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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1 , Vol. 41 >Issue 11: 167 - 17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11.018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Grain Output and Its Spatial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 XIE Kun , 1, 2 ,
  • DING Mingjun , 1, ※ ,
  • XIN Liangjie 3 ,
  • CHEN Liwen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022，Jiangxi，China
  • 2. Yuzhang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 330103，Jiangxi，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Land Surface Pattern and Simulation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2-07

  Revised date: 2021-08-26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Abstract

Grain is not only the basic necessity of human survival,but also the material basi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alyzing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grain security in China. 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regional economy,and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grain policies. Based on the statistic data of each county between 2000 and 2017,the study takes 2 019 counties in China as objects. Using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gravity center model and CGE index,it analyzes the regional pattern of grain output and its spatial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in China. The grain deficit areas are concentrated in Qinghai-Tibet region,Loess Plateau region and south China. The surplus grain reg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northeast region,Huanghe-Huaihe-Haihe region,Mongolia-Xinjiang region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2) The trend of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change in China is mainly increased,especially in northeast China and Huanghe-Huaihe-Haihe region,but it shows decreasing tren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south China.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in China are obvious.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of grain production has become clearer over time. 3) The gravity center of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and the gravity center of economy in China are separated. The gravity center of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moves to the northeast,while the gravity center of economy moves westward as a whole. It presents spatial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n the grain production and economy in China. The consistency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improved as time goes on. The areas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west of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the east of southwestern region,and the west of Loess Plateau in central China.

Key words： grain output;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tial coordination; agglomeration level; counties in China

Cite this article

XIE Kun , DING Mingjun , XIN Liangjie , CHEN Liwen . 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of Grain Output and Its Spatial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County Level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11) : 167 -17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1.018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必需品，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自1990年代始，中国粮食生产的空间格局已然发生转变，呈现出西缺粮东余粮、南缺粮北余粮的特点[1]，生产重心由南方向北方转移、由东部向中部转移[2]。在此期间，中国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经济发展过程，并伴随着耕地流失、水资源短缺、农业劳动力析出等威胁粮食生产的诸多问题，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粮食商品化程度下降，甚至出现“经济驱赶粮食”的局面[3]。与此同时，部分产粮大县却在粮食产量年年攀升的情况下陷入了“粮丰县穷、高产穷县”的困境[4]。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不仅影响社会和谐，还会破坏粮食安全的稳定以及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探讨中国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既是对中国粮食供给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也是对区域经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全面认识当前中国粮食安全，把握粮食生产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以及制定差异化的粮食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针对中国粮食生产的空间格局、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展开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①在中国粮食生产空间格局的演变方面。从1990年代起，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粮食生产的空间格局演变。如黄爱军[5]、鲁奇[6]、伍山林[7]等的研究指出中国粮食增长重心呈现出明显的北进的变化特征；殷培红等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21世纪初中国粮食生产重心的北移[8-9]；邓宗兵等则具体揭示了中国稻谷、小麦、玉米生产的空间格局演变[10]。②在粮食生产的影响因子方面。耕地、气候等自然要素的变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明显。如Xu、He等指出1992—2015年中国城镇扩张占用优质、高产的耕地面积达3.31万km2，造成粮食减产1 245万t[11-12]；解伟等的研究表明，气温每提高1℃，中国稻谷、小麦、玉米的单产整体下降约2.6%，降水每增加1%，单产整体则提高约0.4%[13]；Shi等定量分离了干旱和洪涝灾害对中国不同主产区主要粮食作物的减产程度，发现东北区和黄淮海区粮食产量对干旱更为敏感，长江中下游区的早稻受到洪涝的影响更为显著[14]。劳动力数量、农业资本投入、农业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亦直接影响粮食生产。如张利国等研究发现劳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农田水利化程度和取消农业税对粮食生产起到正向作用[15]；戈大专等认为农业劳动力变化对粮食增产的作用正不断下降[16]。③在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粮食产量、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入手讨论其耦合程度[4,17-18]，但研究结论存在分歧。如对于中国粮食主产区，有研究认为其粮食—经济二者空间不匹配，且不协调的程度呈增强趋势[3,19]；但也有研究指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财政”和“粮食—收入”协调度均有所好转[20]。
总体而言，当前研究大多着眼于较大地理单元[21⇓-23]，在研究尺度上精确到县级[24⇓-26]并且为连续时间序列的研究并不多，对中国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是否趋于协调的研究还存在一定分歧。基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7年的中国县域粮食、经济和人口数据，运用统计学和空间分析相关方法，探讨中国县域粮食产量的时空格局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以期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法规、协调区域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提供依据。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中的县（市）人口数、粮食总产量和GDP数据来源于2000—2017年《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各省（市、自治区）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中，《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仅含县及县级市数据，未包含市辖区分区数据。本研究以县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以2015年行政区划为基准对其余各年份的县域单元及相关统计数据进行修正，在剔除部分没有统计数据的县区后，共获得2 019个有效统计单元，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

1.2 研究方法

1.2.1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用于判断地理要素在某一区域内的空间依赖性[27]，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Global Moran's I）和局部空间自相关（Local Moran's I）。本文采用Global Moran's I来描述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空间分布格局的总体特征，借助Local Moran's I测度某一县域人均粮食产量与其相邻县域是否存在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

1.2.2 重心转移模型

重心转移模型是定量描述地理要素空间集聚分布及其转移的空间统计学方法。它以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的平均中心为重心，重心的迁移反映了地理要素的总体位移特征[28]。本文利用该方法构建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GDP的重心转移路径。

1.2.3 CGE指数

为了深入分析粮食产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的偏差或关联性，本文借鉴人口经济空间一致性系数[29]来表征粮食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的关系，即粮食与经济一致性系数（Coupling of Grain and Economic，CGE）。CGE系数是指某一地区粮食占比与GDP占比的比值，反映该地区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一致性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C G E i = G R A i / ∑ G R A i G D P i / ∑ G D P i = G R A i · ∑ G D P i G D P i · ∑ G R A i
式 中 : C G E i表示某时段 i地区的粮食与经济一致性系数； G R A i、 G D P i分别表示某时段 i地区的粮食产量、国内生产总值。
对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分布而言，CGE系数代表该地区粮食与经济地理集中度的关系，即粮食集聚水平与经济集聚水平关系。参考相关研究[29]，按照CGE值将中国县域划分为五类区域：当CGE≤0.5时，表明该地区粮食集聚水平远低于经济集聚水平，经济发展具有明显优势；当0.5<CGE<0.8时，表明该地区粮食集聚水平略低于经济集聚水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优势，粮食增产存在较大潜力；当0.8≤CGE≤1.2时，该地区粮食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协调一致；当1.2<CGE<2.0时，表明该地区粮食集聚水平略高于经济集聚水平，粮食生产具有一定优势，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当CGE≥2.0时，粮食集聚远高于经济集聚水平，粮食生产具有明显优势。

2 人均粮食产量的时空格局

2.1 人均粮食产量的空间格局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特点

为凸显粮食生产的地理条件与政策含义，参照“中国综合农业区划”方案与相关研究[25]，将中国划分为八大粮食生产区：东北区、黄淮海区、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西南区、黄土高原区、蒙新区、青藏区。为了便于县域间的比较，参考相关研究[25]，依据严重缺粮县（人均粮食产量<150 kg）、一般缺粮县（人均粮食产量150~300 kg）、供需平衡县（人均粮食产量300~400 kg）、一般余粮县（人均粮食产量400~600 kg）、主要余粮县（人均粮食产量>600 kg）的分类标准，对2000—2017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人均粮食产量的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异特点（表1，图1）。
表1 中国不同人均粮食产量类型县域的分布情况

Tab.1 The distribution of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at different typ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严重缺粮县 一般缺粮县 供需平衡县 一般余粮县 主要余粮县
个数（个） 占比（%） 个数（个） 占比（%） 个数（个） 占比（%） 个数（个） 占比（%） 个数（个） 占比（%）
全国 106 5.25 428 21.20 432 21.40 540 26.75 513 25.41
东北区 5 3.33 8 5.33 10 6.67 15 10.00 112 74.67
黄淮海区 6 1.75 35 10.20 38 11.08 117 34.11 147 42.86
黄土高原区 15 5.51 67 24.63 71 26.10 76 27.94 43 15.81
蒙新区 19 11.52 17 10.30 9 5.45 31 18.79 89 53.94
青藏区 16 18.39 28 32.18 18 20.69 16 18.39 9 10.34
长江中下游区 25 5.29 108 22.83 95 20.08 139 29.39 106 22.41
华南区 11 6.40 88 51.16 59 34.30 12 6.98 2 1.16
西南区 9 2.52 77 21.57 132 36.97 134 37.54 5 1.40
图1 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的空间格局

注：本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审图号为GS（2019）1823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in China

从多年平均人均粮食产量来看，2000—2017年缺粮区主要集中在青藏区、黄土高原区和华南区。具体而言，广东、广西、海南、青海、西藏、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和山西西部等地集中了全国主要的缺粮县。其中，严重缺粮县集中分布在青海、西藏等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的地区，零星分布于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和北部，以及浙江和福建等经济高度发达的东南沿海。这些县区人均粮食产量普遍较低，尤其是青藏区26%的缺粮县多年人均粮食产量不到100 kg。余粮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区、黄淮海区、蒙新区和长江中下游区。具体而言，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中部、新疆西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是全国余粮县的集中分布区。其中，主要余粮县集中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中部、新疆西北部、河北和河南两省交界处等地，这些地区多数是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能力较强，人均粮食产量较高，特别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三省区，人均粮食产量>2 000 kg的县有41个。

2.2 人均粮食产量变化趋势向好，但地域变化差异明显

2000—2017年粮食生产趋势向好，但地域变化差异明显（图2）。人均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以增加为主，在地域上以东北区、黄淮海区为代表的北方区域人均粮食产量增加显著，以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为代表的南方区域人均粮食产量降低明显。
图2 2000—2017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变化趋势

Fig.2 The change of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in China during 2000 and 2017

具体而言，人均粮食产量呈减少趋势的县区有755个，占全国县域总数的37.39%。其中，人均粮食产量明显减少（p<0.05）的476个县，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区和华南区，以广东、浙江、福建以及贵州、四川为主。减少趋势的县区占全省县区比例最大的是广东省，该省77个县中有64个县的人均粮食产量显著减少。广东省高速发展的经济吸引着大量的人口流入，人口总量增长较快，而粮食生产受耕地减少、农业劳动力析出制约，大部分地区产量减少，从而导致人均粮食产量明显下降。贵州北部和西部、四川中部等地，人口总量缓慢增长，粮食生产受低温灾害、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大[30]，产量有所降低，使得人均粮食产量呈减少趋势。人均粮食产量呈增加趋势的县区有1 264个，占全国县域总数的62.61%。其中，人均粮食产量显著增加（p<0.05）的941个县，主要分布在东北区和黄淮海区，以河南东部和南部、山西、河北、黑龙江、云南为主。增长趋势最大的地区是黑龙江抚远市，该市人均粮食产量在研究期间内从1 672.36 kg增长至9 866.26 kg，增长近5倍。

2.3 人均粮食产量的空间集聚特征愈加明显，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工更加清晰

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的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空间分布存在明显集聚特征。人均粮食产量的Global Moran's I从2000年的0.3889（p<0.01）上升至2017年的0.5139（p<0.01）。这表明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在空间上的分布并非随机，而是呈相似类型集聚分布的特点，且空间集聚特征随时间的变化而更加明显。
进一步对2000、2005、2010和2017年的人均粮食产量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在Z检验（5%置信度）基础上绘制出LISA集聚图（图3）。2000年，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区的黑龙江、吉林、辽宁，蒙新区的内蒙古中部、新疆西北，黄淮海区的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零星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区的江苏、湖南、湖北和江西。低低集聚区主要出现在青藏区的青海和西藏交界处，以及新疆南部。低高集聚区和高低集聚区相对较少。2005—2010年，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的主要集中区域仍未发生大的改变，但长江中下游区的高高集聚区大幅度减少，华南区、长江中下游区的低低集聚区有所增加。2017年，高高集聚区仍出现在东北区、内蒙古中部、新疆西北，但长江中下游区的高高集聚区几乎消失，低低集聚区由青海和西藏交界处、新疆南部，扩张到华南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区的江苏、浙江等地。与此同时，低高集聚区和高低集聚区的个数逐渐减少，同类集聚状态不断加强。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工更加清晰。
图3 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的LISA集聚图（2000、2005、2010、2017年）

Fig.3 LISA cluster map of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in China (2000, 2005, 2010 and 2017)

3 粮食产量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

3.1 人均粮食产量重心与经济重心呈现分离态势

从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GDP的重心路径迁移来看，中国人均粮食产量重心与经济重心呈现分离态势（图4）。具体而言，人均粮食产量重心总体上向东北方向移动，在34.043°N~37.016°N，111.826°E~114.394°E之间移动，大致沿河南栾川县、山西左权县、河北永年县一线移动。移动距离约为365.05 km，年均移动速度为21.47 km/a。从移动轨迹来看，2000—2012年呈现波动状态向东北方向移动，2012年以后向西偏移明显。经济重心总体向西移动，在33.373°N~34.495°N，112.129°E~113.149°E之间移动，多年来一直在河南省境内徘徊。移动距离约为80.491 km，年均移动速度为4.47 km/a。从移动轨迹来看，2000—2010年向北移动，2011年向西偏移明显，随后一直向南移动。
图4 2000—2017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重心与经济重心的空间格局及动态变化轨迹

Fig.4 Spatial structure and dynamic variation track of per capita grain output gravity center and economic gravity center in China during 2000 and 2017

3.2 粮食产量与经济发展整体欠平衡，但协调性有所改善

中国CGE指数空间分布整体欠平衡，但协调性有所改善（表2，图5）。具体而言，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7年，粮食集聚与经济集聚相对一致的县区个数远远少于粮食集聚与经济集聚不一致的县区个数。从变化上看，粮食集聚与经济集聚相对一致的县区从2000年的249个增长至2017年的344个。在地域上以分散分布为主，但2017年该类县区在长江中下游区的湖南、湖北，西南区的贵州、四川西部，以及黄土高原区的西部等中国中部地区有连片分布。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有所改善。粮食集聚与经济集聚不一致的县区个数由2000年的1 770个下降至2017年的1 675个。在地域上，2017年粮食集聚远高于经济集聚的县区范围缩小集中至东北区、蒙新区西北部及黄淮海区的河南等地，这些地区粮食集聚水平远远超过经济集聚水平。而粮食集聚远低于经济集聚地区由东南沿海不断向内陆推进，原零星散布于内陆的山西、湖北等的区域也有所扩张，发展至陕西大部、湖南中部等地，这些地区经济集聚水平逐渐超过粮食集聚水平。
表2 中国不同CGE指数类型县域的分布情况(单位:%)

Tab.2 The distribution of CGE index at different types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区域 粮食集聚远低于
经济集聚		 粮食集聚略低于
经济集聚		 粮食集聚与经济
集聚基本一致		 粮食集聚略高于
经济集聚		 粮食集聚远高于
经济集聚
2000 2017 2000 2017 2000 2017 2000 2017 2000 2017
全国 9.00 29.82 7.01 13.92 12.38 17.10 25.20 18.44 46.42 20.72
东北区 10.67 12.00 6.00 6.67 9.33 6.00 19.33 5.33 54.67 70.00
黄淮海区 8.16 21.28 9.62 14.58 19.83 16.62 27.99 22.45 34.40 25.07
黄土高原区 7.01 21.40 3.69 15.13 21.40 15.13 21.40 19.93 59.04 25.09
蒙新区 13.50 26.99 9.20 11.04 23.93 11.04 23.93 12.27 46.63 45.40
青藏区 12.50 37.50 7.95 15.91 21.59 15.91 21.59 19.32 48.86 7.95
长江中下游区 13.16 35.88 7.22 14.44 29.09 23.14 29.09 18.26 36.09 8.28
华南区 8.77 80.12 11.70 12.28 38.60 6.43 38.60 0.58 27.49 0.58
西南区 2.25 19.15 3.66 16.06 17.75 23.94 17.75 30.42 67.04 10.42
图5 中国CGE指数的空间分布

Fig.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GE index in China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基于2 019个县域的粮食、经济和人口数据，运用统计学和空间分析相关方法，分析2000—2017年中国县域粮食产量的时空格局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①缺粮区主要集中在青藏区、黄土高原区和华南区。其中，严重缺粮县集中分布在青海和西藏，零星分布于新疆东部、内蒙古西部和北部，以及浙江和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余粮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区、黄淮海区、蒙新区和长江中下游区。其中，主要余粮区集中在黑龙江、吉林、辽宁、蒙古中部、新疆西北部、河北、河南两省交界处等地区。
②人均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以增加为主，呈增加趋势的县区占全国县域总数的62.61%。在地域上以东北区、黄淮海区为代表的北方区域人均粮食产量增加显著，以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为代表的南方区域人均粮食产量降低明显。
③人均粮食产量空间分布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工更加清晰。Global Moran's I从2000年的0.3889上升至2017年的0.5139。随时间的推移，高高集聚区仍集中在东北区，低低集聚区仍集中在青藏区，但长江中下游区的高高集聚区明显减少，华南区和长江中下游区的低低集聚区明显增加。
④人均粮食产量重心与经济发展重心呈现分离态势，人均粮食产量重心向东北方向转移，在34.043°N~37.016°N，111.826°E~114.394°E之间移动，沿河南栾川县、山西左权县、河北永年县一线移动。经济重心总体上向西部移动，在33.373°N~34.495°N，112.129°E~113.149°E之间移动，多年来一直在河南省境内徘徊。
⑤粮食产量与经济发展在空间上整体欠平衡，但协调性有所改善，改善的区域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区西部、西南区的东部和黄土高原区西部等中国中部地区。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粮食集聚远高于经济集聚的地区更加集中于东北区、蒙新区西北部和黄淮海区的河南，粮食集聚远低于经济集聚地区由东南沿海向内陆推进，原零星散布于内陆的山西、湖北等的区域也有所扩张，发展至陕西大部、湖南中部等地。

4.2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增加北方高于南方，粮食生产重心正在向东北方向移动，这与刘彦随[31]、刘玉[32]、王凤[33]等的研究发现中国粮食生产重心出现“北移”的态势保持了较好的一致性。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对中国东北地区粮食产量增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华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增加则有一定抑制作用[34]，而中国南方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粮食种植面积快速减少[25]，劳动力不断析出，导致中国南方传统产粮地区的粮食生产地位不断降低。本研究亦表明，中国人均粮食产量的空间同类集聚趋势增强，粮食生产的地域分工更加清晰。因此，要继续优化区域布局，以优势农产品布局规划为依托，如东北区的稻谷、玉米和大豆，黄淮海区的小麦、玉米和大豆，形成和推动粮食高产区形成集聚，继续发展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35]。
同时，本研究表明，中国人均粮食产量重心与经济发展重心呈现分离态势，CGE指数表现为整体欠平衡。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与中国的粮食生产和经济发展格局相关。长期以来，中国粮食生产集聚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中、东部的长江中下游区、黄淮海区和东北区。这些地区地势平坦，气候湿润，水热配置良好，土壤有机质含量高，适合于农作物生长，粮食生产优势明显，因此粮食集聚水平较高。尤其是农业资源禀赋良好的东北区，进入21世纪以后，该区耕地数量总体增加，中高产田面积扩大[36]，农作物良种培育与推广技术提高了粮食单产，使该区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经济发展方面，东北作为中国最大的老工业基地，自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问题层见叠出，并呈现出反复难治的特征[37]，经济发展水平从2000年以后在全国地位有所下降[38]，导致该地区粮食生产水平远远高于经济发展水平，有些县区陷入了“粮丰县穷、高产穷县”的困境。如2016年黑龙江14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10个县区该年粮食产量位居全国前百。与此同时，东南沿海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地区之一。伴随着经济发展，该区耕地面积有所减少、粮食种植比例下降[25]，使得这些原来的鱼米之乡粮食生产日渐式微，可能存在“经济驱赶粮食”的局面。当前，对于这些区域而言，粮食在地理空间上的可获得性较低，粮食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和空间距离，在未来的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面前，区域粮食流通应急能力将面临着一定考验。
本研究显示，中国粮食与经济协调性有所改善。长江中下游区的湖南、湖北，西南区的贵州、四川西部和黄土高原区的西部等中国中部地区从2000年的粮食集聚水平高于经济集聚水平转变为2017年的粮食与经济基本一致，经济集聚水平逐渐赶超粮食集聚水平。这一转变可能与新世纪以来中国采取的一系列协调东西发展差异的区域发展政策有关，中部区域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中部崛起开始显现效果[39]。本研究亦发现中国经济重心有向中西部推进的趋势，这与涂建军等[40]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也从侧面印证了中部地区粮食与经济的协调性有所改善这一结论。另外，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中后期阶段，实施了一系列以城促乡、以工促农的发展政策。全面取消农业税、粮食最低收购价、农业实施“四补贴”等政策的出台以及财政支农资金的不断投入，极大地扶持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建设，有效提高了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因此，政府未来应该继续强化“支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大农业财政支出投入，确保粮食安全成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
由于受数据限制，本文仅用人均粮食产量、人均GDP两个指标来代表县域粮食生产及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较为单一。对中国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特别是耕地数量与质量、劳动力数量以及粮食政策等因素的分析还存在欠缺，有待进一步完善。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胡甜, 鞠正山, 周伟. 中国粮食供需的区域格局研究[J]. 地理学报, 2016, 71(8):1372-1383.

DOI

[2]
邓宗兵, 封永刚, 张俊亮, 等. 中国粮食生产区域格局变动及成因的实证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14(3):94-113.

[3]
刘影, 肖池伟, 李鹏, 等. 1978—2013年中国粮食主产区“粮—经”关系分析[J]. 资源科学, 2015, 37(10):1891-1901.

[4]
高军波, 刘彦随, 乔伟峰, 等. 中国典型农区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模式与地域差异——以河南省为例[J]. 地理研究, 2016, 35(5):885-897.

DOI

[5]
黄爱军. 我国粮食生产区域格局的变化趋势探讨[J]. 农业经济问题, 1995(2):20-23.

[6]
鲁奇, 吕鸣伦.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地域格局变化趋势及原因初探[J]. 地理科学进展, 1997, 16(1):31-36.

[7]
伍山林. 中国粮食生产区域特征与成因研究——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 2000(10):38-45,79.

[8]
殷培红, 方修琦. 中国粮食安全脆弱区的识别及空间分异特征[J]. 地理学报, 2008, 63(10):1064-1072.

[9]
殷培红, 方修琦, 马玉玲, 等. 21世纪初我国粮食供需的新空间格局[J]. 自然资源学报, 2006, 21(4):625-631.

[10]
邓宗兵, 封永刚, 张俊亮, 等. 中国粮食生产空间布局变迁的特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3, 33(5):117-123.

[11]
Xu M, He C, Liu Z, et al. How did urban land expand in China between 1992 and 2015?A multi-scale landscape analysis[J]. PLOS ONE, 2016, 11(5):e154839.

[12]
He C, Liu Z, Xu M, et al. Urban expansion brought stress to food security in China:Evidence from decreased cropland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7,576:660-670.

[13]
解伟, 魏玮, 崔琦. 气候变化对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单产影响的文献计量Meta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1):79-85.

[14]
Shi W, Wang M, Liu Y. Crop yield and production responses to climate disasters in Chin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1,750:141147.

[15]
张利国, 陈苏.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J]. 经济地理, 2015, 35(3):171-177.

[16]
戈大专, 龙花楼, 张英男, 等. 中国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格局及其耦合关系[J]. 地理学报, 2017, 72(6):1063-1077.

DOI

[17]
马彪, 陈璐.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剪刀差”现象分析[J]. 农村经济, 2019(5):51-59.

[18]
陆婷婷, 夏四友. 江苏省粮食生产与经济发展时空耦合与优化策略[J]. 东北农业科学, 2020, 45(2):95-100.

[19]
辛岭, 蒋和平. 产粮大县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协调性研究——以河南省固始县为例[J]. 农业技术经济, 2016(2):45-51.

[20]
齐蘅, 吴玲. 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与收入水平的协调度分析[J]. 经济地理, 2017, 37(6):156-163.

[21]
Yu X, Sun J X, Sun S K, et al.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egional grain production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from the scale and efficiency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212:610-621.

[22]
周立青, 程叶青. 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的时空格局及动因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15, 30(3):491-501.

DOI

[23]
杨慧, 渠丽萍, 杨保战, 等. 粮食与经济重心迁移路径及空间耦合关系分析——以湖北省粮食主产县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12):40-47.

[24]
潘竟虎, 张建辉. 中国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差异及驱动因素[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7, 26(3):410-418.

[25]
李亚婷, 潘少奇, 苗长虹. 中国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时空格局——基于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对比分析[J]. 地理学报, 2014, 69(12):1753-1766.

DOI

[26]
徐海亚, 朱会义. 基于自然地理分区的1990—2010年中国粮食生产格局变化[J]. 地理学报, 2015, 70(4):582-590.

DOI

[27]
陈彦光. 基于Moran统计量的空间自相关理论发展和方法改进[J]. 地理研究, 2009, 28(6):1449-1463.

[28]
赵璐, 赵作权. 基于特征椭圆的中国经济空间分异研究[J]. 地理科学, 2014, 34(8):979-986.

DOI

[29]
封志明, 刘晓娜. 中国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空间一致性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3(2):3-11.

[30]
邱爽, 周光美. 农业气象灾害对粮食产量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西南四省市数据[J]. 生态经济, 2019, 35(1):108-113.

[31]
刘彦随, 翟荣新. 中国粮食生产时空格局动态及其优化策略探析[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9, 28(1):1-5.

[32]
刘玉, 高秉博, 潘瑜春. 中国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空间变异特征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2, 17(3):154-162.

[33]
王凤, 刘艳芳, 孔雪松, 等. 中国县域粮食产量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变化[J]. 经济地理, 2018, 38(5):142-151.

DOI

[34]
刘颖杰, 林而达. 气候变暖对中国不同地区农业的影响[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07, 3(4):229-233.

[35]
国务院. 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N/OL]. 2019-10-14.

[36]
石淑芹, 陈佑启, 姚艳敏, 等. 中国区域性耕地变化与粮食生产的关系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08, 23(3):361-368.

[37]
房艳刚, 刘建志. 东北地区县域粮劳变化耦合模式与乡村发展类型[J]. 地理学报, 2020, 75(10):2241-2255.

DOI

[38]
潘桔.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D]. 沈阳: 辽宁大学, 2020.

[39]
樊杰, 王亚飞. 40年来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变化及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J]. 经济地理, 2019, 39(1):1-7.

[40]
涂建军, 刘莉, 张跃, 等. 1996—2015年我国经济重心的时空演变轨迹——基于291个地级市数据[J]. 经济地理, 2018, 38(2):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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