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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11: 118 - 128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11.013

Trade Barriers，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 Network

  • WANG Wenyu , 1 ,
  • HE Canfei , 1, 2, ※ ,
  • CHEN Xinming 3
Expand
  • 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 2.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Beijing 100871，China
  • 3. School of Management，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1-03

  Revised date: 2021-07-23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Abstract

China has become the world's largest trading nation. However,the existing literatures on the effect of external shocks on the expansion proces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 network is still insufficient,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rade policy. Based on the data of UN Comtrade,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trade barriers and trade agreements on the expansion of China's export network through an econometric model. It's found that: Firstly,China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rad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in which trade experienc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Secondly,trade barriers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will inhibit the export expansion,and prompt to rely more on export experience to avoid additional costs caused by trade barriers. Thirdly,trade agreements with the export destination country can promote export of new products and existing products,and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trade experience,which can break the original export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the article,it's suggested that: 1)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Chinese firms to expand their trade business,which aims to learn export experience,especially in important trade node countries and regions. 2) It's necessary to expand new trade markets by the means of the increase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of original export experience. 3) In addition,China can export new products to target countries,which can deal with the frequent trade barriers and the loss of trade sanctions.

Key words： trade agreement; trade barrier; trade network; manufacturing; export networks; path dependence

Cite this article

WANG Wenyu , HE Canfei , CHEN Xinming . Trade Barriers，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 Network[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11) : 118 -12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11.013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功地从一个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一个开放型经济的外向型国家，其经济体量和对外贸易额都有了大幅增长。中国企业逐渐融入到全球价值链（GVC）当中[1]，贸易也逐渐基于本地比较优势融入到国际贸易网络之中。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从孤立和依赖苏联经济的状态过渡到开放的状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关键的一步，使中国有机会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参与世界贸易。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近40年来，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成为世界市场上的贸易大国，是继美国之后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在融入到国际贸易网络后出现了令人震惊的贸易增长奇迹。经济地理方面学者对贸易增长奇迹的解释主要集中在本地力量[2]，而近些年对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这种外部力量的关注也开始增加[3]。这一现象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功于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广泛的市场拓展。Shepherd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可以分为四个方面：现有出口市场的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出口新产品（产品拓展边际）；贸易商品的单位价值增加（质量边际）；以及在新合作伙伴之间建立贸易关系（地理拓展边际）[4]。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Cadot等认为集约边际和拓展边际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出口国的收入水平，对于较贫穷的国家来说，拓展边际通常更为重要[5]；Solano等认为产品拓展边际对企业出口绩效有促进作用，但是地理拓展边际呈现出倒U型的规律，在一定阈值内具有正向影响[6]。不过哪一点更重要似乎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与此同时，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无疑也增加了受到外部冲击的风险。中国成长到如此大的贸易体量，未来不应该只考虑贸易增长，也应该注意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贸易摩擦带来的出口风险。国际市场的贸易壁垒会抑制国内本地产业的发展，影响本地产业的市场化进程[7]。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对外贸易的多样化策略有降低风险的作用[8-9]。出口商在进入不同的海外市场之前应先采取产品多样化策略，还是在产品多样化之前先采取出口市场多样化策略?这些关于产品和地理多样化策略性问题被学术界广泛的讨论，包括两者是否可以相互替代[10]、互补[11]或两者兼而有之[12]，因为结果有空间和时间的异质性，并没有一致的结论。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制定最优策略不能照搬已有研究结果，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和在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来调整出口策略。
本文重点研究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其出口贸易网络的演化过程，旨在考察三方面内容：出口市场拓展（地理拓展边际和产品拓展边际）的情况及演化过程；出口深度拓展（集约边际）的情况及演化过程。但是国家间深度合作和同时存在贸易壁垒、制度壁垒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造成的国际贸易网络区域化和社群化的现象，使中国逐渐与深度合作国家形成自己的贸易社群，由此造成中国向贸易网络中国家的拓展趋势并不是相同概率的。随着国际贸易网络的发展和交通成本的下降，中国可以与遥远的非洲国家和南美国家建立深度贸易，并逐渐形成深度合作的社群，而这显然需要大量的研究来展示中国贸易网络的演化过程。综上所述，本文基于UN Comtrade世界贸易数据，借助量化模型分析贸易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补充现有研究的不足。

1 文献综述

1.1 出口经验与出口网络演化的“路径依赖”

出口企业在从事国际贸易活动时，往往面临外界环境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13]。企业在出口拓展时需要进行设备投入、技术研发和扩招工人等扩大生产要素，同时面临着对目标市场的消费需求偏好、规章制度等信息的不确定性，所以企业拓展新市场具有较大的投资风险。企业在面临拓展市场时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更容易也更有意愿出口到与现有市场比较类似的国家，这种类似包括目的国之间在产品偏好、需求结构、制度文化、官方语言或者地理区位等方面的相似程度。企业可以直接从历史贸易活动经历来获取该国的市场信息和出口渠道，最大程度降低了出口沉没成本和市场风险[14]。因为企业自身所积累的关于目的国市场的知识是会内化于企业基因中，如果之前与该国发生过进口或出口的联系，就会增大其新产品进入该市场的概率。实证研究也发现企业对某国家的出口经验直接影响企业出口到该国的沉没成本[15]，使企业出口到某国的概率依赖于过去出口经验[16]。
企业在从事出口活动时，其出口市场往往具有顺序性，未来的出口市场会受到以往的出口市场影响[17]。出口经验不仅仅局限在已出口市场，对于与已出口市场相似的新市场，出口企业的以往出口经验依然适用。在信息的受限情况下，企业会优先出口到出口经验比较丰富的地方以及出口条件与已有出口市场类似的地方，因为当进入新目的国时企业要面对适应成本，一些企业比另一些企业有更低的适应成本因为这些企业之前出口过类似的市场，因此已经付出了部分适应成本[18]。Chaney认为企业的目的国扩张受到东道国与目的国之间距离的影响属于直接搜索方式，企业在目的国扩张过程中还可以通过间接搜索方式，一旦企业已经获得国外联系的网络，它会以已有贸易伙伴为中心向外远程搜索新的贸易伙伴，因为相似的市场情况能大大降低企业的搜索信息等沉没成本，提高市场拓展的成功率[19]。现有研究发现，出口信息、目的国信息和产品适应性往往是缄默知识[20]，母国与目的国的经济、社会、教育或文化等方面越相似，出口的不确定性越低，成功率越高[21]。这说明国家间存在的制度、经济等差异会制约企业拓展市场，尤其是在企业搜寻成本高昂且拓展风险较大的时候，扩张到较为相似的市场可以极大降低产品适应成本[22]。换句话说，当目标市场与已有市场邻近性更强时，企业将其作为新扩张目的地的概率更大。
对于同一行为主体的出口贸易来说，出口经验和国家之间贸易环境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间会存在某些相似性，即相对更容易出口到某一类国家。国家间的相似性会使行为主体更容易出口拓展到与已有市场相似的国家，从而表现出“路径依赖”的演化特点[23]。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出口经验不足时，会导致很难从内生经验分化出新的出口路径，而有出口经验的国家会有更大把握出口到新市场，于是出现强者恒强而弱者恒弱的现象。当将中国作为行为主体时，其出口扩张过程中也必然具有受到出口市场相似性的影响，使得中国出口贸易网络扩张展现出“路径依赖”的现象。中国会优先拓展出口到与已有市场相似的国家，而且对于已有市场，也会优先增加出口量在出口经验最丰富的国家。

1.2 外部冲击与出口网络演化

企业和地区具备某些出口惯性行为，会根据出口风险和自身经验来制定未来出口拓展的决策和顺序，展现出“路径依赖”的现象。按照路径演化这一特点，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机会向贸易网络中重要节点国家出口货物。一国在贸易网络中拓展中存在“路径依赖”的特点，可能会催生地区产业发展中“路径锁定”的现象。然而，这种“路径依赖”演化现象会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外部冲击会改变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判断，比如贸易协定等正向的冲击可能会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和地区出口到新的市场[24]，而本来企业根据经验和风险判断可能不会出口到这个市场。通过直接与对方国家建立联系，可以直接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流，从而打破“路径锁定”的魔咒。同时，贸易壁垒等负向的外部冲击可能会增加行为主体对出口市场的风险判断，从而会更加依赖以往的出口经验来规避可能会存在的风险。为了研究中国贸易网络演化，不可避免要对影响企业决策的外部冲击进行分析，并分正向和负向冲击来讨论影响机制。

1.2.1 贸易协定的贸易效应

正向冲击主要指多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促进政策等。全球一半以上的贸易是通过贸易协定进行的，其余的主要是没有任何优惠贸易协定的欧盟、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贸易[25]。为了更加突出外部冲击的概念，我们仅研究自由贸易协定，不关注贸易促进政策。自由贸易协定还在持续增加，现在涉及到世界上每一个地区和几乎每一个国家，其中中等收入国家表现出最大的活力。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强大的工具，足以影响一国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地位[26]。自由贸易协定对贸易的重要性一直被大量的文献所关注，一个关键问题是贸易协定会带来怎么样的效应。理论上，贸易协议会消除国家间贸易不确定性，从而促进国家间的贸易[27-28]。大量实证研究集中在贸易协定对成员国双边贸易的影响，基本发现贸易协定对双边贸易有促进作用，不过由于方法、数据集、控制变量、研究实践和国家的不同，结果有一定差异性[29⇓-31]。
贸易协定虽然可以促进成员国间的贸易流量和新增贸易流，但是可能减少非成员国的贸易流，即会影响成员国的贸易网络。Carrère[32]发现，包括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南方共同市场在内的许多区域贸易协定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流量都显着增加，但是对于成员国以外非成员国的贸易流量减少了。但是，贸易协定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足以抵消贸易转移效应[33]。从空间尺度来看，地理上有联系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强度要大于空间不邻近国家之间的贸易强度[34]，表明贸易协定即使可以打开新的贸易关系，但是在空间邻近的国家间作用可能会更大，使一国参与的生产网络更可能在空间邻近国家间产生。另外，区域贸易协定的作用不一定在成员国内部，成员国也可以为邻近地区提供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从而更有助于其经济贸易增长[35]。

1.2.2 贸易壁垒的贸易效应

外部负向冲击主要针对国家间产生的贸易壁垒，其作为阻碍自由贸易的手段长期被学者们关注。任何国家对健康、安全和环境质量的监管措施都一直存在，通过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贸易壁垒措施会增加向施行这些措施的国家出口的成本，比如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可能会增加生产出口产品的可变成本（技术标准要求升级或至少调整产品或包装）。对于企业来说，出口目的国实行的贸易限制措施会增加出口难度，使得企业更不易拓展到该国家，并会导致出口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将从较困难的目的地退出[36]。一般来说，出口市场多样化的企业更容易应对贸易壁垒带来的风险[37]，因为多目的地的出口企业由于转移成本较低，比其他企业更容易将贸易转移到没有实施贸易壁垒措施的其他目的地。企业会通过对比满足新标准的成本与货物转移成本，决定是否进行市场拓展，其中成本包括转移到新的目的地将产生固定的进入成本和增量成本等[38]。为了降低贸易壁垒带来的风险，企业会首先出口到更加熟悉且更加安全的市场，从而在出口市场较少的前提下，可能会展现出显著的“路径锁定”现象。当遵守贸易壁垒措施提出的要求成本越高，企业将出口转移到其他目的地的可能性就越大。例如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争端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和初级产品影响较大，促使中国转移产品到第三方市场[39]。
虽然理论上，企业会对有贸易限制行为国家的出口意愿降低，但是实证研究发现贸易壁垒带来的影响有较大的异质性，这与产品类型和来源国异质性关系很大。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对发展中国家作用更大，对发达国家作用不大，而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对所有类型国家都有作用[40]。实际上，贸易壁垒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以增加出口商的出口成本和风险，同时也可以促进出口商了解市场信息和产品适应信息[41]。来自贸易伙伴的制裁虽然减缓了中国在贸易网络中扩张的趋势，但是有可能会倒逼中国产品升级，从而进一步拓展市场[42]。中国自加入WTO以后，已经成为遭受其他国家非关税贸易壁垒措施最多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中国几乎也是市场扩张最迅猛的国家，这使得贸易壁垒与市场扩张问题十分值得研究。综合已有可知，贸易壁垒普遍可以降低其他国家对其出口的数量，但是也可能会促进部分高质量企业和产品拓展新市场，并且可能会向该国家拓展质量更高的产品。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的贸易数据来自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选取了2001—2016年共16年的中国与其贸易国的进出口数据。此数据库是国际最为权威的贸易数据库之一，包括了所有国家与其贸易国进口和出口的数据。数据库在统计过程中，两国之间的总贸易量在统计过程中可能并不相同，原因是进口国家与出口国家有时存在统计误差和瞒报等问题。将UN Comtrade中的中国数据与中国海关库进行比对时发现，UN Comtrade针对中国进口的数据与中国海关库的数据更加匹配，因此本文使用数据库中各国统计的进口数据来衡量全世界的贸易网络。为了兼顾产品间异质性和同质性的问题，本文研究的产品细分尺度为四位数HS贸易产品。本文模型中使用的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如GDP等，为了与贸易数据保持一致，进行购买力折算处理。

2.2 因变量

中国贸易网络本质上是以中国为节点和以向各国的贸易流为边的网络，其演化即向各国进出口矿产产品贸易流从无到有和从弱到强的变化。本文使用每年中国向其他国家新出口产品贸易和贸易额增加作为衡量中国进出口贸易网络演化的指标，参考Cadot等研究，将产品—市场配对关系做了分类[43]。以p、d、t代表产品、出口市场和年份，则Vpdt0代表中国在第t0期p产品到d市场出口额，Vpdt1代表中国在第t1期p产品到d市场出口额。被解释变量中，定义Entrypdt为t时期中国是否向d国出口p产品，即当Vpdt1不为0而Vpdt0为0时，Entrypdt取值为1，其他结果都为0；定义lnAd Vpdt为t0时期中国向d国出口p产品和t0时的差值的对数，不过只取连续两年都有出口额的样本，并且只取增长部分样本。

2.3 自变量设置

2.3.1 出口经验

对于国家之间相似程度的测量一直以来是国际贸易研究领域的难点，Morales等用4个虚拟变量——共同边界、一个大陆、官方语言、相似的人均GDP——衡量国家间相似度，来研究目的国之间相似度对出口新市场的解释力，这4个变量对加总层面的国家间贸易来说解释较强，但对于特定产品的国家贸易来说解释力有待验证，4个变量中只有目的国使用同一官方语言能够显著提高出口新市场的概率[18]。本文受到Hidalgo、Guo等[44-45]的启发，采用共存分析法（co-occurrence approach），计算两个国家被同一企业出口的条件概率，因为企业是最基本的生产单元，它做任何决定都依据成本最低或利润最大，它不太可能选择两个完全不相关的目的国进行出口，付出两份沉没成本，即如果两个国家高频率地被同一企业当作出口目的国，说明出口两国所需要的信息相似或者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相互重叠，那么出口其中一个国家以后，再出口另一个国家更容易获取市场信息或者所要付出的固定成本要少得多。因此，当这个条件概率足够高，就说明两个国家相互关联。计算公式与产品关联相似。
φ i , j = m i n P V p i 1 V p j 1 , P V p j 1 V p i 1
式中：i和j代表国家；V是出口额； P V p i 0 V p j 0是i和j两国家被中国作为出口目的国出口p产品的条件概率，如果 φ i , j很高，说明i和j国频繁进口中国的p产品，表示两国家的关联度高；反之，则关联度低。本文将国家之间的两两关联度的集合称为国家关联网络，是一个225*225的对称矩阵，矩阵中的每一项都是一对国家间的关联度。此外，取两个条件概率的最小值可以避免过大地估计国家关联。
企业选择与自身出口过国家相似或有关联的国家，不仅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新目的国的市场需求、出口渠道、国家制度和法律等信息，而且更容易接触到此类国家的信息，提高备选范围，两者都能提高出口新目的国的概率。
上文计算的 φ i , j是“国家—国家”之间的关联程度，为了看到针对每个产品对于每个国家的出口市场关联，本文也采用Hidalgo、Boschma等[44,46]的思路，分别计算了国家出口网络的关联程度（也可称“国家—产品”关联）。首先，国家与产品的关联程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d i , p , t = ∑ j x j , p , t φ i , j , t / ∑ j φ i , j , t
式中：i和j是代表国家；p为HS四位产品码；t代表年份； φ i , j是上文定义的国家间关联程度；Densitypi越大，表明国家i与产品p的出口网络越相近。本文将国家关联的指标作为衡量出口经验的指标。当指标Densitypi越大时，表明中国出口p产品到i国家的出口经验越大。

2.3.2 贸易协定与贸易壁垒

贸易壁垒和贸易协定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其中贸易壁垒数据是国家—产品级别的，不过产品仅仅到2位数产品；贸易协定数据是国家级别的。

2.3.3 引力模型相关变量

本文采用以引力模型为基础的模型。模型中自变量方面，引力模型的核心变量为中国GDP的对数（lnGDPi）、贸易目的国GDP的对数（lnGDPj）和中国与贸易国的地理距离（lnGeodist）。地理距离与产品出口的运输成本直接相关，尤其是对于矿产资源这种大宗产品，因此在本文地理距离的解释与贸易成本相联系。考虑到多维邻近性的概念，增加经济距离（lnEcoDist）和制度距离（Instdist）变量，也作为两国之间距离的衡量。两国之间经济距离和制度差距对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增加了贸易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文中将制度距离衡量为贸易的不确定性。经济距离测算使用两国之间人均GDP差值来衡量。
制度距离测算参考Kogut等[47]的计算方法，先计算各国的各项治理指数，然后按照以下公式计算中国与贸易目的国之间的制度距离（Instdist）：
I n s t d i s t = 1 n ∑ D i a - D i b 2 / V i
式中：n代表国家治理指数的个数； D i a和 D i b分别代表中国a与贸易目的国b的n项指标中的第i项指标值； V i代表指标方差。参考Kaufmann等[48]的方法，采用政府责任、社会稳定、政策有效性、法律体制、监管能力和寻租控制6个维度来反映各国的治理环境。

2.4 模型设置

中国贸易网络在2001—2016年发生较大的变化，而此演化过程很难从描述中直接得到结论。因此，本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中国贸易从无到有的“新市场扩张”和从弱到强的“已有市场扩张”演化影响因素，模型如下：
E n t r y p d t = α 1 D e n s i t y + α 2 A g r e e + α 3 B a r r i e r + α 4 l n G D P i + α 5 l n G D P j + α 6 I n s t d i s t + α 7 l n G e o d i s t + α 8 l n E c o d i s t + β 1 Y e a r + β 2 P r o d u c t + γ 1 A g r · D e n + γ 2 B r r · D e n + ε
l n A d V p d t = α 1 D e n s i t y + α 2 A g r e e + α 3 B a r r i e r + α 4 l n G D P i + α 5 l n G D P j + α 6 I n s t d i s t + α 7 l n G e o d i s t + α 8 l n E c o d i s t + β 1 Y e a r + β 2 P r o d u c t + γ 1 A g r · D e n + γ 2 B r r · D e n + ε
式中：Year和Product分别代表时间和产品的固定效应；ε代表误差项。本文的研究年限为2001—2016年，关注4位数贸易产品代码。为了更好地理解关键解释变量的机制，分别设置了贸易壁垒、贸易协定、同一社区和网络地位4个变量与市场关联的交互变量，分别是 A g r · D e n、 B r r · D e n。在大样本条件下，线性概率模型估计离散选择模型可以做到无偏且一致，因此本文对公式（4）和公式（5）都采用线性概率模型进行估计。

3 中国贸易网络空间结构特征

3.1 中国贸易总量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

2001—201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都增长了接近10倍，出口贸易增长幅度要大于进口贸易的增长幅度（图1）。2001—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比较接近，但是从2014年开始，出口总量略微下降，而进口总量下降幅度较大，进出口贸易总量开始逐渐拉大。从中国对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量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来看，2001—201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集中度逐渐下降，说明中国在各个市场贸易量变得更加平均，也可能因为拓展大量新市场的缘故。出口集中度一直高于进口集中度，仅仅在2008年两者比较接近，不过出口下降幅度更大，说明出口贸易更加不平均，中国向少数国家出口量占总量的比率要大于向少数国家的进口比率，但是出口的市场拓展可能要多于进口。
图1 中国进出口总额和进出口HHI

Fig.1 China's total trade volume and HHI

图2展示世界主要贸易国家的总贸易额排名变化情况。2001—2016年，前7名除了中国外，排名基本比较稳定，较少发生波动，而中国从2001年的第7名，在2013年上升到了世界第一，并基本保持第一的位置。这说明中国贸易增长要快于世界其他主要贸易国家，这一点也在图3有所体现。图3展示2001—2016年各经济体对贸易增长的贡献。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以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和以德国为首的西欧地区，几乎占据了世界贸易增长的一半。其中，中国一国在16年间贸易增长占全世界的16.5%，一国的贸易贡献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从图2和图3结果来看，世界贸易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3个国家是中国、美国和德国。
图2 2001—2016年世界总贸易额排名前十的国家变化

Fig.2 Top 10 countries in terms of total trade volume from 2001 to 2016

图3 2001—2016年各经济体对贸易增长的贡献

Fig.3 Contribution of economies to trade growth from 2001 to 2016

3.2 中国对外贸易市场拓展迅猛

图4反映中国重要贸易伙伴演化特征，可以看出中国在16年间贸易拓展非常明显。在2001和2006年，中国作为最大贸易国的地点主要还在非洲、中东等地区的零星几个国家，与此同时，美国和德国的贸易势力范围也变化不大。直到2011和2016年，中国大规模的向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拓展，但拓展的市场基本围绕着中国周围。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新增的市场主要是代替美国的原有市场，比如南美、非洲和大洋洲，也蚕食掉德国的部分市场，如俄罗斯和中亚地区，但是德国和美国固有的重要贸易伙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些市场主要还是围绕着各国周围的。从市场分布还是可以看出，中国在拓展过程中存在围绕中国周边和围绕已拓展市场周边进行新市场开发，比如非洲市场和南美洲市场。
图4 2001—2016年中国、美国、德国重要贸易伙伴市场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of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 market in China，America，Germany in 2001-2016

4 中国出口网络演化影响因素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图5展示出2001—2016年中国新增出口关系占总出口关系比例的变化趋势，分为市场、产品和产品—市场三个维度。从图中可以看出，2001—2016年中国产品和市场新增关系占总关系的比例变化较为稳定，基本维持在5%以内。其中，市场关系从2001年224个拓展到2016年237个；出口产品关系从2001年1 185项产品拓展到2016年1 189项产品。新增产品—市场维度的出口关系变化较大，新增关系所占比例处于一直下降的趋势，从2001年的25%逐渐下降到2016年的15%。其中，产品—市场总出口关系数量变化也较大，从2001年58 108个拓展到2016年118 640个，增长了一倍以上（表略）。
图5 中国新增出口贸易关系占总关系的比例

Fig.5 Proportion of new export relationships to tot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4.2 出口贸易新市场扩张

表1为中国出口贸易新市场扩张变量描述性统计。回归结果展示在表2，从模型（1）~（5）可以看出，地理距离（lnGeodist）、制度距离（Instdist）和经济距离（lnEcodist）显著为负，中国的GDP（lnGDPi）和目的国GDP（lnGDPj）显著为正，这符合引力模型的预期。
表1 出口贸易新市场扩张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in new market expansion of export trade

变量 解释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ntry 是否新进入市场 996 912 0.21 0.41 0 1.00
Agree 贸易协定 996 912 0.07 0.25 0 1.00
Barrier 贸易壁垒 996 912 18.02 37.48 0 387.00
Density 市场关联 996 912 0.34 0.22 0 0.98
lnGDPi 中国GDP对数 996 912 28.90 0.75 27.92 30.05
lnGDPj 目的国GDP对数 968 463 23.76 2.14 17.22 30.46
lnGeodist 地理距离 996 912 9.03 0.51 6.70 9.87
lnEcodist 经济距离 996 671 8.21 1.53 1.02 11.59
Instdist 制度距离 996 671 1.43 1.37 0.06 6.58
表2 中国制造业出口新市场扩张模型

Tab.2 New market expansion model of manufacturing export trade in China

（1） m1 （2） m2 （3） m3 （4） m4 （5） m5
Density 0.648***（0.002） 0.648***（0.002） 0.667***（0.003） 0.650***（0.002） 0.650***（0.002）
Barrier -0.000***（0.000） 0.000***（0.000）
Brr_Den 0.002***（0.000）
Agree 0.031***（0.002） 0.030***（0.002）
Agr_Den -0.012（0.008）
lnGDPi 0.040***（0.001） 0.041***（0.001） 0.043***（0.001） 0.039***（0.001） 0.039***（0.001）
lnGDPj 0.035***（0.000） 0.035***（0.000） 0.035***（0.000） 0.034***（0.000） 0.034***（0.000）
lnGeodist -0.024***（0.001） -0.024***（0.001） -0.023***（0.001） -0.018***（0.001） -0.018***（0.001）
lnEcodist -0.003***（0.000） -0.003***（0.000） -0.003***（0.000） -0.003***（0.000） -0.003***（0.000）
Instdist -0.005***（0.000） -0.005***（0.000） -0.003***（0.001） -0.005***（0.000） -0.005***（0.000）
_cons -1.705***（0.036） -1.725***（0.037） -1.795***（0.039） -1.721***（0.036） -1.720***（0.036）
产品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N 968 222 968 222 844 113 968 222 968 222
F 1 052.829 1 044.502 931.632 1 045.887 1 039.971
r2 0.116 0.116 0.121 0.116 0.116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显著水平*p<0.1，**p<0.05，***p<0.01。表4同。

出口经验（Density）对中国出口贸易新市场扩张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表2），说明中国的产品在拓展新的市场时，以往的出口经验会影响下一步扩张的方向，在已有的市场中学习到出口贸易和出口信息等经验，未来会出口到与已有市场语言、环境、制度等方面比较相似的国家，展现出显著的“路径依赖”现象。Alvarez等认为出口企业进入新的国际市场并不容易，也会面临一系列进入成本，例如广告宣传、研究新市场的制度环境以及重新建立分销渠道等[49]。因此拓展新市场时在成本约束下，会借助以前的出口经验。我们的结果与现有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Albornoz、Defever等分别发现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具有顺序性，一个企业已有出口市场会影响企业未来出口策略[14,17]。
贸易壁垒（Barrier）对中国出口拓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表2）。结果说明贸易壁垒作为一种风险的信号，确实会起到震慑的作用，抑制了中国企业继续向目的国拓展新产品的欲望。从模型（3）中发现，贸易壁垒对市场关联的影响具有显著调节正向效应，说明中国向发起贸易壁垒的国家市场拓展时，会更加依赖出口经验的作用。当出口目的国对中国发起贸易壁垒时，中国企业会采取更保守的态度，向其拓展新产品会更加依赖已有出口经验，更倾向依赖经验来降低出口沉没成本，从而降低出口风险。贸易协定（Agree）对中国出口边界扩张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表2），表明中国会优先拓展到与中国签订贸易协议的国家。贸易协定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降低贸易成本和降低贸易的不确定性，签订贸易协定会促进向该国家拓展出口是比较合理的现象。

4.3 出口贸易已有市场扩张

表3为中国出口贸易已有市场扩张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表4展示了回归结果，其中（1）~（5）列与出口模型设置一样。结果显示，引力模型变量lnGDPi和lnGDPj显著为正，地理距离（lnInst）、制度距离（Instdist）和经济距离（lnEcodist）显著为负，在这里不过多地进行解释。
表3 出口贸易已有市场扩张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in market expansion of export trade

变量 解释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Addvalue 出口增加量对数 686 931 11.78 2.58 0.01 24.14
Density 市场关联 686 931 0.71 0.22 0.01 1.00
Agree 贸易协定 686 931 0.16 0.37 0 1.00
Barrier 贸易壁垒 686 931 36.09 53.74 0 387.00
lnGDPi 中国GDP 686 931 29.21 0.70 27.92 30.05
lnGDPj 目的国GDP 673 200 25.53 2.01 17.82 30.46
lnGeodist 地理距离 686 931 8.89 0.61 6.70 9.87
lnEcodist 经济距离 686 931 8.72 1.56 1.02 11.59
Instdist 制度距离 686 931 1.79 1.64 0.06 6.58
表4 中国出口贸易已有市场扩张模型

Tab.4 Market expansion model of export trade in China

（1） m1 （2） m2 （3） m3 （4） m4 （5） m5
Density 4.794***（0.017） 4.794***（0.017） 4.754***（0.017） 4.799***（0.017） 4.812***（0.017）
Barrier -0.000***（0.000） -0.000***（0.000）
Brr_Den 0.009***（0.000）
Agree 0.254***（0.008） 0.250***（0.008）
Agr_Den -0.299***（0.032）
lnGDPi 0.026***（0.008） 0.031***（0.008） 0.039***（0.008） 0.003（0.008） -0.000（0.008）
lnGDPj 0.614***（0.001） 0.618***（0.002） 0.619***（0.002） 0.609***（0.002） 0.609***（0.002）
lnGeodist -0.550***（0.005） -0.544***（0.005） -0.532***（0.005） -0.475***（0.005） -0.473***（0.005）
lnEcodist -0.076***（0.002） -0.074***（0.002） -0.074***（0.002） -0.061***（0.002） -0.061***（0.002）
Instdist -0.008***（0.002） -0.006***（0.002） -0.008***（0.002） -0.010***（0.002） -0.010***（0.002）
_cons -1.087***（0.308） -1.391***（0.311） -1.719***（0.308） -1.059***（0.310） -0.999***（0.311）
产品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Yes
N 673 200 673 200 673 200 673 200 673 200
F 3 270.916 3 240.461 3 317.897 3 252.827 3 226.567
r2 0.377 0.377 0.379 0.378 0.37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出口经验（Density）对已有市场扩张的作用与新市场扩张一致，都是显著促进，说明深度扩张也是受到历史出口经验的影响，展现出在较为熟悉市场会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贸易协定（Agree）展现出与广度扩张模型一样的结果，当签订贸易协定时会促进已有中国的产品继续向该国家增加出口。贸易协定对贸易的促进已经被许多研究证实，比如Handley等发现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以解释2002—2010年出口到美国货物中1/3的增长量[28]。中国加入WTO以后，自由贸易协定确实解释了相当一部分的贸易增长。从贸易协定与出口经验的交互项也可以看出贸易协定对贸易增长的作用：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贸易协定打破了原有出口惯性导致的“路径锁定”现象，当期签订贸易协定之后，会削弱贸易经验对贸易扩张的作用，使中国的厂商降低经验约束。
贸易壁垒（Barrier）的结果与新市场拓展的结果相同（表4），贸易壁垒会抑制中国继续向制裁中国的国家出口已经出口的产品。因为当受到贸易制裁时，会增加贸易成本进而影响中国的出口量。夏昕鸣等也发现贸易保护会切断地方原有路径依赖的贸易模式，具有一种“路径解锁”的作用[50]。模型（3）显示，贸易壁垒对贸易经验有显著调节效应，说明目的国贸易壁垒容易导致在此国家的已有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成本上升。出口企业在成本增加的前提下，很难付出新的搜寻成本去拓展与原有出口经验不相似的市场，需要更依赖已有出口经验来克服额外的出口成本。
总结新市场和已有市场扩张模型的结果，可知“路径依赖”是在贸易拓展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规律。中国的出口会受到已有出口经验的影响，从而更容易向比较熟悉的市场进行扩张。贸易协定既可以促进中国扩张到不同的市场，也可以促进已出口产品进一步增加贸易额。贸易壁垒会抑制已有出口产品的增长，但是并不会抑制中国向制裁国拓展新产品，从而绕过被制裁的产品。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中国产品的贸易扩张其实可以概括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目的国市场需求或者贸易协定的作用下，中国出口到一部分国家，然后在出口贸易中积累出口经验，以出口的地点和中国本土为中心，搜寻与之相似的国家，进一步拓展市场，逐渐将贸易“燃烧到整个全球市场”。但是可能会遇到贸易制裁等现象，会抑制中国向其出口贸易，使中国企业需要更加依赖原有出口经验来克服额外的出口成本。在以上模式下中国企业逐渐占领全球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同时，贸易壁垒会使中国企业越来越依赖原有出口经验，可能导致“路径锁定”的风险，但是贸易协定可以打破出口经验导致的贸易“路径锁定”，让中国企业在已出口市场中可以不过度被原有出口经验束缚。

5 结论与建议

现有理论发现企业和地区在出口惯性的作用下，会根据出口风险和自身经验来制定未来出口拓展的决策和顺序，展现出“路径依赖”的现象，而出口经验更丰富的地区，在国家间贸易更有竞争力，会出现强者恒强而弱者恒弱的现象。按照路径演化这一特点，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机会打开贸易网络中重要节点国家的市场。然而，外部冲击会改变行为主体对风险的判断，比如贸易协定等正向的冲击可能会降低风险和不确定性，会促进企业和地区出口到新的市场，而本来企业根据经验和风险判断可能不会出口到这个市场。同时，贸易壁垒等负向的外部冲击可以会增加行为主体对出口市场的风险判断，从而会更加依赖以往的出口经验来规避可能会存在的风险。本文基于UN Comtrade的贸易数据展示了中国贸易网络特征与演化过程，并研究了贸易壁垒和贸易协定如何影响中国出口网络扩张过程，探究外部冲击对中国出口网络市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影响作用。结论如下：第一，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其贸易总量和市场数量迅速增加，逐渐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国家之一，其中贸易经验的作用非常重要；第二，目的国贸易壁垒抑制了中国厂商对其进一步市场扩张，并促使中国企业更加依赖出口经验来规避因贸易壁垒造成的额外成本，加深了中国出口市场“路径依赖”的情况；第三，贸易协定会促进中国向目的国市场拓展，会削弱贸易经验的影响，促使中国出口市场“路径突破”；第四，中国出口网络演化规律可以概括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贸易协定的作用下与其他国家直接开展贸易业务，然后围绕着现有出口市场出口到贸易经验丰富的市场。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逐年增加，即使未来中国要扩大内需，但是庞大的贸易体系依然会左右着中国经济的走向，中国产品在世界持续市场拓展是产业具备竞争力的体现，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关键。中国目前面临新冠疫情和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的双重出口困境，要想破局不仅仅要提高产品的质量，而且需要尽可能地扩大市场，去争夺国际产业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本文发现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地位迅速提升，探索了外部力量对出口贸易网络扩张的影响。结合本文的发现，提出如下建议，对于政府而言：①鼓励企业拓展贸易业务，旨在学习出口经验，尤其是重要贸易节点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为下一步提高中国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打下基础；②通过增加自由贸易协定来拓展新的贸易市场，从而打破可能由出口经验不足导致的“路径锁定”问题，最优先的贸易协定可以考虑与中国缺乏出口经验的国家签订；③中国针对现在频发贸易壁垒不用过分慌张，中国企业可以依靠已有的出口经验来部分弥补贸易制裁的损失，从而降低出口风险。对于贸易企业：①应该积极关注国家的政策动向，敏锐地跟着国家的贸易协定导向走，以降低出口拓展时面临较大的风险；②积极拓展新市场，从而当已有市场受到贸易制裁时，可以根据已有经验来拓展新的市场，应对外部环境的动荡。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OECD. Implication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for trade,investment, development and jobs[R]. Paris, 2013.

[2]
李伟, 贺灿飞. 中国出口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J]. 经济地理, 2017, 37(3):96-105.

[3]
贺灿飞, 陈航航. 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出口产品升级[J]. 地理学报, 2017, 72(8):1331-1346.

DOI

[4]
Shepherd B. Geographical diversific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y exports[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9):1217-1228.

[5]
Cadot O, Carrere C, Strausskahn V. Export diversification:What's behind the hump?[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93(2):590-605.

[6]
Solano L V, Brummer B, Engler A, et al. Effects of intra-and inter-regional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on export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the Chilean fresh fruit export sector[J]. Food Policy, 2019,86:101730.

[7]
朱向东, 贺灿飞, 毛熙彦, 等. 贸易保护背景下中国光伏产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8, 38(3):98-105.

DOI

[8]
Geringer J M, Tallman S, Olsen D M. Product and intern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mong Japanese multinational firm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21(1):51-80.

[9]
Hennart J. The theoretical rationale for a multinationality-performance relationship[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7, 47(3):423-452.

[10]
Wiersema M F, Bowen H P.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The impact of foreign competition,industry globalization,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8, 29(2):115-132.

[11]
Tallman S, Li J.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diversity and product divers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multinational firm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39:179-196.

[12]
Hashai N, Delios A. Balancing growth across geographic diversification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A contingency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12,21:1052-1064.

[13]
Rangan S, Lawrence R Z. Search and Delib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Learning from Multinational Trade About Lags,Distance Effects,and Home Bias[R]. Working Paper 7012(Cambridge,MA: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99.

[14]
Albornoz F, Héctor F. Calvo Pardo, Corcos G, et al. Sequential exporti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8(1):17-31.

[15]
Sinani E, Hobdari B. Export market participation with sunk costs and firm heterogeneity[J]. Applied Economics, 2010, 42(25):3195-3207.

[16]
Munoz-Sepulveda J A, Rodriguez D. Geographical and industrial spillovers in entry decisions across export markets[J]. Applied Economics, 2015, 47(37-39):4168-4183.

[17]
Defever F, Heid B, Larch M. Spatial exporter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5(1):145-156.

[18]
Morales E, Sheu G, Zahler A. Gravity and extended gravity:using moment inequalities to estimate a model of export entry[R]. NBER Working Paper, 2014.

[19]
Chaney T.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4, 104(11):3600-3634.

[20]
Fassio C. Export-led innovation:The role of export destination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8, 27(1):149-171.

[21]
Helpman E, M Melitz, Y Rubinstein. Estimating trade flows:trading partners and trading volum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8, 123(2):441-487.

[22]
Brancati R, E Marrocu M. Romagnoli,S Usai. Innovation activities and learning processes in the crisis:Evidence from Italian export i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8, 27(1):107-130.

[23]
Martin R. Roepke lecture in economic geography-rethinking regional path dependence:Beyond lock-in to evolu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86(1):1-27.

[24]
Handley K, Limao N. Policy uncertainty,trade,and welfare: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9):2731-2783.

[25]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Speeding up trade: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the WTO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R]. Geneva, Switzerland:WTO, 2015.

[26]
Maria J, Orts H V. Is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 enough to account for China's growth?[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0, 18(4):34-51.

[27]
Limao N, Maggi G. Uncertainty and trade agreements[J]. Microeconomics, 2015, 7(4):1-42.

[28]
Handley K, Limao N. Policy uncertainty,trade,and welfare:Theory and evidence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7, 107(9):2731-2783.

[29]
Egger P, Larch M, Staub K E, et al. The trade effects of endogenou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J]. Economic Policy, 2011, 3(3):113-143.

[30]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Do free trade agreements actually increase members'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1(1):72-95.

[31]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Clance M W. Heterogeneous effect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8,135:587-608.

[32]
Carrère C. Revisiting the effects of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on trade flows with proper specification of the gravity mode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6, 50(2):223-247.

[33]
Lee J W, Park I. Free trade areas in East Asia:Discriminatory or non‐discriminatory?[J]. The World Economy, 2005, 28(1):21-48.

[34]
Kim S, Shin E H.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A Social Network Approach[J]. Social Forces, 2002, 81(2):445-468.

[35]
Park J H, Kim B K. Why your neighbor matters:Positions in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 networks and export growth in global value chains[J].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20, 32(3):381-410.

[36]
Chaney T. Distorted gravity: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4):1707-1721.

[37]
H´ericourt J, Nedoncelle C. How multi-destination firms shape the effect of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on trade:Micro evidence and aggregate implications[R]. CEPII research center Working Papers, 2016.

[38]
Arkolakis C. Market penetration costs and the new consumers margin in international trad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 118(6):1151-1199.

[39]
Shen G, Wang P, Xu Y. Trade destruction and deflection effects of US‐China trade frictions on China’s tariff‐targeted products[J]. The World Economy, 2021, 44(7):2076-2106.

[40]
Bao X H, Qiu L D. How do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influence trade?[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20(4):691-706.

[41]
Portugal-Perez A, Reyes J D, Wilson J S. Beyond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Harmonization of standards and trade in electronics[J]. The World Economy, 2010, 33(12):1870-1897.

[42]
Hu C, Lin F, Tan Y, et al. How exporting firms respond to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J]. The World Economy, 2019, 42(5):1400-1426.

[43]
Cadot O, Iacovone L, Pierola M D, et al. Success and failure of African exporter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3,101:284-296.

[44]
Hidalgo C A, Klinger B, Barabasi A, et al. The product space cond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J]. Science, 2007, 317(5837):482-487.

PMID

[45]
Guo Q, Zhu S, Boschma R. Networks of export markets and export market diversification[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21, 29(6):1381-1397.

[46]
Boschma R, Minondo A, Navarro M. The emergence of new industri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Spain:A proximity approach based on product relatednes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89(1):29-51.

[47]
Ko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 19(3):411-432.

[48]
Kaufmann D, Kraay A, Mastruzzi M. The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Methodology and analytical issues[J]. Hague Journal on the Rule of Law, 2011, 3(2):220-246.

[49]
Alvarez R, Faruq H A, Lopez R A. Is previous export experience important for New Export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3, 49(3):426-441.

[50]
夏昕鸣, 贺灿飞. 贸易保护视角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产品演化[J]. 经济地理, 2019, 39(4):1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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