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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12: 221 - 23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12.025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 YUE Ju ,
  • DAI Xiangy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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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Tourism，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1-10

  Revised date: 2020-09-17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1

Fold

Abstract

Cultural heritag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rms of social,cultur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in history and represents a context of communication and corporation in the region. In this paper,th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is tak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the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and ArcGIS spatial analysis tool are used to analyze its spatio-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t presents congregated distribution in th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2) It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at different periods. The density centers shift from Taihang Mountain and Yan Mountain via Beijing to Tianjin over time. 3)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errain,landform,river,traffic,socio-political and historic culture factors,th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plain zone at an elevation of 0-200 meters and the slopes of 0.5°-5°slopes,it mainly develops alongside the south of mountain,rivers and traffic road networks. Finally,according to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ultural heritag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topography; traffic network

Cite this article

YUE Ju , DAI Xiangyi . Temporal and Spatial Patter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A Case Study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12) : 221 -23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12.025

文化遗产作为世代相承的文化表现形式以及经济、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续发展对于维护国家文化身份、传承民族精神、提升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1-2]。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文化遗产的理念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逐渐涌现。根据已有研究分析，国外对文化遗产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遗产法规建设、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文化遗产保护与规划、遗产旅游者研究、遗产地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研究、文化遗产旅游及营销活动等方面[3⇓⇓-6]。国内对文化遗产研究侧重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文化遗产国际经验借鉴、文化遗产管理、文化遗产价值、遗产活动、世界遗产地旅游、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4-5,7⇓⇓⇓⇓-12]。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对文化遗产的研究侧重于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建筑学等角度，而从地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仍然较少[13]。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到重大国家战略高度，自此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一体化的空间战略背景下，京津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作为该区域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历史印记，惟有通过密切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实现共谋发展，因此建设京津冀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协同发展之路显得尤为重要[14]。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家级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价值尤为突出，对实现京津冀文化遗产保护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因此本研究以京津冀省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为例，旨在一体化背景下探讨京津冀文化遗产资源的空间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的影响因素，希望能为未来的京津冀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京津冀地区位于华北平原北部，属于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且地形构造复杂，发育有平原、丘陵、盆地、山区、高原等多种地貌类型，总体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特点。该区域作为我国继长三角、珠三角以来的第三个增长极，是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城市最密集、工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15-16]，该区域包括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邢台、邯郸、廊坊、衡水、沧州、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唐山等11个地级市。在一体化的空间战略背景下，京津冀整体城市功能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
从地理环境来看，京津冀地区是燕山和太行山脉向华北平原和渤海湾过渡地带，山脉环抱阻挡了北方的干冷空气，迎接东南方向的暖湿气流，肥沃土壤和丰沛水源保障了山前平原的物产丰饶，使之成为适合人类繁衍发展的宝地[17]。京津冀地区历来属于兵家必争之地，太行山—燕山山脉环绕拱卫为历史延续提供屏障，而山脉中诸多通道又保障了沟通交通，因此区域内形成了诸多长时间、大空间跨度的文化遗产，如太行八陉、古北口御道、山海关等；从发展历史来看，京津冀地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炎黄文明和燕赵文化发源地，是北方游牧民族文明和中原农耕民族文明长期融合发展地带，同时也是我国古都密集布局的区域，先后出现了商早期邢都（邢台），晚期殷都（安阳），战国时期燕国的燕下都（易县），赵中晚期的邯郸，中山国的灵寿故城（平山县），东汉末年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邺城（临漳县），更是金、元、明、清以来长达800多年的京畿要地。长盛不衰的文化经济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非物质和物质性文化遗产；从产业基础来看，永济渠和京杭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区域经济往来和交流。至明清时，京津冀地区已经形成区域性的产业功能分区[18]，而西方列强入侵影响了区域产业格局，产生了相应的工矿业和殖民遗产。当前，北京从传统政治、文化中心逐步演化为经济中心，区域各城市职能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
地缘相近、史源深厚、业缘强化，使得京津冀地区的文化遗产在历史价值、类型特征上具有众多共性，具有整体保护，协同发展的基础。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理念的提出，京津冀地区的产业联系进一步加强，包括文化遗产在内的投资合作成为重要内容之一，产业一体化协同布局的初步形成，为文化遗产在区域层面的遗产廊道构建、遗产旅游合作提供了产业经济上的可操作性。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京津冀文化遗产历史脉络和空间格局，显得尤为重要。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1~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据整理显示，京津冀共有省（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2 059处，其中北京市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0个，市级356个；天津市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9个，市级222个；河北省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86个，省级996个。本研究采用地理信息空间分析和文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研究。首先以京津冀行政区划图（1∶20万）、京津冀市级居民地区划图为底图，将其分别导入ArcGIS 10.2软件中，并对栅格地图进行地理坐标配准；其次，通过Google Earth和腾讯坐标拾取器相结合的方法查询各个文物保护单位的经纬度坐标点，建立京津冀地理信息数据库；最后运用最邻近指数法、地理集中指数和不平衡指数、核密度估计法等来分析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另外，考虑到北京和天津在历史时期都曾被归属于河北（或原直隶）的辖域范围，其面积相对较小，所以在下文的数据分析过程中，没有将其进行分区计算和分析，既有研究在涉及空间分析时也多采用这种方式处理。

2.2 研究方法

2.2.1 最邻近指数分析法

最邻近指数是指实际最邻近距离和理论最邻近距离之比，可用来反映点状要素的地理空间分布类型以及空间相互邻近程度和离散程度。计算公式分别为：
r e ¯ = 1 2 n / A
r 1 ¯ = 1 n ∑ i = 1 n r i
R = r 1 ¯ r e ¯
式中：R是最邻近指数； r e ¯是理论最邻近距离；n是研究区域内的点数；A是研究区域的面积； r 1 ¯是实际最邻近距离。当R>1时说明研究对象趋于均匀分布，R<1时说明研究对象趋于集聚分布，R=1说明研究对象趋于随机分布。均匀分布的最邻近距离最大，其次是随机分布，集聚分布的最邻近距离最小[19]。

2.2.2 地理集中指数和不平衡指数

①地理集中指数可用来衡量研究对象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计算公式为：
G = 100 × ∑ i = 1 n X i / T 2
式中：G为地理集中指数；n为研究区域的数量； X i为第i个研究区域的研究对象数；T为研究对象的总数。G值越大表示研究对象分布越集中，反之则越分散。
②不平衡指数反映的是研究对象在不同区域内分布的均衡程度。计算公式为：
S = ∑ i = 1 n Y i - 50 n + 1 100 n - 50 n + 1
式中：S为不平衡指数；n为研究区域的数量（本文为北京、天津和河北省地级市的总数）； Y i为各研究区域内的研究对象数量在总区域中所占比重从大到小排序后第i位的累计百分比。若S=0，则表示研究对象属于均匀分布；若0<S<1，则表示研究对象属于不均匀分布；若S=1，则表示研究对象全部集中在一个区域中。

2.2.3 核密度估算法

核密度估算法可清晰地反映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其聚集特征。计算公式为：
f n x = 1 n h ∑ i = 1 n k x - X i h
式中：f为核密度； k 称为核函数；h为搜索半径（宽带），且h>0；n是宽带范围内的已知点数目，即研究样本的个数； x - X i表示估计点x到样本点 X i处的距离。 f x值越大点分布越密集。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类型

为了更简明清晰地展示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京津冀区域历史文化的演变特征，即先秦以前的燕文化、秦汉至隋唐的幽州文化、宋元明清的京畿文化[20-21]，粗略将其分为史前至先秦、秦汉至隋唐、宋元明清及近代以来四个时期，分别计算其最邻近指数。利用ArcGIS10.2以及上述式（1）、（2）和（3）计算出四个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最邻近指数和空间结构类型，结果见表1。
表1 京津冀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最邻近指数及空间结构类型

Tab.1 The nearest neighor index and spatial structure types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时期 文物保护单位
数量（个）		 平均实际
最邻近距离（m）		 平均理论
最邻近距离（m）		 NNI Z得分 SST
史前至先秦 211 9 527.7206 18 772.4887 0.507534 -13.652579 集聚
秦汉至隋唐 292 7 348.2174 16 027.6754 0.458471 -17.733186 集聚
宋元明清 1103 3 136.2253 8 697.4437 0.360592 -40.588488 集聚
近代以来 453 4 062.4844 11 810.5906 0.34397 -26.711848 集聚
分析可知，京津冀四个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平均实际最邻近距离均小于平均理论最邻近距离，最邻近指数均小于1，表明四个时段文保单位的空间分布类型均表现为集聚型（表1）。其中史前至先秦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最少，有211个，且其最邻近指数最高，集聚程度最弱；而近代以来的最邻近指数最低，集聚程度最强。

3.2 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均衡性

根据式（4）计算出地理集中指数G=35.19，而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若在均匀分布状态下，其地理集中指数应为 G ¯=27.73。对比可知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的实际地理集中指数大于理想状态下的均匀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表明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不均匀。由于地理集中指数反映的是研究对象分布的总体情况，不能揭示文物保护单位在区域内部的分布格局，所以采用不平衡指数来进一步验证区域分布均衡性[22]。根据式（5）得出不平衡指数为S=0.38，小于1，表明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在区域内部分布不均匀。结合洛伦茨曲线更清晰地说明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和集中程度（图1）。可以看出。洛伦茨曲线呈上凸趋势，表明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占据区域总数的68.38%。
图1 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洛伦茨曲线

Fig.1 Lorenz curve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uni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3.3 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密度特征

基于ArcGIS10.2软件Spatial Ananlyst中的Kernel Density工具，设置像元1 km，根据式（6）对京津冀4个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核密度分析，从而生成京津冀史前至先秦、秦汉至隋唐、宋元明清、近代以来4个核密度分布格局（图2）。为了更清晰地展现京津冀4个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具体分布情况，将4个不同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分别按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代以来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和其他6种类型进行分类统计（表2），并结合4个不同时期的密度特征更深层次分析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
图2 京津冀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核密度分布格局

Fig.2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kernel density of protected cultural relic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t different periods

表2 京津冀分时分类文物保护单位数量统计

Tab.2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protected cultural relic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based on the time and classification

时期 古遗址（个） 古墓葬（个） 古建筑（个） 石窟寺及石刻（个）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个）		 其他（个） 总计（个）
史前至先秦 191 16 2 1 0 1 211
秦汉至隋唐 86 99 51 55 0 1 292
宋元明清 117 89 804 59 30 4 1 103
近代以来 0 0 0 0 453 0 453
总计 394 204 857 115 483 6 2 059

3.3.1 史前至先秦时期

史前至先秦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形成了3个核心城市密集区和1个次核心区，主要集中在南北走向的太行山东麓大道的邯郸和邢台、石家庄、保定以及东西走向的燕山南麓大道的唐山（图2a）。史前时期京津冀所在区域是古人类活动和繁衍的重要区域之一，其所在的太行山和燕山区域，尤其是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地带是黄河与海河水系共同冲积而成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土肥地沃，人口密集，为古人类的生活和狩猎提供了良好的环境[23]。这里从古至今一直是各种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交流和碰撞、民居活动的热点地区，因而留下了各种文化交流、汇集和融合的记载和痕迹，形成了丰富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存[24]。由表2可知史前至先秦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最多的类型是古遗址，共191处，这也进一步说明燕赵区域内的先民居住点和人口聚居的城邑，都是沿着太行山东麓一线和燕山南麓一线排列的。

3.3.2 秦汉至隋唐时期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形成3个核心区，集中分布在太行山以东的山前地带，即河北石家庄、邢台、邯郸和北京中心城区（图2b）。在这个时期，京津冀地区的人口、经济与文化中心均分布在太行山前20 km范围内，燕国的蓟和赵国的邯郸是该区域范围内的两大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中心，形成了燕赵对峙、幽冀并立局面。隋唐时期，由于大运河的开通，“南货”源源北上与丝路上的“西货”“东货”交汇于蓟城。幽州地区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呈现出熔南北胡汉经济文化为一炉的特色[25]。此外，各少数民族大举南下，入主中原，幽蓟地区轮番被北方民族和中原政权所占领，胡汉杂居的局面更为突出，也因此促成了京津冀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21]。由表2可得秦汉至隋唐时期的古遗址和古墓葬分布居多，这是由于稳定的发展格局和多元的民族文化交流，吸引了多数人迁移并居住在此，从而了促进了繁荣的人类活动，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迹。

3.3.3 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形成了1个以北京为主的极核心区（图2c）。根据历史发展脉络，北京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经历了辽宋金时代北方政治中心到元明清时期大统一封建王朝政治中心的辉煌发展。在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改北平为北京后，即永乐四年（1406年）开始兴办筹建北京宫殿城池，至此北京城构成了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的基本轮廓，周围民居区规划建设典型四合院。到了清代，北京的坊街巷胡同四合院多有变迁和易名，但大体沿袭明代规模。繁荣的商业经济和文化发展促进了北京城以皇家文化为主的皇家建筑、园林等文化空间的集中，形成了现在的紫禁城及其他王宫宅邸、寺庙和三山五园等建筑格局，所以在宋元明清时期文物保护单位中古建筑类型最多，高达804个（表2）。

3.3.4 近代以来

近代以来的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天津这个核心区（图2d）。在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放为商埠，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形成了以天津为中心的腹地经济，至此天津开始兴办大批近代工业，影响并带动了一批工商业城市的兴起[26]。天津开埠后，成为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军事近代化以及铁路、电报、邮政、采矿、近代教育等方面的大力建设，使得天津成为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基于近代发展历史背景，形成了现在的天津以旧居、旧址、近代学校为主的文物保护单位分布格局。

4 影响因素

4.1 地形地貌因素

地形地貌是制约人文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对其他要素与地理环境整体性特征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7⇓-29]。本研究中与文物保护单位点相关的地形地貌因素主要包括海拔、坡度和坡向因素。

4.1.1 海拔因素

海拔是地形地貌的重要属性，不同海拔位置的气候、水资源、土壤等条件都有差异。因此以海拔高度为指标来考察地形地貌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影响。将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与地形高程图进行叠加（图3），可知文物保护单位集中分布于太行山山脉山前地带和浅山区的交界处。这是源于太行之险是历代兵家争夺之地，华夏人文始祖黄帝指挥的“涿鹿之战”和“阪泉之战”、商代末年的“西伯戡灭”、前263年的“决羊肠之险”、唐末的黄巢军大战太行、清代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敌后根据地之争等均发生在太行地带，活跃的人文活动带来了丰富的文化遗产[30]。按照0~200 m为平原，200~500 m为丘陵，500~1 000 m为山地，1 000 m以上为高原的海拔划分方法，可知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在0~200 m的平原地带，总占比高达72.56%（表3）。这是由于平原地带气候温和、水系发达、交通便利，适宜人类居住，人类活动频繁，从而产生较多的文物资源。其次是山地，比例为12.34%；海拔在高原地带的文物保护单位分布较少，占比仅为3.84%，这是由于此区域气候条件较差，地势崎岖不平，交通不便，不适宜人类生活，稀疏的人类活动导致文物资源较少。
图3 京津冀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高程海拔分布图

Fig.3 Elevation distribution of protected cultural relic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表3 京津冀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海拔高度上的分布数量统计(个)

Tab.3 Statistics of protected cultural relic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ased on the elevation and time

时期 <0 m 0~200 m 201~500 m 501~1 000 m >1 000 m
史前至先秦 3 139 21 35 13
秦汉至隋唐 3 216 29 40 4
宋元明清 5 767 122 151 58
近代以来 4 372 45 28 4

4.1.2 坡度因素

坡度作为地面倾斜度定量描述，主要描述研究区地势起伏状况，影响景观效果，坡度越大，景观被看到和被注意到的可能性就越大[31]。一方面坡度影响土壤冻结深度，坡度越大土壤冻结深度越深，坡度越小土壤冻结深度越浅，且坡下低洼地冷空气沉淀，坡顶比较寒冷，不易种植农作物[32]。另一方面坡度影响河流流速，坡度大流速大水土流失严重，导致土壤中的营养物质流失，从而很难形成农耕土壤；反之坡度小流速小水中沉积物得以沉淀，从而使得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得以保留，形成较厚的土壤层，易于农耕[28]。本研究在进行坡度分级时采用国际地理学联合会地貌调查与地貌制图委员会关于地貌详图应用的坡地分类：0°~0.5°为平原，0.5°~2°为微斜坡，2°~5°为缓斜坡，5°~15°为斜坡，15°~35°为陡坡，35°~55°为峭坡，55°~90°为垂直壁[33]。通过ArcMap10.2在京津冀DEM（图4a）上提取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坡度数据（表4），由表4分析可知四个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坡度增加分布呈减少趋势。文物保护单位在0.5°~2°微斜坡和2°~5°缓斜坡的坡度上分布最多，其中史前至先秦时期在微斜坡和缓斜坡上的文物保护单位占总数的67.62%，同样的秦汉至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和近代以来在这两个坡度上的文物保护单位总和分别占总数的70.99%、71.08%、76.8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更加倾向于地势起伏较小的区域。在15°~35°陡坡和35°~55°峭坡上，四个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分别在这两个坡地上的分布总和均较少，分别占同等时期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5.71%、7.85%、5.26%、5.08%。整个分析表明，坡度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坡度越大，地势起伏越大，文物保护单位分布越少，反之则越多。
图4 京津冀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坡度坡向分布图

Fig.4 Gradient and slope direction of protected cultural relic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表4 京津冀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坡度分布情况

Tab.4 Statistics of protected cultural relic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ased on the slope and time

坡度（°） 史前至
先秦（个）		 所占比例
（%）		 秦汉至
隋唐（个）		 所占比例
（%）		 宋元明清
（个）		 所占比例
（%）		 近代以来
（个）		 所占比例
（%）
0~0.5 24 11.43 27 9.22 90 8.16 25 5.52
0.5~2 77 36.67 102 34.81 376 34.09 156 34.44
2~5 65 30.95 106 36.18 408 36.99 192 42.38
5~15 32 15.24 35 11.95 171 15.50 57 12.58
15~35 11 5.24 19 6.48 56 5.08 19 4.19
35~55 1 0.48 4 1.37 2 0.18 4 0.88
55~90 0 0 0 0 0 0 0 0

4.1.3 坡向因素

坡向作为重要的地形因子，主要体现区域微地形的复杂情况，直接影响着土壤的光热条件[34]。不同坡向因接受日照时间和太阳辐射量的差异具有不同的日照效果，一般而言，阳坡能接受更多的太阳辐射，拥有更好光热条件[27]。在北半球，南坡的太阳辐射量最大，北坡的最少[32]。本研究以0°起点，按顺时针方向将坡向分为八个方向（图4b），然后按照这八个坡向分别统计四个时期文物保护单位在不同坡向上的分布数量（表5）。可知在四个历史时期中，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坡向具有一定的异同。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史前至先秦时期的文保单位在正西坡向上分布最多，而秦汉至隋唐、宋元明清及近代以来的文保单位在东南坡向上的文保单位分布最多；相同性主要表现在四个历史时期的文保单位均在正北坡向上分布最少，这是由于京津冀处在北半球，北坡无论在哪个季节获得的日照都很少，尤其是冬季比较寒冷，加之取暖条件的限制，使得北坡不适宜人类居住。另外，广义上坡向可以分为阳坡（90°~270°）和阴坡（0°~90°，270°~360°）[27]，由表5可知，京津冀四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具有明显的向阳性特点，在阳坡和阴坡上的分布数量分别为1 314和625个，阳坡的数量约为阴坡的2.1倍。其中在阳坡范围内，东南和西南坡向的文物保护单位数较多，分别占总数的14.67%和12.68%，其次是正东坡、正西坡、东北坡和正南坡，占比分别为12.38%、12.24%、12.04%、11.85%。分析结果显示古人类受到取暖条件和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倾向于选择日照充足的适宜居住的坡向。
表5 京津冀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坡向分布情况

Tab.5 Statistics of protected cultural relics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ased on the slope direction and time

坡向（°） 史前至先秦 秦汉至隋唐 宋元明清 近代以来 总计（个） 所占比例（%）
正北（0~22.5） 12 16 90 24 142 6.9
东北（22.5~67.5） 26 37 131 54 248 12.04
正东（67.5~112.5） 17 39 142 57 255 12.38
东南（112.5~157.5） 24 48 164 66 302 14.67
正南（157.5~202.5） 28 27 143 46 244 11.85
西南（202.5~247.5） 22 37 139 63 261 12.68
正西（247.5~292.5） 35 41 120 56 252 12.24
西北（292.5~337.5） 28 29 119 59 235 11.41

4.2 河流因素

河流水系作为影响资源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之一[35]，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各类文化遗产的发祥地。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通常选择近河但并不临河的位置依河而居，民居生活严重依赖河流[32]。所以古人类的早期文明也多沿河流发展，特别是在绿洲农业发展后，人类的民居选址会把水源作为重要的首要参考条件[36]，也因此造就了各流域文化遗产的产生。利用ArcGIS分析工具中的缓冲区分析，根据河流级别，分别建立一级河流20 km、二三级河流15 km、四级河流10 km、五级河流5 km的缓冲区，最终形成京津冀河流缓冲区与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图（图5）。分析可知，沿河流分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总数量为1 866个，占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90.63%。其中史前至先秦时期在河流缓冲区的文保数量为211个，占比高达100%；秦汉至隋唐时期在河流缓冲区的文保数量为286个，占比97.95%；宋元明清时期在河流缓冲区内的文保数量为1 032个，占比93.56%；近代以来在河流缓冲区内的文保数量为337个，占比74.39%（表6）。显然，河流对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具有较强的限制作用，表明了人类社会活动在选址上的亲水特点，并且年代越久远，对河流水域的依赖性越明显。
图5 京津冀河流缓冲区与文物保护单位分布

Fig.5 Buffer zone of river and protected cultural relic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表6 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沿各级河流分布情况（个）

Tab.6 The distribution of protected cultural relic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along rivers at different level

分级河流 史前至
先秦		 秦汉至
隋唐		 宋元
明清		 近代
以来
一级河流缓冲区 5 23 150 198
二三级河流缓冲区 43 98 349 74
四级河流缓冲区 152 47 190 14
五级河流缓冲区 11 118 343 51

4.3 交通因素

交通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渠道，能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人们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的丰度，增进交流的深度和广度。文化遗产资源作为古人类文化的一种呈现方式，其地理空间分布严重受到交通影响，交通通达性越高，文化交流越密切，文化遗产也就越密集。公路和铁路作为灵活的交通运输方式，对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旅游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元明清时期，北京作为全国陆路和水运交通中枢，加之作为全国唯一贯穿南北河道的京杭大运河流经京畿区域，受此影响，该区域的大部分主要城市分布在这些水陆运输干线两侧[21]，也因此留存丰富的文物古迹。将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点与京津冀主要铁路和公路进行叠加，同时以15 km为宽带，建立缓冲区，得到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与交通路网的缓冲区分布图（图6），通过分析得出四个时期高达83.83%的文物保护单位沿交通线路分布，由此证明了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与交通线路呈显著正相关。
图6 京津冀路网缓冲区与文物保护单位分布

Fig.6 Buffer zone of road network and protected cultural relics in Beijing-Tianjin-Hebei

4.4 社会政治及历史文化因素

历史文物古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又反过来影响文物古迹的形成和分布。史前至先秦时期，京津冀所在区域一直是古人类活动和繁衍的重要区域之一，民族冲突频发，形成了以燕赵文化为主的燕赵对峙局面，但在冲突同时，更强调的是文化的融合和汇聚，尤其是先秦时期，在燕地文化基础上，吸纳融合了典型北方部族特色的东胡或山戎文化等[20]；秦汉至隋唐时期，该区域是封建势力割据中心与游牧族南进据点[37]，处于中原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冲突交融的核心地带，政权更迭频繁，是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心[21]；宋元明清时期，京津冀区域成为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民族文化交流中心，并且形成了吸引力强、包容性强的京畿文化[20]，该文化是在融合了蒙古族文化、西域多民族文化、儒家文化、宗教文化等多元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经历了多民族、多地域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经验和沉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20]；近代以来，京津冀地区见证了中国经济近代化、政治近代化和思想近代化历程，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胜利、国民革命高潮到来等，活跃的革命活动，留下了众多革命遗址遗迹。总之，在这些时期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发展背景下，促成了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等历史文物的形成。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第一，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在史前至先秦、秦汉至隋唐、宋元明清以及近代以来四个历史时期的最邻近指数R均小于1，表明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集聚状态。
第二，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的地理集中指数G=35.19（理想状态下均匀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应为 G ¯=27.73），不平衡指数为S=0.38（0<S<1），表明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不均衡，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石家庄等几个市。
第三，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文物保护单位在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密度特征各异，总体上随着时间从太行山东麓和燕山南麓向北京、天津进行迁移：史前至先秦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形成了3个核心城市密集区和1个次核心区，主要集中在南北走向的太行山东麓大道的邯郸和邢台、石家庄、保定以及东西走向的燕山南麓大道的唐山；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形成3个核心区，集中分布在太行山以东的山前地带，即河北石家庄、邢台、邯郸和北京中心城区；宋元明清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形成了1个以北京为主的极核心区；近代以来的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天津这个核心区。
第四，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格局受到地形地貌（海拔、坡度、坡向）、河流、交通、社会政治及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文物保护单位主要分布在0~200 m的平原地带，且在0.5°~2°微斜坡和2°~5°缓斜坡的坡度上分布最多，具有明显的向阳性，主要沿河流以及交通路网分布。

5.2 建议

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能揭示其历史发展规律，从而为其开发和保护提供合理依据。根据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结合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背景，提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利用策略：第一，运用Web GIS（万维网地理信息系统）建立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地理信息数据库，展示文物保护单位名称、方位、详细地址、类别、保护级别等，从而全面描述和体现京津冀文物保护单位整体空间格局，实现现代化文化遗产信息服务和管理功能，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与开发提供全方位的参考信息；第二，受发展历史影响，京津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形成不同集聚区域，同时其分布受地形地貌、河流等因素影响，应该因地制宜，因时施策，分区域、分类型制定针对性的保护策略；第三，依托京津冀庞大的客源市场，结合文化遗产类型和时空分布特征，因地制宜地设计旅游产品，打造特色文化遗产线路，促进文物活化，实现文物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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