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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9: 1 - 1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19.09.001

Cultural Economic Geography：Concepts，Theories and Practices

  • ZHU Hong , 1 ,
  • LYU Zuyi 2 ,
  • QIAN Junxi 2
Expand
  • 1.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Development /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China
  •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K，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8-16

  Revised date: 2019-09-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Abstract

Recently, cultural economic geography has emerged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both the "new econom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ies. Aiming at reviewi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synthesizing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the "economy" as a cultural system and social process, this paper firstly clarifies the evolv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y and culture, paying specific attention to the theoretical transition from a dichotomy of culture-economy towards theories of co-evolution and co-constitution. Focusing on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economic behaviors and practices, this paper subsequently illustrates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actors' cultural meaning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on the economy, arguing for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embeddedness of economic practices and diversity of incentives in everyday economic life. Furthermore, concentrating on the mutually-constitu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y and plac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layers of the places. We pay attention both to place where they are produced and consumed. Final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iscusses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economic geographical issues in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cultural economic geography; new economy; "new" economic geographies; cultural tur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economy

Cite this article

ZHU Hong , LYU Zuyi , QIAN Junxi . Cultural Economic Geography：Concepts，Theories and Practic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 39(9) : 1 -1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9.001

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以文化、技术、服务为主导的“新经济”（new economy）的崛起，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方式、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均发生了重大转型[1]。一方面，以灵活和专业化为特征的“后福特”弹性生产模式在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冰冷的经济理性逐渐让位于创意、情感、认同、梦想、自我实现和愿景等富含文化色彩的理念，同时更强调交互式的知识学习、信息交流和创造革新；另一方面，新经济更倾向一种符号或象征经济，直接进行意义和文化的生产。因此，越来越多地依靠从广泛的地方社会环境中汲取有关文化、符象、意义的资讯，同时也为社会大众提供更丰富的话语和意义，促成了更深刻的城市社会文化转型[2⇓⇓⇓⇓-7]。总的来说，与传统经济相比，“新经济”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更“软性”、意义更丰富的经济形态，文化和意义穿透生产、循环和消费之所有过程，甚至可以说构成了当今经济的重要基础之一[8]。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的边界愈发模糊，经济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个社会过程和文化系统。
现实经济生活的转变也推动着经济地理学重新理解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在传统经济地理学视阈中，文化—经济存在二元分异，是两个运行逻辑截然不同的独立领域。当文化作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时，主要的研究话题集中在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的区位、空间分布、集聚形态以及在区域发展中扮演的角色[9-10]。伴随着一系列“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文化与经济之间相互建构、互相塑造的关系成为了理论建构的新前沿[11⇓-13]。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化经济地理学在现实和学术的双重语境中逐步发展起来。“新”的经济地理学与社会文化地理学的融合与交叉正成为国际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亦是国内人文地理学值得开拓的一个新领域。
目前对于如何在理论上将“经济”重新概念化为一个文化系统和社会过程，仍然缺乏系统性的总结。鉴此，本文首先尝试在梳理和评述西方“新”经济地理学代表性文献与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近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晰文化—经济之间新型的关系、扩大文化—经济研究的研究领域，旨在提炼出一个在文化经济地理视角下重新认识“经济”作为一个文化系统和社会过程的系统框架。它有助于对“文化的”和“经济的”话语和实践在不同社会情境和空间尺度上相互交织、彼此建构的过程和机制做出更有力、更细致的解释。其次，将厘清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演变，揭示经济行为和实践的文化维度，阐释经济行动者的文化意义系统和社会互动过程对经济的形塑作用。最后，聚焦经济与地方社会的互塑关系，强调经济活动适应和嵌入更广泛的地方语境，并且与生产地和消费地的社会文化本底相互融合、相互建构。

1 文化—经济关系的学术转向

经济地理学长期沿袭的研究传统大致可划分为受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影响且作为空间科学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两大流派，共同点在于都坚持一种文化—经济的二分法视角，认为文化与经济是相互独立的实体。
1950—1960年代，区位分析流派在计量革命的驱动下崛起，遵循理性经济人和完全竞争市场的基本假定，即理性的工人和工厂生产产品、理性的消费者通过市场购买产品，经济系统被抽象成各色各样理想化的区位模型，社会和文化因素则作为常量被剥离[14]。区位分析后来进一步发展为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其核心议题是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及其动力机制，在1990年代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之一[15-16]。然而，很多学者认为这种“新经济地理学”本质上是一种“地理经济学”（geographical economics）或“空间经济学”。换句话说，是经济学在寻求空间解释，是经济学的地理转向，而不是经济问题的地理学探讨[17-18]。虽然研究视角从个体的、原子化的经济行动者扩展到了企业联系和经济的区域组织，但仍然遵循理性个人行为假设和均衡模型建造；虽然也关注到不同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但正式的生产、联合和供求关系仍然是研究的主流[19]。故此，就研究而言，仍在延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传统，真实世界中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1970—1980年代，出于对计量革命的批判，以及受到新马克思主义中的结构主义学派的影响，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在经济地理研究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也开始关注到生产关系背后的社会关系和权力运作[20]。然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轴，政治经济学分析更多时候主张一种单向的因果决定论，即认为经济决定文化、经济操作文化、经济影响文化[21]，或指出从目的到手段，文化和经济均各有不同，逻辑迥异[22]，主张应该关心物质的实体而非想象的地理，关心成本而非文化，关心社会活动而非文本，关心世界而非文字[23]。也有学者担忧文化研究会挤压和稀释政治经济学的严肃性，妨碍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不均衡空间发展的解释[24]。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对经济与文化做出了明确区分。由此，社会、文化、传统、历史和制度等对于形塑经济过程和经济景观而言非常重要的因素都被忽视，显然不完全有利于解释新经济产生的更加复杂的经济地理现象。这促使经济地理学者进入新的知识领域寻找新的理论源泉，以重新构建经济的定义，以及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1990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的“新现实”和以多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包括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的共同推动下，一系列充满活力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ies）迅速形成[25⇓-27]。这一理论转向的维度是极其多元和开放的。概括起来，它成为地理学的文化、制度、关系、演化、尺度等多维转向的交织。国内学者也对此进行过详细引介[28⇓⇓⇓-32]。虽然，不同转向有各自侧重点，但它们的核心都是将经济从完全的理性计算和单一的线形过程中解脱出来，重新概念化为嵌入于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动态变化的过程，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也不再被认为是二元分立的，而是具有互相建构、有机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实际研究中则反对将经济活动纯粹局限于经济维度的“真空式”分析，转向结合政治、制度、关系、社会、文化等要素的综合分析，经济地理的研究领域、视角和范式因此得以极大地拓展[33-34]。
其中，“文化转向”对“新”的经济地理学的贡献广泛且深远。正如Crang提出，“文化转向”体现和刺激了经济地理学自身的重构[12]。“文化转向”是自1990年代以来发生在整个西方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项深刻变革，此后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思想成为了众多分支学科具有活力的思想源泉[35]。“文化转向”的内涵可以概括如下：第一，重新定义了“文化”，不再视之为既定的、固定不变的“物体”，而是一切通过社会行动或日常生活实践建构的意义、情感、认同、价值、意识形态与话语等所组成的，并且不断重构的动态系统[36]。第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是各自封闭的，而是相互嵌入的[37]。换句话说，包括经济实践在内的所有社会行为均离不开与文化和意义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塑造[38]。文化和经济本就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和相互塑造的[11⇓-13]，这也促进了“新”的经济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其他分支学科特别是与社会文化地理学之间的交叉、融合和对话。概言之，文化经济地理学正是在这个交界面处成长起来[39-40]。
有必要强调的是，文化经济地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主要范式，分别是“文化的经济化”范式（economization of culture）和“经济的文化化”（culturalization of economy）范式[41]。前者主要关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被纳入商品和价值体系的文化[42]，研究对象通常为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新兴的经济部门[4⇓⇓-7]。后者则强调从认识论层面重新对经济进行概念化，使其具有文化系统和社会过程的意涵。本文讨论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时更侧重后者，认为不必囿于文化产业，而应该是涵盖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生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文化经济化” 的重要性被忽略。相反，文化创意产业因其与社会文化紧密耦合的属性，为理解 “经济文化化” 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具象化案例。

2 经济行为和实践的文化维度

从经济行为和实践的文化维度理解“经济文化化”，包括两个核心内涵。首先，经济动机和目标常常是被行动者所认同的多元价值观、理念和文化意义所塑造的；其次，经济实践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空间过程，取决于行动者之间情景化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互动，并且交织于更高尺度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几何之中。

2.1 文化意义形塑的多元经济动机

在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经济活动的目标和动机不是完全被冰冷的经济理性和技术指标所限定的，而是由特定经济行动者所认同的意义、理念、价值观和愿景等多元社会文化要素所形构[12]。
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传统影响，经济行动者长期被假设为理性的经济人，根据完整的信息来独立做出经济决策和采取行动，目的在于追求效用最大化。大部分经济行为都可以被建模和预测。然而，随着学界对社会行动者的多元属性的理解的不断扩展，对于经济动机的研究也逐渐超出了上述的单一逻辑[27]。例如，杰出经济历史学家Karl Polanyi就认为，效用最大化只是经济决策的众多驱动因素之一，至于何为“效用”以及如何实现“最大化”都是一种社会建构和社会过程[43]。Ettlinger提出“多元理性”（multiple rationalities）概念，反对传统的经济行为的完全理性[44]。Gibson-Graham则采纳后结构主义立场，奉行多元经济视角，认为经济行动者是多维度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因此是活生生的、有缺点和能动的主体[45⇓-47]。Amin等详细讨论过热情、同情、道德判断、情感和互惠关系等对于经济建构的重要作用[11]。North则探讨环境变化语境下中小型企业参与低碳经济实践的多元动机，反对成本效益的经济计算是唯一的驱动因素，认为企业家也有可能出于自我认同、生活信念、社区认可、关怀下一代等考虑而采取相应行动[48]。简言之，经济动机是一个包含经济利益、意识形态、情感、伦理、态度等多元社会文化要素的集合。当今流行的“企业文化”便是融合上述多元经济动机的代表性话语体系，正如Barnes所说，经济通过特定的文化话语被积极地表征[49]，企业文化通过一套独特的话语将企业内部、企业—顾客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某种“文化”，而非单纯的利润关系[50]，它在形塑公司价值观、工作场所文化（workplace culture）、规范惯例和制度安排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51-52]。
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新经济”部门中，社会文化要素对经济动机和目标的形塑作用更加明显。除了资本、技术等传统生产要素，新产品和新技术高度依赖所谓的“创造力”（creativity）[53]，相关经济活动常常被行动者尤其是创新者、设计者所认同的意义、话语、价值、理念、愿景、身份、品位等文化要素所驱动[54]。创意和设计群体更符合Florida的“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定义[55]，大多拥有独特的文化偏好、价值取向、身份认同、对创造的追求和对自我实现的愿景，他们当中的某些领导者还拥有流行明星般的光环和传奇色彩。比如，Saxenian发现硅谷内部的工程师虽然在区域内频繁流动和跳槽，但是他们对所在行业和前沿技术持有高度的承诺感和使命感，这使他们往往超越企业间的激烈竞争，构成紧密的“社区共同体”[56]。总之，经济行动者的多元话语、意义、情感和认同等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依据，文化经济地理学有利于挖掘特定行动者经济行为与实践背后的多元社会文化动机。

2.2 经济实践的“社会-空间根植性”

文化经济地理视角同时强调经济活动和实践的“社会—空间根植性”（socio-spatial embeddedness）[27]，关注特定情境下经济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文化关系与社会互动[12]。
在主流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已有大量学者讨论知识溢出、集体学习、风险资本活动等经济实践与行动者之间交易成本的降低，联系与信任的建立，共享语言、惯习、规范和制度的形成，以及集群增长之间的联系[57⇓-59]，也形成了一整套概念和术语体系，包括非交易相互依赖（untraded independencies）[60]、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61]、本地蜂鸣（local buzz）[62]、关系邻近（relational proximity）[63]、组织邻近（organizational proximity）[64]、关系互补（relational complementarities）[65]、行业氛围（industrial atmosphere）[66]和创新环境（innovative milieu）[67]等等，它们都强调一种宽泛的“嵌入性”（embeddedness）[68]，经济行动者需要“在那儿”（being there），才能够贡献集群内的信息与知识交流[69]。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文化经济地理学格外强调知识溢出、集体学习、投资融资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情景性实践[70-71]。
O’Neil等认为，商务就是交谈，而交谈要产生影响与意义则必须在独特的社会文化实践内部进行理解[72]，这对于“缄默知识”的交流而言更是如此[73]。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通常蕴含很多关于“如何做事情”（know-how）的诀窍，以及关于“谁知道或谁知道做某事”（know-who）的人际关系信息，往往反映行动者对市场、产品和技术的最直观认知、判断和解读。有别于“直白知识”（explicit knowledge）能以代码化的语言和格式进行表达、通过正式渠道进行传播，“缄默知识”则很少有书面形式，也不能被销售和购买，只能通过嵌入本土语境的，日常的和非正式的观察、互动和会话被传输[74-75]。这也是为什么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面对面的分享和互动仍然无法被取代[76]。例如，Saxenian发现硅谷内部从业人员的社会联系与社会互动十分频繁，形式既包括用餐、散步时的邂逅与闲聊，也包括在当地举办的各种贸易展览会、技术研讨会中的会面与分享[56]，这种“互动式学习”（learning through interaction）被认为是区域创新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77]。Hubbard也指出，新的商业概念和创意常常来自于酒吧、咖啡馆或其他微观城市空间中发生的社会交往与社会互动[78]。在上述过程中，信息、知识和话语并不是被简单复制，而是在社会互动中不断流动、碰撞和重构，有可能促进信息整合和观念更新，构成所谓的“日常创造力”的来源[79]。
同理，与知识、技术密集型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风险资本被Zook称为“聪明的资金”（Smart money，对应Dumb money），不仅代表用于交易和投机的物质资源，更包裹了风险资本家私人的社会关系和知识体系[59]。故此，风险资本既是高度流动的，也是在某程度上锁定在地方和社会关系中的[80]。Lv等发现，近期在中国许多主要城市兴起了一股“创业咖啡馆”热潮，许多早期创业人员将咖啡馆当作临时办公室，他们和成员钻研方案、公开路演，也和风险投资人、天使投资者面对面洽谈、敲定合作意向[81]。基于创业咖啡馆这个特定的社会空间情境发生的即兴邂逅与非正式社会互动，不仅有利于促进微观层面的自我实现、中观层面的企业发展和人才、资金和技术对接，还可能刺激宏观层面的行业集体进步。总之，经济实践嵌入在具体的社会—空间实践之中，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取决于行动者情景化的社会关系与互动。

2.3 社会身份与权力关系塑造的经济实践

经济实践是一个有关于经济行动者的意义系统和社会文化过程，但文化经济地理视角也强调，社会与文化系统并非是客观存在且价值中立的[8,82]。相反，经济行动者之间有着复杂交错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这些因素对于生产的组织和管制，价值的生产和抽取都有重要的塑造作用[83-84]。
任何一项经济实践都涉及多元化的行动者。在现代社会，他们认同的文化和意义并非一个统一的场域，而是充满了张力和冲突。他们掌握的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也是不对称的，这些要素会随着行动者的实践表现于经济结构的动态变化过程之中[85]。比如，前文提及的知识溢出、集体学习都取决于行动者的社会关系与互动，但与此同时，社会关系也包含了很多个体差异和动态，有时候对于“外来者”而言不一定是开放的，而是封闭、排斥的[86]。文化经济地理学认为生产系统中的“学习”必须考虑权力的环路，尤其是作为“局内人”参与“学习”的体验，而不是将学习仅仅视为基于相对固定的和同质化的社会关系进行的知识和信息获取[87]。
更高层级的社会结构（如种族、阶级、性别、社会不公等）也会对经济活动及其结果起到重要的建构作用[88]。Graham分析了主流社会对特定社会群体，尤其是少数族裔所持的道德偏见和文化想象对投资决策的影响[89]。具体来说，公众对少数族裔企业的质疑、某些劳动市场的种族化偏向、对移民的技能的矮化以及否定，对特定族群的苛责，都可能引起资本“逃逸”到安全性和稳定性更高的城市。也有很多学者从女性主义经济地理视角出发，探讨性别关系和不公正如何形塑后福特制语境下的劳动力市场细分和日常工作场域。如McDowell的一系列研究就发现，女性气质中的某些属性迎合了特定行业的需求（比如关怀和照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各种男子气概形式与伦敦的银行业和金融业相互建构；男子气概的社会建构也有可能将年轻的非熟练男性排除在服务业之外[90-91]。“经济”、“劳动力市场”等传统认知中中性的概念事实上已经性别化了。Collins以美国和墨西哥为案例地探讨全球服装行业的生产与营销，他提出，服装行业“是被本土和全球力量所建构的，同时也是被相关受雇者和工人们在分异的或共享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框架之中所施展的”，性别技能、劳动力成本、文化和社区动态之间的平衡推动着资本对有利可图的区位的不懈追求[92]。总之，文化经济地理视角有利于理解权力关系、社会结构、文化身份和经济实践之间的复杂交织。

3 经济与地方社会的互塑关系

从本土社会的视野理解“经济文化化”，有两个主要的意涵。一方面，经济从特定的地方社会中汲取意义、文化和认同的源泉，本土社会文化为经济提供了具体的条件和形式。另一方面，经济也会引导和重塑地方社会文化，为地方社会提供更为丰富的话语和意义，重塑本土的社会文化过程[12]。
主流经济地理学对经济活动的探讨大多数局限在企业或产业集群的边界内。然而，现实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并非束之高阁、由精英式的经济行动者自编自导自演。例如，Florida以创意阶层为中心的研究就被批评只考虑到拥有较高社会文化资本的创意精英的利益和需求[93]。在Polanyi看来，经济嵌入于更广阔的“制度”，受“制度”所引导，但“制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刻具有不同的表现，这也决定了什么是文化上可被接受的经济活动形式[43]。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制度”的意义可以扩展企业和集群以外更广阔的地方社会文化语境。正如Molotch和Scott等学者们所说，商品的生产与销售存在于特定的情景之中，应关注生产过程与商品价值与不同的地方语境之间的联系[94-95]。后文将分别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维度出发，讨论经济活动区域的社会文化本底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

3.1 生产地的社会文化建构

Scott提出，经济活动、尤其是文化产业活动是扎根于生产体系及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中的社会现象[4]。Rantisi也认为，产品是从特定地点的生产系统中获取价值和内涵的[96]。生产地不仅具备物质基础和制度内涵，还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更广泛的“社会环境”（social milieu）[97]。其主要作用可以归纳为两方面：第一，为产品及其工作者提供特定的意义和价值养分，包括地理声誉、品牌效应、符号资源、风格流派和美学传统等，有利于塑造地理上独特而且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产品。近年中产阶级消费者对于“地理品牌”（geographical indication）以及基于地方的原生态、原真性的追捧即是明证[98-99]。第二，在后福特制的语境下，很多行业都具备高风险性和高脆弱性特征。在这种情况下，广泛且多元的大众信息的可获得性尤其关键。如今很多行业的共同点是工作地点与地方社会文化场所之间的边界模糊，尤其是对于文化产业而言，文化生产的基础设施总是在建设和维持一定的“社会场景”（social scenes）[3]，在情境化的本土社会互动过程中，围绕特定行业或产品构成一种比传统集群范围更广的“蜂鸣”（buzz）。大部分“新经济”率先兴起于主要的全球城市，这为理解生产地社会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建构作用提供了许多生动的案例。比如，伦敦SOHO区的工作惯例和娱乐传统为全球广告行业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100]；新加坡的跨国侨民生活方式与当地的金融服务业优势密不可分[101]。Amin等认为，正是上述“城市社会性”（urban sociality）构成了经济秩序的领域（register）和生产活动的行动代码（codes）[11]。
生产地的社会文化被动态地融入和同化进经济活动，反过来又被特定经济活动所重塑。这种双向关系能凝聚成一种路径锁定（lock-in），使双方持续不断地相互建构[4]。好莱坞电影行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方面，电影制作从当地一系列的社会文化资产中汲取养分，包括城市街景、自然景观、生活方式等，这些要素赋予电影产品以鲜明的外观特色和独特的精神联系；另一方面，相关电影产品也再生产了有关好莱坞的崭新的文化想象、象征意义和流行时尚，它们随即被重新吸纳入本土的社会文化资产，成为下一轮电影制作的投入[95]。更进一步地说，经济和文化在生产地的相互建构还有可能成为推动地方重建和区域再造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越来越多西方后工业城市的政府部门增大对文化产业规划和建设的投入，将其与城市更新、地方复兴等战略结合起来，通过大力打造文化设施和创意场域，培育有关地方的文化想象，促进地方营销，吸引投资和人才，最终转化为地方经济发展[102-103]。
然而，经济和文化在生产地的相互建构并非总起积极作用，还可能涉及社会不公的再生产。Zukin认为，通过文化营造经济并不是如镜像一般反映现实的过程，而是通过权力建构现实的过程，它涉及到“谁的文化被再现”、“谁来再现文化”等问题[8]。Amin等提出，文化、符号、象征和社会资本的区分被深深地刻写在不同地方、阶层和社会群体之中[11]。首先，就全球层面而言，文化生产在少数全球城市中的高度集中有可能加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的经济发展不均衡，牺牲大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利益[11,53]。其次，就区域和城市层面而言，强调城市增长的文化设施导向也可能形成所有城市都应该遵循类似的和单一的发展轨迹的错误假设，导致原生的、基于社区的社会文化条件被破坏，形成虚假的、漂浮于表面的社会文化认同[41,104]。再次，特定区位作为文化生产和活动中心的价值被不断强化，有可能在城市内部形成“事件飞地”（event enclaves）[97]，加剧社会和文化的割裂[105]。

3.2 消费地的社会文化建构

物质产品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的物体，而是被消费者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消费过程相当于一个符号、话语和意义的系统。学者们意识到，零售和营销不仅仅关乎于商品、市场、利润和管理，同时也关乎独特性、原创性、归属、愉悦和忠诚。人们很少完全出于功用性需求进行消费，而是积极地展演自身的存在[106]。其次，消费也与阶级认同和社会区隔（social distinction）相联结，Veblen最早提出“炫耀性消费”[107]，Simmel[108]和Robinson[109]提出文化产品用作阶级区分的方式。Bourdieu认为社会实践中体现的“符号性”身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所在的物质性地位[110]。再次，消费者不都是原子化的行动者，近年来消费部落主义（tribalism）的兴起表明人们社会性地消费产品[111]。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大众通过口口相传和媒体渲染，创造了围绕特定产品的“蜂鸣”，它有别于生产者群体内部的“蜂鸣”，体现了消费者群体通过社会互动不断形塑的有关产品的集体认同和公共话语[97]。
消费者的文化、话语和意义亦是地方嵌入的，任何地方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本底。不同语境下社会大众对“经济”和相关产品有着不同的定义、理解、期待和需求[112]。即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很多产品跨越国界进行流动，但正如Khanna等所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市场经济体在大众消费者的性质和构成上截然不同[113]。具体来说，前者的需求和认同构成更加复杂，有的热衷于达到国际品质的全球产品，也愿意支付高昂的价格；有的则希望产品兼具全球和地方特色，而且价格适中；有的支持体现地方特色、价格亲民的本土产品，还有的则位于金字塔底端，只能承担得起最便宜的商品。“新经济”拥有对话和展演功能（dialogic and performative character）[114]，企业想要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必须嵌入到消费地的社会文化语境当中，掌握普罗大众的话语和需求，在研发、生产和营销过程中不断对产品进行修正和校订，积极地迎合和响应消费地社会大众的文化和意义系统[115]。中国山寨产品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在全球技术流动的背景下，技术的消费和使用与西方话语主导的现代性、社会进步甚至全球公民身份认同等符号和意义紧密相关[116]，然而，技术也具有社会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大众对技术有着独特的使用惯习，同时赋予技术特定的诉求和期待。因此，本土企业对于外来技术的吸纳并不是一种简单复制，而是经过筛选、改造和重组。山寨满足了经济收入偏低但追求现代性想象的草根群体不断变化的需求和偏好，为他们提供更丰富的日常生活体验，同时蕴含了本土技术创新的可能[117]。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有利于揭示特定语境中社会大众对经济活动弹性、多元的理解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实质影响。
经济活动与地方社会文化之间相互建构的递归性（recursiveness）机制在消费地也同样成立。首先，产业和行业可能引导和重塑消费地大众的社会文化和关系。比如，Hobbs等观察到享乐主义传统促使了夜总会及其相关活动在英国城市中心的涌现，这种新兴的城市夜间经济又重新定义了城市中心的新功能，进而形成了新的城市景观设计和交通出行网络，也形塑了新的城市夜间管理制度、公共空间参与，甚至市民的文化身份[118]。再比如，Gibson等提出近年来在西方世界和亚洲部分地方流行的婚庆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经济事件，它以地方传统的婚嫁习俗为基础，同时也促进了许多社会规范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和再生产，比如在澳大利亚的婚礼主题杂志中，通常包含许多关于什么是合适的准新娘、准母亲的角色和义务的话语。它一方面为提供婚庆服务及相关产品的公司提供建议，形塑着行业本身，另一方面也重新定义了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41]。
文化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关注点是经济活动的物质载体与社会大众文化之间的相互建构。比如，时尚服饰的消费时常被认为与性别认同和民族身份认同的重塑存在密切联系[119]。在当代信息社会，对技术的消费和利用更是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全方位的日常生活体验。共享经济、智能手机应用和地理信息技术的结合，拓展了大众对地理空间的认知，也革命性地重塑了通勤、娱乐、休闲的时空组织模式；对于现代人尤其是都市人而言，许多文化意义与身份认同的表达、社会关系与交往的维系均依赖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然而，对于某些弱势群体而言，数字鸿沟（digital gap）的存在也可能催生新的社会不平等[120⇓⇓-123]。新的认同、意义和惯习又会反过来定义和推动下一轮的产品内容、设计和创新。由此，Jackson指出，应该超越经济和文化的二元性，理解当代消费文化及其相关的物质形式[119]。文化经济地理视角认同经济和文化、物质与非物质过程是共同建构的，这也呼应了近年来人文地理学中的“再物质化”（re-materialization）转向[124-125]。

4 结论与讨论

空间科学范式和政治经济学范式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诚然，成本、区位、资本、技术等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且经济和交易的很多情境也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文化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与其说是争论、对立的关系，不如说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关系。本文基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将经济重新理论化为文化系统和社会过程，以求提供一个在全球资本主义和弹性生产的现实语境下，再认识与社会文化要素耦合的经济活动与现象的理论框架。具体而言，从经济行为和实践的角度出发，经济动机和目标常常被多元的社会文化要素所形塑，经济行动者的经济实践又具有社会—空间根植性，取决于情景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过程，同时也被更大尺度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所影响。超越经济行动者群体，将目光转向更广阔的地方社会文化视野，经济活动既从生产地和消费地的社会大众文化中获取意义和价值的来源，又不断地重塑生产地和消费地的地方文化，为当地社会大众提供更为丰富的话语和意义，双方存在递归性的相互建构关系。
更进一步说，无论是基于经济行为和实践，抑或是基于经济活动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共同点是强调经济活动的语境嵌入性，区域和本土尺度的多元经济实践成为了研究的核心关照。主流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基于西方市场经济语境的、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但正如Sheppard所言，经济与社会、物理和自然环境过程不可分离，因此是多元化的，虽然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似乎创造了最好的普世经济实践，但在主流经济活动之外，仍然存在地理上分异的可能性和可供想象的空间[126]。
在实践层面，Polanyi提出仅仅分析发达市场经济体是不完整的，还需要关注在大多数世界中的本土经济形式[127]。随后，Gibson-Graham等人提出的“多元经济”（diverse economies）视角[45⇓-47]以及Lee的“日常经济”（ordinary economies）视角[128]均反对将资本主义或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概念整体化，强调经济是一种本土实践和因应情况而定的产物。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是极具包容性的，它高度关注各种社会文化要素和情境化的互动及实践在经济过程中的展演及其社会—空间后果。因此，有利于对当代经济生活的时空复杂性做出更深入细致的解剖，同时捕捉主流经济形式以外本土经济的可能性和多元性[129]。
当今中国便是上述本土多元性的代表性场域。一方面，中国本身悠久的历史文明孕育出了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景观，比如，He等人总结道，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企业受制度景观，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更为强烈，中国的经济活动通常嵌入于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之中，被两者共同形塑。这与西方语境中的“社会联系”概念不同，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更倾向于是一种封闭式体系。很多时候是亲缘、地缘的延伸，对于外来者而言是不开放的，这种“关系型资产”促使很多经济行动者即便是在缺乏正式声明和契约的情况下也能够进行经济交换；此外，以儒家价值伦理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被认为在塑造企业家价值倾向、经济行动和经济秩序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130]。
另一方面，中国近年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和增速最快的转型经济体，生产模式在“创新驱动”背景下逐渐转向后福特主义和弹性专精网络，并且与大众日常生活和消费实践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扶持下，各色各样的创业孵化器、创业公寓、创业咖啡馆、创意街区等新型空间媒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创业活动和企业选址新的集聚点，也重新形塑了多元地方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认同和权力实践[131-132]。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渐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被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带动新型文化创意产业园、文化消费空间崛起，成为很多地区实施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手，反过来也重塑了城乡的物质、社会和文化景观[133-134]。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在加速重构，对应的人地关系、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文化意义也处于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这种独一无二的语境和机遇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难以被复制的，中国语境势必会成为文化经济地理学研究最肥沃的土壤。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对中国语境下的经济活动进行再认识，对于揭示当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和机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借此催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经济地理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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