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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geography >

2021 , Vol. 41 >Issue 2: 23 - 34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2.003

Review on Study of Regional New Path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 SU Can , 1, 2 ,
  • ZENG Gang , 1, 2, ※
Expand
  • 1.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 2. School of Urban & Regional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4-18

  Revised date: 2020-11-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4-01

Fold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law and mechanism of regional new path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is topic has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e theory of regional window opportunity,the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and path branching,and then develope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the new path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types of regions. So far there has been littl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subject.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research on new development path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and consider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framework based on endogenous and enterprise-driven path development process is too narrow to cover the complete evolutionary process. With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regional paths,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bsorbs and intergrates the advantages of relevant theories in the fields of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institu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transformation research and social expectancy.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an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framework,it puts forward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focusing on the multi-agent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s from the multi-scale environment; incorporating future expectations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considering path relationships,in order to deepen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how new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region are emerging.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path development; path creation; location; path dependence; emerging industries

Cite this article

SU Can , ZENG Gang . Review on Study of Regional New Path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2) : 23 -34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2.003

区域新的增长路径在抵消老工业和专业化的停滞和衰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已成为广泛共识。随着全球新一轮的技术革命的出现，各国以及各区域都在抢占新兴产业制高点，争相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同时老工业区的衰落引发经济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在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的压力下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促使区域面临新产业路径发展的挑战。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关注“如何以及在何处出现新的区域产业路径”“为何某些新路径会成长并发展为成熟的路径，而某些路径不会发展成熟甚至逐渐消失”“哪种政策最适合培育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等问题。新发展路径的形成逐渐成为经济地理学中重要的研究议题。对此，源于1990年代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时间与空间相结合，同相关学科为理解区域经济如何随着时间变化以及新路径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新的见解[1-2]。
区域新产业路径发展是指一个地区新经济活动的出现和发展[3]，对此，目前学术界还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概念。一些学者使用“新路径发展”来表示新兴产业的兴起，将其发展机制分为路径导入、分支和不相关多样化、路径更新等，路径创造是其中一种类型。而一些学者如Martin等则采用“路径创造”的概念来指代新的发展路径，其中新路径来源涉及本土创造、一致性、多样性、移植、相关产业多样化以及现有产业的升级等[1]。Steen等认为如果一个地区包含一系列功能相关的企业、支持性参与者和制度，它们在出现后实现合法化，并且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正在开发新流程和新产品，那么该地区就被认为创建了一条新的路径[4]。本文使用“新路径发展”一词来表示区域新路径的发展过程。
尽管人们对区域新路径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并且演化经济地理学在解释新的产业发展道路的出现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相对来说该主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当前强调历史轨迹和以企业为主导的观点在新路径发展的产生方式和来源方面并未得到充分解释，有许多问题尚待充分探讨，因此仍需要进行更多的概念和实证研究来填补研究空白。
本文对演化经济地理学中解释有关新产业路径如何随时间发展的基本观点与研究进展进行述评，以更好地理解可能促进或阻碍现有产业路径的更新和新路径增长的更广泛且复杂的过程、机制和制度环境。确定当前演化经济地理学对区域新路径发展的关键局限性，并针对当前的研究提出未来在以下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①明确各类参与者在区域新路径发展中的作用；②重视制度环境对于新路径发展的重要影响，关注各类参与者与制度环境的相互作用；③将多尺度空间关系纳入到研究框架中，扩展已有路径之间以及已有路径与新路径之间的关系，并考虑新路径之间的关系；④强化研究过程的动态性，关注未来期望在新路径形成中的作用。

1 新路径发展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

1.1 区位机会窗口理论

自1960年代开始西方老工业区面临着去工业化和失业的严重问题。为解决老工业区衰落和新产业区兴起这一问题，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区位机会窗口（WLO）框架解释了新兴产业本土化模式的相对空间不确定性，该理论框架在当时与新产业区的经验观察相吻合[5]。区位机会窗口认为只要满足一系列通用条件（例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新的产业发展路径的出现就相对开放，因为尚不存在可以将新兴产业吸引到特定位置的特定行业机构，并且在一个国家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基本机构[3]。该理论框架存在一个前提假设，即以激进技术为基础的新兴产业具有独特的要求，以至于任何先前存在的区位条件都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即新兴产业的本土化与先前存在的产业结构相互独立。当新兴行业在大量地区中找到合适位置之前，企业会经历一个“区位自由”的阶段，因为新兴产业的领先企业更依赖于自身能力创造或吸引有利的地理区位条件和环境，而不是依靠一个地区现有环境所提供的特定初始条件，最终企业的区位选择往往受到偶然事件的影响。区位机会窗口的总体论点是对新兴产业本土化的高度空间不确定性。实际上区位自由是有限的，并未发现在相对未被工业化的地区发展出新兴产业，现实实践以及对机会事件的过度关注使得区位机会窗口理论受到批判。

1.2 路径依赖理论与区域分支理论

1990年代经济地理学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上以广义达尔文主义、路径依赖理论和复杂性理论为支撑逐渐发展出演化经济地理学。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路径依赖理论认为技术、企业、行业、地方和区域的发展轨迹受到其历史过程的制约[6]，并将机会和外来冲击视为新路径创建的源头。规范路径依赖理论对于偶然性、自我强化和锁定的强调未能为现有路径的变化以及新产业发展路径的出现提供充分解释[7]，因此经济地理学家不再局限于路径依赖，而是进一步探究新路径如何出现[1]。Garud等率先展开路径创造的争论，反驳了新兴产业最初偶然产生的观点，认为企业家和其他行为者从战略和思想行动上偏离了既定路径从而开辟了新的路径[8]。
随后，演化经济地理学者Frenken等运用“区域分支”的演化比喻来说明新路径通过区域内已有产业结构的分支过程创建[9]。该理论突出了内源性因素和机制，从认知邻近的角度出发，指出新的区域增长道路并非从零开始，而是扎根于该地区的历史经济结构中。其基本逻辑是知识倾向于在空间邻近处溢出，技术相关性被认为是认知邻近与距离之间的适当平衡，直接影响知识溢出效果，企业通过本地知识共享和转移更容易进入基于相似资源或能力并具有技术相关性的行业[10]。区域分支可以通过企业多元化、劳动力流动、社会网络和企业家活动（如衍生企业、初创企业）等形式而发生。区域分支的过程也被称为相关多样化，与之相对应的是不相关多样化。尽管早期区域分支理论着重强调了技术相关性，但最近已逐渐开始建立对该概念更广泛的理解，从仅关注区域多样化本身发展到开始关注区域多样化的驱动因素[11]。目前对于相关与不相关多样化的绝对划分法无法全部概括区域新路径形成的所有机制，因此该二分法仍存在异议，有学者提出可以将相关性视为一个连续变量[12]。
理论与部分实证研究表明不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上，与相关多样化相比，区域不相关多样化的情况并不普遍，并且只能在发展的某些阶段发展。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现实中一些区域并没有遵循区域分支理论所阐述的逻辑，例如在部分以传统能源行业为主的老工业区，在政府的干预下发展出新能源行业，该行业与区域中原有产业基础并不相关[13]。贺灿飞对我国产品空间进行研究后发现东中和东北地区的产品空间演化受到技术关联的影响，而西部地区的新产业与原有产业没有表现出较大关联[14]。
区域分支理论的观点被认为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局限性：首先，产生分支的机制仍不清楚[15]，形成分支的社会代理形式[16]、不同的分支机制如何导致知识转移到新领域以及新旧知识如何结合在一起等方面受到质疑[17]。第二，过度关注基于知识的认知邻近，忽视了新产业形成过程中的非知识过程[18]，如获取金融投资、将新技术嵌入到现有技术体制结构中等[19]。第三，对区域多样化的微观视角不应局限于经济主体（如公司和企业家）作为变革的唯一推动者。没有对其他参与者如外国公司、大学、研究机构、政策参与者等以及经济活动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20-21]。第四，强调本地条件和过程的重要性是建立在内源性和企业驱动的路径发展过程的过于狭义的概念化模型上，尽管最近的一些研究已经扩展了区域外联系和参与者[18]，对于外生资源与力量（如全球性的技术革新等）如何引导新路径发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为什么不同类型的区域和创新系统之间存在差异，仍然知之甚少。

1.3 不同类型区域的新路径发展机制

1.3.1 不同类型区域新路径发展的条件与特点

由于区域创新系统（RIS）的方法综合考虑了区域的产业结构、知识流网络与组织、多类型行为主体互动以及制度等因素[22]，近期部分学者在演化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创新系统概念之间建立了联系，以更好地理解某些区域特定类型路径变化的出现，以及区域特征对路径更新和创造的影响等问题[23-24]。
Isaksen等根据组织厚度和行业专业化程度将区域分为三类，并认为由于内生潜力的显著差异以及吸引和吸收外来资源的能力不同，各地区发展新产业路径的先决条件和能力各不相同[25]，具体内容见表1。也有学者将区域划分成两种类型，分别是核心地区和边缘区域来研究区域新路径发展的特点[26]。这两种分类方法均旨在理解区域创新系统的质量和类型如何影响区域内产业的发展路径。以往区域路径发展的概念主要基于大城市地区的经验，事实证明在欠发达的边缘地区也出现了新的产业发展道路并持续发展，这些地区往往不具备产业内生能力，与核心地区在产业结构、创新类型、社会资本、支持性机构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边缘地区的新路径发展逐渐受到关注。对于不同类型区域创新系统的划分，弥补了当前区域新产业发展模型在边缘地区的认识不足。考虑到不同类型区域的优缺点与基础条件，Isaksen提出应针对特定问题和需求对特定类型区域制定相应的创新政策[27]。
表1 不同类型区域特点和新路径发展的条件

Tab.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gion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ath

区域类型 组织密集且多样化的RIS 组织密集的专业化RIS 组织薄的RIS
特征 强大的组织及多样化行业，不具有专业性 强大的专业化产业结构 具有一些薄弱组织
典型地区 大都市区、创新中心 旧工业区、专业集群 农村或落后地区、周边地区
路径发展有利条件 创新支持组织多，
具备内生产业分化能力；
强大的吸引区外新技能的能力		 强大的社会资本；
有限的知识库；
成熟的产业基础；
较强的专业化服务能力		 -
路径发展的挑战 需要维持其强大的能力；
新路径较多，缺乏重点新产业；环境难以适应新兴领域		 内源性转化能力有限；
吸收区域外知识的能力较低；制度相对僵化		 创新能力弱；
生产基础设施薄弱
常见路径发展形式 路径升级
路径分支
路径创建		 路径扩展
路径升级		 路径扩展
路径导入
对应的政策措施 决策者确定最有前途的领域并提供支持；改变环境以适应新兴产业的要求；强化各类参与者的创新能力 刺激路径扩展和升级的干预措施，加强外部联系，将外生动力作为转型的关键来源 加强外部联系，在本地企业间建立网络，增强企业的吸收能力，培养领先企业

资料来源：根据Isaksen、Trippl、Chen等学者相关文献总结整理[23⇓⇓⇓⇓-28]。

新兴产业倾向于在组织密集且多样化的核心地区兴起，这些区域具有数量众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以及丰富的熟练劳动力与社会资本等，存在大量解析型知识。因此目前大多数研究都指出新兴产业主要是从核心区域中已有知识组织和以科学为基础的解析型产业中产生分支或实现路径创造。但在新路径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维持其强大的能力，基础设施需要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新的变化，同时过多的创新可能会导致区域缺乏产业发展的重点，对于资源的争夺可能会限制新兴产业达到临界规模。因此对于核心区域来说政策制定者需要选择最有前途的新研究领域并进行投资以及为适应新的行业需求而进行制度重构。边缘地区在推动创新和增长方面有利条件较少，新路径发展的内生动力较弱，表现出研发和创新水平低、知识和支持性组织的结构薄弱且专业化程度较低的特点[26]。
组织厚度较高且专业化的区域往往已经形成强大的专业化产业集群，缺乏刺激新的产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产业、知识基础、支持性组织，通过知识重组创新的可能性较小，由于认知和政治锁定容易产生停滞衰退。组织薄的区域缺乏大学或科研机构、产业集群较弱，本地知识较少，通常以传统产业和基于资源的行业的中小企业为主导，新路径发展的限制性条件较多。对于位于相对边缘区域的企业来说，本地知识来源似乎相对不那么重要，本地大学为其提供熟练劳动力，而不是创新的场所或产品创意或溢出效应的来源。为了维持较高的创新率，政策制定者需要使该区域与位于较高级别地区的参与者建立联系，同时强化其知识溢出，使其真正融入本地产业环境并作出贡献。Isaksen选择挪威一个组织薄弱和边缘地区为案例进行了研究，该区域人口增长缓慢，没有大学和研发机构，其路径创造过程是由外部投资、外部知识和技术的流入以及符合政府产业政策来开发当地的自然资源即水利发电所发起的[27]。Aslesen对挪威组织密集且专业化的区域中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跨国公司的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跨国公司这些地区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制度化合作与协作，能带来路径扩展和路径更新[28]。

1.3.2 新路径发展不同形式与机制

随着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对于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或相关与不相关多样化的二分法难以反映新路径发展的不同来源与机制，因此对路径发展的不同形式进行了区分，以明确路径扩展、路径升级、路径分支、路径导入和路径创建之间的区别[29]。表2总结了区域产业路径发展的主要形式和机制。
表2 区域路径发展的几种形式和机制

Tab.2 Forms and mechanisms of regional path development

形式 机制 路径发展的关键来源与制约条件
路径扩展 在现有行业中渐进式创新 产生或获取新的补充知识的机会有限，容易导致停滞和衰落
路径升级 路径内的重大变化，即现有路径向新方向转变 注入新技术或重大组织变革；开发更高级的功能、更专业的技能等为基础的增值过程来提高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28]；与符号知识的整合推动成熟产业中利基市场的发展[29]
路径分支 在现有行业的能力和知识的基础上多元化发展出新的相关行业 现有企业重新配置现有资产向相关领域和行业多样化，基于现有行业能力建立新公司
路径导入 建立该地区新的成熟的产业，且与现有产业无关 非本地公司进入，具有本地不具备能力的技术人才的流入或与遥远来源的创新伙伴建立关系，非本地公司的对内投资通常视为关键途径
路径创建 全新行业的出现和发展 基于根本性新技术和科学发现或新业务、用户驱动型创新和社会创新的搜索过程的结果，代表了变革的根本形式

资料来源：根据Isaksen、Grillitsch、MacKinnon等学者相关文献总结整理。

路径升级通过向现有行业部门添加新知识而产生，路径分支是现有知识与新动员知识相结合的结果。尽管路径升级、路径分支和路径导入都依赖于现有知识和新知识，但路径扩展和路径升级仍保留在现有行业中，而路径导入则创造了区域内的新部门。路径升级和路径分支中现有知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路径导入和路径创建主要基于新知识而不是现有知识。路径导入是一种新兴产业的兴起，该产业几乎完全从该地区以外引进的新知识组成。路径创建涉及基于科学发现、新商业模式或社会创新商业化的全新产业的发展。路径导入与新路径创建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该地区的新知识和新产业，而后者产生的是世界范围内的新知识和新行业[27]。不同路径发展的机制有明显的差异但各种形式在区域内可以会同时存在。
自演化经济地理学发展之初就将知识和技术的产生和传播视为路径演化的核心。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中，知识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编码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区别过于简单以至于难以解释这种日益增加的复杂性，并且无法充分了解知识创造、学习和新路径创造的地理模式。知识库的方法有助于分析不同类型的知识和过程与特定区域的新路径发展的关系，超越了部门和地区的创新方法，并侧重于企业、行业和区域内知识创造和知识组合的微观动态。通过区分解析、合成和符号型知识，能够详细说明这些知识类型与不同的创新模式和实践之间的关系。Isaksen等引用知识库的概念来分析新的区域产业路径的演变，区分了路径创建的解析路径和合成路径，研究认为奥地利的软件和ICT行业路径创建的来源和关键参与者是通过建立大学机构而流入解析型知识，而挪威的电子和软件行业则是通过建立分支工厂和从该地区以外招聘工程师来吸收合成型知识[26]。不同知识库的组合以及不同行业的交叉刺激是新路径发展的重要来源[33]。知识库的新组合尤其是在涉及符号知识的情况下，作为新路径开发的来源似乎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高科技、传统纺织品和时尚的融合代表了基于解析、合成和符号知识库的不相关组合的路径多样化，能够制造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产品且具有可持续性。

2 区域新路径发展的研究趋势与展望

近几年演化经济地理学在理解新路径如何在区域环境中发展已取得较大进展，但新路径的兴起过程仍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理解新路径发展过程需要更多地关注各种参与者、制度和环境条件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有学者认为新路径发展过程涉及知识生产和传播、创业试验、资源动员、搜索、市场形成、合法性的建立以及积极的外部性的建立[34]。由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过于强调区域产业基础与结构对于新路径发展方面的作用，以企业为主体的内生分析框架难以解释现实实践中的问题并涵盖完整的演化过程，而不同理论学派在新路径发展方面的解释力不同，出现了演化经济地理学与其他领域理论相融合的趋势，包括关系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地理学、地理政治经济学中社会转型、期望社会学等，以更好地解决现存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局限性，深化对新路径的理解[35]。例如关系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下多地理尺度研究能够超越演化经济地理学下尺度单一局限性。社会技术转型理论提供了认识技术变化以及已建立的行业与新产业或技术之间关系的分析工具，突出了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未曾受到重视的创新和路径创造的突破性形式，并关注在新兴路径的合法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地理学者的关注[36]，能够更好地理解区域新技术发展的社会过程以及多主体在该过程中发挥的能动性。期望社会学着重于研究期望和愿景在创新、战略和资源动员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有助于理解新路径形成过程如何由行为者对未来的期望来塑造的，到目前为止还较少被考虑到经济地理学中。
图1总结了融合其他理论学派优势的区域新路径发展的理论结构框架，涵盖了其行为主体、时空尺度、演化机制、过程以及研究方法与实践应用。对于区域新路径发展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以案例研究为主，这种方法相对定量模型来说能够解释背后的微观动态与内在机理。对于案例的选取，通常具有国际意义，同时也可以解决国际和地区层面的市场需求和社会挑战，尤其以能源行业较为突出，这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而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有密切关系。定量研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它们不符合现有的产业分类方案（例如标准产业分类SIC）代码，从而使此类数据不适用于定量研究方法，目前定量研究多以产品、企业和产业对研究对象。
图1 区域新路径发展理论结构框架图

Fig.1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regional new path development

2.1 具有能动性的多参与者

迄今为止，演化经济地理学一直将新路径发展理解为主要由企业驱动并强调在现有技术相关基础上进行知识重组的过程。复杂环境中新路径发展是不同类型的参与者、网络、制度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37]。虽然非企业行为者（如研发机构、政府机构、中介机构等）在新路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却较少受到关注。例如国家通过扮演多种角色（例如生产者，监管者，购买者）对路径依赖和新路径开发的空间维度产生重大影响，政策参与者在支持组织和法规创造和传播知识、筹集资金和其他资源、规范市场准入、创造合法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31]。因此需要更全面地了解多参与者中关键角色的特征及其如何与区域环境相互作用以实现区域新路径的发展，超越以企业为中心的解释展开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Binz提出区域新路径的形成涉及新知识与技术的产生、利基市场的形成、动员获得金融投资、产品与技术合法化这四个过程[19]。不同类别参与者可以有多个角色，角色变化的范围取决于许多因素，代理的概念超越了对不同参与者直接按照类别进行划分的方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考虑了改变现有区域环境中参与者的角色。代理被定义为产生特定影响的行为者的行动或干预[38]。Grillitsch等将推动区域增长路径的主要代理（agency）形式分为创新型企业或企业家（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制度创业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道路拥护者（path advocates）[39]。创新型企业或企业家是当前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中被认为起主导作用的那些创新性公司或在现有公司中发起新活动并有可能创造新增长路径的参与者。制度创业者的概念最早由DiMaggio提出，指的是不遵循当前制度，为建立制度或改造现有制度而动员资源、能力和权力的参与者[40]。道路拥护者是通过集体愿景或期望的发展以吸引跨越不同组织的其他参与者[41]。Holmen对挪威西海岸智能护理和海上清洁技术这两个新路径早期形成中代理的作用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家是新路径发展初期的重要触发者和推动者，但仅此还不够，企业家代理和机构代理的共同利益和强烈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推进新路径的发展至关重要[42]。
由于突破性创新难以在以主流社会技术制度和现有利益为主导的选择环境中竞争[43]，在转型时期在位政权参与者可能会抵制变革，因此利基最初的保护被认为必不可少。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未曾得到重视的创新和创造路径的突破性形式，可以通过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合法化过程来强化理解。企业家、技术人员、游说团体、政策制定者等促进新兴技术发展的主要参与者通过运用技术评估、产品测试和游说等活动来赋予利基创新的意义[44]，并获得广泛的合法性和支持。虽然支持或限制创新的法律和法规只能由具有监管权的国家行为者提出，但路径倡导者试图通过游说来影响这样一点。这些游说活动通常侧重于引入政策来创建市场利基，以保护新兴市场免受现有技术竞争的影响[45]。Miorner对瑞典斯堪尼亚地区数字游戏产业的研究发现，虽然该地区面临年轻技术人才供应不足、缺乏对该行业的相关资金政策等支持服务等制约因素，但关键参与者的行为使得限制新发展路径发展的区域环境转变为有利的环境[22]。
尽管代理是越来越多的概念讨论的主题，但对它如何真正促进创造路径的实证研究仍然很少。在新路径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代理的角色是相互交织且不断变化的。首先，需要了解代理在新路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不同代理角色的组合。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各角色参与者在不同类型区域（例如核心相对于外围区域）、各行业、各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制度环境（例如自由市场经济与协调型市场经济）中的特点差异以及对于新路径开发中的作用进一步展开。对于不同类型的区域来说，创新型企业家在多样化的大都市地区相对专业化地区更加突出。同时在不同新路径发展中占主导作用的代理不同，例如MacKinnon研究发现创新型企业家是柏林创意与文化产业的主要推动者，而制度创业者在匹兹堡的后工业化转型中高科技行业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41]。目前创新型企业家和制度创业参与者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也尚不清楚。不具备核心区域所拥有的产业内生能力的边缘区域，政府与外部区域资源的链接往往在路径导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6]。其次，区域环境不仅是过去的被动反映，同时也由参与者有目的的行为而发生改变[47]，需要更多的概念和实证研究来更好地了解变化的关键参与者在何时、为何以及如何影响区域环境，从而为发展新的产业增长路径建立更有利的条件。

2.2 制度环境

尽管一直以来制度在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对于区域新路径发展的研究却没有充分意识到制度的重要性[48]，仍然存在重大研究空白。鉴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这一局限性，一些学者建议借鉴地理政治经济学，更详细地讨论制度与新路径发展之间的关系。参与者被嵌入到多尺度的制度环境中，从而实现并限制他们的行动和策略。新的产业发展路径的成长通常需要对区域组织和制度环境进行重大重组。虽然制度通常被认为是稳定与秩序的根源，但路径的创建通常涉及制度的适应和变化[7]。制度指的是“经济主体之间在规则和法规基础上发展的相关且相对稳定的社会互动”[49]。僵化的制度环境中现有企业和政策制定往往会保护其既得利益，这往往出现在专业化的区域中。多样化的区域中包容性的制度环境为尝试新事物提供了有利的环境[50]。Boschma等比较23个发达国家的体制结构表明，以自由市场制度为特征的国家更有可能进行不相关的活动，因为这些国家更自由地尝试资本和劳动力，而遵循更严格指导方针的协调市场经济通常会分散到相关活动中，因为这些经济体效仿了过去已被证明成功的做法[51]。
在制度层面也可能发现新路径发展的障碍。政治锁定可能会导致倾向于支持既有参与者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支持新的发展。趋于缓慢的制度变化可能会阻碍新的经济发展进程。某些规制、规范和文化认知机构可能因其性质而阻碍新的路径发展进程。这包括企业行为者和公共当局之间缺乏理解，以及新行为者对未来发展前景和对新道路的政策支持的不确定性[21]。尽管制度环境可能会对新路径的发展产生阻碍，但参与者通过行动可以适应和改变制度环境，起初演化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静态的制度环境对区域新产业发展的影响，没有考虑到行为者与制度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引发的协同演化。
关键行为者的特征与区域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了权力和利益的问题，即关键角色所拥有的不同权力类型与影响区域环境所采用的变化模式之间的关系。Miörner将区域制度和组织环境的变化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在支持结构中创建新元素即分层（Layering）以及现有支持组织和制度的适应（Adaptation）和创新应用（Novel application）[22]。制度参与者的权力形式涉及围绕特定制度变革以某些故事情节、理念等引导理性思考的解释性权力、消除沟通和协作障碍的力量的网络性权力以及采取行动建立正式制度的制度权力[52]。具有较高权力的角色可以引入新制度、建立新组织来参与分层过程，而缺乏这种权力的角色只能依靠适应改变现有制度环境，或者通过战略性和创造性地利用资源使用现有政策工具。对制度环境的更深刻认识可以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对区域产业变革提供更多层次的解释，但当前对制度变化与新路径发展这一问题仍以理论研究为主，亟需开展大规模实证研究。

2.3 多尺度空间关系与路径间关系

2.3.1 多尺度空间关系与外源性因素

当前全球价值链的重组和创新组织的改变使创新环境变得愈加开放，在为创新和发展活动寻找知识和其他资源时，个人和组织越来越多地在多个地理尺度上运作，外部知识在创新过程中越来越重要，因此不应掩盖区域和全球过程的相互作用。关系经济地理学能够更好地解释不同尺度上的制度、权力及其社会关系。现有文献尚未充分探索区域中参与者如何在各种空间尺度上动员资源发展路径的过程，低估了非本地来源和影响。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关注区域外资源在区域产业路径发展中的作用[3,14,19,24,53]。实际上，各地区对非本地资源的需求以及吸引和吸收其他地区知识的能力有所不同。演化经济地理学当前的研究将区域新路径的出现视为本地的自我强化发展过程，该概念方法所描述的理想条件主要存在于拥有大量创新企业与企业家以及知识溢出的核心地区，而边缘地区缺乏这样的前提条件，因此需要将新产业发展的外源性以及关键参与者（包括政策参与者）采取的跨尺度的积极行动纳入到研究框架中[2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外部资本、知识和资源，形成了依托外生资源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将区域内外的资源力量联系组织起来以更好地利用外部力量[18]。同时我国1994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国家与地方两级制度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可忽视[53]。
区域内的参与者不限于仅在区域这一尺度范围内使用可用资源，他们采取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劳动力流动、知识流动、联合研究与开发（R&D）项目以及外来政策的影响等在内的不同的形式将新的思想、技术、知识和创业资本从区域外引入[54]，并且可能通过持续的知识吸收过程逐渐转变为内生资源。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尝试对不发达地区新产业路径兴起进行研究，证明了外来资源以及外部联系通常对于外围和后发地区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有可能通过创造更多技术先进的增长路径使他们跃升[55]，例如创新企业从外部涌入以及其他形式的外部知识和资源流入[26]。区域是政策实施和试验的空间，也是多层次政策、行动者和制度设置相互作用的场所。制度本质上是多尺度的，国家政策在塑造不同行业的转型战略和监管框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地方和区域政府共同承担着区域发展的责任，地方、区域和国家多尺度的制度相互作用、不断协调以有效地参与区域发展战略。Matti对西班牙风能的多层次政策组合研究显示，虽然欧洲和国家层面在目标和财政支持方面提供了动态的长期前景，但区域政府面临着通过确定区域优先事项和制定跨部门战略来执行当地政策的挑战[56]，其风能行业的加速发展是由不同领域的政策工具（能源、工业和创新）在区域、国家和欧洲层面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多个途径的结果。
关键角色如何在各种空间尺度上寻找并调动资源以引发区域环境的变化是未来应引起更多关注的关键问题。第一，充分认识在不同类型的地区（例如大都市、周边地区和旧工业区）以及不同行业间的新路径开发中，非本地资源和关系的重要性与区别是什么以及如何变化?非本地联系何时能促进新路径的发展，在什么条件下他们会成为新区域路径发展的障碍?参与者和资产的流入和流出如何影响新路径的发展?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某些路径创建过程会更多地受益甚至依赖国内创新系统配置和市场机会，而其他新部门却是通过国际网络兴起的。第二，来自不同地理尺度的资源、资本、知识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对区域产业演化产生影响。但目前尚不清楚区域内部资源与外部力量如何相互作用。第三，多尺度制度环境和政策行动如何影响新路径发展的概念和实证研究很少。非本地制度环境和政策行动以什么方式塑造新的增长路径需要更多地分析，以了解哪些国家与区域制度环境促进或阻碍了新经济活动的出现和增长[3]。Moodysson等研究表明由于欧盟政府机构有权向区域组织分配资源，因此它们强烈影响区域创新战略中优先事项的选择[57]。因此为新的增长路径制定共同的议程不仅取决于动员利益相关者，而且还取决于其他地理级别的利益、机会和权力关系。第四，充分理解跨区域组织发挥的作用，例如跨国公司在多个地理范围内运作，并充当区域和非区域参与者和层次之间的桥梁。近些年大量关于生产和创新全球化、非空间性的重要性和临时性地理邻近以及非本地知识流动的性质等研究已经出现。国际创新网络、国家机构、全球政府机构以及国家和国际行业组织中的合作伙伴可能发挥重要作用，为地区参与者创造或限制了可能性。

2.3.2 路径间关系

关于路径发展的早期研究已认识到区域内发展的多种产业路径是相互依存的，并且在不断发展。区域分支的观点反映了新兴路径与现有产业基础相关的方式，它利用并重组了旧路径中的现有知识和能力。演化经济地理学考虑了新旧路径之间的积极关系，即解释了已有路径如何促进新路径的兴起，例如通过知识溢出、互补的投入产出联系或共同的外部性产生影响，但对于与现有路径相关的哪些因素阻止了新路径的出现知之甚少[4]。实际上现有路径与新兴路径之间可能对稀缺资源（如资金、技术人员或合法性）以及与成熟行业市场占有存在竞争[58]，尤其是对大规模、复杂和相对僵化的行业来说，新路径创建面临较大阻碍。
当前路径间的关系被狭义地概念化为技术或技能相关性，而忽略了不同路径之间可能存在并影响其发展的其他至关重要的联系。本地资产如自然资源、技能、资本等基础与市场都可能与新路径产生关联，有必要探索哪些有利因素使某些活动更有可能在某一地区的其他特定活动中出现。因此相关性的概念应该向制度多样性、市场多样性等方面拓展[59]，同时反思相关与不相关多样化二分法是否足以掌握新路径与旧路径之间的关系。
目前绝大多数概念化和实证案例研究都采取单一路径的观点，忽略了可能在同区域中同时出现的多个新路径之间的潜在关系。不仅是新旧路径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多条新路径之间往往也会以争夺稀缺资产或市场的形式出现竞争关系或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发起制度变革而形成支持性关系[60]。来自不同路径的不同参与者所采取的行动会对新路径间的支持或竞争关系产生影响。大多数企业在向新兴路径分配资源方面相对谨慎，例如在挪威海上风电行业发展过程中在挪威水域发现一个新的重大石油成果使得参与海上风电的大多数挪威公司将直接转向石油和天然气，在探索活动的前景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许多公司减少了对海上风电行业的参与并撤回了资源[4]。未来的工作应寻求更清晰地解释既定路径中的变化动态如何影响与新路径开发相关的强化机制，这与部门成熟度、不确定性水平以及不同市场中的价值创造前景等密切相关，同时更加深刻地认识区域内如何出现多条路径以及路径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在不同背景下进行详细的实证研究，从而指导政策的实施。

2.4 动态视角与未来期望

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时间和历史对于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区域制度和组织结构通常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从而使静态分析不适合掌握其演变。在当前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路径开发的早期阶段通常是基于现有本地资产和功能的分支过程，但这种机制很容易受到变化的环境条件的影响。例如Steen通过对挪威海上风电行业的研究发现用于海上风电产业路径创建的初始环境失去了资源和合法性变为更受约束的条件[4]。Miörner对瑞典斯堪尼亚游戏产业的研究显示由于多参与者的集体努力将缺乏人才、专项资金以及政策支持等约束性环境条件转化成为了能够发展新增长路径的环境[22]。对现有资产的重新利用通常辅以其他活动，这些活动也导致了区域资产基础的改变。在区域多样化的研究中，相关性也需要发展动态的观点，不相关的活动在成功的新组合中将变得相关。因此对路径演变应建立动态观点，结合时间地理学[61]，识别不同时期路径创建所必需的条件和增强机制并解释导致新技术和新产业创造和衰落的过程。
演化经济地理学作出了很多努力来解释惯例和历史如何塑造新路径的发展，但对于期望和愿景的潜在影响却知之甚少。理解发展过程需要被视为同时面向过去和面向未来。在期望社会学的理解中，参与者动员了他们部分过去支持想象中的未来[62]，在资源动员、试验、知识创造、协调网络、建立基础设施以及创建合法性等方面产生影响[63]，使新行业与监管、规范保持一致[19]，在技术发展的初始阶段尤为重要。因此未来是刺激行动的基本机制，理解和解释新道路发展的关键，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期望可能是积极或消极的，同时可能是集体或个人的[64]。但未达到预期的期望如未按照承诺交付的技术可能会导致合法性的丧失，资源和承诺的撤销以及导致参与者丧失信仰并脱离新兴道路[65]，从而浪费资源并削弱发展新道路所需的强化机制的动力。Steen对挪威海上风电部门的研究显示未能实现的预期市场使得开发商和供应商丧失信心并收回了资源，反映了未满足的期望对路径创建的不利影响[4]，同时挪威政府对海上风电行业支持政策和框架条件有关的不确定性也抑制了投资。需要进一步解决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共同的期望、愿景和约定有助于新路径的发展，而在其他情况下会阻碍新路径的发展。通过研究未来期望对参与者策略和活动的影响来扩展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时间观点。

3 总结与政策启示

近些年来区域新路径的形成与发展越来越受到经济地理学者的关注，并逐渐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议题之一。对于该议题的认识经历了以下阶段：从1980年代强调新兴产业空间不确定性的区域机会窗口发展到路径依赖理论，再到本世纪初关注以企业为主体的相关与不相关多样性的区域分支理论。由于源于发达国家核心区域的理论框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相关研究逐渐关注到边缘区域存在着与本区域不相关的新的产业发展路径的出现。如贺灿飞等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往往以不相关多样化的形式发展出新产业，而东部地区则表现出以相关多样化为主[14]。考虑到区域与行业的异质性，相关学者们对于不同的区域的不同路径发展机制进行了探究，将区域划分为组织厚且多样化、组织厚且专业化、组织薄的三类区域，并将新路径的发展机制区分为路径更新、路径升级、路径分支、路径导入和路径创造。
尽管演化经济地理学在认识区域新路径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我们看到其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争议与研究盲区。为了解决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研究的空白领域，逐渐有学者开始尝试融合地理政治经济学、关系经济地理学以及技术转型研究和社会期望学等方面的见解，更好地理解因果关系、过程、机制和参与者在时间和跨空间的相互作用。在批判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增进对经济格局中新兴产业的认识：第一，对区域主体企业参与者的过度关注扩展到非企业参与者，包括大学、研发机构、行业协会、政府等，研究不同行为者的个体与集体行动和策略如何塑造区域新路径的发展过程，同时关注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充分考虑制度环境的重要影响以及参与者与制度环境的互动；第三，开展多尺度的空间研究，考虑外源性资源的影响，并且研究多路径间的竞争与支持关系；第四，以动态的视角看待区域新路径的发展过程，注意区域支持性与限制性条件的转变，并将未来期望的作用纳入到研究框架之中，进而理解发展过程需要被视为同时面向过去和面向未来。
正确认识特定区域新路径的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和机制是政策制定的前提。到目前为止，关于区域新道路发展的研究对国家、制度的作用和协作性社会行动的关注很少[36]，因此难以提供有关政策支持的路径常见范围的见解。在相关多样化理论的基础上，欧盟政府主张区域应该利用其现有能力来识别新产业发展方向，从而在高附加值的活动中发展竞争优势[66]，该类政策又被称为智能专业化，是欧盟创新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智能专业化由于缺乏扎实的实证基础并且对边缘地区无效而被批判为超越理论的政策[67]。现有对于新路径发展的相关研究仍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流，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与市场环境将为丰富新路径发展的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补充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对于进一步完善演化经济地理学对于区域新路径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也有助于为区域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关如何支持新路径开发的更具体、更因地制宜的指导建议。对于何种类型的区域应该采用何种政策手段用于新路径开发的问题，应该在未来的研究议程中占据较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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