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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7: 1 - 9

DOI: https://doi.org/10.15957/j.cnki.jjdl.2021.07.001

Economic Growth Differentiation，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Development Pathway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n Four Regions of China

  • XU Xin , 1, 2 ,
  • ZHANG Wenzhong , 1, 2, ※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049，China

Received date: 2022-11-27

  Revised date: 2021-06-22

  Online published: 2025-03-31

Fold

Abstract

Balanc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always a major issu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18 years,four regions are the foundation to plan and carry out the regional policy in China,economic growth difference and development pathway are both the researching focuses of China's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data of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this paper,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model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convergence,and analyze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per capita growth in four regions of China from 2002 to 2019,furthermore describes and explains their changes and region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s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results shows that: 1)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s four regions has formed three obvious time periods(2002-2007,2008-2013 and 2014-2019) which match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s,such as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new normal of China's economy,which respectively reflect the leading role of each region. 2) There is obvious σ convergence among four regions in 2002-2010,contrary to four regions in 2010-2019. And there is an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of in the real GDP growth of four regions and the growth rate of per capita real GDP in 2002-2019,which means that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four regions is gradually narrowing,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work well. 3) In 2002-2019,the agriculture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northeast China; The functions of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border security enhanced greatly in western China; Economic and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showed increasing trend in Sichuan,Chongqing and Shaanxi; The manufacturing base,transport hub and agriculture base in central China are consolidated; The roles of innovation center,opening center and economic center in eastern China are strengthened. 4)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it should focus on the the innovation and opening-up measures,and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in eastern China; It should focus on the the improvement of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functions,and enhance the support capacities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in central China, Sichuan,Chongqing and Shaanxi; It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develop key regions,enhance endogenous ability and consolidate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developing pathway; growth difference; competitive advantag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Belt & Roa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novative development

Cite this article

XU Xin , ZHANG Wenzhong . Economic Growth Differentiation，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Development Pathway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in Four Regions of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 41(7) : 1 -9 . DOI: 10.15957/j.cnki.jjdl.2021.07.001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差异较大，如何在保持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加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内容。复杂的地理环境与经济社会历史积淀，促使各地区形成不同的发展基础、发展状态、比较优势及潜力，由此形成了区域差异。这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长期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是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的关注重点，先后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杨开忠、魏后凯、林毅夫等学者从时空维度考察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1⇓-3]，陆大道等学者研究了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机制[4]。其中，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是理论界的研究重点之一，主要是围绕收敛性展开。魏后凯认为1978—1992年我国区域间存在明显的绝对收敛[5]；蔡昉等认为中国省际人均GDP收敛是有条件的收敛，受人力资本、投资率和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影响较大[6]；沈坤荣提出中国区域经济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尤其东部收敛明显[7]。吴殿廷、白冰等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南北差异[8-9]；陈钊则重视东部和中部的南北方发展差异[10]；Kanbur等则重视从乡村与城市、内陆与沿海的视角分析中国的区域发展差距[11]；鲁凤等从不同区划系统的视角进行了研究[12]。
21世纪以来，继东部沿海开放之后，我国先后形成了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四大区域板块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基础。四大区域板块是建立在我国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基础上，根据传统的东中西部加上东北四大板块进行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缩小地区间差距。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以四大板块为基础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四大区域板块的发展，林光平等开展了我国地区经济σ收敛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13]；蒋枫从四大板块的视角探究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14]；高国力、李琪、孙威等学者则重视五年规划四大板块的发展总结并为下一次规划提出建议[15⇓-17]；李占国、许欣等则关注四大板块的经济差异[18-19]。部分学者考察了四大板块发展差异的机理，如刘艳芳研究了四大板块的经济基础、自然条件等方面[20]；姜文仙等探究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动因[21]；刘乃全、陈秀山等梳理了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路径[22-23]；陆大道、王业强、贾若祥等考察了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体系与调整路径[24⇓-26]；张可云则关注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内容与机制[27]；姜丽丽等则分析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的政策制定和实施[28]。
上述研究多集中在对省域之间、区域之间、四大区域板块之间的增长差异研究上，对各地区增长差异的后续结果，以及过去20年各地区发展情况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研究较少，对“十四五”时期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也较少。实际上，经过20年发展，四大区域板块虽然自然地理条件仍然差异明显，但是发展基础和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同时，“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这对新时期四大区域板块发展明确了差异性的目标定位和发展路径。为了实现“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有必要分析过去20年来四大板块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是否缩小，为什么缩小，其比较优势发生了哪些变化，新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哪些领域，未来发展的目标定位和路径如何设计。分析这些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对促进“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全国各省区市（不含港澳台），空间分析单元为东北、西部、中部、东部四大区域板块。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规则，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2个省市区，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3个省份。
本文的经济增长计算涉及各地区的GDP和人均GDP。①数据来源，为确保数据权威性，本文引用的地区GDP、人口规模、专利、进出口贸易、生态保护区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历年《中国统计年鉴》。②时间尺度，考虑到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地区经济数据产生了较大下滑，采用截至2019年数据进行分析。③鉴于2002年党的十六大首次对四大区域板块发展进行了部署，本文选择2002、2010和2019年作为断层年进行分析。④指标选取，为了揭示发展差异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本文选取《中国统计年鉴》中每年按年度统计，同时能够部分反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的代表性指标，包括GDP、第二产业增加值、专利申请授权量、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粮食产量、自然保护区面积、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等。

1.2 研究方法

不同区域间是否存在或在何种条件、多大程度、多长时间上存在经济增长差异逐步消失的过程，形成了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焦点[29]。1960年代，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由资本/劳动比例不同造成的，如果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初期的静态指标（人均产出、人均收入）和其经济增速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导致初期的静态指标差异逐步消失。Barro和Sala-I-Martin将收敛性区分为人均收入水平上的收敛（σ收敛）和经济增长率上的收敛（β收敛）[30-31]。其中，σ收敛是指各地区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存在随时间推进而逐步缩小的趋势，绝对β收敛是指落后地区比发达地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条件β趋同是指在对应不同均衡条件时，经济增长率与偏离均衡程度成正比。
为检验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首先通过变异系数直观度量四大区域板块间的σ收敛趋势，然后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绝对β收敛实证分析。为确保检验结果不受价格变化影响，将四大区域板块的名义GDP与人均GDP数据通过消费价格指数折算为实际GDP与人均GDP数据。采用水平法计算各区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σ收敛分析。相比于标准差，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CV）能够消除均值的影响，更好地度量数据的离散程度，因此本文采用变异系数CV来测算经济增长的σ收敛趋势。CV系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C V = σ μ
式中： σ为标准差； μ为平均值。
β收敛分析。为了检验四大区域板块间是否存在β收敛，建立如下模型：
G i t = α + β l o g g d p i t - 1 + υ i t
式中： G i t为各区域2010—2019年每年GDP或人均GDP增长率； l o g g d p i t - 1为各地区初始GDP或人均GDP； υ i t为误差项。将各地区GDP（或人均GDP）增长率对期初的GDP（或人均GDP）水平进行回归，若β显著为负，则说明四大区域板块间存在绝对β收敛。

2 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增长差异的数量分析

2.1 描述性分析

2002—2019年期间，我国GDP规模不断扩大，2002年达到12.17万亿元，2010年增长到37.9万亿元，2019年进一步提高到99.08万亿元[32]。从四大区域板块来看，各区域的经济总量也呈现稳步增长，但经济增速在呈现“宏观趋势相似”的同时又形成“微观明显差异”的发展过程，具体如图1所示。四大区域板块人均实际GDP增速总体上与GDP增速的趋势保持一致，但东北地区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考虑人口变动和迁移后（东部地区常住人口在增长，东北地区常住人口在减少），东部地区人均GDP增速与全国增速更为接近，具体如图2所示。
图1 2002—2019年中国四大区域板块GDP及人均GDP增速

Fig.1 Growth rate of GDP & per capital GDP in four regions from 2002 to 2019

图2 2002—2019年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增长的σ收敛性检验结果

Fig.2 σ convergence test of economic growth in four regions from 2002 to 2019

由图1及2002—2019年期间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来看，本世纪以来，四大区域板块的增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并以2007、2013年为节点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Ⅰ：该阶段主要是指2002—2007年期间，为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增速普遍升高且东部经济增速和人均GDP增速领先时期。在该阶段，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引领特点，其经济增速在四大区域板块中居于首位，明显高于东北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2002年东部经济增速和人均GDP增速分别为11.6%和10.62%，2007年进一步提高到14.4%和12.76%。
阶段Ⅱ：该阶段主要是指2008—2013年期间，为四大区域经济增长高位波动下降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领先的时期。在该阶段，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西部经济增速最高，2010和2011年一度超过14%，2010年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达到最高峰13.7%；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最低，2012年达到9.3%，而其他区域均为两位数增长。
阶段Ⅲ：该阶段主要是指2014—2019年，为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增速缓中趋稳但东北增速垫底时期。在该阶段，中部地区和西部经济增速略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其他区域板块和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东北经济增速仅为4.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1%，其他区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2 收敛性分析

2.2.1 σ收敛性

根据前文模型，计算2002—2019年四大区域板块GDP变异系数与人均GDP变异系数，并绘制图2。由图2可以看出：第一，σ收敛性与描述性分析结果较为一致，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内地承接产业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效，四大区域板块GDP变异系数与人均GDP变异系数逐渐缩小，2013年左右达到谷值，而后随着东北地区增速下降，至2019年有所扩大。第二，GDP变异系数总体介于0.730~0.802之间，期间变化存在明显的趋势。2002年为0.771，缓慢增长至2007年的0.802，此后缓慢下降，降至2013年的0.730，然后缓慢增长至2017年的0.788，最近两年又呈现缓慢下滑，2019年达到0.781。第三，人均GDP变异系数总体介于0.287~0.403之间。其中，2002—2004年为增长阶段，从0.392增长至0.403；2004—2014年为持续下降阶段，2014年达到0.287；2014—2019年为缓慢增长阶段，2019年达到0.336。第四，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一直远低于GDP的变异系数，研究期内一直为GDP变异系数的40%~50%左右。第五，对比2002—2010与2010—2019年两个阶段，2002—2010年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存在明显的σ收敛，而2010—2019年期间无论是实际GDP还是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四大区域板块之间σ收敛均不明显。

2.2.2 β收敛性

根据前文模型，计算β收敛的检验结果，结果见表1。第一，2002—2019年，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在GDP增速和人均GDP上均存在绝对β收敛。其中，GDP的β值为-0.222，人均GDP的β值为-0.390，两者均显著为负，P值（Prob>chi2）均为0，均低于0.01。这表明中国四大区域板块的经济增速和人均GDP增速存在绝对β收敛特征。第二，经济增速和人均GDP增速有着不同的收敛性，形成β人均GDP（-0.390）<βGDP（-0.222）的现象，这反映了中国四大区域板块间的人均GDP收敛速度更快。第三，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速和人均GDP增速的收敛性有所差异。2002—2010年，四大区域板块间GDP和人均GDP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β值分别为0.0417和0.0125，均为正数，P值分别为0.1051和0.898，高于尤其是后者远高于10%的显著性阈值，这表明该时期的GDP和人均GDP均不存在绝对β收敛特征。2010—2019年，四大区域板块间人均GDP的β值为-0.934，显著为负，P值为0，低于0.01，这说明人均GDP存在绝对β收敛特征。该阶段经济增速的β值为-0.289，虽然为负，但P值为0.1135，高于10%的显著性阈值，回归结果不显著，这表明该时期的经济增速不存在绝对收敛特征。
表1 2002—2019年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增长的绝对β收敛检验

Tab.1 Absolute β convergence test of economic growth in four regions from 2002 to 2019

解释变量 2010—2019 2002—2010 2002—2019
（1） （2） （1） （2） （1） （2）
实际GDP增长率 人均GDP增长率 实际GDP增长率 人均GDP增长率 实际GDP增长率 人均GDP增长率
β -0.289（0.1135） -0.934***（0.0000） 0.0417（0.1051） 0.0125（0.8980） -0.222***（0.0000） -0.390***（0.0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字代表P值。

2.3 总体判断

四大区域板块之间GDP增长速度和人均GDP 增长速度的收敛性结果反映了本世纪以来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显著进展。综合数据检验结果可看出，2002—2019年四大区域板块之间的经济增速存在绝对β收敛。这说明过去20年来，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相比，实现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说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保障措施切实有效，区域发展协调性不断增强，多层次、各具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更加完善。
更加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四大区域板块之间的人均GDP增速也存在绝对β收敛，这说明在综合考虑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情况下，四大区域板块之间人均经济指标的差距在逐步缩小，人口和要素在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这从数据上证明本世纪以来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正在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协调发展积极推进。

3 四大区域板块的比较优势

3.1 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增长差异的比较优势解释

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专题研究了区域发展重大问题。会议指出，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比较优势理论源于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竞争、国际贸易的研究，里卡多等古典经济学家提到“比较优势”，“贸易的发展和优势反映了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的差异，这可用于组织这些资源并促进国家间贸易的发展”。比较优势理论要求首先认识和分析各地区的禀赋和特点，立足内外环境，明确发展方向[33]。比较优势理论对解释20年来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增长的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体现了近年来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重大变化[34]。本文认为，新世纪以来，四大区域板块的发展情况集中体现了各地区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环境影响下的变化，同时比较优势的变化也为“十四五”时期四大区域板块的发展提出了共同而有区别的新要求。
2002—2007年期间，东部地区增速领先。该时期，恰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东部地区加速融入国际大循环，实现了产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壮大[35]。开放前沿、外向经济及全球化融入成为东部地区在该期间实现快速发展的显著比较优势。
2008—2013年期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速领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调控引领经济强力复苏，对国内市场和内陆地区发展形成了有力的带动作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源加快向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和乡村地区延伸，城乡之间要素资源的流动呈现双向互补、均衡协调的趋势，这也成为释放国内市场巨大需求潜力的过程[36]。这为该时期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实现快速发展提供了比较优势。
2014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持续放缓。该时期，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部分地区偏资源型、偏传统型、偏重化工型的产业结构日益不适应市场的需要，这促使东北地区有效供给能力下降，经济增长旧动力减弱和新动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凸显[37]。
综上所述，20年来，四大区域板块经济增速受到了比较优势变化的影响，但同时推动了比较优势的重塑。经过20年的持续调整，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在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的功能定位也实现了变化和转换，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增长极、支撑带的区域经济布局日渐清晰。

3.2 四大区域板块比较优势的变化

为了揭示这种比较优势的变化及分析“十四五”期间四大板块的目标定位，本文通过2002—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年度量化具体指标进行细化分析。
①东北地区：2002—2019年该地区粮食产量的全国占比提高了6个百分点，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提高了2.5个百分点，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功能明显提升。2019年该地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例超过20%，粮食商品量占全国50%左右，远超出其人口和面积占比，这使东北地区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其中，2019年东北地区大豆产量占全国的1/2，玉米产量占全国的1/3，稻米产量占全国的1/6。生态安全功能进一步增强，2019年东北地区森林面积占比达到1/3左右，成为中国北方的生态屏障。该地区占比下降最大的是第二产业和专利申请量，分别下降了6个和5个百分点，这表明该地区创新和产业竞争力有所下滑，特别是在新兴的数字经济和信息产业等领域。但东北地区在重大技术装备等领域继续发挥支柱作用，特高压输变电设备、重型燃气轮机、高档数控加工中心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研制成功，在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方面依然有战略意义。
②西部地区：2019年，该地区自然保护区面积占比高于其人口和国土面积占比，2002—2019年西部地区占比上升最大的是高速公路里程、进出口总额和第二产业增加值，这说明以基础设施、沿边开放和生态建设为重点的西部大开发取得明显成效。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三江源生态保护、西南石漠化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使西部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得以巩固。通过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仅“十二五”时期就新建1.2万km铁路，建成了一批大型水利枢纽、重点骨干水源工程及重点流域治理工程，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撑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同时，西部地区涵盖了我国2.2万km陆地边境线的绝大部分区域，西部地区的发展对边疆巩固和边境安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西部地区基本以400 mm等降水量线形成了明显的内部分化，降水线以东的四川、重庆、陕西等三省在集聚人口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数据显著高于西部其他省区。
③中部地区：2002—2019年，该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和进出口占全国比重提高了4个百分点，粮食产量占比稳定在30%以上，联通东西部沟通南北方的基础设施大通道逐步贯通，吸引外资和承接产业转移能力不断加强。这使该地区经济增速持续高于全国，2019年达到7.4%，连续2年居四大区域板块首位。随着“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和“十纵十横”国家综合运输大通道建设的推进，中部地区作为国土开发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枢纽和联通地带的地位不断增强，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更加巩固，有潜力打造新时期国家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表2 2002—2019年中国四大区域板块主要指标占全国比重变化情况(%)

Tab.2 Ratio change of main index in four regions of China in 2002-2019(%)

地区 年份 GDP 第二产业
增加值		 进出
口额		 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		 粮食
产量		 自然保护区
面积		 高速公路
里程		 专利申请
授权量		 常住
人口		 国土
面积
东北地区 2002 9.49 10.36 4.80 10.53 14.59 6.35 10.31 8.08 8.4 8.3
2010 8.58 8.95 4.14 9.19 17.60 7.61 8.45 3.92 8.2 8.3
2019 5.10 4.48 3.88 8.04 20.80 8.91 8.51 3.27 7.7 8.3
东部地区 2002 54.50 55.42 88.95 52.45 27.04 6.31 43.76 70.04 35.6 9.5
2010 53.09 52.05 87.61 53.44 25.38 6.41 35.82 75.82 37.9 9.54
2019 51.88 51.62 80.43 51.10 23.53 5.41 28.59 71.46 38.6 9.54
中部地区 2002 18.82 19.30 2.93 19.60 30.63 3.20 23.03 10.47 27.9 10.79
2010 19.70 20.51 3.93 19.96 30.60 3.82 27.06 11.29 26.7 10.79
2019 22.20 23.71 6.89 22.12 30.08 4.01 25.29 14.21 26.5 10.79
西部地区 2002 17.18 14.93 3.32 16.60 27.75 84.10 22.89 11.41 28.1 71.37
2010 18.63 18.49 4.32 17.41 26.42 82.16 28.67 10.13 27.1 71.37
2019 20.82 20.19 8.80 18.74 25.58 81.67 37.61 11.66 27.2 71.37
④东部地区：2002—2019年，该地区的专利授权量持续超过全国70%，进出口总额超过全国80%，作为全国创新中心、开放中心作用始终稳固。2019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天津和浙江的研发强度已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研发强度，已步入创新驱动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阶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的发展质量进一步提升，2019年GDP分别达到8.5万亿元、11.6万亿元、23.6万亿元，合计占全国的43%。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创新驱动的“动力源”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4 “十四五”时期四大区域板块发展建议

4.1 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定位

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中部、东部四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通补充。2019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关于支持东北地区深化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四大区域板块的比较优势和新时代目标定位作出了明确部署。2021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在发展中促进相对平衡，对“十四五”时期四大区域板块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本文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新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地区间的发展从比拼增长速度，转换到提升质量，把自身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在合适的定位上明确路径，实现高质量发展、协同发展，形成国家发展整体合力。新发展阶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是简单地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重点是坚持新发展理念，既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合理分工，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又要全国一盘棋，注重区域间协调、协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实现人口分布、经济布局、生态环境、要素配置相协调。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既是从不平衡达成平衡的动态过程，也是在更高水平上达成平衡的过程。①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宜粮则粮、宜山则山、宜水则水，坚持适合什么就干什么，明确各地区目标定位。根据目标定位进一步细化政策单元，制定差异化政策，促进各地区分工协作更加清晰、优势发挥更加充分。②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完善先行先试政策，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动力源和发展增长极。③提高区域政策精准性和有效性，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支撑带。

4.2 新时代四大区域板块新的发展路径

按照“十四五”时期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定位，四大区域板块应立足不同的比较优势和目标定位，形成不同的发展路径。
①东部地区的发展重点是巩固创新和开放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打造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第一，发挥创新要素集聚优势，加快在创新引领上实现突破，推动东部地区率先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研发机构，布局5G网络、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支持发展数字经济，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第二，率先探索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消除歧视性、隐蔽性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第三，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打造对外开放新优势，率先建立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升级，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全球一流营商环境，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②中部地区以及西部、东北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重点是继续提升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和城镇功能，培育我国发展新的增长极。第一，培育现代化城市群，结合“十四五”时期人口、产业、城镇布局，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发展，培育壮大现代化城市群，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提升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水平，支持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建设。推动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和重要县城各司其职、协同发展，逐步由特大城市单点辐射向多节点多通道网络状经济区转变，提高大中小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第二，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现代流通体系，着力建设内陆地区开放高地，加快贯通沿江、京广等国土开发主通道，在长江、京广、陇海、京九等沿线建设一批中高端产业集群，积极承接新兴产业布局和转移，建设一批集聚发展、特色鲜明的产业平台和产业集群，畅通流通体系，承接产业转移，打造重要的综合制造业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
③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发展重点是巩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境安全和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地位，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撑带。第一，东北地区从维护国家国防、粮食、生态、能源、产业安全的战略高度，加强政策统筹，实现重点突破。西部地区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集中力量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补齐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短板。第二，围绕生态、粮食等重点领域，加大生态资源保护，做好政策措施系统集成协同，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与修复行动，畅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双向转化路径。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和产粮大县的奖补力度，稳定强化种粮补贴，完善耕地地力补贴、最低收购价政策、生产者补贴等支持政策，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第三，聚焦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链，改造传统优势产业，发展新兴特色产业，深化东西部协作和东北与东部对口合作，与东中部地区建立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对接机制，共同建设产业园区，大力发展“飞地”经济。第四，分类推进重点地区保护发展。坚持点状开发，面状保护，促进400 mm等降水量线西侧区域保护发展，多措并举支持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补齐民生短板。
④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各类要素在四大区域板块间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第一，建立健全区域战略统筹、市场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互助、区际利益补偿等机制，更好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同发展。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研究建立新时代国土空间和区域规划体系，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促进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增长极和支撑区。第二，总结发达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的区域政策调整经验，健全与常住人口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引导要素和人口稳步向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流动，促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建立粮食、生态和能源资源供给的引导性财税制度，形成受益者付费、生产者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良性局面，增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境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等方面的功能。第三，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设置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地方政府考核评价指标，实现人口分布、经济布局、生态环境、要素配置相协调，推动单纯的经济发展评价向现代化的综合绩效评价转变。

5 结论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和发展基础差异较大，这促使国土开发与区域发展形成显著的空间差异，而四大区域板块是中国区域政策实施的基础。新世纪以来，四大区域板块的经济增速形成三个显著阶段：2001—2007年东部地区融入全球化造就了其经济增速领先，2008—2013年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复苏促使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速进入领先时期，2014—2019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部分地区经济增速陷入低谷阶段。2010—2019年，四大区域板块人均实际GDP增速总体上呈现稳中趋缓态势，其中东北地区的波动下降趋势明显。2002—2010年四大区域板块间存在明显的σ收敛，而2010—2019年期间的σ收敛不明显。2002—2019年，四大区域板块的实际GDP增速和人均实际GDP增速均存在绝对β收敛，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实现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同时，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实现了重塑和转换，东北地区的粮食、生态等功能优势明显提升；西部地区的生态、开放等功能优势得到增强，中部制造业基地、交通枢纽、粮食生产基地不断巩固，东部创新中心、开放中心、经济中心的优势不断加强。“十四五”期间，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农则农、宜粮则粮、宜山则山、宜水则水，东部地区重点优化创新和开放举措，提升竞争力，培育创新动力源；中部和川渝陕等西部重点地区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城镇功能，打造发展增长极；东北和西部地区重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和重点区域发展，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支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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