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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12: 231 - 23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12.026

Cultural Landscape of Village Toponym Named After the Element of Water in Plain Region of Plateau Lake：A Case Study of the Dianchi Lake Region

  • WANG Tao , 1 ,
  • LI Jun , 2, ※ ,
  • CHEN Changyao 1, 3 ,
  • WANG Haiyan 1 ,
  • LI Lixiao 1
Expand
  • 1. Department of Geography，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an，China
  •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Yunan，China
  • 3. Pan-Asia Business School，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92，Y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6-12

  Revised date: 2020-07-15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1

Fold

Abstract

Taking 1 006 villages as research objects which are named after the element of water alongside Dianchi Lake area,this paper analyzes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landscape of village toponym named after the element of water by the means of the quantita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kernel density method,quadrant analysis method,buffer analysis method and Tyson polygon analysis metho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distribution of village toponym named after the element of water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t is concentrated in deltas,piedmont alluvial plains and gentle slopes in the northern,southwestern and southern of Dianchi Lake. The higher altitude,the less village toponym named after the element of water. 2) The change of the place name reflects the fluctuation of the water level in Dianchi Lake,which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0-4 kilometers of Dianchi Lake. The closer to Dianchi Lake,the more frequently humans rely on Dianchi Lake for related production and life activities. 3) The village toponym named after the element of water is deeply affected by Dianchi Lake,especially located on the northern,southeastern,and southwestern shores of Dianchi Lake,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The more contacts among villages,the deeper influence on the village toponym,but its influence radius is short.

Key words： plain region of plateau lake; water; toponym; GIS spatial analysis; Dianchi Lake region; cultural landscape; rural settlement

Cite this article

WANG Tao , LI Jun , CHEN Changyao , WANG Haiyan , LI Lixiao . Cultural Landscape of Village Toponym Named After the Element of Water in Plain Region of Plateau Lake：A Case Study of the Dianchi Lake Reg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12) : 231 -23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12.026

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领域的时空表达，而地名则是记录文化景观演变特征的标本[1]，地名作为一种既可悟又可视的文化景观，是区域文化在地表的凝结与保留[2]，是人类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与人文地理实体的名称，其形成有着深刻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3]。地名文化景观是区域性和文化性的结合体，既反映了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又记录着区域的民族兴衰、社会变迁、军事活动等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景观[4]。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地名是研究人类活动的主要工具，是地理学、历史学和语言学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5]。
传统的地名研究主要以地名的起源、语源、演变、命名、类型划分以及地名映射下的地域文化景观为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多采用记述、描述等定性分析的方法[6]。近年来，结合西方地理学领域中文化景观学派研究，以现代地理学3S技术为支撑，结合地名统计学等定量分析方法，从时空角度对地名景观解释成为地名文化研究领域的主流[7-8]。国外学者对地名研究主要以民族聚居地、殖民地等区域的地名文化景观为研究对象，揭示自然和人文因素是塑造地名文化景观的前提条件[9]；Stephen C. Jett以当地人们居住理念为出发点，探讨美国亚利桑那州瓦霍锡安峡谷和青利大峡谷地区地名与人地关系演化的内在联系[10]；Karl I. Sandred从人地关系视角刻画变动下的社区地名元素演变轨迹特征[11]；Graeme Gill运用地学3S技术深入探讨莫斯科地名革新下的历史演变历程及其影响因素[12]。1990年初，国内学者结合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开始对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定量模型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人地关系演变下如何塑造地名文化景观。李建华等学者基于GIS空间表达方法，对宁夏中卫县地名进行空间量化统计，探讨人地关系影响下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异特征[13-14]；王晓男通过网络空间爬虫技术获取西安市城六区街道地名POI数据，在GIS上对街道地名文化景观进行空间表达[15]；王彬通过构建EOF计量模型，以GIS空间分析为平台，勾勒广东省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相关关系[16]；朱竑以城市本土文化和历史文化为本底，从城市演进的视角分析广州市荔湾区地名消失与革新的演变历程[2]；宋晓英通过建立数据库模型，以小尺度为研究对象，分析蔚县地名文化景观在空间分布上的地域差异性[17]；王法辉、陈庆江、赵静和梁艳等从语言学、文化学、生态学及山水视角下分析地名文化景观刻画的历程与空间分布特征[18⇓⇓⇓-22]。
环滇池地区地处高原湖泊平坝区，地形复杂多样，历史文化悠久，对该区域地名景观特征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地名景观形成的影响因素，对深入理解当地自然及人文地理环境演变也有一定参考价值。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遵循自己独有的规律和方式起源、发展和变化，研究该地区地名文化景观有助于更深层次认识文化发展的特征，在传统文化面临消亡困境的今天，对地名文化的研究有助于保护地方文化的多样性。

1 材料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滇者，颠也”，彝语译为“甸”，即大坝子之意，该区自古就有“一半城，一半水”的说法[23]。环滇池地区位于典型的高原湖泊平坝区，地貌形态复杂多变，地势北低南高，受其“依山傍湖”的区位影响，环滇池地区沿岸从南到北依次呈现出山地—丘陵台地—冲积平原、三角洲的三级阶梯分布状态。坝区低山突起，山地间盆地零星分布、河谷纵列其间；南岸河流入口处自西向东依次排列着昆阳大河三角洲、柴河三角洲，三角洲外围河流侵蚀冲刷形成狭长的河谷地带，河湾处淤积形成古城坝子，而丘陵、台地则是冲积平原与山地间的过渡地带，多变的地貌类型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环滇池地区历史文化悠久，是古滇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作为云南省社会经济和城乡发展最集中、最有活力的地区，也是云南省具有高原湖泊生态脆弱区、历史文化多元融合区、城乡经济发展活跃区等多重叠特征的典型区域，“人地关系”特征鲜明。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中地名与位置均来源于网络在线服务共享平台，以高德地图为辅，通过Python网络爬虫技术获取高德地图API在环滇池区域范围内乡村聚落地名POI数据，获取时间为2019年3月10日。共获取地名4 343个，乡镇、街道等地名908个，乡村聚落地名3 435个。研究中涉及地名来源等信息参考《昆明地名博览辞典》《昆明密码——滇池区域地名探秘》等地方志资料[24-25]，分辨率30 m DEM数据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http://www.gscloud.cn/）。以乡村聚落地名为研究对象，结合环滇池地区“依山傍湖”的区域特点，对地名进行筛选，剔除乡镇、街道等与水无关的地名，最终留下1 006个“涉水”地名。其中，地貌形态水体地名587个、湖滨地名211个和人文水体地名208个。

1.3 研究方法

①核密度分析。核密度估计法通常用来反映研究区内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波峰”和“波谷”来强化空间分布模式[26]。结合核密度分析法对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测度，计算公式如下：
F n x = 1 n h ∑ i = 1 n k x - x i h
式中： F n x为核密度值； h表示核密度测算带宽； n表示带宽范围内的点数；k为核密度函数； x - x i表示估计点到样本点 x i的距离。
②缓冲区分析。缓冲区分析是指为识别某地理实体或空间物体对周围的邻近性或影响度而在周围建立的一定范围的区域[27]。本研究以滇池边界为缓冲区，向外扩张一定距离生成多环缓冲带，对环滇池地区“涉水”地名文化景观进行分析。
③象限分析。象限分析法是研究某地理实体空间格局变化的常用方法之一，本文以滇池质心为象限中心，划分八个不同方位，能够直观反映环滇池乡村“涉水”地名在不同方位上的空间分布状态及规律[28]。
④泰森多边形分析。泰森多边形（又称Voronoi），是空间平面剖分的一种表达，泰森多边形面积随点集的空间分布而发生变化，可用 C υ变异系数值来衡量凸多边形面积的相对变化程度，从而分析样点的空间分布类型[29]。 C υ等于泰森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其计算公式：
R = ∑ S i - S 2 n i = 1,2 , … , n
C υ = R / S
式中：R为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 S i为第i个多边形的面积；S为多边形面积的平均值；n为多边形的个数。当点集均匀分布在空间中，Voronoi多边形面积可变性小， C υ值较低；当点集密集分布在空间中，Voronoi多边形面积可变性大， C υ值较高。

2 “涉水”地名统计与分析

2.1 水文地名统计分类

环滇池地区素有“三山一水十三坡”之称，作为一座山水城市[25]，以山水命名的街巷、村落遍布其中，通过查阅资料分析，可知滇池湖岸线涨落变化是影响其地名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各地命名来源及其反映的自然与文化景观特征，发现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占到乡村地名约1/3，反映不同历史时期自然和人文因素是如何塑造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因此，将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分为自然水体景观和人文水体景观两大类，自然水体景观又划分为地貌形态水地名景观和湖滨地名景观两类（表1）。其中，反映地貌形态水名景观是江河等自然线状实体在地表的映射，湖滨地名景观是湖海等自然面状塑造地表景观的延伸，人文水体景观是人类利用并改造自然，满足自身生存发展所需创造的景观。总之，二者均属于“涉水”地名文化所创造的景观。
表1 环滇池乡村“涉水”地名用字（词）分类及统计

Tab.1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s of words in village toponym named after the element of water around the Dianchi Lake

主类 亚类 主要用字（词） 总数/个 比例/%
自然水体类 地貌形
态水名		 水、河、溪、江、源、涧、洼、沟、洪、濂、洗、洞、嘴、尾、浦、湾 587 58.35
湖滨名 海、潮、波、滩、滇、湖、渡、鱼、咀、漾、浪、潭、池、泉、边、螺蛳 211 20.97
人文水体类 渔、塘、井、饮、船、坝、闸、田、洗、港、泊 208 20.68

2.2 水文地名分析

2.2.1 自然水体景观类地名

地貌形态水名多出现“沟”“洞”“河”“尾”等字，出现次数587次，所用字数16字，占乡村“涉水”地名总数58.35%。其中，“嘴”意为河道出水口，如河嘴头村，因当地小清河、宝象河南流注入滇池，泥沙沉积形成1.5 km长的河道出水口，俗称“河嘴”，得名河嘴头；“尾”意为河流的末端，即尾巴处，如河尾大村、河尾小村，因地处金家河末端而得名；“沟”意为地势低洼且有积水的狭长状地带，如张家沟位于宝象河西岸，地处山沟坡地上而得名；“洞”意为岩溶山洞区，如金线洞村，该村居住于山凹村地，村后有一山洞流出的泉水如金线得名；“洼”意为山地区宽阔的洼塘，如大洼子村，因村旁山地一侧有宽大的洼箐得名。
湖滨地名以“海”“湖”“滩”“滇”“鱼”等字为主，出现次数211次，所用字数16个，占乡村“涉水”地名总数20.97%。“海”意为滇池，例如海埂村、海源庄等乡村，临近滇池有一条突出水面的土埂、滇池水位下降露出地面而得名；“滩”是滇池泄水口滩头，如中滩村位于滇池泄水口之滩头，水从村子南北侧流过，滩头在中间而得名；“咀”即“嘴”之意，如龙咀村，该村有一处潭水意为龙嘴（咀），即吐水处。

2.2.2 人文水体景观类地名

人文水体地名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以“井”“渔”“闸”“坝”“泊”等与水有关的地名为主，出现次数211次，所用字数11个，占乡村“涉水”地名总数20.68%。其中，“井”是水井之意，马水井村因旧时此地有打水饮马之井得名；“渔”意为以渔业为生的村子，如渔户村以前位于滇池草海之滨，家户以渔业为生而得名；“闸”是截流蓄水的人工建筑，如闸塘村地处盘龙江旧河道上，曾截流蓄水如塘状得名；“泊”意为船只停靠的地方，如河泊所坐落于一条小河入滇处，为元代河西县水路重要集散地，常有船只停泊，又是明、清驻兵之所，故名河泊所。
综上所述，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中出现的字（词）相互影响，是自然与人文双重作用在地表的折射，这些地名充分体现环滇池地区“一半水，一半城”的自然历史人文景观演变历程。

3 环滇池“涉水”地名景观空间分布特征

3.1 自然水体景观类空间分布特征

自然类水体地名景观是人类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能够直观反映自然环境下人类塑造地表的特征。地貌形态水体地名景观是地表最直观的表现，地势高低起伏导致地表水体分布不均，人类择水而居；湖滨类地名景观是以湖滨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分布，人类依靠河湖从事生产、生活等各类活动。

3.1.1 地貌形态水体地名

地貌形态“涉水”地名主要集中分布在地势低平的坝区，核密度高值区与坝区相吻合，随海拔升高，核密度值降低，“涉水”地名呈现减少的趋势（图1a）。其中，坝区359个、山地228个，坝区占地貌形态水体地名的61.16%。经调研分析，滇池周边河口三角洲地名多以“江”“河”“嘴”“尾”等字命名，意为河流入滇池的尾巴或者开口处；坝区多以“溪”“河”“江”等流经此处的河流相关字来命名；低山丘陵、山地为江河的源头，喀斯特地貌发育，多地下暗河、溶洞，以“沟”“洞”“源”等字命名为主。
图1 地貌形态水体地名景观空间分布

Fig.1 Landform water body place-name landscape space distribution

地貌形态水体地名分布呈现不均衡的态势，各象限中地名数量差距较大（图1b）。其中，第二、三象限地名数量分别为208、102个，两个象限地名数量占地貌形态水体地名的52.81%，第八象限仅为9个，其余各象限地名数量都在50个左右。证明北部坝区面积较大、河流冲积平原及三角洲等地貌发育明显，宜农、宜居和宜渔的自然基础较好。
滇池与河流影响范围有限，以滇池为起点向四周延伸，地貌形态水体地名逐渐减少（图1c）。从0~2 km 59个、2~4 km 39个减少到8~10 km 32个，该区在0~2 km处地名主要以“尾”“河”“嘴”等字命名，随着范围逐渐外移，地势升高，主要以“洞”“泉”“沟”与水体相关等字命名。
滇池北部地名密集度越高，乡村地名影响半径越小、关系越密切；南部及其他坝区密集度稀疏，地名影响半径越大、关系越疏远（图1d）。环滇池地区地貌形态密集区北部位于五华区、西山区、官渡区和盘龙区交界地带，坝区、河流与人口密度较大，村落间相互影响的范围逐渐缩小，农户出现交叉式居住的现象，关系越来越密切。山地由于受地形影响，乡村相对分散、相距较远，导致乡村影响范围越大，但乡村间关系密切度较低。

3.1.2 湖滨类地名

滇池坝区北岸主城、东南部晋城和西南部海口地名密度最高，山地湖滨地名数量较低，不同地形湖滨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差异显著，地名密集度与滇池涨落的地貌形态息息相关（图2a），坝区湖滨地名167个、山地44个，坝区地名占湖滨类地名79.15%。晋城区位于低缓的湖滨平原区，适宜农耕和居住的条件优越，湖滨地名随滇池涨落向低山丘陵地区延伸，以“海”字为主，如海晏村、小海村和海埂村等。海口区湖滨地名集中在滩涂地区和滇池开口处的三角洲，湖滨地名多以“海”“滩”“咀”等字为主。北部主城区位于冲积扇平原地带，滇池及其河流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条件，以“海”“波”“螺蛳”等字命名的乡村较多。
图2 湖滨水体地名景观空间分布

Fig.2 Lakeside water landscape spatial distribution

湖滨地名分布以方向上集中分布为主，各象限上地名数量差距较大（图2b）。主要集中于第二、三象限，分别为66、57个，占湖滨类地名的58.30%，表明该区地势平坦、人口集中，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第四、五、六象限数量较少，该区地理环境条件复杂，以山地为主，湖滨地名数量仅分布于山地边缘的滇池附近。第一、七、八象限湖滨地名数量最少，地名以当地地理实体命名为主，受滇池影响较小。
湖滨地名数量与距离的远近呈反比例关系，距离越远影响强度越小，反之则反（图2c）。0~2 km湖滨地名数量为49个，该区多为河流入滇池的冲积扇及三角洲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多以“海”“滩”等字命名；2~4 km为20个，受滇池影响逐渐减少一半以上，海拔逐渐升高，主要集中在地势低缓的北部、东部和南部地区，西部受山地影响以湖滨命名的乡村较少。其他缓冲区受滇池影响的湖滨地名数量逐渐减少，以当地湖滨地名命名为主，受滇池影响的地名数量较小。
滇池以北、东南和西南地区集中程度较高，该地区分布与人口分布一致（图2d）。北部主城、南部晋城和海口地区，村落密集度较大，乡村间关系较强，命名方式呈现一致性，如大海晏、小海晏、海埂、福海、海源等地名以“海”字命名，乡村间农户居住方式呈现交叉式居住的现象，人们交往距离半径较小，关系密切，但影响的范围较小。距离滇池较远且以湖滨命名的乡村主要集中在其他湖滨地区，以当地湖滨地名命名的乡村较少，且乡村间距离远，影响范围越大，但影响强度越小。

3.2 人文水体景观类空间分布特征

人文水体地名景观是人们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是人类活动作用在地表的间接映射。地名多以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创造的地理实体或现象命名，能够反映环滇池地区人类历史演变的历程，人文水体景观类通常集聚在人口集中地区，人类活动越剧烈，人文水体地名景观越集中。
河流入海口三角洲地区地名密度最高，中部坝区、北部山前冲积平原及低缓丘陵地带次之，西部、南部山地相对稀疏（图3a）。其中，坝区123个、山地85个，坝区占环滇池人文水体总地名的59.13%，集中程度最高。滇池北部、东南部三角洲多以渔村为主，渔业和渔民有关的地名海拔高差较大，地名以“渔”“塘”“泊”等字为主。渔村1 885 m，小渔村、河泊所海拔为1 886 m，大渔村海拔1 899 m，海拔相差14 m，表明随滇池水位下降乡村向低海拔地区延伸。中部坝区多以“井”“饮”等字为主，特别是以翠湖为中心分布着龙井、永井、饮甘和嵩明区的蛤蟆井等地名的村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低山缓坡和山前冲积扇地带地名多以“坝”“闸”“塘”等字为主，随海拔升高，以河流为基础修建大坝、水塘和闸等水利设施，具有灌溉、防洪、排涝等功能，如以松华坝命名的上坝村、中坝村和下坝村，以“闸”“塘”命名的浑水塘、清水塘、大刺塘、闸塘和小闸塘等乡村。
图3 人文水体地名景观空间分布

Fig.3 Human water landscap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lace-names

滇池北岸集中分布以“渔”“塘”“坝”等与渔业和种植业有关的乡村地名，占该区人文水体总地名59.13%，不同象限地名数量差距较大（图3b）。第二、三象限为滇池北岸，该区人口密度大、人类活动频繁，处于地势低平的坝区，耕地资源最为丰富，以种植业为主、渔业为辅或以渔业为主、种植业和运输业为辅的乡村地名较多。其他象限除了滇池周边以渔业为主外，都以种植业为主，主要以“塘”“坝”等字居多。
距离滇池越近，涉水地名数量越多，集中分布于滇池北部坝区（图3c）。0~2 km人文水体地名为49个，0~4 km为20个，4~6 km、6~8 km和8~10 km分别为8、8和9个，与滇池影响较为密切的主要为0~4 km的范围内，以“渔”“塘”等字为主，受渔业影响较大，如白渔村、渔村、渔户村等。大于10 km的地区受滇池影响较小，为谋求更好的生产、生活空间，以种植业为主，出现“坝”“塘”“闸”“井”等字的地名较多，如白泥塘、茨坝、月牙井等乡村。
地名关系高值区主要集中于北部主城和东南部晋城，其余地区乡村相互影响强度较低（图3d）。北部主城和南部晋城集中度较高，该区处于湖积平原，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丰富，渔业和农业相互配套，随着人口数量不断增多、经济发展加速，缩短了乡村和人们之间的距离，人们交流增多，村与村的关系转变为户与户之间的关系，影响范围逐渐缩短，相互影响的强度不断加大，以“渔”“塘”“坝”等字有关的地名为主。其余各区属于山地或坝区，但乡村间距离较远、人口分散，导致乡村间相互影响的强度较低。

4 讨论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阶段性，往往反映所在地周边的自然环境、族群、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宗教信仰等，被称为“指向过去的路标”[19]。对地名文化景观的研究，有助于刻画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根植于环滇池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地理特征，也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

4.1 地名景观破译区域自然环境

地名文化景观集中反映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是人类认识、利用及改造自然的记录和表达[17]。环滇池地区四周高中间低，坝区低山、丘陵起伏，滇池水位的涨落影响该区自然环境的变化，自然环境的改变又导致了地名景观的变化。新石器时代，滇池水位高于现今5 m左右，大致沿1 890 m的等高线延伸，“涉水”地名零星分布在高海拔山区；汉代滇池湖面开始萎缩，至唐中后期滇池水位达到历史最低，低于现今3 m左右，沿1 882 m等高线分布，“涉水”地名开始出现在低海拔的河、湖漫滩地区；元初，滇池唯一出水口—海口河北沉积物堵塞，导致滇池水位上涨，范围与新石器时代相近，“涉水”地名后退，海拔升高；元明清以来，人类活动加剧了对滇池的干预，多次河湖疏浚工程使得湖水下泄畅通，水位开始下降，湖床裸露，为人们在滇池周边开田垦殖、建村立寨提供了条件，“涉水”地名乡村不断涌现，半山区、山区的“涉水”地名再次向低海拔地区转移；明末清初至今，昆明及其附近基本形成“三江并流、两带萦绕、河网密布”的空间格局，“涉水”地名乡村数量不断增加。因此，“海”“嘴”“尾”“咀”“滩”“泊”等地名多分布于低海拔的河口三角洲及湖漫滩，“溪”“河”“江”“涧”“沟”等地名分布于河谷地带，“坝”“闸”“塘”等地名集中于山前冲洪积扇地区，“洞”“源”“泉”等地名则零星分布在低山丘陵及缓坡地带。

4.2 体现悠久深厚的文化底蕴

地名景观是特定区域内人地关系作用下的表征，环滇池地区是“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记录了该地区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生活习俗等多元文化的交融。新石器时代，出现大量的“贝丘遗址”以及古老的“滇人”在滇池周边繁衍生活的遗址，此时“滇人”以螺蛳为食，进行采集、狩猎等活动，生计方式单一，“涉水”地名主要分布在滇池东、西及南岸地区，该区多出现以“螺蛳”“海”等字（词）命名的螺蛳湾、螺蛳墩、螺峰村、海源村等乡村地名。至今，“涉水”地名文化呈现多样性发展，如“波罗村”是波浪至此而落，是明清通京驿道，为客商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场地；“孙家嘴”意为小河末端，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驻地，反映了典型的历史事件；大漾田、海晏村、渔户村等地名，揭示了该区农民以农业为主，村落临耕地布局，河湖资源丰富，揭示了该区特定历史时期丰富的渔业、农耕和河湖运输等独具特色的“滇文化”。

4.3 反映多元交融的民族文化

在几千年历史演进过程中，环滇池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兼收并蓄的多民族文化[30]。战国时期（约公元前三世纪初），楚人庄蹻入滇，建立滇王国，与当地土著的民族融合，形成“滇族”，开启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的交融史，奠定南来北往“多民族文化通道”的基础。元代，蒙古大军攻破昆明，1276年设立云南行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大理迁至昆明，入滇的蒙古族、汉族、回族等民族依靠滇池在周边坝区亦兵亦农，外来民族与当地民族通婚。明清以后，汉族与少数民族交流逐步强化，形成以汉、彝、白、傈僳、哈尼等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环滇池“涉水”地名文化景观呈现多元化发展。“涉水”地名多以汉族与少数民族结合的地名，如大波村是彝、汉混合语地名，彝语“波”意为滇池边的坡地，“大”为汉语，合意为滇池边的大坡地。

4.4 人地关系中的集中体现

环滇池地区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变，水患灾害频发，自古就有五月“久雨不晴而成涝，暴雨水涨而成洪”、十月“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的说法[25]。为解决水患灾害，元代人们开始通过疏浚滇池出水口来泄水排洪，明清以来不断建坝设闸，通过蓄水、提水、引水、节水等工程，提高抵御灾害的能力。其中围绕出水口海口河北、北部海埂及南部晋城等地区修建长堤，以及在盘龙江、新宝象河、海河等河流地区疏通河道，使其具有排涝、防洪和景观的功能。充分利用水库的功能来调节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匀的状况，提高了人类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涉水”地名多以“塘”“坝”“闸”等字命名为主。

5 结语

地名是鲜活的文化遗产，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对环滇池乡村“涉水”地名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借助GIS中基于核密度空间平滑法、象限分析法、缓冲区分析法和泰森多边形分析法，客观反映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根植于当地独特的自然和文化地理特征，也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整合过程，具体表现为：
①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反映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分布规律与人口分布具有一致性，集中分布于滇池北部的坝区，但分布的成因各有差异。地貌形态水名多分布于坝区、山前冲积平原和缓坡地带，多以“沟”“洞”“河”“尾”等字（词）为主；湖滨地名集中分布于河口三角洲及湖积平原地带，以“海”“滩”“咀”等字为主；人文水名多分布在坝区、低缓丘陵地带，多以“渔”“塘”“闸”“坝”等字为主。“涉水”地名的分布不仅体现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特征，还反映了人们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
②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文化景观的变化反映了滇池水位的涨落，集中分布于滇池0~4 km的滇池缓冲区范围内，地名海拔差距较大。地貌形态水名在0~4 km内以“尾”“河”“嘴”等字（词）命名，随着海拔升高命名以“洞”“泉”“沟”等字（词）为主；湖滨地名集中分布河口三角洲及冲积平原地区，多以“海”“滩”等字命名；人文水名集中分布于渔业为主、种植业为主的滇池岸边，以“渔”“塘”等字为主，随着海拔不断升高，出现以“坝”“塘”“闸”“井”等字为主的地名。由此可见，滇池对“涉水”地名的影响半径有限，距离滇池越近，人类依靠滇池进行生产、生活等活动越频繁，反之则反。
③乡村“涉水”地名来源一脉相承，以滇池为源，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地貌形态水名、湖滨名和人文水体名相互影响关系较强的地区位于滇池北岸、东南岸和西南岸，该区密集度分布与人口集中分布区吻合，乡村间往来密切，影响强度较深，但服务范围较短；随海拔提升，乡村密集度降低，相互联系的强度降低，但服务的范围扩大。
④环滇池地区乡村“涉水”地名景观类型与空间分布特征反映出地名文化景观根植于当地自然与文化地理环境，地名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区域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演变的结果，是当地历史环境变迁的时空表达，是区域文化传承、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印证。在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应当注意协调好地名文化保护与区域建设的关系，防止具有文化底蕴和历史意义老地名的流失，延续地名文脉，充分体现环滇池“涉水”地名文化的地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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