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ake the Zhangjiajie Area as an Example

  • LIU 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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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Hubei,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7-18

  Revised date: 2019-11-1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1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the index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ystem,using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calculate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in Zhangjiajie District in 2005-2018,and analyz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and using the geo-detector method to analyze its driving mechanism. Research shows that: 1)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aintained a continuous upward trend in 2005-2018; 2)In the early stage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eastern high and the low west was presented.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rural area lags behi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the west,but in the end,the entire district and county of Zhangjiajie achieved high quality coordination; 3)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re per capita GDP,tourism income as a proportion of GDP,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level and per capita fiscal revenue,and hav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l heterogeneity.

Cite this article

LIU Zhi .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Industry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Take the Zhangjiajie Area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2) : 209 -216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2.02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旅游消费需求日益上升,乡村旅游成为旅游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旅游兴农,旅游富农”是乡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推力[1]。乡村地区要依据其资源优势,进行特色资源的开发,做好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产业[2]
乡村旅游在农村产业结构、经济发展和剩余劳动力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一方面,乡村旅游通过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鼓励农户出售绿色农产品、提供相关政策支持等方式为农户获取收益,有效地改变了农村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农村农户的生计方式[4];另一方面,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旅游业固有的脆弱性也传导到农村中,强烈扰动了农村的自然环境要素、资源配置等,对农村经济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5]。随着乡村旅游发展的深入,当地传统的生活习惯、生计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部分乡村地区出现了“建设性破坏”“空心化”“利益冲突”等现象和问题,严重制约着农村生计的可持续发展[6]。因此,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当地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协调好旅游发展与农户生计的关系十分重要。
20世纪末,Chambers最早提出了“生计”的概念,是指基于能力、资产和活动的一种谋生方式,可持续生计是在压力或冲击下,既不损坏自然资源又能维持乃至增加人们资本与能力的生计方式[7],乡村旅游是传统农业和现代旅游相结合的一种新型产业。国内外学者从人口学[8]、管理学[9]、经济学[10]、生态学[11]、文化维度[12]等视角对旅游与生计问题进行了研究,成果颇丰。对于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从研究内容上看,①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选取某地区为研究样本,从不同类型农户出发,剖析乡村旅游对生计的影响,如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等[13-14]。②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转型研究。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结果和生计需求等方面分析居民的生计转型[15]。③可持续生计与旅游发展模式。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将乡村旅游作为生计策略,评估生计资本[16]。④可持续生计下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利用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方法或脆弱性量化评价方法,分析乡村旅游地和社区尺度的SESS弱性差异[17]。⑤农户生计对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以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结合脆弱性分析方法,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方面分析农户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正向或负向的影响[18]。从研究方法上看,多是运用主客观权重法或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19],社会—生态系统方法分析农户生计适应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机制[20]
国内外学者在乡村旅游对可持续生计的影响、乡村旅游促进可持续生计的模式及路径、生计对乡村旅游的影响以及其研究方法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以乡村旅游地为基础,分析乡村旅游和可持续生计的协调发展[21]。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之间具有较高的契合度,现有研究鲜少考虑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以及使用定量方法对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特征与驱动机制进行分析。
张家界依据其特有的自然景观与文化资源,已经建立了采摘体验型、观光避暑型等极具特色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并将旅游业当作主导产业发展,推动农户持续稳定增收,促进农户生计转型。但关于张家界的大部分研究由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容组成,对于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关系的研究也主要是运用定性分析方法[22]。基于此,本文以张家界为样本,建立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既能避免专家赋权主观性又能避免量纲不同对权重造成影响的变异系数方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关联分析,定量剖析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间分布特征,为了避免设定很多前提假设,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法梳理其形成的原因。

1 指标选取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构建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需分别从构建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入手。当前学者主要围绕经济、环境、资源、社会等要素构建乡村旅游体系框架[23],围绕脆弱性背景、生计资产、生计策略等方面构建多层次的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考虑张家界地区的实际情况,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关系评价分别构建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表1)入手。从经济因素、环境因素、社会因素三个方面选取7个指标表征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依据生计可持续分析框架和“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选取8个指标表示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本文的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张家界市统计局,以及张家界历年统计公报。
表1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

Tab.1 The index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system

系统层 准则层 指标层
乡村旅游系统 经济因素 X1旅游收入;X2游客人数;X3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
社会因素 X4受教育水平;X5医疗卫生水平
环境因素 X6森林覆盖率;X7污水处理率
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 压力(脆弱性背景) Y1总人口;Y2地方财政收入
状态(生计资本) Y3农作物播种面积;Y4农用机械总动力;Y5劳动力数量
响应(生计策略) Y6固定资产投资;Y7人均纯收入;Y8第三产业增加值

1.2 变异系数

由于乡村旅游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子系统均是综合性的复杂系统,因此本文运用变异系数进行各指标权重的确定,相较于熵权法和专家咨询法,变异系数既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各指标的重要程度,避免专家赋权的主观性,又能消除量纲和测量尺度的影响[24]。变异系数公式如下:
V i = σ i x - i   i = 1,2 , , n
w i = V i / i = 1 n V i   i = 1,2 , , n
式中: V i表示第 i个指标的变异系数; σ i表示第 i个指标的标准差; x - i表示第 i个指标的平均值; n表示指标总数; w i表示第 i个指标的权重。

1.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自身和外界相互作用而相互影响的现象,一般情况下,两个系统的耦合度模型如下:
C = 2 u 1 + u 2 / ( u 1 + u 2 )
式中: C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 u 1 表示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 u 2表示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
耦合度模型主要反映系统指标间的相似性,不能明确地反映出系统指标的整体发展水平及两个系统间的协同效应。因此,为了更好地表征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发展水平及其协调性,在耦合度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25],具体表达式如下:
D = C × T 1 / 2 , T = α u 1 + β u 2
式中: D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C为两个系统的耦合度; T表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综合协调指数; α表示乡村旅游对乡村发展的贡献程度; β表示农村可持续生计对乡村发展的贡献程度,考虑到两者对乡村发展的贡献度不分伯仲,这里取 α = β = 0.5。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据耦合协调度 D的大小,将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调类型划分为六大类(表2)。
表2 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

Tab.2 The typ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协调度D [0,0.4) [0.4,0.6) [0.6,0.8) [0.8,0.9) [0.9,1]
协调等级 严重失调 濒临失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1.4 地理探测器分析法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关系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若运用传统分析方法研究这一类问题,则需要有很多的前提假设。地理探测器(Geographical Detector)是探测空间异质性及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最早出现在地方性疾病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因其前提条件制约较少,现广泛应用于空间分布的形成机理研究。本文引入地理探测器分析法,定量分析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形成机理,具体表达式如下[26]
q k , D = 1 - 1 n σ D 2 h = 1 L n k , h σ D k , h
式中: q k , D为探测因子 k的探测值; q k , D的取值范围为[0,1],其值越大,表示探测因子 k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越大; n n k , h分别为整个地区样本数和次级地区样本数; L为次级地区个数; σ D 2 σ D k , h分别为整个地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方差和次级地区耦合协调度方差。

2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特征

2.1 耦合协调度整体发展趋势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根据耦合协调度公式,计算得到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图1)。2005—2018年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乡村旅游水平呈“稳定增长—缓慢下降—快速增长”的曲线变化,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整体上呈稳定增长的趋势。
图1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变化

Fig.1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variations of 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根据耦合协调度变化,张家界市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①2005—2009年乡村旅游水平滞后、农村可持续生计缓慢发展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居民旅游的首选之地往往是乡村,2006、2007年国家旅游局分别提出“中国乡村游”和“和谐城乡游”的主题口号,中国乡村游的大幕正式拉开,但旅游产业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城市的周边地区,张家界虽然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但其位于偏远山区,缺乏区位优势,存在大量贫困人口,阻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给农村可持续生计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在缓慢增加。②2010—2018年乡村旅游水平、农村可持续生计迅速发展阶段。在经历了乡村发展水平滞后阶段后,张家界依据其自然遗产、乡村民俗文化、乡村田园景观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发展极具地域特色的乡村旅游,吸引越来越多游客,乡村旅游水平迅速发展,推动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快速增长。

2.2 耦合协调度时空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研究张家界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空间分布特征,本文将样本期平均分为三个阶段,以2005、2011、2018年三个时间截面的耦合协调度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软件绘制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2)。整体上,张家界区县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呈上升趋势,但个别区县也有停滞现象;协调类型以中度协调和良好协调为主,且在2018年达到优质协调;乡村旅游初期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东南部滞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优质协调。
图2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

Fig.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

具体来看:①耦合协调度增加较快的区县是桑植县。一方面,桑植县凭借贺龙故居、廖汉生故居等红色旅游产品,开展乡村旅游,给农户生计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方面,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红色旅游地区也逐渐成为人们旅游的首选之地,进一步推动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耦合协调度快速增加。②耦合协调度稳定增加的区县有武陵源区和永定区。武陵源区坐拥国家森林公园、天子山和索溪峪等乡村自然旅游景观,资源较为丰富,吸引了较多的旅游投资主体,先后建立了黄石寨和天子山索道、百龙天梯等旅游设施,永定区坐拥天门山5A级景区,其依托原有旅游资源,发掘当地文化,创新民俗旅游表演,如天门狐仙民俗表演。对于农户而言,这些旅游资源增加了其生计选择的多样性,有利于农户生计资本储存;对于农村管理者而言,通过对农村旅游资源的整合分配与规划,使得更多的农户具备参与旅游产业的条件,提高了农户适应性,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稳定增加。③耦合协调度出现停滞现象的区县是慈利县。慈利县凭借万福温园、江垭温泉等休闲旅游产品,发展乡村生态旅游产业,相较于桑植县、武陵源区和永定区而言,慈利县的旅游产品不够具有地域特色,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耦合协调度缓慢增加。

3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

3.1 驱动力时间异质性分析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27-28],结合张家界区县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实际情况及相关专家意见,选取区县人口密度、人均GDP、旅游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人均财政收入5项指标作为探测因子,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方法,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实证分析步骤如下:首先,利用自然裂点分类方法对各探测因子进行分级处理;其次,利用公式(5),计算各探测因子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影响力(表3)。
表3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影响因子影响力测度

Tab.3 The measurement of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年份 区县人
口密度
人均
GDP
旅游收入占GDP比重 农业机械
化水平
人均财
政收入
2005 0.6273 0.6227 0.6113 0.6320 0.6320
2011 0.6273 0.6320 0.6227 0.6180 0.6387
2018 0.6227 0.6180 0.6180 0.6320 0.6113
表3可知,人均GDP、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在三个年份中都是影响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县人口密度因素对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呈下降趋势,各因素对协调度的影响力在不同年份也存在一定的差异。2005年耦合协调度主要受农业机械化水平、人均财政收入、区县人口密度等因素影响;2011年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在耦合协调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2018年更多的是受到农业机械化水平、人均GDP、旅游收入占GDP比重等因素影响。整体而言,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调发展是各探测因素相互作用于各类驱动力的综合结果,具体概括如下:
①资源聚集力。人口要素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前提,人口集聚或扩散的强度影响着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协调的程度。由表3可以看出,区县人口密度的影响力 q值在逐渐下降,说明张家界区县人口集聚的强度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影响程度减弱。分析其原因,第一,农村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致使人口聚集或扩散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关联程度下降。第二,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人口聚集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相互作用的范围不断减小。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村各乡镇剩余劳动力向区中心、镇中心迁入,区中心、镇中心人口密度增大,建设用地向周边乡镇扩大,促进农村生计类型由农业化转变为非农业化,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生产性物质资本的过快流失,拉低了该区域的生计资本总量,但城镇化和各乡镇工业化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生计资本总量下降的速率。
②经济驱动力。经济发展水平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根本驱动力,经济发展能够推动乡村形成不同形式旅游业发展模式,促进乡村不同阶段的产业定位与功能转型,包括农村生计转型。由表3可得,三个年份的人均GDP的影响力 q值先增加后减少,但基本上保持稳定,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重要影响因素。乡村旅游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紧密相连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物质基础,不仅能为旅游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改善乡村基础设施,还能促进农户生计转型,改善农户生活水平,为农村可持续生计提供物质保障,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相互作用的广度。
③产业链驱动力。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由表3可以看出,旅游收入占GDP比重的影响力 q值先增加后减少,但基本上保持稳定,其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影响程度有一定上升。旅游业涉及多个部门和行业,是覆盖性和关联性较强的一个综合产业,不同产业间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促进各产业要素聚集,带来良好的外部效应,包括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基础设施,加大投资力度等,继而形成区域规模经济,提高乡村旅游业发展,带动农户生计转型,促进农户生计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利于乡村经济自身稳定性的提高,减弱外部冲击对经济带来的损失程度,降低乡村旅游业、农户生计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与农村生计相互作用的深度。
④社会促进力。社会发展水平包括乡村文明程度、乡村基础设施、农用机械水平等,是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社会发展水平能为乡村旅游、农户生计注入持续的动力,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表征着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乡村旅游水平,也代表着人们对农村可持续生计的重视。由表3可得,农用机械化水平的影响力 q值先增加后减少,但基本上保持稳定,其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说明先进技术和装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摒弃以往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模式,引领绿色革命,走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道路,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贡献巨大。
⑤政府驱动力。政府的宏观决策和行为特征是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保障力量。由表3可以看出,三个年份的人均财政收入影响力q值先增加后减少,但前两个年份人均财政收入一直是首要影响因素。政府决策和行为作为一只“无形的手”,区别于农村系统自身发展的一种力量,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项目建设、产业定位、基础设施和旅游设施建设的引导,引领和控制乡村旅游的各项活动、农户生计适应、农户生计转型等,如乡村旅游业生产要素的调整与布局、旅游区的开发限度与保护力度、土地资源的使用范围等,提高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效率,促进农户生计适应旅游发展,因此政府行为对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2 驱动力空间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因素与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匹配的区域差异,结合上述分析,选取2005年的首要影响因素、2011年的首要影响因素和2018年的重要影响因素(避免与2011年重复),对影响因素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区域匹配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首先,运用自然裂点分类法对耦合协调度、各影响要素进行分级处理;其次,运用ArcGIS软件对耦合协调度分级与各影响要素分级进行匹配处理(图3)。由图3可知,三个年份中不同影响因素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与耦合协调度的匹配程度也存在差异,具体概括如下:
图3 耦合协调度与影响因素水平空间匹配分布

Fig.3 The horizontal spatial matching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①2005年耦合协调度与农用机械化水平的空间匹配。2005年高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慈利县,中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是桑植县,中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永定区,低协调低要素水平区县是武陵源区。反映了慈利县、桑植县和永定区因物质资本的优越性,形成了良好的外围环境,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形成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武陵源区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农户经营设备欠缺,很难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来看,一方面,农用机械化水平是农户生计资本中的物质资本,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各旅游区县基础服务设施逐渐完善,农户拥有的物质资本也逐渐丰富,丰富的物质资本有助于农户生计的维持。另一方面,农户物质资本、经营设备增加,又可通过各种渠道建设并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提高乡村通达性,吸引客源,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形成乡村旅游与农户物质资本间的良好互动,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②2011年耦合协调度与人均财政收入水平的空间匹配。2011年高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是桑植县,中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慈利县,中协调低要素水平区县是永定区,低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武陵源区。表明桑植县和慈利县依托政府政策与行为,政府干预对这两县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良性互动的促进作用明显,对永定区、武陵源区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具体来看,张家界是武陵山贫困山区,交通闭塞,不具备区位优势,要壮大乡村旅游业,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需要国家及政府大力支持与投入。国家政策和行为直接关系到区县资源使用和产品组合、旅游发展的路径和对策,客观上改变了生产要素的运作。政府可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游乐设施的建设力度,有助于提升区县交通便利性,增大区县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国内国外游客,提高旅游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生计由农业化向非农业化转变。相较于永定区与武陵源区,桑植县与慈利县基础差、底子薄,在旅游业、农村可持续生计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支持与调控重要且必要[29]
③2018年耦合协调度与旅游收入占GDP比重的空间匹配。2018年高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是武陵源区,高协调中要素水平区县是永定区,中协调低要素水平区县是慈利县,低协调高要素水平区县是桑植县。由此可见,武陵源区和永定区依托其便利的交通条件、较优的经济基础,形成了良好的旅游业发展状态,对乡村旅游与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慈利县和桑植县因地理位置受限,交通设施建设缓慢,教育水平发展相对滞后,缺乏足够的产业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旅游产业发展,很难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来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高速公路、城际高铁全面建设并完善,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距离极大地缩短,有助于产业链形成、产业要素聚集,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另一方面,在产业链的驱动下,资源配置优化、思想理念更新、先进技术引进,推动乡村旅游业发展,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具有巨大贡献。
综合上述分析,各探测因子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影响具有较为明显的时空异质性特征。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调发展是各驱动因素作用于驱动力并形成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社会保障给与社会公平、旅游服务提升与生计多样化、政策调控与政策保障四元驱动机制共同推动的过程(图4)。具体来说,旅游产业功能拓展与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于经济驱动力,形成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机制;旅游就业带动效应与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作用于社会促进力,形成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机制;旅游服务体系建设与人口聚集作用于资源聚集力,形成生计多样化与旅游服务提升机制;旅游产业发展政策与农户生计渠道拓展作用于政策驱动力,形成政策调控与政策保障机制,此四元驱动机制共同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
图4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Fig.4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8年张家界区县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从整体看,2005—2018年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乡村旅游水平呈“稳定增长—缓慢下降—快速增长”的曲线变化,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整体上呈稳定增长的趋势。从局部看,乡村旅游初期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东南部滞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优质协调。上述结果根据本文构建的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得出,多为统计数据,缺乏实地调研数据,且某些指标在个别年份存在数据缺失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据的分析结果。
第二,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发现,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均GDP、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等,区县人口密度因素对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呈下降趋势,各因素对协调度的影响力在不同年份存在一定的差异,且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总之,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协调发展是各驱动因素作用于驱动力并形成结构转型与旅游产业运行、社会保障给与社会公平、旅游服务提升与生计多样化、政策调控与政策保障四元驱动机制共同推动的结果。

4.2 建议

为了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张家界区县的实际情况,结合全域旅游和文旅融合等思想,提出如下几条建议:①充分调动各部门、各行业发展旅游的积极性,各部门和各行业积极融合,全体农村居民共同参与,以旅游为导向整合农村资源,充分利用旅游地区的全部要素配备,加大旅游与农林牧渔、文化的融合力度,在增加旅游人次的同时,提升旅游质量,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旅游产业供需平衡,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②依托人脉、地脉,科学规划乡村发展空间,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风貌,深度挖掘和传承本土乡村文化,既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也要留得住“乡愁”。结合当地种植业和养殖业特色,鼓励农户适当提高绿色农作物种植面积,打造当地旅游区特色农产品品牌,增加农户生计资本,提高农户收入和生计多样性水平。③在农村发展过程中,合理配置和利用土地,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人员的投入,培养懂农业懂旅游懂科技的高素质农民,借助当地富有特色的旅游资源,发展并推广旅游景区,吸引外资,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变革,增加当地就业,推动农户生计多样化发展。④进一步强化政府在引导乡村旅游、农户可持续生计方面的综合协调功能,深入贯彻落实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同时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鼓励农户积极开发观光农业、健康养生、游憩休闲等服务,打造绿色生态环保的乡村旅游产业链,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1]
李文龙, 匡文慧. 草原牧区旅游发展对牧户生计的影响—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为例[J]. 地理科学, 2019, 39(1):131-139.

DOI

[2]
Pouta E, Ovaskainen V. Assessing the recreational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land in Finland[J]. Agricultural and Food Science, 2008, 15(4):375-387.

[3]
麻学锋, 刘玉林. 旅游产业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关系——以张家界为例[J]. 经济地理, 2019, 39(5):226-234.

[4]
崔晓明, 陈佳, 杨新军.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J]. 山地学报, 2017, 35(1):85-94.

[5]
赵雪雁. 地理学视角的可持续生计研究:现状、问题与领域[J]. 地理研究, 2017, 36(10):1 859-1 872.

[6]
席建超, 赵美风, 葛全胜. 乡村旅游诱导下农户能源消费模式的演变[J]. 自然资源学报, 2011, 26(6):981-991.

[7]
崔晓明.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秦巴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18, 33(9):44-50.

[8]
Mbaiwa J E. Changes on traditional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lifestyles caused by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Okavango Delta,Botswa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1, 32(5):1 050-1 060.

[9]
Zinda J A, Yang J, Xue X, Cheng H. Varying impacts of tourism participation on natural resource use in communities in Southwest China[J]. Human Ecology, 2014, 42(5):739-751.

[10]
王凯, 李志苗, 易静. 生态移民户与非移民户的生计对比——以遗产旅游地武陵源为例[J]. 资源科学, 2016, 38(8):1 621-1 633.

[11]
Nyaupane G P, Poudel S. Linkages among biodiversity,livelihood,and tourism[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4):1 344-1 366.

[12]
Tao T C H. Tourism as a livelihood strategy in indigenous communities:Case studies from Taiwan[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1):90-98.

[13]
蔡晶晶, 吴希. 乡村旅游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价——基于社会—生态耦合分析视角[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8, 39(4):654-664.

[14]
Hwang J, Lee S. The effect of the rural tourism policy on nonfarm income in South Kore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46:501-513.

[15]
王新歌, 席建超. 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当地居民生计转型研究[J]. 资源科学, 2015, 37(12):2 404-2 413.

[16]
王瑾, 张玉钧, 石玲. 可持续生计目标下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以河北白洋淀湿地自然保护区王家寨社区为例[J]. 生态学报, 2014, 34(9):2 388-2 400.

[17]
Wu C C, Tsai H M. Capacity building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 nested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A case study of the South Penghu Archipelago Marine National Park,Taiwan[J]. 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 2016,123:66-73.

[18]
何昭丽, 米雪, 喻凯睿, 等. 农户生计资本与旅游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西北A区为例[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9(6):61-68.

[19]
贺爱琳, 杨新军, 陈佳, 等.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J]. 经济地理, 2014, 34(12):174-181.

[20]
喻忠磊, 杨新军, 杨涛. 乡村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模式及影响机制:以秦岭金丝峡景区为例[J]. 地理学报, 2013, 68(8):1 143-1 156.

[21]
史玉丁, 李建军.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J]. 旅游学刊, 2018, 33(2):15-26.

[22]
吴吉林, 刘水良, 周春山.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12):232-240.

[23]
何格, 胡艳梅. 景区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以四川长宁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2, 33(6):85-90.

[24]
崔木花. 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J]. 经济地理, 2015, 35(7):72-78.

[25]
孙黄平, 黄震方, 徐冬冬, 等. 泛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的空间特征与驱动机制[J]. 经济地理, 2017, 37(2):163-186.

[26]
丁悦, 蔡建明, 任周鹏, 等.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率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5):657-666.

DOI

[27]
任国平, 刘黎明, 付永虎, 等. 基于GWR模型的都市城郊村域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差异分析——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J]. 资源科学, 2016, 38(8):1 594-1 608.

[28]
曹芳东, 黄震方, 余凤龙, 等.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效率空间格局动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J]. 地理研究, 2014, 33(6):1 151-1 166.

[29]
黄渊基. 连片特困地区旅游扶贫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以武陵山湖南片区20个县(市、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11):229-235.

Out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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