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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7: 1 - 11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0.07.001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 ZHANG Keyun ,
  • ZHANG 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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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2-15

  Revised date: 2020-05-28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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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an important economic zone in China and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il index decomposition method,shift-share analysis method and GIS analysis technology,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9 to 2018 separately from the three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including upper,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seven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and 73 cities (referred to a prefecture-level city,state,or alliance). The results of Theil index decomposition method show that from 2009 to 2018,the contribution of economic disparity of the upper,middle,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exceeded 80%,but the absolute disparity has been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economic disparity among the seven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is nearly 90% while the absolute disparity is shrinking significantly; The economic disparity among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shrinking year by year. The results of shift-share analysis method show that comparing between 2009-2013 and 2014-2018,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lost their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dvantage,the middle reaches lost their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tages,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veness changed from inferior to better in the lower reaches; The dual 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ve been changed,an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he three major industries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in Ningxia have been maintained; The metropolitan circle with the central city as the cor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basically formed. Therefore,the coordinat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hould be promoted collaboratively from multiple spatial scales,including upper,middle and lower reaches,urban agglomerations,and cities.

Key words： spatial scales; Yellow River Basi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Theil index; shift-share analysi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Cite this article

ZHANG Keyun , ZHANG Ying .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t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20 , 40(7) : 1 -11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0.07.001

黄河横贯我国东中西三大战略区域，黄河流域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生态地位突出，同时又是国家脱贫攻坚、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关键区域。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2018年沿黄9省区的GDP合计为23.9万亿元，达2009年的2.4倍，占全国GDP的比重由2009年的27.0%下降至2018年的26.1%，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明显下降。
当前，黄河流域的发展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受到重视。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宣布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黄河流域迎来了难得的重大发展机遇。2019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于《求是》的重要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中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1]。2020年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再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推进兰州—西宁城市群发展，推进黄河“几”字弯都市圈协同发展，强化西安、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龙头作用，推动沿黄地区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高质量发展[2]。这对于推进黄河流域的区域协调发展、经济格局的重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科学评估黄河流域区域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准确把握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是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的基础，可为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布局及产业分工格局的优化提供决策依据，也有利于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
经济增长一直是地域性的和不平衡的，国内学者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的研究热度也从未降低。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发现，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空白。从研究尺度来看，一方面，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全国范围内的省际、城市群内及省内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分析[3⇓⇓⇓⇓⇓-9]，仅有少数学者对城市群间的经济差异进行了探索[10⇓-12]；另一方面，仅有少数学者着重从省域、市域、县域和农村尺度分别研究了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13⇓⇓⇓-17]，而综合多个空间尺度研究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成果有待丰富。地理在以更微妙的方式起作用：空间尺度的选择。强调空间尺度的重要性，主要是因为在一定的空间尺度内有效的分析结论可能在另一空间尺度内无效[18]。同理，在一定的空间尺度内衡量的经济差异结果可能与在另一空间尺度内不同，依此选取的决策也不尽相同。因此，从不同空间尺度出发，有助于较为系统地明晰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衡量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演变特征的方法较多，大多采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因子分析、空间中心统计法等传统统计方法以及ESDA方法并辅以GIS等技术手段，这些方法通常选取GDP或人均GDP等作为评价指标，评价角度较为单一[11,19-20]；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经济活动不均匀分布的重要表现，产业发展是经济活动的中观层面，产业结构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从产业视角分析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略显不足，而综合运用传统统计方法和偏离—份额分析法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演变的研究则更少[21-22]。单一评价角度难以完全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的综合水平。因此，综合运用传统统计方法和偏离—份额分析法，有助于较为全面地反映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2009—2018年黄河流域73个城市（指地级市、州或盟，下同）的经济、人口数据，综合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法、偏离—份额分析法和GIS分析技术，分别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七大沿黄城市群和73个城市三个不同空间尺度对黄河流域近10年来的区域经济差异演变进行研究，并结合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从上中下游、城市群和城市等多个角度提出推进黄河流域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1 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范围

本文依据李敏纳等的经验研究，遵循以自然黄河流域范围为基础，尽可能保证地区级行政单元的完整性以及充分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黄河的关联性的原则，将黄河流域范围划定为青海、甘肃、四川、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9个省级行政区，共73个城市[23]。长期以来，受多种因素制约，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经济空间格局的不均衡较为突出。从按常住人口及名义价格计算的人均GDP来看，2009年黄河流域的人均GDP约为28 221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6个百分点，而2018年黄河流域的人均GDP约为62 701元，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96.99%，与全国的经济差异有所拉大；从黄河上中下游来看，黄河下游较为发达，2009年人均GDP由分别约为中游和上游的1.39倍和1.06倍转变为2018年的1.31倍和1.16倍，中游和下游的差异有所缩小，上游和下游的差异有所扩大；从七大沿黄城市群 ① 来看，2009—2018年呼包鄂榆城市群的人均GDP最高，与最低值的兰西城市群的倍数由4.74下降为3.32，城市群间的经济差异有所缩小；从黄河流域的73个城市来看，人均GDP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比值由2009年的29.9下降为2018年的14.7，城市间的经济差异也有所缩小。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区域经济差异由来已久，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的空间形态在不断演变，城市群现已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增长、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影响区域经济差异发展态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事实以及不同空间尺度下经济发展差异的不同规律，本文的研究尺度由大到小为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七大沿黄城市群和73个城市。其中，黄河上游包括宁夏和青海全部市州、甘肃大部分市州、四川阿坝州以及内蒙古部分市盟；黄河中游包括山西全部地市、陕西大部分地市以及甘肃和河南的个别市；黄河下游包括山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市[24]。此外，七大沿黄城市群分别为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太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图1）。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及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本文选取上述三个不同的空间尺度进行分析，有助于从不同角度明晰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差异问题。
图1 黄河流域范围

Fig.1 The scope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1.2 研究方法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分不同空间尺度从整体层面和产业层面对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进行研究。针对整体层面，我们选择较为成熟的泰尔指数分解法；针对产业层面，我们选择解释力较强的偏离—份额分析法。

1.2.1 泰尔指数分解法

泰尔指数是衡量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指标之一，最早由泰尔（Theil）等人于1967年提出[25]。泰尔指数有两种算法，区别在于选择以GDP为比重加权计算还是以人口为比重加权计算，前者被称为泰尔指数 T，后者被称为泰尔指数 L。本文选择泰尔指数 T进行计算，其计算公式为：
T = ∑ i = 1 n Y i Y l o g Y i / Y P i / P
式中： n为区域的个数； Y i表示 i区域的GDP； Y表示全部区域的GDP； P i表示 i区域的人口数； P表示全部区域的人口数。 泰 尔 指 数 T值越大，说明各区域间经济差异程度越大，反之则反。
泰尔指数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从而可以进一步评估区间差异和区内差异对区域总体差异的贡献。本文以73个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对泰尔指数做一阶段分解：①将黄河流域区域总体差异分解为上中下游间的差异以及上中下游内各城市之间的差异；②将七大沿黄城市群的总体差异分解为城市群间的差异以及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差异。因此，一阶段分解的泰尔指数 T的计算公式为：
T = T B R + T W R = ∑ i = 1 n Y i Y l o g Y i / Y P i / P + ∑ i = 1 n Y i Y ∑ j Y i j Y l o g Y i j / Y i P i j / P j
式中： T B R表示 n个区域间差异； T W R表示各个区域内差异； j代表每个区域内的各个城市； Y i j表示 i区域 j市的GDP； P i j表示 i区域 j市的人口数。

1.2.2 偏离—份额分析法

偏离—份额分析法（Shift-share Analysis）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区域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主流方法[26⇓-28]，最早由Daniel Creamer于1943年提出[29]。其基本原理为：将被研究区域在选定时间范围内的经济总量看作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并将其所处的上级区域看作是标准区域，将经济总量的变化分解为总体份额分量、产业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偏离分量，以此评价被研究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劣势和竞争力优劣势。
本文从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出发，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①以黄河流域全域范围为标准区域，分析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劣势和竞争力优劣势；②以七大沿黄城市群全部范围为标准区域，分析七大沿黄城市群的产业结构优劣势和竞争力优劣势；③以黄河流域全域范围为标准区域，分析黄河流域73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劣势和竞争力优劣势。基于此，本文构建的偏离—份额分析式如下：
G i = N i + Q i + R i
N i = ∑ k = 1 3 S i k t 0 S I t S I t 0 - 1
Q i = ∑ k = 1 3 S i k t 0 S I k t S I k t 0 - S I t S I t 0
R i = ∑ k = 1 3 S i k t 0 S i k t S i k t 0 - S I k t S I k t 0
式中： G i表示 i地区产值从基期 t 0到报告期 t的总增长量； N i表示 i地区的总体份额分量，即假定 i地区按照标准区域 I的增长率增长而得到的增长量； Q i表示 i地区的产业结构偏离分量，该分量反映了与标准区域 I相比， i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程度； R i表示 i地区的竞争力偏离分量，该分量反映了与标准区域 I相比， i地区在发展某个产业方面具有的竞争优势或劣势； S i k t 0和 S i k t分别表示 i地区的 k产业在基期 t 0和报告期 t的增加值； S I k t 0和 S I k t分别表示标准区域 I的 k产业在基期 t 0和报告期 t的增加值； S I t 0和 S I t分别表示标准区域 I在基期 t 0和报告期 t的总产值。

1.3 数据来源

本文以黄河流域73个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2009—2018年各地区GDP、三次产业增加值和常住人口数据分析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差异演变，其中产值数据均以2009年为基期，剔除了价格因素的影响。以上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2010—2018年相应省区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年鉴，其中2018年的城市数据来源于2018年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在2014年前后逐渐进入新常态，本文将2009—2018年划分为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两个时间段对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偏离—份额分析。

2 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

2.1 基于泰尔指数分解法的分析

2.1.1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间经济差异较小但波动明显，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内经济差异逐年缩小但分化严重

泰尔指数分解法将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差异分为上中下游间的差异和上中下游内的差异两部分（图2）。从绝对差异上看，2009—2018年，黄河流域上中下游间的经济差异较小，其泰尔指数的平均值为0.0039，仅占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内泰尔指数平均值的18.3%，说明黄河流域区域总体经济差异主要来源于上中下游内部的差异；同期，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内经济差异分化较为严重，区域经济差异由高到低分别为下游、上游和中游，泰尔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0125、0.0051和0.0037。从变动趋势上看，2009—2018年，黄河流域上中下游间的经济差异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波动趋势，波动幅度约为0.0006；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间的经济差异演变相比，除黄河流域中游内经济差异基本不变外，黄河流域上游内和下游内的经济差异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下游内的泰尔指数由2009年的0.0152下降为2018年的0.0118，区域经济差异呈现逐年缩小态势。
图2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间和上中下游内经济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

Fig.2 Theil index decomposition of economic disparities between and with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2.1.2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内经济差异对黄河流域总体差异的贡献超八成；黄河流域中游内和下游内的经济差异贡献率有明显上升迹象

表1直观列出了黄河流域上中下游间和上中下游内对黄河流域区域总体经济差异的贡献。可以发现，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主要来源于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内的经济差异，十年来的平均贡献率高达84.52%，其中黄河流域下游内经济差异的贡献最大，历年平均贡献率接近半数（49.68%），而黄河流域中游内经济差异的贡献最小，历年平均贡献率仅为14.72%；黄河流域上中下游间的经济差异对黄河流域总体差异的贡献并不突出，历年平均贡献率约为15.48%。对比十年来的变动趋势，黄河流域上中下游间和上中下游内的经济差异对黄河流域总体差异的贡献比例由2009年的15.59:20.99:13.29：50.13变化为2018年的14.69:14.80:18.23:52.28，黄河流域中游内和下游内的经济差异贡献率分别增加了4.94和2.15个百分点，且在近两年仍有明显的上升迹象。
表1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间/内经济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及其对区域总体经济差异的贡献率

Tab.1 Theil index decomposition of the economic disparities between and within the upper,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ir contribution rate to the overall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年份 上游内 中游内 下游内 上中下游内 上中下游间
T G/% T G/% T G/% T G/% T G/%
2009 0.0064 20.99 0.0040 13.29 0.0152 50.13 0.0257 84.41 0.0047 15.59
2010 0.0057 21.03 0.0036 13.23 0.0139 51.20 0.0232 85.46 0.0039 14.54
2011 0.0059 23.55 0.0036 14.42 0.0126 50.23 0.0222 88.20 0.0030 11.80
2012 0.0060 24.08 0.0037 15.09 0.0122 49.20 0.0219 88.38 0.0029 11.62
2013 0.0055 22.64 0.0035 14.41 0.0120 49.19 0.0211 86.25 0.0034 13.75
2014 0.0051 21.00 0.0035 14.26 0.0120 49.03 0.0206 84.29 0.0038 15.71
2015 0.0049 19.45 0.0033 13.14 0.0120 47.63 0.0203 80.22 0.0050 19.78
2016 0.0048 19.13 0.0035 14.10 0.0117 46.94 0.0199 80.16 0.0049 19.84
2017 0.0034 14.59 0.0040 17.00 0.0119 50.95 0.0194 82.54 0.0041 17.46
2018 0.0033 14.80 0.0041 18.23 0.0118 52.28 0.0193 85.31 0.0033 14.69

注：T为泰尔指数的值，G为相应的贡献率。

2.1.3 七大沿黄城市群间经济差异较为突出但缩小趋势明显；七大沿黄城市群内经济差异较小但变动趋势各异

图3展示了七大沿黄城市群间和城市群内的泰尔指数及其变动情况。从绝对差异上看，十年间，七大城市群间的平均泰尔指数为0.0420，远高于七大城市群内的泰尔指数（0.0062），前者为后者的6.8倍。进一步观察七大城市群内的经济差异发现，中原城市群的经济差异最大，泰尔指数的平均值为0.0027，其次是山东半岛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而其余四个城市群的经济差异均较小，泰尔指数的平均值均低于0.0001。对比七大沿黄城市群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可以看出，七大城市群间的经济差异在逐渐缩小，泰尔指数由2009年的0.0515下降至2018年的0.0323，年均下降幅度为0.0192；七大城市群内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较不稳定，泰尔指数先后由2009年的0.0075下降为2014年的0.0058，又反弹至2018年的0.0060，原因在于经济差异较大的中原城市群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泰尔指数在近几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经济差异较小的兰西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等的泰尔指数变动不大。
图3 七大沿黄城市群间和城市群内经济差异的泰尔指数分解

Fig.3 Theil index decomposition of economic disparities between and within the seven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2.1.4 七大沿黄城市群间经济差异对七大沿黄城市群总体差异的贡献近九成，黄河流域下游城市群内的经济差异贡献率高于黄河流域上中游城市群

表2对比了七大沿黄城市群间的经济差异和七大沿黄城市群内的经济差异对七大沿黄城市群总体差异的贡献。数据显示，七大沿黄城市群总体差异的近九成（87.01%）来源于七大沿黄城市群间的经济差异，表明七大沿黄城市群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相比而言，七大沿黄城市群内经济差异的平均贡献率不到13%，原因在于七大沿黄城市群内的泰尔指数均较小，表明七大沿黄城市群内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相近，不平衡问题较不明显。进一步对比七大沿黄城市群内的经济差异发现，黄河下游的中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内的经济差异贡献率较高，平均值分别为5.64%和3.57%，而对总体差异贡献低于1%的城市群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上中游，再次表明黄河流域下游内经济差异高于黄河流域上中游内经济差异的客观事实。
表2 七大沿黄城市群间/内经济差异对七大沿黄城市群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单位：%）

Tab.2 Contribution rate of economic disparities between and within the seven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overall disparities in the seven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unit：%）

年份 兰西
城市群		 宁夏沿黄
城市群		 呼包鄂榆
城市群		 太原
城市群		 关中平原
城市群		 中原
城市群		 山东半岛
城市群		 七大
城市群内		 七大
城市群间
2009 0.25 0.04 1.28 0.38 1.59 5.71 3.50 12.75 87.25
2010 0.24 0.03 0.99 0.25 1.53 5.11 3.71 11.87 88.13
2011 0.29 0.04 0.98 0.23 1.55 5.30 3.61 12.01 87.99
2012 0.28 0.04 0.98 0.23 1.60 5.11 3.50 11.76 88.24
2013 0.32 0.05 0.97 0.22 1.81 5.03 3.56 11.96 88.04
2014 0.33 0.05 0.90 0.23 2.13 4.95 3.54 12.13 87.87
2015 0.34 0.05 1.05 0.30 2.34 5.12 3.26 12.46 87.54
2016 0.37 0.05 1.05 0.34 2.63 5.79 3.50 13.73 86.27
2017 0.44 0.06 0.51 0.37 3.37 7.09 3.73 15.57 84.43
2018 0.43 0.06 0.48 0.45 3.33 7.17 3.74 15.66 84.34

2.1.5 黄河流域城市间的经济差异逐年缩小，前五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态势较后五年减缓更多

经验研究显示，地理空间尺度越小，集聚经济活动越容易发生[30]。将分析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尺度缩小至城市层面，图4展示了黄河流域73个城市的泰尔指数计算结果。显然，2009年以来，黄河流域城市间的泰尔指数逐年下降，由0.0827下降为2018年的0.0595，年均下降幅度为0.0023，表明黄河流域城市间的经济差异在逐年缩小；同时，对比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泰尔指数的下降幅度发现，前者约为后者的2.1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新常态，黄河流域城市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态势有所减缓。
图4 黄河流域73个城市的泰尔指数

Fig.4 Theil index of 73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2.2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分析

2.2.1 黄河流域中游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下游后来居上，上游后劲不足；黄河流域上游失去产业竞争力优势，中游失去产业结构优势，下游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由劣转优

表3给出了以黄河流域全域范围作为标准区域，将2009—2018年分为前后两阶段进行分析的偏离—份额结果。对比2009—2013年和2014—2018年的总增长发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单从增率来看，后一阶段的增率基本上不及前一阶段的1/2，尤其是上游在后五年的增率仅有8%。对比上中下游两阶段的全流域分量发现，黄河流域中游的经济发展态势稳中向好，两阶段的增率均高于全流域平均水平约4.3个百分点，且高于上下游的同期增率；与前一阶段相比，黄河流域下游的经济发展态势后来居上，增率超出全流域平均水平2.15个百分点，而黄河流域上游的经济发展面临后劲不足，增率低于全流域平均水平约13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偏离分量的空间分布变化可以看出，2009—2013年，黄河流域上中游的经济发展主要依托于富集的自然资源，产业结构与竞争力表现为双优势，自然资源丰富度稍弱的黄河流域下游则表现为双劣势；2014—2018年，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非农产业发展不足的黄河流域上游逐渐失去产业竞争力优势，传统产业布局较多的黄河流域中游逐渐失去产业结构优势，而开放程度较高、人才吸引力较大的黄河流域下游更容易聚集较为高端的生产要素，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由劣转优。
表3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总体经济的偏离—份额分析表

Tab.3 Shift-share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economy of the upper,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研究时段 区域 总增长 全流域分量 结构偏离分量 竞争力偏离分量 总偏离
增量（亿元） 增率（%） 增量（亿元） 增率（%） 增量（亿元） 增率（%） 增量（亿元） 增率（%） 增量（亿元） 增率（%）
2009—2013 上游 6 347.58 53.34 5 920.23 49.75 49.55 0.42 377.80 3.17 427.35 3.59
中游 10 710.12 54.11 9 846.39 49.75 10.07 0.05 853.66 4.31 863.73 4.36
下游 15 236.84 45.86 16 527.92 49.75 -59.62 -0.18 -1 231.46 -3.71 -1 291.08 -3.89
2014—2018 上游 1 499.51 8.00 3 939.22 21.02 185.35 0.99 -2 625.07 -14.01 -2 439.71 -13.02
中游 7 948.47 25.25 6 616.62 21.02 -265.60 -0.84 1 597.44 5.07 1 331.84 4.23
下游 11 907.85 23.17 10 799.98 21.02 80.24 0.16 1 027.62 2.00 1 107.87 2.16

2.2.2 黄河流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拉动；第二产业竞争力优势区位由黄河流域上游转移至下游，黄河流域中游的第三产业竞争力优势凸显

表4详细给出了2009—2018年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三次产业的全流域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分量。从全流域分量来看，2014—2018年，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三次产业增加值较2009—2013年有所下降，再次表明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减缓。从结构偏离分量来看，十年来，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第一、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分量均为负值，而第三产业后一阶段的正向结构偏离分量分别为前一阶段的5.94、5.84和6.43倍，第三产业成为驱动黄河流域经济增长的关键角色。从竞争力偏离分量来看，2009—2013年，黄河流域上中游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第一、第二产业，使得第一、二产业的竞争力明显高于黄河流域的平均水平，而黄河流域下游的第三产业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得以快速发展，具备了明显的竞争力优势，从而与黄河流域上中游在经济上形成互补关系；2014—2018年，黄河流域上游第二产业面临严重的转型升级困境，产业竞争力优势逐渐向黄河流域下游转移，同期黄河流域中游的产业转型升级成果显著，第三产业竞争力优势逐渐凸显。
表4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三次产业的偏离—份额分析

Tab.4 Details of shift-share analysis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the upper,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研究时段 区域 全流域分量（亿元） 结构偏离分量（亿元） 竞争力偏离分量（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9-2013 上游 433.01 3 007.63 2 479.59 -95.86 -114.97 260.39 61.14 331.37 -14.71
中游 778.48 5 374.38 3 693.53 -172.35 -205.45 387.87 218.14 1 415.70 -780.19
下游 1 511.62 9 088.67 5 927.63 -334.66 -347.43 622.47 -279.28 -1 747.07 794.89
2014-2018 上游 267.47 1 900.42 1 771.33 -232.59 -1 129.77 1 547.71 85.01 -1 422.07 -1 288.01
中游 506.13 3 517.51 2 592.98 -440.13 -2 091.11 2 265.64 15.25 513.99 1 068.20
下游 829.47 5 387.57 4 582.93 -721.30 -3 202.82 4 004.37 -100.27 908.08 219.81

2.2.3 黄河流域上游城市群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最大；太原城市群后发优势明显，经济增长逐渐领跑其余六大沿黄城市群

表5给出了以黄河流域七大沿黄城市群全部范围作为标准区域，将2009—2018年分为前后两阶段进行分析的偏离—份额结果。2009—2013年，七大沿黄城市群经济增长态势良好，除太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外，其余城市群的总增率均高于全部范围的平均水平（50.45%），尤其是兰西城市群以65.5%的增率居于首位；2014—2018年，七大沿黄城市群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尤其是黄河流域上游的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和呼包鄂榆城市群，五年来的经济总增率较2009—2013年分别下降46.78%、35.78%和49.38%。对比前后两个阶段发现，虽然太原城市群的经济总增量位于中档，但总增率排名由倒数第二位上升为正数第一位，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其余六大沿黄城市群的“领跑者”。
表5 七大沿黄城市群总体经济的偏离—份额分析

Tab.5 Shift-share analysis of the seven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研究时段 城市群 总增长 七大城市群分量 结构偏离分量 竞争力偏离分量 总偏离
增量
（亿元）		 增率
（%）		 增量
（亿元）		 增率
（%）		 增量
（亿元）		 增率
（%）		 增量
（亿元）		 增率
（%）		 增量
（亿元）		 增率
（%）
2009—2013 兰西城市群 1 433.80 65.50 1 104.33 50.45 4.70 0.21 324.76 14.84 329.46 15.05
宁夏沿黄城市群 785.64 62.94 629.68 50.45 0.30 0.02 155.66 12.47 155.96 12.49
呼包鄂榆城市群 3 866.74 53.14 3 670.48 50.45 51.49 0.71 144.78 1.99 196.27 2.70
太原城市群 1 687.70 48.34 1 761.38 50.45 24.59 0.70 -98.27 -2.81 -73.68 -2.11
关中平原城市群 4 593.35 59.91 3 867.87 50.45 -10.19 -0.13 735.68 9.59 725.48 9.46
中原城市群 8 020.64 50.11 8 073.92 50.45 -115.92 -0.72 62.64 0.39 -53.28 -0.33
山东半岛城市群 6 491.58 42.14 7 771.79 50.45 45.04 0.29 -1 325.25 -8.60 -1 280.21 -8.31
2014—2018 兰西城市群 722.57 18.71 874.85 22.66 68.92 1.78 -221.20 -5.73 -152.28 -3.94
宁夏沿黄城市群 579.70 27.16 483.53 22.66 -32.74 -1.53 128.91 6.04 96.17 4.51
呼包鄂榆城市群 429.73 3.76 2 588.54 22.66 113.96 1.00 -2 272.78 -19.89 -2 158.81 -18.90
太原城市群 1 826.47 35.61 1 162.01 22.66 85.86 1.67 578.60 11.28 664.46 12.96
关中平原城市群 3 357.41 25.57 2 974.83 22.66 -107.46 -0.82 490.04 3.73 382.58 2.91
中原城市群 7 005.41 27.73 5 723.72 22.66 -421.04 -1.67 1 702.73 6.74 1 281.70 5.07
山东半岛城市群 5 149.67 22.17 5 263.47 22.66 292.50 1.26 -406.30 -1.75 -113.80 -0.49

2.2.4 黄河流域上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双优势格局有所转变，太原城市群产业竞争力由劣转优，关中平原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具备产业竞争力优势，山东半岛城市群具备产业结构优势

以表5为基础，图5展示了前后两阶段七大沿黄城市群依据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偏离增率分布的散点图。2009—2013年，黄河流域上游的三个城市群具备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双优势，太原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只有产业结构具有优势，关中平原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仅有产业竞争力优势；2014—2018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产业链配套较不完备的黄河流域上游城市群逐渐失去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双优势，但兰西城市群和呼包鄂榆城市群仍然保持良好的产业结构优势，同时宁夏沿黄城市群的产业竞争力优势依旧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太原城市群在后一阶段的竞争力偏离增率高于七大沿黄城市群的平均水平，产业竞争力优势凸显，从而确保太原城市群在后一阶段仍能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
图5 七大沿黄城市群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偏离增率散点图

Fig.5 Scatter diagrams of the shift-growth rate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even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2.2.5 七大沿黄城市群第三产业结构优势特点十分突出，三次产业的竞争力优势特点各异，宁夏沿黄城市群的三次产业竞争力优势持续保持

表6进一步给出了2009—2018年七大沿黄城市群三次产业的七大城市群分量、结构偏离分量和竞争力分量。从七大城市群分量来看，与前面的结论一致，七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表现为与前一阶段相比，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后一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结构偏离分量来看，2009—2018年来，七大沿黄城市群第三产业的结构优势持续保持，尤其是兰西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后一阶段的结构偏离分量均增长至前一阶段的8.2倍，而产业结构劣势主要集中在第一、二产业，且后一阶段劣势比前一阶段更加明显。从竞争力偏离分量来看，对比前后两个阶段，位于黄河流域上游的兰西城市群的第一、二产业发展速度逐渐落后于七大沿黄城市群的平均水平，虽然第三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得以保持，但增量下降近50亿元；类似地，呼包鄂榆城市群的第二产业也逐渐失去竞争力优势；同期，虽然宁夏沿黄城市群第二产业的竞争力偏离分量由141.43亿元下降到43.15亿元，但三次产业的竞争力优势仍然存在。位于黄河流域中游的太原城市群的产业竞争力优势由第一产业转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关中平原城市群第三产业的竞争力优势也由劣转优。位于黄河流域下游的中原城市群的第二、三产业的竞争力优势始终十分明显，第一产业竞争力劣势程度也有所降低，表现为竞争力偏离分量由-211.13亿元变为-111.86亿元；同期，山东半岛城市群的产业竞争力优势由第三产业向第一、二产业转移。
表6 七大沿黄城市群三次产业的偏离—份额分析

Tab.6 Details of shift-share analysis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the seven major agglomerations along the Yellow River

研究时段 城市群 七大城市群分量（亿元） 结构偏离分量（亿元） 竞争力偏离分量（亿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9—2013 兰西城市群 103.12 502.44 498.77 -24.74 -12.73 42.17 23.75 225.84 75.18
宁夏沿黄城市群 52.19 327.63 249.86 -12.52 -8.30 21.12 8.63 141.43 5.60
呼包鄂榆城市群 133.24 1962.17 1 575.06 -31.97 -49.70 133.16 38.39 122.90 -16.51
太原城市群 86.31 876.59 798.47 -20.71 -22.20 67.50 2.08 146.50 -246.84
关中平原城市群 411.67 1 853.18 1 603.02 -98.77 -46.94 135.52 183.86 841.54 -289.72
中原城市群 882.96 4 659.99 2 530.97 -211.85 -118.03 213.97 -211.13 99.13 174.63
山东半岛城市群 444.87 4 256.32 3 070.60 -106.74 -107.81 259.59 -45.58 -1 577.33 297.67
2014—2018 兰西城市群 70.21 378.26 426.38 -67.36 -208.78 345.06 -2.16 -244.28 25.24
宁夏沿黄城市群 33.10 268.52 181.92 -31.75 -148.21 147.22 28.24 43.15 57.52
呼包鄂榆城市群 90.42 1 337.72 1 160.40 -86.75 -738.36 939.08 68.37 -934.95 -1 406.20
太原城市群 56.39 554.49 551.13 -54.10 -306.06 446.01 -9.29 440.14 147.75
关中平原城市群 300.00 1 457.73 1 217.10 -287.82 -804.60 984.97 18.36 41.53 430.16
中原城市群 506.52 3 054.01 2 163.19 -485.96 -1 685.68 1 750.61 -111.86 585.94 1 228.64
山东半岛城市群 262.73 2 572.97 2 427.77 -252.07 -1 420.17 1 964.73 8.34 68.46 -483.10

2.2.6 黄河流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发展大多呈向好趋势，外边缘城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双劣势问题突出，都市圈格局基本形成

从黄河流域各城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偏离分量的空间分布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图6），2009—2013年，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双优势区域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上中游的中心城市、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和乌海及山西的部分城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双劣势区域主要分布在河南和山东的部分城市、山西的临汾和运城、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和巴彦淖尔以及宁夏的石嘴山市。单独观察产业结构或竞争力的优劣势分布发现，除中心城市外，产业结构优势区域主要分布在山西和内蒙古的部分城市，而黄河流域上中游的绝大部分城市具有较强的产业竞争力。2014—2018年，除西宁和呼和浩特外，中心城市均为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双优势区域，且其邻近城市逐渐获得产业结构优势或竞争力优势，而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外边缘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竞争力情况有所恶化，表明黄河流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虽然得到了有效发挥，但也存在着一定的“虹吸效应”，都市圈格局基本形成。对比前一阶段发现，青海的产业结构劣势问题依然严重，而甘肃的产业结构优势逐渐显现，产业竞争力优势区域分布逐渐由西向东转移。
图6 黄河流域73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的优劣势分布

Fig.6 Distributions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73 citi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3 结论与启示

3.1 主要结论

本文在综合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法、偏离—份额分析法和GIS分析技术的基础上，从三个不同空间尺度分析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得出如下两个角度的结论。
基于泰尔指数分解法的分析发现：第一，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内经济差异对黄河流域总体差异的贡献超八成，黄河流域下游内的经济差异最大，上游次之，中游最小，且绝对差异呈逐年缩小态势；第二，七大沿黄城市群间经济差异对七大沿黄城市群总体差异的贡献近九成，黄河流域下游城市群内的经济差异最大；第三，黄河流域城市间的经济差异逐年缩小，前五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态势较后五年减缓更多。
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分析发现：第一，黄河流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三产业的拉动，其中黄河流域中游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下游后来居上，上游后劲不足；第二，黄河流域上游失去产业竞争力优势，中游失去产业结构优势，下游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由劣转优；第三，黄河流域上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双优势格局有所转变，太原城市群产业竞争力由劣转优，关中平原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具备产业竞争力优势，山东半岛城市群具备产业结构优势，其中宁夏沿黄城市群的三次产业竞争力优势持续保持；第四，黄河流域中心城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发展大多呈向好趋势，外边缘城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双劣势问题突出，都市圈格局基本形成。

3.2 主要政策启示

黄河流域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综合体，发展对策的采取和实施不能“一刀切”，应从上中下游、城市群和城市等多个空间尺度协同推进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一，鼓励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在提升自身发展质量的同时寻求联动发展，加强上中下游区域的分工与合作。生态环境脆弱的上游地区应在严守开发红线的前提下合理进行产业布局，自然资源密集的中游地区应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步伐，地理区位优越的下游地区应积极寻求集聚集约发展，优化产业布局。黄河上中下游区域应积极加强经济联系，重视发挥竞争优势，力求形成优势互补、布局合理的现代产业分工体系。
第二，支持重点发展黄河流域下游城市群和培育发展黄河流域上中游城市群，提高城市群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黄河下游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较为成熟，应充分发挥城市群内部各个城市间的协同发展作用，缩小城市群内的经济差异，同时加强与上中游城市群间的合作与互助，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步伐，完善产业链的整合和布局。
第三，重视培育和发展黄河流域欠发达省份的中心城市，提高中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西宁、兰州和呼和浩特等中心城市应重视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加快产业的调整和升级，提高有限资源的利用率，进而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缩小黄河流域城市间的发展差异。
由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最近才提出的一个国家战略，本文的研究尚存在局限性。一是衡量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演变特征的研究方法较为简单，日后可尝试较新的其他方法对黄河流域的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再评价；二是以充分考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黄河的关联性为原则，未将9省区的全部地市列入研究范围，也因此省去了省份尺度层面的研究，待《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后可进行深入研究；三是区域经济差异现象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是对相关研究进行补充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这些是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的未来研究方向。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习近平.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19(20):4-11.

[2]
习近平.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EB/OL]. www.gov.cn/xinwen/2020-01/03/content_5466363.htm, 2020-01-03.

[3]
张学波, 于伟, 张亚利, 等. 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18, 73(10):1985-2 000.

[4]
戴其文, 魏也华, 宁越敏. 欠发达省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J]. 经济地理, 2015, 35(2):14-21,29.

[5]
覃成林, 崔聪慧. 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发展水平评估及其提升策略[J]. 改革, 2019(2):56-63.

[6]
茹乐峰, 张改素, 丁志伟, 等. 我国西部地区市域经济的时空差异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4, 33(2):54-59,134.

[7]
纪小美, 付业勤, 陶卓民, 等. 福建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与变迁机制[J]. 经济地理, 2016, 36(2):36-44.

[8]
丁志伟, 黄逦茗, 谢慧钰, 等. 中原城市群镇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9, 39(11):60-68.

[9]
丁志国, 张洋, 高启然. 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因素识别[J]. 中国农村经济, 2014(3):4-13,26.

[10]
王冰, 程婷. 中国中部六大城市群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和收敛性[J]. 城市问题, 2015(3):11-17,104.

[11]
王青, 金春. 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定量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11):77-94.

[12]
晁静, 赵新正, 李同昇, 等.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经济差异演变及影响因素——基于多源灯光数据的比较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5):92-100.

[13]
王喜, 秦耀辰, 鲁丰先, 等. 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省份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3, 32(4):505-513.

DOI

[14]
王开泳, 张鹏岩, 丁旭生.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的时空分异与R/S分析[J]. 地理科学, 2014, 34(3):295-301.

DOI

[15]
周晓艳, 郝慧迪, 叶信岳, 等. 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分析[J]. 人文地理, 2016, 31(5):119-125.

[16]
刘海龙, 张研, 李丽琴. 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及时空演变机制分析[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1(2):170-176.

[17]
刘晨光, 乔家君. 黄河流域农村经济差异及空间演化[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11):1329-1 339.

[18]
Proost S, Thisse J F. What can be learned from spatial econom-ics?[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9, 57(3):575-643.

DOI

[19]
盖美, 张丽平, 田成诗. 环渤海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演变[J]. 经济地理, 2013, 33(4):22-28.

[20]
张改素, 王发曾, 康珈瑜, 等. 长江经济带县域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17, 37(4):42-51.

[21]
陈利, 朱喜钢, 李小虎. 基于产业结构视角的云南省县域经济差异研究[J]. 地理科学, 2016, 36(3):384-392.

DOI

[22]
安景文, 李松林, 梁志霞, 等. 产业结构视角下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差异测度[J]. 城市问题, 2018(9):48-54.

[23]
李敏纳, 蔡舒, 覃成林. 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态势分析[J]. 经济地理, 2011, 31(3):379-419.

[24]
周晓艳, 郝慧迪, 叶信岳, 等. 黄河流域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分析[J]. 人文地理, 2016, 31(5):119-125.

[25]
Theil H.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67:185-188.

[26]
黄顺魁, 王裕瑾, 张可云. 中国制造业八大区域转移分析——基于偏离—份额分析[J]. 经济地理, 2013, 33(12):90-96.

[27]
张可云, 周庆. 基于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方法的湖南省产业结构及竞争力水平分析[J]. 湖湘论坛, 2012, 25(1):55-60.

[28]
张林, 赵乾安. 基于SSSM的中国区域创新主体结构演进[J]. 经济地理, 2019, 39(4):136-145.

[29]
Creamer D. Shift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in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national resources[M].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30]
Dingel J I, Miscio A, Davis D R. Cities,lights,and skill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https://doi.org/10.1016/j.jue.2019.0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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