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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1 , Vol. 41 >Issue 9: 225 - 23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9.023

Configuration and Path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17 Rural Cases

  • YU Runzhe , 1 ,
  • ZHANG Yuangang , 2, 3, ※ ,
  • YU Xiangyang 4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Jiangsu，China
  • 2. College of Tourism，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 3.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CAS，Beijing 100101，China
  • 4. School of Tourism，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 245021，Anhui，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4-27

  Revised date: 2021-08-19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1

Fold

Abstrac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re the focus of academics and industry. This study uses the clear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ultivariable interaction to establish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rural tourism attraction which includes rural tourism attraction，tourism location，foreign investment，regional economy and network platform. It aims to explore the combination of antecedent variables that conform to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and establish their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plaine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tourism location and network platform can be regarded a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but all single variable factors can not constitute the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2） There are 32 combinations of five variables，and there are 4 combination paths to meet the conditions. 3） The consistency index of antecedent condition configuration are all higher than the theoretical threshold value （0.8）。 The total coverage rate of the 4 combination path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is 0.909091，which can well explain the influence combination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4） In the path combinations，network platform and tourism location are the single factors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in the combinations of different elements. The combination path of the network platform，tourism location and the regional economy shows the highest original coverage.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configuration factors; influence path;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Cite this article

YU Runzhe , ZHANG Yuangang , YU Xiangyang . Configuration and Path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17 Rural Cas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9) : 225 -23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9.023

乡村旅游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理论、推进旅游精准扶贫、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以及实现乡村城镇化的重要途径。2018年，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量达到30亿人次，收入超过8 000亿人民币。在实践中，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还可以推动弘扬乡村文化。不过，在乡村旅游高速发展的同时，客观上也存在着不同区域甚至同一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的状态，因此，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也成为旅游研究中的重点[1-2]。
既往研究从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地管理、区域经济以及外资注入等方面分析了乡村旅游发展的驱动因素[2⇓-4]；也分析了政府政策对乡村旅游发展日益显著的作用[5]。新时代的研究也指出网络平台作为推进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支撑作用[6]。以往研究多基于定性或者定量方法，尚未对概念模型进行定性比较分析法的检验。当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因素复杂多样，同一发展结果的产生可能是多重条件组合而导致的，因此需要从组合的角度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基于此，本研究以长三角地区17个乡村旅游地为例，使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建立影响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超越了以往单一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界限，能够揭示出原因背后的复杂性，厘清多个自变量的复杂关系对因变量的影响[7]。

1 理论综述与变量选择

1.1 乡村旅游地发展研究

乡村旅游是在乡村地域范围内开展的旅游活动，是相对城市旅游等提出的概念[8]，其具体定义在国内外研究中不一而足，从旅游活动的发生场所来看，欧洲联盟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从依托的资源角度来看，乡村旅游是指在乡村地区，以具有乡村性的自然和人文客体为旅游吸引物的旅游活动[9-10]。在乡村旅游地发展研究中，视角主要包括区域资源特色、开发经营管理、产品和综合视角等[11]。学者指出乡村旅游地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受到资源、市场以及政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12]。因此乡村旅游地发展理论也包含共生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可持续发展观等多种视角[13]。在具体的影响因素方面，王莹等指出政府政策、经营管理、区位环境、资源特色等因子[14]；卢小丽等通过DEMATEL方法对乡村旅游发展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多次迭代后发现经营管理、政策、区位影响力较大[15]；安传艳等通过对国外乡村旅游地发展研究进行综述，指出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政策导向性明显，政权干预涉及到了制度设计、资金投入、基层管理机构组建等多个方面，需重构本土理论[16]。虽然不同研究指出了多样的发展理论或影响因子，但目前对驱动因素和动力的作用关系、路径和强度分析仍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从而导致动力机制不明晰[2]。因此，本研究对以往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探究其组态与路径，通过对以往影响要素进行归纳和提炼，结合当下乡村旅游地发展实践，从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地管理、政府政策、外资注入、区域经济、网络平台7个变量角度进行定性比较分析。

1.2 变量选择

1.2.1 旅游吸引物

乡村发展休闲旅游的基础是丰富的农业农村资源[17]，资源转化为旅游吸引物，形成能够吸引旅游者旅游景点，包含核心属性和附加属性，两者分别是指独特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和功能方面属性[2,18]。旅游吸引物一直被认为是影响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游客选择旅游地最根本的原因，其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得到了陈志军等人研究证明[2]。

1.2.2 旅游区位

旅游区位是旅游地与客源地及各旅游地之间的位置关系、连接程度和等级层次，包括资源区位、市场区位、交通区位、认知区位等[19]。在乡村旅游发展中，旅游地的空间竞争、交通区位、客源市场等等都会影响当地的旅游竞争力。马斌斌等指出，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分布要集中在经济发达、自然资源富集的东部地区，多以省会城市、主干路网为核心[20]。相反，一些中部地区旅游区位较差，交通通达度较低，进而造成乡村旅游发展落后[3]。王松茂等人也证明了旅游区位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的影响[21]。

1.2.3 旅游地管理

旅游地管理是指在特定的旅游区域内，协调处理该地域的经济、社会和地理要素的各种事务[22]。有效的管理可以整合以及增强旅游地的核心资源，扩大吸引物的影响力。保证各类资源的质量和有效性，是旅游地获取成功的条件[23]。常用的旅游地管理方式包括旅游地营销活动、信息化管理、机构推进、基础设施资源维护等等[2]。研究者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证明了旅游地管理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正向影响[14,24]。

1.2.4 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政府的重视程度、引导和支持力度、宏观管理的具体行为[25]，是繁荣乡村旅游的基本前提[26]，研究者也经常从治理角度对其进行讨论[27]。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更需要政策创新与制度供给的强有力推动[28]，尤其是因地适宜、上下配套的政府政策[29]。

1.2.5 外资注入

外资注入是指外部资本大量介入旅游开发[4]，源于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手段吸引外来企业进行投资[30]。外资注入的主要驱动力量是社会资本，开发模式以企业主导为主，同时也会促进乡村旅游地市场化发展。本研究中外部资本大量介入的衡量标准是旅游景区是否由外地企业主导进行管理。

1.2.6 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旅游消费[26]。近年来，我国经济稳步发展，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旅游消费进一步增加，乡村旅游也得到快速发展。乡村旅游地的重要客源来自周边城市，因此不同区域的经济水平所带来的乡村旅游发展驱动力程度也不同。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达的地区旅游发展指数往往要高于区域经济一般地区[31]。

1.2.7 网络平台

网络平台改变了乡村旅游传统的营销模式、消费模式、经营方式，拓展了乡村旅游的产业链条[6]，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增大[32]。网络平台可以树立乡村旅游的良好形象，提升乡村旅游的竞争力[6]。疫情背景下，网络平台更是成为旅游地发展的重要新依托。

2 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

2.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最早由拉金在其专著《比较法：超越定性和定量的策略》中提出，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该方法得到了普遍认可，并在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QCA兼具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特征。与传统量化研究方法中追求数据拟合效果较好的单一因果关系的模型相比，QCA追求识别多重并发因果关系，即不同变量条件组合能够表达出相同的效应。QCA方法强调从中、小型样本数据中挖掘出研究问题可能的因果性关系，通过实证数据与案例的不断对话，根据布尔代数（Boolean algebra）的原则对条件组合进行简化[33-34]。
根据研究内容不同，QCA可分为清晰集（csQCA）、多值集（mvQCA）和模糊集（fsQCA）。本文选择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原因如下：第一，本研究探索可能的影响因素对乡村旅游发展是否起到推动作用，符合csQCA方法主要用来处理二分变量的特征[35]；第二，csQCA方法的核心认为条件变量并不是独立的影响因素，而是以组合路径的方式影响结果，用csQCA方法能挖掘出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多条路径[36]；第三，使用csQCA方法可以对不同案例区之间进行比较，探寻其中符合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理论逻辑的前因条件组合，并建立与被解释变量的因果关系。

2.2 研究案例地与变量选择

为使研究案例地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本研究的选择范围覆盖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四地等17个旅游业发展具有较强影响力的乡村旅游地，具体包括安徽省的西递、宏村、潜口、龙川、唐模；浙江省的下姜村、乌镇、西塘、溪口、南浔；江苏省的周庄、同里、桠溪、蒋巷村、不老村；上海市的金山嘴渔村、崇明区前卫村（见表1）。通过查找数据年鉴、官网公开信息、电话查询以及政府信箱获取准确的数据来源。基于以往文献的文献整理，选取七个条件变量分别为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旅游地管理、政府政策、外资注入、区域经济、网络平台。不过，通过初步筛选可发现，就政府政策要素来说，各地政府均出台相关文件政策支持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就旅游地管理要素来说，其判断标准是指有无旅游规划、信息化管理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因素，对所有符合乡村旅游地概念的案例地来说，其旅游地管理均符合标准。因此，政府政策和旅游地管理这两个变量属于赋值无差别的条件变量，因此不纳入条件组合分析。最终，研究确定纳入分析的5个条件变量分别为旅游吸引物、旅游区位、外资注入、区域经济，和网络平台。
表1 乡村旅游地概况

Tab.1 The survey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案例地 景区概况
安徽省 西递 位于黄山黟县，2000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11年入选国家5A级景区
宏村 位于黄山黟县，2000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2011年入选国家5A级景区
潜口 位于黄山徽州区，2014年入选国家5A级景区
龙川 位于宣城绩溪县，2012年入选国家5A级景区
唐模 位于黄山徽州区，2014年入选国家5A级景区
浙江省 下姜村 位于杭州淳安县，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乌镇 位于嘉兴桐乡市，2010年入选国家5A级景区
西塘 位于嘉兴嘉善县，2017年入选国家5A级景区
溪口 位于宁波奉化区，2010年入选国家5A级景区，全国首批旅游景观名镇（村）
南浔 位于湖州南浔区，2015年入选国家5A级景区
江苏省 周庄 位于苏州昆山市，2007年入选国家5A级景区
同里 位于苏州吴江区，2010年入选国家5A级景区
桠溪 位于南京高淳区，2014年入选国家4A级景区
蒋巷村 位于苏州常熟市，2011年入选国家4A级景区，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不老村 位于南京浦口区，入选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上海市 金山嘴渔村 位于上海金山区，2018年入选国家4A级景区
前卫村 位于上海崇明区，2010年入选国家4A级景区

2.3 变量赋值

csQCA假定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同一结果的发生可能存在不同的组合。csQCA一般将变量赋值分别为0和1，运用布尔代数计算原则简化条件组合。根据旅游吸引物研究，利用5A级景区来衡量旅游景区的内在品质，案例中的旅游地是5A级景区赋值为1；反之，为0[2]。市区距离旅游地的交通通达性是影响旅游区位的重要因素，案例中的景区与市区距离在一小时车程之内赋值为1；反之，为0[2]。外地企业介入主导旅游开发的阶段定义为旅游外资注入的标准，案例中景区由当地政府、集体主导进行管理赋值为0；反之，为1[4]。区域经济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乡村旅游发展有很强的联系，案例中景区所属地级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赋值为1；反之，为0[25]。网络平台的完善对中国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有了新的影响和改变，案例中景区利用完善内容的网站进行宣传赋值为1；反之，为0[6]。被解释变量采用年接待游客量作为旅游地发展的指标。赋值方式和构建的真值表分别见表2和表3。
表2 变量的赋值标准

Tab.2 Variable assignment criteria and assignment results

变量名称 赋值标准 赋值
旅游吸引物 5A级旅游景区 1
5A级以下旅游景区 0
旅游区位 距离市区车程小于1小时 1
距离市区车程大于1小时 0
外资注入 景区由外地企业主导进行管理 1
景区由当地政府、集体主导进行管理 0
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发达，所属地级市人均可支配
收入高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1
区域经济欠发达，所属地级市人均可支
配收入低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		 0
网络平台 有完善内容的景区宣传网站 1
无完善内容的景区宣传网站 0
乡村旅游发展 年接待游客量100万人次以上 1
年接待游客量100万人次以下 0
表3 解释和被解释变量清晰集真值表

Tab.3 Clear set truth table of explaining and explained variables

序号 旅游吸引物 外资注入 区域经济 旅游区位 网络平台 旅游发展
1 1 0 0 1 1 1
2 1 1 0 1 1 1
3 1 0 0 1 1 0
4 1 0 0 1 0 1
5 1 0 0 1 1 0
6 0 1 1 1 1 1
7 1 0 1 1 1 1
8 1 0 1 1 1 1
9 0 0 1 1 1 1
10 0 0 1 1 0 0
11 0 0 1 1 0 0
12 0 0 1 1 0 0
13 1 1 1 1 1 1
14 1 0 1 1 1 1
15 1 0 1 1 1 1
16 1 0 1 1 1 0
17 0 0 1 0 1 1

3 结果分析

3.1 单变量必要性分析

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要判断单一条件变量是否为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必要条件。其中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构成必要性的条件变量为被解释变量集合的子集[35-36]，当单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大于0.9时，即可视为被解释变量的必要条件[37]，公式为：
C o n s i s t e n c y X i ≤ Y i = ∑ m i n X i , Y i ∑ X i
式中： X i为条件组合中的隶属分数； Y i为结果中的隶属分数；Consistency取值范围为（0，1）。
对乡村旅游发展单变量影响因素能否构成被解释变量的充要条件进行检测，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旅游区位和网络平台的一致性均达到0.9以上。单因素分析中，只有一致性指标大于0.9，可视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38]。因此，旅游区位和网络平台可视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必要条件。旅游吸引物和区域经济的一致性在0.7~0.8之间；外资注入的一致性较低，只有0.27。但是，所有的单变量因素均不能构成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当影响因素单独出现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结果，因此要进行多因素组合分析。
表4 单因素必要性分析

Tab.4 Single factor necessity analysis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旅游吸引物 0.727273 0.727273
外资注入 0.272727 1.000000
区域经济 0.727273 0.666667
旅游区位 0.909091 0.625000
网络平台 0.909091 0.769231

3.2 多因素组合分析

因素组合分析可通过覆盖率指标（coverage）来判断条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36]。在本研究中覆盖率表示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条件变量对因果路径的解释能力，即覆盖率数值越髙，对于因果路径的解释力能力越好，覆盖率公式为：
C o v e r a g e X i ≤ Y i = ∑ m i n X i , Y i ∑ Y i
式中： X i、 Y i的含义同公式（1），Coverage取值范围为（0，1）。
对17份个案数据分析输出复杂解、中间解和简化解。在实际分析中，通常将简化解和中间解共有的条件组合称为核心条件，研究者倾向于使用输出的中间解分析充分条件的组合[39]。本研究亦采用中间解输出结果进行分析，5个变量共产生32种条件组合，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4条。在QCA组合表达方式中，符号*表示变量链接，表达“且”的交集关系，符号~表示“非”，意味着该变量在组合中“一定不存在”，路径组合结果见表5。
表5 多因素的组合结果

Tab.5 Combination results of multiple factors

序号 组合 原始覆盖率 净覆盖率 一致性
1 区域经济*旅游区位*网络平台 0.6363640 0.4545450 0.875
2 ~旅游吸引物*~外资注入*区域经济*网络平台 0.1818180 0.0909091 1.000
3 旅游吸引物*外资注入*旅游区位*网络平台 0.1818180 0.0909091 1.000
4 旅游吸引物*~外资注入*~区域经济*旅游区位*~网络平台 0.0909091 0.0909091 1.000
整体覆盖率：0.909091
整体一致性：0.909091
通过表4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前因条件构型的一致性指标分别为0.875、1.000、1.000和1.000，均大于理论阈值0.8。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被解释变量的一致性数值在每种条件组合中都达到要求的阈值，说明这些条件组合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条件。原始覆盖率在0.0909091~0.636364之间浮动，说明条件组合能够解释的个案占个案总量介于9.09%~63.63%。净覆盖率介于0.0909091~0.454545之间，解释本组合最高达到45.45%。4组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条件组合，总体覆盖率为0.909091，表示所有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中，约有90.91%都包含在以上4种条件组合路径中；总体一致性约为0.909091。因此，该4个条件组合能够有效解释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组合如图1所示。
图1 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路径模型

Fig.1 The influence path model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其中，路径组合一的复杂解为“区域经济*旅游区位*网络平台”，该组合原生覆盖率为63%，即能够解释63%的案例；净覆盖率为45%，说明有45%的案例仅能被该路径解释，而不能被其他路径解释。路径组合二的复杂解为“~旅游吸引物*~外资注入*区域经济*网络平台”，该路径组合原生覆盖率为18%，即能够解释18%的案例。路径组合三的复杂解为“旅游吸引物*外资注入*旅游区位*网络平台”，该组合原生覆盖率为18%，即能够解释18%的案例。路径组合四的复杂解为“旅游吸引物*~外资注入*~区域经济*旅游区位*~网络平台”，该组合原生覆盖率为9%，即能够解释9%的案例。路径二、路径三和路径四的净覆盖率均为9%，说明有9%的案例仅能分别被该三个路径解释。
对路径组合进行具体分析可以看出，网络平台和旅游区位是在不同要素组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要素，均出现在三条路径组合之中。这与单变量要素分析中的网络平台和旅游区位的重要性显示出一致性。在二者共同出现并与区域经济组合而成的路径一中，产生了最高原始覆盖和净覆盖率。其中，有网络平台作为要素参与的路径一、路径二和路径三也显示出比“一定不包含”网络平台参与的路径四更高的原始覆盖率，缺乏网络平台和区域经济的路径四显示出最低的原始覆盖率。通过路径二和路径三的对比可以进一步发现，当网络平台和区域经济两个要素组合时，原始覆盖率和净覆盖率均达到了路径三同样的标准，而路径三则需要网络平台、旅游区位、外资注入和旅游吸引物的共同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单项因素的理论出发，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寻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条件组合。分析发现：
①在旅游吸引物、外资注入、区域经济、旅游区位、网络平台等5个影响因素中，虽然单变量因素分析中的旅游区位和网络平台显示出较高的一致性，但所有单变量因素均不能构成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充分必要条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政策和旅游地管理作为无差别要素对所有案例地均具有影响，因此未参加路径组合的分析，但二者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具有基础性。
②本文指出任何单一要素无法孤立地发挥作用，需要充分发挥多元要素潜力。这一发现为旅游地带来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不能对单一要素产生依赖，在明确自身核心要素优势的基础上，如果能充分发挥其他要素的综合作用，将会产生更高效的结果；第二，缺乏若干要素的旅游地可通过对其余要素的组合克服劣势，实现同样良好的发展效果。
③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因素必须以条件组合的形式出现，共存在4种条件组合影响乡村旅游发展，4条路径的总体覆盖率和总体一致性均达到0.9以上，能够很好地解释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也印证了本文在影响要素选择上的合理性。在要素组合基础上研究指出，乡村旅游地发展不存在唯一的要素组合，而是存在不同的路径组合来实现发展，因此旅游地需根据自身特征选择最为适宜的要素组合方案。例如，对具有良好区位要素或区域经济的乡村旅游地来说，需特别重视网络平台建设，以实现最高效的发展推动路径；对于拥有良好吸引物的乡村旅游地来说，可吸引外资注入和加强网络平台建设。
④在路径组合中，网络平台和旅游区位是多个要素组合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要素，其二者共同出现并且与区域经济组合时，产生的路径显示出最高的原始覆盖率。更具体地看，有网络平台作为要素参与的三条路径显示出比无网络平台参与的路径更高的原始覆盖率。以往研究指出了互联网平台对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意义[40-41]，本文印证了网络平台在当下乡村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指出网络平台要素需要与旅游区位和区域经济、旅游吸引物和外资注入等不同要素组合而产生路径作用。基于此，乡村旅游地的发展需要在重视网络平台建设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特征选择相应的其他要素进行组合，例如加强旅游吸引物的质量和吸引外资的注入，或改善区位要素，加强从市区到乡村景区的交通建设等。
当下研究指出了政府主导、资本驱动的乡村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42]，多要素的乡村旅游地发展路径分析从要素组合层面证明了多元动力机制的作用和意义。对新的发展要素，例如网络平台的引入，也是未来乡村旅游地必须面对的机遇和挑战，这一点在2020年新冠疫情引起的旅游业的发展思路变迁中尤为凸显。面对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复杂动力，本文旨在发掘一个新的路径视角，为时代挑战中因地制宜地最大化促进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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