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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0 , Vol. 40 >Issue 5: 155 - 16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5.017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Agglomeration Types and the Dynamics of New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 ZHANG Yan , 1 ,
  • HU Zhiqiang , 1, 2, ※ ,
  • MIAO Changhong 1, 2
Expand
  • 1.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n Yellow River Civilization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China
  • 2.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He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7-04

  Revised date: 2020-02-23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7

Fold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ynamic changes of new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cities from 1999 to 2007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w enterprise entry and survival. Further,the econometric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agglomeration types and new enterprise dynamics. The study foun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New enterprises in Hubei and Anhui have a large scale of new enterprise entry,while those in Jiangxi and Henan have obvious improvemen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intensive and capital-intensive new enterprises are similar,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technology-intensive new enterprises is higher,mainly distributed in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From 1999 to 2007,the average survival rat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different intensive new enterprises has greatly improved;among them,the survival rate of new enterprises in Hena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1999,while the survival rates of Shanxi,Hubei,Hunan,Anhui and Jiangxi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2007. 2) Different types of agglomeration can promote the entry and survival of new enterprises,bu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versity and related diversity on the entry and survival of new enterprises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speci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industry types,specialization,diversity and related diversity have a greater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try of technology-intensive new enterprises than non-technology-intensive new enterprises,and the related diversity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survival of new technology-intensive enterprises. 3) In the process of undertaking the transfer of industries,the central region should actively introduce new industries with development potential according to regional endowments and increase the level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iversity.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election of new enterprises on the ba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focus on introducing or developing industri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relevance to local technology. For new enterprises with high technology intensity,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effects of industrial diversity and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on enterprise entry and survival.

Key words： specialization; diversity; new enterprises entry; new enterprises survival; industrial transfer; agglomeration economy;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echnology linkages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Yan , HU Zhiqiang , MIAO Changhong .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Agglomeration Types and the Dynamics of New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Reg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5) : 155 -16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5.017

新世纪以来，随着东部沿海人口红利削弱、要素成本上升和环境管制力度的加强，大批制造业开始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1-2]。中部地区作为中国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腰板”，成为此次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新企业数量增长较快。2000年，中部地区制造业产值占全国比重为14.0%，至2016年上升到22%，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全国占比则由2000的17.5%增长至2016的26.6%。但是，中部地区发展条件和禀赋的差异使不同区域承接转移产业的能力和规模悬殊明显。而且，受政绩考核的影响，地方政府往往关注引入产业的数量而忽视新企业与本地企业的联系，转移企业嵌入不足所形成的“飞地经济”“松脚型嵌入”现象导致落地新企业存在高退出率、低成活率以及发展效益低下等问题。所以，面对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如何能“引得来”，同时“留得住”将是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面临的关键问题。
新企业动态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也是分析区域产业分布格局与变化的微观视角[3]。国内外不少学者经过研究发现：新企业数量在空间上有极大的不平衡性[4-5]，不同地区新企业的“存活率”[6]和发展绩效[7]也有很大差异。从影响因素看，已有文献从不同层面对新企业动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包括微观层面上的企业家特征（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8]、企业属性（规模、所有制等）[9]，认为企业家特征及企业属性差异会导致不同的企业区位分布特点。宏观尺度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全球联系、市场规模、劳动力供给和区域可达性等[10⇓⇓-13]。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文献开始关注区域经济环境，尤其是集聚经济对新企业动态的影响，并按照集聚外部性是否来自于同一产业将集聚进一步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性集聚[5,14]，还有学者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理论，在多样性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技术关联与新企业进入和生存的关系，认为新企业在高技术关联水平的区域具有更高的进入率和成活率[5-6,15]。
综上可知，新企业的动态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仍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探讨：从研究内容看，已有研究虽已涉及集聚经济对新企业动态的影响，但往往只关注到某一种集聚类型或企业动态的某一方面[5,16]，对不同集聚类型与新企业动态关系的系统论述还有待加强，考虑到不同集聚类型会因为外部性差异而对新企业动态产生差异化影响，因此有必要从不同集聚类型角度做进一步研究。从研究区域看，已有文献对中部地区的关注明显不足，中部地区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新企业进入及其发展变化又是区域承接转移产业的重要表现形式，深入考察不同集聚类型与中部新企业动态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中部地区的新企业动态的空间特点是什么?不同产业集聚类型在新企业动态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作用?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以中部87个城市（包括79个地级市，2个自治州，6个省直管县级单位）为研究区域，从新企业进入、新企业生存两个角度刻画中部地区新企业动态的空间特征，并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不同集聚经济类型与新企业动态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中部地区在新一轮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提高新企业承接规模和承接实效提供决策依据。

1 理论框架

1.1 专业化、多样性与新企业动态

根据集聚经济理论，产业空间集中能够为集聚产业带来诸多好处，包括共享劳动力、中间投入与服务和市场信息，进而降低生产成本，而且地理距离邻近有利于面对面交流，促进隐性知识传播和创新水平提高，而这被认为是影响新企业动态变化的重要因素[17]。随着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学术界根据集聚外部性是否来源于同一产业可将集聚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性集聚，分别对应于马歇尔外部性（Marshall）和雅各布斯外部性（Jacobs）。马歇尔外部性强调外部性溢出主要来自相同产业的专业化集聚，相同产业集中有利于企业之间共享劳动力和中间投入，提高技术外溢，进而有利于新企业的本土嵌入，促进区域新企业的进入和生存[18]。而且，对于一个新企业而言，相同产业集中可以使企业更快地融入区域已有生产体系，降低生产风险和成本。雅各布斯外部性则强调技术外溢更多地来自不同产业的多样化集聚，多样产业空间集中有利于企业间的跨界合作与交流，提高技术溢出水平[19]。所以，对于新企业而言，多样的产业环境可以为不同企业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提高新企业进入率，新企业也能在企业间技术外溢的作用下实现稳定健康发展。

1.2 相关多样性与新企业动态

随着演化经济地理学发展，集聚经济理论的相关论述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以Porter和Frenken为代表的演化经济地理学者认为，雅各布斯外部性关于多样化有利于技术溢出的表述仍然不够精确，过于多样的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会因为没有任何交集而不能产生技术外溢，并据此将多样性集聚进一步区分为相关多样性和非相关多样性，并以技术关联来测度相关多样性，强调存在技术关联才是多样性集聚产生正外部性的重要条件[20-21]。简而言之，区域新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会受到原有产业基础的影响，是一个路径依赖的过程。首先，技术关联可以强化新企业与区域已有产业的投入产出联系；其次，技术关联产业的“认知距离”更近，可以产生更强的有利于新企业发展的技术外溢[22-23]。所以，与本地技术关联较高的新企业会更容易进入，存活率更高且成长更快，与本地技术关联较弱的新企业往往成长更慢，而且衰退、退出的风险也更高。

1.3 集聚经济与新企业动态关系的产业异质性

不同类型行业有着各自的要素指向特征，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多地依赖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的需求会相对更高。从不同集聚类型角度，多样性集聚的产业类型多样，有利于不同产业跨界交流合作，进而形成更强的技术外溢；专业化集聚中单一产业的集中不仅有利于共享劳动力、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还能促进产业内技术溢出。而相关多样性及其内在的技术关联更是集聚产业形成技术溢出的重要条件[24]。所以，不同集聚经济类型对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进入及生存的正向作用可能会比非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相对更强。

2 概念界定与数据来源

2.1 不同集聚类型

产业集聚是指产业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聚集。马歇尔[18]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进一步将集聚描述为两种类型：单一产业群居和多产业杂居，学术界将两种类型进一步界定为专业化和多样性，专业化集聚的外部性来自相同产业，多样性集聚的外部性来自不同产业。随着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Porter和Frenken[20-21]等学者提出多样性集聚能够产生外部性的重要条件是多样产业间存在关联性，并据此给出了相关多样性和非相关多样性的概念。本文据此以外部性差异为切入点，将产业集聚进一步分为专业化集聚、多样性集聚、非相关多样性集聚等不同类型。

2.2 新企业动态

已有文献大多将企业动态定义为企业进入、退出、迁移、成长和衰退的过程[25]。结合本研究的目标与科学问题，本文以新企业进入与存活来表征中部地区的新企业动态。其中，将t-1年不存在，而t年存在的企业定义为新企业 ① ，据此得到了本研究中1999—2007年的新企业，以地市层面从业人员数汇总表示新企业进入规模。以t年新企业在t+1年是否存活来表征新企业的生存水平，以t年新企业在t+1年的平均存活率表征区域新企业生存水平，具体计算方法为区域在t+1年存活的新企业数比上t年新企业总数。

2.3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采用的中部地区制造业数据主要来自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使用前本文已对数据进行了必要的处理，包括剔除异常值、统一行业分类至2002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GB/T4754-2002）等。

3 中部地区的新企业动态特征

本研究首先从制造业整体分析中部地区新企业动态的空间特征。同时根据已有文献[26]，按照产业的要素指向将制造业进一步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考察不同产业类型新企业的动态特征。

3.1 新企业进入的空间分布特征

首先，1999—2007年，中部地区新企业进入规模整体呈下降态势，从业人数最低梯度值由1999年的0~5 552人降至2007年的0~4 643人（1999和2007年神农架林区无新企业进入），从业人数最高梯度值由1999年的31 212~69 805人降至2007年的28 825~47 034人。其次，中部地区新企业进入规模的空间特征变化较大。1999年，新企业进入规模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长江沿线的湖北、安徽中部、湖南的岳阳、长沙、株洲、衡阳等地，其他区域新企业进入规模整体较低。2007年，高值核心区由湖北转向河南和江西，其他新企业进入水平较高城市更多地呈零星分布态势，如蚌埠、合肥、安庆、黄冈、岳阳、衡阳等，新企业从业人员数均在3万以上（图1）。
图1 1999、2007年中部地区新企业规模空间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cale of new enterprises in the midlands in 1999 and 2007

从不同产业类型看：①中部地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新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由集中趋向分散。1999年，劳动密集型新企业规模较大地区主要集中于长江沿线，如湖北、湖南、安徽等城市，资本密集型新产业主要分布于湖北（武汉、天门、宜昌、荆州、荆门）、湖南的岳阳以及江西的九江。至2007年，劳动和资本密集型新企业的分布趋向均衡，河南、江西等地的劳动密集型新企业的规模同样有了明显提高，资本密集型新企业向山西、河南、江西、湖南等地转移（图2a、2b、2c、2d）。②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空间特征呈高度集中的态势，区域差异明显。1999年，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新企业主要集中于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如郑州、武汉、合肥、长沙、六安、南阳、宜昌等，以省会城市和区域次中心城市为主，其他区域整体较低。至2007年，河南与江西的技术密集型新企业规模明显上升（图2e、2f）。
图2 1999、2007年中部地级市不同类型新企业规模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cale of different types of new enterprises in the midlands in 1999 and 2007

3.2 新企业生存的空间分布特征

首先，中部地区的新企业平均存活率1999—2007年整体呈上升态势，1999年还有不少地区的新企业存活率尚且不足80%，2007年，几乎所有地区的新企业存活率均位于90%以上（图3）。其次，高存活率区域在空间分布上有着较大的变化，1999年以河南为中心，新企业平均存活率高值区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河南、江西景德镇、山西大同和忻州，新企业平均存活率均为100%，其他地区相对较低，铜陵、襄阳、十堰新企业平均存活率最低（神农架林区、朔州无新企业进入），分别仅为50%、53.45%、54.29%。至2007年，河南新企业存活率相对降低，高存活率集聚区主要包括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地，且不少区域新企业在第二年能够全部存活。
图3 1999、2007年中部地级市新企业平均存活率

Fig.3 The average survival rate of new enterprises in the midlands in 1999 and 2007

从不同产业类型看，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存活率在空间分布及其变化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999年，新企业平均存活率高值区相对集中在河南，新企业平均存活率均达到100%，其他高存活率地区呈零星状分布在安徽、湖北、山西、湖南等地。至2007年，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新企业平均存活率显著上升，大多区域均达到90%以上；高存活率集聚区从河南向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转移（图4）。
图4 1999、2007年中部地级市不同类型新企业平均存活率

Fig.4 The average survival rate of different types of new enterprises in the midlands in 1999 and 2007

4 不同集聚类型与新企业动态的计量关系分析

4.1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为考察不同集聚类型对新企业动态的影响，本文以新企业进入、生存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为核心解释变量，参考Guo等的相关研究[5]，以城市三位数行业i的区位商表征i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以城市r除三位数行业i外就业人数总和表征r城市i行业的多样性水平。
基于Neffke等的研究以技术关联来刻画相关多样性[27]。参考Hidalgo的方法[28]，以两个产业同时在某一地区出现的概率来测度产业的技术关联，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ϕ i , j = m i n P R C A c , i R C A c , j , P R C A c , j R C A c , j
其中， R C A = 1 , L Q ≥ 0.5 0 , L Q ≤ 0.5
式中： L Q表示城市三位数产业的区位商； R C A表示基于区位商得出的相对比较优势； P表示产业 i和产业 j同时具有优势的条件概率，以概率的最小值表示两个产业的技术关联水平 ϕ i , j， ϕ i , j越大，说明两个产业对生产投入、基础设施和技术水平等能力的要求比较相似，技术关联也越强。以此为基础，根据城市就业权重矩阵，计算每个产业与城市已有产业结构的技术关联程度，公式如下：
R r , i = ∑ j x r , j · ϕ i , j ∑ j ϕ i , j
式中： R r , i表示 r城市 i产业与已有产业结构的技术关联度； x r , j表示 r城市 j产业是否具有比较优势的逻辑值，如果 R C A c , j=1，则 x=1，否则等于0。
同时，考虑到新企业动态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综合指标的代表性与可获得性确定外部联系、政策激励和企业规模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其中，新企业进入模型（模型1）以对应三位数行业的外资企业比例、出口企业比例、受补贴企业比例、大企业比重作为量化指标；新企业生存模型（模型2）以企业是否为外资企业、是否为补贴企业、是否为出口企业、企业就业人数为控制变量（表1）。
表1 变量定义与解释

Tab.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变量类型 变量 指标 变量代码
模型1 被解释变量 新企业进入 新企业从业人员数 entry
解释变量 专业化 专业化指数 rzi
多样性 多样性指数 rdi
相关多样性 技术关联指数 relation
控制变量 外资比重 外资企业数量占所在三位数行业所有企业的比重 fdi
补贴比例 补贴企业数量占所在三位数行业所有企业的比重 subsidy
大企业比重 大企业数量占所在三位数行业所有大企业的比重 scale
模型2 被解释变量 新企业存活 新企业在t+1年是否存活 survival
解释变量 专业化 专业化指数 rzi
多样性 多样性指数 rdi
相关多样性 技术关联指数 relation
控制变量 外资 是否为外资企业 wfdi
补贴 是否为补贴企业 wsubsidy
企业规模 就业人数 wscale
根据所选变量，本文建构如下计量模型来研究集聚经济和新企业动态之间的关系：
y i r t = α i r t + β 1 a g g l i r t + β 2 f d i i r t + β 3 s u b s i d y i r t + β 4 s c a l e i r t + ε i r t
y j r t = α i r t + β 1 a g g l i r t + β 2 w f d i i r t + β 3 w s u b s i d y i r t + β 4 w s c a l e i r t + ε i r t
模型1的分析样本为城市三位数产业层面，考察的是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新企业进入的影响，其中 y i r t表示三位数行业i在t年的新企业从业人员数，aggl表示不同集聚类型，控制变量依次为外资比重、补贴比例、大企业比例。模型2考察的是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新企业生存的影响，由于被解释变量为表示新企业在t+1年是否存在的1，0变量，故而采用Probit模型从城市企业层面进行分析，控制变量依次为是否为大企业、是否为外资企业、是否受到补贴、就业人数。

4.2 集聚经济与新企业动态的计量分析结果——整体视角

在计量分析之前，首先对两个模型的自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以判断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水平。
由表2、表3可知，专业化、大企业比重（企业规模）、外资企业比重（是否为外资企业）、补贴企业比重（是否为受补贴企业）等变量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在0.2以下，多样性和技术关联在两个模型中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081和0.6056，可知除了多样性和技术关联外，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问题，所以在模型构建中将多样性和技术关联指标分别纳入不同模型进行回归，以避免二者共线影响回归结果的准确性。
表2 新企业进入模型的自变量相关系数

Tab.2 Independent variab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new enterprise entry model

变量 rzi lnrdi relation scale fdi bt
rzi 1.0000
lnrdi -0.1740*** 1.0000
relation -0.0108*** 0.5081*** 1.0000
scale 0.2364*** 0.0474*** 0.0519*** 1.0000
fdi 0.0344*** 0.0589*** 0.0434*** 0.0754*** 1.0000
bt 0.0514*** 0.0384*** 0.0197*** 0.1567*** 0.0790*** 1.0000

注：***p<0.01，**p<0.05，*p<0.1。表3~表7同。

表3 新企业存活模型的自变量相关系数

Tab.3 Independent variab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new enterprise survival model

变量 rzi lnrdi relation scale fdi bt
rzi 1.0000
lnrdi -0.1991*** 1.0000
relation -0.0836*** 0.6056*** 1.0000
scale 0.0901*** -0.0088*** -0.0210*** 1.0000
fdi 0.0114*** 0.0309*** 0.0308*** 0.0584*** 1.0000
bt -0.0068*** 0.0177*** -0.0009*** 0.1119*** 0.0454*** 1.0000
根据所选指标及其构建的模型1和模型2，本研究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4、表5。
表4 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与新企业进入的回归结果

Tab.4 Regression results of specialization, diversity,related diversity and new enterprise entry

模型1（OUTPUT）
rzi 0.047***
rdi 0.167***
relation 1.136***
scale 1.845*** 2.008***
fdi -0.020 0.017
subsidy -0.034 -0.005
Con 2.557*** 4.078***
R-squared 0.225 0.209
F-statistic 1 523.886 1 729.757
Prob(F-statistic) 0.000 0.000
回归样本 26 746 26 746
表5 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与新企业生存的回归结果

Tab.5 Regression results of specialization,diversity,related diversity and new enterprise survival

模型2（SURVIVAL）
rzi 0.004***
rdi 0.020**
relation 0.312***
wscale 0.052*** 0.055***
wfdi 0.008 0.005
wsubsidy 0.122*** 0.123***
Con 0.750*** 0.860***
Loglikelihood -27 787.610 -27 721.910
LR-statistic 53.749 81.489
Prob(LR-statistic) 0.000 0.000
回归样本 64 076 64 076
专业化和多样性指数在模型1中对新企业进入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在模型2中对新企业存活的回归系数同样为正，但多样性指数的回归系数均大于专业化指数，说明专业化、多样性两种集聚类型都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和存活，但多样性集聚的正向作用比专业化集聚更大，即不同产业的集中有利于产业的跨界交流与合作，形成更强的技术外溢，进而对新企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可以保证新企业在进驻后的稳定健康发展。该结论证实了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发现，Van以荷兰为实证对象，认为城市化经济为新企业的形成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机会[29]。
从相关多样性看，技术关联指数在模型1和模型2中与新企业进入和新企业生存的关系均为正向，且通过了相应显著性检验，说明新增企业大多与区域已有产业结构存在较强的技术联系，而且与区域产业结构关系较强的新企业有着更强的生存能力。该结论同样与相关研究发现形成了较好的呼应，Howell认为技术关联对新企业的生存的正向积极作用明显大于其他的集聚类型[30]；黎斌认为区域产业动态是一个受到相关多样性影响的路径依赖过程，技术关联的存在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退出和衰落[16]。

4.3 集聚经济与新企业动态的计量分析结果——分产业视角

模型1与模型2从整体上分析了不同集聚类型对制造业新企业进入和生存的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集聚类型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差异，综合第三部分研究将制造业分为技术密集型和非技术密集型（包括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据此考察集聚类型对新企业影响的产业异质性，结果见表6和表7。
表6 专业化、多样性、技术关联与不同类型新企业进入的回归结果

Tab.6 Regression results of specialization,diversity,related diversity and different types of new enterprise entry

模型3（OUTPUT）
技术密集型 非技术密集型
rzi 0.051*** 0.046***
rdi 0.198*** 0.168**
relation 1.168*** 1.130***
scale 1.682*** 1.878*** 1.885*** 2.043***
fdi 0.211* 0.256** -0.077 -0.042
subsidy 0.118 0.167** -0.060 -0.038
Con 2.082*** 3.958*** 2.574*** 4.104***
R-squared 0.234 0.215 0.225 0.209
F-statistic 314.284 350.372 1 228.182 1 395.668
Prob(F-statistic) 0.000 0.000 0.000 0.000
回归样本 5 275 5 275 21 471 21 471
表7 专业化、多样性、技术关联与不同类型新企业生存的回归结果

Tab.7 Regression results of specialization,diversity,related diversity and different types of new enterprise survival

模型4（SURVIVAL）
技术密集型 非技术密集型
rzi 0.008*** 0.003**
rdi -0.025 0.028***
relation 0.392*** 0.297***
wscale 0.004 0.065 0.061*** 0.055***
wfdi 0.013 0.134 0.006 -0.035
wsubsidy 0.087 0.047 0.129*** 0.137***
Con 1.295*** 0.885 0.646 0.855
Loglikelihood -4 435.329 -4 292.159 -23 344.200 -23 417.750
LR-statistic 13.217 18.385 51.328 67.550
Prob(LR-statistic) 0.021 0.001 0.000 0.000
回归样本 10 543 10 543 53 533 53 533
从新企业进入看，多样性指数对技术或非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回归系数均大于专业化指数，说明无论是技术密集型还是非技术密集型新企业，多样性集聚都比专业化集聚更为有利。另外，专业化指数、多样性指数、技术关联在模型3中对技术密集型和非技术密集型新企业进入规模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但三者对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回归系数要大于非技术密集型新企业，说明产业集聚对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新企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这与刘鑫[31]、文东伟[32]等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对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而言，产业环境越多样、技术关联度越强，企业间合作及学习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水平就越高；而非技术密集型企业更多的倚重劳动力或资本等要素，产业链较短，受技术关联的影响相对较弱。
从新企业生存看（模型4），专业化指数对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多样性指数对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非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影响显著为正，但相关多样性对技术密集型新企业存活的作用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明显大于非技术密集型新企业，说明存在技术关联是多样性集聚利于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生存的重要条件。另外，技术关联指数在模型4中对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回归系数要大于非技术密集型新企业，进一步说明技术关联可以强化新企业与区域已有产业的联系，产生更强的技术溢出，从而更有利于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存活。

5 结论与讨论

产业集聚是影响新企业动态的重要因素。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产业转移为中部地区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机会窗口”。面对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如何在“引得来”的同时能够“留得住”，是中部各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基于集聚经济理论，在系统分析中部地区新企业动态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等角度考察不同集聚类型对中部地区新企业动态的影响，结论如下：
①从新企业进入规模看，规模较大区域的分布呈现由湖北、安徽向江西、河南转移的特征，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新企业的空间分布特点相似，技术密集型新企业分布的集中程度更高，主要集中在武汉、合肥、郑州、洛阳等区域中心城市。从新企业生存看，中部地区的制造业整体以及劳动、资本、技术等不同类型新企业的整体平均存活率1999—2007年均有着明显升高，河南是1999年的高值区，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在2007年的上升较为明显。
②从制造业整体看，不同集聚类型对新企业的进入和生存均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但多样性集聚、相关多样性集聚比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新企业的进入和生存。从不同产业类型看，专业化、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对技术密集型新企业的进入的正向影响比非技术密集型新企业要大。另外，对于技术密集型新企业而言，在关联基础上的产业多样性集聚更有利于新企业的存活。所能得到的政策启示是：中部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应打破区域保护主义，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围绕已有优势产业延长产业链条，努力提高区域产业多样性水平。同时，在引入新企业时应该根据区域产业基础对进驻企业进行筛选，重点引进或发展与本地技术相关程度较高的产业。对于技术密集度较高的新企业，更应重视对多样且关联的产业结构环境的营造。
本文对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等不同集聚类型进行划分，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考察集聚对新企业动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集聚的外部性理论，透视了集聚经济及其对企业影响的多样性、复杂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决策制定的针对性。但是，受数据可获取性的影响，本研究仅关注了1999—2007年产业集聚对中部地区的新企业动态的影响，有待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取最新年份的数据来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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