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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1 , Vol. 41 >Issue 6: 136 - 146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6.015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Hotel Industry in Hunan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1979-2019

  • WANG Yahui , 1 ,
  • WANG Yali , 2, ※ ,
  • LIU Junya 3 ,
  • ZHAO Di 2 ,
  • LUO Yongheng 4
Expand
  • 1.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angsha 410205，Hunan，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Changde 415000，Hunan，China
  • 3. School of Business，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 4. School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angsha 410205，Hunan，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5-30

  Revised date: 2021-05-08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8

Fold

Abstract

The hotel industry is one of the three pillar industries in tourism industry. Using data mining,kernel density and buffer analysis,independent sample t-test,and extracting the data of 21108 economy and star hotels in Hunan Province from the Ctrip,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tel industr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1979-2019. It's found that: 1)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tar hotels in Hunan Province is not balanced,which shows the evolution pattern from the slow growth before 2007 to the rapid growth after 2011. 2) The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nomy and star hotels in Hunan Province has changed from single-core agglomeration to multi-core agglomeration and from flake-shaped agglomeration to the point agglomeration.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the transportation,the high-level tourism resource endowment,the degree of commercial prosper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universities. 3) In the past 40 years,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mode of economy and star hotels in Hunan Province has evolved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 based on transportation hub and business to the mode based on high-level tourism resource and university,Moreover,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nsity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in business districts and the number of urban business districts,and the degre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economy hotels influenced by universities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star hotels. 4)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the hotel industry in Hunan Provinc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ties (autonomous prefecture),which is mainly caused by part of the unknown tourism products and the inconvenient traffic between the scenic spots and the main transport hubs. Finall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hotel industry in Hunan Province which are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release of hotel supply-side information,tourism marketing,and traffic convenience optimization and so on.

Key words： hotel industry; spatial agglomeration; budget hotels; star-rated hotels; transportation hubs; business district-dependent; high-level tourism resourc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ite this article

WANG Yahui , WANG Yali , LIU Junya , ZHAO Di , LUO Yongheng .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Hotel Industry in Hunan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1979-2019[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6) : 136 -14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6.015

酒店业是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也是城市地域中重要的物质要素，因此酒店业的时空结构演化规律和区位选择规律成为城市地理学、旅游地理学的传统与热点命题[1]。改革开放40年以来，虽然包括酒店业在内的住宿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凸显。然而其地域性与结构性矛盾依然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了酒店业收益的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简称“一带一部”）的湖南，正承载着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强省迈进和推进酒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使命，这势必要求明晰湖南酒店业的时空演变特征、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湖南酒店业更好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支撑。

1 相关文献综述

国外基于“商业区位论”开展酒店空间布局研究始于1980年代，相关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过程[2-3]：1980年代以定性描述为主要方法的经验研究；1990年代以数理模型等为主要手段的定量研究；21世纪多以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多角度多学科交叉法为主的综合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酒店业空间分布特征与扩散过程、酒店业选址的影响因素、空间分布模型与影响机制等方面。萌芽阶段的代表性研究认为，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生态环境[4]、交通集散地和商业发达区[5]分别是美国与加拿大酒店业扩张的热点区域。继Ritter提出交通导向型的酒店空间分布模式[6]后，Ashworth和Tunbridge提出了历史旅游城市酒店分布的空间模型[7]，开创了将酒店业空间分布的经验研究上升为理论的先河并得到了后续研究的实证与推进[8]。进入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学科的特点，研究对象也转向了酒店业高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或城市[9-10]，研究视角亦趋于多元化，不仅从决策者角度，还从旅游者视角进行了探索[11-12]。后续研究更是从正外部性探讨了酒店业的空间分布机理[13-14]。国内相关研究则出现在酒店业高速发展的近10年[1]。研究区域上涵盖全国、省域、城市（群）等多重尺度。研究方法上计量手段和方法日益复杂，由单纯的传统统计方法向综合使用计量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技术转变。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酒店业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15⇓⇓⇓⇓⇓⇓⇓⇓⇓-25]、集聚与扩散[26-27]、特殊事件对酒店业空间结构影响等方面[28⇓-30]。最近，有学者指出了我国酒店业的演化规律与西方国家酒店业的演化规律存在显著差异，呈现本土特征的演化过程[31]。
不难发现，纵使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手段和研究案例不断丰富，却无法掩饰研究本身的老化，研究者似乎不断重复验证已有的、共识性的结论。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不足：①研究逻辑上，虽然大部分研究遵循了描述现象、解释成因的基本逻辑，但忽略了对酒店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的本土化成因分析。②研究数据上，既有研究采用的酒店数据多源于实地考察或官方统计数据，在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上存在一定的缺失，且各酒店属性数据（特别是开业时间、经纬度）难以获取则制约了精度较高的酒店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研究。③研究视角上，既有研究大部分集中于考察星级酒店，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经济型酒店时空动态演变过程的同步考察和比较，削弱了酒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需信息的完整性。
随着网络预订的普及，大量酒店将自身属性数据主动披露在网络预订平台，因而形成了海量的酒店经营主体公开数据，而网络信息抓取与电子地图导航等技术的应用，则使得不同空间单元各类物质要素通过POI数据形式加以收集整理储存。上述数据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因此，本文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支持下，实现精度较高、时序较长的省域星级酒店和经济型酒店的时空演化比较研究，并尝试从本土化视角探析其成因，以期动态展示湖南酒店空间分布的过去和现在，并进一步为湖南酒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借鉴。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区域为湖南省省域，总面积21.18万km2，包括13个地级市和1个自治州。作为中部六省之一的湖南，是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的结合部（简称“一带一部”）。湖南酒店业发展历史较长、成长速度快，适宜做空间结构的演化分析。特别是湖南承载着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强省转变、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双重使命，在此背景下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酒店业的时空动态演变与影响因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1 数据来源

因酒店企业自身经营管理实践及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我国部分酒店企业萌生“不评星”“转换星级”甚至“脱星”倾向，加上部分酒店企业存在“倒闭”的可能，而官方正式统计报告数据在时间上的滞后性来不及反映这些变化，共同使得现有的酒店星级、数量等属性的官方统计数据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一定偏差。为了确保研究数据与真实情况的一致性或渐进一致性，湖南酒店名录及其属性数据（包括酒店名称、类型、开业时间等）利用网页信息抓取程序Python 3.6从携程网（www.ctrip.com）的酒店查询结果和子页面详细信息获取，共获取到21 108家酒店的属性信息。其中，星级酒店1 693家，经济型酒店19 145家 ① 。酒店地理位置信息（经纬度坐标）利用百度地图批量查阅。底图数据中，湖南省行政区划空间数据来源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的1∶400万全要素基础数据；湖泊、河流以及交通干线空间数据来源于ArcGIS Online提供的最新矢量化成果。湖南14市州的主要交通枢纽的名称通过“12306”官网获取，湖南14市州主要商圈、主要高校名称通过百度地图获取，湖南14市州的主要景区点根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A级景区名录整理获取。

2.2 研究方法

2.2.1 核密度分析

使用核密度分析法可视化湖南星级酒店和经济型酒店的空间演变特征。核密度分析是从数据样本出发，将数据转化为点状要素进行空间分布可视化表达的一种分析方法。核密度分析的结果可以反映样本在研究区域内的集聚程度与分散情况。核密度分析具有连续性，且具有不受选取区间长度影响的优势，通过赋予各要素不同的权重，能够准确将点状要素的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32]。因此引入核密度估计法，先利用ArcGIS软件提供的Jenks自然断裂点法将所有连续变量聚为5类，并将各变量绝对值转化为分类值，即可得到湖南省星级酒店与经济型酒店在不同年份的分布情况。核密度分析法的基本形式如式（1）：
f x = 1 n h ∑ i = 1 n K x - x i h
式中： f x为由样本点估计得到的f在x处的值；（ x - x i）为估计点到样本点 x i的距离；h为带宽；K（z）为核函数。ArcGIS软件中采用高斯核函数，其基本表达式如式（2）：
K x - x i h = 1 2 π e - x - x i 2 2 h 2

2.2.2 缓冲区分析

缓冲区分析法是一个生成单个或多个区域的过程，它通过预先选择的地理要素，用一个特定的地理范围将选择的要素进行空间扩散，它能有效测度缓冲区域内某要素的集聚程度。从数学角度来思考，缓冲区分析就是为特定的空间要素获取邻域的过程，邻域面积的大小由邻域半径决定。因此，给定一个对象C，缓冲区分析公式为[33]：
P = x ∥ d x , C ≤ r
式中：d指酒店与给定的对象C之间的距离；r为邻域半径。

2.2.3 独立样本T检验

为了进一步考察影响湖南酒店业空间分布因素在市州间的差异性，运用SPSS22.0的独立样本T检验工具，对湖南14个市州间影响因素的差异性进行两两比较。其基本思路为：先构造两个相互独立的总体 N μ x , σ x 2和 N μ y , σ y 2，在原假设 μ x = μ y成立的条件下独立样本T检验使用t统计量，t统计量的公式为[34]：
t = x ¯ - y ¯ - μ x - μ y 1 n 1 + 1 n 2 n 1 - 1 s x 2 + n 2 - 1 s y 2 n 1 + n 2 - 2
式中:n表示样本数； μ表示样本均值；S表示样本标准差。

3 结果分析

3.1 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时间演变

3.1.1 湖南经济型酒店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省经济型酒店经历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整体来看，湖南经济型酒店的数量从1989年的15家增加到2019年的15 908家，发展态势良好，但不同时段酒店数量的增长差距显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萌芽阶段（1997—2006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并将发展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各方面的影响和支持下，湖南省旅游业蓬勃发展，酒店业开始走上正轨，星级酒店已经无法完全满足游客的需求，经济型酒店开始萌芽。
第二阶段为初步发展阶段（2007—2010年）。从2007年开始，随着住宿业整体的发展，经济型酒店开始兴起，经营者一边探索一边扩大规模，逐渐出现了多种经营主体并存的现象。这一阶段湖南经济型酒店开始稳步增长，但增长速度仍然比较缓慢。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从2011年开始，伴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湖南省接待游客数量日渐增加，中等收入消费者开始成为酒店业的主要消费群体，由星级酒店占据主导地位的酒店业供给市场结构，已经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的住宿需求。在此情况下，经济型酒店因为价格优势逐渐成为大部分人出行的首选，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并持续至今（图1）。
图1 湖南省经济型和星级酒店时间演变趋势 (1989—2019年)

Fig.1 Evolution trend of star and economy hotels in Hunan Province (1989-2019)

3.1.2 湖南星级酒店发展历程

湖南星级酒店整体上呈现与经济型酒店发展相一致的稳步扩张特征，但星级酒店稳步发展的时间要早于经济型酒店约3~4年。其发展历程同样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探索和参与阶段（1997—2002年）。1990年代后，伴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现代旅游业开始发展，入境游客增加，原有的涉外酒店的接待能力已不能满足外国游客需求。1988年，国家旅游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涉外饭店星级标准》，从此，我国酒店进入标准化发展阶段，但发展速度极为缓慢，酒店数量较少。
第二阶段为稳步发展阶段（2003—2010年）。从2003年开始，湖南星级酒店的发展慢慢步入正轨，随着湖南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星级酒店的投资规模开始变大，经营主体逐渐多元化，酒店的服务功能也开始呈现多样化，星级酒店数量开始不断增长。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随着湖南旅游业的高速发展，2011年湖南星级酒店突破200家，增速大幅提升。目前湖南星级酒店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受到经济型酒店的冲击，星级酒店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市场优势。根据湖南省旅游饭店协会统计，2019年湖南省部分星级酒店1~6月客房平均出租率为56.26%，较2018年月同期下降了2.67%，部分地区星级酒店已经开始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图1）。

3.2 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演变

3.2.1 湖南经济型酒店空间演变与集聚特征

为了考察湖南经济型酒店的空间演变特征和趋势，对湖南省1979—2019年经济型酒店的POI数据进行整理，选取其中4个时点（2001、2007、2013、2019年），用ArcGIS10.2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湖南经济型酒店的空间分布变化图（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湖南经济型酒店空间分布呈现以长沙为“核心集聚区”、除长沙以外的其他市州间集聚差异逐步缩小的空间演化格局。
图2 湖南省经济型酒店空间演变趋势(2001—2019年)

Fig.2 Evolution trend of economy hotels in Hunan Province (2001-2019)

具体而言，2001年湖南酒店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经济型酒店分布的整体密度小，呈现“单核集聚”的片状分布格局，并伴有张家界、湘西州、怀化、邵阳、衡阳、郴州等几个副集聚区，此时，永州未出现明显的集聚特征。到2007年，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湖南各地区经济型酒店数量明显上升，酒店分布开始从核心向边缘扩散，出现了点状（郴州、永州）、片状 ① 、带状 ② 共存的分布格局。湘西州、衡阳、郴州3个城市由于优越的旅游资源禀赋形成了仅次于长沙的亚集聚区，此时永州亦有了明显的集聚特征。
到2013年，经济型酒店呈现以长沙为核心集聚区的点状分布格局，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原有的3个亚集聚区演变为了1个（湘西州凤凰县），除长沙以外的各市州间的集聚程度在逐步缩小。到2019年，经济型酒店在市州间的集聚差异进一步缩小，长沙依然是核心集聚区的点状分布格局十分明显，但此时张家界已反超湘西州（主要是凤凰县），演变为仅次于长沙的亚集聚区。张家界经济型酒店集聚程度反超湘西州凤凰县这一点，至少可以这样理解：投资者选择在张家界投资经济型酒店具有更大的潜力，因为毕竟张家界拥有世界级旅游资源禀赋。此外，凤凰古城景区虽然知名度同样很高，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周边经济型酒店已接近饱和，其空间集聚程度已达上限。

3.2.2 湖南星级酒店空间演变与集聚特征

为了进一步考察湖南星级酒店的空间演变特征和趋势，运用同样的方法对四个时点数据（2001、2007、2013、2019年）进行可视化处理发现：2007年之前，在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度和高等级旅游资源禀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湖南星级酒店呈现“单核”集聚特征，并在张家界、怀化、邵阳、湘潭和衡阳出现了小型集聚，而益阳、常德、永州、郴州、湘西州未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随着交通可进入性的改善，以及在空间溢出效应等的共同作用下，自2007年开始湖南星级酒店的分布首先由长沙向其毗邻城市扩散，然后沿京广铁路沿线城市纵向扩散，并形成了以长沙为核心集聚区，以张家界、凤凰、郴州为副集聚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到2019年，湖南星级酒店的空间分布由原来的3个副集聚区演变为具有高等级旅游资源禀赋的2个副集聚区（张家界、凤凰）的空间分布格局（图3）。
图3 湖南省星级酒店空间演变趋势(2001—2019年)

Fig.3 Evolution trend of star hotels in Hunan Province (2001-2019)

4 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时空演变影响因素

既有研究一致认为，旅游资源禀赋是影响区域星级酒店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15,35-36]。区域交通可进入性或交通便捷度（交通枢纽或节点）、商业中心虽然被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影响星级酒店与经济型酒店空间布局的主要影响因素，但也有不少研究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6,35⇓⇓-38]，而政策因素对酒店空间布局的影响在既有研究中较少提及，可能原因是政策因素对酒店业的影响可能更多的在于影响酒店的结构。鉴于此，本文重点选取既有研究对酒店空间布局影响达成一致观点的旅游资源禀赋，以及尚存在一定分歧的交通、商业，以及研究者最近指出的高校[33]等4个主要因素，展开其对湖南14市州经济型和星级酒店空间布局影响的缓冲分析，并对这些影响因素在湖南14市州间的差异进行联合显著性检验。

4.1 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①交通因素。交通便利度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住宿选择的重要因素[5-6]。便利的交通条件通常能够为顾客节省出行成本，提高酒店客流量和入住率。影响酒店布局的交通通常包括对外交通和对内交通，对外交通包括机场、火车站、高铁站等，对内交通主要由城市干道、公交车站以及地铁站组成。其中火车站、高铁站的人流量相对较大，那么交通条件是否对湖南酒店业的空间分布产生某种影响并因此而形成“交通枢纽型空间集聚”，以及这种空间集聚是否存在交通枢纽之间的差异呢?为此以湖南14市州主要交通枢纽为样点数据，利用GIS缓冲区分析工具对14市州主要交通枢纽进行缓冲分析，分别选取3 km和4 km为缓冲半径，最终通过反复试验选取3 km为缓冲半径，并统计和计算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星级酒店数量及其在城市城区相应类型酒店数量中的比重（表1）。在湖南14市州火车站枢纽中，有12个城市火车站3 km范围内经济型酒店比重超过15%，11个城市火车站3 km范围内星级酒店比重超过15%，然而在14市州高铁枢纽中仅有个别高铁枢纽（邵阳北、岳阳东）3 km范围内呈现出了明显的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的空间集聚特征。这初步表明：火车站是目前湖南酒店业的高集聚区，而高铁站目前并非湖南酒店业的高集聚区。其可能的主要原因是城市高铁站建成时间相对于火车站建成时间要晚，以及高铁站通常距离城区较远。
表1 湖南省各市州主要交通枢纽3 km缓冲区内酒店数量及比重

Tab.1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hotels in the 3 km buffer zone of major transportation hubs in Hunan Province

城市 交通枢纽 经济型酒店数量
（家）和比重（%）		 星级酒店数量
（家）和比重（%）
长沙 长沙火车站 1 397（23.54）* 142（29.98）*
长沙南（高铁站） 398（6.71） 19（3.92）
长沙汽车西站 321（5.41） 20（4.12）
长沙汽车南站 241（4.06） 23（4.74）
张家界 张家界火车站 553（36.36）* 46（24.21）*
湘潭 湘潭火车站 74（23.49）* 3（1.58）
湘潭北（高铁站） 12（3.81） 2（1.05）
湘西州 吉首火车站 117（50.65）* 8（29.63）*
衡阳 衡阳火车站 167（76.26）* 10（37.04）*
衡阳东（高铁站） 22（10.05） 2（7.41）
株洲 株洲火车站 78（33.77）* 12（52.17）*
株洲西（高铁站） 27（11.69） 0（0.00）
郴州 郴州火车站 189（49.48）* 13（56.52）*
郴州西（高铁站） 28（7.33） 1（1.56）
娄底 娄底火车站 157（85.79）* 19（29.69）*
娄底南（高铁站） 2（1.09） 0（0.00）
常德 常德火车站 117（36.56）* 10（58.82）*
益阳 益阳火车站 19（8.68） 5（29.41）*
邵阳 邵阳火车站 24（8.51） 2（11.76）
邵阳北（高铁站） 108（38.30）* 9（25.71）*
永州 永州火车站 68（29.82）* 4（11.43）
怀化 怀化火车站 138（62.44）* 13（21.31）*
怀化南（高铁站） 17（7.69） 1（1.64）
岳阳 岳阳火车站 167（73.57）* 23（37.70）*
岳阳东站（高铁站） 171（75.33）* 23（85.19）*

注：主要景区点缓冲区内酒店数量及比重由本文计算整理，标“*”的为比重超过15%的城市交通枢纽。

②旅游资源禀赋因素。包括酒店业在内的住宿业是旅游业的核心产业之一，在旅游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来游客在酒店的服务对象中占据十分大的比例，而高等级旅游资源对游客产生的巨大吸引力也会驱使酒店在高等级旅游资源（景区）周边布局。湖南西部地区交通区位与经济发展优势相对不明显，但其拥有的高级别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可能带动酒店业的发展，并可能形成“高等级旅游资源依赖型空间集聚”。为此，本文选取湖南14市州的主要高等级且热门景点为样点数据，经过反复试验，将缓冲半径确定为4 km，并统计和计算了样点数据4 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和星级酒店数量及其在城市相应类型酒店数量中的比重（表2）。在景区点样本中，有湖南省博物馆、天心阁等多个景区点4 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与星级酒店比重均超过15%，这表明湖南酒店业同样存在“高等级旅游资源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观察发现，湖南酒店业的空间集聚并非简单地依赖高等级旅游资源，还取决于该高等级旅游资源是否位于人流量大的空间区域。娄底曾国藩故里、紫鹊界梯田景区和邵阳新宁崀山旅游区，其资源级别不可谓不高，但可能因为其地理位置相对较偏，致使其周边并未形成相对较大的酒店空间集聚。
表2 湖南省各市州主要景区点4 km缓冲区内酒店数量及比重

Tab.2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hotels in the 4 km buffer zone of main scenic points in Hunan Province

城市 主要景区点（级别） 经济型酒店数量
（家）和比重（%）		 星级酒店数量
（家）和比重（%）
长沙 岳麓山（5A级） 176（2.97） 14（2.89）
橘子洲（5A级） 432（7.28） 15（3.09）
湖南省博物馆（4A级） 930（15.67）* 136（28.04）*
天心阁（4A级） 1 833（30.89）* 119（24.54）*
张家界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5A级） 9（0.59） 0（0.00）
湘潭 毛泽东故居（5A级） 58（18.41）* 4（14.81）
韶山红色记忆城（3A级） 26（8.25） 10（37.04）*
湘西州 凤凰古城（4A级） 847（58.98）* 122（67.40）*
乾州古城（4A级） 30（9.25） 7（30.43）*
衡阳 衡山风景名胜区（5A级） 184（84.02）* 17（73.91）*
株洲 炎帝陵景区（5A级） 396（37.93%）* 32（37.65%）*
郴州 东江湖景区（5A级） 1（0.06） 0（0.00）
苏仙岭景区（4A级） 139（36.39）* 9（33.33）
娄底 曾国藩故里（4A级） 4（0.76） 0（0.00）
紫鹊界梯田景区（4A级） 33（6.31） 0（0.00）
常德 桃花源景区（4A级） 25（3.40） 6（6.00）
城头山旅游景区（4A级） 91（12.36） 13（13.00）
益阳 奥林匹克公园（4A级） 48（21.92）* 12（52.17）*
山乡巨变第一村旅游景区（4A级） 2（0.91） 0（0.00）
邵阳 新宁崀山旅游区（5A级） 0（0.00） 0（0.00）
邵阳市湘窖生态文化酿酒城（4A级） 21（7.45） 2（10.00）
永州 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4A级） 5（0.80） 1（2.00）
永州市柳宗元文化旅游区（4A级） 35（15.35）* 2（11.76）
怀化 黔阳古城（4A级） 86（38.91）* 11（45.83）*
洪江古商城（4A级） 11（4.92） 2（8.33）
岳阳 岳阳楼景区（5A级） 78（34.36）* 8（40.00）*

注：景区点级别根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A级景区名录整理，标“*”的为比重超过15%的主要景区点。

③商业因素。城市商圈是一个城市中的功能集聚区，其辐射范围广，在城市布局中占据重要的中心地位。商业中心一般是城市经济活动集聚的主要区域。既有研究指出，是否有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的分布对我国星级酒店的集聚产生重要影响[35⇓⇓-38]，然而这些研究结论大多基于单个城市样本而得出，其普适性可能有待商榷，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商业因素对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布局的影响是否存在城市间异质性的考察。鉴于此，本文基于百度地图探测到的14市州的主要商圈作为样点数据，运用GIS缓冲区分析工具，经过反复试验，将缓冲区半径确定为3 km，并统计和计算了样点数据3 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和星级酒店数量及其在城市城区相应类型酒店数量中的比重，以进一步验证湖南14市州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是否存在“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
从经济型酒店的商圈集聚特征来看，娄底火车站广场商圈经济型酒店表现出了最强的“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该商圈3 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数的比重高达96.17%）。其中，5个商圈3 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量的比重超过了80%（岳阳市步步高广场商圈、娄底市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商圈、娄底市娄星广场商圈、娄底市火车站广场商圈和益阳市万达广场商圈），27个商圈3 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量的比重超过了40%，除湘西州经济开发区商圈外，其余商圈3 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量的比重亦均在20%以上。进一步考察湖南经济型酒店“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的强度排序 ① 可以看出，湖南经济型酒店的“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市州异质性。由此看出，湖南经济型酒店空间分布不仅呈“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而且市州间的异质性亦十分明显。
从星级酒店的商圈集聚特征来看，张家界时代广场商圈表现出最强的“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该商圈3 km缓冲区内星级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星级酒店总数的比重高达83.16%）。其中，3 km缓冲区内星级酒店数量占该城市星级酒店总数的比重超过40%的商圈数达24个，长沙市的4个主要商圈中，虽然单一商圈3 km缓冲区内星级酒店数量占该城市星级酒店总数的比重不足30%，但两个商圈（五一广场、劳动广场）加总后这一比例亦超过了40%。这表明湖南14市州星级酒店同样呈现出“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进一步考察湖南星级酒店“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的强度排序 ① 可以看出，湖南星级酒店的“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亦存在显著的市州异质性。
上述分析表明，不论是经济型还是星级酒店，湖南14市州均呈现“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但这种空间集聚在不同市州间并非均质，而是表现出市州间的差异性。导致这一特征的原因可能来自商圈数量的影响，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如长沙）往往拥有更多的商圈，这种相对较多的商圈，使各类型酒店的选址和布局有了更多的选择，进而使得该城市商圈周边酒店的集聚度相对没那么强（并非商圈周边酒店的绝对数少）。因此，商业因素对湖南经济型和星级酒店空间布局的影响，主要来自商圈数量的多寡。商圈数量相对越多，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越低；反之，商圈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越高。
④高校因素。最近的研究指出，城区酒店有向高等院校附近集聚的趋向[39]，但该研究以单个城市为样本，并且未进一步考察这种集聚趋向是否存在酒店类型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以湖南14市州主要高等院校（以下称高校）为样点数据，运用GIS缓冲分析工具，经过反复试验，将缓冲半径定为2 km，并统计和计算样点数据缓冲区内经济型和星级酒店数量及其在城市城区相应类型酒店数量中的比重。从经济型酒店的缓冲分析结果来看，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2 km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数量占该城市城区经济型酒店总数的比重高达93.99%，呈现出最强的空间集聚特征。此外，呈现经济型酒店高度空间集聚 ② 的高校还有张家界市广播电视大学（83.98%）、娄底职业技术学院（60.11%）等4所高校；吉首大学师范学院（49.78%）、南华大学（48.86%）等9所高校呈现出了较高的经济型酒店空间集聚；湖南财经工业职业学院（19.63%）、湖南工程学院主校区（19.37%）等15所高校为中度经济型酒店空间集聚；衡阳工业职工大学（8.22%）、潇湘职业学院（8.20%）等43所高校为弱经济型酒店空间集聚；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湖南潇湘技师学院2所高校2km缓冲区内未见经济型酒店布局。
从星级酒店的缓冲分析结果来看，湖南医药学院（50.00%）呈现了相对最高的星级酒店空间集聚特征 ③ ，此外，娄底职业技术学院（44.74%）、吉首大学老校区（39.13%）等6所高校亦呈现出星级酒店的高度空间集聚。吉首大学新校区（26.09%）、湘西职业技术学院（26.09%）等7所高校呈现出了较高的星级酒店空间集聚；永州职业技术学院（17.65%）、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17.39%）等8所高校为中度星级酒店空间集聚；潇湘职业学院（7.89%）、湖南文理学院西校区（7.69%）等31所高校则为星级酒店弱空间集聚；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与湖南潇湘技师学院等21所高校未呈现星级酒店的空间集聚特征。
上述分析表明，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确实存在明显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特征，然而这种空间集聚存在酒店档次类型和不同高校之间的异质性，前者主要表现为经济型酒店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要强于星级酒店、经济型酒店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范围要广于星级酒店，后者主要表现为高校本身地理位置与商业中心相互叠加的高校，围绕这种高校的酒店空间集聚程度要强于围绕地理位置较偏而形成的酒店空间集聚程度。造成上述异质性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坐落于城市中心区域的高校，往往容易形成商业与高校的市场叠加效应；而位置相对较偏远的高校则难以获得商业与高校的市场叠加效应。另一方面，星级酒店的核心目标客源市场并非高校大学生而是商务人士，该类型酒店在选址时首先考虑的是商业因素；反之，经济型酒店往往将大学生视为核心目标客源市场之一，因此在选址时即便不能获得商业因素与高校的市场叠加效应，也会退而求其次地在高校周边布局。

4.2 主要影响因素在市州间差异的联合显著性检验

上述缓冲区分析已初步表明，交通、旅游资源禀赋、商业和高校因素对湖南酒店空间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该分析无法直观说明这些影响在各市州间的差异性。为此，进一步运用SPSS22.0软件的独立样本T检验工具，检验交通、旅游资源禀赋、商业和高校因素对湖南酒店空间布局的影响在14个市州间差异的联合显著性。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基本原理，首先将14个市州进行两两组队，根据组合公式（从14个元素中取2个）生成了 91组城市，然后分别对每组城市的经济型和星级酒店比重进行差异性的联合显著性检验。
双尾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在91组城市中，24组城市之间的差异性通过了联合显著性检验。从缓冲区内经济型酒店比重的组间联合显著性来看，株洲市经济型酒店比重均值为32.4950，与永州（均值8.5500）、湘潭（均值17.5850）、常德（均值18.1575）、邵阳（均值10.1875）、怀化（均值20.0000）、岳阳（均值16.2600）、郴州（均值8.9675）、衡阳（均值21.6755）等8个城市存在显著性差异，组间联合显著性检验的P值分别为：0.004、0.012、0.068、0.005、0.086、0.016、0.003、0.070，其中尤以永州、郴州与株洲的差异最为显著（t统计量的P值分别为0.004、0.003）。此外，永州（均值8.5500）与湘潭（均值17.5850）、衡阳（均值21.6755）组间联合显著性检验的P值分别为0.065、0.032，衡阳（均值21.6755）与邵阳（均值10.1875）、郴州（均值8.9675） 组间联合显著性检验的P值分别为0.047、0.025。
从缓冲区内星级酒店比重的组间联合显著性来看，株洲（均值30.5875）与永州（均值5.3225）、张家界（均值11.74）、常德（均值16.0075）、益阳（均值16.8500）、邵阳（均值11.4050）、郴州（均值9.5800）等6个城市之间的联合显著性检验P值分别为0.000、0.016、0.023、0.031、0.010、0.009，表明至少在5%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差异。此外，永州（均值5.3225）与娄底（均值33.1400）、湘潭（均值19.1650）、益阳（均值16.8500）、常德（均值16.0075）、衡阳（均值24.2900）等5个城市之间的联合显著性差异检验P值分别为0.049、0.078、0.043、0.052、0.023、0.046，表明至少在10%的水平上呈现显著性差异。
由上不难看出，在四大影响因素构成的缓冲区内，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比重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株洲（缓冲区内酒店比重相对较高）、永州（缓冲区内酒店比重相对较低）与其他地级市之间。造成这一差异特征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无论从主要景区点，还是从商业和高校缓冲区内的酒店比重来看，永州市都明显低于其他市州。而潜藏在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是永州的旅游资源与产品宣传尚不到位，以及永州主要旅游景区点与主要交通枢纽之间的接驳交通尚不便捷等，直接影响了永州市接待游客量的存量和增量，进而导致酒店投资者在选址时较多地考虑了其他地市。
郴州、益阳、湘潭等城市同样面临着类似于永州市的问题。如果这些城市不尽快提升主要景区点与主要交通枢纽之间的交通便捷度，并进行富有成效的旅游营销，未来这种差距可能会更大，这些城市将很有可能被拥有着世界级旅游资源禀赋的张家界反超，进而影响城市酒店业乃至整个旅游业的发展。

5 结论

①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发展时序不均衡。具体而言，湖南酒店业呈现由2007年以前的缓慢增长向2011年开始的高速增长转变的演化格局。这一时序特征与全国酒店业的时间演变格局基本一致。
②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整体由单核集聚走向寡头集聚、片状集聚走向点状集聚。2007年以前，经济型与星级酒店主要向省会城市长沙集聚，此时即便是旅游资源禀赋较高的张家界、湘西州都未出现明显的集聚特征。2007年之后，在周边城市交通可进入性的提升、高校与城市经济发展等共同因素的作用下，以长沙为单一核心的集聚逐步转变为以长沙、张家界、湘西州、郴州为共同核心的寡头集聚。到2019年，四寡头集聚演变为三寡头集聚（长沙、张家界、湘西州），郴州从高集聚区梯队中退出，永州、怀化、邵阳、娄底、益阳、常德、岳阳等7个城市的集聚程度有所下降。此外，在研究期内，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整体由片状集聚走向点状集聚。上述演变特征是交通、商业、旅游资源禀赋、高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③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空间集聚模式在不同时期呈现主次之分。商圈依赖型、交通枢纽依赖型、高等级旅游资源依赖型与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一度是湖南经济型与星级酒店的主要空间集聚模式。21世纪以前主要表现为以商圈依赖型与交通枢纽依赖型为主的空间集聚模式，而21世纪特别是2007年以后，主要表现为高等级旅游资源依赖型和高校依赖型为主的空间集聚模式。这种集聚模式的变化主要与“旅游已成为当代人们生活必需品”“旅游已成为人们幸福感提升的重要指标之一”“当代大学生群体消费能力增强”的时代特征息息相关。
④影响湖南酒店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在市州间差异显著。四大主要影响因素（交通因素、商业因素、旅游资源禀赋因素和高校因素）在市州间差异的联合显著性表明，长株潭与湘西州、张家界、岳阳之间并未呈现显著差异，而永州（相对较低的集聚度）、株洲（相对较高的集聚度）与除长沙、张家界、湘西州之外的其他城市之间差异显著。背后潜藏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是：首先，虽然包括永州在内的诸多城市旅游资源禀赋并不低，但产品宣传可能不到位，导致“旅游产品养在深闺人未识”，直接影响了该城市游客的存量和增量。其次，部分城市（特别是永州）有待提升的交通便捷度制约了游客的可进入性。例如，虽然永州已开通高铁，但永州高铁站距离永州两个4A级景区（阳明山国家森林公园、九嶷山国家森林公园）相对较远 ① ，且无地铁、轻轨或高速公路衔接。在上述短板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导致酒店投资者在选址时较多地考虑了其他地市（如长沙和张家界）。此外，湘西州凤凰古城景区周边经济型酒店已趋于饱和，应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⑤高校对湖南14市州酒店空间布局的影响存在酒店档次类型和高校之间的异质性。湖南酒店业围绕高校集聚，已成为酒店围绕交通枢纽、商业中心、高等级旅游资源集聚之后的又一新特征。然而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在湖南并非均质而是存在不同酒店档次类型和高校之间的异质性，且主要表现为湖南经济型酒店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程度要强于星级酒店、经济型酒店的高校依赖型空间集聚范围要广于星级酒店、围绕在地理位置上与商业中心相叠加的高校而形成的酒店空间集聚程度要强于围绕地理位置较偏而形成的酒店空间集聚程度。造成上述异质性空间集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坐落于城市中心区域的高校往往容易形成商业与高校的双重市场叠加效应，以及星级酒店与经济型酒店在核心目标客源市场定位上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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