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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8: 45 - 5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8.006

Suburban Spatial Dissymmetry in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 SONG Zhijun , 1, 2
Expand
  • 1.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Henan, China
  • 2. Key Laboratory of Geospatial Technology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Yellow River Regions，Ministry of Educ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4，Henan,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5-14

  Revised date: 2021-05-0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3

Fold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regional developed regions' background and the related research progress,this study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basic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eveloped regions' suburbs in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suburban areas,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spatial pattern of the suburban areas in the developed regions are more complex and diversification. It analyzes the multiple spatial dissymmetry in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the results show that: 1) At present,the layouts of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non-agricultural are not completely consistent in the developed regions' suburbs,and their relationships show the spatial dissymmetry; 2) Suburban areas of developed regions are undergoing the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which presents unharmonious phenomenon among the different functions,so it is contributed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spatial dissymmetry in this region; 3) The diverse equilibrium development is the overall trend in the developed regions' suburbs in China,but these diverse development should get a scientific regulation by the government. In shor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ultiple spatial dissymmetry,it is beneficial to understand the areas' scientific evolution and reasonable planning.

Key words： urbanization,industrialization and non-agriculturization; multi-function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uburban spatial dissymmetry; suburbs of developed regions

Cite this article

SONG Zhijun . Suburban Spatial Dissymmetry in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8) : 45 -5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8.006

城郊地带作为城市和乡村两种空间单元的过渡和交互作用地区，其经济结构、空间形态、人口构成兼具城乡特征，形成机理和演化过程也一直为地理学所关注。目前，我国大城市的外围及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等发达城镇郊区的发展，已由过去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转向了注重生态—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具体而言，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该区域更倾向于追求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社会服务与保障、生态保育、景观与休闲等区域现代发展功能的有机结合和综合发展，其目的就是要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协调城乡矛盾、营造良好生活空间、避免生态破坏，从而促进这一剧烈变化地带的可持续发展。而以上发展目标及由此带来的发展特征（详见2.1）是明显区别于我国其他区域的传统城郊地带的，所以本文把这类地区统称为发达地区的城郊地带。
目前城乡一体化主导着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发展，并通过上述五种现代城乡发展功能的协同发展，实现着五个一体化进程，即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人口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而这正好契合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具体要求[1]，也符合我国近三四十年来城市创新空间的溢出、商服活动的外拓、城乡空间结构的演变、新农村建设的现实[2⇓-4]，由此学界以往从不同方向认识的五个一体化过程也将在大规模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得到统一。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地区城乡差距的拉大，城郊的非农化加剧，并呈现了五个一体化进程的复合式演变，从而使该地带的“三农”问题凸显，城乡协调发展的紧迫性增强[5-6]。从1980年以来的实践看，我国大都市（如上海、北京、广州）、东部发达地区中等以上城市（如长三角的无锡、珠三角的东莞）城郊地带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该地带土地、人口、环境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已非常突出[7⇓-9]，加之政府对该地带开发强度、演变过程的调控也多有“失效”之处[10-11]，进而使该城郊地带普遍存在着内部各领域、地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其发展日益复杂，客观上五个一体化进程的协调也势在必行[1]。研究表明，目前在以城镇化、产业化、非农化（简称“三化”）为驱动力的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12]，随着GDP的大幅上升，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农村建设、农民增收、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却日趋复杂、地位日趋下降，且诸多矛盾还有固化的倾向[13-14]。从而该地带普遍出现了宏观的区域繁荣与微观的居民富裕程度的空间错位，区域现实空间（如农村居民点、农用地、各级城镇）与其应有发展状态、演变趋势的空间错位，现有土地利用的存在形式与未来城乡空间格局之间的空间不协调等问题。
对于地理空间上的错位或不协调，国内外已有较多的研究[15-16]。具体到我国发达地区，本文认为的空间错位，是指其城郊地带的“三化”在空间上的不匹配、多种发展功能在空间上的错乱及由此产生的五个一体化在空间上的不协调现象。广义上，它是指多领域间存在着的空间不对称（dissymmetry）现象。基于此，本文将从城郊地带演变复杂性的角度，分析我国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的现状、特点、机制，特别是其产生的多重空间错位现象。

1 研究进展

1.1 研究内容及其进展

1.1.1 社会经济基础的演变

针对我国发达地区的城郊地带乃至国外的类似地区，国外对这种常被称为现代城郊区的微、中观研究较多。其中基于市场经济的研究，多涉及社会基础的变化及土地类型的空间变化。虽然国外以土地私有制为代表的现代城郊区不完全等同于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比较而言，我国该类地区的政府影响更显著、市场+政府双向驱动的特点明显），但却为剖析我国该地带多重空间错位的微—中观基础提供了重要依据[17]。经典的研究如Inwood、Wilson、Potter通过分析认为，现代产业演替、社会基础演变已使现代城郊区的农村、农民、农业在空间上具有了分异性和层次性[18⇓-20]。Marsden、Clark进一步认为，商品化过程推动了现代城郊区的发展，并增强了该区域发展的复杂性[21-22]。Todaro则基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认为该区域多层次、多领域的演变还产生了一定的“杠杆”反应[23]。
国内对城郊地带的研究涵盖农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目前多从农业、农村、区域规划、生态环境反映不同领域的演变。如孙瑜康、张小英、周素红、杜志威、张小林对大都市创新活动的外溢、商服活动的空间扩散和多中心化、乡村发展功能的转变、产业结构的空间格局变化、城镇体系演变的研究，深化了对该区域城乡一体化运行机制的认识[2⇓-4,7,24-25]。郭炎、傅伯杰、杨友孝等则从生态价值、经济、社会角度对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进行了多种发展矛盾与调控“困境”的分析，并研究了其模式转型问题[26⇓-28]。另外，张改素、陈红霞就城乡收入差异及农村人口转变进行了研究，认为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北京的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已呈现多种水平的差异性发展趋势[29-30]。以上研究都从多维度、多视角充实了本文后续分析的微—中观研究基础。

1.1.2 “三化”的研究

随着建国后人口的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城乡双向劳动力的剩余，人口快速向城镇及其郊区集聚，郊区人口、涉农活动出现了非农化趋势。而同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我国的产业结构/规模得以加强，多种发展要素向城镇的集聚明显，从而郊区的产业化、城镇化进程得到迅猛的发展。但总体上，我国的非农化进程较城镇化、产业化是提前的，三个进程的步调并不一致[12]，并产生了复杂的关联性变化[7-8]。研究发现，正是在市场+政府的双向驱动下，1980年代以来的非农化及城镇化、产业化已使我国发达地区城郊的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基础发生了巨变，并使三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不协调，进而也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24]。加之外来发展要素的涌入，发达地区城、乡的地位、功能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0]，于是寻找新的城、乡经济增长点、解决过度城镇化、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等因“三化”不协调所带来的问题，已日益紧迫。
对此，郭炎、周恺、He、Yuan等针对珠三角地区、北京、广州的城镇化、产业化及资源环境限制进行了机制分析、情景模拟，认为上述地区社会经济结构性的矛盾、建成区“摊大饼”式的空间发展、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依然存在；虽然以利益驱动为杠杆的城乡总体发展战略、以高新技术产业/环保型产业为主的产业规划、以生态建设+社会服务为重点的城市规划、以基本农田保护为重点的土地规划已主导着城郊的发展，但多种规划的融合仍有很多“困境”，综合性的总体规划（如郊区的国土空间规划、新农村建设）已迫在眉睫[8,26,31-32]。目前，如何针对非农化—城镇化—产业化的复合过程，减少发展中的矛盾、增强多功能化的实效已成为该地带发展的当务之急。

1.1.3 多功能化的研究

多种城乡功能的复合显然是发达地区城郊地带发展的必由之路，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已不能满足城、乡多种发展要素的需求。
具体而言，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追求生态—社会—经济综合功能的最大化，三者不可偏颇，这是区别于欧美、日韩等国侧重一两种功能发展的。而且总体看，我国长期的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功能区规划等都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趋向，这调和了完全基于市场经济的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空间一体化所产生的过度极化现象。以近期各级政府都比较重视的生态建设为例，陈炳、杨志新、肖玉就长三角、北京、上海的城郊地带的生态变化、生态价值、资源环境限制进行了研究，认为多功能化及生态建设理应是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发展的必由之路，由此并对区域的多功能化进行了探讨[33⇓-35]。但总体看，相关研究（特别是多种发展功能的集成性研究）还较少。但应该看到，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将促进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国土空间规划在今后各级城乡空间（尤其是城乡功能交错带）的实践，并有助于更好地去协调上述矛盾，进而规划区域的发展。

1.1.4 现代城郊农业（区）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空间变化集中表现为建成区/非农性功能向涉农用地的拓展，近中郊已成为实现“三化”进程的“主战场”。由此，学界对城郊农业（区）社会经济结构、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的研究非常之多。
这类研究主要分为农村居民点、农用地空间结构、城镇体系等研究，本文更侧重对其复杂性研究的综述。如Roberts在对英国农村居民点长期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农村居民点只有适应外界社会经济的变化，才能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适应性[36-37]。Hill则通过对德国农村居民点呈集聚—分散混合分布的研究，认为农村居民点的等级分布能较好地反映克里斯泰勒中心地理论的空间特征[38]。在大都市农用地利用方面，Elena、Joan对大巴塞罗那区的农用地形式、景观变化和城乡多层次互动进行了研究，一定程度揭示了大都市农业/农用地/农村发展的复杂性[39-40]。在国内，戈大专、Ma、乔家君等分别从城乡融合的机制、城乡界面的量化分析、行为分析等方面对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进行了研究，其研究都突出反映了这一地带发展演变的复杂性[41⇓-43]。而Chen关于居民点分形的研究，对深入分析现代城郊区的空间复杂性有重要的参考意义[44]。其他一些学者还从不同角度对上述区域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特别是分析了受产业化、城镇化影响的农用地、农村、小城镇的变化，并探讨了城乡协调发展的途径[6,20,45⇓-47]。
而这些研究都可归为对“三化”、多功能化发生适应性变化的实践研究。

1.2 研究进展评述

目前关于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研究集中于后工业化、城镇化、生态保育条件下的现状、矛盾和机制的分析（即对“三化”与“三农”交互作用的过程、现状的研究），近期又较关注该地带的内涵、模式转型的研究。实际上，国内外关于半城市化地区、城乡结合部、城乡过渡地带等（广义上，以上区域与本文“城郊地带”在空间发展上并无本质区别）演化过程测度、形成机理解析、调控路径的研究已经很多。但从科学研究的方法上看，以往的研究更多是基于传统数理方法的分析，只能反映当时较为简单的城郊地带演变过程和发展特征。而随着该地带多种进程的出现及由此带来的多领域变化，以及系统科学的发展，这些认识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利用多重分形中的分维谱来解析城、乡各地域适应性变化的大小，通过复杂网络来解析城、乡各地域某些社会经济活动由偏随机性事件转变为大概率统计规律的过程，有助于科学界定城、乡及其过渡地带的具体界线。再如，从多种发展功能的异速生长、城乡空间拓展/萎缩的复杂网络式变化和区域演变结构的等级化分形的角度，有助于定量化解析该地带多层次/多领域的耦合“比例”、功能与空间结构的交互作用、状态转移机制。但目前国内对“三化”的驱动力结构变化及其承载者——多功能化的量化分析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其客观结果，就是学术界对该地带有些因“三化”而产生的空间错位的特征、演变过程和运行机制还不甚了解。所以，上述研究有必要进一步发展成为传统数理方法与系统科学思想相结合的综合性理论。

2 区域发展特征与空间错位现象

2.1 区域发展特征

由上可知，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发展异常复杂，涉及领域多且演变过程多变。但统观我国发达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其城郊地带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多功能化特征和空间复杂性的常见特征，具体总结如下：
①与传统城郊地带相比，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农业生产功能减弱，社会服务与保障、生态保育、景观与休闲功能则显著增强。即，该地带多功能化的特点显著。
②整体看，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演变带有一定的自组织性（这是区别于传统城郊地带的最显著特征）。社会经济领域的自学习、相互模仿的分形、复杂网络等特征已逐步形成，运行机制和空间格局趋于复杂多变，已远非传统城郊地带可比[48-49]。
③大都市与中等城市城郊地带的发展过程并非完全一致。总体上，大都市在多功能化过程中已基本具有了自我复制/繁衍的自组织能力，而中等城市基本还处于多功能化的前中期，城市对其郊区的支配作用还比较强。
④东部一些小城镇发展较快，但多属受上级城市驱动并承担一定发展功能的拓展空间，实际属于发达地区的腹地。所以在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城镇及其依托的大、中城市基本已成片分布，并共同形成了一个区域发展系统。

2.2 空间错位现象分析

本文把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变化分为三个层次，即认为“三化”是该区域演变的根本原因，多种发展功能的更替更多承载着区域发展载体的角色，而现状与发展趋势等的错位只是多种矛盾的外在表现。由此本文根据产生的原因→现实中的载体→外在的空间表象三种情况，对空间错位现象总结如下。

2.2.1 非农化、产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空间错位（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创新活动与非农性功能的外拓、城乡双向（剩余）劳动力向新发展地区的富集、城乡二元格局的多领域融合、农户农用地的流失、农业区转型困难都加剧了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复杂性。统观该区域，目前：①城镇化、产业化和非农化进程并不一致，三者总体上并未有效融合或形成合力。但目前三者既耦合又并行，构成了该区域演变的三种基本驱动力[12]。②区域内各领域城镇化、产业化和非农化的实现程度也不同步，演变所依托的多种发展要素也未实现理想的融合。虽然政府实行了土地整理等措施，但作用还相对有限，内部各地域各自为政的局面还时有发生。所以，“三化”进程的时间、空间差异及其引起的经济、社会、人口、空间、生态环境等一体化过程的不统一，应是发达地区城郊地带多重空间错位的根源。
以北京为例，笔者曾对北京2010年前的“三化”进程、2015年六环内微中观空间尺度内社会经济活动的演变进行了研究[49-50]。通过对北京1990—2008年城市化与人均GDP、农民纯收入的分析发现：这一时期，产业化对北京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主要的（但逐渐放缓），城市化次之（处于减速发展阶段）；两者与非农化进程均有同时驱动北京城郊多领域演变的倾向。目前，北京总体的非农化快于产业化，产业化略快于城镇化；三者变化快速且阶段性特征明显，从而造成该城郊相关领域在发展时间上的错位。具体而言，北京城郊地带的空间经历了上世纪末的辐射式（非农化+产业化+城镇化）发展→2000年前后的飞地式（产业化）、等级转移式（城镇化）→2008年后的团块+扇状+辐射式发展的转变，目前也仅仅呈现了城乡均衡性发展倾向的特点。通过多重分形分析对北京六环内2015年小规模非农性土地斑块（以基层商服业为代表）对生活小区较强的集聚，较小斑块（如生活小区）对新、旧道路相对均衡的依赖，中等斑块（如新开发地区）外拓的量化分析，都验证了北京近期“三化”具体进程的空间载体（以不同土地斑块为代表）在演变状态、演变格局上的差异[50]。从两个具有时间连贯性的研究可看到，目前北京城郊所呈现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发展态势，其根源就在于自1980年代以来“三化”进程在时间、空间变化上的不统一，而且这一时空上的错位给北京城乡发展带来了广泛、深刻的影响[51]。
从中可看出，如何针对城镇化、产业化和农民非农化进程的空间错位，减少三者之间的矛盾/不协调、增强城乡一体化的实效成为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发展的重中之重。而“三化”的高效融合及科学的国土空间规划，将极大地促进该区域新兴产业的发展、合理纾解旧建成区的发展困境、带动郊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而从根本上带动区域的整体发展。

2.2.2 城乡发展功能的空间错位（物质载体）

在“三化”合理发展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存在具体物质载体的不协调和错位。
农业/非农业生产、社会服务及保障、生态保育、景观与休闲等多种发展功能的组合、实现过程，是决定城郊地带空间结构和社会经济演变（或“三化”）的基础和载体。而只有在政府主导下的多种功能合理配置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使得“三化”进程得以实现并达到区域发展的综合效益的最大化。但如果城郊地带多种发展功能的耦合不能处于理想状态，则在宏观层次上就会出现多功能化格局的不合理、脱离现有发展基础等问题。目前看，这种空间错位广泛存在于上海、北京、东部沿海中等发达城市的城郊地带。
很直观地，以上海为例，本世纪前十年其城郊地带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功能的空间配置相对较好。但随着中心城区的蔓延（以房地产为代表），城郊地带的社会文化、生态保育、景观休闲功能却没有跟上。更深入地，笔者对长江下游四省一市的52个地级市进行了较为宏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的空间差异性分析[52]，分析显示：长江下游的综合发展是以大中城市多种发展功能的异速生长为导向，但在建成区面积（城镇化指标）、GDP（产业化指标）、人均GDP（非农化指标）、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四个领域则产生了相异的空间格局。可看到，目前长江下游各地级市在以各种具体产业部门、社会保障、政府发展策略为载体的多种发展功能上存在着等级差，且冷热点区域差异明显，并形成了六种城乡一体化模式相互关联的空间演变态势。由此以各种具体社会经济活动为载体的多种发展进程得以实现，且随着一些建设用地、基础设施的固化，这些发展态势乃至矛盾也有可能被固化下来。
仍以北京为例，可看到本世纪前十年，北京郊区的发展已向多功能化方向调整（图1，详见相关文献[47⇓-49]），其非农性功能大为增强——这是该区域在多个领域实现“三化”进程的物质基础。但京郊一些地方仍在盲目发展非农产业，这显然与图1并不吻合。故在上海、北京城郊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多种发展功能的不协调或空间错位现象。
图1 北京城郊地带多功能推移及空间界线示意图[48]

Fig.1 The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pathway and the space boundaries of suburban agricultural areas in Beijing[48]

2.2.3 区域现实空间、发展状态、驱动力结构的空间错位（外在表现）

实际上，任一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存在一个逐步完善/适应的过程，自身的不完善应是其存在的常态。
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三化”进程受宏观（如城乡规划）、中观（如农业产业布局）、微观（如农户产业选择）三个层次的共同影响。加上该区域发展状态的多样性，农用地、农村居民点、城镇等历史基础的不同，所以该城郊地带的现实空间、发展状态和驱动力结构在多数情况下出现错位是必然的、常态的。对此，发达地区城郊地带往往出现以政府为主导的城乡功能区规划等措施，以调整、弥合这一现实矛盾，从而避免城乡一体化的市场单一驱动。但如规划不合理，也容易产生该地带新出现的新兴产业、基础设施、居民小区乃至已有农业、农村、农民的存在状态与现有区域整体发展状态、发展趋势的错位，虽给人以“剧烈变化”的表象但实难对应合理发展之实。而繁荣与富裕等空间错位现象，正是这一过程的外在表现。换而言之，在“三化”空间错位和多功能化空间错位的基础上，区域也会产生自身现状、发展情景与驱动力之间的错位。
例如，广州城郊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大，其网络化发展的多个城镇（如番禺、花都）的腹地共同构成了一个较发达的城郊地带[53]。但由于外来人员比例大，其“三化”受外界的干扰较大（如曾经的“用工荒”）。所以提高这一现代城郊地带“三化”进程的自适应能力（包括发展情景、空间结构的合理性、驱动力结构的自我调节）就尤为重要。通过对广州番禺区、佛山南海区的研究发现，面对外界多种发展机遇和挑战，该区域的土地利用情况、发展现状和自我调控能力还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村镇规划无从下手的情况。
仍以变化幅度最为明显的2010年前后的北京城郊为例，在多功能化过程中，同一区域的农村居民点（相当一部分属于新城镇化地区）、耕地承载的发展功能差异也很大。分析显示，随着北京的快速发展，总体上近郊区居民点（尤其是农村居民点）的规模、形状变化是慢于耕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变化的；平原区居民点的变化则快于其耕地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具体分析如下[48]：①同一区域，农村居民点与耕地圈层的特点是不同的；农村居民点空间属性的差异更大，空间分异更强；耕地的空间属性差异较小，更具匀质性。②同一区域农村居民点的发展水平要快于农业生产。③就目前发展而言，景观规划是先于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又是先于生态保育的。而这种基于现实发展状态的多功能化结构是与某些地域的现状、规划相矛盾的。④考虑到驱动力因素，北京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发展状态受城镇化、产业化的影响更为明显。⑤总体上，北京城郊地带的现实空间承担着不同的发展功能，并通过耕地、农村居民点发展状态的调整来适应这种变化。所以，在适应过程中，现实空间、发展状态、驱动力结构之间的不协调应是该区域发展的常态。
综上2.2.1~2.2.3所述，由于市场主导的“三化”进程、政府主导的多功能化进程的不同，发达地区城郊地带常会产生不同功能、层次、形式（如居民点规模的变化）的空间错位，并最终形成了以（人均）GNP、（人均）GDP为主要“富民”“富地”指标的繁荣与富裕的空间错位，区域现实空间（如新城镇化地区）与其发展状态、发展驱动力/趋势的错位等问题。而只有在科学认识上述多重空间错位的基础上，才能：①深入了解发达地区城郊地带发展演变的特点、进程，从而发现其多重空间错位的基本规律；②明确这一城郊地带发展所具有的动态性、多样性等特性，从而合理规划其发展。

3 多重空间错位的现实基础与城郊空间模型初探

3.1 多重空间错位的现实基础

通过对该城郊地带发展特征的总结、国内外研究进展的综述可看到，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城乡一体化涉及面广、系统的复杂性强，明显不同于传统城郊地带和已有对城郊地带的认识。同时，这一地带的城乡一体化还具有特有的、复杂的发展基础。所以，以下两点应得到清醒认识，因为这有利于后续的深入研究。

3.1.1 该区域的发展是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弱化与非农性功能增强的交互过程

农业现代化是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一个理想化的发展状态。现实中，它常受到区域多功能化的冲击，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非农性功能对农业现代化的抑制（如景观营造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建设用地对农用地的侵占等），二是非农性功能对农业现代化的延缓或破坏（如休闲农业的出现、农民向商服业的转移等）[10]。而景观农业、体验农业、绿色农业等对现代农业的规模化、设施化、经济高效化有着强烈的冲击，并正改变着“三农”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多数发达地区已具有了这一特色，其城乡一体化已不是城市、乡村的简单融合；其发展的动态性、多样性等特点已非常明显。所以学界需要系统明确多种发展功能相耦合的过程、机制和空间结构。进而在具体研究中，寻求对区域繁荣与农民富裕的空间错位、农业现状与发展趋势的空间错位等的解决方法。从这个角度来看，统筹以往的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功能区规划中出现的问题、死角，必然成为后续的产业规划、乡村振兴战略、国土空间规划等发展策略的重要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在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多功能化交互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新的特性，其具体表现是什么，这也是该领域下一步研究需要明确的重点。

3.1.2 区域的多重空间错位具有常态化和自我调整的特点

实际上，该类城郊地带看似复杂的多重空间错位，本质上是多种进程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外在表现。即，只要该地带有复杂性（特别是自我模仿的分形、复杂网络特征），那么它的空间错位就会经常性地存在着；而且这种农户、地域等之间的相互模仿、自我调整也不会停止——这是有别于传统城郊地带的。当然，这种多种进程的互动也主要是通过市场的导向、政府的多功能化引导来实现的。而这一区域发展系统的适应性，也预示着我国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的城郊发展具有很强的鲁棒性（Robust）。

3.2 城郊空间认知和多重空间错位初探

正是在2.2（空间错位现象分析）、3.1（多重空间错位的现实基础）的基础上，本文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对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空间演变态势的基本认识。在图中：
图2 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空间认知模型示意图

Fig.2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spatial cognition model in the suburbs of developed regions

①发达地区的城郊地带作为“三化”进程的主要拓展区、与传统农业区交互作用的融合地带，汇集了多种城乡发展要素，具有复杂的空间耦合特征及演变过程。图2中的曲线也简单对城乡综合发展能力进行了示意图化的描述，其中曲线的高低及对应曲线段上的景观图也大致描述了区域的内在发展能力、外在发展状态。这实际就是对该地带发展演变的根本驱动力的展示，也是其产生多重空间错位的根源。
②随着由建成区向传统农业区的过渡，以城镇体系、产业体系、生态建设、交通体系、农用地为代表的“三化”载体，在城郊地带产生了不同的空间演变进程（图1），且各载体的发育程度也不尽相同。而换个视角，具体到某一区位，虽然多种空间载体相互耦合在大致相近的一个地区，但其承载的发展进程及发育程度却是不同的。总之从理论上分析，该地带多重空间错位的载体及其整体状态（不同的发育程度）都可得到一一对应。
③各种“三化”的载体，在空间耦合过程中常不会处于发展的理想态，而更多呈现为各种发展进程的趋势化形式，所以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明显表现为多种经济地理事物规律性、趋势化、无序化子系统相复合的混合体。加之我国近四十年来发达地区城乡要素的富集，该城郊地带的复杂性较强，由此会在空间上产生幂律、无标度现象等系统特征。
总之，因“三化”产生的多重空间错位仅是我们分析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空间演变的“敲门砖”，后续必然还有更多规律、特征和机制需要学界去发掘。

4 结论和讨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同时从学术研究、规划两个主要视角，来总结、进一步明确对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多重空间错位的整体认识。

4.1 结论

4.1.1 “三化”进程的空间格局并非完全一致

在我国发达地区，城镇化、产业化、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并非完全一致。这直接造成了发达地区城郊的矛盾多样且尖锐、多功能化发展不平衡、区域主导模式不相同的现状[54]。相应地，学界应有区别地认识、规划其城郊地带的五个一体化进程（经济一体化、社会一体化、人口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进程），从而避免一概而论、以偏概全。
据此，经济地理学可从城郊城镇体系、产业空间格局、交通网络、现代城郊农业、居民点的空间演变入手，分析、明确现阶段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现实空间与发展状态、驱动力结构的内在联系。并借助土地利用结构的分析，反映这一地带多功能化和“三化”的时空拟合关系。

4.1.2 多重空间错位及新特征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明显

目前“三化”的非同步发展已使本区域的无序性大为增加。而商服网点的涌现、违规建筑的大量出现、“三农”的静/动态变化、各级空间尺度上不同地理事物的耦合，也客观上产生了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多重空间错位现象。所以，只有明确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发达地区城郊的多功能化与“三化”的匹配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空间复杂性，才能降低各种规划的盲目性。
另外，我国发达地区还出现了城镇居民的“去工业化”与城郊农民的“趋商服化”等新特征，使得区域常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从而科学认识该地带空间错位的动态演变机制并非易事，而相应的规划也应实现由静态规划向动态规划转变。

4.1.3 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发展策略选择

总体上，我国发达地区的城郊地带呈现了差异性均衡化发展的基本态势。差异性均衡即多种发展功能在空间上的高效组合，目前这种差异性在我国发达地区产生了多种发展类型。所以目前要特别关注盲目利用这种差异性或忽视这种差异性的两种情况，从而避免盲目建设或规划。例如，实现区域多种功能的协调发展是以都市为代表的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发展目标，而非传统中小城市城郊发展的主要矛盾。但目前很多中小城市的城郊发展却明显处于超前发展状态，占用农用地、农用地破碎化等现象严重。这都将成为后续国土空间规划、产业规划、新农村建设等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4.2 讨论

4.2.1 发达地区城郊地带演变的本质规律还有待进一步挖掘

目前学界对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本质规律及其复杂性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而借助分形、复杂网络等复杂性分析有助于深入了解该区域多种发展功能在社会经济基础变化、发展要素的空间耦合、城镇体系演变、“三农”适应性变化中的作用强度，及其时—空演变过程。这便于从总体上掌握该区域的多功能化、“三化”的动态变化，及其引起的多重空间错位，并依此寻找其发展的关键环节。

4.2.2 不应忽视规划的主导作用

本地带的微、中观活动常是基于市场经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主导的多种规划是消极被动的。相反，政府的规划是主导区域发展的主要力量。例如，从国内外经验来看，规划有绿化带/景观廊道带/农业区相隔离的多圈层/团块状区域空间结构，不失为我国发达地区城郊地带的一种有效空间发展策略。另外，应进一步控制我国发达地区近郊的农村居民点规模，严防农用地流失；保护好中郊的农业用地，控制建设用地的扩张；积极规划、发展中远郊城镇、农村居民点，借以促进该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层次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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