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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9: 152 - 16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9.016

Rural Economic Spati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i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Driven by Rural Land Capitalization

  • GONG Lijun ,
  • YANG Ren , ※ ,
  • YANG Fan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275，Guangdong，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2-13

  Revised date: 2021-06-19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1

Fold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rural economic spatial reconstruction driven by rural land capitaliz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rural economic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each stage of land capitaliza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aking Huanglong Village,Beijiao Town,Shunde District,Foshan City as typical case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ural economic spati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driven by rural land capitaliz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rural land capitalization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property right subjects transfer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 by means of sell,transfer,lease,and shareholding to obtain the land value increment. The core of rural land capitalization is the movement and increment of collective land property rights. 2) The capitalization of rural land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collective internal management to leasing,and then to multiple forms of land capitalization. It changed from the scattered layout of township enterprises to the scattered,broken,inefficient and spreading rural industrial pattern,and finally gradually moved to the form of centralized rural multi-economic space. 3) Rural land capitalization is the core link of economic spatial reconstruction in Huanglong Village and also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In the process of land capitalization where land lease is the mainstay to the coexistence of land sell and lease,the capital value of land is reactivated,and the low-end agglomeration rural industrial space is promoted to be reconstructed into green and high-quality rural diversified economic space.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 land; land capitalizatio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rural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rural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dustrial park transformation

Cite this article

GONG Lijun , YANG Ren , YANG Fan . Rural Economic Spatial Re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in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Driven by Rural Land Capitaliz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9) : 152 -16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9.016

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动下，中国广大乡村地域正在经历着不同程度的要素重组、结构重构和功能转型历程[1]。近年来，乡村重构逐渐成为乡村地理学的热点议题[2-3]，乡村经济空间重构是其重要研究组成部分[4-5]。国内学术界关于乡村经济空间转型重构的研究主要围绕乡村经济空间格局演变[6]、乡村经济和产业重塑机理[7]、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产业转型升级路径等方面展开[8]。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显著，不同的区位和发展条件下形成了各具区域特色的乡村发展路径和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多重驱动下，珠三角地区乡村经历了快速发展与重构历程，形成了独特的“珠江模式”[9]。在此过程中，农村土地资本化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0]。围绕珠三角地区农村土地资本化与乡村经济转型重构为主题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农村土地资本化对乡村工业化、集体经济发展及村民收入的影响[11⇓-13]。纵观前期研究，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时代需求下[14]，厘清农村集体土地资本化与乡村经济发展转型的互馈机制尤为重要，系统归纳和总结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珠江经验”，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1980年代，在国家鼓励乡村工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珠三角地区的农村集体以土地要素参与乡村工业化进程，在原社队企业基础上，兴办乡镇企业，促成“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村镇化典型模式，逐步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分散布局[15]。1990年代，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纷纷转制或者倒闭[16]，且土地家庭承包经营下的土地调整、土地征用补偿分配问题，以及乡镇企业转制或倒闭遗留的集体建设用地问题十分突出[15]。因此，南海地方政府从1992年开始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让村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分享工业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11]，农村集体土地以“廉价土地—吸引资本—收取租金—再开发土地—继续出租”的模式进行开发[16-17]，农村工业制造实业经济逐渐向企业提供土地（及其厂房、商铺）的租赁经济转变，整个珠三角地区乡村利用“土地资本化”模式以集体土地推进工业化[15,18]。同时，由于集体土地产权模糊性和不完整性的缺陷引发土地租金的无序竞争，形成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犬牙交错的空间布局，呈现出分散化、破碎化的用地景观[19-20]。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发展，土地资源约束、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乡村工业生存空间[21]，珠三角地区乡村“以地生财”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面临着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挑战[22]。在当前集约工业园政策、村级工业园改造、乡村产业发展多元分化的背景下[9,23-24]，重新整合的集体土地仍作为一个核心要素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其如何实现资本化并与各要素相结合重构乡村经济空间，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基于此，本文从土地资本化的视角出发，在构建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的分析框架基础上，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乡村土地资本化各阶段中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特征与机制，并通过实地调研考察珠三角地区典型案例村，深入剖析集体土地要素参与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的过程与形成机制，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乡村经济转型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基础。

1 农村土地资本化驱动下珠三角地区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的分析框架

1.1 农村土地资本化的概念内涵

学术界对农村土地资本化做出一系列定义，其内涵与土地的资源、资产、资本三种属性以及土地产权紧密相关。土地资源是土地财富的来源，是土地资产和土地资本的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土地资源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就属于资产范畴；当土地资产被投入市场，为其所有者带来预期收益，并产生增值，土地资产则转化为土地资本，体现在土地权属关系上的转让、出租、入股或自己投入经营[25]。可以看出，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土地资本三者具有内在联系，并能通过一定方式实现转化。土地资本化就是土地从资源转为资产继而转为资本的过程[26]。此外，杨元庆等将农村土地资本化定义为把农村集体土地作为资本来经营，即产权拥有者将土地以出租、合作或入股投资等方式以获取一定报酬的经营过程[27]。郭旭等指出农村土地资本化是建立规范的制度和措施使农村的土地资产进入市场转化为资本，实现其价值最大化的过程[28]。由此可见，农村土地资本化的核心是集体土地资产的流动性与增值性，强调集体土地资本功能的实现。土地资产是指某一主体所拥有的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经营活动，并能为拥有者带来收益的土地实物以及土地权利[25]。当土地资产来源于权利形态时，产权主体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将全部或部分土地产权进行交易，土地资产的经济价值实现[29]，并转化为土地资本。由于土地位置具有固定性，交易流转并产生增值的并非土地实物，而是土地产权。因此，土地资本化实际上是土地产权的资本化，包括土地所有权资本化和土地使用权资本化[30]。
基于此，本文认为农村土地资本化是产权主体通过出让、转让、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土地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以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过程，其本质是集体土地产权的重新界定和交易，并借此对相关主体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在不同的农村土地资本化方式下，土地产权产生重构，且土地的资产、资本属性也在不同主体间流转。土地成为每一个经营者手中的资本，对于每一个出让方而言，则成为资产[26]。集体土地产权的流动性与增值性是农村土地资本化的重要特征，土地只有在不断地流转中体现其增值性，在这个过程中非资本土地转为资本土地，才能实现土地的资本化。

1.2 农村土地资本化与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的逻辑关系

19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乡村经历了持续的变化和重构历程，引发学界对乡村重构与转型的理论探讨[31-32]。乡村重构，即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驱动和国家、地方政府、农村社区、村民等参与主体的响应下，乡村经济形态、社会生活以及生态环境不断演化与重塑的过程[33]。国内学者在对中国广大乡村地域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格局的转型发展研究基础上，形成基于“乡村地域系统”的“乡村重构”概念认知[1]。乡村地域系统是在一定乡村地域范围内，由自然禀赋、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人力资源、文化习俗等多种要素相互作用而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综合复杂系统[1]。乡村空间重构是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各要素的组合和结构状况，决定了乡村地域的功能属性和功能强度，并制约着地域功能演化的方向与趋势[34]。因此，需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以乡村地域系统的各个要素及其结构为依托，构建乡村空间转型重构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2]。基于此，本文认为乡村经济空间是由人口、土地、产业、资本、制度等多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动态系统，为适应内外部因素的变化，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相关主体做出适时的响应与调整，通过对各要素的整合、结构的重组和功能的优化，实现乡村经济空间重构。
土地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的核心要素之一。在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影响下，土地区位因素强化，土地资产价值显现。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等各主体为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其基于不同的土地利用目标和利益取向，以竞争或合作的方式参与到出让、转让、出租、入股等农村土地资本化过程中，并与资本、技术、劳动力、制度要素相结合，土地的资本价值得以释放，由此直接影响乡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产业空间格局变化，推动乡村经济空间重构（图1）。农村土地资本化实际上是一个利益格局重塑的过程，在差异化的农村土地资本化方式下，土地资本化收益分配方式、土地产权结构以及土地三属性的主体归属也随之变化。
图1 农村土地资本化驱动下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的分析框架

Fig.1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rural economic space reconstruction driven by rural land capitalization

2 珠三角农村土地资本化各阶段中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特征与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乡村经济空间经历了快速转型与重构，在不同的农村土地资本化方式下，珠三角地区乡村经济空间重构路径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根据差异化的农村土地资本化方式，系统梳理各阶段珠三角地区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机制。

2.1 1978—1992年：以集体经营为主的农村土地资本化阶段

在珠三角地区乡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后，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并释放出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土地的农业用途难以有更大的收入提高空间，便转向收益更高的非农用途[15]。同时，对外开放和发展乡镇企业政策开始推行，加之珠三角紧邻港澳的区位优势和地方政府的放权，为以劳动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为主的外向型制造业企业进入珠三角地区乡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9,35-36]。在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限制下，“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乡镇企业兴起，逐步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分散布局（图2）。这一时期，珠三角地区村集体以发展乡镇企业的名义申请建设用地，利用农村集体土地的“内部资本化”实现乡村工业的兴起，大量农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降低了创业门槛，形成以乡镇企业为支柱的珠三角乡村工业发展态势，包括东莞的“三来一补”企业、顺德的镇办集体企业等，为乡村乃至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珠三角地区乡村的经济形态体现为工农业混合经济以及高污染、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经济，空间形态则呈现出以村镇为单位的低水平扩张，形成“小集聚、大分散”的发展格局[23]。土地利益分配上，形成了“地租和企业利润保留在村集体内部，政府收取税收”的两层利益分配格局[16]。土地利用上，由于缺乏统一有效的规划控制，导致大量违章、低效的工业用地零散分布于各个自然村，土地资源浪费严重[37]。
图2 1978—1992年珠三角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特征与机制

Fig.2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nom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1978 to 1992

2.2 1992年—21世纪初：以出租为主的农村土地资本化阶段

1990年代，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到打击，加上乡镇企业产权不清晰的弊端致使企业家出现道德危机，于是乡镇企业纷纷转制或倒闭[16]。随着第二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来临，珠三角乡村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外资企业开始大规模入驻珠三角门槛和投入成本相对低的乡村地区，地方政府推行工业园招商引资政策[9,15]。同时，为化解家庭承包制下的农地破碎[13]，南海地方政府从1992年开始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尝试，在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的前提下，集体经济组织将集体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统一规划、经营和管理[11]，通过土地作价入股跨区支配土地产权[23]，并建立起以户口为基础的配股和分红机制，将整合后的土地出租给外来企业，土地的资本价值实现，乡村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9]。这一时期，村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农地转用后土地增值收益基本内部化在集体，形成“村民（村集体）收租、企业赚利、政府收税”的三层利益分配格局，集体土地以“廉价土地—吸引资本—收取租金—再开发土地—继续出租”的模式进行开发[11,16-17]。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外来资本+外来低素质劳动力+村集体廉价土地”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方式下[17]，村工业制造实业经济逐渐向企业提供土地（及厂房、商铺）的租赁经济转变，整个珠三角地区乡村利用集体土地要素，以“土地资本化”模式推进工业化[15,18]。同时，由于分税制改革、以及集体土地产权模糊性和不完整性引发政府和村集体对土地租金的无序竞争，形成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犬牙交错的空间布局[10,19]。土地的粗放经营和工业用地的零散分布使得乡村工业发展的规模效益低，也无法满足产业的空间集聚关联性[20]。总体上，珠三角地区乡村在以出租为主导的农村土地资本化方式下，工业化以村为单位发展，工业用地零散分布在各个村域，形成分散、破碎、低效、蔓延的乡村工业格局（图3）。
图3 1992—21世纪初珠三角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特征与机制

Fig.3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nom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1992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2.3 21世纪以来：多元化方式并存的农村土地资本化阶段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深入，土地资源约束、劳动力成本上升，压缩了乡村工业生存空间[21]。在紧缩的国家土地政策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出现了普遍的土地利用困境[38]，“以地生财”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面临着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挑战，亟待从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22]。2000年，顺德开始了集中建设市、镇两级集约工业区园的尝试，集中连片开发工业用地、“关停并转”村级工业园区[24]。集约工业园政策的实施，使得新增村级工业点减少，成规模的工业集聚区不断增加，乡村经济空间的集中建设初显成效，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源整合、优化开发[23]。但由于工业集中区建设仅仅是针对新增工业用地，工业用地分散破碎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土地利用粗放、低效、分散的问题仍然严重[24]。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模式下的村级工业园呈现“规模大、布局散、产出低、污染重、隐患多、利益杂、改造难”的问题。2018年4月，顺德区政府出台了《顺德区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实施意见》，将村级工业园改造作为“头号工程”，目标在于优化土地存量，为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产业园腾出用地空间，并在探索过程中总结提炼出六种改造模式（表1），包括政府直接征收型、政府挂账收储型、政府统租统管型、企业长租自管型、企业自主改造型和生态修复型[39]。目前，在都市圈建设的背景下，城乡要素互通程度提高，都市核心区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将制造业、服务业的后台服务、创新研发等环节转移至城乡结合区，产业区域化配置及转型升级推动珠三角乡村产业多元发展，乡村空间急剧分化[21]。在村工业园的六种改造模式下，农村集体土地以出让、出租、“出让+出租”等方式重新整合，参与到乡村产业的发展中，土地产权也在政府、企业、村集体之间实现重构，土地增值收益在各主体之间分配的具体比例因土地资本化方式、土地利用性质等不同。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珠三角地区乡村在转型发展的现实需求下，以多元农村土地资本化方式优化集体土地利用，重塑了土地收益分配格局，活化了土地资本价值，乡村经济空间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下走向集中（图4）。
表1 顺德区村级工业园改造的六种模式

Tab.1 Six models of reconstruction of village-level industrial park in Shunde District

改造模式 运作方式 土地资本化方式 产权归属 典型案例
政府直接征收型 集体土地转国有，支付补偿并安置村民后，再公开出让 出让 土地所有权国有 龙江数字装备产业园
政府挂账收储型 土地由集体转为国有储备，暂不支付补偿款，待土地公开交易后，出让金由政府与原权属人按政策规定分成 出让 土地所有权国有 容桂人工智能和芯片产业园A区
政府统租统管型 提前支付一定土地租金，逐年支付剩余租金，政府提供指引，以流转形式由国资介入开发建设 出租 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土地使用权国有 乐从沙边堤内工业区
企业长租自管型 引入社会资本，由其长期租用该园区土地，并对园区进行土地整理、开发管理 出租 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土地使用权归企业 乐从上华智能智造产业园
企业自主改造型 业权人自发改造，政府统一规划、政策扶持，统筹公共配套设施和市政设施建设 出租 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土地使用权归企业 北滘集成科创园
生态修复型 政府直接征收，用于生态修复、复垦复绿，不再用于工业、商业用途 - 土地所有权国有 伦教北海工业区
图4 21世纪以来珠三角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特征与机制

Fig.4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econom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ince the 21st century

3 典型乡村土地资本化驱动下的乡村经济空间重构机制

3.1 黄龙村概况

黄龙村位于顺德区北滘镇西南部（图5），全村行政区域总面积4.89 km2。黄龙村现有户籍人口约4 455人，共1 162户，设有2个集体资产办，2个经济股份合作社，村委会辖下有11个村民小组。黄龙村的农业经济约占其经济总量的1/3，以高效环保型都市型农业为主，水产和花卉为两大支柱农产品。黄龙村有两个村级工业区，以五金制造行业为主（表2）。近年来，黄龙村保留自身已有的水乡特色，坚持保护修葺旧建筑、旧屋和祠堂，增加村民休闲的活动空间，再现了韵味独特、宜居和谐的岭南水乡，实现黄龙村特有的工业与乡村相融合的美丽容貌。黄龙村目前呈多元产业发展态势，一二三产业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潜力大，乡村经济空间经历了显著的重构过程，土地资本化方式也在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与自下而上的集体响应中不断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本研究选择黄龙村作为珠三角地区典型案例村，来探究土地资本化驱动下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的过程和机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图5 顺德区黄龙村区位图

Fig.5 The location of Huanglong Village, Shunde District

表2 黄龙村村级工业园数据

Tab.2 Data of village-level industrial park of Huanglong Village

建成
时间		 主导
产业		 权属
信息		 用地面
积（m2）		 工业总产值（万元）
黄涌工业区 2000 五金电器 集体土地（出租） 312 945.8 40 000
龙涌工业区 2003 五金电器 集体土地（出租） 230 936.9 12 000

3.2 黄龙村发展历程

3.2.1 1991年前：农地时期——传统农业生产阶段

此阶段，黄龙村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村庄土地下分到每一个生产队，生产队占有土地、农业机械等主要生产资料，统一组织集体生产和收益分配。土地利用以农用地为主，处于传统农业生产阶段，冬瓜、甘蔗、水稻、花生是主要农作物，农业生产收益低，黄龙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

3.2.2 1991—2000年：农地转用前期——工业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黄龙村于1993年成立经济股份合作社，集体土地集中到股份合作社，由股份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黄龙村大约40 hm2农地经过推平整理后形成工业用地，少量出租给承租方建设厂房，发展小型工业，村集体收取租金，村民获得分红。当时农地出租约每年1.2万元/hm2，但其作为工业发展用地租给承租方的情况下，租金为每年7.5~9万元/hm2，不同土地用途的土地租金差巨大。因此，通过获取农地转用的增值收益，黄龙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村集体和村民经济收入明显提高。此时黄龙村工业点规模小、分布零散、远离居民区，处于工业起步阶段。

3.2.3 2000—2020年：农地转用后期——工业规模发展阶段

由于农地转用带来的可观租金收益，村集体为了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口进入，形成工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同时实现工业污染的统一处理，在顺德区“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村工业发展热潮下，于2000年建设了村级工业园区，继续按照“廉价土地—招商引资—出租土地—收取租金”的模式开发，开始向工业规模发展阶段转变。村委会从股份合作社租地，吸引外来资本，向承租方收取租金，按股份给村民分红。这一时期，工业用地不断扩张，至2019年，村里大约开发了77.29 hm2工业用地，用地类型以农用地为主，比例达47.21%（表3），进行冬瓜、水稻等农作物种植与鱼塘养殖，但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收益远没有工业发展所带来的土地租金分红高，经济收益方面以工业为主。因此，黄龙村经济以工业为主导，村集体获取农地转用的土地增值收益，村庄经济实现进一步发展。
表3 黄龙村各阶段土地利用类型结构表

Tab.3 The structure of land use type in Huanglong Village

土地利用类型 2002 2010 2019
面积（hm2） 比例（%） 面积（hm2） 比例（%） 面积（hm2） 比例（%）
耕地 360.76 71.64 282.56 55.81 238.01 47.21
农村宅基地 53.63 10.65 51.65 10.20 58.38 11.58
城镇住宅用地 0.00 0.00 0.00 0.00 7.91 1.57
工业用地 31.68 6.29 59.88 11.83 77.29 15.33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0.00 0.00 1.51 0.30 6.34 1.26
交通运输用地 7.87 1.56 41.32 0.08 32.43 6.43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49.63 9.86 58.48 11.55 66.59 13.21
其他用地 0.00 0.00 10.91 2.15 15.18 3.01
未利用地 0.00 0.00 0.00 0.00 2.03 0.40

3.2.4 2020年以来：工业用地转型时期——多元化产业发展阶段

由于村级工业园存在诸多弊端，2018年顺德区开始推动村级工业园改造，北滘镇是改造试点之一。黄龙村积极响应村工业园改造政策，于2020年6月进行黄涌工业园企业的清退工作。目前，工业园的拆除以及企业的搬迁基本完成。村民和村集体对村级工业园改造表示支持，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从前农地转用时的民主程序不完善，没有表决投票程序，就将土地进行出租，引起村民不满；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租金快速上涨，且租期比较长，大部分为30年，最长为36年，因此，土地租金差使得村民利益受损，村民与企业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因此，村民们将村级工业园改造形象地称为“打土豪、分土地”。黄龙村村级工业园的改造模式为“挂账收储+复垦复绿”（图7），改造后总共腾退了约40 hm2的工业用地，其中，挂账收储的土地是25.3 hm2，5.3 hm2用于商业开发，20 hm2用于工业发展，由政府引导，开发商进行投资，以“三产融合”为目标，建设产业区、配套区和复垦区，打造以智慧家居产业为主的现代化工业园，优化产业空间格局；其余用地中，6.67 hm2进行复垦复绿，4.67 hm2用于公园建设。经过村级工业园改造，黄龙村进入工业用地转型时期，集体收益主要由一次性分红和提留物业组成，提留物业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属于集体，由开发商承租十年，这样在获取现金分红的基础上，为村庄留下了发展空间。近年来黄龙村积极谋发展，大力挖掘本村特有元素，着力打造休闲农业园，活化现有资源，发展文化旅游，拓宽乡村发展路径，实现乡村经济空间的高质量转型与重构。
图6 2002、2010、2019年黄龙村土地利用图

Fig.6 The land use map of Huanglong Village in 2002，2010 and 2019

图7 黄龙村村级工业园改造情况

Fig.7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level industrial park in Huanglong Village

3.3 黄龙村土地资本化驱动下的乡村经济空间重构机制

在影响黄龙村经济空间重构的一系列要素中，集体土地通过土地资本化与其他经济社会要素一起共同推进了黄龙村经济空间重构。黄龙村土地资本化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土地出租为主的乡村工业发展阶段，二是以土地出让与出租并存的多元化产业发展阶段。在以土地出租为主的乡村工业发展阶段，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与低端外来资本、本地及外地劳动力相结合，由早期的分散工业点向后期的集聚工业园转变，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乡村经济空间，黄龙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土地转用的增值收益留在集体内部，村集体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土地出租给外来资本所获得的土地租金收入。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成为其获取固定收益的资产。外来企业则是以一定租金租赁集体土地，取得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成为其手中可经营的资本，参与到乡村工业发展中。在以土地出让与出租并存的多元化产业发展阶段，经过“挂账收储+复垦复绿”的村级工业园改造，挂账收储的土地转为国家所有，经过“招拍挂”，引入高端企业，发展以智慧家居为主的现代化产业，由相应的开发商行使土地使用权。村集体获得一次性分红和提留物业租金，提留物业部分的土地产权为集体所有，集体将土地使用权出租给开发商，推动乡村的商业空间开发。复垦复绿的土地拟用于打造以农业园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农业，延长农业价值链，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总的来看，村级工业园改造是黄龙村土地资本化方式转变的直接原因，从农地转用时期的土地出租，到工业用地转型时期的土地出租与出让并存，在政府的投资引导与村集体积极响应下，土地与高端外来资本相结合，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土地收益极大提升，土地的资本价值得以重新活化。实际上，村级工业园改造是一次“腾笼换鸟”的格局再塑，黄龙村仍然是“以土地换发展”的开发模式，在同样的土地载体上，推动“新一轮的土地资本化”，重新分配各方利益，为乡村经济转型发展破解了用地难题，实现农业空间、工业空间、商业空间融合，促使低端集聚的乡村工业空间向绿色高质量的乡村多元经济空间转型（图8）。
图8 黄龙村土地资本化驱动下的经济空间重构机制

Fig.8 The economic spatial restructuring mechanism driven by land capitalization in Huanglong Village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集体土地是珠三角地区乡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探讨集体土地的资本化过程对珠三角地区乡村经济空间转型重构的深层机制解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村土地资本化驱动下乡村经济空间重构机制的分析框架，梳理珠三角地区乡村土地资本化各阶段中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特征与机理，并以黄龙村为案例，深入研究农村土地资本化驱动下的乡村经济空间重构机制。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①农村土地资本化是产权主体通过出让、转让、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以获取土地增值收益的过程，其本质是集体土地产权的重新界定和交易。相关主体基于不同的土地利用目标和利益取向，以竞争或合作的方式参与到农村土地资本化过程中，并与资本、劳动力、制度要素相结合，土地的资本价值得以释放，由此直接影响乡村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产业空间格局变化，进而推动乡村经济空间重构。在不同的农村土地资本化方式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重塑，集体土地产权产生重构，土地的资产、资本属性也在不同主体间流转。
②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资本化在珠三角地区乡村经济空间的快速转型与重构历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差异化的农村土地资本化方式下，珠三角地区乡村经济空间重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8—1992年，以集体内部经营为主的农村土地资本化阶段，其形成“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乡镇企业分散布局；1992年—21世纪初以出租为主的农村土地资本化阶段，其形成分散、破碎、低效、蔓延的乡村工业格局；21世纪以来多元化方式并存的农村土地资本化阶段，其形成走向集中的乡村多元经济空间。
③在黄龙村的经济空间重构历程中，农村土地资本化是核心环节也是重要驱动力。在以土地出租为主的乡村工业发展阶段，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与低端外来资本、本地及外地劳动力相结合，由早期的分散工业点向后期的集聚工业园转变，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乡村经济空间。在以土地出让与出租并存的多元化产业发展阶段，经过“挂账收储+复垦复绿”的村级工业园改造，工业用地转型，乡村产业升级，土地的资本价值得以重新活化，黄龙村正以“新一轮的土地资本化”推动乡村经济空间向绿色高质量转变。

4.2 讨论

①黄龙村仅是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的一种类型，其农村土地资本化以及乡村经济空间重构历程存在特殊性。更为全面的农村土地资本化和乡村经济空间重构机制研究，有待于在对珠三角地区更多类型乡村的深入研究和对比分析中完善。
②绿色、集约、高质量、可持续是乡村产业未来的发展导向，集体土地这一重要载体仍然在乡村经济空间重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珠三角乡村土地“增量扩张”难以为继的现状下，“存量调整”、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则是乡村物质空间重塑的先行之路。土地资本化是破除珠三角乡村土地分散化、碎片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乡村产业空间整合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尤其在目前珠三角大力推进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改革探索中，如何创新农村土地资本化方式，连片整合开发零散土地，盘活集体土地要素，释放土地资本价值，并与人口、技术、资本等要素相结合，推动乡村经济空间持续高效转型和优化调控，有待进一步探索。
③珠三角地区乡村经济空间重构是多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动态过程。其中，农村集体土地是珠三角乡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本文以农村土地资本化的视角，认知集体土地对乡村经济空间重构的影响机制。同时，农村土地资本化与土地价值增值、土地产权、土地制度密不可分，未来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理论的观点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对珠三角地区乡村土地资本化与乡村经济转型重构的关系给出学理解释。
④农村土地资本化是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城乡融合的关键性制度创新，也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导向。要在把握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史经验、形势要求和总体方向的基础上，探索农村土地资本化实现路径，充分发挥农村土地的资产、资本价值。具体可从产权明晰、权能赋予、市场交易、利益分配、用途管制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实践，完善土地资本化过程中所需的相关制度设计，以激活农村土地存量资产，将其转化为可增值的土地资本，实现农村土地的优化配置和有效运作，推动乡村经济发展转型与空间格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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