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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5: 103 - 11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5.012

Evolution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After 2000

  • HAN Zenglin , 1, 2 ,
  • LI Xin 2 ,
  • PENG Fei , 1, ※ ,
  • YANG Xin 1 ,
  • YUAN Yingying 2
Expand
  • 1. Marine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Liaoning，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Sciences，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 116029，Liaoni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3-31

  Revised date: 2021-02-2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Abstract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cultural trad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world trade pattern. Based on the data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at important time nodes from 2000 to 2017 by the means of network analysis software and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1) Affected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the scale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showed a trend of fluctuating growth after 2000,bu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was good. Top-three countries of the cultural trade volume were the United States,the United Kingdom and Germany respectively,and the cultural trade volume of China ha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2) Overall,the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density was higher and presented the dense trend. the cultural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ies was close. The network development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bvious small cosmopolitan,scale-free and significant polarization. 3) The three central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had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The important node countries were changing steadily,and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untries at the core of the network and the countries with strong intermediary capacity. 4) The core-edge structure of the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was obvious,the core countries were mainly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and Japan), the number of peripheral countries was gradually reduced,the whole cultural trade network was more closely linked. 5) The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communities were clearly divided,and there was an evolutionary feature of integration and division among the communities,and the spatial continuity and segmentation coexist.

Key words： global cultural trade; complex network analysis;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core-edge structure; global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HAN Zenglin , LI Xin , PENG Fei , YANG Xin , YUAN Yingying . Evolution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After 2000[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5) : 103 -11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5.012

文化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根基，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趋势不断加强[1]。文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和价值观念的“传送带”，具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20世纪末以来，世界文化产业的年平均增速高达7%[2]，文化产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战略重点[3]，因而文化贸易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文化强国”和“文化自信”的提出体现了文化建设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时代课题。2017年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为971.2亿美元，同比增长10.2%，发展势头较好，表现为贸易顺差，但文化服务贸易总额体量小，为293.9亿美元，且贸易逆差现象严重[4]。这与中国所拥有的深厚文化底蕴不匹配，对国家形象的提升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有一定影响，对国家和平崛起响应不足。因而中国在世界文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亟需展开研究。
Frey等最早对文化贸易展开研究，但其是以心理学视角探讨，并没有涉及文化贸易本身[5]。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以文化和经济视角探究文化贸易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中Felbermayr引用欧洲歌唱大赛的双边评分数据探讨了文化邻近性对贸易的影响[6]；Takara等证实文化熟悉性有利于促进文化商品贸易[7]。Tadesse B认为贸易成本会随文化距离的增加而增加，但移民存量的增加会使其下降[8]。此外，一些学者考虑到文化多样性与同质化问题，从“文化例外”的角度对文化贸易展开研究[9-10]。国内学者对文化贸易的研究多集中在概念内涵解析、基础理论探究、影响因素分析和竞争力研究等方面，涵盖了国家、地区、城市等多个尺度。概念内涵解析方面，相关学者和政府机构众说纷纭，没有形成一致性的概念界定，但均突出强调文化贸易的双重属性[11⇓-13]。理论探究方面，主要是从经济视角分析贸易经典理论的适用性[14-15]和从文化视角提出“文化交流理论”[16]和“文化互补理论”[17]等。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侧重以经济、意识形态、地理等不同视角，采用定量实证分析与逻辑推理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展开研究[18-19]。贾晓朋等基于地理学视角对中国文化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贸易规模、产业结构和经济规模是重要影响因素[20]。另有学者通过构建模型体系等方法，研究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对文化贸易的影响[21⇓-23]。竞争力研究方面，主要是基于“钻石模型”等方法，通过显示性指标或分析性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文化贸易竞争力进行分析测定[24⇓-26]。方英等发现中国的手工艺品、视觉艺术品和新媒体等文化产品出口具有竞争优势，拥有核心内容的影视、音乐和出版物等文化产品出口竞争力较弱[27]。
综合来看，文化贸易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由于国内外学者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其研究存在差异。国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发达国家文化贸易研究[28⇓-30]，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相对较少；国内学者侧重于研究中国文化产业发展[31⇓⇓-34]以及与中国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基于全球尺度对文化贸易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35]。另外，文化贸易的研究视角多为经济和文化视角，以地理学视角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地理学基于时间序列，以空间为载体对分析全球文化贸易重心的区位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全球文化贸易数据，选取重要时间节点，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以地理学视角描绘全球195个国家的文化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时空演变格局。从而正确认识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刻画中国在全球文化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明确未来中国文化贸易的重点合作国家及潜在贸易伙伴，探寻中国文化贸易发展路径，以期为中国文化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和参考借鉴。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根据HS编码制度，选取HS编码为37、49和97三类文化产品为研究商品，其代表核心文化硬件产品和文化软件产品[36]。其中37代表摄影和录像产品；49代表书籍、报纸、图画以及其他印刷业产品；97代表艺术品、收藏品和古董。在文化贸易中，国家通过出口和进口两种方式参与其中，因此将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品进口量和出口量之和称为其文化贸易总额。
数据统计发现（图1）：2000—2017年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这三类文化产品的贸易总额呈现波动增长态势，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文化贸易额急剧下滑，而后全球文化贸易出现缓慢回暖现象。采取重要节点的原则，本文选取3个重要时间节点数据对全球195个国家的文化贸易展开研究，即2000年作为初始研究年份；2008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最大，故将其作为第二个重要时间节点；2017年是在数据收集阶段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能反映研究时段内全球文化贸易的最新境况，故将其作为又一重要时间节点。
图1 2000—2017全球文化贸易总额变化

Fig.1 Changes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volume in 2000-2017

1.2 研究方法

借鉴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以国家为网络节点，国家间的文化产品贸易总额为边权重，构建加权无向全球文化贸易网络。

1.2.1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表征网络中各节点间相互连边的密集程度，定义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边数与理论上最多可能存在的边数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d G = 2 L N N - 1
式中： d G表示无向整体网络的密度；N表示网络节点数；L表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边数。网络密度取值范围是[0,1]，值越接近1表示整体网络密度越大，各国间贸易联系越紧密；值越接近0表示整体网络密度越小，各国间贸易往来越少。

1.2.2 网络中心性模型

①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度中心性是测量网络中一个节点与所有其他节点相联系程度的重要指标，用节点的度的大小来衡量。节点度中心性的值越大，表明国家间发生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越大。计算公式为：
C D i = ∑ j = 1 n X i j X ≠ j n - 1
式中：CD表示度中心性；i表示与其他节点的关联数；n为节点的可能连接数。
②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接近中心性是衡量节点相互连接难易程度的指标，定义为节点到其他所有节点最短路径之和的倒数乘以其他节点数。节点的接近度越大，表明其在网络中越居于中心位置。计算公式为：
C C i = N - 1 ∑ j = 1 ; j ≠ i N d i j
式中：CC表示接近中心性；dij表示节点i和j之间的最短路径数；N表示节点个数。
③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性是衡量节点居于网络中心程度的指标，测量网络中所有最短路径中经过该点的数量比例。节点的中介中心性越大，表明该节点越位于网络中心，控制网络的能力越强。计算公式为：
C B i = ∑ j = 1 ; k = 1 ; j ≠ k ≠ i N N j k i N j k
式中：CB表示中介中心性；Njk表示节点Vj和Vk之间的最短路径条数； N j k i表示节点Vj和Vk之间的最短路径经过节点Vi的条数。

1.2.3 社区发现算法

社区发现法（Community Detection）：根据国家间的实际贸易额，采用模块化算法[37]识别贸易网络中的社团结构。即以国家为网络节点，国家间贸易联系为边，国家间贸易额为贸易网络边的权重[38-39]。计算公式为：
Q = 1 2 m ∑ i , j A i j - k i k j 2 m δ c i , c j
式中：Q为模块度，Q值越高意味组团划分效果越优；Aij为i、j国的贸易流量；ki、kj分别为与i、j国相连的所有贸易量之和；ci、cj表示i、j国的社区指数，δ（ci，cj）表示i、j国是否在同一个社区中；m表示整个网络的贸易流量总和。

2 结果与分析

2.1 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格局的时空演化

2.1.1 全球文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家参与度逐渐提高

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发生了较大变化，从2000年的983.14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 300.25亿美元，增长率达32.25%。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排名前十的国家（表1）稳中有变，以欧美国家为主，少数为亚洲国家，非洲、大洋洲、南美洲国家并未上榜，其中美、英、德始终位列前三甲。2017年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化贸易总额分别是242.60亿美元、146.85亿美元和114.59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的38.76%。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2000年排名第13，到2017年排名上升到第4，贸易额由18.31亿美元增加到95.28亿美元，贸易额增长明显，可见，中国文化符号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强。排名前10的国家在全球文化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00年的74.38%下降到2008年的69.68%，而后又上升到2017年的71%，表明全球文化贸易极化现象仍然严重，但略有缓减，各国家的参与度逐渐提高。
表1 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总额排名前10的国家

Tab.1 Top 10 countries with global cultural trade volume in 2000-2017

排名 2000 2008 2017
1 美国 美国 美国
2 英国 英国 英国
3 德国 德国 德国
4 法国 法国 中国
5 日本 瑞士 瑞士
6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7 瑞士 日本 日本
8 比利时 加拿大 荷兰
9 荷兰 比利时 加拿大
10 意大利 荷兰 比利时
2000年美英间文化贸易额位居首位，为51.80亿美元，紧跟其后的是美国与加拿大间和美日间的贸易，贸易额分别为40.20亿美元和23.28亿美元；2008年美英间文化贸易额以66.17亿美元仍居首位，排名第二的是美国和加拿大间的贸易，贸易额为50.13亿美元，排名第三的是英国和瑞士的文化贸易，此时美中间的贸易额排名第四；2017年仍是美英间的文化贸易额最多，为53.38亿美元，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美中间和美加间的贸易。说明欧美国家是文化贸易的主体，中国和日本在文化贸易中表现得越来越活跃。

2.1.2 文化贸易空间格局不均衡，地域集中度高

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呈现出以欧美为主的双核心结构逐渐向以欧美亚为主的三足鼎立格局转变（图2）。2000年，美、英、德等少数国家加权度较高，在文化贸易网络中占核心地位，亚洲、非洲、南美洲及大洋洲多数国家加权度很低，文化贸易网络空间不均衡性显著。2008年这种网络空间格局继续强化，欧美发达国家仍是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的核心，在文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此时中国的加权度逐渐提高。2017年以中日为代表的东亚地区开始崛起，在网络中作用逐渐凸显，整个网络呈现出向欧美亚三足鼎立格局发展的势头。
图2 2000、2008和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空间格局

Fig.2 Spatial pattern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in 2000，2008 and 2017

总体来说，全球文化贸易呈现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空间布局不平衡的格局。由于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文化产业和贸易存在内在的“地理纬度”，即文化产业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很大差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们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才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属于中高档消费品，需求收入弹性较高。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因而文化产品的需求也相对较大。此外欧美发达国家率先完成工业化进程，第三产业成为其经济发展的动力，借助信息化、网络化手段，发达国家第三产业进一步升级，文化产业成为其产业升级的表现，发展相对成熟，形成一定的规模经济，使其在全球文化贸易中扮演主导角色。

2.2 整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小世界性和无标度特征明显

2.2.1 网络规模

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统计特征量呈现出波动变化特征，总体上网络规模逐渐扩大，网络密度有所提升，国家间相互联系不断加强。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孤立节点数由9个减少到3个；边数由4 708条增加到6 049条，增加了0.3倍；网络密度由0.249增长到0.32；节点平均度由48.287增加到62.041；平均加权度由505 418 237.43增长到668 991 111.33（表2）。可见整体网络连接数量增加，网络规模不断扩大，国家间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但相较于2017年，2008年贸易网络统计特征量各项指标都较高，表明金融危机对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的发展有一定负面影响。
表2 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统计特征量

Tab.2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in 2000-2017

年份 孤立节点 边 平均度 网络密度 平均加权度
2000 9 4 708 48.287 0.249 505 418 237.43
2008 4 6 939 71.169 0.367 826 309 585.31
2017 3 6 049 62.041 0.32 668 991 111.33

2.2.2 小世界性和无标度特征

基于Gephi软件，以节点数为195，连线概率为0.05生成随机网络，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为0.044，平均路径长度为2.572。与同等规模随机网络相比，全球文化贸易网络具有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较大的集聚系数，是发育典型的小世界性（表3）。2000—2017年文化贸易网络的平均集聚系数由0.798增加到0.812，表明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空间集聚进一步加强，且平均聚类系数均大于同等规模的随机网络，表现出较强的网络凝聚力。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由1.743减少到1.677，均低于同等规模的随机网络，说明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的可达性不断提升，意味着国家间的文化贸易往来越来越密切，具有较好的网络通达性。
表3 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小世界性统计指标

Tab.3 Statistical indicators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in 2000-2017

统计特征 2000 2008 2017
平均聚类系数 0.798 0.791 0.812
平均路径长度 1.743 1.618 1.677
对全球文化贸易网络节点加权度分布进行幂函数拟合，统计得到加权度累积分布概率图（图3），其中，2000年拟合方程：y=72.429x-0.311，R2=0.8193；2008年拟合方程：y=179.13x-0.347，R2=0.8429；2017年拟合方程：y=118.15x-0.33，R2=0.8243，均表现得较为显著。从图3可以看出，全球文化贸易网络节点加权度累计概率分布形态符合幂律分布，即少数节点加权度很高，大多数节点加权度都很低，符合网络的无标度特征，表明全球文化贸易网络被少数国家控制。
图3 2000、2008和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节点加权度累计概率分布

Fig.3 Cumulativ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node weighting in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in 2000，2008 and 2017

2.3 文化贸易网络两极分化明显，欧美国家占主导

全球文化贸易网络两极分化明显，欧美国家掌握全球文化贸易话语权。运用Ucinet和Gephi测算出2000、2008和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的节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并统计出排名前十的节点国家（表4）。
表4 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中心性指标排名前10的国家

Tab.4 Top 10 countries in centrality index of the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in 2000-2017

年份 国家 度中
心性		 国家 接近
中心性		 国家 中介
中心性
2000 美国 2.031 美国 0.934 美国 0.080
英国 1.324 英国 0.930 英国 0.054
德国 0.844 法国 0.911 法国 0.044
法国 0.653 比利时 0.869 加拿大 0.037
日本 0.579 荷兰 0.869 荷兰 0.033
加拿大 0.466 加拿大 0.860 比利时 0.033
瑞士 0.413 德国 0.833 澳大利亚 0.032
比利时 0.380 澳大利亚 0.808 德国 0.028
荷兰 0.314 瑞士 0.794 意大利 0.021
意大利 0.272 意大利 0.791 日本 0.019
2008 美国 2.114 美国 0.960 美国 0.029
英国 1.568 英国 0.960 英国 0.028
德国 1.125 德国 0.941 瑞士 0.025
法国 0.788 瑞士 0.941 中国 0.025
瑞士 0.650 中国 0.941 法国 0.024
中国 0.563 法国 0.936 西班牙 0.023
日本 0.503 比利时 0.927 德国 0.022
加拿大 0.481 西班牙 0.922 比利时 0.022
比利时 0.479 加拿大 0.918 加拿大 0.021
荷兰 0.456 荷兰 0.900 荷兰 0.019
2017 美国 2.342 法国 0.960 美国 0.044
英国 1.418 英国 0.950 法国 0.043
德国 1.106 美国 0.936 英国 0.039
中国 0.920 荷兰 0.936 中国 0.036
瑞士 0.666 加拿大 0.927 荷兰 0.035
法国 0.659 比利时 0.910 加拿大 0.033
日本 0.643 中国 0.905 韩国 0.029
荷兰 0.460 韩国 0.893 比利时 0.029
加拿大 0.374 瑞士 0.868 瑞士 0.021
比利时 0.325 奥地利 0.853 西班牙 0.021
根据节点度中心性可知，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中核心节点国家变化较小，是以欧美国家为主，亚洲国家占少数。美、英、德一直占据节点度中心性排名前三甲，核心地位保持不变。其中，美国的度中心性绝对值从2000年的2.031增加到2017年的2.342，其核心地位进一步增强，在全球文化贸易中的重要性有上升趋势。中国的度中心性排名有明显提升，从2000年的13名上升到2017年的第4名，表明中国在全球文化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作用不断增强。
节点接近中心性排名前10的国家中欧美国家占绝大多数，表明欧美国家间文化贸易活动频繁，贸易联系密切，在贸易中处于中心位置，在网络中空间可达性较好。美国的接近中心性排名有所下降，表明其在整个网络中的支配作用有一定的减弱。中国的接近中心性绝对值由2000年的0.76增加到2017年的0.905，排名由2000年的第14名上升到2017年的第7名，说明中国在全球文化贸易中的影响力逐渐提高。此外，韩国的接近中心性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排名由2000年的第15名上升到2017年的第8名。日本的接近中心性排名较低，一直处于10名以外。
中介中心性排名前10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地区，以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为代表的欧洲地区，以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呈现“三足鼎立”的非均衡格局。具体来看，2000、2008和2017年中介中心性排名居首位的均为美国，说明美国的“中介”能力出众，在网络中拥有绝对的控制能力，是全球文化贸易网络中的领导者。中国的中介中心性绝对值逐渐上升，由2000年的0.017增加到2017年的0.036，排名从10名以外逐渐上升至第4，表明中国在整个网络中的控制能力不断增强。韩国的中介中心性排名也有了明显提升，从2000年的第11名上升到2017年的第7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中介中心排名有所下滑，由2000年的第10变成2017年的第12，说明日本在全球文化贸易网络中的控制能力有下降趋势，影响力减弱。

2.4 文化贸易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显著，美国始终占据绝对核心

运用Pajek块模型分析中的层次聚类算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根据加权度中心性值（Weighted Degree，即该国的文化贸易总额）将全球文化贸易网络划分为4个层级，结果显示（图4），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呈现出由单核心结构向双核心结构发育的特征，等级层次性明显。
图4 2000、2008和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等级层次结构

Fig.4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in 2000，2008 and 2017

2000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形成以美国为单核心的圈层结构，其文化贸易额为204.12亿美元，在整个文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第二层级包括英国和加拿大两国，第三层级由西欧7国（德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北美的墨西哥和东亚的日本组成，第四层级由瑞典、俄罗斯、中国、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183个国家构成。2008年形成以美国、英国为双核心的圈层结构，其文化贸易额分别为271.33亿美元、201.29亿美元。第二层级变化较大，国家数量增加到6个，包括德国、瑞士、法国、加拿大、中国和日本，特别是中国从第四层级上升到第二层级。第三层级数量增加到14个，原来位居第四层级的瑞典、俄罗斯、奥地利、新加坡、韩国、南非等国家上升到第三层级。第四层级国家数量减少到173个。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继续保持以美国、英国为双核心的圈层结构，第二层级规模缩小，德国、法国、瑞士退居第三层级，其余三国仍然位居第二层级，第三层级和第四层级变化较小。
从图4可以发现，全球文化贸易网络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层级结构，可以划分为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其中将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国家作为核心国，第三层级的国家作为半边缘国家，第四层级的国家作为边缘国家。2000—2017年文化贸易网络中核心国数目由2000年的3个增加到2017年的5个，核心区域主要是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地区，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地区和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核心国家对全球文化贸易联系和发展起引领和带动作用；半边缘国家的数量由9个增加到13个，主要是部分欧洲国家，以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亚洲国家；边缘国家的数量在逐渐减少，表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贸易网络联系不断加深。

2.5 文化贸易网络社团划分显著，空间连续性与跳跃性并存

根据国家间文化贸易网络关系，采用社区发现算法对全球文化贸易网络进行社团结构划分。研究结果发现（图5），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社团划分明显，时间序列上社团间存在整合分裂的演化过程，空间尺度上社团划分呈现出大洲内部空间相对连续性和全球范围空间分割跳跃性的特征。
图5 2000、2008和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社团分布图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2948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5 Association distribution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in 2000，2008 and 2017

2000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主要划分为4个社团，分别是美亚太社团、西欧中北非社团、南非社团和北欧社团。其中规模最大的社团是美亚太社团，以美国为绝对核心共105个国家，范围广阔遍布南北美洲、亚洲、大洋洲、东欧以及少数非洲国家；第二社团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等西欧国家和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尼日尔、中非、刚果（金）等中北非国家；南非社团是以南非为核心的非洲南部国家，规模较小共10个国家；北欧社团包括挪威、瑞典、芬兰、冰岛等9个国家。2008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社团划分出现了较大变动，主要由于一些新兴国家不断成长壮大，传统大国的凝聚力有所下降所致。具体地，美亚太社团规模缩小，以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为主的11个国家从中分裂出去形成一个新社团，部分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国家从中分离形成新社团。原有第二社团规模明显扩大成为欧非社团，俄罗斯、蒙古等国并入其中，北欧社团消失与其实现整合，欧非社团包括85个国家成为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社团。南非社团比较稳定，无太大变化。2017年社团划分整合分裂明显，主要表现为，南美西海岸社团、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又并入到美亚太社团中，使其成为包含79个国家的最大社团；欧非社团规模大大缩小，主要包括西欧、北非和部分西亚国家；原有南非社团向北部延伸，范围扩大显著；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从欧非社团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社团中东欧社团。
文化产品是典型的异质产品，使得文化贸易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折扣”现象。即贸易双方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使一国文化产品在其他国家难以被消费者认同，导致其产品价值降低或无法体现。反之，文化基因相似、政治经济相近的国家容易接受、欣赏对方的文化产品，文化贸易往来比较频繁。地理位置邻近的国家，其文化相似性较高，对对方文化产品的接受度也越高。因而，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社团划分在大洲内部呈现出相对连续性的特征。文化贸易网络社团划分与文化区分类并不一致，这受文化贸易特殊性的影响。文化贸易既受文化背景、审美价值等的影响，也涉及经济问题。受消费结构和路径依赖性影响，即使贸易双方文化背景差异较大，但若双方在其他领域已形成贸易渠道和消费圈，那么彼此间的文化贸易联系也会加强。

2.6 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演化阶段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分析2000年以来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的演化过程与特征，得出以下结论：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演化以2008年为拐点划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图6）：
图6 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演化阶段与影响因素

Fig.6 Evolutionary stag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lobal cultural trade network

第一个时期：2000—2008年，全球文化贸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是知识信息时代的快速到来，以知识、文化等为主的国家软实力受到政府重视，各国均积极生产、发展本国文化产品，并出台相关政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文化贸易的热潮，如中国于2003年出台《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日韩等国更是提出文化立国。由于文化产品是富有弹性的高档消费品，需要一定的文化消费资本积累，而欧美国家率先完成产业转型，消费结构实现升级，文化贸易市场广阔，这使得全球文化贸易呈现出以少数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格局。但文化贸易的经济贡献愈发凸显，各国均意识到文化发展的巨大潜力，纷纷挖掘本国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国家文化产业，以提升本土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此外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文化多样性公约》，保护文化多样性并使“文化例外”合法化，从文化安全层面助力文化贸易的发展，将全球文化贸易不断向前推进。
第二个时期：2009—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经历了从发展受制阶段到恢复回暖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文化贸易受到全球经济系统性风险的威胁，市场需求萎缩，这更加促使全球范围内文化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文化贸易壁垒升级致使其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打击，2009年全球文化贸易出现负增长，其发展进入停滞阶段。后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均在调整产业结构，探寻新出路以恢复经济发展。相较于消耗大、产出低的传统货物贸易，文化产品边际成本极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和消费上瘾特性，这使得文化产业凭借其能耗低、附加值高、辐射范围广等优势逐渐恢复发展。同时，文化与科技融合程度进一步增强，例如出版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科技成为文化发展的助推器，文化新业态不断崛起发展，信息技术的进步使文化产品的输出突破了地理限制，文化贸易实现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结合，线上与线下的交融，拥有更多潜在的消费者，从而推动全球文化贸易回暖发展。
然而世界各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国际文化贸易的竞争，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各国对相关协定适用性理解的偏差和文化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愈发隐秘，使得文化贸易的发展将伴随更多更复杂的不确定性因素。但不可否认，文化贸易发展潜力巨大，在未来其必定会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利用2000—2017年全球195个国家间的文化产品贸易数据，基于复杂网络方法，构建了加权无向文化贸易网络模型，从时空演变格局、拓扑结构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及社团划分等方面对全球文化贸易网络进行了探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全球文化贸易时空演化特征：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欧美国家始终占支配地位，少数亚洲国家的竞争力凸显，贸易极化现象仍然严重。空间格局发展不均衡，文化贸易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呈现出以欧美为主的双核心结构逐渐向欧美亚三足鼎立格局转变。
第二，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结构演化特征：①全球文化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网络日益稠密化；节点平均度增加，国家间联系更加频繁。②小世界性和无标度特征明显，网络凝聚力和通达性较好。3个中心性指标存在明显的分异，欧美东亚国家是主要枢纽国家，整个文化贸易网络被少数核心国家控制，遵循“二八定律”。③全球文化贸易网络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欧美国家和东亚国家是主要核心国家。其中，美国是整个网络中的绝对核心国家；中国核心度显著提升，从边缘国家变成核心国，在网络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强。④文化贸易网络社团演化在时间上整合分裂显著，在空间上连续性和分割跳跃性并存。美洲、亚洲和大洋洲国家社团划分空间连续性较强，欧洲和非洲国家社团划分空间连贯性较差，破碎分割特征显著。
第三，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演化阶段的影响因素：2000—2017年全球文化贸易经历了初步发展和发展受制阶段，现在正处于恢复回暖阶段。2000—2008年全球文化贸易受国家政策、产业转型、文化资源挖掘等影响，获得初步发展；2009—2017年文化贸易发展前期受金融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发展受制，之后在产业结构升级、文化与科技融合等因素的推动下逐渐恢复回暖。
全球文化贸易格局明确地表征出中国地位在不断提升，但与核心国美国仍有一定差距。当前中国文化贸易的重心主要分布在欧美和东亚，与其他地区的国家贸易联系较少，中国应加强与中亚、西亚、非洲等地区的文化交流，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从而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3.2 讨论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不仅体现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也为文化的传播、交流提供了机遇，推动文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配置，促进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文化贸易作为文化全球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对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影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国家间经济实力的悬殊，使得各国在文化贸易中的影响力大相径庭，部分核心国家有意识地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渗透，这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主权构成极大的威胁，严重冲击着边缘国家本土文化，进而威胁其国家文化安全。因此，认清全球文化贸易格局对于维护自身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各国应以自身厚重的文化底蕴为基础，在国际文化贸易中不断提高自身文化影响力，同时尊重其他国家本土文化，努力构建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秩序。
本文仅基于全球文化产品贸易数据对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演化格局展开研究，关于文化贸易网络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今后将考虑对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时空演化背后的规律、机理进行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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