常居住在日资企业提供的免费公寓，大多位于日本领事馆所在的环市东以及新开发商务区天河北一带。相应地，与食、住、医、教等密切相关的生活性族裔经济设施在上述地区相继出现。而受这一时期外商投资政策的限制，日资尚且无法进入零售及服务行业，因此面向日本人的族裔经济设施主要由港商或大陆商人投资设立，当时广州的族裔经济市场也尚未完全形成。此外，由于日本固有的终身雇佣制以及追求稳定、不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加上1990年代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和消费水平不高，综合以上原因导致了日本人来穗创业的意愿和动力不足。
②快速增长阶段（2004—2012年）。随着中国的外商投资政策转变，贸易、商业零售、餐饮、美容美发、旅游、人才介绍、房产中介、租车、装修等行业均已允许外资进入。与此同时，日本相关经济杂志纷纷刊登在华投资成功的故事特辑，不但鼓舞了部分先行者继续开拓中国市场，也刺激了更多日本人来华投资、创业的想法。由此，来穗创业的日本人数量不断增加，投资的行业范围不断扩大。据统计，2012年在穗日本人约7 000名，其中自由业关系者274名。从实地调研和访谈中得知，大部分日本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业的：2005年开始开设日本式私塾，2006年广州第一家日本人直营的有机蔬菜农园成立，2008年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日本料理店长、厨师、发型师、美容师等，其中不乏50岁以上的日本人。这一时期在穗日本人创业覆盖了零售、生活服务、商业服务等各个行业，经营体系基本形成，经营种类不断增加，族裔经济市场也随着创业者的增加而进一步发育成熟。
③多元化发展阶段（2013年至今）。随着在穗日本人口增速放缓，就业结构趋向多元化。为了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日企开始削减派遣员工的数量；另一方面，受到互联网、电子商务浪潮以及中国社会创业氛围和企业文化的影响，日企员工传统的职场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一部分日本人尝试由派遣员到个体创业老板的身份转换，由此从企业网络中脱嵌并进入本地社会网络，例如调查中了解到一位曾在广州从事国际物流行业长达五年的日本人，辞职后开始创业，与中国朋友合伙经营淘宝服装店。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服务的本地化，早期日本人创业的服务对象绝大部分是日资企业和日本人等族裔群体，而随着对本地市场的适应和拓展，服务也越来越多地面向本地，调研中发现一些日本料理店和日式杂货店七成以上顾客是中国人。

3 在穗日本人创业发展的案例研究

3.1 T商务咨询公司

No.1在1994—1996年期间以交换生身份来广州学习汉语，毕业后返回东京从事编辑工作，2004年被公司派遣到上海分部。在沪期间，No.1结识了一位日语资讯杂志社老板，并被其邀请到广州担任分社主编。No.1通过杂志社日常媒体采访及商务洽谈，在本地积累了丰富的人脉资源，并初步结成依托主编身份的关系强度较弱的网络。
“八年时间里都做同一份工作有点腻，想要做出新的尝试”，于是No.1决心辞职创业，与两位日本朋友创办了一家日本文化事务所，定期举办日本传统工艺讲座、亲子美食教室、日本工艺品展销会等文化活动，后因事务所搬迁至苏州而退出合作。2014年No.1二次创业，与一位广州朋友共同投资成立T商务咨询公司，核心业务是为本地日企提供媒体咨询服务，包括广告设计、宣传册制作、品牌资讯发布、活动策划等。目前，No.1主要负责商务拓展，大部分客户由朋友介绍而来，合伙人运营网站和自媒体，其余3名中国员工为媒体设计师。此外，No.1还与华南地区的摄影师、插画师保持着长期合作。
在创业阶段，No.1以合伙人为结点进一步延伸本地网络的范围，同时不断挖掘潜在网络关系，实现网络成员向客户资源的转化。No.1表示自身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本地人脉的支持，因此在两次创业的转折点上始终坚持留在广州，这也说明其关系网络具有较强的根植性。

3.2 Z物业管理公司

No.2在1990年代初期曾作为投资顾问活跃于香港房地产界，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影响，日本投资者决定与No.2前往广州考察房地产市场。当时位于新商务区的Z公寓刚建成，周边环境较好、交通便利，周围也分布有不少日企，No.2便建议投资者在此置业。同年，No.2在香港注册成立Z物业管理公司，帮助投资者经营Z公寓Ⅱ座的20间物业。2001年，随着外资获准进入房地产中介行业，公司用中国员工名义申请拿到房地产中介许可证、清洁业务许可证等资质。随后公司业务不断扩大，到2015年已在Z公寓管理超过100间物业。客户95%以上是周边日企的派遣员工，以家庭形式入住为主；由于是服务式公寓，月租金1.5万元起，包含物业管理费，并提供房间清洁、脏衣送洗、电器修理、食材采购等各类便捷的生活服务。Z公司共有31名中国员工，包括25名保洁员、5名负责接待日本客户的业务员以及1名对接日本投资者的驻港办事员。
No.2认为“房地产中介的本质是服务业，最重要的是构筑与客户的信赖关系”，因此每周会邀请客户到家中开饮食会或陪同客户爬山，并认为自己东京大学的教育出身也是取得客户信任的保障之一。No.2在创业过程中与客户之间搭建起基于信赖的关系网络，一方面维系和强化现有客户关系，另一方面通过贴心的日式服务口碑逐步扩大网络成员规模。此外，以客户服务需求为出发点，搬家公司、洗衣店等定向合作伙伴也陆续被链接到这一本地网络中。

3.3 N料理店

N料理店是北京一家日本酒贸易公司旗下的连锁店，2009年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店并聘用No.3担任店长，随后相继在天津、大连布局多家分店。为拓展南方市场，2014年No.3来到广州开设分店，店铺选址在日本人活动相对集聚的体育东路一带小区内。
N料理店是日式居酒屋，提供烤鸡串、关东煮等日式下酒菜。店铺规模不大，面积约100 m2，共有6名中国员工，其中2名会说日语，顾客基本都是在附近工作或居住的日本人，因此能够熟练进行日语交流是No.3招聘员工的重要条件之一。由于店铺刚起步不久，为降低经营成本，会在本地农贸市场采购海鲜、肉类、蔬菜、调料等食材，日本酒则是由贸易公司直接供应。店铺周边集聚了多家日料店，竞争比较激烈，No.3表示最希望打开本地市场，“北京分店一开始也主要是日本客人光顾，但是现在90%的客人是中国人，据我的了解，大连分店的日本客人和中国客人比例是一半一半”。
在经营过程中，No.3会利用与总公司的网络关系获取各类创业资源的支持，包括营业执照申请、酒水供应以及对其他分店经验的学习等，以便在竞争中找准消费者定位，培育和扩张本地支持网络。

3.4 C茶文化教室

No.7在2002年到广州留学，期间通过茶评课程学习，对中国茶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毕业之后前往茶产地安徽，以学徒身份与茶农共同生活和种茶。经过三年的实践学习，No.7回到广州创业，经历了从跑茶叶市场、寻找进货渠道到茶叶批发的生意。2006年，No.7的第一家茶叶店在芳村开业，次年搬至天河北，并开办了茶艺讲座；2010年，茶艺讲座转为经营茶文化教室；2012年，相继在上海浦东和浦西开设分店；2014年，深圳分店开业，并在中方合伙人的投资帮助下注册法人公司。No.7未来计划在上海、深圳、苏州以及泰国各开一间分店。
广州总店开展茶叶茶具销售和茶文化教室两大业务，顾客中八成是日本人，以日本家庭主妇居多，中国顾客大多由日本顾客介绍而来。店铺共有10名中国员工，包括茶艺师、日语翻译和网站工程师等。茶文化教室提供专业资格认证的茶艺培训，并不定期推出日本抹茶体验会、茶田体验旅行等活动，促进中日茶文化交流（图3）。此外，No.7还依托本地人脉关系拓展销售渠道，增设了包含杂货店、日料店、甜品店、面包店、中文教室等在内的10多家本地代理点，并与美容院合作研发推广药膳茶。
图3 C茶文化教室的茶艺讲座、茶田体验活动和NPO在日交流会

Fig.3 The tea art lecture，tea field experience activities and the exchange meeting of NPO in Japan

作为品牌创始人，No.7每年都会前往安徽、云南、福建等茶产地与茶农进行合作交流，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开展投资洽谈与茶文化宣传。基于上述关系网络，No.7在2013年成功申请到安溪茶农合作项目，并担任日本NPO法人代表，促进日方进口中国的健康有机茶，从而为中国茶农提供公益支持。
可见在创业初期，No.7采用本地批发零售的经营模式，网络结构相对单一，随着业务范围从单纯销售茶叶到同时提供文化服务的转变，本地关系网络不断扩大，网络成员增多、网络结构也更加稳固，且这一本地网络经验是可以复制到其他城市的。此外，No.7也构建了基于文化传播和公益实践的更高尺度的关系网络，可为本地网络的发展提供外部支撑。

3.5 C语言文化教室

No.8曾作为日企派遣员在广州工作，派遣期间深感语言问题造成的不便，随即意识到身为外国人学习汉语和适应中华文化的困难。以此为契机，No.8于2004年辞职创办了服务在穗日本人的C语言文化教室。创办时由于受到外国人在华独立办学的政策限制，只能使用中国员工的身份注册以取得办学资质。
C语言文化教室位于天河北某一居住小区内，经营规模不大，开设有汉语培训课程以及功夫茶、乐器、料理等中国文化课程，九成以上学员是日本人，以公司职员和家庭主妇为主。此外，还与全日空、日产等在穗大型日企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为其员工提供专业的商务汉语培训。C语言文化教室共聘请15名教师，其中2名为日本教师。课程采取公开班和家教两种授课方式，公开班一般为3~8人，上课时间和地点固定；家庭教师提供一对一教学，相对灵活但价格稍贵。相比同类型的日语培训机构，定制化小班课程稳固了C语言文化教室在本地的市场，随着办学的开展，学员数量稳中有增。未来，No.8计划在广州再开设一所分校。
可见在No.8所服务的本地网络成员中，不仅有零散的学员，还包含了企业组织中的员工，个人基于声誉的弱关系网络和企业基于契约的强关系网络丰富了关系网络的结构层次，教室与学员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形式决定了教学模式的差异。

4 在穗日本人创业的本地嵌入

4.1 在穗日本人创业的本地嵌入过程

对族裔创业嵌入过程的分析，曾有学者从产业集群演化的角度解释了温州移民创业网络在普拉托服装产业的演化路径[27]。本文则在微观层面依据族裔创业者与本地社会网络的互动关系，将在穗日本人创业历程分成脱嵌、补充嵌入、延展嵌入、核心嵌入、转换五个阶段（图4）。
图4 本地嵌入的阶段演变

Fig.4 The evolution stage of the local embeddedness

创业机遇是族裔创业者实现本地嵌入的起点，在本地族裔经济存在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缺口时，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族裔创业者能够迅速发现市场机会，占据有利空间，采取具体的创业举措，并主动选择从原有社会网络中脱嵌。脱嵌后，族裔创业者进入本地社会网络，提供专业程度较高、具有一定封闭性的族裔服务，以填补本地服务链的缺口，这一阶段被称为补充嵌入。在进入本地市场的初期，族裔创业者由于较难获得来自族裔社会网络内部的有效支援与帮助，往往处于孤立状态，表现为与本地族裔社会共同体的互动较弱，社会网络尚未成型。
随着嵌入程度的不断加深，创业模式趋于成熟，族裔创业者通过向外延展族裔社会网络的边界，进一步占据所处行业的族裔市场，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对族裔网络产生依赖性，从而进入延展嵌入阶段，族裔网络本身也在成员的相互作用下不断稳固和扩张。这一过程中，族裔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是推动族裔创业者嵌入本地网络的重要影响因素。当族裔创业者以自身为中心构建起成员丰富、结构完善的网络，并利用其信息优势、资源优势和网络权力优势成为网络核心时，便到达了核心嵌入阶段。在此阶段，族裔创业对本地族裔经济网络结构的影响和效力更加明显，表现为创业者与族裔经济主体和本地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更为紧密，具有良好的行业信誉，甚至覆盖和垄断区域内业务，并且有能力帮助更多创业者融入本地社会网络。
如果族裔创业者在前几阶段构建的社会网络较为封闭，在经济上对成本、利润等较为敏感，与其它主体多以点对点单向联系，则其关系网络可能会呈现出网络学习性和地理根植性较差的特征。一旦遭受本地网络关系断裂、宏观政策与环境变化等内部结构因素的影响或外部偶然因素的冲击，很有可能从原有的关系网络中脱嵌，表现为本地嵌入失败和网络外移。相反地，如果族裔创业者在核心嵌入阶段构建的社会网络中本地成员所占比重越大，成员之间的联系程度越紧密，那么其关系网络的地理根植性特征将越明显。当遭受到类似因素的影响或冲击时，关系网络有较大可能通过转型进入到新一轮的补充、延展和核心嵌入阶段，从而不容易从本地经济社会网络体系中脱落出来。

4.2 总体特征

脱嵌是必经的初始阶段，大部分族裔创业者处于补充、延展嵌入阶段，只有少部分能够实现核心嵌入。族裔创业者的创业过程往往从脱嵌阶段开始，一般表现为主动从原先的学校、企业、机构中脱离出来。上述五个案例中多数创业者为异地脱嵌，例如：No.2从香港房地产投资市场脱嵌，No.3从北京日料店的雇佣关系中脱嵌，No.7从与茶农的学徒关系网络中脱嵌。其余创业者为本地脱嵌，No.1从杂志社脱嵌成立事务所，后留穗再创业，实现二次脱嵌；No.8从在华日资企业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中脱嵌。脱嵌后，积极尝试打开本地市场的No.3和计划在本地增设分校的No.8处于从补充嵌入向延展嵌入转换的阶段，表现为与族裔网络的互动更加紧密。No.8表示，“周围的日本人会很热心地帮助自己，不懂的地方也会提醒自己”。业务体系完善、人脉关系庞大的No.1和扩大物业规模、细化服务种类的No.2已进入延展嵌入阶段。No.7则实现了核心嵌入，其在多样化的合作模式和网络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较强的网络权力，并通过搭建平台帮助族裔网络成员获得有效信息和网络身份。创业者在不同嵌入阶段的行动和想法可以直接反映出关系网络的特征，表2列举了包含案例及其他受访者在内的原始语句佐证。
表2 质性研究的原始资料佐证

Tab.2 Primary material evid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嵌入阶段 各嵌入阶段特征的原始资料语句
（篇幅有限，每一阶段至多选择3个被访者的原始语句佐证）		 关系网络的
结构特征
补充嵌入 No.3：现在店铺处于起步阶段，由于体育东路附近聚集了很多家日料餐厅，竞争比较激烈，比起周边的料理店生意不是太好。99%的客人都是日本人，中国的客人不过来消费是比较烦恼的事情……店面104 m2，只有大概30个座位，一个月租金是8 000元，现在的租金比较便宜，还负担得起，未来是否搬迁会根据店铺的经营情况决定。
No.5：我就职于一家经营汽车配件的日资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都是日本人，除汽车配件部门外，还下设有日本食品超市、饮食店、面包店和日本食品供应商，其中S面包店由我负责经营。店面位于珠江新城，当时的两位日本老板想退出转让，于是我就利用公司资金买下了这家店，同时找到日本有名西点品牌S帮忙，开始加盟合作。当时广州几乎没有日系面包店，经营主要靠周边居住的日本人支持，目前仍有一半以上顾客是日本人。
No.9：我们的本社在上海，广州分校共有4名员工，其中3名是日本人，1名是会日语、管理日常事务的中国人。日式私塾的办学目的是为了让海外派遣人员的子女在回国后能尽快适应本国教育，所以经营与本地的日本人数量有很大关系，现在共有30多名学生，由于广州只有两家同类型学校，竞争不是很激烈。		 低密度
低中心性
低开放性
地理根植性弱
延展嵌入 No.1：我在媒体界工作了十几年，累积了许多从事媒体、创作、宣传等的人脉资源，日本企业客户主要是日本朋友介绍的，招聘员工和找办公场地则是通过中国朋友介绍，他们对我起到很大帮助。在业务拓展上，虽然也想继续举办活动，但是没有以前那样（事务所时期）的条件，公司规模小，人手也不足，现在编辑和设计的业务繁忙，抽不出身。
No.2：派遣的日本人家庭很看重公寓的服务质量和细节，所以我们的服务项目很多，努力为客人的居住生活提供便利……为了构筑与日本客人的信赖关系，我每周四在自家用自己煮的料理和日本酒招待客人，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在日本客人不信赖房地产中介，信用是很难构筑的东西，必须要花很多时间苦心经营关系，与客人成为朋友。今后我并不想扩大经营规模，只要持续地帮助投资者管理好Z公寓的房产。
No.4：刚开始在这里经营的时候，周边只有两家日料店，这几年店铺渐渐多起来，这一带聚集了不少人气。我们的宣传是靠客人的口碑，八成以上客人是日本人，也有不少常客……日本食材大部分是从日本贸易公司进货，也有自己专门的渠道获得一些很难入手的食材。由于经营得比较好，也想在广州开其他分店，正在找地方，不会考虑去深圳、东莞这些城市开分店，因为当地的日本人正在减少。		 低密度
高中心性
低开放性
地理根植性强
核心嵌入 No.7：2004年在广州白手起家，经过十年的时间已经在中国开了五家分店，工作人员大约40人左右，自己也作为顶梁柱支持着员工们的生活。我觉得自己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似乎与一般的社长和社员的关系不太一样，更像是家人一样相处。我希望员工能用自己的心泡茶，通过员工将这份心意传递给客人。日本的茶艺老师也曾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她们中有的有自己的工作，或者是主妇，业余时间过来授课……我们正处于上升期和转折期，老师和代理商数量在增多，经营的业务也更广了，现在更多是与合作伙伴的新项目，包括与美容院合作药膳茶，但内在配方和准备都是我们在做……不太担心本地竞争问题，更多是希望与同行业的共同进步。我们有自己的品牌和理念，希望中国茶文化可以长远、广泛地传播出去。
No.10：我早在2005年就来到广州，主要经营两项业务。一是房地产中介，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就认识了日本最大的房地产中介公司之一A公司的老板，我们两个都是福冈人，便一起谋划在中国开展业务，合作成立了Y公司。我们跟No.2的Z物业管理公司也是合作关系，由于客户定位不同，他们是服务式公寓，我们的房源以小区为主，因此会互相介绍客户给对方。另一个业务是餐饮，我创建了在广州非常有名的日料连锁品牌，目前有4家分店，定位是面向本地食客，与面向日本人的料理店不同，在店铺选址、宣传渠道方面更加适应本地市场。		 高密度
高中心性
高开放性
地理根植性强
创业的行业特性也会影响嵌入网络的形成与发展。首先，以日资企业为服务主体的商务服务业，例如金融、咨询、人才介绍、媒体、广告等，由于行业具有知识密集、专业化程度高的特征，大部分服务由大型跨国公司的海外机构提供，少数创业者通过捕捉细分领域的服务需求而参与到族裔经济经营活动当中，但往往受到创业者本地融资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的限制，很难扩大企业规模进而补齐业务链条，No.1就表示“钱的方面总是有困难的，作为外国人很难在中国获得经营资金支持”。因此这一类型服务作为在跨国公司本地网络基础上的补充，创业者可以通过企业规范化、法人化经营进一步延展社会网络，但较难实现核心嵌入。其次，以日本个人或家庭为服务对象的生活服务业，例如美容美发、住房、教育、医疗等，普遍的创业动机源自于满足族裔群体对日式特色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具有封闭性强、市场容量小、同行业竞争性低的特征，例如业务互助的No.2和No.10以及受教群体差异的No.8和No.9，这也限制了其网络嵌入向后端的演进。特别地，对于多元消费结构下同质化竞争强的餐饮、零售一类行业，则更容易跨过本地化门槛，走向“去族裔化”与核心嵌入。它们嵌入本地网络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创业者的市场战略制定和实现方式，例如No.6“开始时经营传统的日式居酒屋，为了获得中国客人的青睐，增加以寿司、天妇罗、拉面等中国人爱吃的料理作为主打”，甚至会出现No.3和No.10两种典型的路径分化。

4.3 补充嵌入阶段特征

在补充嵌入阶段，社会网络相对封闭，该阶段主要的关系类型来自网络内部成员，关系强度弱，网络结构的密度和中心性低，地理根植性较差。N料理店以服务日本顾客为经营核心，因此招聘倾向于日籍店长和会日语的员工；C语言文化教室的学员流动性较大，会根据学员数量和课程需求聘请临时教师。N料理店与周边同行业店铺之间的同质性较高、竞争激烈，彼此之间的顾客细分市场相互交叉，总体规模有限。而同样是需要争夺顾客市场的C语言文化教室，服务范围则更加封闭和狭小，这是由于一方面在穗日本人的语言交流、文化礼仪等族裔需求的市场规模较小，另一方面C语言文化教室在与中国人创办的语言教室的对比中表现出“非正宗”的竞争劣势。因此，两者的网络结构的密度和中心性较低。再者，由于两者所属行业均对经营成本和利润等要素敏感，需要快速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激烈的同行竞争，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地理空间附着上表现出松脚性的特征。

4.4 延展嵌入阶段特征

在延展嵌入阶段，创业者的社会网络关系进一步发展深化，表现为社会网络关系类型向外部拓展，网络结构中心度高，但网络密度和地理根植性较低。T公司以业务为核心拓展与媒体人、客户的关系，搭建了基于知识型服务的关系网络，但由于追求专业化的网络，其结构的复杂程度相对较低，因此表现为网络中心性强、密度低。Z公司作为房地产中介，除了匹配客户住房需求之外，还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物业服务网络，拓展了包括洗衣房、家电公司、日资超市等在内的外部合作伙伴，在网络组织过程中具有明显的中心性。No.1在合伙的文化事务所搬迁至无锡后，并没有随之迁移，而是在积累了事务所经营的经验和人脉之后，选择留在广州二次创业；No.2管理的高端服务式公寓符合日本人的租房偏好，且靠近客户的工作地点和主妇的日常活动范围，其族裔社会网络的空间位置与日本人本地生活空间具有较高的重叠性。因此，出于路径依赖、居住需求偏好和聚居倾向等因素，两者的服务网络不但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而且呈现出一定的地理根植性。

4.5 核心嵌入阶段特征

在核心嵌入阶段，创业者已形成了联系紧密、多元开放的社会网络结构，关系强度强，网络结构的密度和中心性高，地理根植性强。C茶文化教室建立起了从茶农到顾客的上下游互动频繁的关系网络，并且在族裔经济网络体系内部，与贸易公司、各地分店及其代理店、员工等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样密切，表现在资本、信息、人才等要素的传递更为高频与高效。而在本地网络以外，No.7作为日本NPO法人代表建立了公益性海外贸易网络，带动中国茶叶、茶文化以及自身企业走出去。在C茶文化教室发展过程中，No.7的创业活动共形成本地零售与培训、国内零售与培训、NPO、国际贸易四个层次的多重尺度关系结构网络，并通过业务领域和规模的不断扩张将更多成员纳入其结构网络中，实现了多重网络的跳跃式扩张。这种扩张模式背后是No.7社会网络的多中心结构，具有高密度、高中心性和高开放性特征。以广州为大本营，No.7在上海、深圳开设贸易公司和分店，同时借助NPO搭建联系两国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贸易公司向十多个亚洲国家出口茶叶。在迅速扩张的背景下，广州本地市场和总店地位稳固，表现出极强的地理根植性。
图5 补充嵌入阶段在穗日本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

Fig.5 The social network of Guangzhou Japanese entrepreneur in supplementary embedding stage

图6 延展嵌入阶段在穗日本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

Fig.6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ocial network of Guangzhou Japanese entrepreneur in extended embedding stage

图7 核心嵌入阶段在穗日本创业者的社会关系网络

Fig.7 The social network of Guangzhou Japanese entrepreneur in core embedding stage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族裔创业者的创业过程是其在本地建立关系结构网络的过程，异地或本地脱嵌是创业的必经初始阶段，随着创业者本地网络的发展演化，将进入补充嵌入和延展嵌入阶段，最终只有少部分创业者能够实现核心嵌入。处于补充嵌入阶段的族裔创业者，社会网络表现出关系强度弱、以网络内部成员联系为主、网络密度和中心性低、地理根植性差的特征；进入延展嵌入阶段，族裔创业者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增强、关系类型拓展、地理根植性和网络中心性提高，但密度仍较低；处于核心嵌入阶段的族裔创业者，社会网络则表现出关系强度强、上下游互动联系与网络内外部关系紧密、网络密度和中心性高、地理根植性强的特征。
移民创业研究作为社会学和地理学的跨学科交叉议题，从1990年代开始迅速增长，直到2005年以后正式作为学术研究课题[28]。早期社会学使用新经济移民、双重劳动力市场、移民网络等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移民创业的动因、影响因素、路径等问题[29]，经济地理学则更加聚焦于移民创业与本地的关系，将族裔经济网络视为帮助移民创业的关键因素[30]，进一步在劳动地理学领域，移民创业活动也被看作劳动力国际流动的一种表现形式，研究表明由于较难进入本地主流劳动力市场，移民通常会选择以居间性为特征的行业进行创业[31]。近年来，西方劳动力地理学出现了微观化转向，将微观社会主体的异质性引入研究，更加关注人的能动性，从而使研究具备勾连地方和日常生活实践的能力[32]。因此，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创新地将社会学的嵌入视角引入经济地理的研究问题，搭建了社会网络的嵌入分析框架，有效阐释了移民创业的过程以及移民在本地的关系网络如何其创业历程。同时，本研究也是劳动力地理学微观视角的一次应用尝试，从移民个体层面分析创业网络构建的社会空间实践。此外，笔者认为以下几点还需在后续研究中继续深入探讨：①本地社会经济网络对族裔创业者社会网络的逆向影响尚未明晰，本文在创业者与本地的互动机制方面尚不深入，移民创业是否已经出现了空间重构和经济再造还有待探讨；②现有分析框架存在定性的局限性，能否借助图论的方法开展定量化分析，形成创业社会网络的研究范式，是需要思考的问题；③除日本人之外，欧美或亚洲其他近邻国家[33]的在华创业者社会网络的本地嵌入处于何种阶段，是否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都需要下一步的追踪研究。
目前，广州正在着力建设开放包容的国际化大都市，从“引进来”到“留下来”再到“发展起来”的发展路径，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外国人才的管理和服务水平，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过去，广州外国人管理体系表现为以限制为主的硬性制度环境，随着近年来行业准入的逐步放宽以及市场规则的日益透明化，族裔创业者不再需要通过隐性社会关系避免和绕行各种制度化障碍，这将进一步激发族裔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也使得外国人创业嵌入和影响本地经济。因此，为了建设吸纳全球创业活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广州亟需重视外国人族裔经济与本地嵌入的演化动态，在管理政策上予以相应支持。一方面，借鉴积分入户等管理制度，将外国人服务保障与工作证挂钩，以计点积分的方式为族裔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和创业环境；另一方面，着眼于为族裔创业提供更加平等的社会资源，使族裔创业者除了依赖族裔社会共同体内部的资源，还能够有渠道获取和利用各类社会资源，包括筹集资金、研发技术、雇佣员工、开展培训、拓展市场等，从而引导族裔创业者社会网络向核心嵌入发展，提高创业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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