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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6: 205 - 212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6.023

Coupling Path and Mechanism Betwee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System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

  • MA Xuefeng ,
  • ZHOU Hua ,
  • TAN Jiaxin ,
  • ZHANG Deng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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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Human Geography，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Changsha 410205，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2-07

  Revised date: 2021-05-19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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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Zhangjiajie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ased on the coupling analysis method,this article calculat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system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evaluates their coupling stage and the level, and reveal their coupling path and mechanism from 1998 to 2018,whi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on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destin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has changed from from 0.395 in 1998 (imbalance stage) to 0.912 in 2018 (high-level coordination stage). The coupling degree has continued to increase linearly. 2)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ha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district and county of Zhangjiajie City,which shows that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Yongding District and Wulingyuan District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Cili County and Sangzhi County. 3) Their coupling paths included natural coupling path,sustainable coupling path and differential resource coupling path. 4)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process betwee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system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is influenced by internal mechanism and external mechanism,such as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ource endowment,traffic loc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Key words： tourism development; high-level tourism scenic area; coupling path;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resource endowment; transportation location; government policy

Cite this article

MA Xuefeng , ZHOU Hua , TAN Jiaxin , ZHANG Dengxia . Coupling Path and Mechanism Betwee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System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A Case Study of Zhangjiaji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6) : 205 -212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6.023

中国现代旅游业发展至今已有近30年，其内部关联作用机制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可，而全域旅游实践亟需对旅游地成长及高级景区形成的耦合关系进行理性认知。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9年3月底发布《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取得阶段性成效，推动景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旅游地成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外已有研究认为影响旅游地成长的要素有：政府的支持[1]、可进入性[2]、吸引物与娱乐设施[3]的水平。国内对旅游目的地成长动力的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资源禀赋、旅游需求、政府政策三个方面[4⇓⇓-7]。虞虎等发现成长型城市旅游地的休闲旅游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协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8]。大多数国内外学者针对高级别景区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地客源市场的空间分析和测定等领域，如旅游目的地选择模型[9]和游客流空间结构[10]等。王明利基于GIS技术，认为我国高级别景区空间特征主要呈“三核”凝聚分布形态，地貌、地势、区域可达性等因素对高级别景区空间结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11]。而在耦合协调方面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对旅游业和城镇化之间协调度的考量[12⇓-14]。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对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空间格局[15⇓⇓⇓-19]的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多集中于定性研究和静态研究，缺乏以系统的观点对二者之间关联进行详细分析的相关研究，研究视角也多停留在空间横向分析，对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之间的耦合路径和形成机制研究等问题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文以“旅游立市”的张家界市为例，通过构建耦合模型，测算1998—2018年张家界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协调度，揭示二者之间耦合变化过程，以深化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规律的研究，促进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1 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发展理论框架

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发展始于旅游地的成长过程，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是描述旅游地演化规律的重要理论，是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系统的理论根基。Butler提出“S”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模型[20]后，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被引入我国，经过大量学者的实证研究，从分析结果可以得出相关结论：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成长呈现阶段性耦合特征。
旅游地系统初期以自组织的形式从均质无序演化为有序的演变阶段[21-22]。伴随无秩序的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1987年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可持续性发展[23]。在旅游地发展成熟期，要求从社会不同圈层的需求角度出发，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通过锻造产品特色，对比同类产品更具比较优势[24]。由于旅游目的地自身资源基础条件不同，故所处发展阶段也不同。借鉴已有研究对于张家界旅游地成长和产业结构关系的成果[25-26]，结合旅游地系统和高级别景区系统耦合过程进行动态分析，将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时期划分为以下阶段，各期耦合的特征明显不同（表1）。
表1 张家界市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时序特征

Tab.1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scenic spots in Zhangjiajie city according to the process

耦合阶段 旅游地发展特征 高级别景区发展特征 耦合特征 主要驱动力作用
耦合萌芽期
（空白阶段）		 旅游地未被开发，旅游资源处于原始状态 未有精品景区形成 原附景观为旅游地发展提供良好基础，但总体上处于无序状态 旅游资源原生吸引力
初级耦合期
（马太效应）		 旅游地资源被开发，开始修建基础设施，游客数量增加 修建核心旅游保护区 景区和旅游地都得到有效保护，耦合效应开始形成 政府政策
耦合发展期
（集聚效应）		 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旅游人数也在显著增长 景区知名度逐渐提升 旅游地开始为景区向外开拓市场，修建立体交通网络 交通通达度
优质耦合期
（创新效应）		 旅游收入呈现稳定增长，相应的内外部功能和硬软件设施已经匹配到位 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基于景区的旅游品牌，植立IP形象，推出创新性文化类品 市场需求

2 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耦合系统发展的内在机理

旅游地成长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重要体现之一。高级别景区决定旅游流的方向和目标市场的选择[27]。“耦合”最初是一个物理学概念，主要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相互影响甚至协同的现象[28]，地理学者借鉴这个词来表述人与地之间、不同社会系统以及不同自然系统之间由无序趋向有序的协调状态。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之间的作用关系包含了两个方面：旅游地作为承载景区的载体，为高级别景区形成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高级别景区作为旅游地成长的增长极，通过“点—轴”的发展模式与区域内其他景点建立互通关系，对旅游地产生协作效应。
综上所述，吸收借鉴以上理论的核心思想，将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系统表征为一个非线性、具有多重耦合特征与路径的复杂巨系统，并揭示其演化机理（图1）。①旅游地系统。旅游地系统包含了4个要素：吸引物、接待设施、进入通道以及辅助性服务。②耦合关系。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作为两个复杂的系统，内部含有多个要素，系统之间交互耦合，彼此作用。③按照开发重点和采取策略不同将二者的耦合路径分为以下三条：自然发展路径、可持续发展耦合路径以及差异化发展耦合路径。④旅游地成长和高级别景区形成过程在生命周期理论中呈现出阶段性耦合特征。
图1 旅游地系统与高级别景区系统耦合机理

Fig.1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system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3 研究方法与实证分析

3.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张家界因旅游建市，自然环境资源和人文民族历史底蕴丰厚，旅游业已经成为张家界市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经统计，1998—2018年，张家界三大产业结构比重由25.7∶19.1∶55.2调整至10.2∶17.7∶72.1，旅游收入逐年增长，推动当地GDP从58.5亿元增长到578.92亿元，旅游总接待人数由1998年的207.55万人次到2018年的7 959.55万人次。目前张家界市已拥有武陵源风景区、天门山风景区两个5A级景区，黄龙洞、索溪峪等9家4A级旅游景区和其他10家3A级景区。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张家界市，考察期为1998—2018年，数据来源于张家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张家界统计年鉴》。同时，对于无法直接获取的数据，在借鉴已有数据的基础上，采用插值法对指标进行赋值。

3.2 指标体系构建

首先对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其次按照引用频率的高低，本着指标选取的主导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结合张家界发展现状，在CNKI数据库中选取有关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测度的5篇文献[29⇓⇓⇓-33]，找出相符合的指标；最后在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下，进一步调整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表2）。
表2 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系统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2 Index and weight of coupling system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system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项目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类型
旅游地系统 旅游地人口 旅游折常人口/万人
城镇人口比例/%
非农业就业人口比重/%
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		 0.2436
0.2050
0.2053
0.3461		 +
+
+
+
旅游地经济 人均GDP/元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3889
0.1535
0.0768
0.3808		 +
-
+
+
旅游地环境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m2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2
全市森林覆盖率/%		 0.3984
0.2718
0.3298		 +
+
+
旅游地设施 公路通车里程/km
铁路通车里程/km
航空航线里程/km
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0.3519
0.1537
0.2412
0.2532		 +
+
+
+
高级别景区系统 旅游人次 国内旅游人次/万人
入境旅游人次/万人		 0.4296
0.5704		 +
+
旅游收入 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国际旅游收入/亿元		 0.5195
0.4805		 +
+
旅游产业 旅行社数量/家
星级饭店数量/家
政府对第三产业投资/亿元		 0.4157
0.3842
0.2001		 +
+
+
景区数量 5A景区数量/个
4A景区数量/个
3A景区数量/个		 0.2107
0.4394
0.3499		 +
+
+

注：“+”表示正向指标，“－”表示负向指标。

3.3 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引用物理学中的耦合模型，建立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模型[34-35]。首先采取线性加权法评价张家界市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公式为：
∑ j = 1 p λ i j = 1 ,     U i = ∑ j = 1 p λ i j μ i j
式中： U 1、 U 2分别是旅游地系统和高级别景区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 μ i j为第i个系统中第j项特征的指标值； λ i j是第i个系统中第j项指标的权重。为避免指标量纲或测度量级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进行无量纲处理。权重采用比较客观的变异系数法确定，公式如下：
C i = σ i / X ¯
式中： C i为i项指标的权重； σ i是第i项指标的标准差； X ¯是第i项指标的平均数。
其次，以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系统模型为依据，建立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耦合度函数[12]：
C = U 1 U 2 / U 1 + U 2
由于耦合度指标存在漏洞，需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D = C × E ,   E = α U 1 + β U 2
式中：C是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E是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的综合发展指数，主要衡量两系统的整体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α和β为待定系数，将α和β分别取值0.4和0.6[36]。为更直观地表达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本文参考既有研究成果[37]，对协调度值（D）的类型划分如下：严重失调（0.00~0.20）、一般失调（0.21~0.40）、勉强协调（0.41~0.5）、初级协调（0.51~0.60）、良好协调（0.61~0.80）和优质协调（0.81~1.00）。

3.4 实证分析

选取张家界市1998—2018年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共计25个单项指标的数据，经过计算，得到1998—2018年张家界全市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的综合指数和耦合度，见表3。
表3 张家界市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指标耦合协调度及耦合类型

Tab.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upling types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system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in Zhangjiajie City

年份 U1 U2 C D 耦合类型
1998 0.180 0.458 0.450 0.395 一般失调
1999 0.234 0.566 0.455 0.444 勉强协调
2000 0.308 0.574 0.476 0.472 勉强协调
2001 0.371 0.614 0.484 0.500 初级协调
2002 0.432 0.681 0.487 0.532 初级协调
2003 0.461 0.701 0.489 0.544 初级协调
2004 0.578 0.743 0.496 0.579 初级协调
2005 0.687 0.835 0.497 0.621 良好协调
2006 0.782 0.866 0.499 0.645 良好协调
2007 0.901 0.927 0.510 0.677 良好协调
2008 0.886 1.132 0.496 0.716 良好协调
2009 0.912 1.220 0.494 0.726 良好协调
2010 1.186 1.296 0.498 0.748 良好协调
2011 1.343 1.337 0.499 0.774 良好协调
2012 1.466 1.442 0.500 0.816 优质协调
2013 1.532 1.483 0.499 0.833 优质协调
2014 1.584 1.528 0.499 0.854 优质协调
2015 1.636 1.582 0.499 0.863 优质协调
2016 1.675 1.618 0.501 0.871 优质协调
2017 1.708 1.655 0.517 0.895 优质协调
2018 1.729 1.678 0.523 0.912 优质协调

3.4.1 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发展综合水平

由表3可知，1998—2018年，张家界市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整体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旅游地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波动增长趋势。1998年旅游地发展水平值最低，为0.180，相较而言，2008年旅游地发展情况也不乐观，综合评价指数仅为0.886，究其原因，主要受金融危机和湖南冰雪灾害的影响。随后，受国家颁发的相应旅游政策的影响，旅游地发展状况有了明显回升，2018年旅游地综合评价指数达到近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张家界高级别景区综合评价指数在早期增速较为缓慢，中后期稳健增长。2008年后数值均在1以上，反映出张家界市高级别景区建设逐渐走向成熟的趋势。2018年综合指数已达1.678，发展速度处于全国中等偏上，相比1998年（0.4581）提高2.7倍。主要原因是在2007年后，武陵源景区入选全国首批5A景区，天门山、万福温泉进入4A级景区行列，武陵源国际度假村等一批按五星级标准建造的酒店相继试营业。

3.4.2 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系统及其相应指标的耦合演化过程

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基本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由失调逐步走向优质协调。
①一般失调阶段（1998年）。张家界市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耦合发展在此期间虽然处于失调期，但旅游地系统与高级别景区系统的协调度从0.395增至0.472，呈良性发展态势。张家界市刚成立10年，人口基数小，旅游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但是依托于自身优越的资源禀赋，故在此时期并未出现严重失调。
②勉强协调阶段（1999—2000年）。仅有两年为勉强协调阶段，成为失调到初级协调阶段的过渡期，旅游地成长和高级别景区的综合发展水平快速上升。1999年的“穿越天门”飞行特技表演使张家界名闻天下，同年国家调整法定节假日总天数。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发展也逐渐得到提升。
③初级协调阶段（2001—2004年）。旅游地系统与高级别景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从0.5增至0.579，达到初级协调水平。此阶段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大量扶贫资金的投入和政府政策的放宽皆对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协调度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④良好协调阶段（2005—2011年）。耦合协调度由0.621增长至0.748，呈直线上升状态，第三产业GDP比重由54%上升至61.1%，旅游业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符合张家界“旅游立市”的特色。同时举办了国际音乐乡村周等系列热点营销活动，并开通至韩国釜山国际航空快线，强化运营景区智慧管理系统，大大增加了张家界的国际吸引力。
⑤优质协调阶段（2012—2018年）。耦合协调度由0.816增长至0.912。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发展已日益契合，增长速度逐渐放缓，人均GDP年均增长12.4%，区域经济达到较高水平。旅游地设施设备条件日益改善，产业分工不断精细，旅游服务品质得到大幅度提升。

3.4.3 截面耦合度分析

通过ArcGIS10.2软件绘制1998、2005、2012和2018年张家界地区各区县的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图（图2）。从空间上看，耦合协调度差异随两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减小，但空间分异格局仍明显，表现为南部优于北部。其中，武陵源区和永定区以国际旅游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地的快速成长为基点，慈利县和桑植县较落后于武陵源区和永定区。究其原因，是由于武陵源区处于“一统”阶段时，将分散的索溪峪、天子山和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三个旅游生长点实行统一管理，形成全新旅游地生长点。后来，武陵源与天门山成为国家5A级景区，通过形成增长极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图2 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

Fig.2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system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4 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耦合路径及机制

4.1 耦合路径时序变化

4.1.1 耦合初期：自然耦合路径

1980年代之前，张家界基本上依靠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然而农业资源并不富足，基本生活资料不能自足，大庸、桑植、慈利三县被列入贫困县名单。1980年代后，大庸县、桑植县与慈利县三县政府对张家界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景区竞相开发，形成三足鼎立局势。1988年成立大庸市，张家界森林公园、索溪峪、天子山隶属于新成立的武陵源区，实现从三分到一统的转变，张家界市以自组织形态由无序向有序前进。张家界地区与高级别景区之间的耦合关系从自组织演化发展内在规律机制出发，受外界影响程度低，旅游地发展水平稳定增长。

4.1.2 耦合中期：可持续发展耦合路径

1992年武陵源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大量资金介入和政府政策的扶持使武陵源景区空间结构逐渐扩大。1999年张家界国际航线开通，其国际知名度大大提升，国内外游客急剧增加，景区环境不堪重负。2013年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黄牌警告”，张家界政府意识到必须要由传统的大众旅游模式转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旅游。在拆除人造景观和保护景区原生景观的同时，大力实行景区限流方针，贯彻生态旅游理念，推动旅游地与景区的可持续性发展进程。

4.1.3 耦合后期：差异化资源发展路径

张家界政府主要实施“错位发展”的战略部署。拥有丰富资源的慈利县以张家界大峡谷为核心，向江娅温泉、龙王洞等景区辐射发展，填补张家界休闲度假产品缺失的空白。桑植县以弘扬红色文化为主，免费开放贺龙故居。永定区的天门山景区注重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与拓展，形成了独具匠心的“天文化”，如“天门洞开”“天悬栈道”以及“天门狐仙”等。武陵源区依托大量客流进行资源深度开发，如对魅力湘西文化广场、中国大鲵科技馆等全新文化景点的建设。

4.2 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机制分析

基于上述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分析结果，可知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协调可持续发展既有内部作用机制的影响，还受到区域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交通区位、政府政策等外部作用机制的影响与作用（图3）。
图3 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机制

Fig.3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system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4.2.1 内部驱动机制

旅游地不仅是资源开发的重要前提，也是高级别景区形成的重要载体。旅游地通过对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形成高级别景区，作用路径如图4所示，包括旅游资源规划、开发、经营、升级四个环节。高级别景区通过利用空间溢出效应促使周边邻近景区得到发展，促进了旅游地资源保护和传承，并带动文化产业发展。但高级别景区的发展也会造成旅游地环境质量下降和人口管理混乱，当地文化被外来文化同化等。
图4 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转化路径

Fig.4 Transformation path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formation system of high-level scenic spots

4.2.2 外部驱动机制

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张家界以第三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凭借旅游业实现全面相对脱贫。区域经济发展为高级别景区的形成提供依托，随着张家界旅游规模的扩大，当地的旅行社和星级酒店数量显著增加，旅行社数量从1998年的32家增长至2018年的135家，旅游收入由早期的6.56亿元上升为2018年的756.8亿元，大大促进旅游地服务设施的完善。
②资源禀赋是决定旅游地开发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重要前提条件。资源禀赋是旅游地成长的重要前提，也是旅游景区的重要依托[22]。一方面，优质的旅游资源有利于旅游地自然环境形成规模化发展，提升旅游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旅游地的快速成长必然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景区的交通条件。
③交通条件优化改善了区域发展旅游的环境。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旅游地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进一步形成高级别景区奠定基础。近年来，张家界市与周边区域性中心城市的3小时交通圈得到有效构建，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设施建设不断改善，立体交通网络基本打通，凸显其经济区地理位置优势（图5）。
图5 张家界市交通出行示意图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traffic station in Zhangjiajie City

④政府政策推动旅游地开发与建设。政府政策是中国发展旅游业重要因素。通过招商引资不断改善旅游地基础服务设施，吸引项目投资。张家界市政府对于当地第三产业的投资由1998年的6.39亿元增至2018年的262.26亿元，并在大力完善与推广“张家界地貌”旅游观光品牌以及以“天门狐仙”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品牌的基础上，推出迎合消费市场喜好的旅游产品，为高级别景区形成提供发展动力，进而为耦合协调度的提高创造有利条件。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通过构建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面板数据分析张家界市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协调度，以明确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类型，为旅游地高级化发展奠定分析基础。研究发现：
①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两个系统的耦合特征明显，各要素互为依托，彼此作用，使得两者有机发展。一方面，旅游地作为景区的载体，旅游地成长推动了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进程；另一方面，高级别景区的形成为旅游地的发展奠定了高知名度基础。
②从时间上看，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耦合度线性持续增长，实现了从失调阶段—协调阶段—优质协调阶段的转变。
③张家界高级别景区形成过程虽然在整体上实现缓慢增长，但旅游地成长与高级别景区耦合形成过程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地处南部的武陵源区和永定区耦合协调度等级远高于北部的桑植县和慈利县。
④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路径有三条：自然耦合路径、可持续耦合路径和差异化资源耦合路径。两系统的耦合过程既有内部作用机制的影响，还会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交通区位、政府政策等外部作用机制的影响与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外部驱动因素的动力强弱决定了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耦合程度的高低。

5.2 讨论

本文着重分析了张家界不同阶段旅游地和高级别景区的耦合特征，为了解旅游地成长和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耦合驱动因素提供一定的借鉴。从耦合视角，分析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时空演化过程以及耦合路径和形成机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有一定的创新性。通过探讨在不同阶段张家界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耦合作用的影响，不但有利于了解旅游地的成长以及高级别景区形成的趋势，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从理论和实践上响应新兴旅游地发展战略和旅游经济发展需求，改变以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欠发达城市落后面貌。同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关于旅游地与高级别景区的耦合时序特征分析局限于成长周期，所得结论需要更多实证支持，需更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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