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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0 , Vol. 40 >Issue 12: 191 - 198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12.022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 LI Jiangmin , 1 ,
  • ZHAO Qingqing 1 ,
  • CHEN Jing 2
Expand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Wuhan 430074，Hubei，China
  • 2. Wuh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Dissemination Co. Ltd，Wuhan 430000，Hubei，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4-24

  Revised date: 2020-09-21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1

Fold

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methods of Arc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Geodetector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1 290 items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ough the sites are clustered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as a whole. The distribution is a herringbone pattern of “three cores and two belts”. In terms of category, performing arts, traditional skills and traditional fine arts are most obviously clustered in distribution. Folk literature, traditional music, traditional dance, traditional theatre and folk customs are relatively clustered; traditional medicine is slightly clustered and distributed in random; traditional sports, entertainment and acrobatics are the weakest in the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the high-density core area of all typ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ems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Guizhou and the juncture area of Hubei, Hunan, Guizhou and Chongqing. Among the elements of the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culture and population have a stronger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hile the landform and water system in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have a smaller influence. However,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dimensions shows a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end,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distribution; nearest neighbor distanc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ite this article

LI Jiangmin , ZHAO Qingqing , CHEN Jing .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12) : 191 -19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12.0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我国劳动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1]。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提出要促进产业融合，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游等业态发展，非遗保护传承与旅游利用已上升至国家高度。非遗有利于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也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益，是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转变，带动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手[1⇓-3]。然而，在非遗传承与旅游利用实践中，出现内涵挖掘不足、地方文化嫁接、文化杂糅等问题，非遗的真实性受到曲解，非遗开发利用也存在区域不均衡性。研究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认识影响非遗发展的因素，对于传承开发非遗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对于非遗的研究工作起步较早，非遗概念、类型划分、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4⇓⇓-7]等基础性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进一步研究以非遗理论体系构建、非遗与旅游发展、非遗旅游体验为主[8⇓-10]；近年来研究扩展到非遗精神、情感层面，从历史和社会维度出发探究非遗的开发，非遗与“文化认同”的研究逐渐成熟，同时强调教育在非遗保护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实现了以“物”的保护向“人”为主导的保护理念的革命性转变[11⇓⇓⇓-15]，是非遗较深层次的研究。相较于国外，我国非遗研究起步较晚，但成绩斐然，研究涉及非遗概念、价值研究、保护利用、开发模式、非遗与地方构建、非遗活化等方面[1⇓-3,16⇓⇓⇓-20]。从研究方法上看，人类学、管理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6,20]在非遗研究中效用明显；从研究视角来看，跨学科性质明显，非遗与旅游的融合研究颇有成效，文化创意[21]可以激活非遗资源的旅游效用。地理学视角的非遗研究成果也逐步丰富，研究区域以全国和省域尺度为主，研究内容以非遗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定性分析为主[22⇓⇓⇓⇓-27]，对非遗区域尺度和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较少，尤其是影响因素间的交互研究较为缺乏。
长江经济带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已发展成为我国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区域之一，但长江经济带的生态环境形势同样严峻，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局依然存在[28]。《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明确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工作思路，“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导向。新时期，长江经济带战略的目的是发挥水道优势，串联东、中、西部发展战略，挖掘资源禀赋与内需潜力。长江经济带区域文化资源同样突出，沿岸文化产业合作、非遗旅游交流等形式的“软连接”[28]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本文聚焦于长江经济带非遗的分布，采用集中化指数、最邻近距离、核密度的方法从非遗整体和类型差异两个层面揭示长江经济带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索其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旨在为长江经济带区域政府把握非遗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规律、优化非遗保护和旅游开发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和参考，以期促进长江经济带区域协同发展。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三大战略的重点区域之一，空间跨越东中西三大区域，包括云南、四川、贵州、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共9省2市，是长江流域最发达的区域。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截至2019年，文化与旅游部公布了4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相同的非遗项目，形式和内涵在两个以上地区均保持完整的，可同时列入名录，故将4批国家级非遗按照申报地区或单位进行逐一统计后，得到长江经济带非遗数量共计1 290项（含拓展项）。同时，根据国家非遗名录对非遗类型的划分，将非遗分为十大类（表1）。
表1 非遗类型—地理数量分布表

Tab.1 Typological-geographical quantity distribution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地理
区域		 省份
（直辖市）		 民间
文学		 传统
音乐		 传统
舞蹈		 传统
戏剧		 曲艺 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		 传统
美术		 传统
技艺		 传统
医药		 民俗 总数（项）
/占比（%）		 第三产业
GDP占比（%）
东部 上海 2 7 4 7 5 2 10 16 7 3 63/4.88 10.95
浙江 24 14 18 25 27 10 28 45 9 33 233/18.06 14.72
江苏 11 20 8 23 9 1 27 33 5 9 146/11.32 22.62
总数 37 41 30 55 41 13 65 94 21 45 442/34.26 48.29
中部 安徽 4 9 9 23 2 2 9 21 2 7 88/6.82 6.48
江西 1 7 9 15 3 1 10 15 1 8 70/5.43 4.72
湖南 8 15 12 31 6 2 13 13 4 14 118/9.15 9.05
湖北 19 28 10 23 12 4 13 5 3 10 127/9.84 8.98
总数 32 59 40 92 23 9 45 54 10 39 403/31.24 29.23
西部 重庆 3 14 4 2 6 0 3 7 2 3 44/3.41 5.11
贵州 9 19 16 13 1 2 10 26 8 36 140/10.85 3.30
四川 7 23 19 10 6 1 22 33 2 16 139/10.78 10.03
云南 17 11 27 15 1 1 5 20 6 19 122/9.46 4.04
总数 36 67 66 40 14 4 40 86 18 74 445/34.50 22.48

数据来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2019年）；国家统计局（2019年）

1.2 研究方法

1.2.1 集中化指数

本文运用洛伦兹曲线来表征长江经济带国家级非遗各类型间的集中化程度和结构特征，集中化指数公式[27]为：
I = C - K M - K
式中：C为非遗类型累积百分比之和；M为完全集合分布时累计百分比之和；K为完全平均分布时累计百分比之和。

1.2.2 最邻近指数

从区域范围来看，非遗所在地在空间地理上可以抽象为点状要素[23]，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类型可用最邻近指数进行判别。计算式为：
R = r ¯ / r i ¯
式中： r ¯为实际最近非遗点间的平均距离； r i ¯为非遗点在地理空间中Poisson分布时的平均距离，计算公式为 r i ¯ = 1 2 n / A = 1 2 D，其中n为非遗点数，A为区域面积，D为点密度。
R>1时，非遗点的空间分布类型趋于均匀分布；R=1时，非遗点为随机分布；R
1时，非遗点为聚集分布。

1.2.3 核密度

核密度估计能够直观地反映资源的具体集聚地和集聚程度，本文采用核密度估计法测量长江经济带国家级非遗点的空间集聚特征。计算公式 f x[22]为：
f x = 1 n h ∑ i = 1 n k x - X i h
式中： k 为核函数；h>0为带宽； x - X i表示估值点 x到非遗点 X i的距离。

1.2.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驱动因子的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q统计量可以度量空间分异性、探测解释因子、分析变量间交互关系[29]。计算式为：
q = N σ 2 - ∑ h = 1 L N h σ h 2 / N σ 2
式中： N和 σ 2分别为非遗样本量和方差； N h和 σ h 2是第h类影响因素的样本量和方差；L为第h类影响因素的分类个数。q取值为[0,1]，数值越大表明指标对非遗空间分布的解释力越强。

2 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特征

2.1 长江经济带非遗分布结构

按照国家地理区域的划分标准，将长江经济带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不同的地理区域。总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国家级非遗前两批数量较多，共842项，占比65.27%，第三批和第四批非遗数量较前两批有明显减少，共448项，占比34.73%。在区域尺度内非遗数量相差不大，中部区域（403）的非遗略少于东部区域（442）和西部区域（445）；在省域尺度上有较大差异，浙江省非遗量最多，有233项，最少的为重庆，只有44项（表1）。
长江经济带非遗类型的洛伦兹曲线集中化指数为0.30（ 0 ≤ I ≤ 1），集中化指数偏小，表明非遗类型呈现弱不均匀的结构（图1）。长江经济带区域非遗以传统技艺和传统戏剧类为主，共421项，占非遗总量的32.64%；传统音乐、民俗、传统美术数量次之，在150~180项之间，分别是167、158和150项；传统舞蹈、民间文学和曲艺类非遗较少，共有319项，占24.73%；传统医药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的数量最少，均不超过50项，分别占比3.80%、2.02%。
图1 非遗类型的洛伦兹曲线图

Fig.1 Lorenz curve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2 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差异

2.2.1 区域数量差异

在长江经济带9省2市中，每个地区有不同数量的非遗分布（表1）。其中，浙江省非遗最多，达233项，占长江经济带非遗总数的18.06%；江苏、贵州、四川、湖北、云南、湖南等6个省份的非遗数量在100~150项之间，共占比61.40%；安徽、江西、上海三地的非遗在50~100项之间，占比较小，合占17.13%；重庆的非遗项目最少，只有44项，占比为3.41%。吴清等在分析非遗空间分布时提出非遗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耦合性[23]。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非遗数量的分布与第三产业关系更为紧密，譬如东部区域中的浙江、江苏，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高于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江西，非遗数量也明显多于安徽和江西；西部区域虽第三产业占比不如中部区域，非遗数量却高于中部区域，是因为贵州、四川和云南等区域内聚集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人口，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非遗数量的空间分布产生变动而多于中部区域。

2.2.2 区域类型差异

从非遗类型在长江经济带的分布来看（表1），民间文学类非遗以浙江最多，有24项，其次是湖北、云南和江苏等省，最少为江西，只有1项。传统音乐类非遗在各省的数量差别不大，其中，最多的为湖北，共28项，最少的是上海和江西（7项）。四川的传统舞蹈类非遗最多，上海和重庆两市的舞蹈类非遗最少，只有4项。传统戏剧类非遗在湖南（31项）最多，浙江（25项）、湖北（23项）、江苏（23项）、安徽（23项）四省相差不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在各省分布不均，数量最多的都是浙江，贵州和云南的曲艺类非遗最少，只有1项，重庆没有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传统美术类非遗在浙江（28项）和江苏（27项）分布较多，重庆最少，为3项。传统技艺类非遗虽在各省均有分布，但数量相差较大，最少为湖北，只有5项，最多的是浙江（45项）。各省传统医药类非遗均不超过10项，其中浙江最多（9项），江西最少（1项）。贵州的民俗类非遗最多，有36项，上海和重庆最少，只有3项。非遗类型的空间分布与地区文化有密切关系，长江经济带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和民俗类非遗多于中部和东部，符合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特质，也彰显了少数民族独特的风俗文化。

2.3 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类型

在ArcGIS 10.2软件中，运用Average Nearest Neighbor工具对各类型非遗数量及总数进行处理，得到最邻近指数表（表2）。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1 290项非遗总数的最邻近指数为0.47，且置信度为99%，呈现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而各类型非遗在分布形态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类非遗的最邻近指数在0.50~0.85之间，在空间上呈现集聚的分布形态，其中曲艺、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类非遗的集聚特征明显，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和民俗类也有较强的集聚性，传统医药类的最邻近指数为0.82，集聚性较弱，趋于随机分布。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的最邻近指数为1.10，大于1，集聚性最弱，与曲艺类非遗的聚集程度差别较大。
表2 非遗平均最邻近指数表

Tab.2 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类型 民间
文学		 传统
音乐		 传统
舞蹈		 传统
戏剧		 曲艺 传统体育、
游艺与杂技		 传统
美术		 传统
技艺		 传统
医药		 民俗 总数
数量 105 167 136 187 78 26 150 234 49 158 1290
R值 0.73 0.74 0.78 0.72 0.52 1.10 0.65 0.55 0.82 0.71 0.47
P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324 0.000 0.000 0.016 0.000 0.000

2.4 长江经济带非遗密度分布特征

2.4.1 总体分布特征

通过核密度分析方法得到长江经济带非遗总体的核密度处理图（图2）。由图2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的非遗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态势，东密西疏，呈现“三核两带”的“人”字形分布结构。三核包括1个高密度核心区和2个次密度核心区，其中，以长三角为核心，辐射浙江、上海、江苏、安徽，形成1个高密度核心区；以黔东南为中心形成一个次密度核心区；四川省会城市联动周边地区形成第二个次密度核心区。两带指沿上海、浙江、江西北部、湖南北部、贵州和云南分布的强南部带和沿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湖北南部、重庆和四川分布的弱北部带。长江经济带非遗的总体分布特征，明显体现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非遗分布越丰富。
图2 非遗总体核密度分布图

Fig.2 Kernel density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2.4.2 非遗类型的集聚区域分析

如图3所示，不同类型的非遗有不同的集聚区域。民间文学和传统戏剧非遗以长三角地区分布最为密集，其次，民间文学类在鄂东南—鄂西南—黔东南地区以带状分布，传统戏剧类在湘—鄂—皖呈片状分布，有大量集中；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类非遗除在长三角区域高密度分布外，传统音乐类在鄂—湘—渝—黔交界集中分布，传统舞蹈类非遗在滇—黔—鄂西南地区带状分布；曲艺和传统美术类非遗在长三角地区最为丰富，其中，曲艺类非遗的集聚性较好，在长江经济带的中游城市群分布着除长三角以外的几乎所有曲艺类非遗项目，传统美术类在在鄂东—湘西—黔东南片区及以成都为中心的区域有次级集中的分布；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数量最少，较为分散，长三角地区依然为核心分布区域；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类非遗形成两个核心分布区，以长三角为高密度核心分布区，黔东南地区为次密度核心分布区。由上分析可知，长三角地区和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非遗更为集聚，说明非遗的密集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少数民族文化集聚程度成正比。
图3 非遗各类型核密度图

Fig.3 Kernel density of different type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3 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非遗的形成和空间分布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交叉复合影响，地形地貌、水域情况、交通发展、人口、民族、文化、经济发展水平[22⇓⇓⇓-26]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对国内非遗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并结合长江经济带的实际情况和专家的参考意见，确定从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两个维度9个具体因素指标（表3）分析长江经济带区域非遗空间分布的决定性因素。进而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计算不同维度和影响因素对于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形成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维度之间的交互作用。
表3 影响因素及因子解释力

Tab.3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ts determinant values

维度 指标 评价指标 数据来源 q值
自然
地理		 地形地貌 高程 ArcGIS数据处理 0.049
河流 水系长度 官方统计数据 0.051
社会
经济		 经济发展水平 GDP总量 官方统计数据 0.739
人口 人口总数 官方统计数据 0.319
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总数 官方统计数据 0.037
交通 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内河航道里程 官方统计数据 0.136
文化 博物馆数量、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数量、艺术表演团体数量、中国传统村落数量 官方统计数据 0.573
城市化 城镇化水平 官方统计数据处理 0.580
工业化 工业化指数 官方统计数据处理 0.179

3.1 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地理探测器得到影响维度和指标的q值结果（表3）。不同维度、不同指标对长江经济带区域非遗的空间分布差异影响程度不同，社会经济环境相比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力更强，充分说明人的能动性在非遗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0.739）和城市化水平（0.580）是影响力最强的2个指标，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反映了区域内的经济实力，表明非遗是经济条件成熟后，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后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是国民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民族因素的影响力最低为0.037，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内民族对非遗分布的影响较小，符合汉族是中国主体民族的基本国情，与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有一定联系，如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集聚在贵州和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非遗也在贵州和云南地区集中分布。

3.1.1 自然地理因素

地域文化形成与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地形地貌上看：长江经济带横跨第一、二、三阶梯，区域内地形差异较大。平坦开阔的地势有利于人的互动交往，促进文化的交流传播，封闭的地势则阻断了人口的流动和文化的交汇，但封闭的地势避免了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较好地保存了本土文化的原真性，同样有利于非遗的形成。地形地貌通过对人口的流动产生作用进而影响非遗的形成和发展，地形地貌对于非遗集聚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定性判断为有利或阻碍，通过表3可知，地形地貌（0.049）作为自然地理因素对非遗空间分布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程度不大。从河流来看：早期人类生活集聚在河流沿岸，非遗分布与河流与密切关系，非遗分布与水系具有较好的耦合性，水系对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力为0.051，影响力较弱，是由于长江水系发达，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各省市水域优势不明显。

3.1.2 社会经济因素

非遗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也由人类传承和保护，人的社会经济行为对非遗的影响较大。社会经济维度因素对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异的影响力排序为：经济发展水平（0.739）>城市化（0.580）>文化（0.573）>人口（0.319）>工业化（0.179）>交通（0.136）>民族（0.037），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力最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更易形成非遗集聚，如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也是非遗最为集聚的地区；城市化水平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力较大，城市化水平可以反映地区内社会生产力、文化科学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国家级非遗的确定需要前期大量的调研整理工作，与地区城市化水平有重要关系；文化是非遗的本质属性，区域内文化对非遗的空间分布也有较强的影响力，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是非遗成长的沃土，文化的发展和非遗的形成互相促进，文化富集的区域更易形成非遗集聚区；人口对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力为0.319，具有一定影响力；工业化、交通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力较小，民族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力最小。

3.2 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

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得到不同影响因素对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的交互作用影响（表4）。交互作用的类型为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不同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存在一定差异，但两维度影响因素交互作用影响力大于单个维度因素的影响力。地形地貌与民族、交通、文化、城市化、工业化的交互作用类型为双因子增强，与人口、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类型为非线性增强；河流与人口、民族、交通、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的作用类型为双因子增强，与文化、城市化的交互作用为非线性增强。其中，地形地貌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最强（0.96），平坦开阔且经济水平高的地区更利于非遗生存。自然地理环境对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的单独影响力较弱，但作为非遗产生的空间载体仍然是非遗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表4 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结果

Tab.4 Result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influencing factors

社会经济
人口 民族 交通 文化 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化 工业化
自然地理 地形地貌 0.60（NE） 0.14（BE） 0.23（BE） 0.73（BE） 0.96（NE） 0.71（BE） 0.26（BE）
河流 0.43（BE） 0.19（BE） 0.24（BE） 0.84（NE） 0.82（BE） 0.79（NE） 0.33（BE）

注：NE为非线性增强；BE为双因子增强。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1 290项国家级非遗的空间结构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长江经济带国家级非遗的省际差异明显，但东、中、西区域层面差异不大；非遗类型的数量结构不均匀，以传统技艺和传统戏剧类非遗为主，传统医药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数量最少。
第二，长江经济带国家级非遗具有明显的聚集分布态势，呈现“三核两带”的“人”字形分布结构。其中，曲艺、传统技艺和传统美术类集聚特征明显；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民俗类也有较强的集聚性；传统医药类集聚性较弱，趋于随机分布；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在区域内集聚程度最弱。
第三，各类型非遗的集聚区域不同。长三角地区是所有类型非遗的高密度核心区，此外，民间文学在鄂东南—鄂西南—黔东南地区以带状分布；传统戏剧类在湘—鄂—皖一带呈片状分布；传统音乐和传统舞蹈类非遗在鄂西南、黔东南少数民族集聚区域有集中分布；曲艺多分布于长江经济带的中游城市群；传统美术类在鄂东—湘西—黔东南片区聚集；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分布相对分散；黔东南地区为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类非遗的次密度核心分布区。
第四，不同因素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力存在一定差异，社会经济中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文化和人口对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力较大，而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力相对较小，但仍是非遗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因素间交互作用类型为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两维度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力大于单个因素的影响力。

4.2 讨论

非遗是国家文化保护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提出协调长江经济带非遗空间布局及保护开发的建议：第一，长江经济带地区非遗数量、类型、生存环境、发展现状等各不相同，西部地区拥有大量气质独特、特色浓郁的民族文化，但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低、交通相对闭塞，应加大非遗项目的资金投入，提高非遗旅游利用效率，获得经济效益，保证非遗后期的管理与保护，实现非遗自身的良性循环；东部区域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城市化水平较高，应建立长效的非遗原真性评估制度，规避过度商业化对非遗真实性带来冲击及高度城市化造成的非遗文化失传。第二，长江经济带区域文化差异明显，在非遗开发利用中应突出区域文化特色，加强交流合作，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渐实现区域联动发展；社区居民参与是非遗利用的重要环节，保障权力—资本双重劣势地位的社区居民利益，对非遗利用的可持续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第三，非遗是传承的，也是发展的，旅游是非遗“活态传承”的重要方式，开发文化创意产品，走文旅融合发展道路，以旅游带动非遗的传承保护工作是未来的发展导向；自然地理环境是非遗文化成长发育的载体，在提高交通可达度、规划景观建设实现旅游利用的同时，也要重视对非遗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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