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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6: 213 - 22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6.024

Spatial-temporal Proces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Co-evolution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A Cas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 HUANG Jianfeng , 1, 2 ,
  • YANG Decai , 1, ※ ,
  • CAO B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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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Jiangsu，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2，Anhui，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9-06

  Revised date: 2021-04-30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8

Fold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development pattern,the study on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oupling is a vital perspective to research their relationship,bu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oupling needs to be further explo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evolution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analyses the co-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and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overall situation,spatial-temporal proces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co-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based on panel data of cities above prefecture level from 2001 to 2017 and by the means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etc.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A co-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does exist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according to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action effect,reciprocal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and cooperative systematism. 2) After three stages of initial selection,adjusted adaptation and integrative synergy,the overall benefit,interactive state and collaborative quality of the co-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 at a higher level and have certai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3) The interactive co-evolution dynamics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of non-linear, positive feedback,path dependence and geographic embeddedness,are facilitating by interweaving effects of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multi-agent participation,multi-mechanism driving and multi-scale transforming.

Key words： tourism industry; urbanization; co-evolution; coupling;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opulation; global tourism

Cite this article

HUANG Jianfeng , YANG Decai , CAO Bin . Spatial-temporal Process and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Co-evolution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A Case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6) : 213 -22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6.024

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关系历来在理论和实践中颇受关注[1⇓-3]。当前，我国城镇化和旅游业呈现新特点。2019年末全国大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4]，城镇化的主要动力逐渐从工业部门拓展到包括旅游业在内的整个非农产业[5]，产城融合成为高质量城镇化的重要手段[6]；同时，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通过产城融合发展全域旅游是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7]。“十四五”时期，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中[8]，促进旅游业与城镇化更高质量互动对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意义更加凸显。
在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的现有研究中，耦合是一个常见角度[3,9]，但耦合的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应从理论上分析耦合的内在机制[10-11]。与耦合类似，生物学将具有紧密生态关系的物种间交互模式称为共同演化[12]，这一概念已被引入经济社会领域并成为演化经济学及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前沿[13-14]，耦合与共同演化之间的联系也已受到关注[15-16]。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是否存在和存在怎样的共同演化关系，如何将二者的耦合与共同演化研究相结合?这是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为此，本文拟在二者共同演化的理论分析基础上，选取有关研究区，探究共同演化的时空过程及交互机制，力求将耦合对共同演化的表征与共同演化对耦合的解释结合起来，以期推进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为二者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协同互动提供指导。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1 旅游业与城镇化相互关系及耦合的研究评述

国内外关于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大致分为“一元说”和“二元说”两支。“一元说”将旅游业对城镇化的驱动看作一个整体，研究这种特定的城镇化形式。继Mullins提出旅游城镇化概念[17]后，学术界系统考察了旅游城镇化的内涵[18]、类型[19]、特征[20]、过程[21-22]、机制[23⇓-25]等。“二元说”将旅游业与城镇化看作两个系统，研究二者之间的三类关系，一是旅游业在经济[26]、社会[27]、空间[28]等方面对城镇化的影响，二是城镇化在时空格局[29]、作用方式[30]、多维效应[31]等方面对旅游业的影响，三是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双向影响[32⇓-34]尤其是耦合与协同[3,35-36]。可见，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在逻辑上（而非时间上）呈现“单向作用→双向影响→互动协同”的脉络，互动协同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尽管耦合为二者互动积累了不少成果，但耦合所反映的交互过程和机制有待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加以解释，从而深化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

1.2 共同演化的涵义及其与耦合的联系

物理学中的耦合指电路元件之间的能量传输和相互影响关系，被应用于自然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为研究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有效思路[10]。这种关系在生命现象中也广泛存在。生物学中的共同演化（co-evolution，又译作协同演化）指物种之间在进化中相互选择和适应而表现出的相互影响和响应关系[37-38]。目前，共同演化已在演化经济等学科中得到广泛运用，用以反映经济社会系统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和演化机制[13]，其基本特征包括多层级、嵌入性、多向因果关系、非线性、正反馈、路径依赖等[39]。随着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共同演化在经济地理及城市和区域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4,40]。演化经济地理中的共同演化与一般经济演化、组织演化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强调地方、空间、尺度等地理因素[14]，地理嵌入的空间意蕴[41-42]使共同演化对于区域研究尤其具有适用性。旅游发展是不同尺度上企业、产业、地域等相互作用的多维度现象，共同演化也成为旅游研究的新近热点[43]，为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
共同演化是系统之间的一种耦合变化过程[44]，耦合与共同演化是不同学科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相似现象的描述，两个概念具有类似的事实来源和内涵界定，这为考察二者的联系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从现有研究看，耦合侧重于研究思路和方法[10]，共同演化侧重于演化本身的规律和逻辑[13]。因此，共同演化反映了耦合背后的本质特征和机制，耦合则是刻画共同演化的一个有效手段。目前在经济社会领域已有研究将二者相结合，通过耦合考察共同演化，通过共同演化解释耦合[15-16,45⇓-47]。然而，有的研究以耦合来定性分析共同演化但未对耦合加以测度，有的研究测量耦合指标但未揭示其共同演化机制，既有耦合定量判定又有共同演化理论分析的尚见于少数文献[45⇓-47]。

1.3 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关系的识别

主体间共同演化关系的识别是解释其内在机制的前提。按照具有互作关系、交互选择适应、协同系统发生的基本准则[38]，对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共同演化关系进行识别：①相互作用。旅游业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等维度促进城镇化规模和质量，城镇化则在供给需求、投入产出等方面促进旅游业发展。②在相互作用中交互选择和适应。旅游业在对供需和支撑条件的适应中选择城镇化水平更高的地区加快市场拓展和业态更新，同时也在人口、产业、功能等方面为城镇化提供适应条件和选择环境。③在交互选择和适应中形成协同系统。旅游业是消费驱动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旅游城镇化甚至成为一种新的城镇化模式，旅游业与城镇化在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动态过程中成为共同演化的协同系统[2-3,9,17,26⇓⇓⇓⇓⇓⇓⇓⇓⇓-36]。当前，我国旅游业与城镇化都处于重要发展阶段，二者相互依存、协同发展[2]，逐步形成既各自演化、又相互适应的复杂动态系统，在持续的适应和反馈中呈现共同演化的结构和过程。

2 实证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概况及数据来源

鉴于共同演化往往发生在不同层级内部和层级之间[13,39]，城市和城市群是城镇化研究的重要尺度[6]，本文面向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选取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地区为研究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共41个地级以上城市①。长三角是我国城镇化和旅游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18]，研究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特征和规律，对于产业升级和城镇化推进背景下促进旅游业与城镇化良性互动、探索更高质量城镇化模式，具有典型意义。研究数据来源于2001—2018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长三角年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和相关省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统计年鉴等。

2.2 研究方法

在分析耦合与共同演化概念间联系、识别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关系的基础上，本文借鉴已有文献[45⇓-47]，综合运用耦合、协调等多项指标，研究2001—2017年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特征和规律。首先通过旅游业和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和熵值法综合测度二者各自发展指数，继而通过相对发展度、重心偏离度考察二者共同演化的结构关系，通过综合发展度、耦合度、耦合协调度考察二者共同演化的协同状态，并以变异系数、锡尔系数判别共同演化结构关系和协同状态的空间分异，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总结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时空过程和交互机制。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第一，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指数测度。根据科学性、可行性原则，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4个维度综合测算城镇化发展指数[35,48-49]。人口城镇化反映人口向城镇的集聚，指标包括城镇人口比重（0.0727，括弧内为该指标权重，下同）、人口密度（0.0727）、人口自然增长率（0.0764）、二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0.0325）；经济城镇化反映经济结构的非农化及效益优化，指标包括人均GDP（0.0882）、二三产业产值比重（0.039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0.083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0.0923）；社会城镇化反映公共服务及生活质量的提升，指标包括万人在校大学生数（0.0374）、万人医生数（0.0776）、万人公共汽车数（0.0737）、人均邮电业务量（0.0702）；空间城镇化反映城镇地域景观及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指标包括人均建成区面积（0.0547）、人均铺装道路面积（0.0351）、人均园林绿地面积（0.0566）、建成区绿化覆盖率（0.0369）[3,35,48⇓-50]。旅游业关联性强，业态多样，为从整体上反映产业发展的综合水平和效益，采用国内旅游人数（0.3559）、国内旅游收入（0.3105）、入境旅游人数（0.1496）、旅游外汇收入（0.1840）4个综合性指标测度旅游业发展指数[35]。具体计算步骤参见已有研究[48]，发展指数分为三个区间，（0，0.3]为低水平，（0.3，0.6]为中水平，（0.6，1]为高水平[51]。
第二，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测度。一是共同演化的结构关系，分别以相对发展度、重心偏离度反映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数量上的相对差距和空间上的重心吻合程度。二是共同演化的协同状态，分别以综合发展度、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刻画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整体效益、交互状态、协同质量。三是共同演化的空间差异，分别以变异系数、锡尔系数反映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指数及耦合、协调性的绝对差异程度和考虑人口承载因素后的相对差异程度。具体计算步骤见表1及相关已有研究[11,35,52⇓⇓⇓-56]。
表1 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测度方法

Tab.1 Measurement methods of co-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分析维度 测算指标名称 测算指标计算公式 测算指标公式释义 测算结果分析意义
共同演化的
结构关系		 相对发展度Dr D r = U a / U b Ua、Ub分别为旅游业、城镇化发展指数 （0，0.8]为城镇化超前、旅游业滞后，（0.8，1.2）为同步发展，[1.2，∞）为旅游业超前、城镇化滞后
重心偏离度G G = θ × A a - A b 2 + B a - B b 2 Aa、Ba分别为旅游业重心经、纬度，Ab、Bb分别为城镇化重心经、纬度，经纬度距离与平面距离转换系数θ设为111.111 结果越大，表明旅游业与城镇化重心重叠性越低
共同演化的
协同状态		 综合发展度Dc D c = α U a + β U b Ua、Ub分别为旅游业、城镇化发展指数，待定系数α、β分别设为0.4、0.6 结果越大，表明旅游业与城镇化整体效益越大
耦合度C C = U a × U b / 1 2 U a + U b 2 Ua、Ub分别为旅游业、城镇化发展指数 结果越大，表明旅游业与城镇化交互状态越强，（0，0.3]为低（水平）耦合，（0.3，0.5]为拮抗，（0.5，0.8]为磨合，（0.8，1）为高（水平）耦合
耦合协调度H H = C × D c C为耦合度，Dc为综合发展度 结果越大，表明旅游业与城镇化协同质量越高，（0，0.4]为低度协调（耦合），（0.4，0.5]为中度协调（耦合），（0.5，0.8]为高度协调（耦合），（0.8，1）为极度协调（耦合）
共同演化的
空间差异		 变异系数V V = 1 M ¯ ∑ k = 1 r M k - M ¯ 2 / r Mk为第k个城市的测度值， M ¯为所有城市均值 结果越大，表明旅游业与城镇化各自发展与协同状态的绝对空间分异越明显
总体锡尔系数T T = ∑ k = 1 r P M k l o g P M k P P k PMk、PPk分别为第k个城市测度值和人口的占比，T=T1+T2 结果越大，表明旅游业与城镇化各自发展与协同状态在总体上的相对空间分异越明显
区间锡尔系数T1 T 1 = ∑ h = 1 q P M h l o g P M h P P h PMh、PPh分别为第h个区域测度值和人口的占比 结果越大，表明旅游业与城镇化各自发展与协同状态在区域之间的相对空间分异越明显
区内锡尔系数T2 T 2 = ∑ h = 1 q P M h ∑ k = 1 r P M h k l o g P M h k P P h k PMh为第h个区域测度值的占比，PMhk、PPhk分别为第h个区域中第k个城市测度值和人口的占比 结果越大，表明旅游业与城镇化各自发展与协同状态在区域内部的相对空间分异越明显

资料来源：搜集整理自相关文献[11,35,52⇓⇓⇓-56]。

3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3.1 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总体态势

3.1.1 共同演化的结构关系

互动主体演化的结构关系是共同演化研究的基础。2001—2017年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各自发展指数总体上升，在力量对比上，城镇化有先发优势，旅游业有较大后劲，相对发展度反映出二者相对差距总体缩小，2009年前城镇化超前、旅游业滞后，2010年后二者基本处于同步发展（表2）；在空间重心上，二者重心偏离度经历早期波动后逐步收窄，2014年后稳定在10 km内，旅游业重心在摇摆后与相对稳定的城镇化重心趋向重叠，并与长三角几何重心基本吻合（图1）。
表2 2001—2017年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测度结果

Tab.2 Measurement result of co-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1 to 2017

年份 旅游业
发展指数		 城镇化
发展指数		 相对
发展度		 综合
发展度		 耦合度 耦合
协调度		 耦合类型 耦合协调等级
2001 0.0195 0.1098 0.1774 0.0736 0.7155 0.2295 磨合 低度协调耦合
2002 0.0519 0.1514 0.3429 0.1116 0.8721 0.3120 高水平耦合 低度协调耦合
2003 0.0575 0.1931 0.2980 0.1389 0.8411 0.3418 高水平耦合 低度协调耦合
2004 0.1139 0.2705 0.4212 0.2079 0.9133 0.4357 高水平耦合 中度协调耦合
2005 0.1601 0.3257 0.4915 0.2594 0.9401 0.4939 高水平耦合 中度协调耦合
2006 0.2058 0.3730 0.5516 0.3061 0.9573 0.5413 高水平耦合 高度协调耦合
2007 0.2613 0.4099 0.6376 0.3505 0.9752 0.5846 高水平耦合 高度协调耦合
2008 0.2974 0.4519 0.6581 0.3901 0.9785 0.6179 高水平耦合 高度协调耦合
2009 0.3382 0.5163 0.6550 0.4450 0.9780 0.6597 高水平耦合 高度协调耦合
2010 0.4590 0.5669 0.8097 0.5238 0.9945 0.7217 高水平耦合 高度协调耦合
2011 0.5338 0.5949 0.8973 0.5705 0.9985 0.7547 高水平耦合 高度协调耦合
2012 0.6191 0.6430 0.9628 0.6334 0.9998 0.7958 高水平耦合 高度协调耦合
2013 0.5503 0.6936 0.7935 0.6363 0.9933 0.7950 高水平耦合 高度协调耦合
2014 0.6194 0.7432 0.8334 0.6937 0.9959 0.8312 高水平耦合 极度协调耦合
2015 0.6952 0.7653 0.9084 0.7373 0.9988 0.8582 高水平耦合 极度协调耦合
2016 0.7951 0.8370 0.9499 0.8202 0.9997 0.9055 高水平耦合 极度协调耦合
2017 0.9101 0.8605 1.0576 0.8803 0.9996 0.9381 高水平耦合 极度协调耦合
图1 2001—2017年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空间重心的共同演化轨迹

Fig.1 Co-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spatial gravity center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1 to 2017

3.1.2 共同演化的协同状态

耦合协调状态从以下方面刻画了共同演化的程度。一是整体效益，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的综合发展度持续上升，整体发展效益不断增强。二是交互状态，旅游业与城镇化的耦合度总体上升，2002年以来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2006、2010年以来分别保持在0.95、0.99以上，较早进入高水平耦合的交互状态。三是协同质量，二者耦合协调度也总体上升，2004、2006、2014年分别达到中度、高度、极度协调，2016年后处于0.90以上，较快实现了从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再向高度协调的提升。另外，耦合度起步适中、提升较快，协调度起步较低、增速平稳，这说明共同演化既反映互动主体间的交互状态，也体现交互状态基础上的协同质量（表2）。2001—2017年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结构关系和协同状态的总体态势表明，二者呈现较为典型、较高程度的共同演化关系。

3.2 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时空过程

3.2.1 共同演化的时序阶段

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共同演化从较低水平的初始状态到目前较高程度的协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①起步选择阶段（2001—2003年）。各自发展水平和整体效益偏低，结构关系松散，力量对比相对失衡，重心偏离度达到峰值。在此情况下，二者开始相互选择，互动作用加强，交互状态刚刚迈上高耦合，协同质量仍为低度协调，共同演化在低度有序中起步。②调整适应阶段（2004—2013年）。在互作和选择基础上逐渐相互适应，各自发展水平和整体效益提升，相对迟滞的旅游业逐步与城镇化跟进，重心趋近，耦合度先后迈上0.90和0.99，协同质量先后达到中度、高度协调，共同演化水平在动态调整中优化。③整合协同阶段（2014—2017年）。经过此前双向反馈的持续作用后，力量对比进入更加适配的同步发展，整体效益跃升，重心近似重叠，耦合度超过0.999并实现极度协调，二者在高度有序的共同演化中正在形成旅游城镇化这一新的城镇化协同系统。

3.2.2 共同演化的空间分异

鉴于共同演化的地理嵌入性和空间内涵，协同状态的空间分异是分析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重要内容。①耦合性的绝对差异总体缩小。耦合度的变异系数在早期波动后逐步降低，2011年以来稳定在低位，2001年近七成城市处于磨合或高耦合，2006年全部进入磨合或高耦合，2011年全部进入高耦合（图2a、图3）。②耦合性的相对差异未表现明显的空间趋同。耦合度的锡尔系数并未像变异系数那样逐渐减小，从区域和省际看，长三角整体锡尔系数和沪苏浙皖之间的锡尔系数在2004年后基本都在上升，近年才表现出下降迹象；从省内看，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图2a）。③协调性的空间差异与耦合性类似。绝对差异总体逐步缩小，相对差异未见明确缩小，沪苏浙皖之间的差异有扩大趋势，各省内部差异也各有不同（图2b、图3）。
图2 2001—2017年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空间差异

Fig.2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co-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1 to 2017

图3 2001—2017年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1 to 2017

3.3 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交互机制

3.3.1 共同演化的交互动态

通过旅游业与城镇化发展水平、力量对比、耦合状态、协调质量之间的关联（表3），综合分析共同演化的交互动态。①从各自发展与力量对比看，二者经历了力量对比的递进演变，起步于偏低水平后并非按均衡轨迹共同演化，而是城镇化和旅游业先后抬升，旅游业从迟滞到追赶，城镇化具有先发启动效应，旅游业具有更强发展后劲。②从各自发展与耦合协调看，各自演化是共同演化的基础但不是简单线性影响，高耦合并不要求各自都在高水平，而极度协调大多要求各自都在高水平，双低水平未必导致低耦合却通常带来较低协调，双高水平通常导致较高耦合及协调。③从力量对比与耦合协调看，力量对比和交织会影响共同演化，发展不同步未必导致较低耦合及协调，发展同步通常导致较高耦合及协调，旅游业滞后是制约共同演化的重要因素，旅游业提升是促进共同演化的重要动力。④从耦合状态与协调质量看，共同演化呈现“低耦合—拮抗—磨合—高耦合”和“低度—中度—高度—极度协调”递次转换的高级化路径，耦合演化是协调演化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高耦合未必导致极度或高度协调，极度或高度协调通常是高耦合。
表3 2001—2017年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交互动态

Tab.3 Interaction dynamics of co-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in Yangtze River Delta from 2001 to 2017

旅游业与城镇
化力量结构（%）		 2001 2006 2011 2017
低水平耦合 拮抗 磨合 高水平耦合 低度协调耦合 磨合 高水平耦合 低度协调耦合 中度协调耦合 高度协调耦合 高水平耦合 高度协调耦合 极度协调耦合 高水平耦合 极度协调耦合
水平
组合		 低—低 9.52 21.43 47.62 21.43 100.00 14.29 23.81 23.81 9.52 4.76
低—中 9.52 52.38 7.14 14.29 40.48 21.95 21.95
中—中 46.34 46.34
中—高 19.51 19.51
高—中 2.44 2.44 4.88 4.88
高—高 9.76 2.44 7.32 95.12 95.12
力量
对比		 城镇化超前 9.52 21.43 47.62 19.05 97.62 23.81 66.67 30.95 23.81 35.71 60.98 60.98 2.44 2.44
同步发展 2.38 2.38 9.52 9.52 39.02 31.71 7.32 73.17 73.17
旅游业超前 24.39 24.39

注：“低—低”指旅游业低水平、城镇化低水平，以此类推；上述4个年份未出现的低—高、中—低、高—低等三类组合在表中略去。

上述交互动态反映出非线性、正反馈、路径依赖、地理嵌入等共同演化规律[39,41-42]。①非线性关系。旅游业涉及供需、支持等要素，城镇化包括人、地、业等内涵，尺度嵌套、动力交织的双向作用和多重乘数效应导致共同演化并非完全同时、同步，而是非线性的动态演进。②正反馈作用。旅游业与三次产业关联广泛，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过程，作为典型的开放系统，二者自身发展的效应会在向对方的传导中放大，使对方被赋予新的动力，从而可能偏离既有均衡状态。③路径依赖。旅游业受资源、文化、设施、市场、资本、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与城镇化交互作用的方式和强度具有一定随机性，共同演化容易因初始条件和偶然因素形成路径依赖甚至锁定。④空间异质。二者共同演化嵌入在特定地域，交互作用在不同尺度之间推绎，因而在不同城市及省际、省内多个尺度存在空间异质性，这种地理差异在整体共同演化框架下并非一定具有空间均衡取向。

3.3.2 共同演化的作用机制

在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总体态势、时空过程、交互动态基础上，按照从双向作用到交互协同的思路[38]，借鉴现有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的研究[2-3,9,26⇓⇓⇓⇓⇓⇓⇓⇓⇓-36]，探讨二者共同演化的作用机制。
①旅游业对城镇化的作用机制。旅游需求方面，出游规模扩大有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推动城乡人口转移、居民增收及生计多样性，而旅游需求的多样化、品质化能增进旅游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发挥旅游在扩大内需、保护生态等方面的作用；旅游供给方面，面向旅游者的接待要素可以促进目的地配套设施和服务的完善，形成有效投资，推进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而安全、绿色等高质量旅游体验能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承载功能及生态环境质量；旅游结构方面，旅游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满足个性化需求，良性互动的供需结构能推动旅游业与各次产业的融合，扩大服务业溢出效应，而乡村旅游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优化城乡一体化空间结构；旅游空间方面，有形旅游空间能促进服务业成长、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跨区域旅游合作能增强城市外向职能，推动更大尺度城市群一体化，而无形的人文旅游环境有利于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和城市品牌塑造。
②城镇化对旅游业的作用机制。人口城镇化方面，农村转移人口为旅游业提供了丰富劳动力供给，城市人口集聚、就业拓宽及居民增收能促进旅游需求规模和消费能力、消费模式升级，激发旅游业消费市场潜力和供给质量提升；经济城镇化方面，城市生产要素集聚为旅游产品研发、业态培育、载体建设提供动力，营商环境优化有利于旅游企业创新创业和产业素质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也为旅游产业融合提供了更多机遇；社会城镇化方面，城市公共服务、治理水平、市场环境的优化能为旅游消费提供更好保障，历史文化传承、市民素质提升能增强旅游供给的文化内涵，改善旅游人文环境，促进文化与旅游融合；空间城镇化方面，城市基础设施为增强可进入性和接待能力提供支撑，建成区能带动周边及乡村发展，优化旅游发展的城乡结构，自然生态环境改善有助于提升旅游供给质量、满足品质化需求。
③旅游业与城镇化的交互协同作用机制。广义达尔文主义是演化经济地理及共同演化研究的重要基础[13-14,40,43]。相互选择和适应是共同演化的重要内涵[38-39]，选择和适应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联系[57]。达尔文主义的“变异、遗传、选择”可转译为“创新、扩散、选择”，这三种机制及其互动为社会经济系统的共同演化提供了一般分析框架，而选择又包括市场选择、社会选择、治理选择[58]。创新机制是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源动力，在二者互作和适应中，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和城镇新产业、新功能、新空间不断涌现。这种创新通过旅游企业、目的地、城市、区域等不同层次的学习，在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被复制、采用和扩散，实现正反馈乃至网络效应，而创新本身又内生于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要素、结构、功能的扩散中。同时，通过选择机制对创新和扩散的多样性加以筛选，保留适应性更强的演化单元继而进入新的创新和扩散行为。其中，市场力量通过市场选择机制推动旅游供需、产业与城市人口、经济等方面的互动，社会力量通过社会文化选择机制推动旅游产品、城乡、空间与城市文明、福利、环境等方面的互动，政府力量通过治理选择机制推动旅游能级、推广与城市建设、品牌等方面的互动。
由此，旅游业与城镇化在产业升级和城镇化阶段推进中相互适应和选择，市场、社会、政府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创新、扩散、选择等不同机制共同作用，各自发展、耦合状态、协调质量等不同指标共同关联，目的地、城市、区域等不同尺度共同推绎，上述多个向度的演化动力和轨迹相互交织，在旅游业与城镇化及其不同维度之间形成互为因果的非线性、正反馈机制，在全域旅游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中，通过路径依赖、创造及分叉而实现旅游城镇化这一新的协同系统的发生，这种共同演化还会进一步嵌入产业升级、服务业增长、区域协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更宏观的国家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乃至全球化进程中（图4）。
图4 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交互机制

Fig.4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co-evolu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在耦合与共同演化内涵及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关系的理论分析基础上，从耦合角度对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共同演化的总体态势、时空过程、交互机制展开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旅游业与城镇化符合具有互作关系、交互选择适应、协同系统发生的共同演化基本准则，存在共同演化关系。②长三角旅游业与城镇化的相对差距总体缩小，空间重心趋向重叠，二者分别具有先发启动和后发赶超效应，共同演化的整体效益、交互状态、协同质量目前处于较高水平。③二者共同演化在互作、选择、适应中经历了起步选择、调整适应、整合协同三个阶段，正在形成旅游城镇化协同系统。④二者共同演化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异性，交互状态和协同质量的绝对差异总体缩小，但考虑人口承载后的相对差异并未明显缩小，城市之间、区域之间各有差异。⑤二者发展水平、力量对比、耦合状态、协调质量之间的关联显示出共同演化的复杂交互动态，反映出非线性、正反馈、路径依赖、地理嵌入等共同演化规律。⑥二者在多维度交互、多主体参与、多机制驱动、多尺度推绎的相互交织、作用中共同演化，推动旅游城镇化新的协同系统的发生。

4.2 讨论

旅游业与城镇化的关系广受关注，耦合是其中常见的研究切入点，这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但耦合的内在理论机制暂未得到更充分的探讨。本文引入演化经济及演化经济地理中的共同演化作为理论视角，通过耦合等手段定量刻画共同演化，通过共同演化揭示耦合背后的交互过程和规律，对于深化旅游业与城镇化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同时，以耦合协调为主，结合多种指标和手段，从结构关系、协同状态、空间差异等方面对共同演化的总体态势、时空过程、交互机制等加以较全面的测度和表征，对于拓展共同演化研究及其在区域经济及旅游研究中的运用，具有一定价值。
研究结论对新发展格局中推进旅游业与城镇化互动提供了一些启示：①发挥协同效应。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释放旅游业关联效应和城镇化内需潜力，促进二者高效高质协同，发挥旅游城镇化在探索新型城镇化多元模式中的作用。②把握具体方向。发挥城镇化在二者协同中的先发启动效应和旅游业的后劲溢出效应，防止因一方长期滞后而制约整体效益提升以及产生低水平、低耦合路径依赖。③促进地域协调。顺应城市群等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从区域、城市及省际、省内等不同尺度中推动二者协同互动，既从地方实际出发，探索旅游城镇化具体形式，也要注重地域间协调联动，避免空间差异扩大。
本文尚有不足有待未来研究。比如，本文在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基础上探讨二者的共同演化特征和规律，但共同演化的情境、因素、机制十分复杂，除产业与地域外还涉及企业等主体，这需要进一步探究。再者，从长三角案例看，旅游业与城镇化各自发展和耦合协调的指标大多表现出从低水平平衡到失衡到高水平再平衡的演化过程，目前不少指标出现再平衡的趋向，但也有一些空间差异未见均衡态势，共同演化的未来走向还有待继续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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