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y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Level in Chinese Provinces

  • ZHU Yuanyuan , 1, 2 ,
  • GAN Yilin 1, 2 ,
  • LI Xingming , 1, 2, ,
  • YU Ruilin 1, 2
Expand
  • 1. Key Laboratory for Geographical Process Analysis & Simulation Hubei province,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 2. Academy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Hubei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Hubei,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3-27

  Revised date: 2020-02-14

  Online published: 2025-04-11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the role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reconstruc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Combin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of economic geography,cultural sociology,and consumer economics,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comprehensive,pertinent,and data accessibility of the index selection,an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China's cultural consumption,this study builds the CCI (culture consumer index) indicator system from three aspects of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environment,willingness and satisfaction. By using GIS spatial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regular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regional cultural consumption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hina's provincial cultural consumption level is generally manifested as the east-west difference in space,and there is a Hu-line similar to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level on both sides of the Hu-line is quite different. 2) The gradient of China's provincial cultural consumption level is obviously different,mainly due to the gap within the plate,and the gap between the plates is supplemented. 3) Supply of cultural products,government regul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level have jointly affected the geographical differentiation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levels in China. 4) It is recommended to rationally guide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achiev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y improving the cultural consumption market,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excavating cultural product connotation,promoting cultu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professional talents,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cultural policies and so on.

Cite this article

ZHU Yuanyuan , GAN Yilin , LI Xingming , YU Ruilin . Study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ltural Consumption Level in Chinese Provinc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3) : 110 -118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3.013

伴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文化消费在社会结构与社会重构中的作用愈发明显。中国地域广阔,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地理空间区分了地区间不同的文化审美,也分割了文化消费市场,进而带来了区域间的文化消费差异。文化消费作为文化产业链上的终端环节[1],是推动中国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关键所在。文化部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满足多样化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消费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文化消费需求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中国文化消费存在城乡间、区域间差异过大[2],文化产品品位低、乡村地区文化消费乏力、文化供需矛盾过大、文化创新差等难题。因此,对中国的文化消费水平进行区域分异考察则成为地理学者研究的应有之义。
文化消费的相关研究在西方蓬勃兴起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并较多地围绕社会学和经济学视角展开。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文化消费与社会分层”这一主题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文化消费被视为社会分区的标志,研究认为教育水平[3]、收入水平、社会地位、职业层次[4-5]、种族或宗教[6-7]的差异影响着文化消费水平,而促进文化消费有利于社会宽容并减弱社会排斥[8]。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多基于经济学基本理论,通过构建模型对特定的文化产品(或服务)消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认为收入水平[9]、文化资本[10]、文化产品价格[11]、消费环境[12]、闲暇时间[13]等是文化消费的主要影响因子,其中收入与文化消费支出的显著正向关系受到多数研究的广泛认可。此外,针对文化消费地域差异的研究表明,文化服务和产品的消费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区域差异。Sibelle Cornélio Diniz等认为文化设施供给和历史文化方面的不同使得文化艺术消费支出具有较为显著的地区差异[14]。Jörg Rössel等发现地域及地域内文化设施的可用性有助于对文化消费差异进行解释[15]
中国关于文化消费的探讨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早期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消费经济学、文化市场学等领域,着重探讨文化消费的内涵及现状。近年来,相关文献聚焦在城市文化的消费空间[16]、城市文化氛围[17]、文化消费的区域差异[18]、文化消费的影响因素[19]等方面。在对文化消费的定量考察上,研究集中在城市文化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文化创意指数[21]、欧洲创意指数[22]等方面。在对文化消费地域差异分析上,王俊杰发现河南农村受地区收入差异影响,各地区文化消费支出程度不同[23];田虹的研究则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存在区域差异,以西部地区差异最大,东部最小,但东部文化消费两极分化现象最严重,西部较缓和[24]。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多位学者发现影响文化消费的不仅是收入水平,还包括家庭总收入、消费习惯、受教育年限、社会阶层、宗教信仰、户口等多方面的因素[25-26]。然而,如何从地理学的视角,结合文化消费理论,探讨中国区域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还有待深入。
本文结合地理学、文化社会学、消费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从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意愿、文化消费满意度三个层面构建文化消费指数指标体系。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探讨区域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丰富区域文化消费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完善文化消费市场、提升文化产业发展质量、挖掘文化产品内涵、推广文化教育并培养专业人才、制定差异化文化政策等方式,合理引导文化消费,以实现中国区域文化协调发展。

1 文化消费指数的指标体系与数据处理

1.1 指标体系

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提出“中国文化消费指数”(CCI-Culture Consumer Index)的概念,用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综合素质。文化消费指数越高,文化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越大,说明在经济条件相当的情况下,该地区或者个人的文化生活越丰富。本文参考社会心理学的“消费行为模式理论”、消费者行为学的“消费购买意愿与消费能力理论”“消费满意度理论”等文化消费相关理论,归纳整理相关文献[27-32],基于指标选择的科学性、综合性、针对性和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结合中国文化消费的具体情况,从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意愿、文化消费满意度三个层面构建文化消费指数指标体系(表1),用以定量评估文化消费水平情况。
表1 文化消费指数测评的指标体系

Tab.1 The indicator system of culture consumption index

一级指标(X) 权重 二级指标(Y) 权重
文化消费环境 0.06336 y1:文化市场经营机构营业收入(万元) 0.1472
y2:文化产业从业人员(人) 0.1344
y3: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 0.0663
y4:人均GDP(元) 0.0657
y5: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0.0407
y6: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m2 0.0696
y7: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 0.0900
y8:城镇化率(%) 0.0197
文化消费意愿 0.2767 y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0690
y10:人均文教娱乐支出(元) 0.0205
y11:文化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 0.0096
y12:公共文化设施参与度(次) 0.0706
y13:受教育程度(%) 0.0566
y14:互联网上网率(%) 0.0504
文化消费满意度 0.0897 y15:文化消费价格指数 0.0406
y16:文化消费设施满足率(m2/人) 0.0491
文化消费环境测度的是居民进行文化消费的条件,包括经济环境条件和社会环境条件。其中经济环境条件主要选取人均GDP、第三产业产值与GDP的比重、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文化产业收入4项指标,社会环境条件主要选取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人均图书馆藏量、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城镇化率四项指标。
文化消费意愿表示居民对文化消费愿意付出的水平,包括金钱和时间付出。因此主要选取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文教娱乐支出、文化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公共文化设施参与度、受教育程度、互联网上网率等6个指标表征居民进行文化消费的潜在水平。
文化消费满意度反映的是居民进行文化消费的一种体验评价,包括对文化消费产品本身及其消费价格两个方面的感官和体验,本研究选取文化消费价格和文化消费设施满足率2项指标进行测度。

1.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2017》(涉及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未包含香港、澳门、台湾),部分数据以年鉴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其中,文化产业营业收入(y1)、文化产业从业人员(y2)、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y5)、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y6)、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y7)等5项指标取自《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7》,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y3)、人均GDP(y4)、城镇化率(y8)、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9)、人均文教娱乐支出(y10)、互联网上网率(y14)6项指标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17》。另有部分指标经计算所得,具体释义如下:受教育程度(y13),指教育水平大专及以上人员占总人口比例;文化消费占比(y11),指文教娱乐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公共文化设施参与度(y12),指人均图书馆流通人次、人均接受文化馆(站)服务次数、人均参观博物馆次数之和;文化消费价格指数(y15),以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指数这一统计指标来表示;文化消费设施满足率(y16),指图书馆阅览室面积、书库面积以及博物馆展览用房面积之和与城镇人口的比例。

1.3 研究方法

1.3.1 综合指标评价法

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首先运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各项指标进行处理,消除原始数据中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指标j标准化后的值为:

正向指标: x i j ' = x i j - m i n x j / m a x x j - m i n x j

逆向指标: x i j ' = m a x x j - x i j / m a x x j - m i n x j

由于原始数据标准化之后存在零值的情况,为避免对下一步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造成干扰,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坐标平移,平移后的值:

x i j ' ' = x i j ' + K

式中: K为坐标平移幅度,根据各样本指标值实际情况确定。
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通过修正由信息熵计算的各指标熵权,得出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表1)。信息熵越小,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其权重也相应越大。具体计算方法[33]如下:
j项指标i城市指标值的占比:

p i j = x i j ' ' / i = 1 n x i j ' '     i = 1,2 , , n ; j = 1,2 , m

j项指标的信息熵 e j

e j = - k i = 1 n p i j l n p i j, k 0 , k = 1 l n n , e j 0

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g j = 1 - e j

评价指标j的权重:

w j = g j / j = 1 m g j     1 j m

i地区文化消费指数的评价值:

s i = j = 1 m w j x i j '     i = 1,2 , , n

1.3.2 系统聚类分析法

系统聚类分析法把每个个体视为一类,将相近程度最高的两类进行合并组成一个新类,再将该类与距离最近的类合并,不断重复直到所有个体都归为一类。本文采用系统聚类中的离差平方和(Ward)聚类法,两类间距离的定义为:

D = Y k - Y 1 2 / 1 / N k + 1 / N 1

式中: N k N 1分别是聚类过程中的第k类和第1类的样本个数; Y k Y 1分别为第k类和第1类样本均值的欧式距离之平方。

1.3.3 Theil指数

Theil指数又称泰尔指数,是衡量区域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数值越大表明区域间不均衡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计算公式为:

板块内: T w r = i S i S i S i j S i l n S i j / S i N i j / N i

板块间: T b r = i S i S l n S i / S N i / N

总差异: T p = T w r + T b r

式中: S i j N i j分别为i地带j省区文化消费指数评分及常住人口数;SN分别为各省区文化消费指数总和及常住人口数总和。

2 中国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

2.1 文化消费水平的类型划分

文化消费指数的综合得分显示,全国各省份文化消费水平差异较大,2016年评价值最高的是上海0.6568,最低的是贵州0.0932,相差0.5636。为进一步分析区域差异情况,研究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对中国各省份文化消费指数评分进行归类,共划分出5个层次(图1)。
图1 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指数层次划分

Fig.1 The hierarchical division of Chinese provincial culture consumption index

第一层次包括北京、上海、浙江三个省/直辖市,其不同维度的文化消费指数评价得分均较高。该类区域的共同特征:①文化消费环境优异。这一层次的省/直辖市地处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首都,均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较高的工资水平、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和完善的文化基础设施等,为孕育良好的文化氛围打下了坚实基础,进而促使该区域的文化消费水平取得较好的发展。②文化消费意愿强。丰富的教育资源使得该地区居民能够享有较为均等且高水平的教育服务,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愿意用于教育、娱乐、文化等的消费支出更高,在人均收入水平高、文化基础设施完善等消费环境的共同作用下,该区域的居民萌发较高的文化消费意愿。③文化消费满意度一般。尤其是上海地区评价指数偏低,较高的消费物价指数和城镇人口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区域的文化消费价格和人均文化消费设施满足率。
第二层次为天津、山东、江苏、广东、福建五个省/直辖市,均为东部沿海地区。其基本特征是:①文化消费环境较好。原因在于,除“珠三角”、“长三角”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外,山东位列中国31省区市经济总量的前四,天津亦拥有“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滨海新区,几个地区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人才资源丰富,支撑起了较好的文化消费环境。②文化消费意愿较强。尤其是天津市的消费意愿评价指数颇高,这主要得益于发达地区间的辐射带动作用,区域内高素质人才互融互通,促进了文化产业的消费和需求。③文化消费满意度较佳,但同样也受到了东部沿海地带较高的消费物价和人口数的影响。
第三层次包括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甘肃九个省份。这一层次区域的基本特征:①文化消费环境较差。这一层次的省份经济实力相对薄弱,广西、云南等地旅游文化资源虽较为丰富,但相关配套设施和文化基础设施不充足,文化消费环境仍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状态。②文化消费意愿较弱。文化产业发展势头不强劲,对人口的吸引力就相对较差,且居民工资水平普遍较低,也影响了居民文化消费支出和文化设施参与度。③文化消费满意度一般。甘肃省地广人稀,文化资源人均拥有量较为可观,因而虽然文化产业投入不多,但人均可消费能力和满意度尚可。除此以外,其余几个省份的文化消费满意度评分都相对较差。
第四层次包括重庆、内蒙古、辽宁、陕西、宁夏、湖北、山西、四川、新疆、青海、吉林、黑龙江、海南等13个省份,除东南地区海南一省以外,其余区域均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该类区域的基本特征:①文化消费环境一般。该层次大部分省份地处中西部内陆地区,文化产业投入和消费较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相对较弱,文化创造力和发展力均欠佳,由此在思想观念上也阻碍了居民对文化相关产业的消费意愿。②文化消费意愿一般。③文化消费满意度分层。陕西、内蒙古、重庆、青海四地的文化消费满意度较高,而四川、湖北和辽宁三地的评分较低,这主要受到文化设施满足率的影响。
第五层次只包括了西藏地区,因其文化消费特征突出,故单独列出。其基本特征是:文化消费环境良好,但文化消费意愿和满意度二者极化严重。西藏地区是西部典型的“地广人稀”地区,人均拥有文化设施较为充足并表现为居民对此的满意度极高,但受居民收入低和教育资源薄弱的影响,居民愿意投入到文化消费的支出很低,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当地文化消费的综合水平。

2.2 文化消费水平的空间分异

2.2.1 文化消费综合指数的空间分异

从文化消费指数综合得分来看,高值、较高值、中等值、较低值和低值区域的占比分别为16.13%、9.68%、25.81%、29.03%和19.35%。
从空间分布整体格局来看(图2),中国各省区文化消费水平总体呈现出东西差异,即东部沿海地区明显优于西部内陆地区,且存在一条类似人口、经济分布规律的“胡焕庸线”。以“胡线”为界,两侧文化消费水平差异较大,东南半壁文化消费指数综合得分中等及以上的省份共13个,而西北半壁仅3个,占比81.25∶18.75。同时,各省区文化消费水平契合城市群效应明显(图3),北京、天津、江苏、上海、浙江、广东得分颇高,形成了以“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三个城市群为核心,长江中游和环渤海城市群为辅,向周围地区辐射的格局。
图2 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指数综合得分

Fig.2 Chinese provincial culture consumption index composite score

图3 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指数城市群格局

Fig.3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Chinese provincial culture consumption index

从空间分布区域格局来看,中国各省区文化消费水平总体呈现出梯度差异格局。根据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发展战略,将中国各省区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分别涵盖10、6、12、3个省区。其中,高水平文化消费省区5个,较高水平文化消费省区3个,均分布在东部沿海。8个中等水平文化消费省区,有1个属于东北地区、2个属于中部地区,其余5个均属于西部地区。低水平和较低水平文化消费省区共15个,半数以上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可见,中国文化消费水平呈现出较为明显梯度差异格局。为定量显示梯度特征,采用泰尔指数计算中国各省区的区域差异情况。结果显示,全国层面泰尔指数为0.3718,其中板块间差距为0.0683,板块内差距为0.3035。可见,中国文化消费指数省域差异以板块内差距为主,板块间差距为辅。

2.2.2 文化消费环境的空间分异

从文化消费环境得分来看,高值、较高值、中等值、较低值和低值区域的占比分别为16.13%、9.68%、29.03%、29.03%和16.13%。从空间分布来看(图4),文化消费环境等级分布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胡焕庸线”的规律,其高等级文化消费环境空间单元集中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北京五个省/直辖市,这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人口分布态势大体吻合。低等级空间单元紧邻“胡线”分布在其两侧,包括甘肃、河北、云南、贵州、广西五省。原因在于,受多条自然地理界限的刚性约束,胡焕庸线两侧主要为人居环境临界适宜地区[34],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进而影响到该区域文化消费环境的形成。
图4 中国省域文化消费环境得分

Fig.4 Chinese provincial cultural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score

2.2.3 文化消费意愿的空间分异

从文化消费意愿得分来看,高值、较高值、中等值、较低值和低值区域的占比分别为9.68%、16.13%、29.03%、32.26%和12.90%。从空间分布来看(图5),文化消费意愿得分的分布格局与文化消费环境空间格局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即“胡线”东南部地区文化消费意愿和环境得分普遍较高,西北部地区二者得分普遍较低,且上海、浙江、北京三地的文化消费意愿和环境得分均属高等级,云南、贵州两地的文化消费意愿和环境得分均为低等级,两类空间格局大体相对应。原因在于,文化消费环境佳的区域地处区位条件优越的沿海地带,劳动力集聚且第三产业经济活动显著,受充足的文化资本、从业人员、服务设施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的影响,地区文化产业飞速发展,居民能够获取或参与文化产品、服务的途径增多,因而主动进行文化消费的意愿也更加强烈;相反,文化消费环境差的地区,居民受文化氛围影响程度也较弱,消费意愿则会普遍偏低。
图5 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意愿得分

Fig.5 Chinese provincial cultural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score

2.2.4 文化消费满意度的空间分异

从文化消费满意度得分来看,高值、较高值、中等值、较低值和低值区域的占比分别为9.68%、16.13%、45.16%、22.58%和6.45%。从空间分布来看(图6),文化消费满意度得分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与文化消费环境和意愿迥异的格局,即虽然大致吻合“胡焕庸线”,但“胡线”西北部集中分布了文化消费满意度高等级和较高等级的空间单元,低等级和较低等级文化消费满意度的空间单元则均衡分布在了东南部区域。这主要是因为线东南43%的国土上居住着94%的人口[34],在高城镇化和高经济发展的同时,高人口密度和高物价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该区域人均拥有量并降低了居民文化消费的满意程度。与之相反,“胡线”西北部在丰富的自然、文化资源和稀疏的人口密度共同作用下,价格指数偏低且文化设施满足率较高,从而拥有了较好的文化消费满意度得分。
图6 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满意度得分

Fig.6 Chinese provincial cultural consumption satisfaction score

3 文化消费水平地域分异的影响因素

为进一步揭示文化消费水平地域分异的影响因素,以文化消费指数为因变量(Y),选取文化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X 1)、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X 2)、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X 3)、人均GDP( X 4)、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X 5)、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X 6)、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X 7)、互联网普及率( X 8)、公共文化设施参与度( X 9)、文化消费价格指数( X 10)、文化消费设施满足率( X 11)、受教育程度( X 12)等指标为自变量,运用SPSS23.0软件采取向后筛选策略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R2=0.940,F=23.486(Sig.=0.000),回归方程拟合度高,回归方程如下:

Y = 0.197 X 1 + 0.028 X 2 + 0.132 X 3 + 0.119 X 4 + 0.245 X 5 + 0.162 X 6 + 0.151 X 7 + 0.279 X 8 + 0.059 X 9 - 0.066 X 10 + 0.030 X 11 + 0.002 X 12

该回归模型中,文化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互联网普及率、公共文化设施参与度、文化消费设施满足率、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文化消费价格指数呈负相关。从各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可发现,其系数均偏小而差距较大,表明文化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因而,结合各因子的作用程度,本文将文化消费水平地域分异的影响因素归纳为文化产品供给、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调控能力、教育发展程度4个方面。

3.1 文化产品供给起主导作用

在文化消费水平地域分异的影响因子中,有关文化产品供给及供给方式的因子(X6X7X8X9X11)相关性均相对较强,其中以互联网普及率(X8)的回归系数最高(0.279),表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更新在文化消费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这是由于,在体制改革和政策优惠的推动下,中国文化产业的潜力迅速释放,产能快速提升,传统的公共图书馆藏量(X7回归系数0.151)、群众文化设施(X6回归系数0.162)配置愈发完善,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了公众参与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X9回归系数0.059);与此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不断渗透(X8回归系数0.279),新兴的数字内容产业突飞猛进,新技术和新业态层出不穷,社会对文化产品、文化消费的需要走向更加多层次的方向。因此,在传统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富足,加之信息技术的推动作用下,文化消费需求多元化的理念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率先兴起,进而促使这类地区率先拓展了文化新产品新服务,有效提升了文化消费设施的满足率(X11回归系数0.030),也为其他地区发挥了表率作用。

3.2 经济发展水平起支撑作用

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是指宏观层面的GDP(X4回归系数0.119),另一方面则涵盖微观层面的居民收入(X5回归系数0.245),两者均具有较高的因子相关性并体现了经济实力对文化发展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这是由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明显增加,对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多元化多层次需求将日益强烈,因而文化产业的增长得益于经济规模的增长。新时期,在经济新常态下,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式、内容、途径、渠道将发生一系列显著变化。按照国际经验,当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 000美元时,会出现文化消费“井喷”现象[35]。2016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53 680元,31个省份的人均地区GDP也均达到此标准,东南沿海地区更是远超此标准。在此背景下,东南沿海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文化消费率先迎来了一个快速膨胀的时期,进而表现为地区文化消费综合情况相对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3.3 政府调控能力起引领作用

与文化消费水平地域分异正相关的影响因子中,文化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X1回归系数0.197)、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X3回归系数0.132)的相关性较高,由此可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投入和产出均对文化消费过程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21世纪以来中国在以政府宏观调控、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机制下,文化产业呈现出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并成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成分。这不仅促进了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创收了较为可观的经济产值(X3回归系数0.132),同时也拉动了文化消费支出的占比(X2回归系数0.028)。因而,在中国文化消费市场发育的过程中,政府宏观调控的力度以及分区域“因地制宜”的举措,引导了地区差异化文化消费市场的形成,进而导致即便是在文化资源基础和经济基础相类似的地区,也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消费水平差异。

3.4 教育发展程度起改善作用

在文化消费水平地域分异的影响因子中,教育发展程度(X12)的相关性较弱(回归系数0.002),对文化消费的综合情况影响不大。事实上,受教育程度影响着个体的知识水平和对外界信息的了解,进而影响其文化消费的需求和动机,因而居民受教育的水平不仅决定了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文化消费意愿的强弱。一般来说,同等收入水平下,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对文化产品的感受和审美能力一定程度上强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并表现出更强的文化产品消费意愿。因而教育发展程度的影响强度虽相对较弱,但提高居民的教育水平同样会对区域文化消费水平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聚类划分的结果显示,消费水平较高的第一、二层次的省/直辖市均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其文化消费环境佳、意愿强、满意度较高;消费水平较低的第三、四层次则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其文化消费环境差、意愿较弱、满意度也参差不齐。省域文化消费水平的空间分布结果显示,整体空间格局表现为东西差异,城市群契合效应明显,且存在一条类似人口、经济分布规律的“胡焕庸线”,“胡线”两侧文化消费水平差异较大;分板块空间布局表现为明显的梯度差异,以板块内差距为主,板块间差距为辅。
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在文化消费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是文化消费发展的支撑力,再加上政府调控和教育水平共同驱动了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分异情况。

4.2 讨论

在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意愿、文化消费满意度等多重约束下,文化消费市场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更强调个体本身的需求和愿望。因此尚需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受众对文化消费市场进行细分,面向目标市场发展多元化和集中化的文化产品,发挥文化产业的集聚效应并发展、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文化风格,进而全面激活文化消费市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加强重点文化产业带建设,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协调联动机制。在“京津”“长三角”“珠三角”等文化产业发达地区,发挥其各种文化服务或产品之间的溢出效应或关联效应。另外,由于中国省域文化消费水平的地域差异,需因地制宜建立和健全与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文化消费习惯、文化消费环境等相一致的文化政策体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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