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Economic geography >

2021 , Vol. 41 >Issue 7: 50 - 60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7.006

Evaluation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 TU Jianjun , 1 ,
  • KUANG Renrui 2 ,
  • MAO Kai 2 ,
  • LI Nanxi 2
Expand
  •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 2.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00，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5-27

  Revised date: 2021-11-20

  Online published: 2025-03-31

Fold

Abstract

The new era in China is the er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is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structure,rationalization of scale structure,closer and balanced urban links,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conomic,soc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Using fractal econometric model,modified gravity model and entropy method,the development quality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s evaluated.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spatial structure quality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s high,with the appearance of the fractal characteristics,the relatively balanced spatial layout,and good traffic network accessibility of traffic network between cities. 2) The quality of the scale structure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is poor,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immature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 scale structure,lacking middle-ranked cities. Meanwhile,the urban connection still presents a radial non-equilibrium structure. There are "lowland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fringe and inter-provincial border areas,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engdu city and Chongqing main urban area is not yet sufficient. 3) The economic,soc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not synchronize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qualities are particularly high in Chengdu city and main urban area of Chongqing,while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esents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east and low in the southwest". 4) To improve the traffic network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actively cultivate regional central cities,strengthen cross reg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marginal areas and border areas,improve the level of opening up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promote the equalization of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actal theory; modified gravity model; entropy method;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city links; two-city economic circle in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Cite this article

TU Jianjun , KUANG Renrui , MAO Kai , LI Nanxi . Evaluation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7) : 50 -60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7.006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9年的60.60%，经历了由数量推动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的发展历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1]。当前，中国城镇化已进入城市群和都市圈时代，并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阵地、主平台[2]和我国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地域分工的全新地域单元[3]。据统计，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90%，而经济、人口总量已分别占到55.54%和40.05%（2017年）。当前，我国的城市群依然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还存在重数量规模扩张、地区发展不平衡、结构功能不完善、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发展效率不高、发展质量不佳等问题[4⇓⇓-7]。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经验表明，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群可以优化区域发展格局，带动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8]。因此，要持续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成为题中之义，这既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应对全球竞争新格局的必然选择[7]。
成渝城市群位于我国西部和长江上游地区，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是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也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根据2016年公布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制定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要基本建设成为国家级城市群，到2030年实现由国家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的历史性跨越。2020年1月4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战略部署。可以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依托成渝城市群框架的升级版。本文基于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解析，对成渝城市群发展质量现状水平展开评价，有利于认清成渝城市群发展质量现状，并针对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提出对策建议，从而为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决策、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1 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内涵

1.1 文献评述

“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时代面临的新课题。目前，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学意义上讲，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9]，意味着高质量的需求、高质量的供给、高质量的要素配置、高质量的投入产出、高质量的收入分配以及高质量的经济循环[10]，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推动人与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1]。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标准包括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充分性、协调性、创新性、持续性、分享性和稳定性等维度[12]。已有学者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领域多视角[13⇓-15]，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探讨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评价指标体系[16-17]。
学界关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刚起步，已开展了一些有价值的定性探讨[7,18-19]。杨兰桥指出高质量发展的城市群是具有较强影响力和辐射力的城市群，是具有较高运行效率的创新型城市群，是传承创新包容和谐的文化型城市群，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型城市群[7]。许爱萍、涂然等分别从建设智慧城市群、提高城市群均衡性的角度提出了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建议[18-19]。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定量研究主要涉及城市群协调发展[20-21]、城市群一体化[22-23]、城市群可持续发展[24-25]、城市群内部城市发展质量[26-27]等方面。但对什么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如何衡量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等基础性问题尚未形成定论。为此，有必要厘清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外延，探究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本质特征，为开展定量评价建立理论基础。

1.2 内涵探讨

城市群是一定地域范围内，依托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以一个或多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由不同类型、功能以及等级规模的城市所形成的空间相对紧凑、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集合体[28⇓-30]。城市群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30]，不是多个城市的简单组合，而是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区域之间通过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要素流相互作用、不断衍生，形成大中小城市有序竞合的等级体系，是有着复杂的城市体系结构和内部联系的有机体[31]。因此，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城市间联系水平就成为刻画这一城市集合体本质特征最重要的指标。城市是构成城市群的基本单元，对于城市群这一特殊的巨系统而言，其发展质量既可能存在“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放大效应，也可能存在“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干扰抑制效应。因此，对城市群发展质量水平的判断，除了要从城市群空间结构、规模结构、城市联系的整体性和均衡性来看，还要从城市群内部单个城市的发展质量来看，从而可以根据单个城市发展质量水平的高低找到“放大”或“抑制”城市群整体质量发展水平的具体因素与具体城市。由此，本文认为，城市群整体的空间结构、规模结构、城市联系以及单个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质量共同构成了城市群发展质量体系。
①相对均衡的空间结构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基础，是城市群自然、人口、经济、社会等要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在地域空间上的重要表征。城市群空间结构本质上是一个区域的城市体系空间结构[32]，是城市在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布局、排列以及组合形态[33]，构成城市群的基本骨架，也是城市群发育成长的物质载体。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学说探讨了均质平原上的城市数量、规模以及空间分布的理想模式[34]，当城市等距、均衡分布在地表时即可达到城市在地理空间上分布的最优结构[35]，这样的结构能够为整个城市群各要素高效率的流通提供物质空间保障，因此，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高质量体现为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在空间上的均衡分布。但是由于历史政治、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多因素的交织往复影响，城市空间分布的绝对均匀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不过借助提升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控制城市无序蔓延、引导城市精明增长等外力调控，可以促进城市群空间结构向着高质量方向迈进，表现为城市群空间结构更加趋于合理或更加优化，区域内城市分布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
②合理的规模结构体系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重要保障，关系到各类资源在城市群内部的合理配置及其整体功能的发挥。城市群规模结构是指城市群区域范围内不同规模大小城市的排序结构，体现了城市群不同大小的城市在规模和数量上的等级性和层次性[36]。不同规模的城市形成层次分明的等级系统有利于区域内的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促进人口有序流动，进而影响到城市群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速度与质量，以及城市群整体功能的发挥[37]，因此城市群规模结构应作为判断城市群发展质量的标准之一。城市群规模结构的高质量体现为各等级规模城市充分发育，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形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规模结构体系。
③紧密均衡的城市联系是城市群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本质要求。城市群的城市联系是城市间通过各种要素自由流通而产生的空间相互作用，是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本质要求，正是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的错综交织，才形成了城市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复杂结构和关联，构成城市群这一有机整体[38]。城市群城市联系不仅作用于各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还作用于城市群整体空间和规模结构，关系到城市群的形成发育程度。城市联系越紧密、空间相互作用越均衡，城市群发育越成熟，城市群功能越完善。因此，城市群城市联系强度也应作为判断城市群发展质量水平的判别标准，其高质量主要体现在城市联系紧密度（联系强度）高、整体联系空间结构均衡方面。
④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综合质量水平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全面体现。诸多文献已经证实，城市发展质量主要体现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大领域的综合质量水平。经济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城市参与国内或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关键实力所在。城市经济发展的高质量体现在经济产出效率高、产业结构优、财政收入高、科技创新能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等方面。高质量的城市社会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强调对人们生存和生活的保障、对思想和文明的推进，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的。城市社会发展的高质量体现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均等、社会保障充分、人民生活富裕等方面。城市生态环境的高质量是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以环境质量恶化为代价的城市群发展，其经济、社会发展必将受到抑制。城市群生态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环境发展的高质量体现在城市绿化水平高、治污水平佳、空气质量好等方面。
综上所述，城市群的高质量是一种理想状态，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则是不断向这种理想状态逼近，是城市群空间结构不断优化、规模结构趋于合理、城市联系更加紧密和均衡，以及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质量持续提升的过程。

2 研究区域、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本文根据《规划》划定的成渝城市群范围确定具体的研究区域，总面积18.5万 km2。2018年，成渝城市群常住人口9 614.17万人，分别占西部地区和全国的25.33%和6.89%；GDP为5.63万亿元，分别占西部地区和全国的30.55%和6.25%；城镇化率为53.8%，仅比西部地区城镇化率高0.9个百分点，但比全国城镇化率低5.8个百分点。
由于《规划》未明确说明重庆市的“开州、云阳的部分地区”的范围边界，加上这部分地区发展水平低，对开州、云阳以及整个研究区的影响较小，加之数据难以获取和剥离，故将开州区和云阳县全域纳入本研究范围。同样，将绵阳市的北川县和平武县、雅安市的天全县和宝兴县、达州的万源市也纳入研究范围。此外，考虑到重庆直辖市特殊的行政架构，将重庆主城区（包括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大渡口区、北碚区、渝北区、巴南区）和其他区（县）分别作为单独的研究单元。因此，本研究中的成渝城市群包括36个研究单元，视为36个城市。

2.2 研究方法

根据上述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解读，本文运用分形计量模型（空间关联维数、豪斯道夫维数）、修正引力模型、熵值法等方法，分别测度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规模结构、城市联系以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质量。

2.2.1 空间关联维数

地理事象的分布复杂多变，难以用传统的欧式几何进行描述，但可以用分形几何加以刻画[34,39]。城市群城市空间分布这一复杂地理事象具有明显的无标度性，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显现出随机分形结构，能够利用分形维数进行测度[34]。最常见的空间分维有聚集维数、关联维数以及网格维数，其中聚集维数用于描述系统要素围绕核心聚集的形态，关联维数与网格维数含义相似，都反映了城市群要素空间分布的均衡性，但关联维数还可以引入实际交通距离，反映城市交通网络的通达性[40]。因此本文采用关联维数来刻画成渝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判断其发展质量。空间关联维数的基本模型为：
C e ∝ e M
式中： C e为关联函数；e为给定的距离标度；M为关联维数，反映城市群要素空间分布的均衡性，体现城市群空间结构质量。M一般取值0~2之间，当M→0时，表明城市分布高度集中于一地，形成一个首位城市；当M→2时，表明城市空间分布趋于均衡，表明城市群空间结构质量相对更高[40]。
根据地理学第一定律，点与点之间的距离越近，其相互关联程度就越高[41]。当给定一个距离标度e，统计城市群中距离小于e的城市点对数，把距离小于e的点对数占总点对数N2的比例记作 C e，可以表示为：
C e = 1 N 2 ∑ i N ∑ j N H e - d i j         i ≠ j
H e - d i j = 1 ,         d i j ≤ e 0 ,         d i j e
式中：e为距离标度；N为城市数目；H为Heaviside越阶函数； d i j为城市i和城市j之间的直线距离（即乌鸦距离，crow distance）。将 d i j改为实际交通里程（即乳牛距离，cow distance），可得到交通网络的关联维数M'，从而可定义牛鸦维数比为d=M'/M。d越接近1，表明城市之间交通网络通达性越好，城市间各要素关联度越高[40]。

2.2.2 豪斯道夫维数

城市群的城市规模体系遵循一定的分布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对数正态分布、齐夫（G. K. Zipf）的等级规模分布和帕雷托（Pareto）分布。对数正态分布只适合某些特殊的城市体系，等级规模分布和帕雷托分布对许多城市体系的拟合都较为理想，被普遍应用于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中[42]，而这些模型中的指数正是分形维数的一种显示方式[43-44]，其中豪斯道夫（Hausdorff）维数是最基本、最常用的分维计算方法[43]。
对于一个客体，以尺度r去度量其容积大小，测量结果数值必然与r有关，记为 N r，尺度r越小，测量结果 N r越大；尺度r越大，测量结果 N r越小。一般地， N r与r呈幂函数关系：
N r ∝ C r - D
式中：D则是豪斯道夫维数；C为常数。对该公式进行对数转换，即：
l n N r = l n C - D l n r
如果将城市规模（如人口、经济、面积等）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序，则有Zipf公式：
P r = P 1 r - q
式中：r表示城市位序； P r表示位序为r的城市规模量； P 1表示首位城市的人口数；q为Zipf指数。Zipf法则具有分形意义，式（4）与（6）具有等价关系[39]，于是D与q具有如下关系：
D = 1 / q   或   q = 1 / D
当D=q=1时，说明最大城市与最小城市规模之比为城市群的城市数目，是自然状态下城市规模分布的最优结构，城市群规模结构合理，规模结构质量高；当D<1，q>1时，城市规模分布比较分散，人口、经济等分布差异程度较大，首位城市的垄断性较强，城市群规模结构不合理，规模结构质量不高；当D>1，q<1时，城市规模分布比较集中，人口、经济等分布比较均衡，中间位序城市较多，但城市群规模结构仍不合理，规模结构质量不高；当D→0时或D→∞，区域内只有一个城市或所有城市一样大，以上两种极端情况在现实中一般不存在[33,37,44]。通常用D值接近1的程度来判断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合理度，以此反映城市群规模结构质量。

2.2.3 修正引力模型

城市联系强度是城市间空间相互作用力大小的表征，遵循距离衰减规律，可借用引力模型来衡量。引力模型是基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提出的以衡量区域间联系强度的理论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距离衰减效应和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中[45]。本文基于相关研究[45-46]，采用以下修正引力模型测算城市联系强度（ R i j），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各城市与其他所有城市的联系强度之和，即对外联系强度 R i：
R i j = P i G i × P j G j D i j 2
R i = ∑ j = 1 n R i j
式中： R i j为和两个城市间的城市联系强度，其值越大，表明城市联系越紧密，城市联系质量越高；Pi和 P i分别为城市i和城市j的城镇人口； G i和 G j分别为城市i和城市j的非农产业生产总值； D i j为城市i和城市j之间的实际交通里程，鉴于当前成渝城市群城市间仍以公路运输为主[47]，因此采用最短公路里程来表征； R i j为城市i的对外联系强度[48]。

2.2.4 熵值法

本文遵循综合性、典型性以及可获得性等原则，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大领域，构建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表1），利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系数。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其根据各项指标数值的离散程度来确定指标权重值，能够避免权重确定的主观性[49-50]。熵值法模型如下：
U t = ∑ i = 1 n Y i j W j · 100
式中： U t为样本评价值（t=1，2，3，分别表征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值越高，发展质量越好，反之则越差；n为待评价样本个数； Y i j为待评价指标标准化指数； W 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权重值越大，该指标对发展质量的影响越大。
表1 城市群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Tab.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urban development quality in urban agglomeration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值Wj 指标含义
经济发展质量 人均GDP（元） 0.0956 反映经济产出效率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 0.1322 反映财政收入的充裕状况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0.0507 反映产业结构效益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0.0575 反映产业结构效益
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件） 0.2528 反映科技创新能力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 0.4112 反映对外开放水平
社会发展质量 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0.1392 反映医疗服务水平
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0.2243 反映医疗服务水平
每百人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拥有专任教师数（人） 0.1177 反映教育服务水平
每百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册） 0.2769 反映教育服务水平
人均财政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元） 0.1392 反映社会保障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1027 反映人民生活水平
生态环境质量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1969 反映环境绿化水平
空气质量优良率（%） 0.5666 反映环境空气质量
城市污水处理率（%） 0.1194 反映环境治理水平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 0.1171 反映环境治理水平

2.3 评价指标及权重

城市是构成城市群的基本单元，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除了从城市群的整体结构和城市联系来看以外，还要深入到城市群内部城市的发展质量及其格局，而城市的发展质量主要体现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三大领域。因此，遵循指标选取的综合性、典型性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原则，选取16个指标分别测度成渝城市群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质量水平，并运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表1）。质量水平表征的是事物发展的优劣程度，为此本文选用的指标均为相对量指标。

2.4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2018》《重庆统计年鉴2018》《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8》，以及各城市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借助SPSS、Excel和ArcGIS等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模型计算、空间分析以及空间可视化表达。

3 评价结果

3.1 城市群空间结构质量特征

运用ArcGIS量算出两个城市政府驻地间的直线距离和最短公路距离，以步长 Δ e=20 km作为距离标度e，由此可得到一系列点对 e , C e，并对无标度区点列标进行线性回归拟合。比较各种拟合结果，以直线距离为参数和以最短公路距离为参数的拟合情况均较好（R2分别为0.9907、0.9947）（图1），分别得到关联维数M=1.4031和M'=1.4152，进而d=1.0086。
图1 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双对数坐标

Fig.1 The ln-ln plot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计算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质量具有以下特征：①空间结构已表现出分形特征，说明成渝城市群城市体系的自组织演化在空间结构方面具有优化趋势，城市群空间结构趋向高质量发展。②空间关联维数较大，远离0，趋近2，说明成渝城市群的城市并非集中于一地，而是在城市群区域空间内较为均衡地布局，城市群空间结构质量较好，有利于保证城市间各要素流通的整体效率。③牛鸦维数比接近于1，说明成渝城市群公路网络比较发育，城市间交通通达性较好，城市关联性较高。但事实上，由于川渝地区是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复杂地貌类型，核心城市在物理空间上难以向非核心城市拓展，城市群空间结构不够紧凑，各要素在城市间的流通造成空间摩擦阻力，影响流通效率。对比《规划》中成渝城市群综合交通网规划示意图和现状交通网络可以发现，成渝城市群内的城市主要沿高速公路、铁路以及长江航道布局，虽然当前高速公路网络已比较发达，但仍需克服山地、江河等自然环境“阻力”，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网络系统，提升道路交通运行速度，缩短城市间的通达时间，压缩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以此进一步优化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推动城市群空间结构高质量发展。

3.2 城市群规模结构质量特征

分别采用城镇常住人口和非农产业生产总值作为城市规模的特征量，利用公式（4）~（7），计算出成渝城市群规模结构分形维数。结果显示：成渝城市群人口规模结构和经济规模结构分形拟合度均较好（R2分别为0.9454和0.9251），表明成渝城市群规模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图2）。基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分维值D分别为0.9488和0.9121，均小于1，说明成渝城市群以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为表征的城市规模等级分布均较为分散，人口和经济分布差异程度较大，核心城市的垄断性较强，中间位序城市缺失，城市群规模结构不尽合理，规模结构质量欠佳。
图2 成渝城市群规模结构双对数坐标

Fig.2 Double logarithmic coordinate of scale structure of Chengdu 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从人口规模等级来看，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两个核心城市的人口分别超过1 000万和700万，分别达到超大型、特大型城市水平，双核城市人口之和占成渝城市群总人口的35.34%；而人口规模分别位于第三、四、五位的南充、达州、绵阳人口均不足300万，均为中型城市，3市人口之和占成渝城市群的14.55%，仅相当于重庆主城区的人口，说明核心城市与非核心城市的人口规模差距明显，大型城市的缺失导致成渝城市群在人口规模体系上出现明显“断层”。
从经济规模等级来看，成都和重庆主城区非农产值分别超过13 000亿元和7 000亿元，两个核心城市的非农产值之和占到成渝城市群的45.17%，占比接近整个城市群的一半，而其余各城市的非农产值均不足2 000亿元。成都非农产值是重庆主城区的1.80倍，而重庆主城区是位列第三的绵阳的4.18倍，其余非双核相邻位序城市间产值差异不大，由此可见双核城市与非双核城市在经济规模上的悬殊差距，同时也反映出成渝城市群在规模结构上的“断层”问题。
由此，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规模来看，成渝城市群“双核独大”现象突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发育不足，未形成大—中—小城市梯度协调发展的城市规模体系，城市群规模结构质量欠佳。因此，成渝城市群需大力培育和发展南充、绵阳、宜宾等区域中心城市，加快人口和产业向次级中心城市集聚，优化行政区划设置，适当扩大次级中心城市规模，修复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断层”。此外，重庆主城区虽然作为“双核”城市之一，但其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与成都相比均有一定差距，重庆主城区城镇常住人口和非农产值分别仅为成都的67.40%和55.68%。因此，重庆要以培育重庆主城都市区为抓手，加快打造“1小时通勤圈”，合理拓展核心城市区域范围，进一步加强人口和产业向核心集聚，避免成渝城市群“双核”失衡，真正实现“双核”联动。

3.3 城市群城市联系质量特征

运用公式（8）计算两两城市间联系强度指数，并结合ArcGIS对结果进行自然断裂点分析和可视化表达，由此得到成渝城市群空间联系轴线等级结构网络图（图3）。
图3 成渝城市群城市联系强度空间分布

注：为方便图示表达，仅选取经济联系强度大于10的经济联系强度轴线予以显示。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connection intensity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总体来看，成渝城市群城市间联系强度差异悬殊，整体表现为以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为联系中心的放射状非均衡结构。城市联系强度值排名前10位的城市点对分别为成都—德阳（519.27）、成都—眉山（242.63）、重庆主城—江津（209.40）、重庆主城—璧山（204.24）、成都—绵阳（187.12）、德阳—绵阳（136.96）、成都—资阳（123.38）、重庆主城—合川（112.90）、成都—重庆主城（104.36）、重庆主城—永川（96.83）。可见，德阳、眉山、绵阳、资阳4个城市是成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对象，江津、璧山、合川、永川4个城市是重庆主城区对外联系的主要对象，说明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与各自周边城市的联系最为紧密，城市联系质量相对较好；而德阳、绵阳2个城市规模较大，同时又相互邻近，城市联系同样较为紧密，城市联系质量也较高。
与排名前10相对应的是，城市联系强度值排名后10位的城市点对分别为雅安—黔江（0.03）、雅安—云阳（0.04）、雅安—丰都（0.04）、黔江—梁平（0.05）、潼南—云阳（0.05）、黔江—潼南（0.05）、雅安—忠县（0.05）、荣昌—云阳（0.05）、雅安—梁平（0.05）、黔江—云阳（0.06）。这说明城市规模越小、城市间交通距离越远，城市间联系强度越弱，城市联系质量越差，特别是雅安、黔江、云阳、丰都、忠县、梁平等地处成渝城市群边缘的城市，接收核心城市的辐射较少，掉入“边缘区陷阱”；而荣昌、潼南等虽然不是城市群边缘区城市，但是地处川渝两省（市）边界，在川渝接壤区形成联系强度的“洼地”。因此这两类城市均应积极寻求跨区域合作，跳出“边缘区陷阱”和“接壤区洼地”。
另外，成渝城市群城市联系整体上表现为非均衡特征：①“强强俱乐部”现象突出。排名前10位的城市对的经济联系强度值之和占所有联系强度值之和的41.36%，排名后10位的仅占0.01%。②“头部效应”异常明显。成都和重庆主城两个核心城市对外联系强度之和占所有城市对外联系强度总和的34.31%，超过了总和的1/3。③“西强东弱”实力悬殊。位于城市群西部、西北部的德阳、绵阳、眉山3市对外联系强度之和是东部、东北部黔江、云阳、忠县、丰都、梁平、开州、万州、垫江8个城市之和的6倍。由此，非核心城市尤其是城市群东部和东北部城市，除了主动接受核心城市的辐射外，更要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合作，协作共进。此外，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两个核心城市由于彼此空间直线距离较远，实际交通距离更远，城市联系不如各自与周边城市的联系紧密，因此两核心城市间仍需要进一步提高城际交通运行的速度和频率，构建全方位的竞合关系，提升两个核心城市间的联系质量。

3.4 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特征

①成渝城市群城市间经济发展质量差距较大，大致呈现出“核心高，中部、边缘低”的空间格局（图4）。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两大核心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分别为75.73和74.70，分别是经济发展质量最差的云阳县的18.16倍和17.91倍；36个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平均值为19.49，高于平均值的城市仅占3成，有11个，其余25个城市均低于平均值，且该25个城市中有84%的城市均位于城市群中部或边缘地区。
图4 成渝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格局

Fig.4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②成渝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也具有明显“断层”特征。位列前两位的成都和重庆主城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均超过了70，排位第三的长寿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仅为41.87，其余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均在1~39之间，而该指数介于50~70的城市缺失，可见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差异显著，经济发展质量“双核”特征突出，整个城市群缺少中高质量发展城市。
③成渝城市群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具有空间临近性特征，即空间地理位置越靠近成都和重庆主城区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普遍越高。以成都为核心，位于第一圈层的德阳、眉山、雅安、资阳4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平均值为13.94，而位于第二圈层的绵阳、乐山、宜宾、自贡、遂宁、内江、南充7市的平均值为12.20；以重庆主城为核心，位于第一圈层的长寿、江津、璧山、涪陵、南川、合川、綦江、广安8市（区、县）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平均值为24.30，而位于第二圈层的永川、泸州、铜梁、潼南、垫江、丰都、达州7市（区、县）平均值仅15.14。
比较指标权重发现，对外开放水平和科技创新是影响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的两大主导因素。成都、重庆主城区、长寿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相对较高，主要得益于城市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其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4.27%、28.34%、21.76%；而云阳、达州、开州等8个城市均不足1%，其中云阳最低，仅0.22%；成都、长寿和重庆主城区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为29.31、11.00和10.80件，而云阳仅0.35件，仅及成都、长寿和重庆的1.19%、3.18%、3.24%。

3.5 城市群社会发展质量特征

①成渝城市群社会发展质量同样表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异，与经济发展质量格局相似，大致呈现出“核心高，中部、东北部低”的空间差异（图5）。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两个核心城市社会发展质量最好，社会发展质量指数分别达到86.49、78.44，分别是排位最末的达州市（15.01）的5.76倍和5.23倍。36个城市社会发展质量指数平均值为39.25，高于平均值的城市有15个，低于平均值的城市还有21个。此外，中部和东北部地区15个城市社会发展质量指数平均值仅有31.85，较整体平均值还要低7.40。
图5 成渝城市群社会发展质量格局

Fig.5 Spatial pattern of social development quality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②沿成渝城市群发展主轴①，社会发展质量“中部塌陷”明显。除璧山区外，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之间的其他8个城市，其社会发展质量指数均低于平均值，说明两大核心城市对社会基本公共服务资源“虹吸效应”明显，其他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保障并不充分。与中部塌陷相对应，城市群社会发展质量同样形成了“接壤区洼地”。内江、潼南、合川、永川4个城市均属于川渝两省（市）的接壤城市，但这些城市社会发展质量指数均不到30，比成渝城市群平均指数低9.25。
③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成都和重庆主城两个核心城市过度集中。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两个核心城市无论是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还是教育文化水平都远高于其他城市，比如二者的执业（助理）医师数、卫生机构床位数占整个城市群的38.67%和31.11%，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占22.84%，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占52.31%。因此，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均等化是缩小成渝城市群社会发展质量差异的关键。

3.6 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特征

①成渝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大致呈“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格局（图6）。生态环境质量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东北部地区占6席（即梁平、云阳、万州、开州、忠县、丰都），其平均质量指数达到80.32，比城市群整体平均值高出16.97；而西南部的宜宾、乐山、自贡、泸州、内江、眉山6个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平均值为49.09，比城市群整体平均值低14.26。江津、成都和自贡3个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最低，其平均值仅为34.44，较城市群整体平均值低28.91；核心城市之一的重庆主城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也仅比平均水平高1.01，生态环境质量在36个城市中排名靠后。
图6 成渝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格局

Fig.6 Spatial patter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②城市功能定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优劣。根据《规划》，生态环境质量低于平均值的16个城市中有80%以上的城市，其功能定位为制造业基地、化工基地、产业基地或工业城市，或以制造业为特色优势产业，可以看出成渝城市群工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并未形成良性互动，甚至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恶化。分析生态环境质量指标权重系数发现，空气质量优良率的权重系数显著高于其他3个指标，说明成渝城市群空气质量优良率的离散程度最大，对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也最大。因此，提升城市空气质量将有利于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为此，应加强废气处理，减少废气排放，使用清洁能源，提高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进而提升成渝城市群整体环境质量。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既从理论上探讨了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也运用分形计量模型、修正引力模型以及熵值法对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开展了实证评价，主要结论如下：
①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是城市群空间结构、规模结构、城市联系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等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是城市群空间结构不断优化、规模结构趋于合理、城市联系更为紧密和均衡，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的过程。
②城市群空间结构质量是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城市群自然、人口、经济、社会等复杂要素的相互作用在地域空间上的重要表征。城市群空间结构质量的高低，决定着经济、社会、环境发展各要素在城市群内的流通效率和程度，进而影响成渝城市群规模结构发育以及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质量的高低。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呈现自组织优化趋势，城市整体空间布局较为均衡，公路网络比较发育，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较好，城市关联性较高，城市群空间结构质量较好。
③城市群规模结构质量关系成渝城市群各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整体功能的发挥。当前成渝城市群规模结构发育还不成熟，“双核独大”现象突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发育不足，尚未形成大—中—小梯度协调发展的城市格局，城市群规模结构质量不佳。而城市群规模结构质量又直接影响城市群城市总体联系的空间均衡性，因此需大力培育和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加强人口和产业向区域中心城市集聚，进而修复城市群规模结构“断层”。
④城市群城市联系是成渝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本质要求。由于城市群规模结构非成熟发育和城市间交通距离的影响，成渝城市群城市联系在空间上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主城区为联系中心的放射状非均衡结构，城市间联系质量差异悬殊，城市群边缘区和川渝接壤区形成城市联系“洼地”，双核城市联系质量也有待提升。提升城市联系的紧密度和空间均衡性，应加强非核心城市间交流合作，积极寻求跨区域合作，双核城市间也需积极构建全方位的竞合关系。
⑤成渝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与社会发展质量格局存在相似性，均以双核城市发展质量最优，远离核心城市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普遍较差，形成“接壤区洼地”，落入“边缘区陷阱”。而成渝城市群生态环境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格局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整体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空间格局，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越好，生态环境质量往往越差，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不同步。尤其是成都、重庆主城两个核心城市，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的“高子”，却是生态环境发展质量的“矮子”，没有实现“双核”高质量发展的全方位示范和引领作用。提高成渝城市群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发展质量，应大力提升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均等化，以及有效改善城市大气环境。

4.2 讨论

本文从城市群的空间结构、规模结构、城市联系以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多维度、多层次和多领域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内涵和本质特征进行了解读，并对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现状水平及其问题进行了分析，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未来可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第一，城市群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本文着重从城市群系统的整体性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未来还需进一步结合系统的有序性、动态性和关联性，探讨城市群从无序的、低级的状态走向有序的、高级的协同状态与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探讨城市群各子系统、各领域之间的有机关联对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或促进作用。
第二，本文是基于可获取的最新一年的“静态”数据对成渝城市群发展质量水平进行的评价，有利于从“空间”维度精准把握成渝城市群发展现状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但由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动态过程，因此未来还需引入“时间”维度，探讨城市群发展质量水平的时序变化，进一步识别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影响因素。
第三，本文没有将空间结构、规模结构、城市联系等整体指标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城市个体指标进行整合，只是根据各项指标的总体情况来判断城市群的整体情况，今后还应探讨如何建立统一的指标体系的问题，特别是探讨空间指标与领域指标的整合。

References

Publishing order | Descend order by publishing year | Descend order by cited within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
潘家华, 单菁菁.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2[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3]
方创琳.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城镇化与城市群取得的重要进展与展望[J]. 经济地理, 2018, 38(9):1-9.

DOI

[4]
吴传清, 李浩. 关于中国城市群发展问题的探讨[J]. 经济前沿, 2003(Z1):29-31.

[5]
姚士谋, 武清华, 薛凤旋, 等. 我国城市群重大发展战略问题探索[J]. 人文地理, 2011, 26(1):1-4.

[6]
马健. 设立成渝城市群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创新试验区的战略构想:问题、定位与任务[J]. 四川省情, 2018(2):44-45.

[7]
杨兰桥. 推进我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研究[J]. 中州学刊, 2018(7):21-25.

[8]
沈坤荣. 以城市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18-08-06(7).

[9]
金碚.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4):5-18.

[10]
安淑新.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 当代经济管理, 2018, 40(9):11-17.

[11]
赵昌文. 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N]. 学习时报,2017-12-25(01).

[12]
任保平. 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J]. 学术月刊, 2018, 50(3):66-74,86.

[13]
任保平, 李禹墨. 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7(3):105-113.

[14]
张军扩. 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J]. 中国发展观察, 2018(1):5-8.

[15]
李金昌, 史龙梅, 徐蔼婷.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 统计研究, 2019, 36(1):4-14.

[16]
邵彦敏. 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领[J]. 国家治理, 2018(5):11-17.

[17]
何立峰.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J]. 宏观经济管理, 2018(4):4-5,14.

[18]
涂然, 王新军. 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应提高均衡性[J]. 环境经济, 2019(16):32-35.

[19]
许爱萍. 京津冀智慧城市群建设:探求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路径[J]. 开发研究, 2018(5):122-127.

[20]
宋建波, 武春友.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 中国软科学, 2010(2):78-87.

[21]
谢锦园, 金晓斌, 张志宏, 等. 居住用地市场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协调性分析——以中国主要城市群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9):26-35,56.

[22]
汤放华, 吴平, 周亮. 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程度测度与评价[J]. 经济地理, 2018, 38(2):59-65.

[23]
李雪松, 孙博文.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3, 22(8):996-1003.

[24]
方创琳. 天山北坡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与空间布局[J]. 干旱区地理, 2019, 42(1):1-11.

DOI

[25]
孙湛, 马海涛. 基于BP神经网络的京津冀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J]. 生态学报, 2018, 38(12):4434-4444.

[26]
李磊, 张贵祥. 京津冀城市群内城市发展质量[J]. 经济地理, 2015, 35(5):61-64,8.

[27]
卢丽文, 张毅, 李小帆, 等.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4, 23(10):1337-1343.

[28]
方创琳. 城市群空间范围识别标准的研究进展与基本判断[J]. 城市规划学刊, 2009(4):1-6.

[29]
吴启焰. 城市密集区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机制——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带[J]. 人文地理, 1999(1):15-20.

[30]
姚士谋, 陈振光, 叶高斌, 等. 中国城市群基本概念的再认知[J]. 城市观察, 2015(1):73-82.

[31]
侯燕磊, 盛广耀. 中国三大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评价[J]. 开发研究, 2018(3):1-8.

[32]
陈彦光, 姜世国. 城市集聚体、城市群和城镇体系[J]. 城市发展研究, 2017, 24(12):8-15.

[33]
谭建华, 涂建军, 杨宏玉, 等. 四川省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分形研究系[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32(10):142-147.

[34]
刘继生, 陈涛. 东北地区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研究[J]. 地理科学, 1995(2):136-143,199.

[35]
李小建, 等. 经济地理学(第二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6]
许学强, 周一星, 宁越敏. 城市地理学(第二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37]
王德利, 杨青山. 中国城市群规模结构的合理性诊断及演变特征[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8, 28(9):123-132.

[38]
秦玉. 基于GIS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与模型研究[D]. 上海: 同济大学, 2008.

[39]
陈涛, 刘继生. 城市体系分形特征的初步研究[J]. 人文地理, 1994(1):25-30.

[40]
刘继生, 陈彦光. 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维数及其测算方法[J]. 地理研究, 1999(2):60-67.

[41]
卢明珠, 尹发能. 武汉城市圈城镇体系空间分形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3, 32(4):64-68.

[42]
陈勇, 陈嵘, 艾南山, 等. 城市规模分布的分形研究[J]. 经济地理, 1993, 13(3):48-53.

[43]
李新运, 李望, 尹建中, 等. 山东省城市体系分形特征及规模结构预测[J]. 经济地理, 1997, 17(1):60-64.

[44]
刘继生, 陈彦光. 城镇体系等级结构的分形维数及其测算方法[J]. 地理研究, 1998(1):83-90.

[45]
陈睿山, 叶超, 蔡运龙. 区域经济联系测度方法述评[J]. 人文地理, 2013, 28(1):43-47.

[46]
孟德友, 陆玉麒. 基于引力模型的江苏区域经济联系强度与方向[J]. 地理科学进展, 2009, 28(5):697-704.

[47]
曹炜威, 杨斐, 官雨娴, 等. 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结构[J]. 技术经济, 2016, 35(7):52-57,128.

[48]
史琴琴, 康江江, 鲁丰先, 等. 山西省县域可达性及城市经济联系格局[J].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11):1340-1351.

DOI

[49]
姚作林, 涂建军, 牛慧敏, 等. 成渝经济区城市群空间结构要素特征分析[J]. 经济地理, 2017, 37(1):82-89.

[50]
马艳梅, 吴玉鸣, 吴柏钧.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基于熵值法和象限图法[J]. 经济地理, 2015, 35(6):47-53.

Options
Outline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