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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5: 171 - 18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5.020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Jianghan Pl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Major Function

  • ZHUO Rongrong , 1, 2 ,
  • YU Bin , 1, 2, ※ ,
  • ZENG Juxin 1, 2 ,
  • GUO Xinwei 1, 2 ,
  • LI Ruirui 1, 2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 Simulation of Hubei Provinc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 China
  • 2. Hubei Provin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Academy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4-12

  Revised date: 2018-10-2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0

Fold

Abstract

The rural development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in the background of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romoting the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is the foundation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lays a more essential role in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gions. Taking Jianghan Plain as research area,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into exogenous driving capacity and endogenous response capacity, constructs it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hich is composed of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marke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analyzes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from 2005 to 2014.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s a whole, the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Jianghan Plain shows the growth trend from 2005 to 2014 and obvious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its west and east. 2) The major component of the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in Jianghan Plain is exogenous driving capacity which is mostly derived by urbanization. 3) On the base of the ratio of endogenous response capacity to exogenous driving capac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Jianghan Plain has been classified into three types, including exogenous driving area, endogenous driving area and balance area. Furthermore, at present, the primarily type in Jianghan Plain is the exogenous driving area. At the same time, the counties show good potential for achieving higher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Eventually, these results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achieve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basis for formulating the policy for the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Jianghan Plain.

Key words：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regional major function;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gions; entropy metho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gional Major Function strateg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ZHUO Rongrong , YU Bin , ZENG Juxin , GUO Xinwei , LI Ruirui .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Jianghan Pl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Major Func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5) : 171 -18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5.020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一直是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困惑[1-2]。西方发达国家曾先后经历“乡村凋敝—乡村复兴”的漫长发展历程，部分地区逐步走向城乡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部分地区则通过空间重构转化为生态、文化等特殊功能区[3⇓⇓⇓⇓⇓⇓-10]。中国乡村地域正在经历的转型与重构也已经引致命运迥异的空间效应：个别乡村异化为“超级村镇”，部分乡村退化为“空心村落”，更多的则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11⇓⇓-14]。乡村转型的本质是乡村地域的功能分化，主要特征是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重组，动力是外部需求的强力推动，主要因素是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作用[15⇓⇓⇓-19]。中国乡村空间广阔、地域类型多样，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乡村转型进程及其空间效应地区差异显著，摆脱发展困境、走向振兴之路是乡村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培育发展能力、实现空间功能则是不同类型乡村地域走向振兴的必然选择[20⇓-22]。
农产品主产区是中国乡村发展的一种重要地域类型，该类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实现地域主体功能是农产品主产区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提升乡村发展能力是实现地域主体功能的关键支撑。基于此，本文以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江汉平原为案例区，以2005—2014年为研究期，以外源驱动能力和内生响应能力解构乡村发展能力、构建测度指标体系，系统解读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时空演化和结构变化，提炼乡村发展地域类型，为该类地区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思路与案例说明

1.1 研究思路

1.1.1 乡村发展能力内涵解析

乡村发展能力是指推动乡村发展的因素集合及其关系耦合。①当代乡村发展的困境主要源于城镇化和工业化造就的乡村空间边缘化[23-24]，全球化进一步恶化了乡村发展环境，寻求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之外源驱动成为乡村振兴的逻辑必然，引导动力转换——激活和放大外力正向作用，过滤和屏蔽其负面影响——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等外源驱动是乡村发展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②当代乡村发展的困境同时源于外力侵蚀形成的自身发展能力的弱化，挖掘乡村发展潜力、激发自身发展活力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呼应外部发展需求、重构内部发展要素是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城镇化响应、工业化响应和全球化响应等内生响应是乡村发展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③当代乡村发展困境同时源于市场化的强烈冲击，市场之于城乡之间的“倾斜”作用构成乡村振兴的重大障碍，提升适应能力、平衡市场功能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市场化之外源驱动及其内生响应是乡村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 乡村发展能力定量刻画

乡村发展能力主要涉及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两个层面，具体包括城镇化驱动及响应、工业化驱动及响应、全球化驱动及响应和市场化驱动及响应等4个方面。由于中国乡村发展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巨大差异，乡村发展之外源驱动要素、特别是内生响应路径理应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发展条件差异客观形成了不同类型乡村地域主体功能差异[25-26]，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必须兼容主体功能区战略。基于本文的案例选择和有限指标原则，构建农产品主产区乡村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城镇化驱动及响应。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正向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市场规模变化，乡村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人均耕地面积变化。城镇化外源驱动及内生响应分别选择城镇人口规模及占比和农村耕地面积及均值。
工业化驱动及响应。工业化对乡村发展的正向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技术条件变化，乡村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农业装备水平变化。工业化外源驱动及内生响应分别选择第二产业增加值及占比和农业机械总动力及均值。
全球化驱动及响应。全球化对乡村发展的正向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投入结构变化，乡村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农业市场结构变化，全球化外源驱动及内生响应分别选择实际利用外资及占比和农产品出口额及占比。
市场化驱动及响应。市场化对乡村发展的正向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市场条件变化，乡村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农村市场水平变化，市场化外源驱动及内生响应分别选择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及占比和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以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农产品主产区乡村发展能力指标选择及评价体系见表1。
表1 农产品主产区乡村发展能力指标选择及评价体系

Tab.1 The index system for the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in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gions

系统层 子系统层 指标层 指标性质 指标释义
乡村发
展能力		 外源驱
动能力		 城镇人口数量 + 城镇人口占比=城镇人口数/县域常住人口总数
城镇人口占比 +
第二产业增加值 +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
实际利用外资 + 实际利用外资占比=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实际利用外资占比 +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年末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
内生响
应能力		 农村耕地面积 + 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农村耕地面积/农村常住人口总数
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
农业机械总动力 + 地均农业机械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耕地面积
地均农业机械动力 +
农产品出口额 + 农产品出口额占比=农产品出口额/农业总产值
农产品出口额占比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

1.1.3 乡村发展能力系统分析

解读乡村发展能力精细结构、认识乡村发展能力演化规律能够为乡村振兴的精准施策提供科学依据。据此，本文在解读乡村发展能力内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重点进行案例地区乡村发展能力时空变化及其结构分析、着重揭示乡村发展能力变化规律，为江汉平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借鉴。

1.2 研究方法

以指标体系集成、熵权法测度乡村发展能力，以总量分析刻画乡村发展能力变化，以分量解析透视乡村发展能力结构。乡村发展能力指标体系见表1，熵权法兼具指标赋权客观和系统结构“透明”等优势，为本文的乡村发展能力测度及分析提供了有效工具。具体步骤如下[27-28]：
①首先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对2005—2014年江汉平原各县市12项指标的2 160个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
②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每个单项指标的信息熵 e i，计算公式为： e i = - k ∑ i = 1 n X i j ' l n X i j '，其中， k = 1 l n n，n为评价单位数。
③计算第i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和权重，各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g i = 1 - e i。
④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w i = g i / ∑ i = 1 n g i。
⑤最后，计算第j个县市第θ年的乡村发展能力指数： H θ j = ∑ i = 1 n X θ i j ' w i。

1.3 案例说明及数据来源

江汉平原位于长江中游、湖北省中南部，地域范围包括荆州市和荆门市全境，宜昌市的枝江市和当阳市，孝感市的云梦县、应城市、安陆市和汉川市等区、县及仙桃、潜江、天门3个省管市。该地区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的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2015年常住人口1 571.65万，其中乡村人口819.45万，城镇化水平52.14%，完成GDP 4 807.1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50.08亿元，占比13.52%。江汉平原的乡村振兴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案例选择具有中国农产品主产区乡村发展的典型特征。
本文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荆门市掇刀区、东宝区和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等四个县级单元为市辖区，2015年，掇刀区、东宝区的乡村人口数量为11.06万人、19.24万人，占所在辖区人口比重分别为36.10%、31.79%，荆州区、沙市区的乡村人口数量分别为26.49万人、12.05万人，占所在辖区人口比重分别为24.87%、14.46%；掇刀区、东宝区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3.49%、5.87%，荆州区、沙市区的占比分别15.56%、5.42%。可见，除了荆州市的荆州区，其余市辖区的乡村人口数量及占比、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均显著低于江汉平原整体水平；再者，荆门市辖区和荆州市辖区在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中的定位为据点式省级重点开发区①，与江汉平原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不符。由于本研究侧重点在于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发展能力分析，因此排除乡村地域功能较弱、功能定位有别于农产品主产区的荆门市和荆州市内4个市辖区单元，最终研究区域确定为18个县域单元（图1）。研究所需经济社会数据主要来源于2006—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湖北统计年鉴》以及研究区范围内各县市统计年鉴。其中，GDP和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均换算为以2005年为基期的可比价；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利用线性插值法补全。县市行政区划边界和河流等空间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湖泊—流域科学数据中心（www.geodata.cn）”。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1 The study area

2 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总体分析

2.1 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时间变化

江汉平原县域乡村发展能力计算结果见表2。2005—2014年，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均值由0.250提高到0.538，表明乡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变异系数从0.318下降到0.228，意味着县域间乡村发展能力差异较大但有逐渐缩小趋势。以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均值、[平均值+年度min（乡村发展能力）]/2、[年度max（乡村发展能力）+平均值]/2为分界点，将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分为低、较低、较高、高4个等级，考察县域乡村发展能力群组效应（表3）。结果发现：在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四个等级中，高、低两个组群规模保持相对稳定，较高水平和较低水平县市数量变化幅度较为明显；从等级结构及其变化趋势看，乡村发展能力位居较低水平组群的县市数量占据主导地位，平均组群规模为6.75个，平均占比37.50%，说明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均值的提高主要源于各县市能力值的普遍提高。这一结果与2000年以来湖北省“一主两副”中心城市、“两圈两带”等区域发展战略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推动密切相关[29]。
表2 2005—2014年江汉平原分县市乡村发展能力指数及变化

Tab.2 The chan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in counties of Jianghan Plain from 2005 to 201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江陵县 0.121 0.129 0.141 0.166 0.185 0.263 0.286 0.321 0.321 0.339
安陆市 0.170 0.189 0.204 0.221 0.238 0.300 0.333 0.353 0.373 0.395
云梦县 0.151 0.170 0.190 0.206 0.221 0.291 0.322 0.346 0.370 0.401
应城市 0.255 0.259 0.275 0.277 0.300 0.355 0.366 0.389 0.405 0.438
石首市 0.224 0.251 0.262 0.302 0.312 0.357 0.389 0.392 0.417 0.440
洪湖市 0.219 0.224 0.254 0.283 0.269 0.342 0.380 0.405 0.437 0.460
当阳市 0.218 0.235 0.275 0.281 0.286 0.368 0.387 0.425 0.448 0.483
沙洋县 0.174 0.196 0.217 0.274 0.269 0.356 0.378 0.439 0.463 0.496
公安县 0.227 0.241 0.270 0.288 0.298 0.373 0.406 0.449 0.478 0.506
松滋市 0.174 0.192 0.250 0.272 0.284 0.348 0.381 0.422 0.471 0.515
枝江市 0.256 0.279 0.297 0.316 0.336 0.397 0.409 0.443 0.488 0.525
监利县 0.305 0.325 0.336 0.367 0.387 0.458 0.494 0.522 0.558 0.592
汉川市 0.280 0.331 0.356 0.394 0.429 0.476 0.499 0.531 0.564 0.596
潜江市 0.355 0.374 0.399 0.454 0.427 0.496 0.570 0.574 0.611 0.650
京山县 0.268 0.302 0.337 0.396 0.438 0.504 0.537 0.567 0.613 0.658
天门市 0.382 0.395 0.425 0.476 0.530 0.603 0.627 0.660 0.690 0.715
钟祥市 0.339 0.361 0.428 0.448 0.478 0.590 0.639 0.666 0.692 0.726
仙桃市 0.391 0.415 0.444 0.477 0.516 0.556 0.623 0.661 0.714 0.749
平均值 0.250 0.270 0.298 0.328 0.345 0.413 0.446 0.476 0.506 0.538
标准差 0.080 0.083 0.087 0.095 0.103 0.104 0.112 0.112 0.119 0.123
变异系数 0.318 0.306 0.294 0.289 0.300 0.251 0.251 0.235 0.235 0.228
表3 2005—2014年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分级县市数量及变化

Tab.3 The changes of the classifications of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in counties of Jianghan Plain from 2005 to 2014

乡村发展能力 2005 2008 2011 2014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数量/个 占比/%
高 4 22 4 22 4 22 5 28
较高 5 28 3 17 3 17 2 11
较低 4 22 8 44 8 44 7 39
低 5 28 3 17 3 17 4 22
合计 18 100 18 100 18 100 18 100

2.2 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空间分异

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空间分布及变化如图2。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空间分布及变化具有显著的中部聚集态势和东—西分异格局。①在研究区的18个样本县市中，高值区（含高和较高两个等级）稳定维持在仙桃市、钟祥市、天门市、京山县、潜江市、汉川市和监利县等中部地区，其中，钟祥、仙桃、天门、潜江4市的乡村发展能力始终处于江汉平原最高水平；低值区（含低和较低两个等级）则相应分布于东西两侧。②低值区主要集中分布于江汉平原西部地区，以2015年为例，乡村发展能力低值县市数量（11个）西部地区占有7个，乡村发展能力东部11县市均值高于西部7县市均值约23%。综合看，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东部优于西部，但两者差距逐步缩小。位于研究区东部的武汉城市圈是湖北省重要增长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高于西部，以武汉市为中心的武汉城市圈对江汉平原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应高于西部地区，这是形成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东—西分异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
图2 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空间格局演化

Fig.2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in Jianghan Plain

3 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结构解析

3.1 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能力变化

根据相关指标权重，江汉平原各县市乡村外源驱动能力及其组分变化如图3。2005—2014年，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能力指数从0.12上升到0.29，对乡村发展能力的贡献度从47.72%上升到52.88%，表明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能力趋于增强的同时，对乡村发展能力的贡献也趋于上升。解析乡村外源驱动能力结构发现，城镇化驱动是乡村外源驱动能力的主要动力源泉。2005—2014年，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能力之城镇化驱动指数从0.042上升到0.110，对乡村外源驱动能力的贡献度从34.53%上升到39.23%，城镇化驱动能力缓慢上升，自2010年后其对外源驱动能力的贡献稳居首位。进一步的，从乡村外源驱动力各指标贡献度（表4）来看，城镇人口占比、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是推动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力的主要因素，但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占比的贡献度有明显的降低趋势。这一结果表明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的提升以外源驱动为主，其中城镇化、工业化驱动作用高于市场化驱动作用。
图3 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能力及其组分贡献度变化曲线

Fig.3 The trends of driving index and contribution degree in exogenous driving capacity of Jianghan Plain and its components

表4 2005—2014年间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能力各指标贡献度（单位：%）

Tab.4 Contribution degree of exogenous driver capacity in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Jianghan Plain from 2005 to 201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城镇人口数量 0.103 0.153 0.199 0.153 0.143 0.090 0.160 0.193 0.116 0.140
城镇人口占比 0.240 0.186 0.220 0.252 0.210 0.188 0.190 0.188 0.267 0.211
第二产业增加值 0.069 0.082 0.098 0.050 0.118 0.069 0.073 0.129 0.086 0.116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0.256 0.265 0.201 0.220 0.272 0.331 0.240 0.201 0.309 0.284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 0.136 0.182 0.173 0.181 0.129 0.132 0.139 0.190 0.102 0.119
第三产从业人员占比 0.196 0.132 0.109 0.143 0.128 0.191 0.198 0.100 0.120 0.130
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能力的空间变化如图4。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能力呈现出与乡村发展能力相似的空间格局。具体地，江汉平原东部的天门市、汉川市和仙桃市的乡村外源驱动能力始终保持为高水平，京山县、钟祥市2县市自2008年上升为高或较高水平；与之相反，江汉平原西部地区乡村外源驱动能力始终以较低、低水平为主，其中，当阳、枝江两市和监利县的外源驱动能力甚至从较高水平下降到较低水平。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湖北省区域发展分异格局还对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能力分异格局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位于江汉平原东部的武汉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对该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强于其西部的宜昌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
图4 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能力空间格局演化

Fig.4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exogenous driving capacity

3.2 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变化

根据相关指标权重，江汉平原各县市乡村内生响应能力及其组分变化如图5。2005—2014年，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指数从0.13上升到0.25，对乡村发展能力的贡献度从52.28%下降到47.12%，乡村内生响应能力趋于增强，但对乡村发展能力的贡献趋于下降。解析乡村内生响应能力结构发现，市场化响应是乡村内生响应能力的主要动力源泉。2005—2014年，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之市场化响应指数从0.047上升到0.096，对乡村内生响应能力的贡献度从37.59%上升到39.36%，2011年后其对乡村内生响应能力的贡献度占据首位。与此同时，工业化响应对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的贡献度也趋于上升，而城镇化响应的贡献度则趋于下降。进一步的，从乡村内生响应力各指标贡献度（表5）来看，城镇化驱动下的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变化响应对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的作用渐趋弱化，代之以工业化和市场化驱动下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村市场化水平的提升为主要动力来源，表明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发展正走向由依赖要素投入转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带动提升的乡村现代化道路。
图5 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及其组分变化曲线

Fig.5 The trends of response index and contribution degree in endogenous response capacity of Jianghan Plain and its components

表5 2005—2014年间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各指标贡献度（单位：%）

Tab.5 Contribution degree of endogenous response capacity in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Jianghan Plain from 2005 to 201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农村耕地面积 0.150 0.218 0.249 0.199 0.102 0.121 0.206 0.152 0.034 0.089
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0.315 0.202 0.207 0.287 0.148 0.185 0.186 0.114 0.139 0.110
农业机械总动力 0.076 0.120 0.149 0.120 0.136 0.093 0.134 0.192 0.051 0.176
地均农业机械动力 0.155 0.126 0.114 0.087 0.195 0.153 0.127 0.192 0.294 0.267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0.092 0.181 0.172 0.201 0.311 0.301 0.209 0.245 0.206 0.202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0.212 0.153 0.110 0.107 0.108 0.147 0.138 0.104 0.276 0.156
图6为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空间格局及演化情况。与乡村发展能力和外源驱动能力相似，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在空间上具有“东—西”差异和空间集聚特征。研究期内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高和较高水平的集聚区主要包括江汉平原东部、汉江一带的钟祥、京山、天门、潜江、仙桃和南部的监利和洪湖等县市，江汉平原西部地区的乡村内生响应能力水平较低，除此之外，江汉平原东北部的乡村内生响应能力低水平地区从安陆、云梦逐步蔓延至应城、汉川等县市，形成乡村内生响应能力另一个低水平集聚区。据此，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高值区主要沿汉江、境内长江东段分布，且有沿中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蔓延的趋势。汉江和长江东段沿线是传统农耕区，地处江汉平原腹地，农业生产条件优越，农村发展积淀深厚；交通方式的改善为提高乡村工业化、市场化水平提供有利条件，加快沿交通干线的乡村地域内部生产要素的流通与重组，从而提升乡村内生响应能力。
图6 江汉平原乡村内生响应能力空间格局演化

Fig.6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endogenous response capacity

4 江汉平原乡村发展地域类型

以乡村发展能力解构乡村发展地域类型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选择提供科学依据。以内生响应能力与外源驱动能力的比值构造乡村发展能力均衡度指数（表6）。根据乡村发展能力均衡度指数，可将江汉平原划分为外源动力驱动型、内外动力均衡型和内生动力主导型3类乡村发展地域类型。在SPSS平台中借助K均值聚类分析法，对2005—2014年间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均衡度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其原理为通过使每个乡村发展地域类型内的县域间乡村发展能力均衡度指数相似度较高、不同乡村发展地域类型间的相似度较低来达成分类目的。
表6 2005—2014年间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均衡度指数

Tab.6 Equilibrium index of the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in Jianghan Plain from 2005 to 201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安陆市 0.621 0.650 0.665 0.632 0.604 0.536 0.549 0.573 0.593 0.622
当阳市 0.703 0.719 0.733 0.614 0.550 0.664 0.677 0.684 0.706 0.750
公安县 1.187 1.212 1.045 1.017 1.249 0.968 0.889 0.925 0.921 0.935
汉川市 0.448 0.445 0.463 0.434 0.421 0.407 0.437 0.454 0.464 0.481
洪湖市 3.333 3.101 2.231 1.866 2.640 1.883 1.585 1.567 1.528 1.502
监利县 1.564 1.441 1.481 1.506 1.452 1.303 1.296 1.334 1.348 1.347
江陵县 9.544 7.487 4.906 3.711 3.378 2.477 2.390 2.372 2.240 2.272
京山县 1.505 1.430 1.300 1.179 1.123 0.973 0.927 0.962 0.977 0.974
潜江市 0.784 0.814 0.865 0.728 0.915 0.828 0.728 0.801 0.844 0.899
沙洋县 2.953 2.455 2.313 2.076 2.136 1.322 1.295 1.313 1.255 1.237
石首市 0.551 0.638 0.653 0.626 0.634 0.600 0.650 0.723 0.728 0.756
松滋市 1.485 1.465 0.868 0.873 0.840 0.704 0.691 0.734 0.740 0.733
天门市 0.914 0.887 0.888 0.815 0.791 0.726 0.765 0.772 0.804 0.798
仙桃市 0.823 0.821 0.752 0.741 0.761 0.708 0.746 0.732 0.752 0.753
应城市 0.656 0.588 0.598 0.557 0.533 0.507 0.478 0.533 0.563 0.655
云梦县 0.404 0.369 0.392 0.391 0.398 0.370 0.418 0.435 0.462 0.520
枝江市 0.937 0.899 0.903 0.888 0.819 0.774 0.905 0.936 0.873 0.931
钟祥市 1.791 1.737 1.677 1.600 1.451 1.135 1.124 1.151 1.140 1.114
平均值 1.678 1.509 1.263 1.125 1.150 0.938 0.919 0.945 0.941 0.960
由表4可知，2014年，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地域类型为外源动力驱动型13个、内外动力均衡型4个、内生动力主导型1个。动态地看，乡村发展能力均衡度指数具有如下特征：①总体呈现降低趋势，2005—2014年，乡村发展能力均衡度指数平均值由1.678降低到0.960，表明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乡村外源驱动能力趋于增强；②指数值小于1的县市居多，2005—2014年，乡村发展能力均衡度指数小于1的县市数量占江汉平原总数56%以上，表明外源动力驱动型是江汉平原乡村发展的主导地域类型；③乡村发展能力高值组群的均衡度指数值有向居中收敛趋势，表明内外动力均衡型代表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的提升方向。
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不同地域类型分布及变化如图7所示。研究期内江汉平原三种乡村发展能力类型的地域分布总体保持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内生动力主导型县域始终仅江陵县一处，外源动力驱动型始终占据江汉平原乡村发展地域类型的主导地位，内外动力均衡型县域则呈零星扩张趋势，可能原因在于研究中后期中心城市的正向辐射作用相较传统农区的发展效应有弱化趋势。进一步，为精细刻画不同乡村发展地域类型与乡村发展能力的关系，将江汉平原乡村发展地域类型和乡村发展能力进行叠加对比，三种乡村发展地域类型下不同乡村发展能力的县市数量见表7。结合乡村发展能力来看，江汉平原三种乡村发展地域类型在不同乡村发展能力中分布较不均衡，乡村发展能力高和较高水平县市主要集中于外源动力驱动型县域；内生动力主导型的江陵县乡村发展能力始终为低水平；内外动力均衡型的县市乡村发展水平有从低、较低水平向较低、较高甚至高水平蔓延的趋势。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江汉平原西部多为乡村发展能力较低的外源驱动型县市，而乡村发展能力较高的外源驱动型县域则集中分布于江汉平原东部。这一结果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外源驱动能力是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提高的主导方面，且这一提高作用对江汉平原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
图7 江汉平原乡村发展地域类型

Fig.7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type of Jinghan Plain

表7 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与乡村发展地域类型县市数量统计

Tab.7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ype with different level of rural development capacity

乡村发展能力 2005 2008 2011 2014
End Exo Equ End Exo Equ End Exo Equ End Exo Equ
高 0 4 0 0 3 1 0 3 1 0 4 1
较高 0 5 0 0 2 1 0 1 2 0 1 1
较低 0 3 1 0 6 2 0 4 4 0 5 2
低 1 3 1 1 2 0 1 2 0 1 3 0
合计 1 15 2 1 13 4 1 10 7 1 13 4

注：End表示“内生动力主导型”，Exo表示“外源动力驱动型”，Equ表示“内外动力均衡型”。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

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的双重背景，以国家农产品主产区为对象、江汉平原为案例，解构乡村发展能力，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并据此解析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时空变化、提炼乡村发展地域类型。
①研究期内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不断提高，空间分异特征显著。2005—2014年，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均值由0.250上升到0.538，变异系数从0.318下降到0.228；与此同时，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态势和东西分异格局，东部乡村发展能力优于西部，但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②外源驱动是乡村发展能力主要组分，城镇化驱动是主要能力贡献源。2005—2014年，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能力和内生响应能力均呈提升之势，但前者提升速度普遍快于后者；在乡村外源驱动能力结构中，城镇化驱动占据主要份额；城镇人口占比、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对江汉平原乡村外源驱动力贡献度显著高于其他指标，相比之下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占比的贡献度则呈明显的降低趋势。
③外源驱动型是乡村发展的主要地域类型，内外均衡型则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2005—2014年，外源驱动型县市数量维持在10~15个之间，所占比例始终高于55.56%；结合乡村发展能力来看，乡村发展能力较高的外源驱动型县市主要集中于江汉平原东部地区。研究期间，内外均衡型县市乡村发展能力均值从低于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平均水平提升到该平均水平以上，内外均衡型县市乡村发展后发优势显现。
实现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地域主体功能既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实需求，也是该类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从整体水平及其结构来看，江汉平原乡村发展能力均受湖北省区域发展分异格局影响显著，此外，农业发展积淀、交通条件等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主导区域发展的空间背景下，外源驱动能力在乡村发展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有效实施动力转换、提高内生响应能力当是农产品主产区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

5.2 讨论

立足中国总人口和乡村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以“乡村发展能力—地域主体功能—乡村振兴”为主线探讨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可持续发展，由于该类地区既是一种重要乡村类型，更是一种典型乡村地域——受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影响最为显著，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最为典型，研究成果能够为国家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导向，并可能为乡村地理的理论（人地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值得注意的是，宥于有些历史数据较难获取，未来乡村发展研究的指标选取仍有改进的余地，如城镇化驱动及响应能力可考虑选取乡村外出务工人员数和乡村宅基地空置率为测度指标。
①本文从城乡地域系统的视角，从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两个层面，构建乡村发展“四维（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市场化）”能力指标体系，力图为当代背景下的中国乡村发展提供一种解释框架。已有的乡村发展能力研究更多地关注于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侧重乡村发展过程的可持续性及其内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在剖析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上稍显薄弱。乡村发展能力是推动乡村发展的因素集合及其关系耦合，其实质是乡村发展要素结构和内外环境条件及变化，通过解构乡村发展能力及其变化，能够判别乡村发展地域类型及其驱动因素，也可为乡村发展分析提供思路借鉴。
②实现农产品主产区的地域主体功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揭示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发展能力有其现实需求。针对江苏省、黄淮海地区等粮食主产区的乡村地域功能研究着重于乡村地域功能组成、空间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意在通过对包括粮食生产、工业发展、生态保育、社会保障等在内的乡村地域功能识别和分区来达成乡村地域价值的提升。本文立足于我国中部平原农区的乡村地域主体功能，以实现、提升地域主体功能为导向解构其乡村发展能力，建立乡村发展能力与乡村发展地域类型的对应关系，为该类乡村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③乡村发展能力测度指标选择及指标体系构建对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理当有所不同。中国乡村发展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差异巨大，其外源驱动要素和内生响应路径地域分异显著；另一方面，由于地域主体功能导向约束，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发展能力结构及其核心要素理当有所区别。例如，较之农产品主产区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更具关键意义。与此相适应，城镇化外源驱动及内生响应分别选择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及占比和农村生态用地面积及均值更为贴切。从这种意义上，本文的乡村发展能力测度指标体系仅适用于农产品主产区，并可能为其他乡村地域类型的发展分析提供思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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