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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19 , Vol. 39 >Issue 5: 19 - 2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5.003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 of Geo-Economic System in China's Border Area

  • PENG Fei , 1 ,
  • YANG Xin , 1, ※ ,
  • LIU Tianbao 1 ,
  • CHENG Yi 2, 3 ,
  • HAN Zenglin 1
Expand
  • 1. Research Center for Marine Econom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Liaoning, China
  • 2. Institute of Geography Science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049, China
  • 3. Town Planning & Research Institute，CADG，Beijing 100044,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9-17

  Revised date: 2018-11-1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0

Fold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owing power of globalization, the geo-economic development status i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untry's openness. The border area is the key area for the country to build geo-economic linkage. Based on the ICEM model, this article evaluates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 of geo-economic system of 45 prefecture-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s border areas. The results show: 1)The developmental advantage of the geo-economic system of China's borders had a small growth during the period 2001-2016, but it fluctuated greatly in 2003-2004 and 2008-2011. 2) It has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development advantage which higher value mainly distributes in the north and east The rank order of development advantage from high to low is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Inner Mongolia, Yunnan Province and Guangxi Province, Xinjiang and Tibet. 3) The prediction shows that Yunnan Province and Guangxi Province and Xinjiang show strong development momentum Compared with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Inner Mongolia and Tibet. 4) The foreign investment link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ctivities are the basis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geo-economic system in the border areas. In addition,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policy influence, port operation, fixed asset investment support.

Key words： geo-economic system; development advantag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ina's bor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order ports; export-oriented Economy; global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PENG Fei , YANG Xin , LIU Tianbao , CHENG Yi , HAN Zenglin .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 of Geo-Economic System in China's Border Are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5) : 19 -2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5.003

边境地区是国家对外开放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抓手[1]。在“一带一路”倡议开放互通、包容协作的要求下，以全方位、多层次原则打造新时期动态灵活的开放格局是中国共建发展环境、共享发展成果的应有之义[2]。与沿海发达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边境地区是区域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现实“爆点”，经济社会研究视角应更多兼顾内陆边境地区的相关发展问题。中国陆地边境长约2.2万km，区域分散性、破碎性特征鲜明，外部毗邻俄罗斯、朝鲜、印度等14个国家，且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差异性突出。中国边境地区内部“穷、困、弱”特征明显，部分民族问题有待解决，社会贫困落后现象普遍，现实基础决定了中国相对复杂的边境环境[3]，充实边境相关研究对中国社会平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后冷战时代的21世纪，国家间以对立、冲突、争夺为主要特征的地缘政治空间制衡意味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以对话、交流为主题的地缘经济转向[4]。与传统区域经济不同的是，地缘经济更突显国家利益的经济诉求，其综合收纳了地理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的研究区间[5]。在强调国家利益的同时，不同于传统地缘政治的“零和”关系，地缘经济以合作与共赢为着眼点，以对话与协调为有力工具打造整体地缘经济结构。新时期地缘经济是以人员、信息、资源、产业、技术、资本等要素依托与现实要求，完成地缘经济的搭建与发展[6]。与此相对应的是，边境地区作为地缘政治研究中的重点“照顾对象”，在经历了以对抗性、冲突性为特征的经典地缘政治学阶段后，批判地缘学、人本主义转向更加深化了对传统边境概念与管理的认识。伴随着地缘政治的地缘经济转向以及世界资本与产业力量对于地域空间的层层渗透，经济发展逐渐成为边境地区发展的重要主题，边境从概念上的“偏离区”逐渐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热点集中区[7]。全球化的持续深入以及国家势力的剧烈演变，边境地区也由过去强调安全转变为以合作、融通为主要体现的交流窗口[8]，边境地缘经济的结构与表现基础也随之延伸、强化。
边境地缘经济联系是国家实现全面开放重要环节，从20世纪中后期“Eucross”模式到国际经济合作体的出现，聚焦边境地缘经济是历史大势[9-10]，也切实带动了沿边区域繁荣发展。如何打造边境这一特殊的地缘经济空间、塑造多边地缘经济结构，是中国在转型提质、打破非均衡以及弱化复杂地缘环境不利影响的重要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动共赢要求下，国家应通过边境地区这一桥梁，发挥自身优势对周围区域直接施加影响、竭力开发新市场、获取吸纳外在发展要素，进而实现整体发展跃迁，即研究中国边境整体地缘经济发展对于深化开放布局、完善边境发展、平衡国际国内利益对立、改善周边国际地缘环境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学界对于边境的研究多现于国际贸易、管理学、法学及历史学领域，包括边境的贸易问题[11-12]、社会管理[13]及法律认定[14-15]等。人文地理学关于边境地区的相关解读在国际合作[16]、人口问题[17]、旅游建设[18-19]及区域差异[20]等方面，但多以地区个案研究为主，且宏观研究数量较少，涉及边境地缘经济的相关研究包括地缘经济发展[3]、外向型经济发展[21-22]及沿边口岸评价[23]等方面。综上所述，边境的宏观视角探索及贴合现实需求的研究仍然缺乏，针对边境地缘经济的宏观研究仍需补充。本文基于地缘经济系统概念及边境现实境况，借助系统发展优势度相关概念解析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空间发展差异，目的在于为中国边境地缘经济深入合作与多边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以中国沿边9省区的45个地级行政区为评价样本（图1），中国边境地区面积占陆地国土的20.78%，人口约占2.51%（2016年），地广人稀特征明显，各行政区发展差异大、社会状况复杂、自然禀赋条件差异性强，部分城市接壤邻国或为世界地缘政治博弈重点或与中国存在领土纠纷及战略利益纠葛。
图1 中国边境地区

Fig.1 The location of the China's border area

1.2 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2.1 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内涵

地缘经济系统以地缘经济联系为搭建基础，并由各种自然、社会、经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其既有经济系统的一般特征，又强调拓展地缘经济。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是各边境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与“全面开放”的战略要求下，经多种环境约束因素（自然、社会、历史、经济等方面）综合作用所表现出的发展地缘经济的优势与未来优化潜力。各边境地区作为沿边开放的直接“呼吸”窗口，是国家开放开发的建设、支持重点，地缘战略重要性突出，由此形成的地缘经济系统的格局差异是沿边开放交流状态的直接体现，反映沿边各地方的交流开放水平与发展趋向。

1.2.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在地缘经济框架下，各地方是在区域发展和地方利益扩张的必然要求下进行对外交流。结合地缘经济理论，在以复杂性和开放性为显著特征的地缘经济系统中，发展优势度评价体系包含外向经济、本地经济、基础环境三个主要基点。除此之外依据现实状况，加入邻国、政策、地势条件等因素进行完善补充。
基于科学性、数据可获取性及相关性，从下列9个方面构建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指标体系：①外向经济。外向经济是边境地缘经济的主要表征，选择外资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和旅游外汇收入占比来体现地方地缘经济的运行状态。②本地经济。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选取人均GDP、财政自给率、经济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密度表示。③基础环境。基础环境是地缘经济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搭建环节，选择人口相对聚集度反映人口的集聚程度及调动人力资源的难易程度；用公路里程水平、城镇化率、邮电业务总量表示城市发展程度；选择与经济中心的物理距离来刻画与区域中心联系的难易程度。④口岸依托。经贸口岸是边境对外发生地缘经济的重要载体，使用口岸运行水平表现口岸影响。⑤地势条件。反映地方发生地缘经济联系的自然限制力，使用地势影响表征自然约束状况。⑥政府影响。边境地区是政策的重点涵盖对象，选择政策支持强度表现政策对系统运行的推进力度；地缘经济往往受国家关系影响，用邻国当年外交关系评级表现中央与邻国的友好程度。⑦经济协调。产业结构与金融市场是现代经济的高速助推器，选择二三产业经济贡献度反映地方经济中产业构成和比例关系，产业结构的良性优化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调整，进而影响地缘经济拓展潜力；金融存款侧面反映地方金融市场潜在利用资金规模，金融杠杆是助推边境地缘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⑧科教发展。教育水平反映人口的基本素质及系统运行所需的人力、人才支持。⑨邻国影响。邻国的发展水平、交流意愿、体制建设、战略目的作为外部性因素对于边境地缘经济开展具有很强的约束力。选取邻国市场强度、全球化指数和脆弱性指数来反映邻国对于开展地缘经济的影响程度。

1.3 研究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口岸年鉴》《中国海关年鉴》、沿边九省区统计年鉴、各行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拉萨海关统计、第五次人口普查及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邻国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及瑞士KOF数据库等；时间跨度为2001—2016年。

1.4 研究方法

1.4.1 综合评估分析模型

以数据和评价体系为基础，利用熵值法所得结果对不同层级的指标数据进行权重赋值，利用ICEM模型[25]计算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并给出优劣顺序。该模型核心为隶属度评价，适合对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做出总体评估，具有系统性强、结果清晰的特点；在多因素作用下的地缘经济发展优势度评价中，既可以对各年度样本优劣形势进行诠释（一阶评估），亦可在整体时间跨度内对样本做出评价（二阶评估）[26]，可以直观表现出边境地区内部各地区地缘经济发展优势程度与差异状态。
表1 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指标体系

Tab.1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 index of geo-economic system of border area

目标层 要素层 指标层X 指标解释及计算 权重
边境地缘经济系统
发展优势度		 外向经济 外资依存度X1 利用外资额/固定资产投资额 0.012
外贸依存度X2 进出口贸易额/GDP 0.032
旅游外汇收入占比X3 旅游外汇收入/旅游总收入 0.026
本地经济 人均GDPX4 统计年鉴获得 0.021
财政自给率X5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0.068
经济增长率X6 统计年鉴及计算获得 0.047
固定资产投资密度X7 固定资产投资/地区面积 0.040
基础环境 人口相对集聚度X8 城市人口密度/全国平均密度 0.028
公路里程占比X9 公路里程/国土面积 0.038
城镇化率X10 城镇人口/总人口 0.013
邮电业务总量X11 统计年鉴获得 0.076
距离经济中心物理距离*X12 中国公路网及高德地图数据库 0.115
口岸依托 口岸运行水平X13 见注释 0.091
地势条件 地势影响X14 见注释 0.068
政府影响 政策支持强度X15 见注释 0.107
外交关系X16 见注释 0.008
经济协调 二三产业经济贡献度X17 二、三产业产值/GDP 0.017
金融存款规模X18 统计年鉴获得 0.033
科教发展 万人中学生数X19 统计年鉴获得 0.024
万人高等学校学生数X20 统计年鉴获得 0.048
邻国影响 邻国市场强度X21 邻国GDP/行政区GDP 0.052
毗邻国家全球化指数X22 统计年鉴获得 0.016
毗邻国家脆弱性程度*X23 KOF经济中心 0.021

注：*号表示负向指标；X13结合口岸数量与口岸级别加权赋值；X14利用500 m分类标准处理、整合DEM数据，并进行赋分计算；X15数据及赋值见参考文献[3,24]；X16依据外交部网站资料及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赋值方法进行评价。

①ICEM一阶评估模型。一级评价技术模型针对具体评价指标Uij，即uij→Ui的评价模型。本文评价样本为45个地级市，评价指标集合Ui中第j个指标在第s个单元上的测度水平为Uijs（s=1，2，…，45）。第j个指标指数最大的为该指标的理论最大值，最小的为该指标的理论最小值，即：
u i j m a x = u s m a x i j s , u i j m i n = u s m i n i j s
如果Uij是正向指标，采用半升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如果Uij是负向指标则采用半降梯形模糊隶属度函数模型。即aijs是对评价指标Uij而言，第s个城市单元从属于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评价的隶属度。隶属度矩阵如下：
A = a i 1 1 a i 1 2 ⋯ a i 1 s a i 2 1 a i 2 2 ⋯ a i 2 s ⋮ ⋮ ⋯ ⋮ a i n 1 a i n 2 ⋯ a i n s
加入评价指标权系数Wi=（Wi1，Wi2，…，Win），即求得一级评估结果：
V i = ( V i 1 , V i 2 , ⋯ , V i s ) = W i A i
式中：Vi为就指标集合Ui而言，第s个城市从属于发展优势度的隶属度。
②ICEM的二级评估模型。二级评估是着眼于集合Ui建立在评价指标U上的，即Ui→U的评价模型。在一级评估的基础上，令：
A = V 1 V 2 ⋮ V 16 = V 1 1 V 1 2 ⋯ V 1 s V 2 1 V 2 2 ⋯ V 2 s ⋮ ⋮ ⋯ ⋮ V 16 1 V 16 2 ⋯ V 16 s
在U中，各集合的权系数分配为：W=（W1，W2，…，Wn），根据时间跨度将权系数赋值为0.0625，则可得最终评价结果为：
V i s = ( V 1 , V 2 , ⋯ , V s ) = W A
式中：Vis（s=1，2，…，45）为就评价指标体系U而言，第s个城市从属于发展优势度的隶属度。将计算结果从大到小排序，便得到各城市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的高低排序。

1.4.2 数据预测模型

本文引入灰色动态模型中的GM（1，1）以及BP神经网络分别对优势度后续年份变化趋势进行预测。具体有关步骤参考文献[27-28]。

1.4.3 障碍度分析

本文引入障碍度分析对系统优化中主要障碍因素进行测算，在利用障碍度挖掘出各地区主要阻力因素后，根据各地前五位影响因素的频次得出中国边境整体地缘经济系统优化的主要限制因子[29]。

2 结果分析

2.1 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时间演变

为便于分析，依据人文社会联系将中国边境地区划分为五个部分，东北三省的边境地区界定为东北地区，内蒙古的边境地区（包括酒泉市）定义为内蒙古地区，云南、广西边境归为云广地区，新疆、西藏边境地区根据行政隶属分为新疆地区与西藏地区。由图2可知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优势度指数有所增长，但幅度较小。2001—2016年，各地发展优势度差异大且波动明显。
图2 2001—2016年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变化

Fig.2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 value of geo-economic system in border area of China from 2001 to 2016

边境地区地缘经济发展优势度测度均值从0.225增长到0.280，16年间增长了0.055，涨幅为24.4%。20世纪末，中国政府解决了与多数邻国的陆上边界争端，为沿边地区的对外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边贸活动持续升温。由指数趋势图可见，测度值出现了两段较大波动：2003—2004年期间由于“非典”侵扰，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势头受到严重影响，对地区地缘经济造成一定干扰；2008年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地缘经济系统作为开放、外向型系统受到的冲击影响更加明显，大部分地区在后续发展中出现“W”型波动。分区层面上，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云广地区优势度走势与中国边境整体走势较贴近，新疆地区与西藏地区走势较为类似；近年来东北地区、新疆地区优势度有所下降，云广地区在2014年超过了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除2013年突发性增长外，其余年份均表现为较低水平。

2.2 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的空间差异

本文将优势度总体优劣评价利用平均值M=0.264及标准差std=0.108评价法将优势度总体评价值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及低水平4个等级。如图3所示，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空间差异较大，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格局，区域内部均存在核心城市；评价结果为：东北地区（0.358）>内蒙古地区（0.269）>云广地区（0.220）>新疆地区（0.191）>西藏地区（0.118）。
图3 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空间分异示意

Fig.3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development advantage of geo-economic system in China's border area

①高水平。高测度值行政区总体分散，除西藏地区外的四大分区均有分布，各行政区皆拥有较好的对外联系经济地理优势且自身经济实力较强。内蒙古地区包头市为实力较雄厚的工业城市，蒙古国生产水平低，以工业品、能源为主的双边经贸优势巨大。东北地区出现了四个高水平行政区，包括牡丹江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丹东市及佳木斯市，俄罗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中俄在产业与投资合作上与各城市互补性强。新疆地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处于中国—中亚经济联系板块的重心位置，与中亚地缘经济联系密切。云广地区中包括防城港市与崇左市，二者是中国—东盟合作体系下的重要节点城市，外向经济联系密切。
②较高水平。较高评价区域呈局部集聚态。东北地区较高水平城市数量最多，原因是中俄在东北地区的交流程度较深，且在传统资源为经济支撑的阶段，东北地区积累了一定的社会财富，城镇化率、基础设施等指标平均水平要高于样本中的其他地区，因此较高水平城市数量较多；云广地区中较高水平城市包括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两地民间边境贸易繁荣，且逐年升温；新疆地区的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作为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枢纽，邻国合作意愿强，是中国西部对外开放的重要支点城市，地缘经济系统优势度呈较高水平。
③中等水平。中度稳定的城市多集中于新疆地区、云广地区。中等水平的地市多为自身经济发展略差或是对外经济发展有限地区，限制了地缘经济系统继续优化。例如普洱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因为邻国对接地区经济发展较弱，同时外向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加之自身依托环境也有待优化，导致评价结果较差。
④低水平。低稳定地区主要呈连片状分布，除兴安盟外，各地均分布于西南边境。各地自然条件限制力强、人口少、产业脆弱、大规模开展对外经济难度大；其次邻国经济水平低、边贸活跃度弱、毗邻的国际环境不稳定，致使评价水平测度值较低。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开放利益要求和特区政策的扶持下，喀什的发展优势度提高明显（2009年，0.168；2010年，0.236），可见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带动下，未来喀什地缘经济发展会愈加向好。

3 优势度空间分布发展预测

为进一步了解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空间分布的多方面特征，揭示其未来演进规律，对未来空间分布格局及趋势进行探究，选取2023与2028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10周年与15周年）为呈现节点。在预测过程中，BP神经网络多次结果误差率在15%~21.2%之间波动，GM（1，1）预测值平均检验误差率均小于6.89%，预测结果较好，可信度较高，选取GM（1，1）结果作为预测结果。
图4 各地区发展优势度变化

Fig.4 Changes of development advantage in various regions

预测结果表明：未来东北地区与内蒙古地区中较多城市优势度水平有所下降，包头市、延边州、丹东市滑落出高水平层级；内蒙古地区至2028年无高水平测度城市，东北地区的牡丹江市与佳木斯市为稳定高水平城市；云广地区与新疆地区优势度相对提高，部分城市变化明显，例如克孜勒柯尔克孜州与喀什市提升较大，特别是喀什市晋升至高水平层级；西藏边境城市在空间上依旧表现为连续低水平区，云广地区由双核变为防城港市、崇左市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为主的三核格局。地区测度值均值排序变更为云广地区>东北地区>新疆地区>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

4 发展优势度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优化系统结构是增强运行能力的重要前提，优势度测度不仅在于动态评估，亦为科学地、有针对地挖掘相关影响因子，进而提出优化方向。根据障碍度评价法最终得出影响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的前5位主要障碍因素为：外资依存度（44频次）、政策支持强度（42频次）、外贸依存度（38频次）、口岸运行水平（32频次）、固定资产投资密度（31频次）。
①对外贸易与投资是地缘经济系统的联系载体与重要表征，提升其联系强度是系统运行的内在要求；同时可以看出投资因素对于地缘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超过了贸易因素，进一步揭示了投资是经济增长与扩展对外交流活力的驱动引擎，由此形成的引致效应会进一步激发对外开放活力，未来外向联系的发展重点应更多聚集于投资方面。②政策因素是造成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差异的重要因素，受到政策优惠的地市依靠政策辐射进一步强化了外向联系优势，在发展基础禀赋优越的地方（如霍尔果斯市、牡丹江市），政策引起的要素集聚与优势扩散效应尤为明显，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发展路径也深刻反映了边境政策提振效应对于地缘经济的激励功能；在发展禀赋偏弱势地方，政策对于地缘经济的带动与激发作用更为强烈，例如新疆地区的喀什市在经济特区政策的支持下，多边贸易活动急速升温，生产、服务、交换等环节都得到了极大释放，优化了地缘经济的发生与运行环境。在边境普遍缺乏发展要素的现实背景下，政策成为了边境地区的要素集聚器，也成为边境进步的必然环节之一。③口岸作为边境贸易的主要吞吐器，是边境地区地域功能的释放承接体，其区域支撑和贸易带动的作用明显，口岸相关服务水平、承载能力和保障效率对于深化边境地区的开放前沿作用意义重大。另外，口岸的设立与升级直接与地方通达能力挂钩，在微观层面上直接盘活地方地缘经济，在宏观层面上是区域化背景下各地物流与集疏运功能的主要载体，口岸级别与相关支持力度会进一步塑造区域地缘经济格局。例如在云南沿边地区，德宏州、西双版纳州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口岸设施与服务机制较为优越，有力促生了当地地缘经济的发展活力。④地方固定资产投资是区域社会经济的重要驱动器，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对地方消费、就业及基础设施环境建设意义重大，会进一步反推贸易与投资活动升温，促发地方地缘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动力。边境地带需要依靠一定的外在力量构筑整体发展环境，其中战略性的地方投资是边境地缘经济重要的运行依靠，有利于整体地缘经济系统结构优化、激发发展潜力。
图5 2023、2028年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格局预测

Fig.5 Predi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 of geo-economic system in 2023 and 2028 in border area of China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在全球区域联系趋于频繁的背景下，区域间地缘经济联系的紧密性、交互性、动态性特征表现强烈，边境地缘经济持续深化发展是对深刻变化中的经济空间联系的现实响应。本文基于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的内涵，从外向经济、本地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口岸依托、地势条件、政府影响、经济协调、科教发展及邻国影响9个方面构建了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测度体系，并对各行政区进行了定量分析，反映了中国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空间分异、未来格局及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①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在16年间有一定提升，在2003—2004、2008—2011年两段出现明显波动，开放、外向型内涵特征明显。空间分异特征明显，整体呈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形态，分区优势水平的高低次序为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云广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
②对中国边境各地区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进行预测分析，西部地区与云广地区优势度上升趋势较强，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及西藏地区优势度提升势头较差，至2028年分区优势度排序为云广地区>东北地区>新疆地区>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
③宏观视角下影响边境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的主要因素包括外部投资联系、对外贸易活动、政策支持、口岸运行水平及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各地应在提升对外经济交流程度的同时注意本地产业、强化社会基础投入，推进区域地缘经济依托自身条件良好运转。
地方地缘经济系统的协调运行需要在外向经济、本地经济、城市社会环境三个方面同时着手，边境地区发展禀赋更强化了地缘经济系统的空间分异。在未来十几年内，中国西部、南部边境地缘经济活跃度会持续升温，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的重要程度会有较明显的下降。其次，随着经济水平提高、科技交通等要素发展，自然条件限制对系统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小，但西南边境的连续低水平区域也显示出经济地理先天条件对边境地缘经济发展仍有较强束缚力。在强调全面开放的新时期，各地区应拓宽对外交流渠道，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提升对外交流水平与机制。中国边境地区开放进程中向西发力趋向显而易见，西部边境地区在国际需求及政策托举条件下地缘经济系统有极大发展，也体现出政策因素对于发展优势的塑造作用极强。丹东市、防城港市两个滨海边境地区的发展路径表明，主动寻求多元化的外向经济联系是促进地缘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尽管受到较强的邻国条件制约，但各地应主动拓展对外交流渠道与对象。此外，在阻碍因素探究中科教水平也显示出较强的限制作用，并直接影响地方人文环境与人口素质，高素质人才对边境地缘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突出；面对东部更为优越的发展环境，边境对于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较差，高素质人才引进仍需政府牵头推动；边境地区作为开放节点，较强的人才优势是强化区域发展效应以及弥补部分自然约束的重要条件。

5.2 讨论

边境地缘经济相关研究对于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建成对外开放新时期的战略通道具有重要意义。现实状态下，发达国家的地缘经济延伸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媒介，强调对世界经济结构边缘国家的经济占领及利益掠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全面开放”战略的发展要求下，其边境地缘经济发展有着更明确的国家导向性，目的是建立更加和谐、稳定的周边地缘环境，并且在推进过程中更加强调“共享”、“共赢”理念，符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合作精神，也符合中国政府的一贯承诺。另外，中国边境地缘经济的差异化、集聚化发展势头仍然强劲，但均衡发展诉求使得中国边境政策近年趋向整体化、分散化，未来国家政策的照顾方向是全面兼顾还是重点支持还有待进一步探求，但可以肯定的是，区位禀赋优势、周边环境稳定、相对投资效益是重要参考因素。
相对于传统的边境经济贸易变化轨迹剖析，边境地区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研究从属于地缘经济的演化与发展机制研究。地缘相关视角对边境外向经济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新范式的理论支撑。本文在已有地缘经济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地缘经济系统发展优势度理论框架，但指标选取上考虑仍不够全面、精准。在研究可行性及数据可获取的条件下，基础数据存在着口径有所不一、界面模糊的问题；另外，由于中国云广地区、西藏地区边境存在众多未被官方记录的民间经贸活动，地缘经济联系实际更强，以上问题有待通过新视角、新方法逐渐改进。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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