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Economic geography >

2021 , Vol. 41 >Issue 8: 28 - 33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8.004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Zones Based on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Study of Typical Counties of Hebei Province

  • LI Yuheng , 1, 2 ,
  • HUANG Huiqian 1, 2 ,
  • WANG Shengye 1, 2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AS，Beijing 100101, 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6-15

  Revised date: 2021-08-0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3

Fold

Abstract

Rural resilience is the basic attribute of rural system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resisting external shocks and maintaining rural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 paper taking J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for example,constructs the "Pressure-State-Response" model and carries out field study which covers 16 towns and 451 villages. The empirical study shows that: 1) The average level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n Jing County is 0.061,which is at a rather low level. Low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north and southwest parts of the county while the central part is of higher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2) The per capita rural collective income, per capita rural household income,per capita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rural human capital are the limiting factors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3) Comparison study of Yangyuan County shows that continuous investment in rural infrastructure, public service and rural industries will help to increase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paper proposes ways to promot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zones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rural resilience;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new-type urbanization

Cite this article

LI Yuheng , HUANG Huiqian , WANG Shengye .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Zones Based on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The Study of Typical Counties of Hebei Provinc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8) : 28 -33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8.004

乡村韧性是乡村系统的基本属性，体现了在面对外界扰动冲击时乡村通过经济、社会、生态等子系统的调整与适应，最大程度吸收扰动冲击而保持自身功能稳定与发展水平不变的能力[1]。乡村韧性是乡村发展的“质检仪”和可持续发展的“导向标”。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导致劳动力缺失、人口老龄化、本地市场萎缩等问题，对乡村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造成了严重冲击。
传统农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耕地保有量大、基本农田保护率高、粮食生产任务重等因素共同作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乡村经济长期以传统农作物、畜禽的种养殖为主，农户生计依赖于外出务工，远离都市区与交通干线的乡村均不同程度面临着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的压力，村庄发展“空壳”、集体经济“空心”、农户家庭“空巢”的现象较为普遍，乡村衰退问题日益凸显，抵御外界扰动冲击的韧性能力不断下降，亟需得到关注[2-3]。
经济韧性是乡村系统平稳运行的重要支撑和保障。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为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升乡村内生动力奠定了基础。作为华北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地区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特征显著，亟需推进城乡融合发展[4]。本文以河北省典型县域为例，从乡村经济韧性的视角解析传统农区乡村经济发展形态与短板因素，提出旨在推进传统农区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

1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乡村系统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多重资本要素相互交织，构成了乡村韧性的基础，资本多样、储备充足或不断增长有助于提升韧性水平[5-6]。乡村韧性包含三方面能力，即乡村吸收外界扰动冲击的同时，保存与维系既有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抵御能力；乡村通过自学习与内部调整对外界扰动冲击的适应能力；乡村通过彻底改革与改变，创造全新发展方式，提升自身潜能，进而更好地适应未来外界环境变化冲击的转型能力[7]。
由于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抵御外界风险挑战冲击的韧性能力对于维系乡村系统的稳定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显示，稳定的乡村系统是环首都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8]。作为对乡村衰退问题的响应，近年来乡村韧性研究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成为理解乡村内核系统与外界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重要工具[9]。乡村衰退也被认为是外界扰动冲击超过了乡村内核系统的韧性阈值，导致要素耦合方式与结构紊乱、系统失衡，使得乡村演化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0-11]。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导向，城乡融合发展旨在建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创建乡村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的综合体系[12]。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激发乡村经济活力与内生动力，表现为：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有助于提升乡村要素集聚能力，巩固经济发展基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有助于提升乡村地区民众健康保障与受教育水平，从而提高乡村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组成要素；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有助于增强乡村对外通达性与经济联系；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有助于拓展乡村多功能性，降低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冲击对乡村经济造成的损失；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有助于提高农户对产业发展的投入，进而激发乡村发展动能。因而，城乡融合发展将从多个方面有效提升乡村经济子系统应对外界扰动冲击的状态韧性和响应韧性。基于此，本文从韧性发生学视角，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了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经济韧性的耦合逻辑框架（图1）。
图1 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经济韧性的耦合逻辑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域概况

河北省位于华北平原的核心地带，面积广袤、土壤肥沃、地势平坦，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生产基地，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高粱、谷子和甘薯等，经济作物有棉花、花生、油菜、芝麻、大豆等。景县位于河北省衡水市东南部，地处黑龙港流域，属于华北平原的一部分，距离北京247 km、天津179 km、石家庄162 km（图2）。全县总面积为1 188 km2，地势平坦，最高点海拔25 m，最低点14.1 m，地势自西南向东北缓缓倾斜。景县辖11镇5乡、732个行政村，县域总人口54.65万人，其中乡村人口41.22万人，城镇化水平为24.57%。耕地总面积为125万亩，2020年粮食总产量17.34亿斤。2020年全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7万元、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3万元。
图2 景县在京津冀都市圈的区位与地形图

Fig.2 Location and topographic map of Jing Count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area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城市与乡村是紧密联系的有机体，在城乡交互作用过程中乡村系统的地域功能、要素耦合方式与结构得以重新塑造[13]。抵御宏观调控、市场波动等外界经济扰动冲击的韧性是维系乡村系统运行的基础，通过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对于增强乡村发展活力、动力与韧性能力，增进城乡联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已有研究显示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助于提升系统的经济韧性[14-15]。
本文从韧性发生学的视角，通过构建“压力—状态—响应”模型对景县乡村经济韧性进行测算。乡村面临的经济“压力”包括宏观调控、行业竞争、要素流动等；乡村自身具备抵抗外界压力冲击的“状态”包括资源禀赋状态（人均耕地面积）、乡村经济状态（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水平）、居民家庭收入状态（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人力资本状态（乡村劳动力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乡村大学生数量占户籍人口比重）、社会资本状态（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村民之间的融洽程度）；在外界扰动冲击发生后乡村系统的“响应”包括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入水平、农业信息化水平以及村民参与本村公共事务的程度。
由于通过问卷调查难以获取表征乡村面临经济压力的指标数据，本文仅定性描述了乡村面临的外界“压力”，从“状态”和“响应”角度构建了指标体系，对乡村经济韧性进行定量评价。本文采用熵值法来确定评价指标所占权重，以排除人为主观因素干扰，得到各项指标权重（表1）。
表1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乡村经济韧性评价指标

Tab.1 Indicators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based on the “Pressure-State-Response” model

压力 状态 指标解释 权重 响应 指标解释 权重
宏观调控、行业竞争、要素流动等对乡村经济的冲击 人均耕地面积（十亩/人） 表征乡村第一产业的发展基础 0.008 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入（千元/人） 表征面对经济波动等外界冲击时，村集体、农户能够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并进行发展投入的能力 0.434
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万元/人） 表征农户家庭经济条件 0.037
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水平（千元/人） 表征乡村集体生产资本水平 0.382 农业信息化水平（%） 表征乡村第一产业的现代化水平，精准掌握农业信息，及时规避自然灾害风险，降低灾害损失 0.056
乡村劳动力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 表征乡村劳动力储备状况 0.018
乡村大学生数量占户籍人口比重（%） 表征乡村人力资本状况 0.039
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 表征乡村社会资本状况 0.003 村民参与本村公共事务的程度 表征面对风险冲击时，村民自发组织，团结协作，积极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0.009
村民之间的融洽程度 表征乡村社会资本状况 0.013
作者前期设计了乡村经济韧性调查问卷，涵盖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社会发展等方面内容。2020年8月对景县以村为单元进行实地问卷调查。每村由一位村干部代表在无干扰的环境下完成问卷填写。调查范围覆盖景县所有行政村，共获取有效问卷451份，占全县乡村总数的62%。

3 研究结果

3.1 乡村经济韧性水平及其空间分布特征

经测算，景县乡村经济韧性平均值为0.061，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总分为1），其中：乡村经济系统的状态韧性为0.024，响应韧性为0.037。研究结果揭示了景县作为平原农区，乡村地区发展水平不高的特征。2020年景县人均GDP为5.74万元，在河北省167个区县中排名第40位，县域综合实力不强。乡村人口较多，有41.22万人，城镇化水平为24.57%，属于河北省城镇化发展的“洼地”。长期以来，景县重点推进了县城建设与产业园区开发，乡村投入相对不足，导致乡村经济基础薄弱、发展不充分、经济水平不高的特征明显，乡村经济韧性水平偏低。
本文以乡镇为单元计算了各乡镇乡村经济韧性的平均水平并进行了空间可视化处理（图3）。景县乡村经济韧性整体呈现北部和西南偏低、中部高的分布格局特征，县城所在地及其邻近的周边地区、主要交通干线过境的乡镇乡村经济韧性相对较高，包括位于景县中东部地区的温城乡、杜桥镇、景州镇、安陵镇、连镇乡与留智庙镇。上述乡镇主要位于以县政府所在地（景州镇）为中心的省级交通道路网内，得益于县城的辐射带动作用，这些地区乡村经济活跃度相对较高，要素集聚能力强，乡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调查显示，安陵镇、连镇乡的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水平较高，分别为2 331元和1 645元，显著高于全县562元的平均水平。安陵镇大力发展以苗木种植为特色的城郊型经济，连镇乡通过发展饲料加工、蛋品检测、分拣包装等农业加工产业，极大促进了蛋鸡养殖业的发展，提升了乡村经济水平和农户家庭收入。
图3 景县乡村经济韧性分布

Fig.3 Distribution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of J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乡村经济韧性值相对偏低的村主要集中在刘集乡、梁集乡、青兰乡与广川镇，测算值分别为0.05、0.022、0.042与0.047。由图3可知，这些乡镇距离县城及交通干线相对较远，区位及交通条件限制了镇域经济发展，乡村发展水平普遍较低。调查显示，上述3个乡镇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平均水平仅为504元，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水平仅41.67元，均显著低于全县平均水平（562元、151元）。

3.2 乡村经济韧性短板因素

本文以乡镇为基本单元，通过绘制雷达图并结合调查数据，解析了景县乡村经济韧性各构成要素（图4）。结果显示，除农业信息化水平和表征乡村社会资本的指标外，用于表征乡村经济状态韧性和响应韧性的各指标值普遍偏低，介于0.002与0.004之间，为景县乡村经济韧性的短板因素，进一步印证了景县乡村经济韧性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的现状。
图4 景县乡村经济韧性构成要素雷达图

Fig.4 Radar map of ingredients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of J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调查数据显示，景县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水平偏低，仅为562元，其中283个调查村的人均集体经济收入低于全县平均水平，132个村无集体经济收入，两者占全县调查乡村总数的92.02%，村集体收入“空心”化现象较为普遍，制约了对乡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发展的投入。景县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 016元、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151元，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 131元、1 703元），农户收入水平不高、生产资本较为匮乏进一步限制了对乡村经济发展的投入，在面对市场波动、宏观政策调控等冲击时，乡村缺少抵御外界冲击的资本，容易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此外，景县乡村劳动力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72.08%、乡村大学生数量占总户籍人口的比重仅为2.31%，进一步显示了景县乡村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现状，难以有效支撑农业现代化发展、适应知识经济对乡村发展转型和劳动力质量的要求。
在乡村社会资本方面，调查显示景县有95.12%的乡村居民对村干部较为信任，有98.67%的乡村居民之间相处融洽，乡村社会资本水平较高。在面临外界冲击挑战时，具有较高社会资本水平的地区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能够互帮互助，凝聚力量，有助于农户家庭渡过经济危机或将市场波动造成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16]。

3.3 与贫困县的比较研究

2020年9月作者采用同样问卷与调查方法对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获取了264个行政村的数据，占全县乡村总数的87.7%。阳原县系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是河北省10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全县有183个贫困村，占行政村总数的60.8%，贫困发生率高达26.1%。2015年阳原县人均GDP为1.65万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41%。境内干旱少雨，土地瘠薄，全县90%以上耕地的亩均收入低于1 000元，是全省农业生产条件最差的县区之一。2020年2月阳原县经省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
作者采用同样的方法测算了阳原县乡村经济韧性，结果显示，阳原县乡村经济韧性为0.1332，显著高于景县0.0606的韧性水平。阳原县乡村经济的状态韧性为0.0636、响应韧性为0.0697，分别明显高于景县的乡村经济状态韧性（0.0235）和响应韧性（0.0371）。在乡村经济韧性各构成要素方面，阳原县的要素测算值均高于景县（表2）。
表2 阳原县、景县乡村经济韧性构成要素测算值

Tab.2 Measurement of the components of rural economic resilience of Yangyuan County and Jing County，Hebei Province

县名称 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
水平		 农户家庭
人均纯收入		 乡村劳动力人数占常住人口比重 人均耕地
面积		 乡村大学生数量占户籍人口比重 村民对
村干部的
信任程度		 村民之间
的融洽程度		 乡村人均
固定资产
投入		 农业
信息化水平		 村民参与
本村公共
事务的程度
阳原县 0.0104 0.0060 0.0101 0.0043 0.0105 0.0109 0.0113 0.0079 0.0381 0.0236
景县 0.0029 0.0036 0.0033 0.0020 0.0040 0.0016 0.0062 0.0035 0.0266 0.0069
得益于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扶持与支持，近年来阳原县在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方面投入巨大，累计投入资金27.18亿元。2016年以来全县共完成农村道路和村内街道硬化1 657.4 km，投资1.04亿元为187个村建设文化广场24.66万m2，累计投资4 760万元为268个村安装街巷路灯1.66万盏。累计投资2 247万元新建、修缮村级卫生室254个，500人以上的村实现卫生室全覆盖。阳原县发挥乡村集体经济优势，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培育了“原味桑干”区域公用品牌和“原上皇”小米、“往柿”西红柿等10个农业品牌，有效提升了阳原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根据调研数据，2020年阳原县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6 550元、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为246元、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为602元，均高于景县的同类指标值。此外，精准扶贫各项工作也助推了阳原乡村社会资本水平，调查显示阳原县98%的村庄村民关系融洽，87%的村庄居民积极参与村庄自治，分别高于景县95%和80%的水平。相较于阳原县，景县为非贫困县，未能同等享有国家级贫困县的各项政策，导致乡村投入相对不足，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落后于阳原县。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河北省景县为例，通过对451个村庄的问卷调查，从乡村经济韧性视角解析了传统农区乡村经济发展形态与短板因素。主要结论如下：①景县乡村经济韧性整体水平偏低，呈现北部和西南地区偏低、中部相对较高的分布格局特征，县城所在地及其邻近的周边地区、主要交通干线过境地区的乡村经济韧性相对较高，距离交通干线较远的乡村经济韧性水平较低。②人均村集体经济收入、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乡村人均固定资产投入、乡村劳动力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及乡村大学生数量占总户籍人口的比重为景县乡村经济韧性的主要短板因素。③通过与阳原县的比较分析显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县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乡村产业的长期大力投入与扶持有助于提升乡村经济韧性水平。
我国传统农区肩负着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任，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非农产业发展与县域经济壮大，进而导致农业效益低下，乡村人口外流、农户不再以地为生的特征凸显。推进传统农区城乡融合发展首先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切实补齐乡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短板，不断提升乡村发展质量与宜居水平。依托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充分发挥乡村地区自然资源禀赋、优质农副产品等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养老养生、文化创意等产业，增强乡村吸引力，扩大服务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提升乡村资源的经济价值[17]。
其次要着力壮大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强化县城对乡村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增强“以城带乡”的实效性，推进以重点镇、中心村、新型农村社区为载体的村镇化发展，提升村镇集聚生产要素的能力，为外来资本兴业、返乡能人创业搭建平台。同时要切实保障“三农”工作队伍配备、农业产业化用地供给、农村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与劳动力职业化教育，提升村镇化发展质量，实现村镇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2,18]。
再者，要积极推进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三变”改革，以“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农民主体”为原则，建立完善相关财政、金融、土地、股权交易、人力资本、保险等配套政策，集聚农村资源和力量，推进农业规模化、专业化、信息化、机械化发展，提升农业发展质量与效益，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进而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乡村经济韧性是乡村系统有效应对外界扰动冲击，支撑和保障乡村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属性。当前，我国传统农区乡村经济韧性水平偏低的现状体现了“以城带乡”模式导向下的“小马拉大车”的窘境，亟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此外，与“自上而下”的体制机制创新相对应，鼓励和激发民众“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同等重要。乡村地区应通过创新发展方式，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村集体、农户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提振乡村发展活力与内生动力，增进乡村与城市间的良性互动。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Scott M. Resilience:A conceptual lens for rural studies[J]. Geography Compass, 2013, 7(9):597-610.

[2]
Liu Y S, Li Y H.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 Nature, 2017, 548:275-277.

[3]
李玉恒, 宋传垚, 阎佳玉, 等.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地域系统演化研究——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20, 39(6):951-959.

DOI

[4]
李玉恒, 阎佳玉, 宋传垚, 等. 京津冀地区乡村演化分异研究[J]. 经济地理, 2020, 40(9):160-167.

[5]
Wilson G. Multifunctional ‘Quality’ and rural community resilienc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0, 35(3):364-381.

[6]
Quaranta G, Salvia R. An index to measure rural diversity in the light of rural resilience and rural development debate[J]. European Countryside, 2014, 6(2):161-178.

[7]
李玉恒, 阎佳玉, 刘彦随. 基于乡村弹性的乡村振兴理论认知与路径研究[J]. 地理学报, 2019, 74(10):2001-2010.

DOI

[8]
张海朋, 何仁伟, 李光勤, 等. 大都市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以环首都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40(11):56-67.

[9]
Folke C. Resilience: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253-267.

[10]
Markey S, Halseth G, Manson D. Challeng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rural decline:Advancing the policy of place in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8, 24(4):409-421.

[11]
Li Y H, Westlund H, Liu Y S. Why some rural areas decline while some others not:An overview of rural evolution in the worl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9, 68:135-143.

[12]
刘彦随.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 2018, 73(4):637-650.

DOI

[13]
Hoggart K, Paniagua A. What rural restructuring[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1):41-62.

[14]
Arayama Y, Miyoshi K. Regional diversity and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The World Economy, 2004, 27(10):1583-1607.

[15]
Li Yuheng, Wang Xun, Westlund H, et al. Physical capital,human capital,and social capital:The changing roles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J]. Growth and Change, 2015, 46(1):133-149.

[16]
Westlund H, Nilsson E. Measuring enterprises’ investments in social capital:A pilot study[J]. Regional Studies, 2005, 39(8):1079-1094.

[17]
戴柳燕, 周国华, 何兰. 乡村吸引力的概念及其形成机制[J]. 经济地理, 2019, 39(8):177-184.

[18]
Kuo C C, C H Yang . Knowledge capital and spillover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8, 19(4):594-604.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