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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19 , Vol. 39 >Issue 5: 119 - 127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5.014

China's Film Production Industry Based on the Network Structure

  • XIN Xiaorui , 1 ,
  • ZENG Gang 2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Zhejiang, China
  • 2.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China

Received date: 2018-07-05

  Revised date: 2019-01-21

  Online published: 2025-04-20

Fold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features of subject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knowledge interaction an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network analysis has become a hot field for economic geographers in the new era.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gaps on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nterprises that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320 domestic movies in 2015 as data, and uses UCINET and ArcGIS to describe the subject structur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overall network of production, and six major sub-networks. The main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are shown as follows: The core subjects of China's film production network are the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spatial structure is that Beijing is a significant single-core, Shanghai, Hong Kong, Hangzhou, etc. are key peripheral nodes, and main subjects are distributed in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sub-network, Beijing not only has rich local interactions, but also has frequent trans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becomes the most potential sub-network of China to develop into a global film production base. Shanghai, Hangzhou, Shenzhen and Guangzhou are the outbound network that mainly cooperate with companies in Beijing. Hong Kong is the endogenous network with relatively independent film production.

Key words： film production industry; network structure; spatial layout;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movie box office receipts

Cite this article

XIN Xiaorui , ZENG Gang . China's Film Production Industry Based on the Network Structur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5) : 119 -127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5.014

知识经济时代，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从传统区位分析转向“流空间”分析[1]，用来刻画不同主体间基于经济行为产生交互关系的“网络”成为热点词汇。然而，国内学术界的网络研究集中于生产环节标准化程度较高、全球通用标准多在技术领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2⇓-4]，对与国家内部市场机制、产业体制、历史文化等软环境较为敏感的产业，例如以电影产业为代表的生产环节高度复杂、核心创意无技术标准、产品质量评价非标准化、产品消费随机化的文化创意产业则鲜有研究。
事实上，电影产业的生产组织是典型的“网络化”过程，国外经济地理学者早已对其网络组织模式和结构展开研究[5]。Kaiser等指出德国慕尼黑电影产业的发展是基于长期个人熟悉和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并进一步探索了其在全球电影产业网络中的嵌入程度，发现慕尼黑电影产业中仅有摄影技术处于全球网络核心，生产、发行环节均位于边缘[6]。Mossig分析了好莱坞与慕尼黑电影集群的交互关系，指出尽管地方尺度中大量非正式网络能促进信息和知识流动、创造集群竞争优势，但集群和地方市场并非处于真空环境中，创意内容、人才和资本在全球网络的嵌入桥接了产业集群间的空间距离[7]。Scott指出在新好莱坞时代，几大龙头企业以生产制片环节大量外包和合拍，发行环节强势推广和并购发行机构等方式提升全球市场和影片接受度，构建了全球尺度互动紧密的电影网络[8]。Coe和Medel等强调了网络联系在国际层面产业组织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指出全球尺度的结网有助于电影的跨区域合作、好莱坞服务和生产外包、影片全球发行等[9-10]。相较国外研究，我国基于历史、政治、文化等多要素影响，电影作为产业形态存在的时间较短，从经济地理学相关视角展开的研究数量有限[11]，主要集中在电影产业链分析[12-13]、电影产业竞争力分析[14]、国外电影产业集群案例研究与经验借鉴等方面[15⇓⇓⇓-19]，基于网络结构的中国电影产业研究亟待开展。
现实层面，电影产业是文化创意产业中最受重视的发展领域[20]，中国电影自2002年步入产业化进程后发展迅猛，2004—2015年长期保持电影票房年均增长率近30%（图1）。2012年起我国电影票房收入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占全球电影总票房的17%，约为美国的58%，是全球第三大电影市场日本的3.3倍。2017年《战狼2》以摧枯拉朽之势取得单片票房56亿的佳绩，国产影片票房首次进入全球前100俱乐部。产业高速发展的事实表明中国已是电影产业大国。然而，在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版图中，产业的主体结构、空间布局分别是什么?哪里最有潜力发展为我国电影产业的核心与典型集群?全国其他区域有什么样的电影集聚特征?本文将从网络视角出发探讨上述问题，以期为我国电影产业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石，为经济地理学网络研究拓展新领域。
图1 2000—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

Fig.1 The box office receipts of Chinese film industry from 2002 to 2016

1 研究方法与思路

1.1 概念界定

在经济学领域，“网络”被用作刻画不同主体间基于某个或某些经济行为所构成联系的系统，网络概念在产业分析中得以应用的前提是专业化分工形成。从联系类型区分，产业网络有基于产业链多环节价值增值过程的纵向网络和基于单一环节内竞争与合作关系的横向网络；从空间尺度区分，产业网络有基于区域内部某一地理范围内的局部网络和跨区域联系的整体网络，产业集聚是前者的代表，全球生产网络则是后者的典型模式。
电影产业以“影片”为产品，包含投融资、生产制作、发行、放映和后产品开发等环节[21]。其中制作作为“影片”物质属性实现的基础，既是企业投融资的直接目标，也是发行、放映和后产品开发等环节得以开展的前提。具体而言，电影制片是种临时性的项目合作过程，当影片题材和资金条件完备后，制片企业将组建以导演或制片人为核心的项目组，在短期内雇佣、组织和协调各类创意人才及相关服务企业合作生产，影片制作完成后项目组自动解散。与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产品质量取决于关键技术不同，一部影片的质量依赖于该项目组中核心创意人才的水平、成员间的合作关系等非标准化内容。因此，制片环节是判断区域电影产业能否健康、持续、高效发展的根本。
电影制作的临时性项目合作方式要求地方具备充足的“劳动力池”，是“强地方根植性”产业，这种空间集聚化特征已在经济地理研究中达成共识，无论是在电影强国的欧美，还是在电影新秀的韩国、印度，制作环节都倾向于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形成集群[22]，且集聚的尺度以城市为基本单元[11]，即地方产业网络。好莱坞、宝莱坞、诺莱坞等都是地方电影产业网络发展中的成功案例[23⇓⇓⇓-27]。本文希冀通过我国电影制片业整体网络和区域子网络的双重维度研究，辨识我国电影制片业的发展特征和模式。

1.2 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

常规定量分析主要关注研究对象的属性数据，电影产业具体指向上映影片数、影片票房、观影人数、银幕数量、影片票价等。属性数据的定量计算不能处理两个或多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相反其统计方法要求自变量之间相互独立，不能有高度共线性关系[28]。然而，网络研究正是基于经济主体间关系的分析，因此本文选择社会网络分析法，应用UCINET软件测算网络规模、网络连通度、中心度3项指标，并绘制网络拓扑结构图，刻画我国电影制片业网络结构。
网络规模是所研究网络内部行为主体的总量，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可反映企业集聚度的高低，区域网络规模越大，企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越显著。网络连通度是指网络主体间联系的程度，连通度越高，主体间联系越紧密。本研究将企业间联系视为无向关系网，因此电影制片业网络连通度测算方法是电影制作企业间发生的实际联系次数与网络规模之比，计算公式为：
D = ∑ i = 1 n j ( i ) n
式中：D为网络连通度；n为网络规模；i是指网络节点的名称；j（i）是指节点i的对外联系次数。
中心度表征单个节点在整体网络结构中所处核心位置的程度，不同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即拥有的权力不同。常见的中心度指标有刻画网络中行动者自身交易能力的度数中心度，测量某一行动者对其他主体控制程度的中间中心度，描述这一行动者不受其他主体控制程度的接近中心度（表1）。
表1 电影制片网络中节点指标及其表征

Tab.1 The index and characteristic of node in film production network

名称 公式 解释 本文表征
度数中心度 C D i = ∑ j ∈ n X i j 测算与点i直接相连的其他节点个数，表征节点i位于网络中心的程度，Xij为1或0，代表i和j之间是否有联系。 电影生产制作主体度数中心度越大，表明其在我国电影制片网络中的地位越高，所拥有的资源越丰富。
中间中心度 C B i = ∑ j ∈ n ∑ k ∈ n g j k i g j k j ≠ k ≠ n , 且 j k 测算点i位于其他“点对”中间的程度，表征节点i对资源的控制度，gjk是点j和k之间存在的所有最短路径的条数， g j k i是点j和k之间存在的经过点i的最短路径条数， g j k i / g j k是点i位于j、k之间最短路径上的概率。 电影生产制作主体的中间中心度越大，表明该主体对网络中其他主体的控制能力越大，越能在合作中起到资源交换和知识交流的桥梁作用。
接近中心度 C C i = 1 / ∑ j ∈ n d i j 测算点i与其他节点间的接近程度，表征节点i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dij是点i和点j之间的捷径距离。 电影生产制作主体的接近中心度越高，表明其通达性越好，在电影制片网络中知识、人力资本等资源流通越便捷。
为分析电影产业网络结构，本文借鉴Ferriani等人的双向联系网络模式构建了电影制片企业与影片的网络[29]。该双向网络由三元G=（┬，┴，E）构成，其中┬和┴是两个不相交的节点集合，即顶部节点影片和底部节点电影制片企业，E⊆┬×┴是网络联系的集合，每个电影企业都与它完成的影片相关联。与经典网络的区别在于，联系只存在于顶部节点和底部节点间。一方面，电影制片企业的名单可以直接从影片中获取，本网络构建的数据不必依赖访谈或问卷调查；另一方面，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网络研究以合作专利、联合发表为关系数据，有学者质疑其忽视单主体创新，而电影制片以项目合作为基本组织形式，以2015年所有影片为关系数据，网络研究能全面反映产业发展。
在双向网络G=（┬，┴，E）中，可以很容易得到GI=（┴，EI）的单版本，其中如果u和v都连接到相同顶部节点，则 u , v在EI中。如图2所示，逐个从每部影片的双向网络开始，可以形成总体的单向网络。在网络的单向版本中，每个顶部节点（电影）都会在它所连接的底部节点（企业）间产生一个完整的子网络。当一家企业参与多部电影生产制造时，不同影片中企业间的合作联系形成。
图2 电影制片企业和影片双向网络与企业单向网络

Fig.2 The bipartite network between film production enterprises and movies and the unilateral network of enterprises

1.3 数据来源

相较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电影产业统计数据严重匮乏，国家尺度缺乏官方发布的企业数据；区域尺度仅有少数城市展开统计，且口径、规范等不尽相同，因此现有研究企业数据获取方法多为深度访谈、调查问卷，而有意愿配合实地调研的电影企业数量有限。
本文以2015年上映的320部国产影片所涉及的制片主体为对象，数据来源是《2016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附录部分《2015年上映国产电影片目信息》，并参照每部影片的头尾字幕进行补充，这一数据统计方法能客观全面地获取电影制片过程中企业间的关系数据。数据筛选及处理步骤如下：企业数据采集仅包括核心制片主体，剔除参与后期制作的微小型服务供应商；网络空间结构分析时，依据企业所属地级市，将合作主体的关系转化成城市间联系；选取合作次数刻度城市间联系强度，构建2015年我国电影制片城市间合作网络的无向加权矩阵。

2 我国电影制片整体网络的结构分析

2.1 整体网络的主体特征

梳理2015年获准公映的320部国产影片信息，共有937家企业和机构参与影片制作。大陆国有制片企业和机构共81家，私营企业716家，港澳台地区企业97家，与我国进行合作制片的外国企业43家。其中大陆地区的私营企业数量占绝对优势，我国电影事业化向产业化转型显著，但私营主体在我国制片网络中是否因为数量优势而成为核心力量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空间布局分析（图3），中国2015年电影制片网络节点分布在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30个省级行政区的70个城市中，呈现显著不均衡性。城市尺度，北京电影生产企业388家，是我国电影制片企业最大的集聚地，占全国总数的43.5%，其次是上海和香港，分别为10.2%和8.18%，杭州、深圳、广州、金华等紧随其后，成为电影生产的新兴力量，这4个城市所在的浙江省和广东省业已颁布相关扶持政策，展开激烈竞争。区域尺度，91.14%的制片企业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企业仅占总数的4.37%和4.49%。东部电影制片主体也向三大城市群集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分别拥有全国46.64%、22.65%和16.14%的电影制作企业。
图3 2015年中国电影生产制作主体的空间布局

Fig.3 Spatial layout of Chinese film production enterprises in 2015

2.2 整体网络的拓扑结构

以937家生产制作企业为社会网络分析的样本数据，应用UCINET软件绘制我国电影制片业整体拓扑网络（图4），图中节点对应具体企业，节点的大小代表单个企业合作伙伴的数量多少，节点间的连线代表两个企业间存在合作关系，但并不表达合作强度。
图4 2015年中国电影生产制作网络拓扑图

Fig.4 The topolog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film production network in 2015

2015年中国电影制片业网络中有896家企业开展对外合作。从网络节点总量分析，684家大陆私营企业是网络构建的主体，但单节点合作对象既有国有企业，也有私营企业，合作者和合作强度有所差别；整体网络连通度为4.45，代表我国电影企业平均对外联系4.45次，这与电影制片基于具体项目展开临时性合作的组织方式一致。
以拓扑网络单节点为对象，从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分析，权力排名前10的企业，即我国电影生产制作市场中的最高权力者主要有5家国有企业和6家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包括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和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均由传统国有制片厂改制建成，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和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则直属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华谊兄弟、万达影视和博纳影业不仅是私营企业的核心，也是我国电影产业的中流砥柱；合一影业、腾讯影业、爱奇艺影业为互联网电影企业，它们是2010年后我国电影产业中的新主力。

2.3 整体网络的空间结构

纵观全球，成功的电影生产制作均集聚在较大规模的城市中，因此本文依据企业所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将数据从不同主体间合作转换为空间合作，分析中国电影制片网络的空间集聚特征。应用ArcGIS的自然断裂法，将企业网络联系总量和联系强度划分为4级，绘制网络合作图（图5）：①在全国70个城市间的电影制片合作中，北京处于网络顶端，合作强度前10位的均是北京与其他城市间的联系，因此在城市尺度我国电影制片已形成北京为中心单核的轮轴式格局，上海、香港、杭州、深圳、天津等是联系中心的关键性外围节点。②从联系强度分析，北京与上海、北京与香港的合作位于第一梯队，这与上海和香港曾经辉煌的电影发展历史密切相关；第二梯队是北京与杭州、深圳、广州、天津、金华间的合作关系，这些城市或较为重视文化创意产业，或存在路径依赖，或是电影相关产业发展基地，因此相较其他城市，它们与北京电影制片企业的互动更为频繁，但这些城市间合作强度整体较低。③从区域尺度看，我国电影制作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间形成了电影制片“合作三角”，中西部参与影片制作的城市间彼此很少合作。
图5 2015年中国电影生产制作网络的空间结构

Fig.5 Spatial structure of Chinese film production network in 2015

影片跨国合拍成为新时期电影制片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途径，中国迅速扩张的电影市场吸引了一批外国企业，使其成为中国电影制片网络的参与者（图4）。从空间区位分析，国产影片对外合作的核心仍然是北京，联系强度排序是北京与法国、美国、加拿大、英国、韩国等，排名前7位的企业都位于北京（图6）。上海是影片合拍中对外联系的第二大城市，总体位于第三梯队。从合作者数量看，北京与全球8个国家间合作制片，位于全国第一。综上，北京的电影制片企业是跨国合作管道建立的主力。然而，跨国合拍影片数量有限，一国多家企业同时仅参与一部影片的现象较常见，因此合作管道另一端的国家存在随机性。
图6 中国电影生产制作的对外合作强度

Fig.6 The strength of cooperation with foreign enterprises in Chinese film production

表2 中国电影生产制作网络空间联系前10位城市

Tab.2 Top 10 cities of spatial cooperation in Chinese film production network

排序 城市间联系 城市间
联系强度		 城市 城市对外
联系强度
1 北京—上海 276 北京 1 681
2 北京—香港 260 上海 516
3 北京—杭州 170 香港 456
4 北京—深圳 130 杭州 312
5 北京—天津 103 广州 235
6 北京—广州 99 深圳 225
7 北京—金华 89 天津 187
8 北京—台湾 61 金华 156
9 北京—嘉兴 52 台湾 112
10 北京—南京 39 嘉兴 105

3 我国电影制片子网络结构分析

前文以城市为尺度分析了中国电影制片整体网络的空间结构，但仅关注了企业跨城市合作现象，即区域的外部联系，对城市内部企业间合作分析不足。本部分选取制片企业数量最多的北京、上海、香港、杭州、深圳、广州6个城市，分析城市内部联系（图7），以网络规模、网络连通度等指标探讨各城市电影制片子网络的发展。
图7 六大城市电影制片业子网络结构

Fig.7 The structure of film production sub-network in six cities

图7中的节点代表城市内部电影制片企业，连线代表企业间合作，节点大小表示企业拥有直接合作者的数量，点越大即与城市内其他企业间的合作越多。左侧单独的节点表明该企业在本市没有合作对象。
结合图7与表3的网络结构特征，6个电影制片子网络呈现差异化发展模式。北京是综合型发展网络，其网络规模是上海的4.3倍，香港的5.2倍。一方面，北京子网络中89.5%的企业在2015年与本地企业展开合作，且平均合作次数高达2.29次，位居全国第一，是内部生产制作最为活跃的地区；另一方面，结合全国电影生产网络空间联系强度的前10位城市分析，北京对外合作是上海的3.3倍，香港的3.7倍，跨城市、跨国联系丰富。Bathelt等学者提出集群成功的关键在于主体内部互动和跨全球管道互动两种渠道共同创造的知识和创新，对此他们构建本地蜂鸣—全球通道（local buzz-global pipeline）模型[30]，并以该模型论证德国慕尼黑媒体集群发展的困境[31]。依据该模型，北京电影制片网络内外部合作频繁，是中国最有潜力发展为全球性电影生产集群的城市。其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以下三方面：①制度优势。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最早开始制定和实施电影产业相关扶持政策和规定。②人才优势。北京既吸引了中国两岸三地约60%的成熟型电影创意人才，也拥有多家知名电影专业院校和数十万“北漂群体”。③基础设施及相关企业优势。北京升级改造了多家国有电影制片厂与生产基地，并依托中关村计算机、电子信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优势，促进电影技术发展。
表3 六大城市电影制片子网络特征

Tab.3 The characteristic of film production sub-network in six cities

北京 上海 香港 杭州 深圳 广州
网络规模 389 91 75 35 33 29
网络连通度 2.29 0.74 1.52 0.54 0.45 0.34
独立节点占比/% 10.5 38.5 18.7 48.6 45.5 55.2
上海属于外向型网络，尽管电影制片网络规模大于香港，但内部节点交互不够活跃，仅有61.5%的企业间存在合作，且平均合作次数仅为0.74次，不足香港的1/2。相反，上海制片企业的对外合作更为显著，位居全国第二。这种外向型网络的形成根源于其城市定位，上海自本世纪初提出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更强调经济领域的发展。直至2010年后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特别是电影业的扶持制度才陆续出台。制度导向造成了产业氛围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性，大量私营企业与创意人员更倾向于对外合作。
香港电影制片属于内生型网络，2015年75家香港电影制片企业中，有超过80%的主体彼此间建立了平均1.52次的联系。与上海相比，香港制片子网络内部连通度是上海的2.1倍，但跨城市联系强度小于上海。一方面，香港拥有不同于大陆的文化历史、社会情境和制度，相比对外联系，其内部企业间合作更为顺畅；另一方面，1980—1990年代香港电影达到辉煌，被称为“东方好莱坞”，无论是影片内容、从业者，还是电影生产制作工艺均有成熟模式，而大陆电影产业则处于成长期，合作频率受限。
杭州、深圳和广州电影制片子网络规模基本一致，发展模式近似，内部近一半节点相互独立，企业更注重对外合作，且以和北京合作为主，因此均属于成长中的外向型发展网络。相比北京、上海和香港电影产业的路径依赖，这3个城市是我国电影制片网络中的新建梯队，它们兴起的原因各异，杭州电影制片业发展中充分利用了横店、象山等地电视生产的资源，广州电影制片的龙头企业珠江电影集团是国有制片主体的核心之一，深圳创新创业环境良好，科技水平高端，拥有大量高端技术和服务型人才。三个城市各自不同的要素均是电影产业集聚形成的支撑条件。

4 结论与建议

基于2015年中国电影制片业关系型数据的构建，本文分析了中国电影制片业整体网络形态、空间结构和6大城市子网络，主要结论如下：
①中国电影制片业整体网络的主体有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港台企业和少数外资企业。从主体类型分析，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高校、研究机构并未直接参与电影制片业网络关系构建；从主体关系分析，尽管节点数量私营企业占绝对优势，但网络的权力主体由5大国有企业和6大私营企业共同组成，国有制片主体以雄厚的资金、全产业链覆盖等优势长期位于权力关系的顶端；从拓扑结构分析，电影制片业网络主体间平均联系频率远高于其他产业，这与影片临时性项目合作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②中国电影制片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显著：首先，以北京为单核心，与全国多个城市合作，其中上海、香港、杭州、深圳、天津等是外围关键节点，已形成较为稳固的合作管道，存在显著“倒V型”空间形态。其次，上海与香港、上海与深圳间联系相对频繁，因此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构建了中国制片的“合作三角”。最后，以影片跨国合拍为形式的对外联系中，合作对象的选择与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寻求技术领先型企业和国家不同，中国电影产业对外合作弹性更强，受双方政策、市场、资本、创意人员、社会关系等多要素影响。
③基于驱动力的差异，中国电影制片子网络发展模式可以分为综合型、内生型和外向型三类。北京内部企业间频繁的交互，丰富的跨城市、跨国合作是典型的综合型网络发展模式，最有潜力发展为全球性电影生产集群。上海与杭州、深圳和广州尽管在网络规模上有显著差距，但均是以北京企业为主要合作者的外向型网络。香港则是相对独立于北京的内生型电影制片网络。
本文通过网络结构视角描绘了我国电影制片产业发展图景，并以关系数据刻画了我国电影制片产业的网络图谱，实现了电影产业抽象描述向直观表征、定量分析的转变，力求为电影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提供新思路，为经济地理学网络研究提供新领域。但本文并未涉及到网络结构对产业发展的绩效影响研究，因此未来将结合相关行业部门与企业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对我国电影制片网络结构效应进行分析。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Castells M. The network society[M]. Oxford: Blackwell, 1996.

[2]
马双, 曾刚, 吕国庆. 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演化分析[J]. 地理科学, 2016, 36(8):1155-1164.

DOI

[3]
吕国庆, 曾刚, 郭金龙. 长三角装备制造业产学研创新网络体系的演化分析[J]. 地理科学, 2014, 34(9):1051-1059.

DOI

[4]
曹贤忠. 基于全球—地方视角的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网络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5]
李蕾蕾. 文化经济地理学进展与“项目网络地理学”的提出[J]. 人文地理, 2010, 25(2):1-7,36.

[6]
Kaiser R, Liecke M. The Munich feature film cluster:the degree of global integration and explanations for its relative success[J].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2007, 14(4):385-399.

[7]
Mossig I. Global networks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in Los Angeles/Hollywood using the example of their connections to the German market[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8, 16(1):43-59.

[8]
Scott A. A new map of Hollywood: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American motion pictures[J]. Regional studies, 2002, 36(9):957-975.

[9]
Coe N M. The view from out West:embeddedness,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igenous film industry in Vancouver[J]. Geoforum, 2000, 31(4):391-407.

[10]
Medel A, Gossel B. Film industry clusters:a strategy for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J]. Austral Comunicación, 2015, 4(1):65-81.

[11]
辛晓睿. 经济地理学视域中电影产业的网络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2]
吴海清, 张建珍. 全球电影产业链结构及其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影响[J]. 电影艺术, 2011(4):5-13.

[13]
米黎钟, 于航. 基于价值链的中国电影产业研究[J]. 经济论坛, 2011(1):99-102.

[14]
杨柳. 电影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研究[D].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 2013.

[15]
钱紫华, 闫小培. 好莱坞电影产业集聚体的演进[J]. 世界地理研究, 2009, 18(1):118-128.

[16]
王缉慈, 陈平, 梅丽霞, 等. 电影产业集群的典型模式及全球离岸外包下的集群发展[J]. 电影艺术, 2009(5):15-20.

[17]
史征. 电影产业规制与产业集聚耦合发展路径研究——美、印两国电影产业集聚发展的政府规制剖析与借鉴[J]. 科学经济社会, 2012, 30(3):136-139.

[18]
陈平. 瑞典FiV电影产业对创意产业集群成长的启示[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7, 28(9):79-83.

[19]
金雪涛, 刘家璐, 杨文. 日本与韩国电影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J]. 日本问题研究, 2015(4):54-58.

[20]
Evans G. Creative cities,creative spaces and urban policy[J]. Urban Studies, 2009, 46(5-6):1 003-1040.

[21]
巴里, 利特曼. 大电影产业[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22]
Scott A J. On Hollywood:The place,the industr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23]
Scott A J, Pope N E. Hollywood,Vancouver,and the world:employment reloc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atellite production centers in the motion-picture industr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7, 39(6):1364-1381.

[24]
Lorenzen M, Mudambi R. Clusters,connectivity and catch-up:Bollywood and Bangalore in the global econom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2:lbs017.

[25]
Miller J. Global Nollywood:The Nigerian movie industry and alternative global networks i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J].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2012, 8(2):117-133.

[26]
Taeube F, Lorenzen M. The banyan and the birch tree:Institu-tional field overlaps and network relations in the Indian film industry in Bollywood[C]// The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2007 on appropriability,proximity,routines and innovation. 2007:18-20.

[27]
Le Blanc A. Cultural districts,a new strategy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The South-East Cultural District in Sicily[J]. Regional Studies, 2010, 44(7):905-917.

[28]
Scott J. 社会网络分析法(第3版)[M]. 刘军,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6.

[29]
Ferriani S, Allison P, Cattani G.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reativ-ity:social networks and rewards in the Hollywood film industry[C]// Opening Up Innovation. URL: http://www2.druid.dk/conferences/viewabstract.php.2010.London, 2010.

[30]
Bathelt H, Malmberg A, Maskell P. Clusters and knowledge:lo-cal buzz,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1):31-56.

[31]
Bathelt H, Gräf A. Internal and external dynamics of the Mu-nich film and TV industry cluster,and limitations to future growth[J].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2008, 40(8):1944-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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