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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5: 176 - 185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5.019

Evolution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Inhabitation Forms in the Suburbs of Changsha City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 WANG Yi , 1, 2 ,
  • GENG Hong , 1, ※ ,
  • OUYANG Guohui 2 ,
  • SHI Erpeng 1
Expand
  •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Hubei，China
  •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 410015，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9-21

  Revised date: 2021-04-1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rural inhabitation forms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Based on a scientific definition of the connotations of rural inhabitation forms，this paper selected ten typical villages from the suburbs of Changsha city as a research sample and used statistics and visualisation methods to identify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living patterns in this area du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our country using a networked data platform.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living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concurrent close-range production that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city; the urbanisation of lifestyle-oriented to modern needs; the reorganisation of production-settlement spatial functions based on value output; and the loosening of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 due to urban-rural mobility involved multiple dimens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areas from cultural concepts to spatial construction. These transformations were ultimately displayed at all levels of the material space. Furthermore，a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evolution of rural inhabitation forms due to national strategic adjustments，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rural social network reorgan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multiculturalism were carried out. The evolution of trends in rural inhabitation forms in the suburbs of large cities could be predicted.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suburb; rural; inhabitation form; evolution; mechanism; Changsha

Cite this article

WANG Yi , GENG Hong , OUYANG Guohui , SHI Erpeng . Evolution and Mechanisms of Rural Inhabitation Forms in the Suburbs of Changsha City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5) : 176 -185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5.019

社会转型，是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交织的、复杂的社会整体性变动或结构性变迁[1⇓-3]。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乡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其经济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等均发生了结构性巨变。尤其在我国以长沙为代表的中部大城市近郊的乡村地区，因“多数家庭通过代际间或夫妻间分工、劳动力近距离流动维持城乡二元兼业模式”[4]，使该地区虽仍是农业生产载体和城市腹地，具有许多传统乡村的特点[5]，却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动态性和不稳定性的半城镇化特征[6]。而这一特征的日益凸显也使得传统的、相对封闭的村落结构趋于解体。村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异质性日益增加。村民关系逐渐原子化、碎片化[7-8]。这些都使得该地区乡村生活居住形态的传统状态一再被打破，且表现出农户生产近距兼业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居住空间功能重组化、社会网络关系松散化等转型特征。
形态，包括外在物质的“形”，和内在关联的“态”。本文研究的居住形态，其内涵主要包括“文化形态—生活形态（包含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等）—空间形态”三个维度（图1）。其中，文化形态更多以无形之态深刻影响着生活形态，进而展现在有形的空间形态上。因此，本文试图按照逻辑上由意识形态到物质表征的顺序，探讨“观念世界—日常生活—空间组织”上的变化，且侧重针对农民在大城市不断扩张和城镇化快速扩展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可观的有形变化，识别该地区乡村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空间组织等方面的特征与演变，探究乡村居住形态转型的影响因素，并指出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一体发展格局中，大城市近郊显著且持续半城镇化地区的乡村居住形态转型趋势，为当地“三农”发展和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图1 居住形态内涵解析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of the analysis of living pattern connotations

1 文献综述

“居住形态”是社会系统作用于居住空间所表现的物质和精神，包含基于居民（主体）的居住生活方式及其居住空间地域两个方面。人们的居住生活发生于其住所及周边环境之中，且决定了居住空间场所的形式，二者相互作用、协同演进。尼克·盖伦特指出“乡村的经济变迁必然成为乡村社区和更大社会范围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同时，乡村社区变化不仅是经济转型的功能之一，还引发了新的住宅和服务需求模式”[9]。一直以来，作为居住生活与物质空间复合体而存在的居住形态是国内外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等不同学科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总体来看，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基于早期建筑学领域单一的民居建筑（或称风土建筑）形态研究，与地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共同完成从民居物质空间到涉及广义居住形态分析（涵盖居住行为、文化习俗等及其现代化转型中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拓展[10⇓-12]，进而形成多维学科视野的研究体系，并循着居住“空间形态（下位形态）—生活形态（中位形态）—文化形态（上位形态）”的分析逻辑层层递进式提出了“居住形态”的三层哲学意义[13]。而国内早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乡村地理学和乡村社会学两个学科领域，同时亦伴有民居建筑的田野调查和少量基于乡村生活文化调查的“乡建”实践。
居住，是农民生活世界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乡村居住形态既是农民在一定自然—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价值观、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的具体体现[14]，又是乡村转型发展的缩影，其表现在乡村人与空间上的演变更是转型作用于乡土的最直观反映。因此，近年来，基于转型期内城乡关系变化及其乡村结构性重构的背景，国内学者们将更多的关注点聚焦于乡村地域范围，多尺度地对居住形态的概念界定及其内涵与外延解析、传统及现当代居住形态的表征、演变过程及形成、作用机理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乡村居住形态的跨学科研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高丽等从“居住空间、消费空间、公共服务空间、休闲娱乐空间、社会交往空间”几个方面描述了乡村转型的空间特征[15]。刘伦等以成都为案例用区位大数据评价中国农村住房土地整理的生活方式影响[16]。杨洋文等揭示了京津冀地区农村居住用地转型的时空格局[17]。刘超探讨了乡村居住形态与空间分异的关系[18]。欧阳国辉等在乡村住宅和居民点两个尺度对居住形态演变做了实证研究[19-20]。也有东南亚学者基于田野调查立足乡土建筑，进行了居住形态特征识别的研究[21]。从整体看，现有成果涉及到乡村物质空间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但缺少从城乡一体化发展视角切入的系统性研究。
因此，本研究强调以乡村居住空间——住宅、庭院、村落三层次的演变为落脚点，识别大城市近郊乡村居住形态现状的主要特征，探究这一类型地区乡村居住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并尝试研判城乡一体发展格局中大城市近郊乡村居住形态转型的趋势，不仅细化了本领域研究的类型对象，而且也较为系统地深化了乡村居住空间“形”与“态”的关联研究。

2 区域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概况

长沙市是我国中部地区最重要的大都市之一，同时也是环长株潭城市群地区的核心城市。截至2018年，全市共有69个镇，5个乡，765个行政村，其中主城区内占总数25.36%的194个行政村大多分布在城市近郊。2005年以来，长沙呈现出强劲的人口与土地城镇化态势，至2018年城镇化率上升了25.25个百分点，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增长了约4倍，但耕地面积却在波动中呈整体下降态势，其城市扩张速度与程度可见一斑。伴随长沙城市的快速扩张，近郊的乡村居民在城乡之间近距、高频流动，其观念形态、经济社会形态和空间形态都受到来自现代城市和传统乡村的双重作用，正在发生着一系列显著的变迁。

2.2 数据与方法

本次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宏观的统计类面板数据和微观的实地调查数据两类。首先对统计类数据进行了整理、指标选择和数据校核。统计类数据包括2008—2019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2019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湖南省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tjj.hunan.gov.cn/tjsj/tjnj/）所公布的2006—2020年《湖南统计年鉴》及1995、1996和2002—2019年的《长沙统计年鉴》等。通过对大量面板数据的梳理，选择能反映全国、长沙市乡村发展变化基本情况和普遍特征的指标，并对其进行统计数据的校核、整理和可视化。其次，实地调查数据来源于研究团队深入乡村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住宅空间测量所采集的第一手数据。团队于2018—2019年分别在长沙中心城区外围15 km和25 km半径的扩展区域选择了10个行政村实地走访调查，共入户发放问卷300份，收回291份，有效问卷284份，有效率94.7%。在问卷中获取案例村庄中关于基础设施、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生产水平、出行情况等方面的数据资料。同时，深入每村各10户，共100户的农户家中进行深入的抽样调查与访谈，全面深入了解村民就业结构、收入来源结构，农户住宅功能、形式与装饰变化，场院功能变化及社会网络结构变化等情况，并通过可视化方法展示该地区乡村居住形态于转型期呈现的演变情况。以实证研究为主，典型案例研究为辅，总结归纳长沙市近郊乡村居民住宅、庭院、聚落三个层面居住形态转型的多维度特征。

3 长沙市近郊乡村居住形态演变的特征识别

3.1 依赖城市生存的生产近距兼业化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严格规定，使得我国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钟摆式”“候鸟式”的人口半城镇化格局特征。宏观上，2009—2019年各年份中国农民工面板数据显示，大部分年份中本地农民工（指在其户口所在乡镇内从事非农产业工作的农民）数量增速明显高于外出农民工增速，反映出农民就业的“近距”选择偏好趋势。同时，数据也显示仅20%的农民工选择的是举家外出打工的形式，而另外80%则以家庭户内的个体形式外出。也就是说大部分乡村家庭选择了家庭部分成员外出城市打工、部分成员留守乡村从事简单农业生产的“家庭二元兼业模式”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4]。
不仅如此，截至2019年，数据显示我国40岁以下农民工占比一直未低于50%，农民工整体平均年龄一直维持在40岁左右，且农民工男女比例一直稳定在2∶1的状态。从这三组数据可以看出，农民工群体以男性劳动力为主体，老人、小孩、妇女比例较小，进一步说明我国乡村家庭普遍选择的二元兼业模式是以代际间或夫妻间分工为主要特征的。这一模式特征虽然造成乡村人口的主要群体为我们俗称的“386199部队” ① ，但却是乡村家庭为弥补城乡差距、实现家庭收益最大化、家庭人力资源分配最优化而采取的必然决策和理性模式。
课题组在对2000—2018年《长沙年鉴》中农村居民家庭调查户基本数据进行梳理时发现，该地区户均常住人口为3.8人左右，约占家庭总人口均值的70%，人均年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例逐年上升，2017年已达到总收入的近一半。在对长沙近郊乡村入户调研中发现，从村民职业构成、按第一收入来源分家庭比例，尤其是调研村工资性收入人群在城乡间通勤频率为一周及其以下人口过半的比例等一手数据皆证实，多数乡村家庭大多依赖住家型劳动力近距离高频流动的方式维持家庭的城乡二元兼业模式，并因此呈现出极为显著的就地“半城镇化”特征。同时，乡村发展利好政策的持续加温使得乡村家庭更愿意维持“以代际分工为基础半耕半工”的结构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

3.2 面向现代需求的生活方式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现状，往往是土地城镇化先于人口城镇化。然而，在许多大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这两个维度的城镇化几乎是同时进行的。甚至，如果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和职业构成视角看，这一地区更可能存在人口城镇化先于土地城镇化的演变特征。通过现场调研我们看到由于生活水平的提升，90%的被调研乡村家庭拥有摩托车，22%的家庭拥有小汽车，其中12%的家庭同时拥有摩托车和小汽车。受家庭交通工具的普及化及其种类的多元化，以及城郊交通体系逐步完善等作用，近郊地区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圈被大大拓展，实现了出行至城市来满足普通日常生活需求的可能。这也使得该地区乡村居民拥有更多可能的城乡流动经历或是城市体验，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更容易受到大城市的直接影响[22]。
快速城镇化推动着我国乡村发展的剧烈转型[23]。大城市周边的许多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已与城市居民越来越相近，生活需求与从前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更高层次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引发村落空间消费需求的变化。一方面，村民大多拥有城乡双重消费特点，使其消费空间呈现“内萎缩、外转移”的城镇化取向[24]。更甚者，由于互联网和物联网从城镇圈层式普及至乡村，大城市近郊的乡村居民被慢慢培育起了网络消费的习惯，这也使得虚拟的网络消费空间逐步被释放[25]，并在村中逐渐兴起的快递终端服务站中被加持。另一方面，村中更新、改造、新建的公共空间、公共设施与集管理、文化娱乐、信息服务于一体的乡村综合体等公共场所正逐步满足农民日常生活中对公共文化生活的需求。其次，摩托车、私人小汽车的拥有量增加促使乡村居民因停车需要而产生对庭院空间的更新设计（图2）。再者，生活观念城镇化引发乡村住宅空间尺度和使用功能上的显著变化。乡村住宅层高由3.9 m甚至以上降至3.3 m左右，与城市住宅相仿，尺度更加亲切怡人；另外，产业演变、生活方式和观念上的变化也带来了住宅使用功能上的巨大变化，许多纯自住型住宅在使用上与城市别墅无异，而作坊型产居混合住宅的空间使用也因“居主产副”转变为“产主居副”而改变了建筑及其院落的功能空间格局（图3）。总之，为满足近郊地区乡村居民因生活方式逐步城镇化而产生的新需求，乡村住宅—庭院—村落三个层次的生活空间均呈现出一定的变化响应。
图2 乡村住宅场院及单元功能演变示意图

Fig.2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of threshing grounds in rural dwellings

图3 乡村住宅空间功能演变示意图

Fig.3 The evolution of functional spaces in rural dwellings

3.3 基于价值输出的产—居空间功能重组化

伴随国家相关乡村新政、产业转型升级的落实推进，乡村住宅及院落也进入居住与产业的功能重组化阶段。综合调查的结果，本文归纳出居住型和产居一体型两大类，并进行模式细分。
①居住型。这种乡村住宅以居住功能为主（图4）。模式一为纯自住型。传统的居住方式，仅自家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模式二为自住与租住混合型。由于乡村居民在自家院内开办家庭小作坊或经营农家乐、民宿等，吸引了一部分外地民工进入村落。他们的居住虽具有临时性、季节性往返、周期性更换等特点，但是需求量大，于是出现本地村民部分闲置房屋的出租现象，有的个体户老板将自家老宅改建、加建给外来人员居住，即本地村民与外来人员合住一栋楼。模式三为纯租住型。由于邻近城市，房租便宜，村落部分村民迁出，出租其闲置房给企业。这些企业与村落邻近，看中城郊乡村住宅租金价格便宜，选择其成为员工住房。
图4 居住型住宅功能重组模式示意图

Fig.4 The 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 model of residential dwellings

②产居一体型。产居结合一向是乡村住宅区别于城市住宅的一个重要特征，如今乡村的产居结合已经从居住与一产即农业的组合方式向居住与二产或居住与一、三产共存并自由组合的方式转变（图5）。模式一为乡村作坊式小工厂。这是乡村住宅居住与二产结合的典型例子。这些乡村住宅往往是一楼为生产空间，二楼或以上为居住空间。但在长沙市这种类型还是少数。模式二为农家乐及民宿。近年，随着农旅这种新兴产业形式的出现与蓬勃发展，农民向城市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回归自然从而获得身心放松、愉悦精神的休闲旅游方式。于是新时期乡村商居结合的住宅形式内容被丰富了。有的农家乐为了提供餐饮、休闲娱乐、农活参与、果园采摘等活动，将自家的旧房进行了改造。一般一楼、包括二楼的一部分或全部作为商业活动的空间，剩余部分作为自家生活的起居空间。
图5 产居一体型住宅功能重组模式示意图

Fig.5 The functional reorganization model of dwellings for both production and residence

3.4 源于城乡流动的社会网络关系松散化

中国人的血缘关系深受儒家孝悌思想的影响，个人被儒家思想在血缘关系的网络中安排了具体的道德义务，而家族制度进一步在组织和制度上强化了这种义务。这一关系分别被梁漱溟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定义为“伦理本位”社会和“差序格局”社会。但是，贺雪峰指出：当下的乡村，上述这种家族力量早已基本消失殆尽，特别是以族规家法为代表的宗族制度早已不再存在。尤其许多以城市资源作为主要发展依赖的村民，无论在城乡之间往返得高频与否，其异质性增强的事实不可否认。他们与其他村民之间的疏离程度增加，与村庄的社会文化距离也越来越远，对于村庄的主体感正逐步丧失[8]。
2014年，“回乡手记”体风靡全国。这些手记包含对乡村的客观记录和真实体验，俨然成为一部有规模的“返乡口述史”。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是其中被提及最多的关键词。也正是在春节期间人们能更深刻地感知到乡村网络关系的松散化和地方性共识的逐步丧失。许多乡村居民在与课题组访谈时表示：“感觉年味越来越淡了，年俗活动少了，即使有也不怎么参加了；春节一般很少走亲访友了，打个电话，或者微信视频拜个年，跟城里人一样。小孩子一直在外面读书，早就不再适应乡村生活，也不会跟父母走亲访友，而是一头埋在屋里上网。”而这种村民心理上日趋显著的原子化与碎片化也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社会网络关系的松散化。

4 乡村居住形态演变的机理分析

4.1 从强调城镇化、工业化到重视“三农”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调整

毋庸置疑，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是推动乡村居住形态转型的重要力量。自1980年代中后期始，中国国家改革的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城镇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生产空间的主场由乡转移到城，并且伴生了乡村常住人口、资源等要素大量、快速自乡流动入城。大城市的近郊乡村因区位毗邻中心城区，相对其他区域腹地更早受到城镇化的引力作用，引发乡村人口、土地、产业、设施及其地域空间等多个维度的“空心化”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空间维度上城镇化自城向乡的辐射，受城市边界向周边乡村地区扩展及工业产业向郊区蔓延的影响，近郊乡村用于农业生产的用地面积不断减少，其基础性功能减弱。城市对乡村“虹吸与辐射”的双向作用引发了乡村空间的重组及其相应的居住形态转型重构。
面对城镇化、工业化对农业的冲击不断加剧，城乡发展严重失衡、乡村空心衰败问题突出，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在2003年扩大到3.23的峰值等影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党中央着力调整城乡发展战略与引导政策。自2004年开始，强调解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连年发布（表1）。从对中央一号文件核心关键词的梳理和解析中，可以看到国家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及农民民生问题的重视程度。在这样的政策方针指导下，农业发展已经总体上实现从单纯粮食安全战略向多重战略并举的阶段跨越、从纯粹生产导向向“生产+消费”综合导向的阶段跨越，并站在了从“高能耗、高成本、高污染”向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跨越的新起点上（图6）；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图7），贫困人口逐年大幅度减少；乡村发展总体进入由外力拉动到内力激活、由以城带乡到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这些政策及其相关配套政策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乡村居住形态转型变化起到了关键的先导性作用。
表1 2004—2019中央一号文件核心关键词及其政策效用一览表

Tab.1 List of core keywords in No. 1 file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rom 2004 to 2019

年份 核心关键词 政策效用
2004 农民增收 扩大农民就业，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005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06 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 落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任务，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2007 发展现代农业，
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		 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2008 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强化农业科技和服务体系基本支撑；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深化农村改革
2009 农业发展，农民增收 扩大内需，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
2010 社会主义新乡村建设 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
2011 农田水利建设 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
2012 农业科技投入 推进“四化同步”发展，强科技保发展、强生产保供给、强民生保稳定，夺取农业好收成，促进农民较快增收
2013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2014 农业现代化 鼓励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家庭经营是基本面
2015 农业现代化 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2016 农业现代化 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推进农村产业融合
2017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加快结构调整步伐，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2018 乡村振兴 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拓展农业生态功能，鼓励工商资本下乡，保障农民利益，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
2019 精准扶贫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图6 2004—2019年中国粮食种植及节能灌溉情况变化

Fig.6 Changes in grain planting and energy-saving irrigation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9

图7 2000—2017年长沙市农村居民家庭调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Fig.7 Schematic diagram of changes in surveyed households'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in suburban Changsha city from 2000 to 2017

4.2 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提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土地政策的实施促使农业走向现代化、产业化，劳作方式和技术引用部分产用现代化机械操作。农业生产早已不再是大城市近郊乡村的唯一产业形式。传统的小农经济开始向多元化产业结构演变。原本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产业格局演变成一二三产并举的态势（表2，图8、图9）。得益于区位的优势，大量生产要素下乡时首先选择在大城市近郊地区集聚，使得乡村生产力在区域腹地空间中最先得以重新布局，进而推进该地区乡村发展模式向传统农业生产型、农业规模生产型和旅游消费服务型兼具的多元并存方式转型。
表2 2000、2005、2010、2015、2017年长沙市农村居民家庭调查户住房与各类收入情况变化一览表

Tab.2 List of changes to surveyed households' housing and various types of income in suburban Changsha city of 2000, 2005, 2010, 2015, 2017

年份 年末人均住房面积（m2） 全年人均总收入（元） 工资性收入（元） 家庭经营收入（元） 农业收入（元） 二、三产业收入（元）
2000 44.13 4 558.39 1 107.30 2 935.69 1 017.52 625.16
2005 49.42↑ 7 395.06↑ 2 082.14↑ 4 456.38↑ 1 239.05↑ 1 123.89↑↑
2010 59.53↑ 14 920.03↑ 5 354.01↑ 7 623.05↑ 2 409.98↑ 2 732.80↑↑
2015 56.47 31 114.24↑ 13 355.44↑ 14 635.79↑ 1 762.50 5 145.09↑↑
2017 59.12↑ 33 912.37↑ 16 708.74↑ 13 990.73 1 663.66 9 220.34↑↑

注：数据来源于长沙市统计年鉴。

图8 2000—2018年全国乡村人口第一产业就业变化情况示意图

Fig.8 Employment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rural population’s primary industry from 2000 to 2018

图9 2000—2017年长沙市农村居民家庭调查户各类人均收入比例变化情况示意图

Fig.9 Schematic diagram of changes surveyed households' proportions of types of per capita income in suburban Changsha city from 2000 to 2017

随着这些大城市近郊乡村的产业发展逐渐融入到城市之中，农民可以在家门口获得大量二三产业的就业机会，拥有了不同于外出城市打工的就地城镇化选项。除了继续选择从事传统农业或外出就近打工的村民外，更多乡村居民选择在村内开发都市农业、发展农旅产业、开办家庭小作坊、组织农作物的规模化种植，亦或是选择在村内的企业或合作组织中就业。至此，乡村居民就业渠道被大大拓展，就业方式也变得日趋多元化。而伴随这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村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进而促发了乡村居住形态从内至外发生显著的变迁，并借由空间形态呈现出来。未来，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城乡生产要素的布局还会不断更新，也必将进一步推动表现在居民“观念世界—日常生活—空间组织”三个维度上乡村居住形态的演化。

4.3 乡村社会网络群体的重组

大城市近郊乡村地区社会网络重组所基于的经济结构转型源于城镇化的作用力。这一力量既引发了乡村各类资源的外溢及其回波，又促发着乡村地区内生动力的爆发与辐射。
陈藻指出我国约两亿农民工中的80%只不过是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而不是家庭式的迁移。他们“钟摆式”“候鸟式”于城乡间往返，却依然把家庭生活的重心留在乡村，而在一来一往中越来越游离于村庄之外，并把原子化倾向从个人延伸到家庭单元，形成村庄中越来越多原子化的个人、原子化的家庭。原有紧密的乡村社会网络空间组织随之一步一步走向分裂、松散[26]。但同时，乡村内家庭作坊（既包括家庭工厂，也涵盖农家乐、民宿等）兴起促使其经济发生转型，并直接引发农民的非农就业，使得原有均质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因经济结构变化而产生分化，进而在乡村居住空间中表征出区隔化特点与趋势[18]。于是，传统型乡村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族制度为手段而建立并维系千年的差序格局在乡村原子化与区隔化中逐渐解体。
与此同时，伴随中国农业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进程加速，回流的农民工和嵌入的“新农人”与本地农民一起形成新的乡村社会群体结构。原来无交集或弱交集的人群因为类似的人生经历、共同的业余爱好、一致的经济利益、相似的人生理想、相近的年龄关联起来，进一步打散血缘道德义务羁束下的差序格局，逐步建立起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理性的簇群式团体格局，进而以此为结节构成乡村现代社会体系的网络结构形式，实现乡村社会从基于血缘向基于地缘、业缘的现代关系网络建构（图10）。
图10 乡村社会结构演变示意图

Fig.10 Trends of rural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4.4 传统文化的弱化与多元文化的冲击

大城市近郊乡村显著的“半城镇化”特征及其社会网络结构的重组使得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降低，地方性共识逐步丧失，传统的村落规范越来越难以约束村民的行为。而原子化的村民关系又进一步使得宗族、地缘、血缘关系弱化，乡村由传统的熟人社会进入半熟人社会[7-8]。随着乡村居民观念、生产生活方式的城镇化，半熟人社会的村落，不仅传统的村落空间逐步衰败，承载精神和灵魂上寄托的场所面临消失的危险，更会导致其传统的宗祠、族谱、家规族训、祭祖、红白喜事等民间仪式也逐渐被淡化、遗失。村民在村落中越来越难以获得乡土意义的寄托和归属[7,19]。寄托“乡愁”的乡村传统文化空间在物质空间和精神意义两个层面上都面临着衰亡的现实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的房屋建设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7]，许多农民住宅出现屋脊用中国传统双龙戏珠装饰构件，但阳台栏杆、装饰柱又采用欧式风格的情况。建筑风格的混杂导致了乡村整体风貌的无序问题。

5 讨论与结论

5.1 结论

在中国乡村步入转型发展的新时段，本文基于乡村振兴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双重战略背景，以大城市近郊乡村地区居住形态为研究对象，选择长沙市近郊乡村地区的10个典型村落为研究样本，运用数理统计与可视化手段，识别该地区乡村居住形态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间所呈现的演变特征。并从国家战略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乡村社会网络重组及多元文化冲击等方面研究乡村居住形态演变的机理。该地区居住形态演变关涉到乡村从文化观念到空间营建转型的多个维度，结果显示：
①高度依赖城市生存的生产近距兼业化。乡村家庭大多依赖住家型劳动力近距离高频流动的方式维持城乡二元兼业模式，并因此呈现出极为显著的就地“半城镇化”阶段特征。同时，乡村发展利好政策的持续加温使得乡村家庭更愿意维持“以代际分工为基础二元兼业”模式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
②面向现代需求的生活方式城镇化。该地区乡村居民拥有更多可能的城乡流动经历或是城市体验，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更容易受到大城市的直接影响。其在经济、文化空间上的消费需求和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已与城市居民越来越相近，与从前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引发乡村不同尺度空间使用的显著变化。
③基于价值输出的产—居空间功能重组化。随着国家相关新乡村政策、产业转移、城市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住宅及院落进入居住与产业的功能重组化阶段，并呈现出以居住型和产居一体型为主要分类方式的多种空间使用模式。
④源于城乡流动的社会网络关系松散化。一是许多以城市资源作为主要发展依靠的村民，对乡村空间单元的心理认知逐步原子化和碎片化。二是村中家庭作坊兴起促使乡村经济发生转型，使得原有均质化的乡村社会结构因经济结构变化而产生分化，进而在乡村居住空间中表征出区隔化特点，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剧了乡村社会网络空间的碎片化。
⑤国家战略转向、产业转型升级、乡村社会网络群体重组和多元文化等因素对乡村居住形态的演变具有显著的影响。其演变呈现出对政策的强依赖性、对产业的高依附性及与社会网络结构的依存性和对文化作用的依托性。

5.2 讨论与展望

针对上述结论，本文认为乡村居住形态伴随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的转型不可避免。探究乡村居住形态的表征和归因极为重要，但同时推测其未来会怎么样更加刻不容缓。然而，中国乡村面大而广，研究所涉及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对所有乡村的居住形态转型趋势进行预判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一些细小的线索寻根溯源，梳理演变脉络，预判这一类型地区乡村居住形态的演变趋势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将进一步加剧乡村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和观念的现代化；②产业转型升级将更显著地改变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空间的功能组织及其表现形式；③农民工回流和“新农人”的加入将使乡村社会形成以基于就业形成的簇群式团体为结节的网络状结构体系。而这些预判也将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提供部分政策制定参考。虽然从长沙近郊乡村样本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有一定的普适性，却仍然存在样本典型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未来全面推进中部范围甚至全国区域内大城市、特大城市近郊乡村居住形态转型的深化研究，将不仅能验证以上结论的可靠性，而且能加大得出更具普适性规律的可能性，从而为该类型地区的发展准确把脉。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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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培林.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J]. 中国社会科学, 1992(5):3-17.

[2]
郑杭生, 杨敏.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6):55-64.

[3]
欧阳国辉, 王轶. 社会转型期农村居住形态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学报, 2011, 34(6):90-94.

[4]
罗震东, 夏璐, 耿磊. 家庭视角乡村人口城镇化迁居决策特征与机制——基于武汉的调研[J]. 城市规划, 2016, 40(7):38-47,56.

[5]
Wang Y, Geng H, Ouyang G H. On Renaissance Mode of Peri-urbanized Rural Areas in the Pattern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With the Case Study of Villages on Both Sides of Huaijiu Road,Fanchang County,Anhui,China[C]. 29th Annual AESOP 2015 Congress. Prague,2015.

[6]
刘盛和, 陈田, 蔡建明. 中国半城市化现象及其研究重点[J]. 地理研究, 2004, 59(S1):101-108.

[7]
欧阳国辉, 王轶. 中国传统村落活态保护方式探讨[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2(7):148-152.

[8]
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9]
[英] 尼克·盖伦特, 梅丽·云蒂, 苏·基德, 等. 乡村规划导论[M]. 闫琳,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10]
M H Johnson. 3 English houses,materiality,and everyday life[J]. Archeological Papers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2015, 26(1):27-39.

[11]
D Maudlin. The Idea of the Cottage in English Architecture,1760-1860[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12]
[法] 马克·布洛赫. 法国农村史[M]. 余中先, 张朋浩,车耳,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3]
吕忠正, 唐建, 吴晓东, 等. 闾阎营造:英格兰风土建筑学术确立进程考[J]. 建筑师, 2019(6):64-76.

[14]
娄永琪. 系统与生活世界理论视点下的长三角农村居住形态[J]. 城市规划学刊, 2005(5):38-43.

[15]
高丽, 李红波, 张小林. 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溯源及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4):660-669.

DOI

[16]
Liu L, Gao X S, Zhuang J X, et al. Evaluating the lifestyle impact of China’s rural housing land consolidation with locational big data:A study of Chengdu[J]. Land Use Policy, 2020, 96(C). doi:10.1016/j.landusepol.2020.104623.

[17]
Wen Y Y, Zhang Z F, Liang D, et al.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i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spatial-temporal patter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Land Use Policy, 2020, 96.doi:10.1016/j.landusepol.2020.104700.

[18]
刘超. 农民居住形态与阶层分化:浙江例证[J]. 重庆社会科学, 2017(3):63-70.

[19]
欧阳国辉, 伍景. 传统村落的“面子”与“里子”——来自衡阳祁东县风石堰镇沙井老屋调研报告[J]. 湖南社会科学, 2019(3):151-171.

[20]
欧阳国辉, 王轶, 黄小兵. 大城市周边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演化及其机理——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J]. 城市问题, 2020(2):13-21.

[21]
R Oranratmanee. Cultural geography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in a cross-cultural context:houses of the Dai ethnic minority in South China[J].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2020(1):67-87.

[22]
关小克, 王秀丽, 张佰林, 等. 不同经济梯度区典型农村居民形态特征识别与调控[J]. 经济地理, 2018, 38(10):190-200.

DOI

[23]
郭炎, 唐鑫磊, 陈昆仑, 等. 武汉市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影响特征[J]. 经济地理, 2018, 38(10):180-189.

DOI

[24]
吴业苗. 农民消费空间转向及其对“人的城镇化”作用[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3(6):20-29.

[25]
黄莘绒, 李红波, 胡昊宇. 乡村居民消费空间的特征及其影响机制:以南京“五朵金花”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8, 37(4):162-167.

[26]
陈藻. 我国农民工“半城镇化”问题研究——以成都市为例[M].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

[27]
谢超. 基于时代性与地方性的乡村居住空间形态及营建策略探讨——以湖北三个乡村的营建为例[J]. 南方建筑, 2017(4):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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