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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10: 230 - 23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10.027

Evaluation on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ifferenti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ozuo City, Henan Province

  • HE Yanbing , 1, 2 ,
  • ZHANG Tong 1 ,
  • XIONG Dongmei 1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al & Artistic Design，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3，Henan，China
  • 2. Taihang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3，He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8-18

  Revised date: 2020-07-08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1

Fold

Abstract

The paper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ultural value from aspects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non-material culture. Taking Jiaozuo as the research area and collecting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the paper assesses the cultural value of 18 traditional villages by combination weighting method and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hen,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valu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Quadrant method is adopt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ial paths of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overall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moderate, demonstrating remarkabl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2) From a view of topographic features, the average score of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shows trends of mountain type > plain type > hilly type. Industrial activities have obvious effects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cultural value of tourist villages is the highest. There is no obvious correlation between cultural valu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mpact of urban-rural spatial connection on the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cultural valu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functions, the cultural value of defensive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the highest, while that of farming villages is the lowest.The time regularity of cultural value is not obvious. 3)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paths of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re divided into four kinds: tourism demonstration, cultural creativity, value reserve, theme homestay.

Key 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cultural valu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Jiaozuo

Cite this article

HE Yanbing , ZHANG Tong , XIONG Dongmei . Evaluation on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ifferential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Jiaozuo City, Henan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10) : 230 -23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10.027

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的鲜活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化宝库[1]。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村落数量急剧减少。2000—2010年，我国自然村锐减92万个，其中包括大量传统村落[2]。与此同时，在政策与市场双重驱动下，全国各地掀起乡村旅游热潮，传统村落因其深厚文化底蕴和优美自然景观而备受青睐，但由于缺乏对传统村落核心价值进行精准甄别和科学引导，导致大量村落不断遭受自然环境恶化、历史建筑损毁、传统技艺失传、民风民俗变质等“建设性、开发性、旅游性”破坏，面临“千村一面、万村一貌”的特色危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陷入困境，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渐趋衰微[3-4]。如何合理有效地保护传统村落及其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012年，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将“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以凸显其文化价值及传承意义。同年，国家四部委启动传统村落调查及评选工作；2013年出台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编制基本要求（试行）》对传统村落价值评价提出明确要求；尤其是自“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出要保护好传统村落，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并强调要科学把握各地差异和特点，不搞统一模式。在此背景下，科学评价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并探明其内部分异特征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明确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的优先顺序，提升传统村落发展定位的精准性及其文化传承措施的有效性，为制定差异化文化振兴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国外对传统村落的价值研究始于1964年《威尼斯宪章》的出台，关注对象逐渐从建筑遗产扩大到历史村镇和历史地区，其保护理论与实践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借鉴[5-6]。1990年代以来，国内传统村落价值研究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较快发展，受到建筑学、地理学、旅游学、文化学等多学科关注，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2,7⇓-9]。从研究内容来看，多集中于综合价值[10]、经济价值尤其是旅游开发价值[11]、景观价值[12]等方面，专门针对文化价值的研究较少，更鲜有研究对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的要素和维度进行细分。事实上，传统村落的核心价值在于蕴含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价值是传统村落的根基，更决定着传统村落的未来[13]。而基于文化的结构和分层对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进行细分，有助于探明其结构性差异进而采取更具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从研究方法来看，传统村落价值研究逐渐从定性分析过渡到定量评价，目前定量研究大多依照《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而开展，但此评价体系聚焦于传统村落评选，评价主体以专家为主导，评价客体侧重于传统建筑、选址格局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村民的文化主体地位关注不够，其生产生活、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作为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严重忽视，存在评价指标不够全面以及实际操作难度较大等问题。就评价方法而言，涉及层次分析法[14]、线性加权法[15]、模糊综合评价法[16]等，其中，模糊综合评价法因具有解决不确定性及模糊性问题的优势而被大量运用。从研究区域来看，较为关注湖南[17]、安徽[8]、贵州[18]、山西[19]等地域，以知名村落的个案研究居多，针对不同类型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的对比研究极为缺乏，难以为地域分异明显、社会经济水平悬殊、文化归属多元的传统村落提供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指引，而这对于避免传统村落同质化竞争、实现村落特色发展至关重要。
鉴于此，本文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方面构建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指标体系，以传统村落分布较为集中、类型丰富的河南省焦作市为研究区域，通过实地踏勘、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数据，运用组合赋权法及模糊综合评价法对18个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进行评价，揭示其在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影响下的分异特征，据此探索传统村落文化振兴的精准路径，在深化传统村落价值研究的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决策依据。

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地势由西北向东南渐低，市域总面积4 071km2，常住人口359.07万人，城镇化率59.42%。选取焦作市作为研究案例地，原因有三：①焦作古称怀、覃怀，历代劳动人民在此创造了璀璨的怀川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分支，尤其是境内武陟县地处黄河中下游分界点，因具有万里黄河第一观、黄河河工号子等丰厚黄河文化遗存而荣膺“中国黄河文化之乡”，在黄河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焦作市传统村落数量众多，共有国家级传统村落11个、省级传统村落37个，这些传统村落选址精妙，布局形态灵活多变，民居建筑精巧别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彩，彰显出深厚的黄河文化积淀。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关键阶段，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焦作市传统村落文化价值恰逢其时，有助于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②焦作市传统村落涵盖不同传统功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形地貌、不同空间形态等，类型丰富，特色各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悬殊，有利于开展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对比研究。③2016年，焦作市入选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录，在政府的强力推进与市场的积极配合下，其传统村落迎来开发和利用热潮。相较于对传统村落保护起步较早或旅游发展成熟的发达地区，焦作市传统村落正处于全面转型的关键阶段，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一定程度上更能代表历史文化价值突出但保护形势严峻的众多传统村落，是城镇化快速推进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背景下中国传统村落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1.2 数据来源

基于实地踏勘、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数据，过程如下：①初步考察：2018年8月，对焦作市传统村落进行初步考察，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18个样本村落（图1）。这18个传统村落遍布焦作市域，涵盖不同类型，便于开展对比研究。②预调查：2018年9月，设计实验问卷和访谈提纲进行预调查，在此基础上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确定最终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③正式调查：2018年11月，依据各村常住人口数量，采用等比例抽样法抽取不同年龄、性别、居住年限、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的村民开展面对面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292份，回收有效问卷275份，有效率为94.2%。问卷内容包括村落基本信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情况、村民文化保护及传承情况等。④补充调查：2019年1月，对专家学者、部分村干部及老人等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数据处理前，运用SPSS 20.0软件对问卷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 α信度系数为0.851，KMO=0.765，Bartlett 球体检验显著性水平P<0.01，说明问卷数据可靠性强（图1）。
图1 研究区域与调研样点

Fig.1 The study area and investigation samples

2 研究方法

2.1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不同于文物古迹或建筑遗产，传统村落是一个整体的、活态的文化单元，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历时性、共时性的统一体[2,13,17]，因此对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的评价应尽可能涵盖全面的乡土文化元素，从物质和非物质、历史和现时、保护和传承、主观和客观等多层面遴选评价指标，全方位衡量传统村落文化价值。本文借鉴上述研究并结合实地调研情况，遵循典型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选取覆盖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方面的评价指标，经过对初选指标的筛选合并，确定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指标体系（表1）。
表1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目标层 子目标层 权重 准则层 权重 指标层 权重
文化价值A 物质文化价值B1 0.6748 选址布局C1 0.1722 自然环境协调度D1 0.0784
传统格局完整度D2 0.0938
农业景观C2 0.0885 农业景观风貌独特性D3 0.0288
农业景观风貌延续性D4 0.0597
传统建筑C3 0.2399 传统建筑久远度D5 0.0835
传统建筑完整度D6 0.1564
历史环境要素C4 0.1366 历史环境要素久远度D7 0.0408
历史环境要素丰富度D8 0.0958
饮食服饰C5 0.0376 传统饮食服饰独特性D9 0.0229
传统饮食服饰延续性D10 0.0147
非物质文化价值B2 0.3252 历史影响C6 0.0909 历史职能影响度D11 0.0670
历史事件名人丰富度D12 0.0239
民风民俗C7 0.0852 民俗活动丰富度D13 0.0240
民俗活动参与度D14 0.0612
手工技艺C8 0.0484 手工技艺独特性D15 0.0164
手工技艺传承度D16 0.0320
行为规范C9 0.0667 宗族体系延续性D17 0.0439
乡规民约影响度D18 0.0228
价值观念C10 0.0340 价值取向一致性D19 0.0237
传统文化认同度D20 0.0103
物质文化是村落文化的表象层，赋存于村落生态、生产、生活高度复合的物质空间中，即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生态空间、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空间以及以聚居为核心的生活空间，涵盖选址布局、农业景观、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饮食服饰等物态要素[1]。具体而言，选址布局表征村落与自然环境互生共融的和谐关系以及顺应地形自然延展的聚落形态，折射出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以自然环境协调度和传统格局完整度两个指标来衡量。农业景观是指村民在长期农耕生产中所营造的具有乡土田园特色的景观风貌，是农业文明的结晶和见证，选择农业景观风貌独特性和延续性分别表征其地域特色和传承状态。涵盖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和饮食服饰等物质要素的生活空间是村民衣、食、住、行的主要场所，也是地域文化产生的主要场域，其中，传统建筑是村落文化最直观、最核心的物质载体，以久远度和完整度分别衡量其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价值；塔桥亭阁、井泉沟渠、古树名木等历史环境要素构成了村落独特的景观意象，是村民生活图景的生动展现，以久远度和丰富度来表征；作为传统文化的物化表现，饮食服饰凝聚着村民的生活智慧，其价值主要通过独特性和延续性来衡量。
非物质文化是村落文化的核心层，蕴含于历史影响、传统民俗、伦理规范等构成的文态环境中，涵盖历史影响、民风民俗、手工技艺、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非物质要素。具体而言，历史影响表征村落发展变迁的时间脉络，村落因其历史地位、重要人物事件等无形文化资源而备受瞩目，并赋予村民共同的历史记忆，通过历史职能影响度和历史事件名人丰富度两方面衡量。带有浓厚风土人情的传统民俗是传统村落区别于其他聚落的特色之一，民风民俗和手工技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民俗活动丰富度和参与度分别表征其多样性及村民接纳水平，手工技艺则重在评价其地域特色和传承情况。行为规范代表村民在长期社会活动和交往中共同制定并加以遵守的行为准则，以家风族训和乡规民约为主要载体，通过宗族体系延续性和乡规民约影响度来表征。价值观念包括村民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精神信仰等，直接反映并影响着村落的精神面貌、村民的地缘归属和文化认同，选取价值取向一致性和传统文化认同度来表征。

2.2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方法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涉及多层次、多指标，评价因素繁多，且部分评价指标受到村民主观认知水平的影响，评价信息具有模糊性，因此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进行量化。具体步骤如下：
①建立评价因素集U。定义评价因素集U=（u1，u2，…，um），m为评价指标的数量。
②建立评价等级集V。定义评价等级集V=（v1，v2，…，vn），n为评价等级数量。本文参考《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试行）》及相关研究成果[10,20]，结合实地调研情况，将各评价指标的评价等级分为5级，即V=（v1，v2，v3，v4，v5）=（Ⅰ，Ⅱ，Ⅲ，Ⅳ，Ⅴ），并依次赋值为Ⅰ=81~100分，Ⅱ=61~80分，Ⅲ=41~60分，Ⅳ=21~40分，Ⅴ=0~20分。具体到各项评价指标，Ⅰ，Ⅱ，Ⅲ，Ⅳ，Ⅴ5个等级所表示的含义有所不同，见表2。
表2 各评价指标的等级划分标准

Tab.2 Classification of different evaluation indexes

评价指标 等级划分标准
Ⅰ
81~100分		 Ⅱ
61~80分		 Ⅲ
41~60分		 Ⅳ
21~40分		 Ⅴ
0~20分
自然环境协调度D1 非常协调 较为协调 一般 不太协调 极不协调
传统格局完整度D2 非常完整 较为完整 一般 不太完整 极不完整
农业景观风貌独特性D3 非常独特 较为独特 一般 不太独特 毫无特色
农业景观风貌延续性D4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极差
传统建筑久远度D5 明代及以前 清代 民国 建国至1980年 1980年以后
传统建筑完整度D6 非常完整 较为完整 一般 不太完整 极不完整
历史环境要素久远度D7 明代及以前 清代 民国 建国至1980年 1980年以后
历史环境要素丰富度D8 9种及以上 7~8种 5~6种 3~4种 2种及以下
传统饮食服饰独特性D9 非常独特 较为独特 一般 不太独特 毫无特色
传统饮食服饰延续性D10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极差
历史职能影响度D11 全国范围 省域范围 市域范围 县域范围 无影响
历史事件名人丰富度D12 9种及以上 7~8种 5~6种 3~4种 2种及以下
民俗活动丰富度D13 非常丰富 较为丰富 一般 不太丰富 极不丰富
民俗活动参与度D14 很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极低
手工技艺独特性D15 非常独特 较为独特 一般 不太独特 毫无特色
手工技艺传承度D16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极差
宗族体系延续性D17 很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极差
乡规民约影响度D18 很高 较高 一般 较低 极低
价值取向一致性D19 高度一致 较为一致 一般 不太一致 极不一致
传统文化认同度D20 非常认同 较为认同 一般 不太认同 极不认同
③确定评价因素的权重向量W。表1评价指标中包含定性和定量指标，为使评价结果更为科学合理，选用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其中，主观赋权运用层次分析法，客观赋权运用熵权法，之后取二者平均值作为指标最终权重W（表1），具体步骤可参见相关文献[21]。
④建立模糊关系矩阵R。根据评价因素集U和评价等级集V之间的模糊关系，建立模糊关系矩阵R，即R=（rij）m×n，rij表示评价指标ui对评价等级vj的隶属度，即调查对象中选择某项的人数与总人数之比，i=1，2，…，m，j=1，2，…，n。
⑤建立模糊综合评价集B。定义模糊综合评价集B=W×R，依次建立指标层、准则层、子目标层、目标层的模糊综合评价集。
⑥去模糊化。定义综合评价分值E=B×H，H代表评价标度。其中，Ⅰ级（81~100分）取组中值90分作为评价标度，Ⅱ级（61~80分）取70分，Ⅲ级（41~60分）取50分，Ⅳ级（21~40分）取30分，Ⅴ级（0~20分）取10分，即H=（Ⅰ，Ⅱ，Ⅲ，Ⅳ，Ⅴ）=（90，70，50，30，10），依次计算指标层、准则层、子目标层、目标层的综合评价分值。

3 结果分析

3.1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评价结果

焦作市18个传统村落整体文化价值的均值为50.39，总体处于中等水平，位于Ⅱ级、Ⅲ级、Ⅳ级的传统村落分别有2、14、2个，大致呈“橄榄型”结构。其中，北朱村文化价值分值最高，达71.77，平顶爻村次之；山路平村文化价值最低，为37.59，其次为北归善村；最高得分是最低得分的1.91倍，极差值为34.18，表明不同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差距较为明显，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就子目标层而言，传统村落物质文化分值介于26.54~50.65之间，均值为35.75；非物质文化分值介于10.32~21.12之间，均值为14.64，可见传统村落物质文化价值明显高于非物质文化价值，结构性差异显著（图2）。从评价指标来看，得分排在前三位的指标为传统建筑久远度、传统格局完整度、自然环境协调度，排在后三位的指标为手工技艺传承度、传统文化认同度、价值取向一致性。以上表明，焦作市针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偏重于传统建筑、街巷空间、整体格局等有形实体，对手工技艺、精神信仰、道德观念等精神内涵的挖掘与弘扬重视不够，留“形”而未传“神”，致使传统村落普遍存在传统价值体系濒临崩溃、传统文化认同度低、乡土社会秩序变迁等问题，严重制约了传统村落文化价值整体水平的提升。
图2 焦作市传统村落文化价值

Fig.2 The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Jiaozuo City

3.2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差异

传统村落根植于其生长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影响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迥异[4,19]，因此本文选取以上因素对传统村落进行类型划分，揭示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差异。具体而言，考虑到地形地貌在传统村落综合自然地理条件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其作为自然地理条件的表征要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传统村落产业活动、经济发展水平、城乡空间联系三个指标来衡量；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传统功能和形成年代两个方面，结果见表3。
表3 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差异

Tab.3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传统村落类型 分类标准 物质
文化价值		 非物质
文化价值		 整体
文化价值
地形地貌 山地 37.60 14.42 52.02
丘陵 32.37 13.12 45.49
平原 36.28 15.62 51.90
产业活动 旅游发展型 39.22 15.45 54.67
生活服务型 35.30 16.58 51.88
特色农业型 30.65 11.40 42.05
经济发展水平 高收入 35.30 14.54 49.84
中等收入 36.56 14.76 51.32
低收入 34.22 14.47 48.69
城乡空间联系 城中村 35.39 15.83 51.22
城郊村 35.81 14.01 49.82
远郊村 36.27 13.37 49.64
传统功能 农耕型 32.90 11.62 44.52
工贸型 30.33 19.56 49.89
防御型 40.32 16.57 56.89
纪念型 36.51 16.71 53.22
形成年代 秦汉时期 31.09 14.34 45.43
隋唐时期 40.08 15.97 56.05
宋元时期 29.62 11.30 40.92
明清时期 37.79 15.48 53.27

3.2.1 地形地貌

根据地形地貌将焦作市传统村落分为山地、丘陵、平原三种类型，整体文化价值、物质文化价值呈现山地>平原>丘陵的特征。山地村落物质文化价值最高，一方面，山地村落地势偏高，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外来文化对村落冲击的强度和频率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山地村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建设性破坏程度小，村落整体格局、街巷肌理、民居建筑因此得以较好保留，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得以延续。就非物质文化价值来看，平原村落最高，原因在于平原村落通常具有便于农耕、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等优势，农业专业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较高。村民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极为注重精神追求和文化传承，自发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如陈家沟的太极拳文化庙会、万花村的青龙宫新春庙会、北朱村的万人饺子宴、小董村的孝子文化节等声名远扬，非物质文化价值不断提升。

3.2.2 产业活动

根据焦作市传统村落主要从事的产业活动将其划分为旅游发展型、特色农业型和生活服务型，其整体文化价值、物质文化价值呈现旅游发展型>生活服务型>特色农业型的特征。实地调研可知，旅游发展型村落一般具有自然环境优美或文化积淀深厚的先天优势，加之旅游开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村落物质环境的保护和历史文化的传承，文化价值在“外治环境、内修人文”过程中得以提升。非物质文化价值方面，生活服务型最高，特色农业型最低，这是因为多数生活服务型村落尚留存传统乡土生活图景、熟人网络和民俗风情；而特色农业型村落大多已实现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受现代技术和市场的冲击较强，传统生产生活模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文化价值也在此过程中走向衰落。如北归善村拥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陈氏正骨，传统中医疗法及显著效果曾一度扬名中外，但在西方医学的影响与冲击下，村内年轻人传承意识淡漠甚至对此闻所未闻，陈氏中医骨科面临失传危机。

3.2.3 经济发展水平

根据人均年收入将传统村落分为低收入水平（≤5 000元）、中等收入水平（5 001~10 000元）和高收入水平（>10 000元），其物质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价值、整体文化价值均呈现中等收入>高收入>低收入的特征，可见传统村落文化价值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无明显相关关系。实地调研中发现，中等收入水平村落基本仍保留传统农业景观风貌，开发程度较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建设性破坏相对较少，同时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来促进文化价值的延续。相对而言，低收入传统村落面临人口流失严重、维修资金缺乏等困境，其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均受到强烈冲击；高收入传统村落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传统建筑、街巷格局等物质空间的修缮与维护，但同时更容易遭受现代化浪潮和外来文化的侵蚀，富裕起来的村民陆续对传统建筑进行拆除或翻新，并逐渐摈弃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而引发乡土文化认同危机。

3.2.4 城乡空间联系

根据传统村落与中心城镇的空间距离将其分为城中村、城郊村和远郊村，其物质文化价值呈现远郊村>城郊村>城中村的特征，非物质文化价值和整体文化价值则与此相反，呈现城中村>城郊村>远郊村的规律，反映出传统村落与中心城镇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就物质文化而言，村落距离中心城镇越远，被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蚕食的程度越低，较低的开发强度有利于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农业景观风貌的保存；就非物质文化而言，传统村落距离城市越近，其休闲度假、民俗文化体验等特色服务优势越明显，对城市居民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城乡联系互动密切，易受到城市社会经济的反哺，传统村落与中心城镇之间呈现互融共生的关系。如位于中站区的北朱村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寨卜昌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发达，公共文化资源供给充足，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尤其是北朱村已连续举办七届迎新春文化节，已成为市民每年必不可少的文化盛宴。

3.2.5 传统功能

根据传统功能将焦作市传统村落分为农耕型、纪念型、防御型、工贸型四种类型，农耕型村落整体文化价值最低，究其原因，农耕型村落长期以传统农业为主，经济基础薄弱，村民收入普遍低下，在此背景下青壮年人口不断外迁，随之而来的是民居建筑、祠堂庙宇等有形实体空废、手工技艺消亡以及村落整体价值体系的虚无和混乱。物质文化价值呈现防御型>纪念型>农耕型>工贸型的特征，作为历史上的军事要塞，防御型村落多凭险而建，四周高墙围护，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独立，寨门、寨墙、炮楼、古树等大量物质要素得以完好保留。非物质文化价值方面，工贸型村落最高，主要源于这类村落历史上多担负商业贸易中心或地区行政中心，在历史影响方面有突出优势；纪念型次之，因血缘聚族而居的此类村落通常具有完整的宗族体系，以北朱村为例，张氏宗族自明代传承至今已二十余代，祠堂和族谱保存完整，春节祭祖团拜盛典、万人饺子宴、民俗文化节的连年举办极大提升了村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非物质文化价值突出。

3.2.6 形成年代

将传统村落按照形成年代分为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其整体价值、物质和非物质文化价值均呈现隋唐时期>明清时期>秦汉时期>宋元时期的特征，可见，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的时间规律性特征不明显，而是更多受到外在扰动强度、村落保护力度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即外在扰动强度越小、保护力度越大，传统村落文化价值越高，反之则反。隋唐时期传统村落以平顶爻村为代表，地处太行山深处为村落风貌和乡土文化完好保存提供了客观条件，古朴的石砌民居错落有致，古槐、古寨、石刻等历史环境要素丰富多样，菜咸饭等特色饮食习惯延续至今。近年来，随着村落旅游的快速发展，村中尤为重视传统建筑修缮、整体风貌保护、本土文化传承等，文化价值极高。相比之下，宋元时期村落文化价值最低，以山路平村为例，村落正面临自建性破坏严重、整体风貌不协调、宗族组织体系基本瓦解、传统文化传承后继无人等问题，村落凝聚力和向心力大为减弱，调查数据显示81.67%的村民表示“村里社会风气不如以前”，仅14.05%的村民“为居住在本村感到自豪”。

4 差异化文化振兴路径

基于前文对传统村落文化价值水平及其内部分异规律的分析，以文化价值的整体均衡提升为导向探索传统村落文化振兴路径。具体来说，以物质文化价值为横轴、非物质文化价值为纵轴、二者均值为原点绘制象限图[22]，基于传统村落物质文化价值与非物质文化价值的不同组合情况凝练出四种文化振兴路径：象限Ⅰ旅游示范型、象限Ⅱ文化创意型、象限Ⅲ保护储备型、象限Ⅳ主题民宿型（图3）。
图3 基于象限图的焦作市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差异

Fig.3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Jiaozuo based on quadrant method

4.1 旅游示范型

象限Ⅰ代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价值均高于平均水平的传统村落，整体文化价值较高，包括北朱村、平顶爻村、寨卜昌村、万花村和于庄村，具备良好的旅游发展基础，村民旅游开发意愿强烈，但存在旅游品牌意识缺乏、整体旅游形象不够鲜明等问题。此类村落宜优化开发和重点打造，在进一步发挥物质文化静态比较优势和非物质文化动态竞争优势的同时，对村落的整体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品牌建设与有序引导，以旅游开发促进村落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和环境整治，特别是在焦作“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建设和旅游业转型升级背景下，依托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本底，突出怀川文化特色，加强村落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开展互联网+旅游创意营销，提高村民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完善旅游利益分配机制。同时注重保护村民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强调文化的原真性和可持续性，塑造独具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和文化名片，如寨卜昌明清商业街、万花村黄河风情文化旅游节、于庄竹艺小镇等，形成乡村旅游发展增长极，为旅游后发传统村落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4.2 文化创意型

象限Ⅱ表示非物质文化价值高于平均水平但物质文化价值低于平均水平的村落，包括柏山村、陈家沟村、西营村和小董村。此类村落应借鉴台湾等地“社区营造”模式，有选择性地引入文化企业、艺术家、设计师进驻，充分利用手工技艺、传统武术、民间传说、节日习俗等非物质文化策划“乡情记忆”“乡愁故事”等特色项目，并寻求传统民俗与现代科技手段及“求新、求特、求异”文化消费需求的有机结合，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构建“传统村落文化新体验”。利用传统民居院落、历史文化街区等打造文化创意基地、创客艺术街区等，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实现非物质文化从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的价值转换，吸引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流，提升村落活力。如陈家沟村可以太极拳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为契机，建设集体验性、互动性、教育性于一体的太极文化创意园区；小董村可将黄河文化、董永与七仙女神话传说、孝道故事与影视剧、畅销书、流行音乐、动漫模型等大众文化资源对接，发挥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优势使之成为流行文化的IP资源，促进互动分享和广泛传播；柏山村应对制陶传统技艺和手工艺品进行艺术价值再造、数字化辅助设计和产业化经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与此同时，重视保护村落传统建筑、自然景观、街巷格局等物质文化，补齐发展短板，拓展村落文化价值提升空间。

4.3 保护储备型

象限Ⅲ表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价值均低于平均水平的村落，包括磨庄村、西岭后村、冯丈村、山路平村、长岭村、北归善村和东交口村。此类村落宜将抢救性保护与修复作为首要任务，禁止原址拆旧建新，拆除严重影响整体风貌的建筑和环境要素，对重要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等进行修复。加强对磨庄村四股弦、冯丈村哼小车、北归善村陈氏正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复活”村落的优秀文化基因，着力破解村落文化价值提升的瓶颈制约，储备村落文化价值，切忌盲目跟风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推动政府自上而下的“文化关注”，精准对接村民文化需求，增加乡村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恢复和重构村民公共文化空间，创新文化活动内容和形式；同时强调村民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发挥新乡贤引领作用，改善村民精神面貌，鼓励村民参与到村落文化保护、传承、决策、管理等事项当中，增强村民的文化主体意识，构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持久内生动力。另外，加强区域文化资源整合，主动寻求与价值突出、开发优先的传统村落的合作，优化村落间协同发展、互利共赢、优势互补的机制与模式。

4.4 主题民宿型

象限Ⅳ表示物质文化价值高于平均水平但非物质文化价值低于平均水平的村落，包括双庙村和九渡村。此类村落应进一步强化对物质文化的保护，在不破坏整体风貌的前提下，对保存完好的传统民居内部进行适当改造，以满足村民现代化生活需求；依托良好的传统风貌打造太行民居建筑博物馆、绘画摄影基地、影视拍摄基地等，提升村落知名度的同时增加村民收入。充分发挥双庙村、九渡村毗邻景区的区位优势，借助“山水焦作”旅游基础向外拓展，利用传统民居建筑、原住民生产生活场景开发与景区差异互补的乡村旅游活动项目，如共享农庄、康体养生等。主动承接景区客源，对部分特色民居、闲置农宅进行创意打造，吸纳现有自建民宿，建设以“太行人家”为主题的民宿综合体，营造“起居宅院里、游走山水间”的意境，形成旅游形象叠加效应。同时注重发挥建筑遗产的衍生价值，充分利用蕴含丰富文化基因的祠堂、书院、庙宇等公共文化空间，定期举办极具地方特色和心理认同的节庆民俗活动，提升村民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及保护意识。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①焦作市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平均值为50.39，总体处于中等水平。物质文化价值明显高于非物质文化价值，结构性差异显著，表明焦作市针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偏重于传统建筑、街巷空间、整体格局等有形实体，对手工技艺、精神信仰、道德观念等精神内涵的挖掘与弘扬重视不够，留“形”而未传“神”，严重制约了传统村落文化价值整体水平的提升。
②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影响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的差异：就地形地貌而言，传统村落文化价值呈现山地>平原>丘陵的特征；不同产业活动对传统村落文化价值作用明显，旅游发展型传统村落文化价值最高；传统村落文化价值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无明显相关关系；城乡空间联系对传统村落物质文化价值和非物质文化价值的影响迥异，总体上远郊村文化价值较低；从传统功能看，防御型传统村落文化价值最高，农耕型最低；从形成年代看，文化价值的时间规律性不明显。
③基于象限图法将传统村落文化振兴路径划分为四种类型：旅游示范型、文化创意型、保护储备型、主题民宿型。其中，旅游示范型传统村落宜优化开发和重点打造，塑造独具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和文化名片，形成乡村旅游发展增长极；文化创意型传统村落应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现非物质文化从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的价值转换，提升村落活力，构建“传统村落文化新体验”；保护储备型传统村落宜将抢救性保护与修复作为首要任务，推动自上而下的“文化关注”和自下而上的“文化自觉”，储备村落文化价值，切忌盲目跟风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主题民宿型传统村落应依托景区山水旅游基础向外拓展，吸纳现有自建民宿，建设以“太行人家”为主题的民宿综合体，营造“起居宅院里、游走山水间”的意境，形成旅游形象叠加效应。

5.2 讨论

本文评价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评价指标体系和方法的合理性，未来还需开展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文化区划传统村落文化价值的对比研究，以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另外，囿于历史数据难以获取，本文仅对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进行了横向比较，缺乏自然与人文因素对传统村落文化价值交互影响的研究，对文化价值时空演变规律的关注亦显不足，需在后续研究中加以补充与完善。值得一提的是，传统村落文化衰微一定程度上为多重扰动下乡村人地系统运行不协调所致，源于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等生产要素的流失和文化抽离。传统村落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战场之一，需系统把握传统村落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解决好村落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社会治理与文化传承的关系，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中培育传统村落文化的恢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刘春腊, 徐美, 刘沛林, 等.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及湘西实证[J]. 地理学报, 2020, 75(2):382-397.

DOI

[2]
胡彬彬, 李向军, 王晓波. 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3]
邹君, 刘媛, 谭芳慧, 等. 传统村落景观脆弱性及其定量评价——以湖南省新田县为例[J]. 地理科学, 2018, 38(8):1292-1 300.

[4]
李江苏, 王晓蕊, 李小建.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20, 40(2):143-153.

DOI

[5]
Stendebakken M O G, Grytli E R, Olsson N O E. Proposed as-pects for evaluation of the value of spaces in historic buildings[J].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5(21):23-31.

[6]
Savvides A, Michael A, Malaktou E, et al. Examination and as-sessment of insolation conditions of streetscape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e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 53(4):442-452.

[7]
张松. 作为人居形式的传统村落及其整体性保护[J]. 城市规划学刊, 2017(2):44-49.

[8]
卢松, 张小军. 徽州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9, 39(12):204-211.

[9]
孙九霞. 传统村落:理论内涵与发展路径[J]. 旅游学刊, 2017, 32(1):1-3.

[10]
杨丽婷, 曾祯. 古村落保护与开发综合价值评价研究——以浙江省磐安县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4):112-116,122.

[11]
陈刚. 发展人类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传统村落旅游开发[J]. 旅游学刊, 2017, 32(2):11-12.

[12]
李伯华, 杨家蕊, 刘沛林, 等. 传统村落景观价值居民感知与评价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52(2):248-255.

[13]
黄震方, 黄睿. 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J]. 地理研究, 2018, 37(2):233-249.

DOI

[14]
杨立国, 龙花楼, 刘沛林, 等. 传统村落保护度评价体系及其实证研究——以湖南省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为例[J]. 人文地理, 2018, 33(3):121-128,151.

[15]
王勇, 周雪, 李广斌. 苏南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及特征研究——基于苏州12个传统村落的调查[J]. 地理研究, 2019, 38(6):1311-1 321.

[16]
刘渌璐, 肖大威, 张肖. 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实施效果评估及应用[J]. 城市规划, 2016, 40(6):94-98,112.

[17]
李伯华, 郑始年, 窦银娣, 等. “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南省2个典型村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9):1412-1 423.

[18]
张忠训, 杨庆媛, 王立, 等. 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交通可达性分析——以贵州省铜仁市为例[J]. 资源科学, 2018, 40(11):2296-2 306.

[19]
龚胜生, 李孜沫, 胡娟, 等. 山西省古村落的空间分布与演化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3):416-425.

DOI

[20]
张建. 国内传统村落价值评价研究综述[J]. 小城镇建设, 2018(3):5-10,31.

[21]
孙才志, 曹强, 王泽宇. 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J]. 经济地理, 2019, 39(5):37-46.

[22]
马艳梅, 吴玉鸣, 吴柏钧.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基于熵值法和象限图法[J]. 经济地理, 2015, 35(6):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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